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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父母的老屋,我只是故乡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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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道荣

老家亲戚的孩子结婚,邀请他去喝喜酒。他欣然应允。

回到了故乡,从车站走出来,他却有点恍惚了,喜宴是明天,他不知道是直奔亲戚家好,还是该先找个酒店住下,明天再赶过去?

这是母亲过世后,他第一次返乡。父亲早年就过世了,3年前,母亲也走了。

办完母亲的丧事,他在县城的妹妹家小住了几日。临别时,妹妹对他说:“哥,以后回来你就上我家住吧。”当时他点点头。

但是,当他再次回来,站在熟悉却又陌生的车站出口,他忽然发觉,自己不知道该往哪去了。

以前当然不是这样。

父母在时,每次回来,不管多晚,他都不担心,他会打个车,直奔县城20里外的家,那个他从小长大的乡村。

有时候,他会提前告诉父母他要回来;有时,他也会忽然就出现在了家门口,让父母又惊又喜,嗔怪他搞突然袭击。

也有时候,他并不急于回家,先到县城的妹妹家歇个脚,然后,再和妹妹全家,一大帮子人,浩浩荡荡地回乡。

一到村头,就看见了手搭额头眺望的老母亲,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脚,天知道她从几点就站在村口了,一定是妹妹提前告诉了老母亲。

每次这样兴师动众地回来,陈旧的老宅,忽然被人声塞满,兴奋得吱吱作响。老宅只在他们回来时,才再一次呈现出欢乐、饱满的样子。

这才是他熟悉的老宅的味道,家的味道。

但这一次,他恍然不知去处。

他自然还可以像以往那样,先到妹妹家去。他和妹妹很亲,妹妹的儿女也和他这个舅舅很亲,但是,那终归是妹妹的家。

以前落个脚,甚至小住几日,都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有自己的家的——父母在家里等着他,他随时可以回家。

现在,再去妹妹家,就只能住那儿了,而不是中转一下,他真正成了一个借居的客人。想到这里,他突然提不起兴致去妹妹家。还是先回老屋看看吧。

他在心里,用了老屋这个词,而不是家。父母不在了,那里也不是家了。

他叫了辆车,回到老屋,对司机说,你在路边等等我,我还要回城的。老屋的一个墙角,已经坍塌。母亲去世后,他和妹妹们将母亲的遗物整理好,锁上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绕着老屋转了几圈,残破的老屋,和心中那个家,一起坍塌一地。

在村口,他遇见一位邻居。邻居说:“回……”话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变成了邀请:“要不,上我家坐坐吧。”

他谢了乡邻,那一刻,他意识到,对这个从小长大的村庄来说,他是客了。

他乘车回了城,入住一家酒店。

犹豫了一下,他还是给妹妹打了电话,告诉她,他在县城,住在某某酒店。妹妹嗔怪说:“住什么酒店,咋不来家里住?”他讪笑无语。妹妹又说,“那你过来吃晚饭吧”。他答应了。

在妹妹家楼下,遇见了买菜回来的妹妹。邻居看看他,对妹妹说:“家里来客了?”妹妹立即说:“什么客,我哥!”

妹妹的话,让他感动,可是,他知道,那个邻居说的没错。

在妹妹家,他是客;在故乡,他也是客。

那天晚上,他喝了不少。回到酒店,迷迷糊糊接到儿子的电话,儿子问:“爸,你明天在家吗?我们回家来哦。”他告诉儿子:“我回老家了,但是,你妈在家呢。”

放下电话,他泪流满面。

在家乡,他已是客了。但是,只要他在,妻子在,远方的家就还是儿子的家呢!

大数据图解美国华人高端人才(总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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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硅谷老七

截止到2019年,在美华人大约550万,54%成年华人有大学文凭,51%华人从事专业技术、管理等工作。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文理院四院华人院士共约300余人。中国985高校毕业校友20多万在美国高科技企业或高校机构工作,在美高层次科技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众多干货数据详见本文!

1、美国华人人口概况

人口现状

美国华人广义指具有华人血统(包括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地区华人)的美国籍公民、永久居民或其他住民。根据Pew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和推算,截止到2019年,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大约550万,占美国总人口1.67%,亚裔总人口25%左右。

过去改革开放40年来,到美国的学习,工作和居住的华人人数增长迅速,从2000年的287万,到2010年的401万,到2019年的预估的550万。 华人已成为美国亚裔中最大的族群,并在当地经济和科技发展中做出相应的贡献,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美国华人人数总数(2018和2019是预估,包括自称台湾裔的人士)

 

持学生签证的中国大陆公民大约37万,另外,也有不少人通过其他渠道来到美国工作和生活。另外,根据2019 Open Doors 报道,台湾、香港和澳门分别有23469,6917和558 名在美国留学。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
年度 人数 增幅(%)
2015/16 328,547
2016/17 350,755 6.8
2017/18 363,341 3.6
2018/19 369,548 1.7
    虽然媒体报道,美国对留学生的签证收紧,但是中国大陆到美国就读的学生仍然在增加,毕竟美国是世界当之无愧的头号经济大国,科技大国和教育大国,是留学生的首选地区。

出生来源

根据2015年的数据,本土出生的华人(ABC)占37%,大约63% 的华人出生在美国本土以外。
在出生于美国本土的华人中,53.8%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两个州,这两个州是华人最集中的地方。出生于美国境外的华人(移民)中, 其中 59.9%来自于中国大陆,15.9%来自中国台湾, 9.4% 来自中国香港,15. 根据2015年的数据,本土出生的华人(ABC)占37%,大约63% 的华人出生在美国本土以外。
在出生于美国本土的华人中,53.8%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两个州,这两个州是华人最集中的地方。出生于美国境外的华人(移民)中, 其中 59.9%来自于中国大陆,15.9%来自中国台湾, 9.4% 来自中国香港,15.3%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大陆华人比例近些年日益增长。3%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大陆华人比例近些年日益增长。

代际分隔

总的来讲,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比较有限, 难以使用汉语深度交流。成年以后再到美国的移民,对美国本土的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先天不足。

而“1.5代”移民现象是那些出生于美国之外,在10-16岁期间移民美国的人群。第一代移民通常与主流社会存在不少隔阂,而“1.5代”移民因其在语言能力、社会生活诸方面都较早并很好地融入了主流社会,同时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基本到位。“1.5代”代表人物包括李开复(原微软和谷歌高管,创新工场创始人),李飞飞(AI专家,斯坦福教授),童士豪(知名投资人)、杨致远(雅虎的创始人和阿里巴巴的投资人),蔡崇信 (阿里的二号功臣) 。一些人已经不在美国居住或不是美国公民,但是成家立业在美国。1.5代是独特的教育培养环境,感兴趣者可以在后台留言。

聚集区域

下图是华人在美国各个州分布示意图,在东西两岸比较集中。

下图则是华人居住人数排名前8大地区(2015年数据统计,可能并不完整);在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地区,都有50~70万华人居住在那里,包括中国城, 难怪国内朋友们来到这里,感觉不到像是海外。

移民背景

下图则是华人移民的背景信息。大概30%是职业移民 (一般留学生的渠道),37%是直系亲属移民,20%是非直系亲属移民,13%是Refugees and Asylees 背景。

教育背景

华人移民受教育的程度呈现高低两极分化状态。

一方面,25岁以上的华人持大学文凭比率为54%,远高于美国30%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华人移民中高中以下学历者占36%,高于全部亚洲移民的29%。这部分华人通常从事餐饮、日货等服务业,在美中餐如此受欢迎离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感谢在美华人展示勤劳、善良等中华传统品德,这里必须点赞!

职业背景

美国华人最钟情的职业是综合管理、专业技术及相关行业,占从业人口的51%,虽低于美籍印度裔的62%,但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38%。

美国华人第二大职业领域是商业营销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占从业人口的22%。

华人第三大职业领域是服务行业,占从业人口的18%。

2、美国华人高端人才

华人诺贝尔奖(现居美国)

1.李政道(93岁)

2.丁肇中(83岁)

3.崔琦 (80岁)

4.朱棣文(71岁)

注:杨振宁教授已定居国内;钱永健教授于2016年8月逝世,高锟教授于2018年9月逝世;

美国国家科学院与工程院华人院士

美国科学院华人院士80余人,大家比较熟悉的有李政道、朱棣文、丘成桐等; 美国工程院华人院士约140人,譬如崔琦、胡正明、戴宏杰等。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文理院四院华人院士约300余人。过去几年来,每年新增选的华人院士大约6~15名。

沈志勋,出生于浙江温州,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斯坦福大学物理科学讲席教授,斯坦福大学SLAC国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他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同时也是成功的企业家(多家科技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和成功的投资人。他的照片在后面显示。

在美名校华人教授人数

名校是培养高端人才的重要基地。在美国的七大名校,每个学校都有数十位华人教授,以下是华人比较集中的学科(理工,医学,经济商务等)领域中,华人教授人数分布。

近些年,不少美国华人著名教授回国发展,譬如原清华大学副校长,现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博士、北京大学饶毅教授等。当然,其中也有海归后又回流美国的华人教授,譬如回清华任教后又回归普林斯顿大学的美女教授颜宁(2019新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这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整体科技教育实力的提升。

总的来讲,华人教授招收的中国学生比例相对高一些。这些教授,虽然在海外,还是为培养华人人才贡献巨大。斯坦福大学教授,化工系主任鲍哲南院士的团队,亚裔面孔估计2/3. 鲍哲南也是中国“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委员会委员,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活跃。

对中国人才的培养,海外华人教授和其他科技精英的贡献不可取代!明显的道理,这里再重复一遍!
硅谷科技企业家
相对印度裔,华人在美国的政治,科技,教育和商业发展有些逊色,但仍然有一些让华人引以为荣的人物,独领风骚。

谢青, Netscreen和Fortinet的创始人,他是“四高”代表:学历高(清华和斯坦福校友);事业成就高(两个上市公司的创始人,美国工程院院士);社会成就高(华人精英机构“百人会”成员和2018年会共同主席);身材高(目测1.93m)。 下图是斯坦福大学、美国敦煌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的一个艺术研讨会。前排右四是谢青,他的物理“高度”显而易见。谢青的左侧是沈志勋教授,再左边是斯坦福艺术系讲席教授谢晓泽夫妇,左四是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博士,左五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院长的胡钰博士。

袁征Eric S. Yuan,视频会议软件提供商ZOOM的创始人兼CEO, 被Glassdoor 评为2018年最受员工拥护的CEO第一名, 无疑也提升了华人的正面形象。ZOOM 在2019年4月上市,现在市值大约200亿美金,其产品是许多科技商务人士的亲密伴侣。下图是袁征与GGV纪源创投管理合伙人童士豪 (Hans Tung,上文提到的1.5代华人移民的榜样)使用ZOOM做的远程对话情景。

政界精英

华人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不大,现在有三位国会议员(Judy Chu, Ted Lieu, Grace Meng)和一个内阁部长(Elaine Chao赵小兰)。较为知名的也有骆家辉(Garry Locke 原华盛顿州长,商务部长,驻华大使),以及民主党总统参选人Andrew Yang. 从2013年开始,大陆移民越来越关心参与政治和社区活动。华人社区本身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除了在文化教育领域比较有共同看法以外,其他方面的观点难免有左有右,但只要有利于提升华人正面形象,符合本地法规和习俗,都应该给予支持(也许可以成立一个华人形象党,毕竟华人有个共同的形象)。近来,许多华人支持Andrew Yang竞选总统,其主要原因是,他给美国社会带来华人也有领导魅力的正面形象。

其他行业精英

在美国,最家喻户晓的华人也许是甄文达Martin Yan. 他出生于广东,13岁移居香港,随后到北美留学生活,他在加拿大和美国主流电视台主持烹调节目“Yan Can Cook”(中文翻译“甄能煮”)和其他类似节目大约3000集,跨度将近40年,成为首位成功将中国饮食文化传播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

陆怡颖,国际知名品牌设计专家和创新引领者, 她为多家世界著名企业做过成功的设计,简洁美观,富有内涵,恰如其分地融合东方与西方,科学与艺术。当中国制造实力接近国际水平的时候(笔者给打80分), 其品牌实力也许只有30分, 需要通晓东西文化的人才(品牌行业的朋友,拍砖轻一点,这说明品牌行业更有发展前途)。 本文留言部分有关于陆怡颖的视频介绍。

 

在增加中国人软实力,提升华人形象方面,多元化的人才也非常有意义!

3、美国的中国高校校友概况

下图是中国的知名高校在美国的数据,源于 LinkedIn 的数据库。实际数据应该比LinkedIn上的数量多 30~50% (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行业不注册LinkedIn 账号, 一些人不提供学校信息)。

据不完全统计,39所985高校校友在美约有20万人,本次调研通过地域分布,行业分布,职位层级分布,名企分布,技能分布,以及工作经历这几个维度来进行,并且所有的数据都基于500人以上的大公司。

——数据来自于LINKEDIN(领英)。

A.地域分布


高层次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大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

B.行业分布


从行业分布来看,大部分985高校人才在美从事高新技术行业,计算机软件、半导体硬件以及金融地域分布比较明显。另外在美从事高校教育以及科研工作的985毕业生也非常多。

C.职位层级分布

其中绝大部分在美华人人才是高级工程师或主管,占约61%。公司高管(CXO, VP, Owner以及Partner)相对较少占12%。

D.名企分布

许多985高校留美校友毕业后选择了去微软、谷歌、亚马逊以及苹果等知名企业工作。上图是就业企业排名前20强!

E.技能分布

大部分985高校留美校友毕业后从事计算机互联网行业, 计算机相关技能,数据算法等相对普遍集中。上图是在美华人科技人士技能关键词前20强,包括Matlab、C++、Python、Java、C等。

F.工作经历

上图是在美科技界华人按工作年年限人数分布(仅根据LinkedIn数据,横轴单位是年);进一步,下图以5年为一区间进行人数统计,不难发现,2000年后留美华人还是主流(工作在15年之内),这也说明了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出国留学变得越来越便利。

“985” 部分高校毕业生在美做什么?

下图给出,国内985高校在美校友就业领域分布(单位:人数):

进一步地,上图是领域分布比例图,前3名分别如下:

Engineering 23%

Research 20%

Education 10%

不难发现,工程研发类还是占绝大多数。吸引更多在美工程和研究人员在中国创新创业,必将对科研发展、产业升级起到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AI华人资深人才统计

AI 是近年科技发展的热点,这里以相关的AI技术关键词,分享一下中国“985”高校校友中资深AI人才分布!

注:以上所有图表数据信息主要是根据网络信息、领英数据和建模分析得到,仅供参考,如有不精确之处望理解!感谢硅谷海纳百川创新中心,清控TIE创新走廊的合作!

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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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


Rob Portman, Chairman Tom Carper, Ranking Member

 

 

I. EXECUTIVE SUMMARY
American taxpayers contribute over $150 billion each year to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entities like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and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s National Labs, taxpayers fund innovations that contribute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profoundly change the way we live. America built this successful research enterprise on certain values: reciprocity, integrity, merit-based competition, and transparency. These values foster a free exchange of ideas, encourage the most rigorous research results to flourish, and ensure that researchers receive the benefit of their intellectual capital. The open nature of research in America is manifest; we encourage our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to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In turn, America attracts the best and brightest. Foreign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jus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me countries, however, seek to exploit America’s openness to advance thei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The most aggressive of them has been China. China primarily does this through its more than 200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the most prominent of which is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Launched in 2008,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incentivizes individuals engaged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ransmit the knowledge and research they gain here to China in exchange for salaries, research funding, lab space, and other incentives. China unfairly uses the American research and expertise it obtains for its own economic and military gain. In recent years, federal agencies have discovered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who downloaded sensitive electronic research files before leaving to return to China, submitted false information when applying for grant funds, and willfully failed to disclose receiving money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U.S. grant applications.

This report exposes how American taxpayer funded research has contributed to China’s global rise over the last 20 years. During that time, China openly recruited U.S.-based researchers, scientists, and expert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to provide China with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 in exchange for monetary gain and other benefits. At the same time,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grant-making agencies did little to prevent this from happening, nor did the FBI and other federal agencies develop a coordinated response to mitigate the threat. These failures continue to undermine the integrity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enterprise and endanger our national security.

* * * *

China aims to be the world’s leader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by 2050. To achieve its S&T goals, China has implemented a whole-of-government campaign to recruit talent and foreign exper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hina’s campaign is well financed.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by the FBI, China has pledged to spend 15 percent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n improving human resources from 2008 to 2020. That amounts to an investment of more than $2 trillion.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s not about advancing science, it is to advance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Foreign trained scientists and experts provide China access to know-how, expertise, and foreign technology—all necessary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While China has created and manages more than 200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is report focuses on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China designed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to recruit 2,000 high-quality overseas talents, including scientists, engineers, entrepreneurs, and finance experts. The plan provides salaries, research funding, lab space, and other incentives to lure experts into researching for China. According to one report,
by 2017, China dramatically exceeded its recruitment goal, having recruited more than 7,000 “high-end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several Nobel laureat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Party”) plays a lead role in
administering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The Party recognized the need to control overseas talent recruitment efforts to ensure the program served its priorities. The Party created a “complex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nd oversight to coordinate its
recruitment efforts.” The Party is able to “exert exceptional” levels of control over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and other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o ensure control, Thousand Talents Plan members sign legally binding contracts.

Contracting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ousand Talent Plan members sign legally binding contracts with Chinese institutions, lik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contracts can incentivize members to lie on grant applications to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set up “shadow labs” in China working
on research identical to their U.S. research, and, in some cases, transfer U.S. scientists’ hard-earned intellectual capital. Some of the contracts also contain nondisclosure provisions and requi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mission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giv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gnificant leverage over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These provisions are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U.S. research community’s basic norms, values, and principles. Annexed to this report are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contracts that illustrate exactly what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agree to when they become members.

Case Examples. This report includes selected examples from U.S. grant making agencies involving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For exampl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removed 30,000 electronic files before leaving for China, submitted false information when applying for grant funds, filed a patent
based on U.S. government-funded research, and hired other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to work on U.S. national security topics. One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 stole proprietary defens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U.S. military jet engines, and others have contractually agreed to give Chinese institution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at overlapped with research conducted at U.S. institutions. Annexed to this report are case examples provided by several federal agencies.

Talent Plans Go Underground. Following public testimony and U.S. government scrutin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arted deleting online references to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in October 2018. For example, China deleted news articles featuring Thousand Talents Plan members, Chinese universities stopped promoting the program on their websites, and the official Thousand Talent Plan site deleted the names of scientist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instructed talent recruitment organizations that “the phrase ‘Thousand Talents Plan’ should not appear in written circulars/notices.” Despite this censorship,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continue.

* * * *

The Subcommittee reviewed seven federal agencies’ efforts to mitigate the threat that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pose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including U.S.-funded research. While China has a strategic plan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researchers, scientists, and the U.S. private sector, the U.S.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combat this threat.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funds approximately 27
percent of all federally funded basic research at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eading to 12,000 annual awards to more than 40,000 recipients. In light of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misappropriation of NSF funding, NSF has taken several steps—albeit insufficient ones—to mitigate this risk. As of July 2019, NSF policy prohibits federal employees from participating i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but the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NSF-funded researchers. These NSF-funded researchers are the individuals mostly likely to be members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e NSF also does not vet grantees before awarding them funding. Instead, NSF relies on sponsoring institutions to vet and conduct due diligence on potential grantees. NSF has no dedicated staff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NSF grant terms.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invests over $31 billion annually in medical research through 50,000 competitive grants to more than 300,000 researchers. NIH has recently found instances of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committing grant fraud and transferr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property. It also found possible malign foreign influence in its peer review process. NIH has attempted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but significant gaps in NIH’s grant integrity process remain. Much like the NSF, NIH relies on institutions to solicit and review disclosures of financial conflicts by its employees participating in NIH-funded research. Unlike the NSF, the NIH has a Division of Grants Compliance and Oversight that conducts site visits at institutions to advance compliance and provide oversight. The number of oversight visits to institutions has fallen from 28 in 2012 to only three last year. NIH officials remain concerned that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are more pervasive than what they have uncovered to date.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Energy”) is the largest federal sponsor of basic research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Energy awards $6.6 billion in grants and contracts annually that support over 25,000 researchers at over 300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Labs. Energy’s research funding and prominent role in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ke it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ergy has recently identified Thousand Talent Plan members working on sensitive research at National Labs and Thousand Talent Plan members with security clearances. Energy has been slow to address vulnerabilities surrounding the openness of its National Labs and its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with the 35,000 foreign nationals who conduct research at the National Labs each year. For example, in December 2018, Energy began requiring all foreign nationals’ curricula vitae be included in Foreign Visits and Assignments requests to Energy facilities as well as in the Foreign Access Central Tracking System database. Despite 30-year old federal regulations prohibiting U.S. government employees from receiving foreign compensation, Energy clarified only this year that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are prohibit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e State Department (“State”) issues nonimmigrant visas (“NIV”) to foreign nationals seeking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work, or conduct research. It is on the front line in the U.S. government efforts to protect again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d illicit technology transfers. While State has a process to review NIV applicants attempting to violate export control laws, State’s authority to deny visas is limited. State’s review process leads to less than five percent of reviewed applicants being denied a visa. Nor does State systematically track visa applicants linked to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even though some applicants linked to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have engaged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s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conducts assessments of defense-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administers export controls of dual-use items which have both military and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Commerce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issuing deemed export licenses to firms that employ or host foreign nationals seeking to work on controlled technology projects. The Subcommittee found that Commerce rarely denies a application for a deemed export license. Commerce’s denial rate in 2018 for deemed export licenses was only 1.1 percent. Commerce officials told the Subcommittee that it has not revoked a deemed export licens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despite the recent listing of new entities on Commerce’s Entity List that require additional scrutiny. Commerce issued deemed export licenses to Chinese nationals who participated i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had ties to Huawei, and were affiliated with other concerning entities.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protects the United States from foreign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and espionage. The FBI, however, has recognized that it was “was slow to recognize the threat of the Chinese Talent Plans.” It was not until mid-2018, however, that FBI headquarters in Washington, D.C. took control of the FBI’s response to the threat. Moreover, after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suspected talent plan participants, the FBI waited nearly two years to coordinate and provide those details to federal grant-making agencies. This delay likely prevent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rom identifying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who engaged in illegal or unethical grant practices or the unauthorized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he FBI has yet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nationwide strategy to warn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laboratories, and the broader public of the risks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 has formal authority to convene all research funding agencies on matters of policy through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OSTP formally established a joint committee in May 2019 to begin a policy review to coordinate efforts to adopt best practices acros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mitigate foreign exploitation of the U.S. open innovation system. This review is intended to develop a longer-term strategy for balancing engagement and risk without stifling innovation. The U.S. government’s vast and varied array of grant-making agencies complicates this policy review.

* * * *

As American policy makers navigate an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t is not in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 to fund Chin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with taxpayer dollars.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including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undermine the integrity of our research enterprise and harm our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U.S. universities and U.S.-based researchers must take responsibility in addressing this threat. If U.S. universities can vet employees for scientific rigor or allegations of plagiarism, they also can vet for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nd foreign sources of funding. If U.S. researchers can assess potential collaborators’ research aptitude and their past publications, they should know their collaborators’ affiliations and their research intentions.

The U.S. academic community is in the crosshairs of not only foreign competitors contending for the best and brightest, but also of foreign nation states that seek to transfer valuable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ste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look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guidance and direction on mitigating threats, the U.S. government must provide effective, useful, timely, and specific threat information and tools to counter the threats.

Based on this investigation, the Subcommittee finds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failed to stop China from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U.S. taxpayer funded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Nor do federal agencies have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combat this threat.

The Subcommittee’s Investigations
This investigation continues the Subcommittee’s examin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volving China. During the 115th Congress, the Subcommittee highlighted China’s leading role in the opioid crisis by investigating how illicit opioids like fentanyl are shipped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mail. The Subcommittee held an initial oversight hearing on May 25,
2017, titled Stopping the Shipment of Synthetic Opioids: Oversight of U.S. Strategy to Combat Illicit Drugs. On January 25, 2018, the Subcommittee held a second hearing and issued a bipartisan report titled Combatting the Opioid Crisis: Exploiting Vulnerabilities in International Mail. On October 24, 2018, the President signed into law the Synthetic Trafficking & Overdose Prevention Act (“STOP Act”), legislation designed to assist law enforcement in identifying and stopping fentanyl being shipp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urrent 116th Congress, on February 28, 2019, the Subcommittee held a hearing and issued a bipartisan report titled China’s Impact on the U.S. Education System. The Subcommittee examined China’s propaganda efforts at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unds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hires Chinese teachers to teach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sses to students and non-student community members. Confucius Institute funding comes with strings that can compromise academic freed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roves all teachers, events, and speakers. Some U.S. schools contractually agree that both Chinese and U.S. laws will apply. The Chinese teachers sign contract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edging they will not damage Chinese national interests. The Subcommittee found that these limitations export China’s censorship of political deb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even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rom discussing topic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lieves are politically sensitive.

Next, the Subcommittee turned to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e Subcommittee focused specifically on China’s most prominent plan,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The Subcommittee reviewed documents, received briefings, or interviewed individuals from the following agencies: Office of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epartment of Stat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Department of Energy;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Subcommittee also met with member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Land Grant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 Chinese American advocacy group, and the JASON independent 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II. FINDINGS OF FACT AND RECOMMENDATIONS
Findings of Fact

1) China seeks to become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world
leader by 205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levated the importance of S&T as a key national strategic goal in 2006. China seeks to become an “innovative country” by 2020 and an S&T world leader by 2050. To accomplish its goals, China systematically targets critical technologies and advanced S&T capabilities as a way to enhance national strength and achieve Chairman Xi Jinping’s goal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2) China prioritizes military-civilian fusion as a national goal. In 2016, Chairman Xi designated a policy known as Military-Civilian Fusion (“MCF”) as a national strategy. MCF seeks to pool talent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o jointly develop technologies, conduct research, and attract talent that mutually reinforces both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sectors. MCF blurs the
lines between China’s defense and civilian sectors, enabling China to
continu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while obfuscating that this collaboration also assists in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3) China aggressively recruits overseas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China has a coordinated global campaign to recruit overseas S&T experts as part of its S&T strategy. These experts provide access to know-how, expertise, and foreign technology—all necessary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Chinese recruitment efforts also
have begun to reverse China’s brain drain, as more Chinese students than before are returning to China after studying abroad.

4)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TTP”) is China’s most prominent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Launched in 2008 and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TTP recruits thousands of high-quality overseas talents. As of 2017, China reportedly has recruited 7,000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The TTP targets U.S.-based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regardless of ethnicity or citizenship, who focus on or have access to cutting-edg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The TTP is just one of over 200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over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ble to “exert exceptional” levels of control. In response to U.S. government scrutiny, China has attempted to delete online references to it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and reportedly instructed Chinese institutions on how to avoid additional U.S. scrutiny.

5) TTP employment contracts violate U.S. research values. TTP
members sign legally binding contracts with Chinese institutions that contain provisions that violate U.S. research values, including non-disclosure provisions related to their research and employment with Chinese institutions. The contracts require TTP members to undermine fundamental U.S. scientific norms of transparency, reciprocity, merit-based competition, and integrity. Fundamentally, these contracts incentivize TTP members to put China’s interests ahead of U.S. institutions.

6) Chinese talent plans target unrestricted, basic research. China seeks access to non-public fundamental research to accelerate it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t the U.S. taxpayer’s expense. The U.S. government may restrict some research for proprietary or national security reasons but as fundamental research is generally designed to be openly shared,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have limited means to thwart China’s extralegal activities.

7) TTP members have willfully failed to disclose their TTP
membership. Some TTP members willfully failed to disclose their affiliation with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o U.S. institutions and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In some cases, TTP members received both U.S. grants and Chinese grants for similar research, established “shadow labs” in China to conduct parallel research, and stole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property. U.S. government agencies also discovered that some TTP members used their access to research information to provide their Chinese employer with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early stage research.

8) Federal agencies are not prepared to prevent China from
transferring taxpayer funded research and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U.S. government was slow to address the threat of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leading to U.S. government grant dollars and private sector technologies being repurposed to support Chin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goals. Though some federal agencies have begun to take ac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lacks an effective interagency strategy and continues to
have shortfalls in its processes to mitigate the threat that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pose.

9) Federal grant-making agencies lack standards and coordination.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such as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each require grant applicants to use different forms and processes to apply for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grants. This increases administrative burdens on researchers applying for grants from multiple federal agencies. It also complicates effective grant oversight of the more than $150 billion in U.S. funding awarded annually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0)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policies o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differ. For example,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s new policy effectively bans both employee and contractor participation i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e NSF’s new policy, however, only applies to NSF employees, but not researchers. These differences can complicate the research communi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scope and scale of the problem.

11) The NSF does not have a compliance office to perform grant
oversight functions. Instead, the NSF relies on the institutions submitting grant applications and the NSF Inspector General to conduct due diligence, vetting, and oversight. The NSF’s policy on participation i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does not extend to the more than 40,000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that receive U.S. funding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2) The NIH awards over $31 billion annually in medical research in 50,000 competitive grants to more than 300,000 researchers. The NIH has not issued new policies addressing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Instead, it relies on existing policies regarding conflict of interest,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nd disclosure of outside support. The NIH is conducting additional oversight of potential links between federal funding and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As part of that process, it identified at least 75 individuals potentially linked to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at also served as peer reviewers.

13)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Energy”) is the largest federal sponsor of basic research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funding $6.6 billion in grants and contracts that support over 25,000 researchers at over 300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Labs. Energy’s research funding and prominent role in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ke it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spite 30-year old federal regulations prohibiting
U.S. government employees from receiving foreign compensation that conflicts with their official duties, Energy clarified only this year that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are prohibit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foreign talent plans.

14)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Commerce”) granted deemed export licenses to Chinese nationals associated with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Chinese military affiliated universities, and other entities on Commerce’s entity list. The entity list includes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who have engaged in activities that could result in an increased risk of the diversion of exported, re-exported, and transferred items to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programs.” The list also includes “activities contrary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or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Commerce is responsible for issuing deemed export licenses to U.S. firms that employ or host foreign nationals seeking to work on controlled technology projects. Commerce rarely denies deemed export license applications, denying only 1.3 percent in 2018.

15) The FBI recognized that it and other federal agencies were “slow to recognize the threat of the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until recently. Despi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blicly announcing in 2008 its intent to recruit overseas researchers with access to advanced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FBI’s headquarters in Washington D.C. did take control of the response to the threat until mid-2018. The FBI took nearly two years to coordinate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identifying potential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participants to federal grant-making agencies. The FBI has yet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nationwide strategy to warn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laboratories, and the broader public of the risks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16)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on the frontline in the U.S. government
effort to protect again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d illicit
technology transfers. While State has a process to screen for nonimmigrant visa applicants attempting to steal sensitive technologies 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te’s authority to deny visas is limited. This results in a denial rate of less than five percent of all visa applicants reviewed. State also does not make available visa applicant files and 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to U.S. law enforcement in easily accessible formats to assist
national security investigations.

17) The White House’s OSTP launched an effort in May 2019 to
coordinate interagency work related to improving the safety,
integrity, and productivity of research settings. Currently, federal
grant-making agencies’ policies and processes are not standardized or uniform. These differences complicate the grant process for applicants, stifle U.S. law enforcement’s ability to investigate grant-related crimes, and frustrate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ability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grant spending.

Recommendations

1) Federal agencies must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combat both illegal and extralegal transfers of U.S. intellectual capital. China uses illegal and extralegal mechanisms to acquire 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earch, and sensitive technologies. Federal agencies should work with the U.S. research community to balance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while securing U.S.-government funded research.

2) Federal agencies should declassify and disseminate more
information o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rom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nd federal grant-making agencies will help define the scope and scale of the problem so that U.S. research institutions can effectively mitigate risks associated with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3) While taking steps to better protect research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gress and the Executive Branch should reaffirm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foreign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Congress should provide stable and sustained funding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sponsored by federal agencies and support programs aimed at keeping scientists and their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4)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members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must better tailor engagement with the U.S. research community to ensure that threat information is accessible and actionable. The FBI should develop a cohesive strategy to ensure outreach by its headquarters and 56 field offices is effective, consistent, and timely.

5)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should harmonize the grant proposal process and standardize reporting requirements for disclosing all foreign conflicts of interest, conflicts of commitment, and all outside and foreign support. Standardization and harmonization will reduce the administrative burden o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pplying for federal research funding and promote data sharing across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A government-wide standard should require documents be machine readable to encourage automation to assist with identifying grant fraud.

6) The U.S. research community should establish a “Know Your Collaborator” culture. U.S. research institutions should establish best practices in monitoring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with foreign nationals and determining whether such collaboration adheres to U.S. scientific research values,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research integrity. U.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lso should investigate and adjudicate allegations of failures to disclose conflicts of interest, commitment, or other outside support.

7)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should implement a compliance and
auditing program to ensure grantees accurately report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conflicts of commitment. Congress should provide adequate resources to support agency compliance programs and inspectors general.

8)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conducting or funding U.S. government research should sha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grant recipients with access to U.S. government funding and research facilities. This information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as appropriate to foster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nd used by funding agencies to assess the qualifications of researchers.

9)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should ensure its interagency process for identifying emerging and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that are essential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es a review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As appropriate and necessary,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should add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and area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to its export control lists.

10) The State Department should identify any additional authorities needed to deny non-immigrant visas for individuals suspected of engaging in illegal or extralegal transfers of technolog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fundamental research. State also should include additional security related questions designed to detect foreign government sponsorship of research condu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ether the visa applicant intends to legally or illegally transfer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y on visa applications. State should automate security reviews of visa applicants for illicit transfers of technolog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fundamental research.

11)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sider updating NSDD-189 and implement additional, limited restrictions on U.S. government funded fundamental research. NSDD-189 was issued in 1985 and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policy that product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are to remain unrestricted to the maximum extent possible. Federal agencies must not only combat illegal transfers of controlled or classified research, but assess whether openly sharing some type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is in the nation’s interest.

12)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nd other relevant agencies should identify U.S.-based entities that serve as recruitment networks, platforms, or foreign government proxies that facilitate or broker in statesponsored talent recruitment. Additional investigations and publications are needed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eff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nd other relevant agencies should examine the extent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activity in the private sector for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related programs, including venture capital contests and entrepreneurial programs.

13)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should work with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ensure they have the necessary cybersecurity practices in place to reduce the risk of research data misappropriation.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other recipients of federal research funding should periodically demonstrate that they are adhering to cybersecurity best practices.

14) Grant-making agencies should not award U.S. funding to participants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absent full disclosure of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membership in any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

Resource:  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Reading Time: 2 minutes

作者: 朱学勤

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

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文 | 朱学勤

01

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近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学来的。

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了一个叫Academy的东西,柏拉图的Academy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与其他思想不同,尤其与中国人注重直觉与感性思维不同。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五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

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
欧洲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鸟瞰

02

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否则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结果,今天中国人都默认,说的东西往往不能做,做的东西往往不能说;闷声发大财。

但是西方学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是些什么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把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会少了一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有没有肚脐眼。

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可笑透顶,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它确立了一个信念: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寻找、可以证明、可以争出来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学就开始干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所以,西方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d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拉斐尔:《雅典学园》

03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

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

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腊历史上经过几次反复,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总是几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这个原因。

后来多利亚人崛起,当这块土地提供的粮食接近危险的极限时,他们受了腓尼基人贸易活动的影响,不再靠土地上的收获直接养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业、还有手工业,与外部的生产分工和相互贸易来实现生活的供给。他们的山上能够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这两种作物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酿成葡萄酒,榨出橄榄油,而他们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条件。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拿去跟别人换,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与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总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人情关系,通过道德,最后通过权力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如出一辙,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和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古希腊雕塑

04

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 Academy 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一点钱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

有一个故事,一个晚上泰勒斯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要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西方大学与中国大学有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拉斐尔的《典雅学派》与《孔子讲学图》做对比,看出两种大学的区别。

《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

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 Academy ,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当时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一位最有远见的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洪堡大学

05

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

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

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

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

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以色列这么牛?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再看看日本。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福泽谕吉

06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国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

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

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多久,只有几年时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新政权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

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07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

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本文来源:财经小报告 微信号: cjxiaobaogao

生活在美国:如果不被媒体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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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彩烟游士

人性有个特点,就是想听顺耳的话。在选择看新闻的时候,也是如此。正因为这个原因,每一个媒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观众群、听众群或者读者群。

美国的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自媒体、主流媒体和另类媒体。

自媒体就是推特、博文和油管之类的。在美国,谁都可以弄一个自媒体,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自媒体多半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般老百姓的自媒体没有什么人看,影响力极小。名人的自媒体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譬如说,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有6千5百万人关注。川普的每一条推文都有可能影响股市和世界局势。最有影响力的名人包括娱乐明星、体育明星和政客。

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是收看人数最多的媒体,大部分人的信息都是从主流媒体得到的。大家最熟悉的主流媒体包括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C)和后起之秀狐狸新闻网(Fox News)。美国的主流媒体以左倾的为多,如CNN, NBC, ABC和CBC都属于左倾媒体。右倾的主流媒体较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右倾主流媒体是狐狸台(Fox News)。

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是少数人创办,为少数人服务的媒体。另类媒体也分极左和极右,但本质很相似,很多都是关于阴谋论的假媒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假新闻(fake news)。美国的天然新闻(Natural News)是极左的另类媒体,信息战争(Infowars)则是极右的另类媒体。天然新闻散布的阴谋论包括疫苗和转基因。信息战争的阴谋论更是滑稽。譬如说,信息战争宣称911恐怖袭击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美国中小学的枪击案都是假的,电视上接受采访的老师和家长其实都是演员假扮的。

这三类媒体中,自媒体是追星族很重要的媒体。粉丝们整天眼巴巴地等着偶像发布新的信息和照片。另类媒体呢,偶尔看看倒也无妨,但如果相信其中的阴谋论,那慢慢地被洗脑了。在现实生活中,我还真遇见过特别相信阴谋论的熟人,其中一个男的相信艾滋病毒是美国政府培养的,专门用来感染黑人,企图将黑人种族灭绝。还有一个女的则对我说过好几次,希拉里杀死的人,已经有好几十个了,而且这些被希拉里谋杀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

主流媒体应该是获得新闻的主要渠道。如果光看左倾或者右倾的媒体,也很快就被洗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看的主要是CNN,后来发现CNN很多地方不可信啊!我发现被洗脑了!FOX 成立之后,我就不看CNN了,只看FOX。刚从CNN转到FOX的时候,我觉得FOX给人一种很清新的感觉,特别喜欢。又过了一段时间,发现FOX和CNN一样,也经常撒谎啊!我这才发现自己又被洗脑了!

我被骗了几次之后,就学乖了。阴谋论我是不相信的,自媒体的王婆卖瓜我也不太信任。看新闻,还是要看主流媒体,但不盯着一家媒体看。看新闻,特别是政治新闻,我是CNN和FOX都进去看一下。

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能遇见一些已被洗脑但尚不自知的人。这一个多月以来,主导美国新闻媒体的事件就是众议院展开弹劾川普的调查。我所在的几个政论微信群讨论最多的也是这事,川粉川黑吵成一团,飞沙走石,日月无光。虽说大家政见不同,但多数人都以事实为依据。其中一个自称不看主流媒体只看狐狸台的群友(他不知道狐狸台也是主流媒体),是个讨论的积极分子。他这两个星期一直在说,众议院的三个委员会进行的弹劾调查是非法的,因为没有经过全体众议员的投票表决。他还很自信地说,弹劾调查是民主党关起门来秘密举行,不允许共和党的众议员参与。群里其他温和的群友友好地指出:你错了,众议院对总统的弹劾调查,是宪法授予的权力,不需要经过全体众议员投票表决的。如果几个委员会发现足够的证据证明总统违法了,再由议长召集全体众议员,投票表决是否弹劾总统。另外,三个委员会举行“秘密”调查,这里的“秘密”,指的是不对公众开放,而不是禁止三个委员会里的共和党议员参加。事实是,司法、情报和外交三个委员会里的共和党众议员一直参与弹劾调查的听证会的。可是呢,这位群友就是不信,还不停地反问:既然弹劾调查过程中共和党是一直参加的,那他们为什么在10月23日要集体冲击众议院地下室的“密室”呢?显然,这位群友已经被狐狸台洗脑了。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主持人问一位共和党议员:你既然一直参与弹劾调查的,那为什么要冲击“密室”呢?这位众议员是这样回答的:我是参加听证会的。我冲击“密室”,是为其他共和党众议员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这位众议员没有告诉观众的事实是,不在三个委员会里的共和党议员是没有资格参与听证会的。不在三个委员会里的民主党议员,也同样没有资格参与听证会的。所以说,20几位共和党众议员集体冲击众议院地下室的“密室”,实际上就是一场闹剧,一场旨在误导美国人民的闹剧。

生活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有可能被洗脑。生活在新闻相对自由的美国,也有可能被洗脑。如果不想被洗脑,或者被洗脑的程度轻一点,那就要既看左倾媒体,也看右倾媒体。事情的真相,往往不在极左,也不在极右,而是在极左和极右的中间。

原载:文学城

重走白求恩路(9.13-9.2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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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lu

河北站

享利.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中国家喻户晓,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是一名加拿大人,著名的胸外科医生,国际友人,为了帮助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曾带领加拿大医疗队服务于西班牙,于1938年3月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抗日战争前线和后方医院救治护理中国军队的伤病员,1939年11月不幸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享年49岁。虽然在中国只有一年零八个月,但他在这短短的时间创建了第一个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延续至今的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石家庄),战地培训了大批医护卫生人员;第一次建立中国军队战地外科流动输血,在医学上具有极为重要意义,并以他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无数个伤病员和他们的生命。
当年白求恩大夫被埋葬在唐县,1949年他的遗体又被迁至河北省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并刻有汉白玉墓碑,塑有全身雕像,以供中国民众祭拜瞻仰。他是被中国政府树立雕像的第一位外国人,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后篇入中学课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白求恩大夫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北部一个小镇的牧师家庭,离多伦多市大约两小时车程。1976年中加建交后这栋房屋被加拿大政府买下作为国家历史文物和景区,供民众参观,拜访和游览,也是无数中国人到多伦多旅游的必去景点。

白求恩大夫出生在这座房子

创建加拿大白求恩协会
2007年由谷世安大夫创建的加拿大白求恩协会,Bethune Bai qiuen Canada Alliance(BBCA)至今已有十二年了,这是一个非营利的民间专业人士组织。这个协会的宗旨是传承诺尔曼.白求恩精神,促进中加两国的友谊,初衷是“重走白求恩路”,服务于需要帮助的地区和人们。现任会长约翰.杜克斯,加拿大心脏科专家,创会会长谷世安,加拿大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带领这个团队十几年来每年在加拿大不同城市组织各种筹款活动,带着爱心,医疗器械,简单药品和筹得的款项,走白求恩曾经走过的路,足迹已遍布了中国14个省包括白求恩大夫曾经工作过的河北山西陕西,以及多个贫困边远地区和那里的百姓,被他们的精神和善举所感动,今年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协会。

创会会长谷世安医生(右一)和会长约翰.杜克斯医生(右二)

加拿大温哥华的筹款活动


9月14日,来自加拿大温哥华,温尼伯,多伦多的部分会员在中国北京机场第三航站楼的九龙壁前会合,一行十一人开始了第十一次“重走白求恩路”的第一站_河北行。

河北省唐县曾是白求恩在1938年至1939年间在晋察冀边区的后方医院工作过的.也是他逝世的地方,加拿大白求恩协会会员曾数次来到这里,参观祭拜这位国际友人。
9月15日,协会成员首先参观了唐县白求恩纪念医院,在任26年的吴立国院长带团队成员参观了口腔科,妇产科等优质服务科室,又与各科骨干座谈,并相互交换了合作交流意向。

唐县白求恩纪念医院

杜克斯会长和吴立国院长

随后我们参观了在唐县的白求恩墓园和白求恩纪念馆…对他在战区和后方艰苦的条件下忘我的工作,呕心沥血,在一次救治伤员的手术中不慎割破自己的手指,感染至败血症而不幸逝世,我们深表缅怀和敬意。

 

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是革命老区,是中国第一块敌后抗日核心区域,也是中央政府进京成立新中国前的根据地,聂荣臻元帅当年领导晋察冀居民在这里长达十年之久。
抗日战争时期的“八一”小学是为中国军队前线指挥员留在后方的孩子们所建的,城南庄的八一小学也是为纪念聂荣臻元帅起名的。
9月I6日协会成员来到这里参观了当年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旧址和纪念馆,并为八一小学和城南庄中心卫生院做了捐赠。

加拿大白求恩协会捐赠给八一小学的学习用品

城南庄卫生院用协会捐赠的善款购置了四台急诊病人所需用的高浓度制氧机

在中心卫生院交流座谈

今年是白求恩大夫逝世80周年,加拿大白求恩协会成员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和石家庄白求恩医士学校的师生一起参观瞻仰了白求恩墓和雕像并献了花圈,对他表示我们的敬佩。

 

四川站

四川省是中国第五大省,为多民族聚居地,最大的彝族聚居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语言为彝语。协会此行的主要义诊捐赠地_凉山州美姑县。
美姑县位于四川西南,凉山彝族自治州东北部的大凉山腹心地,境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最高海拔4000多米,全县彝族人口占98%以上,农村人口占100%,属典型的彝族聚居地和国家扶贫重点县。

9月19-20日,协会成员从石家庄经重庆飞往四川西昌,再从西昌坐四小时中巴进入凉山深处。沿途的凉山,道路曲曲弯弯,颠颠簸簸,山恋重岩叠嶂,这个季节经常是云雾缭绕,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道路泥泞甚至可见泥石滑坡,早晚温差很大。
义诊的第一天是在大凉山深处的哈洛乡,参观乡卫生院,中心学校并与卫生院医务人员及村医交流。

在中心校搭建了临时预诊,分诊及诊室,前来查体看病的村民排起了长长的队,几乎所有村民听不懂国语或四川话,需要乡医的配合和翻泽。

登记填表,记录主诉个人史

测量血压,脉膊,血氧饱和度,然后做分诊

杜克斯医生主要负责心血管疑难问题兼顾指导卫生院大夫

谷医生负责全科检查诊断和指导乡医

团队中最年轻的全科医生,加拿大安大略省第二年的住院医,谷会长的女儿谷芮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之余飞来四川,她也是第一次参加“重走白求恩路”的中国行,在父辈们的影响下磨炼自己的人生。

彝村义诊的第二个乡是典补乡,我们的行程中安排在这里举行两乡的教育卫生捐赠仪式。
宁莉(温哥华)女士的家乡是四川,为了帮扶自己家乡的贫困地区,仅她个人捐款2.5万元,大家为她的善举表示赞赏。
最后学生代表用标准的普通话讲话“感谢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不远万里来到典补乡,哈洛乡,爱心捐赠义诊,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希捷”援建的希望小学,墙上醒目的大字“只有走过书山,才能走出大山”激励着这些孩子们。

捐赠给两乡学校的学习用品及参考教材

捐赠给两乡卫生院的计算机,病床及用品

典补乡的村民听说来了外地医疗队,还有“洋医生”,无数人涌至乡医院排队等候。典补乡离美姑县城只有十五里路,有的村民生活了几十年至今都没有进过县城,也就更没有可能出过大凉山了。据乡医说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就没有查过体看过病,多数人还是信奉彝族古老的“毕摩”文化。

9日24日,协会成员前往洒库乡处火千村,参观四川乐山市对口扶贫援建的新彝村,也是美姑县的脱贫村。过去凉山的彝族人,散落在大山深处,过着人畜同居的生活,两层简易木屋下层住牛羊,上层人居,类似原始人的生活。如今住进了视野开阔的两层小楼,家家楼顶有太阳能用于洗澡和用水,前后小院种着蔬菜花卉(高原上的格桑花),统一的锅灶家具柜子都是政府,对口企业捐赠的,村民们说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天大的变化!

登高远眺山涧处另一个脱贫的新村寨,政府为他们规定了住房标准,两口人50平米,三口人70平米,四口人90平米,五口人110平米,脱贫标准人均收入3000元以上。美姑县的硬任务要在2020年底前全县脱贫。可以体会到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压力很大,他她们确实为这里的百姓做了实事。

年轻的洒库乡彝族副乡长(左)已在基层工作了近十年,她们所管辖的乡有10个自然村,每天上山下寨,做着教育村民,监督管理和修建美化新彝村的工作,确实是一件即辛苦又不容易的事。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望着凉山层层山峦,郁郁葱葱,风景很美,资源是有的,教育农民勤劳致富,任重道远啊!

这次是杜克斯医生第十四次来中国,参观了村容村貌,入户和村民交谈,感觉中国的变化很大,农村的变化亦是如此。几位加拿大人克服了种种困难包括环境,尤其是美姑县住宿的卫生间(蹲便),饮食和生病等。记得在典补乡如厕时,难以忍受的气味让人作呕,杜克斯医生却诙谐地说“哈哈,我的肺里有了不同的气味”,他她们的这种精神令人钦佩!

走进乐山市对口扶贫援建的村小学。幼儿班老师用标准的普通话教孩子们童谣,朗朗的童声牵动着人心。“彻底改变贫穷落后,提高教育,提高人的素质还得从教育儿童做起”,这是村小学校长所讲。是啊,扶贫的重要内容还得要扶智!经商量决定为该校幼儿班就地进行现金捐赠,该款项专门用于购置幼儿玩具及益智器材。

观摩一年级算术课,老师的板书变成了明亮的屏幕电教和可移动平板(黑板)。老师头戴麦克风,腰佩扩音器教授,吸粉末,费时间,费嗓音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科学现代化授课走进了乡村课堂。

9月25曰,协会成员来到美姑县医院,参加内外科医护查房和义诊,并针对住院大夫在病例书写,体征检查方面给予了明确指导,同时帮助纠正了两例诊断治疗方面模糊的病例。

 

在完成了美姑县的行程后,团队成员返程到西昌,与凉山州第一医院医护人员座谈交流后,我们接着参观了医院心脏导管操作室,高端现代化仪器和心脏急诊病人的抢救时间和治疗措施得到了杜克斯医生的赞同。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四川省唯一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也是集医疗,教学,科研综合实力较强的医院。副院长介绍了医院发展包括中西医药的发展,医护比例,服务规模和服务人群,在提倡发展传统医学的今天尤为重要。

座谈交流中,双方介绍了两国在医疗,科研方面的共同和不同之处,相互探讨了医疗科研领域的新进展,新技术等。

最后,朱重璠秘书长小结:(后排左一)
协会2019重走白求恩路活动历时十五天,累计义诊人数396人,医学交流8场次,累计文教及医疗卫生用品捐赠155000元。感谢中国友协,河北友协,重庆友协,四川省友协,凉山州友协等的大力协助和支持,愿白求恩精神能更加发扬光大,祝愿中加友谊长青!

美国华人为什么在职场会输给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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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硅谷维立

 

第一篇:领导力

在职场的进步就是一个逐渐获得领导力的过程。如果对领导力的误解让我们放弃对领导力的追求,或者追求起来满心愧疚,仿佛出兵打仗却师出无名,当然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我们对领导力的误解从何而来?答案每一天都能看见。

在硅谷乃至整个美国职场,中国人不如印度人干得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谷歌总裁比才和微软总裁纳德拉,都是二十多岁才来美国念研究生院的印度新移民;在硅谷大部分公司,职位高的中国人凤毛麟角,印度的副总裁、总监却比比皆是。统计数据表明,印度人创投的高科技公司数量远远大于中国人,印度人的收入中位数中国人也比不上

很多中国人对此都愤愤不平,聚在一起时也经常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这些分析有的上升到历史高度,有的深挖文化根源,有人认为印度人英语好,善于夸夸其谈,更加能说会道,也有人说印度人天性刁钻狡猾,不如我们中国人老实忠厚。

这些高谈阔论可能多少都有些道理,但我今天只想讨论众多原因中的一个:中国人对领导力普遍有很深的误解,这种误解妨碍了我们在职场的进步

在职场的进步就是一个逐渐展示和获得领导力的过程。如果对领导力的误解让我们放弃对领导力的追求,或者追求时扭扭捏捏,满心愧疚,像出兵打仗却师出无名,又或者追求起来不得要领,当然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我不是第一个指出硅谷的中国工程师缺乏领导力的人,事实上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为什么中国工程师缺乏领导力,却没听到有说服力的论述。当然背后的原因一定是中国文化,估计孔子难逃其咎。但中国文化到底怎样侵蚀了我们的领导力,孔子的罪状到底是哪一条,我并没想清楚过。

有一年回国探亲,正赶上召开一个重要会议,每天电视上铺天盖地全是开会场面。但这些场面没白看,多看几眼以后,我突然茅塞顿开,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我们这代人普遍缺乏领导力,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原因:我们从小观看领导做报告的会议场面,天天看,月月看,年年看,终于被引入一个误区,以为领导力就是在会场上正襟危坐、装腔作势地作报告。

自己也在职场摸爬滚打很多年后,当然知道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首先,领导的工作并不全是开会;第二,即使领导们开会比较多,开会也不仅仅是开会。一个会的背后有很多准备,所谓功夫在诗外。如果说有些会是在一个漂亮的蛋糕盒上系一条缎带,确保这个蛋糕味道鲜美,外表好看,而且按时完工,完整地装进盒子,却是缎带能顺利系上去的先决条件。

每一个重要会议都有一些直接的准备工作,比如制定议程、准备讲稿等。我们的资深副总裁(恰好是印度人)每次开全体员工大会前,都首先由手下的经理们起草讲稿,好几个人花好几个半天开好几个会才能定案。然后再由我们部门负责营销传播的语言专家润色文字,还要拿给负责软件界面设计的平面设计师配上合适的图案、字体、颜色、动漫。这样一轮又一轮地修改润色,一个团队至少有一周时间被他支使得团团乱转,手头的其他工作都要暂时放下。

这还是直接的准备工作,还是小菜一碟,间接的就更多了。比如资深副总裁要和与自己官阶相同的一帮同事一起参加上司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海滨度假村举行的会议,届时要汇报本部门的工作成绩。这个工作成绩可不是一个星期可以变出来的。如果过去半年没有发布新产品,新版本,顾客数量没有大幅增加,公司下达的支持欧盟数据保护条例的硬性指标没有完成,在会上发言时必定灰头土脸,上司脸色阴沉,同事幸灾乐祸;反之则神气活现,趾高气扬,等待着的是领导的表扬,亨通的官运。

其实这些都是常识,在公司工作几年后都会知道,但人有时候很顽固,幼时灌入脑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如果不去刻意消除,有意无意地会一直对我们的行为起作用。

虽然一定有其他因素影响我们对领导力的看法,但以前每天都看的电视最排山倒海,直截了当。只要是领导,一般来说肩上总是有些责任的。即使这些责任只是搞办公室政治,也需要才华,需要付出努力。电视台不知何故绝不透露领导们从事有挑战性工作的细节,而是把他们的工作简化成像机器人一般坐在会上念报告,还用这种形象狂轰滥炸地给我们洗脑,在造成我们对领导力的误读上做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有人可能会说,把新闻媒体挑出来做靶子没抓住重点,这不过是冰山一角,一个庞大系统的门面。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但我以及多数留学美国的华人,作为普通百姓和局外人,只有资格看看电视,读读报纸,所以只能谈门面,谈不出内幕。也正因为如此,门面对我们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了内幕。

如果父母是领导,还可以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对领导力获得更全面和正面的了解。但对父母不是领导的人来说,报纸和电视成了我们在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了解领导力的最主要甚至唯一途径。

按理说父母在单位也可以观察到领导工作,但或者他们工作单位的运作跟我们现在的公司不同,或者报纸电视宣传的威力实在过于强大,他们似乎也普遍认为当领导就是对技术一窍不通,冠冕堂皇,夸夸其谈,发号施令。他们如果自己是业务水平高的技术人员,对领导虽然表面服从,心里多半不屑一顾。

其实他们自己并不一定能胜任领导的工作。妈妈因为业务好的缘故,有一阵子当了小组长。作为小组长,她要把工作分配给管辖范围内的人,但人人都推三阻四,挑肥拣瘦,她只好自己把那些最棘手的活儿都包下来,算是体会了一点当领导的难处。

根据我很不全面的个人观察,那些中年以后最有成就的同学朋友,父母很多都是领导,即使是技术人员,也是技术部门的领导。我的猜测是,他们的父母有意无意地给了他们一些关于领导力的教育。如果他们本身又是学霸,这些教育当然如虎添翼。其他人不是没有希望,事实上也有很多人经过学习和体验,超越了少年时期教育的局限。但对多数人来说,必须挣脱小时候形成的关于领导力的错误观点的桎梏,成功的路上自然多了一道障碍。

所以,中国文化确实导致了硅谷工程师领导力的缺乏。但相对于那些几千年老的古书上写的看不懂的句子,这些每天上演的节目才更是我们浸淫其中无法逃遁的活生生的中国文化。

领导力到底是什么?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我不是专家,但专家们一般认为领导力有下面几个容易被误解的特点:

第一, 当领导是需要付出努力的细致工作。事实上因为领导责任重大,需要操的心还更多,做的很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服务性工作。这个工作需要的才能跟技术工作不一样,但正如当领导的人不一定能做好技术工作,做技术工作的人也不一定能当好领导。如果以为领导不做事,只是要别人做事,绝对是一种错误;

第二, 领导力和领导的职位不是一回事。领导力是一种技能,其最根本的特点是能推动他人来做成事情,因此需要建立关系,了解他人心理,拥有有所作为的热情。有头衔的人不一定拥有这些技能,没有头衔的人也可以拥有这些能力。在理想状态下,处在领导位置的人应该拥有领导技能,而且头衔确实有利于发挥影响力,但一个人并不需要等到当上领导再发挥领导的影响力;

第三, 领导力是一种值得开发的潜能。领导力中的勇气、胆量、关怀、洞察力、奉献精神是成熟的标志,是一种人格魅力。即使没有官瘾,开发领导潜力与作为一个普通人实现个人成长,这两个目标几乎完全一致。

正如上面第二条指出的,领导并不一定拥有领导力。坏领导我们见过,但我们也见过好的领导和领导行为,不能因为几个歪瓜裂枣就否定领导力。从中国同事聚在一起的评头品足,可以听出不少人都对领导力持冷嘲热讽的态度,把在职场的进步等同于削尖脑袋的钻营,把领导力等同于装模做样和装腔作势。这种态度当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们成长过程中无孔不入的媒体对领导力的曲解第一个要负责任。

对领导力的误解会让我们在职场上走一些弯路,因为即使是按图索骥,图上的马也要画得像才能找到;而更重要的是,少年时期被一再强化的对领导力不够尊重的看法,削弱了我们追求领导力的热情和动力。

追求升职当然是为了加薪,拿更多钱回家,头衔听起来也神气。但如果仅仅如此,如果缺乏对领导力的尊重,内心深处并不认为领导力是值得追求的自我成长的目标,是一种正面的、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给自己增添智慧和魅力,追求起来自然羞羞答答,勉为其难,心猿意马。以这样的状态参加白热化的竞争,输给对手是意料之中的事。

语言能力差和对主流文化的不熟悉,显然影响我们在职场的发展。但为什么这些问题一直不能解决,值得思考。刚来美国时英文不如人还情有可原,毕竟人家在英语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但在美国居住十几年后,还能用这个借口吗?

第二篇:英语水平

为什么硅谷乃至整个美国职场的中国人不如印度人成功,每个人都可以列出很多理由,但几乎人人都同意的一条是,印度人的英语远比我们熟练。

记得刚来美国时,中国同学常常很纳闷,为什么我们说话清清楚楚,美国同学一头雾水;印度同学说起话来叽里咕噜,含混不清,美国同学听起来却毫不费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印度人口音虽重,但语法正确,用词恰当,表达意思清楚完整,英语水平甩了我们十条街都不止。美国同学能无障碍地与他们沟通,毫不奇怪。

跟印度人接触较多、自己英语也略有进步后,对他们优越的英语水平有了更多体会。比如他们的词汇丰富,会使用一些很生动、很贴切的词,这让他们说起话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企及的韵味。

午饭后跟印度同事一起出去散步,她说今天的太阳不像昨天的那么“scorching”(灼热);在会上对经常给我们使绊子的兄弟部门表示不满,印度老板说我的观察非常“astute”(敏锐);有一次讨论问题时我中途改变了立场,相熟的印度同事马上私下送电邮问我为什么有这样的“volte-face”(变卦,突然翻脸)。这些词虽然中国同事可能也认识,但我从没看到他们使用过。

当然印度英语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偶尔有一些奇怪的说法,还造了几个英文里原本没有的词,比如用“prepone”(提前)作为“postpone”(推迟)的反义词。但除了这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外,他们的英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表达起意见来绰绰有余,经常还能口若悬河,语惊四座。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的英语问题就多了,可以说是百仙过海,各显神通。公司里很多同事不管是讲英语还是写英语百分之八十的句子都有严重问题。网上聊天时,有些人也会使用英文,但其中不少英文都错误连篇,让人不忍卒读。

有些人以为,我们中国人词汇可能贫乏一点,但语法是过硬的,因为我们都有十多年扎扎实实的语法训练。但我们十多年的语法学习效果其实并不好。或许是教学方法不够先进,或许是练习太少,理论不能和实际结合,虽然语法规则都学过,但是不是完全理解,是不是都还记得,是不是烂熟于胸,是不是能顺手拈来,就很难说了。根据我的观察,回答是“no”。

还有人说美国人自己也不注重语法。但美国人虽然不时刻把语法放在心上,还从没见过一个美国人说英语像有些外国人一样错误百出。科学家早就发现,小孩与成年人学语言的学习机制不同。小孩学语言主要通过模仿,他们的脑子可以像海绵一样吸收环境中的各种语言信息,并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但这种能力在青春期之后就消失了。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人即使不去特别注意语法,也学到了语法,我们外国人则只有老老实实下笨功夫,否则捷径反而成了弯路。

因为英文不够好,我们中国人对美国文化也不如印度同事熟悉。印度同事对美国的热门电影一般都有所知晓,不像中国同事只在《疯狂的亚洲富豪》上演时才去趟电影院。很多印度同事也爱读英文书。十多年前,我读了Jon Krakauer的Into Thin Air,后来又一口气读了很多他写的别的书。但之所以读Into Thin Air,就是因为一个印度同事的推荐。

有一次去吃午饭,因为没找到熟人,餐厅又挤,便和几个不认识的印度女同事坐在了一桌。这几个印度同事活泼健谈,思维发散,从家中打扫卫生的烦恼,扯到Marie Kondo(近藤麻理惠)的 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又从这本书的书名,联想到另一本畅销书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ck。我当时就想,我们中国同事是不会有这种谈话的。我们的话题永远是房价和爬藤,如果形而上一点,也是《小欢喜》、《甄嬛传》。

语言能力差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主流文化的不熟悉,肯定影响在职场的发展,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不必多说。但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不能得到解决,倒是值得思考。刚来美国时英文不如印度人情有可原,毕竟人家在英语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但已经在美国居住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不能还继续用这个借口来挡驾。

我们常说,硅谷的中国人不如印度人成功,原因之一是缺乏领导才能。至于为什么缺乏领导才能,一个经常提起的理由是中国留学生的选拔机制决定了这些人都是书呆学霸。既然都是会念书的人,学英语对我们应该是小菜一碟;但实际情况是,虽然不乏成功的例子,整体而言硅谷工程师们的语言水平并没有随着在美国年头的增长而有所突破。

对于这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我的猜测是,中国的留学生们虽然会念书,成绩好,却并没有强烈的求知欲。事实上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驯服地接受的那些填鸭式教育,反而破坏了我们的求知欲。

学习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自己的智力活动,更重要的是,生活在一个讲英语的国家,这里的新闻、娱乐、教育资讯都使用英文,一个有求知欲的人一定希望了解一下它们是怎么回事。

学习语言当然可以增强职场竞争力,但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诱人的目的。

第一, 英语世界里的文化生活,比中文世界的更丰富,提高语言能力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享受人类文明和智慧的成就。

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及其他原因,中国出产的文化产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还不能跟美国相比。前几年《人民的名义》口碑爆棚,我也赶时髦看了。这部剧确实不错,其中有几场戏很精彩,但也有几处拙劣到让人有点尴尬。

同时期我也看了美国有线电视频道AMC的《最好给索尔打电话》(Better Call Saul)第二季。这部电视剧角色丰满,情节发展出人意料,让人拍案叫绝,却又行云流水,毫无牵强和做作,演员的表演和其他方面也都无懈可击,质量比《人民的名义》高出好几个档次。

书就更是如此了。我爱读书,也怀念中国语言。中文书和英文书同时摆在面前,我一定先读中文。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却是,中文书的质量与英文书相比,尤其是在非虚构图书领域,实在有太大差距。

西谚说,人如其食(you are what you eat),其实人也如其读(you are what you read)。都知道饮食对身体状况有直接影响,既可以病从口入,也可以吃出健康,读物作为精神食粮也如此,也直接影响人的心智、眼光、见识。有些读物让人浅薄、偏执,有些却让人清醒、明智。如果没有好读物,像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的,是没办法的事情。但生活在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那么多有营养、有趣味的东西都唾手可得,不去享受似乎是暴殄天物。

近二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一些一线城市的物质生活似乎已经赶上美国,留在国内的好些同学都成了财大气粗的富豪,这让很多留学生怀疑自己当初出国是否错了。我非常幸运地不怎么遇到张牙舞爪的富豪,我想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同学朋友不够成功,但万一你碰上某些土豪爱炫耀自己荷包鼓,如果你读了更好的书,看了更好的电影,视野因为读《大西洋月刊》而不是“文学城”网站而比较宽阔,如果你这几十年磨练了你的英语,享受了世界上最高成就的文化艺术成果,你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感到失落。

第二,学英语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也是我们华人最重视的,就是可以跟孩子有话可说。

对很多人来说,事业并不那么重要,拼不过印度人就算了;买几套投资房,小日子过好也行。但有一件事情比自己的生活更重要,那就是孩子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

牺牲自己的生活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牺牲自己的事业把孩子推进藤校,是华人常见的行为。但孩子上的大学再好,事业再成功,如果跟孩子没有共同话题,跟孩子在精神上越来越疏离,这种成功意义也不大。

养儿育女的最大快乐不是推他们爬藤,然后沐浴在藤校的光环之中,而是和他们一起成长。他们三岁读Good Night Moon时和他们一起读,他们十岁读哈里波特时和他们一起读,他们二十岁读The Fountainhead时还是和他们一起读。当孩子在人生道路上飞奔时,多陪他们一程,多一些跟他们并驾齐驱、有话可说的日子,是父母们的梦想。对我们这些居住在北美的父母来说,学好英语让这个梦想有了更多实现的可能性。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我一直认为,学英语是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一件值得终身努力的头等大事。这不仅是为了在职场上和印度人竞争,更是为了抓住生活赐予的一个丰富自己的机会。如果来美国的第一天起就这么做,今天已收获满满;但今天开始也不晚。虽然学语言是慢功夫,不会立竿见影,但假以时日一定会见到功效。

但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到处是英语的地方,却不能从环境中吸取营养,十年后的英语还是和今天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大概都不够强。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职场上输给印度人,是不是也不能怪别人呢?

第三篇:表达能力

人到中年后,不能永远把自己的不足归咎于遥远的过去。为什么我们的表达能力得不到提高?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中还有一个因素,对表达能力的杀伤力比其他几个因素加在一起还要大。

– 1 –

印度人在硅谷公司比中国人成功,原因之一是他们能说会道,也就是说他们有更好的表达能力。

我们部门曾经有一位印度架构师,聪明能干,妙语连珠,颇招人喜欢。后来职位高了,人也懒了,再也不动手写程序,只谈高深的哲学问题,引起诸多不满。加上换老板等原因,终于走路。

但他还在公司时,我自己的事虽不找他浪费时间,跟别的部门开会时却愿意拉他同去。他永远信心满满,振振有词,动不动就画系统架构图,遇到剑拔弩张的场面也镇定自若,不慌不忙,绝不会气急败坏,言辞不当。与外人吵架,当然是找这样的队友比较有底气。

表达能力是把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让他人理解的能力。中国人英语不如印度人,表达能力肯定会受影响;但表达能力不等于语言能力。表达能力以思辨能力为基础。只有能想清楚,才能说清楚。脑子里空空如也,混沌不清,辞藻再华丽也不可能有什么表达。缺乏表达能力的人,有时候其实是缺乏清晰的思考能力。

另一方面,脑子里的想法也可以借表达得到梳理。只有能表达出来,才已经将一个观点真正想透。无法表达的思想甚至不能算思想,正如哲学家韦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表达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磨练表达能力是帮助自己获取思想的有效工具。

为什么中国工程师在大会小会上发言都不踊跃?有人认为是表达能力差,有人认为是无话可说。但在很多情况下,无话可说和表达能力差,两者之间只有很细的一条线,甚至就是一回事。表达能力提高后,你会发现自己奇迹般地对很多事情都有了看法和意见。

– 2 –

中国人之所以表达能力比较差,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有关。成长环境中最主要的环节是学校,学校教育中最明显的弊端是文科教育的薄弱。

中国从中学就开始文理分科,我们这些留学生,尤其是硅谷的工程师,几乎都是理科生。理科当然也需要表达,但理科问题的答案本来就比较精确,表达还可以借助公式和图表,而学习人文科学时,不管是历史也好,文学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讨论和发挥的空间大,表达能力也就得到更多锻炼。

但即使我们学过几门文科课程,或者即使当年是文科班的学生,表达能力的锻炼也很欠缺。现在的学校教授文科课程的方法不知是否有所进步,在我上学的时代,学习文科课程全是死记硬背,从来没有对历史现象、哲学理论发表过自己的意见。

美国的高中生就要写论文分析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如果碰上要求严格的好老师,批阅后的论文边缘打着红色的问号,写着“为什么?”、“逻辑不清”、“太啰嗦”、“更详细地阐述”等评语。在包容的环境下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经过老师体无完肤的批评和拷问,再进一步完善自己的陈述,逻辑思维、归纳整理、文字阐述的能力都会一步一步得到提高,可惜我们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美国不但高中不分文理科,很多大学也推崇文理通识教育(liberal art education)。这种教育不仅让学生接触多方面的知识,成长为更全面的人,也有机会锻炼各种能力。

将人文教育简化成向学生灌输知识是很可惜的;如果这些知识还经过教育者有偏见的筛选,更有毒害青少年之嫌。只有还人文教育以本来面目,不仅传授知识,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才能培养出有思想、有批判眼光的公民。否则一代又一代人还会继续缺乏思辨和表达能力。

– 3 –

但学校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家庭和社会也不热衷于培养我们的表达能力。

很多人都熟悉肯尼迪家族的故事。在肯尼迪家,吃饭是一件热热闹闹、吵吵嚷嚷的事情。肯家孩子本来就多,父亲又善于抛出各种问题,引起孩子们的兴致,启发他们展开讨论,结果餐桌上总有天南海北的交谈,总是就各种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这样的经历不但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培养了孩子们的口才,也让他们习惯了争论与交锋,为他们在政界发展做了准备。

这样的情景在我们的家庭是难得见到的。父母们或者为生计奔忙,对孩子的教育无暇他顾,或者不注重充实和提升自己,跟孩子无话可说,又或者从来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对孩子只有批评和说教。不管是哪种原因,结果就是没有利用孩子在家的时间跟他们沟通、交谈,一方面和他们联络感情,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表达和辩论的好习惯。

家庭之外的社会也不给力。在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英国议会辩论的情景。黑压压一屋子人,一个个都滔滔不绝,咄咄逼人,言谈中满是英式幽默和嘲笑讥讽,听起来都淋漓畅快。

相比之下,我们的电视新闻上只看到领导们坐在会场上作报告听报告,却从来看不到他们辩论的情景,虽然我敢肯定他们也是辩论的。当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每天耳濡目染受雄辩家熏陶的时候,我们的年轻人错失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记得台湾立法院以前常有议员打架的丑闻,这个议员冲上去扇那个议员的巴掌,那个议员扑上来揪这个议员的头发,看起来很可笑。

不少人对为什么台湾议员比英美议员有更多肢体动作提出过各种解释。但跟人争论问题时,被人戳到痛处,或因为某种原因没能说出自己最想说的那句话,确实非常气愤。这时情绪失控,行为失态,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想象。但如果从小有辩论的训练,对语言冲突更有平常心,被激怒的门槛就会比较高,也就会少打架,甚至完全不打架。

正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人工制造出来的缺乏辩论的环境中,没有训练过怎样在冲突中心平气和地沟通和解决问题,跟同事讨论问题时,只要意见不合,脸色一下就难看了,语言变得激烈,声音也高起来,讨论变得跟吵架无异。

– 4 –

但人到中年后,不能永远把自己的不足归咎于遥远的过去。每个人都知道表达能力重要,都迫切地想提高表达能力。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逃离儿时的成长环境后,我们的表达能力进步不快。

对这个问题,答案还是要从成长环境中去找。我们的成长环境中还有一个因素,对我们的表达力比其他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杀伤力还要大。

这个因素就是,我们的脸皮都特别薄,都特别不愿意犯错误。

之所以如此当然有深层的文化原因,但至少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大概出于急于求成的心理,都很少给孩子成长和摸索的空间。孩子一旦说了他们认为不正确的话,就急急忙忙、过于热心地纠正。这种做法虽然教会了孩子更多正确答案,却破坏了孩子的直觉和自信。

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中,相信自己的直觉,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感到舒服,是一种宝贵财富。这种人看起来更有魅力和信心,内心则更加平稳,可以避免某些现代人的纠结和困惑。

在一个被师长们牢牢监控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动不动就说错话的孩子,是很难相信自己的直觉,建立坚定的自信心的。他们以后说话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在没有考虑成熟,确保自己能说出有分量的正确观点前,甚至根本不会开口说话。

这一点在学习好的乖孩子身上尤其明显。一个学生如果不是那么在意父母师长的看法,不太容易受这种做法危害。

尤其是如果我们来到国外,来到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当中,在大家都积极发表意见的环境中,我们谨慎害羞、深思熟虑的习惯,让我们失去了说话的机会。

表达能力是需要练习的。但如果我们在会上不好意思发言,怕自己的评论不够高明,怕自己问的是愚蠢的问题,我们就得不到锻炼。而那些脸皮厚无所谓敢于提问发议论的人却得到了更多锻炼的机会。久而久之,两种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然职场的进步不一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现在成功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但这不一定对,更不是每个人都要认同的。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喜欢的,最适合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一定以赚更多钱、获得更高职位为目的。

但即使在职场以外,拥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在各种场合都能将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甚至还能进一步说服他人,也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不管怎么样,脸皮厚一点,敢说敢干一点,做人一定做得更加爽快。

原载于:硅谷生活家

30年来有多少中国人移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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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领

《2015 胡润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指出,美国和加拿大是中国高净值人群最想去的国家,而他们海外投资的最主要原因是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和子女教育

那么从 1980 年以后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移民美国,而他们是否都是富人呢?
220 万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
美国人口普查局有相关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数据,但在表述上称为“在中国出生居住美国者”。其定义是指出生在中国,现在在美国居住,这包括:已加入美国国籍者、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者、合法的非移民签证持有者(非移民学生签证、工作签证、临时签证)。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美国人口普查局关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确有一部分是非移民类别,当然像留学生如果毕业后能在美国找到工作,也可以转换成移民签证。因此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数据不能说是移民数据,而只能看成是在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数据。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截止到 1960 年,中国出生者(包括香港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不到 10 万人,为 99735 人。
到 197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人数上升到 17.2132 万人,10 年间增加了 7 万多人。
到 198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累计到 36.65 万人。
1980 年后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人数大幅上升,截止到 199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为 67.6968 万人。
截止到 200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为 119.2437 万人,从 1990 年至 2000 年这 10 年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增加了 50 多万,平均每年 5 万人左右。
而截止到 201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为 180.8066 万人,从 2000 年至 201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增加了 60 多万,平均每年 6 万人左右。而联合国提供的数据则显示,截止到 2014 年,有 220 万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
30年间160万人获得美国绿卡
观察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实际情况,如果要去除水分,最准确的数据应是中国人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绿卡)的人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数据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统计,1980 年至 1990 年,中国人(包括香港居民)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为 28 万 3029 人。
1990 年至 1999 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为 45.8952 万人。
2000 年至 2010 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为 72.0157 万人。
2011 年至 2012 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为 16.88 万人。
这样从 1980 年至 2012 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总计为 163.0938 万人,这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间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实际数据。
获得美国绿卡,如果不加入美国国籍,依然还是中国公民。所以在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当中有多少人加入美国国籍,是观察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另一个指标。
根据美国移民局的统计数据,截止到 2000 年,共有 7.1599 万名中国公民(包括香港出生者)获得美国绿卡后加入美国国籍。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统计数据,从 2001 年至 2010 年,共有 32.8981 万名中国公民加入美国籍,平均每年 3 万多人。
综合上述两组数据,截止到 2010 年,共有 40.058 万名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加入美国国籍,如果与 160 多万获得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数字相比,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加入美国国籍的人数比例不算太高。
中国人靠什么途径移民美国
中国人是靠什么途径移民美国的呢?按照 2010 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各类途径来看,主要是四种方式。
一是直系亲属移民,比如子女为父母移民、父母为子女移民,这类移民获得绿卡的人占当年获得绿卡人数比例的 19.2%。
二是非直系亲属移民,比如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移民,这类移民获得绿卡的人占当年获得绿卡人数比例的 34.1%。这两类亲属移民构成了中国人移民美国的主体,约占当年获得绿卡人数的 53.3%。
三是职业性移民,在美国获得学位后通过雇主办理移民签证,最终可获得永久居留权。这类获得美国绿卡的人可谓是人才类,也是美国最希望通过移民政策来吸引人才的重点。在 2010 年,职业性移民占当年获得绿卡人数的 25.3%,比例不低。
四是通过庇护获得美国绿卡,这类人占获得绿卡人数的 21%。
中国富人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进军美国的数量在中国人移民美国中所占比例不大,但由于涉及到投资,其受关注度就格外高昂。
从 2006 年至 2012 年 3 月,美国共批准 1 万 4708 件投资移民案,其中一半是中国人申请的投资移民案。即使按照最低投资额 50 万美元计算,中国富人为移民美国所进行的投资也超过 35 亿美元,而且 2013 年和 2014 年是中国富人申请美国投资移民的又一个高峰期,
据福布斯杂志报道,仅在 2013 年,美国批准的投资移民案,中国富人就占了 80%。
华人在三大领域就业人数最多
在美国,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移民都从事哪些职业?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何?这些都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首先看一下美国华人所从事工作的状况:
根据美国马里兰大学学者的研究,美国华人在三大领域就业人数最多。
第一,管理和职业性领域,就业人数的比例为 53.4%。第二,销售和办公室文员领域,就业的人数比例为 20.8%。第三,服务业领域,就业的人数比例为 15.4%。
如果细分,华人在美国所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在 4 个方面,这 4 大方面雇佣的人员占华裔劳动力大军的 60.9%。
美国华人从业人员最多的行业是教育服务(像各种课外辅导班、SAT 考试复习班、中文教育等)、医疗健康和社会辅助服务(如置业介绍所、移民服务等),就业人员占 19.9%。
排在第二位的是艺术、娱乐、旅游服务、酒店和餐饮业,就业人员占 15%。
其中餐饮业仍是华裔移民在美国生存的支柱产业之一,遍布美国主要大都会城市的中餐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
排在第三位的是制造业,就业人员占 13.5%。
排在第四位的是专业性较强职业、科学和管理行业,就业人员占 13.3%。
此外,华人从业人员较多的行业还包括: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占 12.7%;金融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占 8.6%;通讯业,就业人员占 3.2%。
从职业类别看,华裔从事专业领域、管理及相关领域的占 52.2%,人口比例超过一半,这与华裔人口高学历居多的统计相一致。而美国专业人员及管理人员的平均比例为 31.6%,低于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八成华裔移民属于工薪阶层
在美国的华裔移民中 80.4% 的人属于工薪阶层,主要在私人企业工作,此外,13.2% 的美国华人是在政府机构或是政府支付薪水的部门就业。
美国 18 岁至 64 岁华裔男性就业情形如何?
我们来看下:
人数最多的三大职业排在首位的是餐饮业,从业人员占男性劳动力总数的 8.2%。
其次是计算机软件开发等相关领域,就业人数占 7.5%。
排在第三位的是管理人员,占华裔男性就业人员总数的 6.4%。
美国华裔男性就业的分布可明显反映出华裔移民在美国经济地位上的分野,餐饮业中蓝领工作为主体,这是很多华裔第一代移民到美国后最容易从事的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维持生活还足足有余,甚至每年可以省下上万美元,寄回国内改善家人的生活。
这些蓝领工作往往不需要太高的教育背景,也不必依赖良好的英语去生存,因此这批华裔移民很少会与主流社会接触,他们基本上是生活在“围城”中的“美国中国人”。
而从事白领工作的华人,大多是接受过美国的高等教育,在职业性服务领域和管理领域就业,不仅收入较高,而且易于与主流社会沟通,进而进入美国的中产阶级行列。
美国 18 岁至 64 岁华裔女性就业情形又是如何呢?
我们看一下女性就业最集中的 6 大职:
会计师和审计师是美国华裔女性就业人数比例最高的职业,从事这一职业的女性占华裔女性劳动力大军的 6.4%。
排在第二位的职业是计算机软件开发等相关领域,从业人数占 4.6%。
排在第三位的是管理人员职业,从业人数占 3.3%。
排在第四位的是餐馆服务生,从业人员占 3.2%。
排在第五位的是收银员,从业人数占 3.2%。
排在第六位的是车衣工,从业人员占 2.5%。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教育程度与职业密切相连,在美国接受大学以上教育的华裔移民往往会进入职业性或是管理领域工作和发展,而只有高中程度教育背景的华裔移民所从事的工作则集中在蓝领工作领域
大陆移民在美国多从事什么职业
那么,中国大陆移民在美国主要从事什么职业呢?
根据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中国大陆移民在美国就业人数比例最高的行业是服务业,男性移民的比例为 20.2%,女性移民的比例为 19.6%。
14.4% 的男性移民是在管理、商业和金融行业就业,女性移民在上述行业就业的比例为 17.2%。
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就业的男性移民比例为 13.7%,女性移民比例为 8.1%。
男性移民在信息技术行业就业的人数比例为 11.1%,女性移民的比例为 6.8%。在教育、培训、媒体和娱乐业中就业的男性移民比例为 7.1%,女性移民比例为 8.8%。
医生职业是中国台湾移民最青睐的职业之一,台湾移民中有 4.2% 的人从事医生职业。而在中国大陆移民中,当医生的人数比例还不是很高。不过有不少女性移民投入到护士行业,还有部分女性移民在其他类型医疗保健行业就业。

最新美国华人分布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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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硅谷海纳百川

——在美华人约370万,60%来自于中国大陆,超过一半生活于加州和纽约州。25岁以上的华人51.7%有大学文凭,从业人口中53.4%从事专业技术、管理等工作。——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文理院四院华人院士共约300余人。——中国985高校毕业校友中,超过20万在美国高科技企业或高校机构工作。——在美高层次科技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众多干货数据详见本文!

1、美国华人人口概况
据2010年人口统计,美国华人约37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1.2%,占亚裔总人口24.3%左右。

370万华人中,其中170万为ABC(American-Born Chinese 美国出生华人), 200万为第一代移民;中国公民持美国绿卡为110万,中国公民持学生签证约35万。近40年来,在美华人人数增长迅速,华人已成为美国亚裔中最大的族群,并在当地经济和科技发展中显示日益重要作用。

45.8%在美华人出生于美国,而其中53.8%出生于加州和纽约州,因此,超过一半以上在美华人生活于加州和纽约。

剩下约54.2%在美华人出生于美国之外, 其中 59.9%来自于中国大陆,15.9%来自台湾, 9.4% 来自香港,14.8%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大陆华人比例近些年日益增长。

代际分隔

1.5代华人创业精英黄仁勋(NVIDIA总裁)从移民历史分析,美国华人社会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约54.2%属于第一代移民,45.8%属于第二代移民。而“1.5代”移民现象是那些出生于美国之外,在10-15岁期间移民美国的华人。第一代移民通常与主流社会存在不少隔阂,而“1.5代”移民因其在语言能力、社会生活诸方面都较早并很好地融入了主流社会。“1.5 代” 代表譬如李开复,李飞飞,黄仁勋、杨致远…..

聚集区域

下图是在美华人在各个州分布比例

下图则是华人居住人数排名前7大地区。半数以上的在美华人(53.8%)居住在加州和纽约州,超过150万人:

教育背景

美国华人受教育的程度呈现高低两极分化状态:一方面,25岁以上的华人持大学文凭比率为51.7%,远高于美国27%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华人中高中以下学历者占18.5%,明显高于美国高中以下学历15.9%平均水平。这部分华人通常从事餐饮、日货等服务业,在美中餐如此受欢迎,离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
职业背景美国华人最钟情的职业是:综合管理、专业技术及相关行业,占从业人口的53.4%,虽低于印度裔的62.2%,但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34%。 美国华人第二大职业领域是:商业营销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占从业人口的20.8%。 华人第三大职业领域是:服务行业,占从业人口的15.4%。

2、在美华人人才

华人诺贝尔奖(现居美国)

1.李政道(93岁)2.丁肇中(83岁)3.崔琦 (80岁) 4. 朱棣文(71岁)

注:杨振宁教授已定居中国;钱永健教授于2016年8月逝世,高锟教授于2018年9月逝世。

美国国家科学院与工程院华人院士(近5年新增)

美国科学院华人院士80余人,大家比较熟悉的有李政道、朱棣文、丘成桐、颜宁等;美国工程院华人院士约140人,如崔琦、加州大学伯克利胡正明、斯坦福大学鲍哲楠教授等。下面两图分别是2013-2017的5年间两院新增华人院士人数统计。(更新2018共12人获选美国科学院(6位)和工程院院士(6位),2019共4位华人获选美国科学院(2位)和工程院院士(2位))

单位:人数

单位:人数名校华人正教授

一些名校的华人正教授人数分布

近些年,不少美国华人著名教授回国发展,如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教授、北京大学饶毅教授等。也不乏在国内任教又回流美国的华人教授,如清华任教又回归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颜宁(2019新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985” 学校毕业在美华人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39所中国985高校人才在美约有20万人,本次调研通过地域分布,行业分布,职位层级分布,名企分布,技能分布,以及工作经历这几个维度来进行,并且所有的数据都基于500人以上的大公司。——数据来自于LINKEDIN(领英)

1.地域分布

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

2.行业分布

从行业分布来看,大部分985高校人才在美从事高新技术行业,计算机软件、半导体硬件以及金融地域分布比较明显。另外在美从事高校教育以及科研工作的985毕业生也非常多。——分类根据LINKEDIN

3.职位层级分布

绝大部分在美华人人才是高级工程师或主管,占约61%。公司高管(CXO, VP, Owner以及Partner)相对较少占12%。

4.名企分布

绝大部分985高校留美校友毕业后选择了去微软、谷歌、亚马逊以及苹果等知名企业工作。上图是就业企业排名前20强。

5.技能分布

大部分留美学生毕业后从事计算机互联网行业,计算机相关技能,数据算法等相对普遍集中。上图是在美华人科技人士技能关键词前20强,包括Matlab、C++、Python、Java、C等。6.工作经历
上图是在美科技界华人按工作年年限人数分布(仅根据LinkedIn数据,横轴单位是年);进一步,下图以5年为一区间进行人数统计,不难发现,2000年后留美华人还是主流(工作在15年之内),这也说明了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出国留学变得越来越便利。
“985” 部分高校毕业生在美做什么?
下图给出,国内985高校在美校友就业领域分布(单位:人数):
进一步地,上图是领域分布比例图,前3名分别如下:工程 Engineering 23%科研 Research 20%教育 Education 10%不难发现,工程研发类还是占绝大多数。半导体硬件方向华人人才统计针对在美华人从事硬件行业人员(包括集成电路硬件设计、EDA软件、仪器设备、工艺、测试验证等),初步统计了全球前50强半导体企业中(包括英特尔、英伟达、博通、高通、AMD、Marvell等等),来自国内主要985高校校友从业人员约有6500余人,一半以上是Senior Level以上职位,其中3500余华人在旧金山湾区工作。
(来源:硅谷海纳百川创业平台)

胡志明市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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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宾州) 谷世强

       在欧美,知道西贡的比知道胡志明市的人更多。其实,西方人熟悉的那个越南首都西贡早已经在1976年越南统一后被更名为胡志明市了。而且,在越南北方的河内成为了统一后越南的新首都。不过,胡志明市中心那条夜景美丽的大河至今依然名叫西贡河,火车站依然名曰西贡站。

       也许是历史原因,西贡对于从法国到美国的西方游客具有特殊的魅力。中美贸易战让人力资源成本低廉的越南渔翁得利,赫然成为了美国主流媒体今年报道的亚洲热点之一,胡志明市的旅游观光业也更加火爆起来。

       今日越南啥样子?其核心竞争力与中国有多大差距?621日,我结束了在台湾的出差后从高雄机场直飞胡志明市。因为担心越航晚点等,我买的是华航直飞航班。到了机场才知道,直飞的其实还是越航航班。没想到,越航柜台办理登机牌和托运行李箱挺顺利,越航的空客321机型航班正点从高雄起飞,3小时后又平稳正点抵达了胡志明市机场。我的行李箱从传送带上也很快露面,越航似乎还挺靠谱。

        胡志明市现在的新山一机场机场跟中国二三线城市机场差不多,即使是国际航班抵达也要乘坐机场大巴车才能到候机楼入境和提取行李。机场的穿梭大巴车是中国制造的,满眼的越航客机似乎不是空客320就是空客321,一架越航的波音客机我都没看到。越南经济发展迅速,据说胡志明市的新国际机场有望2025年建成启用。

       新山一机场的出境大厅不大也不高,但抵达的乘客却很多,排长队办理入境时感觉很热。到港大厅外面接机的人太多了,又热又乱哄哄的。我在出机场时用美元兑换了越南盾。似乎100美元能换成2百多万越南盾。本来我就算不清楚钱,这无数个零的越南盾让我到离开越南时也没能明白打出租车和餐饮每次花了多少越南盾,好在都不贵。兑换外币的柜台也管出租车,业务员讲英文。这样,我付费后就凭着已经付款的收据到外面很快打上了出租车径直去了市中心的西贡大酒店。

       如果说人满之患的新山一机场给我留下越南人真多,摩的和汽车又多又无序的第一印象的话,从机场到市中心主街上潮水一般奔驰的无数摩的和大小汽车穿插前进有惊无险的交通乱象更让我惊叹不已。真是越战打出来的不怕死的战斗民族!人口接近千万的胡志明市尚无地铁,公交车又慢又不方便,出租车百姓嫌贵,摩的就成了这座世界级大都市的主要交通工具可谓肆意横行但也的确车技高超。

       到处都是人都是大量年轻人的胡志明市让我看到了其人力资源竞争优势。但胡志明市我碰到的能讲英文的年轻人比港台和中国主要大城市少多了,其大学毕业生不论数量和质量都还远远落后于中国特别是理工科毕业生。我在胡志明市几天也没有看到什么高新技术园区等,科研实力也比中国差远了。所以我认定,未来二三十年越南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人力资源,其人才资源远远难比中国,高端和高附加值产业还难以与中国等竞争。

       我住的西贡大酒店过一条宽敞的马路就是西贡河岸边。在看不见红绿灯的马路边,汽车、摩托车和摩的以“没有规则就是规则”的速度滚滚而来又滚滚驶去,站了10分钟我也没能过马路。还是一辆人力车车夫骑着车带我过了马路。这里的规则就是,只要你强行过马路,汽车和摩托车也都会躲开你。晚上过这条车流不断的马路时,行人常是举起一只手臂让开汽车和开摩托车的注意别撞上。太悬了!

       在胡志明市的车流滚滚中,我发现轿车大多都是日本丰田车,也有一点尼桑和马自达等日本车以及韩国的起亚和现代。旅行车基本都是美国福特牌。中国产的轿车和旅行车我一辆都没有看到。我几年前到南美智利度假游到处可见中国产的轿车和旅游大巴车。越战期间中国拼命援助胡志明,如今统一后的越南汽车市场却罕见中国车,咄咄怪事。

       抵达胡志明市当晚,我就慕名来到范老五街觅食。真没有想到,这范老五街即与中国各地的食品街和酒吧街不同,更与台湾的著名夜市不一样,其资本主义格调的热闹非凡和灯红酒绿就是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也逊色。步入范老五街,街道两侧的酒吧和餐馆以及廉价酒店霓虹灯闪烁游人如织。从一家家酒吧传出来的音乐声和酒吧歌女的歌声以及小贩的叫卖声和游客的欢叫声震耳欲聋,越夜越热闹,夜夜如此这般。

       我在一家人气特旺名曰西贡小姐的饭店斜对面的酒吧室外餐桌前落座。要了一碗味道不错的越南牛肉米粉和一瓶啤酒,跟北京上海比,价格不贵。范老五街上充斥着大量的欧美白人游客,华人游客也不少。街上除了酒吧和饭店,打地摊烧烤的大排档和满街拉客做按摩的女孩又多又穿着暴露。街头还有两家中餐馆,生意似乎都挺兴隆。在这里混饭吃的还有不少十几岁的小女孩和上点年纪的大妈。她们主要是靠向游客兜售鲜花、香烟、打火机和扇子等赚点小钱,大热天的很不容易。还有一群年轻人身背发光广告牌在街上为啤酒等做广告。从范老五街的表面繁华,我看到了越南在经济大发展中形成的贫富不均和这里已经开始的纸碎金迷。

       很多胡志明市观光行程包括华人的都不包括中国城,但我看介绍说胡志明市中国城不小华人也多。为了体验胡志明市交通,我专门选择乘坐公共汽车去中国城。越南的公交车极便宜,一个司机,还有一个收钱找钱卖票的。我手里拿着有中国城照片的旅游图,司机让我在终点站下车。果然,中国城就在公交终点站附近,环境比集中在一区的其他主要景点差远了。

       在街上路过的中餐馆我倒是见过中文餐馆名称,但在这里的中国城连其钟楼上的“中国城”三个字也只有镀金的越南文,没有中文。这与美国中国城大多有牌楼,牌楼上面都用中文金字书写如“费城中国城”等字样很不同。我倒是在飞往胡志明市的航班上拿到一份中文版的《西贡解放日报》,头版跟大陆的省市机关报版面非常相似,只是跟台湾一样还用繁体字。

       油漆成黄色的两层楼式中国城规模不小,主门钟楼前停满了摩托车,还有不少卖饭的地摊。走进中国城,天井中央供奉的是雕刻有龙的汉白玉石碑。红瓦四方城结构的中国城上下两层都是摊位,卖什么的都有。从虾干、干辣椒到木耳蘑菇调料品,从越南斗笠、旅游棒球帽、头巾到餐具、礼品和日用品,啥都有。外面肮脏拥挤的街道上卖鱼肉的蔬菜水果等的摊位也很多,低洼处积着水,当地人很多就骑着摩托车边看边买,乱哄哄中想到了脏乱差三个字。美国的中国城多以中餐馆为主,这里没有,全是自由市场摊位,似乎全说越南文。

      我从携程网预定的西贡大酒店不但性价比很不错,而且距离统一宫,中央邮局、圣母教堂和市政厅等都是步行可达,距离西贡河的夜景景观区和68层高的金融塔摩天大厦更是近在咫尺,附近更有西贡河上的帆船餐厅和歌剧院等,位置超好。

       由于历史原因,这一带法式洋房建筑很多,许多酒吧等也是漂亮的法式小洋楼,到处可见欧美游客,西贡河的夜景也很迷人,彩灯装饰的游船在宽阔的西贡河上形成一道风景线,河边乘凉的民众和观景的游客熙熙攘攘很有点上海外滩的味道。河边还有专门出租塑料板凳的而且生意不错。

       西贡河上取名艾丽萨号的帆船餐厅几层楼高,里面装有电梯,三扇风帆的灯光颜色不断变化,忽蓝,忽绿,忽粉红,与过往的游轮灯景和附近的摩天大厦夜景相映成辉。艾丽萨帆船餐厅虽然豪华,但餐谱显示只点普通晚餐并不贵。我在顶层室外餐厅落座,要了一瓶333牌啤酒和一份简单晚餐,十多美元而已。

       艾丽萨号餐厅不但是欣赏西贡河两岸夜景的好地方,而且英文很好帅哥服务员很高兴与我聊天有问必答,让我对胡志明市年轻人工作、生活和理想追求了解了不少。看着眼前河滨大道上的摩的和汽车车流滚滚,望着周围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我感觉胡志明市真不愧为是当今世界的“摩的王国”。夜景有点后赶香港的胡志明市经济和旅游业已经扬帆。

       俯瞰胡志明市迷人夜景的最好去处就是不远处的名片建筑金融塔了。胡志明市中心这座鹤立鸡群的摩天大厦2010年才建成对外开放,外观设计理念据说是取自越南国花莲花形状,里面商场、酒吧、影院和餐厅俱全。我进去时注意到海底捞火锅店也要在这里开张了。除了可以买票到顶端的瞭望台俯瞰胡志明市和西贡河全景外,其实到楼顶酒吧喝啤酒饮料更划算更爽,特别是夜晚瞭望厅关闭后,楼顶酒吧就是最佳选择。光线柔和的酒吧里面坐满了人还有歌手伴唱。我要了一扎当地啤酒,在酒吧窗边座位欣赏胡志明市市区夜景,越战的硝烟早已经被眼前的一片灯火辉煌所取代。结账时才知道只花了不到20美元,越南的物价的确还在便宜时期。

       我发现胡志明市的主要景点建筑市政厅、统一宫、中国城和歌剧院主色调都是米黄色。距离西贡大酒店不远的市立歌剧院建筑黄色调中又很法国。这座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歌剧院门脸儿很有法兰西艺术美。正门前两个白色的顶柱是两个裸着上身的欧洲美女雕塑,双手托住上面的屋顶,自然和谐。屋顶上面的白色石雕更为精美,是两个背长双翅全裸的西方美女天使手扶着圣琴,蓝天下洁白无瑕与歌剧院的建筑色彩十分协调。据介绍,市立歌剧院当年是参照法国同类歌剧院设计建成的,原名叫做西贡歌剧院。歌剧院周围的酒吧等建筑也是欧陆风情十足。

       从歌剧院往前走不远就是旅游团必到的中央邮局和圣母大教堂,当地人称其为“红教堂”,是一座天主教堂。中央邮局有名主要是因为它是19世纪末法国建筑师埃菲尔的设计。很多游客也喜欢从这里邮寄越南风光明信片回家做纪念。与中央邮局比邻的圣母大教堂著名,也是因为这座教堂的历史。这座同样也是19世纪末法国殖民时代的哥特式红砖双塔尖顶建筑是胡志明市的地标建筑。据说,其设计是参照了巴黎圣母院,教堂前面4吨重的圣母玛利亚塑像是1945年罗马教会赠送的。

       胡志明市最吸引游客的统一宫和市政厅都在附近。统一宫在越南实现祖国统一前是总统府。开放参观的多个大会议室、会见厅、总统办公室、贵宾厅和总统卧室等,地毯、吊灯和瓷器摆设十分豪华。地面四层的总统府大楼外面有喷水池和很多巨大的盆景,地下还有防空袭轰炸的作战室,墙上依然挂着当年的越战作战地图。跟当时在北越丛林中穿草鞋布衣奋战的胡志明相比,这总统府显得过分的奢华。统一宫非常值得一游,但需要在门外排队买票才能进入参观,门票很便宜。统一宫大院的的草坪上还摆放了油漆一新的越战时期的主战坦克和战斗机等,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留念。

       西贡虽然改名换姓成了胡志明市,市区街头到处可见的宣传招贴画上也常见胡志明怀抱小孩等胡志明画像照片,但我只在市政厅马路对面的广场花园看到了胡志明的全身铸铜塑像,感觉像是见到了胡志明似的。

       市政厅是一座1908年建成的法国风格建筑,很有点欧洲宫殿建筑气派。红色瓦顶下面是米黄色墙体,中间高出一层的钟楼上面是白色的西方雕塑,顶端飘扬着红色的越南国旗,整座建筑与不远处的市立歌剧院异曲同工地彰显着法兰西建筑和雕塑艺术美。傍晚,夕阳西下时拍摄的市政厅照片更有法式建筑格调美。

       广场花园中轴线上的胡志明全身铜像背朝市政厅面向前面的市中心和西贡河。身着中山装的胡志明右手举起在挥手致意,脚下的黑色大理石基座上面用越南文刻着胡志明(1890-1969)字样。这是在胡志明市与胡志明合影的最好雕塑了。从这里走过广场花园、路过金融塔摩天大厦冲着艾丽萨帆船餐厅走就到了西贡河畔。所以,这里是观光游览胡志明市最好的地方了。周围餐饮、酒吧、商厦和饭店多多,我入住的西贡大酒店就在旁边。

       我们这一代从小时候就天天听说的越南都与越战相关,知道西贡在南越,河内在北越。我认为胡志明市最难得、最应该花点时间参观的是战争遗迹博物馆。这座令人震撼呼吁和平的博物馆馆址,正是越战期间的美军情报中心。在这里,我看到了近代战争的残酷、无辜越南百姓对战争的控诉和民众对和平的企盼与呼唤。

       在博物馆对外开放参观的4层展厅里,除了了大量美国等各国记者拍摄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战争惨状与恐惧照片,更有从枪支弹药到地雷炮弹到各种空投炸弹等杀人武器实物。一进展厅,在一扇和平鸽图案的玻璃上面记录着已被人们淡忘的越战历史时刻:1954-1975

       很多游客在一张英文展牌前驻足拍照。展牌上写着,越战期间有3百万越南人丧命,其中2百万是包括妇女儿童的平民百姓。还有2百万人受伤,30万越南人在战争中失踪。此时此刻,我脑海里面也想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那面著名的“越战墙”。在这设计成v字形的黑色大理石碑墙上面,刻着5万多名在越战中死亡在异国他乡的美军官兵姓名。战争与和平。人类应该吸取战争教训世代争取和平。

       参观这个展览的西方游客特别多,个个表情凝重。很多幅美军在越南使用生化武器后造成的畸形儿和极度残疾人的照片惨不忍睹令人心碎。一幅幅记录下战争中百姓特别是妇女儿童的恐惧与绝望的照片让人看到了越战的残酷和惨状。

       战争遗迹博物馆室外还展出了越战期间美国空军的各种战斗机、轰炸机和直升飞机,美国陆军的各种作战坦克、装甲车、丛林推土机、迫击炮和燃烧弹等事物以及船头架设着重机枪的快艇等,可见越战对美国消耗也是很大。博物馆的馆徽令我印象深刻:蓝天下三枚往下投掷的炸弹背景前面一只洁白美丽的和平鸽。走出博物馆,仰望蓝天白云,我真希望看到和平鸽能永远在蓝天白云中自由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