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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父母的老屋,我只是故乡的客人

作者:孙道荣

老家亲戚的孩子结婚,邀请他去喝喜酒。他欣然应允。

回到了故乡,从车站走出来,他却有点恍惚了,喜宴是明天,他不知道是直奔亲戚家好,还是该先找个酒店住下,明天再赶过去?

这是母亲过世后,他第一次返乡。父亲早年就过世了,3年前,母亲也走了。

办完母亲的丧事,他在县城的妹妹家小住了几日。临别时,妹妹对他说:“哥,以后回来你就上我家住吧。”当时他点点头。

但是,当他再次回来,站在熟悉却又陌生的车站出口,他忽然发觉,自己不知道该往哪去了。

以前当然不是这样。

父母在时,每次回来,不管多晚,他都不担心,他会打个车,直奔县城20里外的家,那个他从小长大的乡村。

有时候,他会提前告诉父母他要回来;有时,他也会忽然就出现在了家门口,让父母又惊又喜,嗔怪他搞突然袭击。

也有时候,他并不急于回家,先到县城的妹妹家歇个脚,然后,再和妹妹全家,一大帮子人,浩浩荡荡地回乡。

一到村头,就看见了手搭额头眺望的老母亲,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脚,天知道她从几点就站在村口了,一定是妹妹提前告诉了老母亲。

每次这样兴师动众地回来,陈旧的老宅,忽然被人声塞满,兴奋得吱吱作响。老宅只在他们回来时,才再一次呈现出欢乐、饱满的样子。

这才是他熟悉的老宅的味道,家的味道。

但这一次,他恍然不知去处。

他自然还可以像以往那样,先到妹妹家去。他和妹妹很亲,妹妹的儿女也和他这个舅舅很亲,但是,那终归是妹妹的家。

以前落个脚,甚至小住几日,都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有自己的家的——父母在家里等着他,他随时可以回家。

现在,再去妹妹家,就只能住那儿了,而不是中转一下,他真正成了一个借居的客人。想到这里,他突然提不起兴致去妹妹家。还是先回老屋看看吧。

他在心里,用了老屋这个词,而不是家。父母不在了,那里也不是家了。

他叫了辆车,回到老屋,对司机说,你在路边等等我,我还要回城的。老屋的一个墙角,已经坍塌。母亲去世后,他和妹妹们将母亲的遗物整理好,锁上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绕着老屋转了几圈,残破的老屋,和心中那个家,一起坍塌一地。

在村口,他遇见一位邻居。邻居说:“回……”话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变成了邀请:“要不,上我家坐坐吧。”

他谢了乡邻,那一刻,他意识到,对这个从小长大的村庄来说,他是客了。

他乘车回了城,入住一家酒店。

犹豫了一下,他还是给妹妹打了电话,告诉她,他在县城,住在某某酒店。妹妹嗔怪说:“住什么酒店,咋不来家里住?”他讪笑无语。妹妹又说,“那你过来吃晚饭吧”。他答应了。

在妹妹家楼下,遇见了买菜回来的妹妹。邻居看看他,对妹妹说:“家里来客了?”妹妹立即说:“什么客,我哥!”

妹妹的话,让他感动,可是,他知道,那个邻居说的没错。

在妹妹家,他是客;在故乡,他也是客。

那天晚上,他喝了不少。回到酒店,迷迷糊糊接到儿子的电话,儿子问:“爸,你明天在家吗?我们回家来哦。”他告诉儿子:“我回老家了,但是,你妈在家呢。”

放下电话,他泪流满面。

在家乡,他已是客了。但是,只要他在,妻子在,远方的家就还是儿子的家呢!

大数据图解美国华人高端人才(总汇)

作者:硅谷老七

截止到2019年,在美华人大约550万,54%成年华人有大学文凭,51%华人从事专业技术、管理等工作。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文理院四院华人院士共约300余人。中国985高校毕业校友20多万在美国高科技企业或高校机构工作,在美高层次科技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众多干货数据详见本文!

1、美国华人人口概况

人口现状

美国华人广义指具有华人血统(包括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地区华人)的美国籍公民、永久居民或其他住民。根据Pew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和推算,截止到2019年,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大约550万,占美国总人口1.67%,亚裔总人口25%左右。

过去改革开放40年来,到美国的学习,工作和居住的华人人数增长迅速,从2000年的287万,到2010年的401万,到2019年的预估的550万。 华人已成为美国亚裔中最大的族群,并在当地经济和科技发展中做出相应的贡献,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美国华人人数总数(2018和2019是预估,包括自称台湾裔的人士)

 

持学生签证的中国大陆公民大约37万,另外,也有不少人通过其他渠道来到美国工作和生活。另外,根据2019 Open Doors 报道,台湾、香港和澳门分别有23469,6917和558 名在美国留学。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
年度 人数 增幅(%)
2015/16 328,547
2016/17 350,755 6.8
2017/18 363,341 3.6
2018/19 369,548 1.7
    虽然媒体报道,美国对留学生的签证收紧,但是中国大陆到美国就读的学生仍然在增加,毕竟美国是世界当之无愧的头号经济大国,科技大国和教育大国,是留学生的首选地区。

出生来源

根据2015年的数据,本土出生的华人(ABC)占37%,大约63% 的华人出生在美国本土以外。
在出生于美国本土的华人中,53.8%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两个州,这两个州是华人最集中的地方。出生于美国境外的华人(移民)中, 其中 59.9%来自于中国大陆,15.9%来自中国台湾, 9.4% 来自中国香港,15. 根据2015年的数据,本土出生的华人(ABC)占37%,大约63% 的华人出生在美国本土以外。
在出生于美国本土的华人中,53.8%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两个州,这两个州是华人最集中的地方。出生于美国境外的华人(移民)中, 其中 59.9%来自于中国大陆,15.9%来自中国台湾, 9.4% 来自中国香港,15.3%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大陆华人比例近些年日益增长。3%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大陆华人比例近些年日益增长。

代际分隔

总的来讲,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比较有限, 难以使用汉语深度交流。成年以后再到美国的移民,对美国本土的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先天不足。

而“1.5代”移民现象是那些出生于美国之外,在10-16岁期间移民美国的人群。第一代移民通常与主流社会存在不少隔阂,而“1.5代”移民因其在语言能力、社会生活诸方面都较早并很好地融入了主流社会,同时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基本到位。“1.5代”代表人物包括李开复(原微软和谷歌高管,创新工场创始人),李飞飞(AI专家,斯坦福教授),童士豪(知名投资人)、杨致远(雅虎的创始人和阿里巴巴的投资人),蔡崇信 (阿里的二号功臣) 。一些人已经不在美国居住或不是美国公民,但是成家立业在美国。1.5代是独特的教育培养环境,感兴趣者可以在后台留言。

聚集区域

下图是华人在美国各个州分布示意图,在东西两岸比较集中。

下图则是华人居住人数排名前8大地区(2015年数据统计,可能并不完整);在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地区,都有50~70万华人居住在那里,包括中国城, 难怪国内朋友们来到这里,感觉不到像是海外。

移民背景

下图则是华人移民的背景信息。大概30%是职业移民 (一般留学生的渠道),37%是直系亲属移民,20%是非直系亲属移民,13%是Refugees and Asylees 背景。

教育背景

华人移民受教育的程度呈现高低两极分化状态。

一方面,25岁以上的华人持大学文凭比率为54%,远高于美国30%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华人移民中高中以下学历者占36%,高于全部亚洲移民的29%。这部分华人通常从事餐饮、日货等服务业,在美中餐如此受欢迎离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感谢在美华人展示勤劳、善良等中华传统品德,这里必须点赞!

职业背景

美国华人最钟情的职业是综合管理、专业技术及相关行业,占从业人口的51%,虽低于美籍印度裔的62%,但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38%。

美国华人第二大职业领域是商业营销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占从业人口的22%。

华人第三大职业领域是服务行业,占从业人口的18%。

2、美国华人高端人才

华人诺贝尔奖(现居美国)

1.李政道(93岁)

2.丁肇中(83岁)

3.崔琦 (80岁)

4.朱棣文(71岁)

注:杨振宁教授已定居国内;钱永健教授于2016年8月逝世,高锟教授于2018年9月逝世;

美国国家科学院与工程院华人院士

美国科学院华人院士80余人,大家比较熟悉的有李政道、朱棣文、丘成桐等; 美国工程院华人院士约140人,譬如崔琦、胡正明、戴宏杰等。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文理院四院华人院士约300余人。过去几年来,每年新增选的华人院士大约6~15名。

沈志勋,出生于浙江温州,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斯坦福大学物理科学讲席教授,斯坦福大学SLAC国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他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同时也是成功的企业家(多家科技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和成功的投资人。他的照片在后面显示。

在美名校华人教授人数

名校是培养高端人才的重要基地。在美国的七大名校,每个学校都有数十位华人教授,以下是华人比较集中的学科(理工,医学,经济商务等)领域中,华人教授人数分布。

近些年,不少美国华人著名教授回国发展,譬如原清华大学副校长,现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博士、北京大学饶毅教授等。当然,其中也有海归后又回流美国的华人教授,譬如回清华任教后又回归普林斯顿大学的美女教授颜宁(2019新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这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整体科技教育实力的提升。

总的来讲,华人教授招收的中国学生比例相对高一些。这些教授,虽然在海外,还是为培养华人人才贡献巨大。斯坦福大学教授,化工系主任鲍哲南院士的团队,亚裔面孔估计2/3. 鲍哲南也是中国“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委员会委员,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活跃。

对中国人才的培养,海外华人教授和其他科技精英的贡献不可取代!明显的道理,这里再重复一遍!
硅谷科技企业家
相对印度裔,华人在美国的政治,科技,教育和商业发展有些逊色,但仍然有一些让华人引以为荣的人物,独领风骚。

谢青, Netscreen和Fortinet的创始人,他是“四高”代表:学历高(清华和斯坦福校友);事业成就高(两个上市公司的创始人,美国工程院院士);社会成就高(华人精英机构“百人会”成员和2018年会共同主席);身材高(目测1.93m)。 下图是斯坦福大学、美国敦煌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的一个艺术研讨会。前排右四是谢青,他的物理“高度”显而易见。谢青的左侧是沈志勋教授,再左边是斯坦福艺术系讲席教授谢晓泽夫妇,左四是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博士,左五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院长的胡钰博士。

袁征Eric S. Yuan,视频会议软件提供商ZOOM的创始人兼CEO, 被Glassdoor 评为2018年最受员工拥护的CEO第一名, 无疑也提升了华人的正面形象。ZOOM 在2019年4月上市,现在市值大约200亿美金,其产品是许多科技商务人士的亲密伴侣。下图是袁征与GGV纪源创投管理合伙人童士豪 (Hans Tung,上文提到的1.5代华人移民的榜样)使用ZOOM做的远程对话情景。

政界精英

华人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不大,现在有三位国会议员(Judy Chu, Ted Lieu, Grace Meng)和一个内阁部长(Elaine Chao赵小兰)。较为知名的也有骆家辉(Garry Locke 原华盛顿州长,商务部长,驻华大使),以及民主党总统参选人Andrew Yang. 从2013年开始,大陆移民越来越关心参与政治和社区活动。华人社区本身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除了在文化教育领域比较有共同看法以外,其他方面的观点难免有左有右,但只要有利于提升华人正面形象,符合本地法规和习俗,都应该给予支持(也许可以成立一个华人形象党,毕竟华人有个共同的形象)。近来,许多华人支持Andrew Yang竞选总统,其主要原因是,他给美国社会带来华人也有领导魅力的正面形象。

其他行业精英

在美国,最家喻户晓的华人也许是甄文达Martin Yan. 他出生于广东,13岁移居香港,随后到北美留学生活,他在加拿大和美国主流电视台主持烹调节目“Yan Can Cook”(中文翻译“甄能煮”)和其他类似节目大约3000集,跨度将近40年,成为首位成功将中国饮食文化传播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

陆怡颖,国际知名品牌设计专家和创新引领者, 她为多家世界著名企业做过成功的设计,简洁美观,富有内涵,恰如其分地融合东方与西方,科学与艺术。当中国制造实力接近国际水平的时候(笔者给打80分), 其品牌实力也许只有30分, 需要通晓东西文化的人才(品牌行业的朋友,拍砖轻一点,这说明品牌行业更有发展前途)。 本文留言部分有关于陆怡颖的视频介绍。

 

在增加中国人软实力,提升华人形象方面,多元化的人才也非常有意义!

3、美国的中国高校校友概况

下图是中国的知名高校在美国的数据,源于 LinkedIn 的数据库。实际数据应该比LinkedIn上的数量多 30~50% (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行业不注册LinkedIn 账号, 一些人不提供学校信息)。

据不完全统计,39所985高校校友在美约有20万人,本次调研通过地域分布,行业分布,职位层级分布,名企分布,技能分布,以及工作经历这几个维度来进行,并且所有的数据都基于500人以上的大公司。

——数据来自于LINKEDIN(领英)。

A.地域分布


高层次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大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

B.行业分布


从行业分布来看,大部分985高校人才在美从事高新技术行业,计算机软件、半导体硬件以及金融地域分布比较明显。另外在美从事高校教育以及科研工作的985毕业生也非常多。

C.职位层级分布

其中绝大部分在美华人人才是高级工程师或主管,占约61%。公司高管(CXO, VP, Owner以及Partner)相对较少占12%。

D.名企分布

许多985高校留美校友毕业后选择了去微软、谷歌、亚马逊以及苹果等知名企业工作。上图是就业企业排名前20强!

E.技能分布

大部分985高校留美校友毕业后从事计算机互联网行业, 计算机相关技能,数据算法等相对普遍集中。上图是在美华人科技人士技能关键词前20强,包括Matlab、C++、Python、Java、C等。

F.工作经历

上图是在美科技界华人按工作年年限人数分布(仅根据LinkedIn数据,横轴单位是年);进一步,下图以5年为一区间进行人数统计,不难发现,2000年后留美华人还是主流(工作在15年之内),这也说明了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出国留学变得越来越便利。

“985” 部分高校毕业生在美做什么?

下图给出,国内985高校在美校友就业领域分布(单位:人数):

进一步地,上图是领域分布比例图,前3名分别如下:

Engineering 23%

Research 20%

Education 10%

不难发现,工程研发类还是占绝大多数。吸引更多在美工程和研究人员在中国创新创业,必将对科研发展、产业升级起到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AI华人资深人才统计

AI 是近年科技发展的热点,这里以相关的AI技术关键词,分享一下中国“985”高校校友中资深AI人才分布!

注:以上所有图表数据信息主要是根据网络信息、领英数据和建模分析得到,仅供参考,如有不精确之处望理解!感谢硅谷海纳百川创新中心,清控TIE创新走廊的合作!

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United States 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


Rob Portman, Chairman Tom Carper, Ranking Member

 

 

I. EXECUTIVE SUMMARY
American taxpayers contribute over $150 billion each year to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entities like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and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s National Labs, taxpayers fund innovations that contribute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profoundly change the way we live. America built this successful research enterprise on certain values: reciprocity, integrity, merit-based competition, and transparency. These values foster a free exchange of ideas, encourage the most rigorous research results to flourish, and ensure that researchers receive the benefit of their intellectual capital. The open nature of research in America is manifest; we encourage our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to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In turn, America attracts the best and brightest. Foreign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jus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me countries, however, seek to exploit America’s openness to advance thei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The most aggressive of them has been China. China primarily does this through its more than 200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the most prominent of which is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Launched in 2008,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incentivizes individuals engaged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ransmit the knowledge and research they gain here to China in exchange for salaries, research funding, lab space, and other incentives. China unfairly uses the American research and expertise it obtains for its own economic and military gain. In recent years, federal agencies have discovered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who downloaded sensitive electronic research files before leaving to return to China, submitted false information when applying for grant funds, and willfully failed to disclose receiving money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U.S. grant applications.

This report exposes how American taxpayer funded research has contributed to China’s global rise over the last 20 years. During that time, China openly recruited U.S.-based researchers, scientists, and expert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to provide China with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 in exchange for monetary gain and other benefits. At the same time,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grant-making agencies did little to prevent this from happening, nor did the FBI and other federal agencies develop a coordinated response to mitigate the threat. These failures continue to undermine the integrity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enterprise and endanger our national security.

* * * *

China aims to be the world’s leader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by 2050. To achieve its S&T goals, China has implemented a whole-of-government campaign to recruit talent and foreign exper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hina’s campaign is well financed.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by the FBI, China has pledged to spend 15 percent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n improving human resources from 2008 to 2020. That amounts to an investment of more than $2 trillion.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s not about advancing science, it is to advance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Foreign trained scientists and experts provide China access to know-how, expertise, and foreign technology—all necessary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While China has created and manages more than 200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is report focuses on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China designed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to recruit 2,000 high-quality overseas talents, including scientists, engineers, entrepreneurs, and finance experts. The plan provides salaries, research funding, lab space, and other incentives to lure experts into researching for China. According to one report,
by 2017, China dramatically exceeded its recruitment goal, having recruited more than 7,000 “high-end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several Nobel laureat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Party”) plays a lead role in
administering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The Party recognized the need to control overseas talent recruitment efforts to ensure the program served its priorities. The Party created a “complex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nd oversight to coordinate its
recruitment efforts.” The Party is able to “exert exceptional” levels of control over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and other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o ensure control, Thousand Talents Plan members sign legally binding contracts.

Contracting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ousand Talent Plan members sign legally binding contracts with Chinese institutions, lik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contracts can incentivize members to lie on grant applications to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set up “shadow labs” in China working
on research identical to their U.S. research, and, in some cases, transfer U.S. scientists’ hard-earned intellectual capital. Some of the contracts also contain nondisclosure provisions and requi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mission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giv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gnificant leverage over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These provisions are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U.S. research community’s basic norms, values, and principles. Annexed to this report are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contracts that illustrate exactly what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agree to when they become members.

Case Examples. This report includes selected examples from U.S. grant making agencies involving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For exampl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removed 30,000 electronic files before leaving for China, submitted false information when applying for grant funds, filed a patent
based on U.S. government-funded research, and hired other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to work on U.S. national security topics. One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 stole proprietary defens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U.S. military jet engines, and others have contractually agreed to give Chinese institution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at overlapped with research conducted at U.S. institutions. Annexed to this report are case examples provided by several federal agencies.

Talent Plans Go Underground. Following public testimony and U.S. government scrutin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arted deleting online references to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in October 2018. For example, China deleted news articles featuring Thousand Talents Plan members, Chinese universities stopped promoting the program on their websites, and the official Thousand Talent Plan site deleted the names of scientist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instructed talent recruitment organizations that “the phrase ‘Thousand Talents Plan’ should not appear in written circulars/notices.” Despite this censorship,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continue.

* * * *

The Subcommittee reviewed seven federal agencies’ efforts to mitigate the threat that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pose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including U.S.-funded research. While China has a strategic plan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researchers, scientists, and the U.S. private sector, the U.S.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combat this threat.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funds approximately 27
percent of all federally funded basic research at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eading to 12,000 annual awards to more than 40,000 recipients. In light of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misappropriation of NSF funding, NSF has taken several steps—albeit insufficient ones—to mitigate this risk. As of July 2019, NSF policy prohibits federal employees from participating i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but the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NSF-funded researchers. These NSF-funded researchers are the individuals mostly likely to be members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e NSF also does not vet grantees before awarding them funding. Instead, NSF relies on sponsoring institutions to vet and conduct due diligence on potential grantees. NSF has no dedicated staff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NSF grant terms.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invests over $31 billion annually in medical research through 50,000 competitive grants to more than 300,000 researchers. NIH has recently found instances of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committing grant fraud and transferr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property. It also found possible malign foreign influence in its peer review process. NIH has attempted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but significant gaps in NIH’s grant integrity process remain. Much like the NSF, NIH relies on institutions to solicit and review disclosures of financial conflicts by its employees participating in NIH-funded research. Unlike the NSF, the NIH has a Division of Grants Compliance and Oversight that conducts site visits at institutions to advance compliance and provide oversight. The number of oversight visits to institutions has fallen from 28 in 2012 to only three last year. NIH officials remain concerned that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are more pervasive than what they have uncovered to date.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Energy”) is the largest federal sponsor of basic research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Energy awards $6.6 billion in grants and contracts annually that support over 25,000 researchers at over 300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Labs. Energy’s research funding and prominent role in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ke it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ergy has recently identified Thousand Talent Plan members working on sensitive research at National Labs and Thousand Talent Plan members with security clearances. Energy has been slow to address vulnerabilities surrounding the openness of its National Labs and its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with the 35,000 foreign nationals who conduct research at the National Labs each year. For example, in December 2018, Energy began requiring all foreign nationals’ curricula vitae be included in Foreign Visits and Assignments requests to Energy facilities as well as in the Foreign Access Central Tracking System database. Despite 30-year old federal regulations prohibiting U.S. government employees from receiving foreign compensation, Energy clarified only this year that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are prohibit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e State Department (“State”) issues nonimmigrant visas (“NIV”) to foreign nationals seeking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work, or conduct research. It is on the front line in the U.S. government efforts to protect again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d illicit technology transfers. While State has a process to review NIV applicants attempting to violate export control laws, State’s authority to deny visas is limited. State’s review process leads to less than five percent of reviewed applicants being denied a visa. Nor does State systematically track visa applicants linked to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even though some applicants linked to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have engaged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s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conducts assessments of defense-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administers export controls of dual-use items which have both military and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Commerce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issuing deemed export licenses to firms that employ or host foreign nationals seeking to work on controlled technology projects. The Subcommittee found that Commerce rarely denies a application for a deemed export license. Commerce’s denial rate in 2018 for deemed export licenses was only 1.1 percent. Commerce officials told the Subcommittee that it has not revoked a deemed export licens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despite the recent listing of new entities on Commerce’s Entity List that require additional scrutiny. Commerce issued deemed export licenses to Chinese nationals who participated i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had ties to Huawei, and were affiliated with other concerning entities.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protects the United States from foreign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and espionage. The FBI, however, has recognized that it was “was slow to recognize the threat of the Chinese Talent Plans.” It was not until mid-2018, however, that FBI headquarters in Washington, D.C. took control of the FBI’s response to the threat. Moreover, after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suspected talent plan participants, the FBI waited nearly two years to coordinate and provide those details to federal grant-making agencies. This delay likely prevent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rom identifying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who engaged in illegal or unethical grant practices or the unauthorized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he FBI has yet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nationwide strategy to warn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laboratories, and the broader public of the risks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 has formal authority to convene all research funding agencies on matters of policy through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OSTP formally established a joint committee in May 2019 to begin a policy review to coordinate efforts to adopt best practices acros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mitigate foreign exploitation of the U.S. open innovation system. This review is intended to develop a longer-term strategy for balancing engagement and risk without stifling innovation. The U.S. government’s vast and varied array of grant-making agencies complicates this policy review.

* * * *

As American policy makers navigate an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t is not in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 to fund Chin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with taxpayer dollars.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including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undermine the integrity of our research enterprise and harm our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U.S. universities and U.S.-based researchers must take responsibility in addressing this threat. If U.S. universities can vet employees for scientific rigor or allegations of plagiarism, they also can vet for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nd foreign sources of funding. If U.S. researchers can assess potential collaborators’ research aptitude and their past publications, they should know their collaborators’ affiliations and their research intentions.

The U.S. academic community is in the crosshairs of not only foreign competitors contending for the best and brightest, but also of foreign nation states that seek to transfer valuable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ste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look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guidance and direction on mitigating threats, the U.S. government must provide effective, useful, timely, and specific threat information and tools to counter the threats.

Based on this investigation, the Subcommittee finds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failed to stop China from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U.S. taxpayer funded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Nor do federal agencies have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combat this threat.

The Subcommittee’s Investigations
This investigation continues the Subcommittee’s examin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volving China. During the 115th Congress, the Subcommittee highlighted China’s leading role in the opioid crisis by investigating how illicit opioids like fentanyl are shipped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mail. The Subcommittee held an initial oversight hearing on May 25,
2017, titled Stopping the Shipment of Synthetic Opioids: Oversight of U.S. Strategy to Combat Illicit Drugs. On January 25, 2018, the Subcommittee held a second hearing and issued a bipartisan report titled Combatting the Opioid Crisis: Exploiting Vulnerabilities in International Mail. On October 24, 2018, the President signed into law the Synthetic Trafficking & Overdose Prevention Act (“STOP Act”), legislation designed to assist law enforcement in identifying and stopping fentanyl being shipp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urrent 116th Congress, on February 28, 2019, the Subcommittee held a hearing and issued a bipartisan report titled China’s Impact on the U.S. Education System. The Subcommittee examined China’s propaganda efforts at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unds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hires Chinese teachers to teach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sses to students and non-student community members. Confucius Institute funding comes with strings that can compromise academic freed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roves all teachers, events, and speakers. Some U.S. schools contractually agree that both Chinese and U.S. laws will apply. The Chinese teachers sign contract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edging they will not damage Chinese national interests. The Subcommittee found that these limitations export China’s censorship of political deb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even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rom discussing topic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lieves are politically sensitive.

Next, the Subcommittee turned to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e Subcommittee focused specifically on China’s most prominent plan,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The Subcommittee reviewed documents, received briefings, or interviewed individuals from the following agencies: Office of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epartment of Stat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Department of Energy;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Subcommittee also met with member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Land Grant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 Chinese American advocacy group, and the JASON independent 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II. FINDINGS OF FACT AND RECOMMENDATIONS
Findings of Fact

1) China seeks to become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world
leader by 205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levated the importance of S&T as a key national strategic goal in 2006. China seeks to become an “innovative country” by 2020 and an S&T world leader by 2050. To accomplish its goals, China systematically targets critical technologies and advanced S&T capabilities as a way to enhance national strength and achieve Chairman Xi Jinping’s goal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2) China prioritizes military-civilian fusion as a national goal. In 2016, Chairman Xi designated a policy known as Military-Civilian Fusion (“MCF”) as a national strategy. MCF seeks to pool talent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o jointly develop technologies, conduct research, and attract talent that mutually reinforces both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sectors. MCF blurs the
lines between China’s defense and civilian sectors, enabling China to
continu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while obfuscating that this collaboration also assists in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3) China aggressively recruits overseas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China has a coordinated global campaign to recruit overseas S&T experts as part of its S&T strategy. These experts provide access to know-how, expertise, and foreign technology—all necessary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Chinese recruitment efforts also
have begun to reverse China’s brain drain, as more Chinese students than before are returning to China after studying abroad.

4)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TTP”) is China’s most prominent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Launched in 2008 and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TTP recruits thousands of high-quality overseas talents. As of 2017, China reportedly has recruited 7,000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The TTP targets U.S.-based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regardless of ethnicity or citizenship, who focus on or have access to cutting-edg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The TTP is just one of over 200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over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ble to “exert exceptional” levels of control. In response to U.S. government scrutiny, China has attempted to delete online references to it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and reportedly instructed Chinese institutions on how to avoid additional U.S. scrutiny.

5) TTP employment contracts violate U.S. research values. TTP
members sign legally binding contracts with Chinese institutions that contain provisions that violate U.S. research values, including non-disclosure provisions related to their research and employment with Chinese institutions. The contracts require TTP members to undermine fundamental U.S. scientific norms of transparency, reciprocity, merit-based competition, and integrity. Fundamentally, these contracts incentivize TTP members to put China’s interests ahead of U.S. institutions.

6) Chinese talent plans target unrestricted, basic research. China seeks access to non-public fundamental research to accelerate it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t the U.S. taxpayer’s expense. The U.S. government may restrict some research for proprietary or national security reasons but as fundamental research is generally designed to be openly shared,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have limited means to thwart China’s extralegal activities.

7) TTP members have willfully failed to disclose their TTP
membership. Some TTP members willfully failed to disclose their affiliation with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o U.S. institutions and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In some cases, TTP members received both U.S. grants and Chinese grants for similar research, established “shadow labs” in China to conduct parallel research, and stole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property. U.S. government agencies also discovered that some TTP members used their access to research information to provide their Chinese employer with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early stage research.

8) Federal agencies are not prepared to prevent China from
transferring taxpayer funded research and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U.S. government was slow to address the threat of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leading to U.S. government grant dollars and private sector technologies being repurposed to support Chin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goals. Though some federal agencies have begun to take ac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lacks an effective interagency strategy and continues to
have shortfalls in its processes to mitigate the threat that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pose.

9) Federal grant-making agencies lack standards and coordination.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such as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each require grant applicants to use different forms and processes to apply for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grants. This increases administrative burdens on researchers applying for grants from multiple federal agencies. It also complicates effective grant oversight of the more than $150 billion in U.S. funding awarded annually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0)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policies o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differ. For example,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s new policy effectively bans both employee and contractor participation i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e NSF’s new policy, however, only applies to NSF employees, but not researchers. These differences can complicate the research communi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scope and scale of the problem.

11) The NSF does not have a compliance office to perform grant
oversight functions. Instead, the NSF relies on the institutions submitting grant applications and the NSF Inspector General to conduct due diligence, vetting, and oversight. The NSF’s policy on participation i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does not extend to the more than 40,000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that receive U.S. funding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2) The NIH awards over $31 billion annually in medical research in 50,000 competitive grants to more than 300,000 researchers. The NIH has not issued new policies addressing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Instead, it relies on existing policies regarding conflict of interest,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nd disclosure of outside support. The NIH is conducting additional oversight of potential links between federal funding and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As part of that process, it identified at least 75 individuals potentially linked to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at also served as peer reviewers.

13)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Energy”) is the largest federal sponsor of basic research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funding $6.6 billion in grants and contracts that support over 25,000 researchers at over 300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Labs. Energy’s research funding and prominent role in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ke it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spite 30-year old federal regulations prohibiting
U.S. government employees from receiving foreign compensation that conflicts with their official duties, Energy clarified only this year that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are prohibit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foreign talent plans.

14)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Commerce”) granted deemed export licenses to Chinese nationals associated with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Chinese military affiliated universities, and other entities on Commerce’s entity list. The entity list includes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who have engaged in activities that could result in an increased risk of the diversion of exported, re-exported, and transferred items to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programs.” The list also includes “activities contrary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or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Commerce is responsible for issuing deemed export licenses to U.S. firms that employ or host foreign nationals seeking to work on controlled technology projects. Commerce rarely denies deemed export license applications, denying only 1.3 percent in 2018.

15) The FBI recognized that it and other federal agencies were “slow to recognize the threat of the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until recently. Despi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blicly announcing in 2008 its intent to recruit overseas researchers with access to advanced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FBI’s headquarters in Washington D.C. did take control of the response to the threat until mid-2018. The FBI took nearly two years to coordinate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identifying potential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participants to federal grant-making agencies. The FBI has yet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nationwide strategy to warn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laboratories, and the broader public of the risks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16)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on the frontline in the U.S. government
effort to protect again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d illicit
technology transfers. While State has a process to screen for nonimmigrant visa applicants attempting to steal sensitive technologies 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te’s authority to deny visas is limited. This results in a denial rate of less than five percent of all visa applicants reviewed. State also does not make available visa applicant files and 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to U.S. law enforcement in easily accessible formats to assist
national security investigations.

17) The White House’s OSTP launched an effort in May 2019 to
coordinate interagency work related to improving the safety,
integrity, and productivity of research settings. Currently, federal
grant-making agencies’ policies and processes are not standardized or uniform. These differences complicate the grant process for applicants, stifle U.S. law enforcement’s ability to investigate grant-related crimes, and frustrate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ability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grant spending.

Recommendations

1) Federal agencies must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combat both illegal and extralegal transfers of U.S. intellectual capital. China uses illegal and extralegal mechanisms to acquire 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earch, and sensitive technologies. Federal agencies should work with the U.S. research community to balance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while securing U.S.-government funded research.

2) Federal agencies should declassify and disseminate more
information o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rom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nd federal grant-making agencies will help define the scope and scale of the problem so that U.S. research institutions can effectively mitigate risks associated with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3) While taking steps to better protect research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gress and the Executive Branch should reaffirm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foreign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Congress should provide stable and sustained funding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sponsored by federal agencies and support programs aimed at keeping scientists and their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4)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members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must better tailor engagement with the U.S. research community to ensure that threat information is accessible and actionable. The FBI should develop a cohesive strategy to ensure outreach by its headquarters and 56 field offices is effective, consistent, and timely.

5)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should harmonize the grant proposal process and standardize reporting requirements for disclosing all foreign conflicts of interest, conflicts of commitment, and all outside and foreign support. Standardization and harmonization will reduce the administrative burden o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pplying for federal research funding and promote data sharing across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A government-wide standard should require documents be machine readable to encourage automation to assist with identifying grant fraud.

6) The U.S. research community should establish a “Know Your Collaborator” culture. U.S. research institutions should establish best practices in monitoring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with foreign nationals and determining whether such collaboration adheres to U.S. scientific research values,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research integrity. U.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lso should investigate and adjudicate allegations of failures to disclose conflicts of interest, commitment, or other outside support.

7)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should implement a compliance and
auditing program to ensure grantees accurately report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conflicts of commitment. Congress should provide adequate resources to support agency compliance programs and inspectors general.

8)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conducting or funding U.S. government research should sha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grant recipients with access to U.S. government funding and research facilities. This information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as appropriate to foster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nd used by funding agencies to assess the qualifications of researchers.

9)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should ensure its interagency process for identifying emerging and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that are essential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es a review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As appropriate and necessary,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should add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and area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to its export control lists.

10) The State Department should identify any additional authorities needed to deny non-immigrant visas for individuals suspected of engaging in illegal or extralegal transfers of technolog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fundamental research. State also should include additional security related questions designed to detect foreign government sponsorship of research condu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ether the visa applicant intends to legally or illegally transfer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y on visa applications. State should automate security reviews of visa applicants for illicit transfers of technolog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fundamental research.

11)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sider updating NSDD-189 and implement additional, limited restrictions on U.S. government funded fundamental research. NSDD-189 was issued in 1985 and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policy that product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are to remain unrestricted to the maximum extent possible. Federal agencies must not only combat illegal transfers of controlled or classified research, but assess whether openly sharing some type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is in the nation’s interest.

12)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nd other relevant agencies should identify U.S.-based entities that serve as recruitment networks, platforms, or foreign government proxies that facilitate or broker in statesponsored talent recruitment. Additional investigations and publications are needed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eff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nd other relevant agencies should examine the extent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activity in the private sector for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related programs, including venture capital contests and entrepreneurial programs.

13)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should work with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ensure they have the necessary cybersecurity practices in place to reduce the risk of research data misappropriation.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other recipients of federal research funding should periodically demonstrate that they are adhering to cybersecurity best practices.

14) Grant-making agencies should not award U.S. funding to participants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absent full disclosure of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membership in any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

Resource:  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生活在美国:如果不被媒体洗脑?

作者:彩烟游士

人性有个特点,就是想听顺耳的话。在选择看新闻的时候,也是如此。正因为这个原因,每一个媒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观众群、听众群或者读者群。

美国的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自媒体、主流媒体和另类媒体。

自媒体就是推特、博文和油管之类的。在美国,谁都可以弄一个自媒体,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自媒体多半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般老百姓的自媒体没有什么人看,影响力极小。名人的自媒体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譬如说,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有6千5百万人关注。川普的每一条推文都有可能影响股市和世界局势。最有影响力的名人包括娱乐明星、体育明星和政客。

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是收看人数最多的媒体,大部分人的信息都是从主流媒体得到的。大家最熟悉的主流媒体包括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C)和后起之秀狐狸新闻网(Fox News)。美国的主流媒体以左倾的为多,如CNN, NBC, ABC和CBC都属于左倾媒体。右倾的主流媒体较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右倾主流媒体是狐狸台(Fox News)。

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是少数人创办,为少数人服务的媒体。另类媒体也分极左和极右,但本质很相似,很多都是关于阴谋论的假媒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假新闻(fake news)。美国的天然新闻(Natural News)是极左的另类媒体,信息战争(Infowars)则是极右的另类媒体。天然新闻散布的阴谋论包括疫苗和转基因。信息战争的阴谋论更是滑稽。譬如说,信息战争宣称911恐怖袭击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美国中小学的枪击案都是假的,电视上接受采访的老师和家长其实都是演员假扮的。

这三类媒体中,自媒体是追星族很重要的媒体。粉丝们整天眼巴巴地等着偶像发布新的信息和照片。另类媒体呢,偶尔看看倒也无妨,但如果相信其中的阴谋论,那慢慢地被洗脑了。在现实生活中,我还真遇见过特别相信阴谋论的熟人,其中一个男的相信艾滋病毒是美国政府培养的,专门用来感染黑人,企图将黑人种族灭绝。还有一个女的则对我说过好几次,希拉里杀死的人,已经有好几十个了,而且这些被希拉里谋杀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

主流媒体应该是获得新闻的主要渠道。如果光看左倾或者右倾的媒体,也很快就被洗脑。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看的主要是CNN,后来发现CNN很多地方不可信啊!我发现被洗脑了!FOX 成立之后,我就不看CNN了,只看FOX。刚从CNN转到FOX的时候,我觉得FOX给人一种很清新的感觉,特别喜欢。又过了一段时间,发现FOX和CNN一样,也经常撒谎啊!我这才发现自己又被洗脑了!

我被骗了几次之后,就学乖了。阴谋论我是不相信的,自媒体的王婆卖瓜我也不太信任。看新闻,还是要看主流媒体,但不盯着一家媒体看。看新闻,特别是政治新闻,我是CNN和FOX都进去看一下。

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能遇见一些已被洗脑但尚不自知的人。这一个多月以来,主导美国新闻媒体的事件就是众议院展开弹劾川普的调查。我所在的几个政论微信群讨论最多的也是这事,川粉川黑吵成一团,飞沙走石,日月无光。虽说大家政见不同,但多数人都以事实为依据。其中一个自称不看主流媒体只看狐狸台的群友(他不知道狐狸台也是主流媒体),是个讨论的积极分子。他这两个星期一直在说,众议院的三个委员会进行的弹劾调查是非法的,因为没有经过全体众议员的投票表决。他还很自信地说,弹劾调查是民主党关起门来秘密举行,不允许共和党的众议员参与。群里其他温和的群友友好地指出:你错了,众议院对总统的弹劾调查,是宪法授予的权力,不需要经过全体众议员投票表决的。如果几个委员会发现足够的证据证明总统违法了,再由议长召集全体众议员,投票表决是否弹劾总统。另外,三个委员会举行“秘密”调查,这里的“秘密”,指的是不对公众开放,而不是禁止三个委员会里的共和党议员参加。事实是,司法、情报和外交三个委员会里的共和党众议员一直参与弹劾调查的听证会的。可是呢,这位群友就是不信,还不停地反问:既然弹劾调查过程中共和党是一直参加的,那他们为什么在10月23日要集体冲击众议院地下室的“密室”呢?显然,这位群友已经被狐狸台洗脑了。

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主持人问一位共和党议员:你既然一直参与弹劾调查的,那为什么要冲击“密室”呢?这位众议员是这样回答的:我是参加听证会的。我冲击“密室”,是为其他共和党众议员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这位众议员没有告诉观众的事实是,不在三个委员会里的共和党议员是没有资格参与听证会的。不在三个委员会里的民主党议员,也同样没有资格参与听证会的。所以说,20几位共和党众议员集体冲击众议院地下室的“密室”,实际上就是一场闹剧,一场旨在误导美国人民的闹剧。

生活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有可能被洗脑。生活在新闻相对自由的美国,也有可能被洗脑。如果不想被洗脑,或者被洗脑的程度轻一点,那就要既看左倾媒体,也看右倾媒体。事情的真相,往往不在极左,也不在极右,而是在极左和极右的中间。

原载:文学城

美国华人为什么在职场会输给印度人?

作者:硅谷维立

 

第一篇:领导力

在职场的进步就是一个逐渐获得领导力的过程。如果对领导力的误解让我们放弃对领导力的追求,或者追求起来满心愧疚,仿佛出兵打仗却师出无名,当然是输在了起跑线上。而我们对领导力的误解从何而来?答案每一天都能看见。

在硅谷乃至整个美国职场,中国人不如印度人干得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谷歌总裁比才和微软总裁纳德拉,都是二十多岁才来美国念研究生院的印度新移民;在硅谷大部分公司,职位高的中国人凤毛麟角,印度的副总裁、总监却比比皆是。统计数据表明,印度人创投的高科技公司数量远远大于中国人,印度人的收入中位数中国人也比不上

很多中国人对此都愤愤不平,聚在一起时也经常对这种现象加以分析。这些分析有的上升到历史高度,有的深挖文化根源,有人认为印度人英语好,善于夸夸其谈,更加能说会道,也有人说印度人天性刁钻狡猾,不如我们中国人老实忠厚。

这些高谈阔论可能多少都有些道理,但我今天只想讨论众多原因中的一个:中国人对领导力普遍有很深的误解,这种误解妨碍了我们在职场的进步

在职场的进步就是一个逐渐展示和获得领导力的过程。如果对领导力的误解让我们放弃对领导力的追求,或者追求时扭扭捏捏,满心愧疚,像出兵打仗却师出无名,又或者追求起来不得要领,当然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我不是第一个指出硅谷的中国工程师缺乏领导力的人,事实上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为什么中国工程师缺乏领导力,却没听到有说服力的论述。当然背后的原因一定是中国文化,估计孔子难逃其咎。但中国文化到底怎样侵蚀了我们的领导力,孔子的罪状到底是哪一条,我并没想清楚过。

有一年回国探亲,正赶上召开一个重要会议,每天电视上铺天盖地全是开会场面。但这些场面没白看,多看几眼以后,我突然茅塞顿开,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我们这代人普遍缺乏领导力,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原因:我们从小观看领导做报告的会议场面,天天看,月月看,年年看,终于被引入一个误区,以为领导力就是在会场上正襟危坐、装腔作势地作报告。

自己也在职场摸爬滚打很多年后,当然知道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首先,领导的工作并不全是开会;第二,即使领导们开会比较多,开会也不仅仅是开会。一个会的背后有很多准备,所谓功夫在诗外。如果说有些会是在一个漂亮的蛋糕盒上系一条缎带,确保这个蛋糕味道鲜美,外表好看,而且按时完工,完整地装进盒子,却是缎带能顺利系上去的先决条件。

每一个重要会议都有一些直接的准备工作,比如制定议程、准备讲稿等。我们的资深副总裁(恰好是印度人)每次开全体员工大会前,都首先由手下的经理们起草讲稿,好几个人花好几个半天开好几个会才能定案。然后再由我们部门负责营销传播的语言专家润色文字,还要拿给负责软件界面设计的平面设计师配上合适的图案、字体、颜色、动漫。这样一轮又一轮地修改润色,一个团队至少有一周时间被他支使得团团乱转,手头的其他工作都要暂时放下。

这还是直接的准备工作,还是小菜一碟,间接的就更多了。比如资深副总裁要和与自己官阶相同的一帮同事一起参加上司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海滨度假村举行的会议,届时要汇报本部门的工作成绩。这个工作成绩可不是一个星期可以变出来的。如果过去半年没有发布新产品,新版本,顾客数量没有大幅增加,公司下达的支持欧盟数据保护条例的硬性指标没有完成,在会上发言时必定灰头土脸,上司脸色阴沉,同事幸灾乐祸;反之则神气活现,趾高气扬,等待着的是领导的表扬,亨通的官运。

其实这些都是常识,在公司工作几年后都会知道,但人有时候很顽固,幼时灌入脑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如果不去刻意消除,有意无意地会一直对我们的行为起作用。

虽然一定有其他因素影响我们对领导力的看法,但以前每天都看的电视最排山倒海,直截了当。只要是领导,一般来说肩上总是有些责任的。即使这些责任只是搞办公室政治,也需要才华,需要付出努力。电视台不知何故绝不透露领导们从事有挑战性工作的细节,而是把他们的工作简化成像机器人一般坐在会上念报告,还用这种形象狂轰滥炸地给我们洗脑,在造成我们对领导力的误读上做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

有人可能会说,把新闻媒体挑出来做靶子没抓住重点,这不过是冰山一角,一个庞大系统的门面。这种说法当然是对的。但我以及多数留学美国的华人,作为普通百姓和局外人,只有资格看看电视,读读报纸,所以只能谈门面,谈不出内幕。也正因为如此,门面对我们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了内幕。

如果父母是领导,还可以通过父母的言传身教,对领导力获得更全面和正面的了解。但对父母不是领导的人来说,报纸和电视成了我们在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了解领导力的最主要甚至唯一途径。

按理说父母在单位也可以观察到领导工作,但或者他们工作单位的运作跟我们现在的公司不同,或者报纸电视宣传的威力实在过于强大,他们似乎也普遍认为当领导就是对技术一窍不通,冠冕堂皇,夸夸其谈,发号施令。他们如果自己是业务水平高的技术人员,对领导虽然表面服从,心里多半不屑一顾。

其实他们自己并不一定能胜任领导的工作。妈妈因为业务好的缘故,有一阵子当了小组长。作为小组长,她要把工作分配给管辖范围内的人,但人人都推三阻四,挑肥拣瘦,她只好自己把那些最棘手的活儿都包下来,算是体会了一点当领导的难处。

根据我很不全面的个人观察,那些中年以后最有成就的同学朋友,父母很多都是领导,即使是技术人员,也是技术部门的领导。我的猜测是,他们的父母有意无意地给了他们一些关于领导力的教育。如果他们本身又是学霸,这些教育当然如虎添翼。其他人不是没有希望,事实上也有很多人经过学习和体验,超越了少年时期教育的局限。但对多数人来说,必须挣脱小时候形成的关于领导力的错误观点的桎梏,成功的路上自然多了一道障碍。

所以,中国文化确实导致了硅谷工程师领导力的缺乏。但相对于那些几千年老的古书上写的看不懂的句子,这些每天上演的节目才更是我们浸淫其中无法逃遁的活生生的中国文化。

领导力到底是什么?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我不是专家,但专家们一般认为领导力有下面几个容易被误解的特点:

第一, 当领导是需要付出努力的细致工作。事实上因为领导责任重大,需要操的心还更多,做的很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服务性工作。这个工作需要的才能跟技术工作不一样,但正如当领导的人不一定能做好技术工作,做技术工作的人也不一定能当好领导。如果以为领导不做事,只是要别人做事,绝对是一种错误;

第二, 领导力和领导的职位不是一回事。领导力是一种技能,其最根本的特点是能推动他人来做成事情,因此需要建立关系,了解他人心理,拥有有所作为的热情。有头衔的人不一定拥有这些技能,没有头衔的人也可以拥有这些能力。在理想状态下,处在领导位置的人应该拥有领导技能,而且头衔确实有利于发挥影响力,但一个人并不需要等到当上领导再发挥领导的影响力;

第三, 领导力是一种值得开发的潜能。领导力中的勇气、胆量、关怀、洞察力、奉献精神是成熟的标志,是一种人格魅力。即使没有官瘾,开发领导潜力与作为一个普通人实现个人成长,这两个目标几乎完全一致。

正如上面第二条指出的,领导并不一定拥有领导力。坏领导我们见过,但我们也见过好的领导和领导行为,不能因为几个歪瓜裂枣就否定领导力。从中国同事聚在一起的评头品足,可以听出不少人都对领导力持冷嘲热讽的态度,把在职场的进步等同于削尖脑袋的钻营,把领导力等同于装模做样和装腔作势。这种态度当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们成长过程中无孔不入的媒体对领导力的曲解第一个要负责任。

对领导力的误解会让我们在职场上走一些弯路,因为即使是按图索骥,图上的马也要画得像才能找到;而更重要的是,少年时期被一再强化的对领导力不够尊重的看法,削弱了我们追求领导力的热情和动力。

追求升职当然是为了加薪,拿更多钱回家,头衔听起来也神气。但如果仅仅如此,如果缺乏对领导力的尊重,内心深处并不认为领导力是值得追求的自我成长的目标,是一种正面的、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给自己增添智慧和魅力,追求起来自然羞羞答答,勉为其难,心猿意马。以这样的状态参加白热化的竞争,输给对手是意料之中的事。

语言能力差和对主流文化的不熟悉,显然影响我们在职场的发展。但为什么这些问题一直不能解决,值得思考。刚来美国时英文不如人还情有可原,毕竟人家在英语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但在美国居住十几年后,还能用这个借口吗?

第二篇:英语水平

为什么硅谷乃至整个美国职场的中国人不如印度人成功,每个人都可以列出很多理由,但几乎人人都同意的一条是,印度人的英语远比我们熟练。

记得刚来美国时,中国同学常常很纳闷,为什么我们说话清清楚楚,美国同学一头雾水;印度同学说起话来叽里咕噜,含混不清,美国同学听起来却毫不费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印度人口音虽重,但语法正确,用词恰当,表达意思清楚完整,英语水平甩了我们十条街都不止。美国同学能无障碍地与他们沟通,毫不奇怪。

跟印度人接触较多、自己英语也略有进步后,对他们优越的英语水平有了更多体会。比如他们的词汇丰富,会使用一些很生动、很贴切的词,这让他们说起话来有一种中国人无法企及的韵味。

午饭后跟印度同事一起出去散步,她说今天的太阳不像昨天的那么“scorching”(灼热);在会上对经常给我们使绊子的兄弟部门表示不满,印度老板说我的观察非常“astute”(敏锐);有一次讨论问题时我中途改变了立场,相熟的印度同事马上私下送电邮问我为什么有这样的“volte-face”(变卦,突然翻脸)。这些词虽然中国同事可能也认识,但我从没看到他们使用过。

当然印度英语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们偶尔有一些奇怪的说法,还造了几个英文里原本没有的词,比如用“prepone”(提前)作为“postpone”(推迟)的反义词。但除了这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外,他们的英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表达起意见来绰绰有余,经常还能口若悬河,语惊四座。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的英语问题就多了,可以说是百仙过海,各显神通。公司里很多同事不管是讲英语还是写英语百分之八十的句子都有严重问题。网上聊天时,有些人也会使用英文,但其中不少英文都错误连篇,让人不忍卒读。

有些人以为,我们中国人词汇可能贫乏一点,但语法是过硬的,因为我们都有十多年扎扎实实的语法训练。但我们十多年的语法学习效果其实并不好。或许是教学方法不够先进,或许是练习太少,理论不能和实际结合,虽然语法规则都学过,但是不是完全理解,是不是都还记得,是不是烂熟于胸,是不是能顺手拈来,就很难说了。根据我的观察,回答是“no”。

还有人说美国人自己也不注重语法。但美国人虽然不时刻把语法放在心上,还从没见过一个美国人说英语像有些外国人一样错误百出。科学家早就发现,小孩与成年人学语言的学习机制不同。小孩学语言主要通过模仿,他们的脑子可以像海绵一样吸收环境中的各种语言信息,并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但这种能力在青春期之后就消失了。因为这个原因,美国人即使不去特别注意语法,也学到了语法,我们外国人则只有老老实实下笨功夫,否则捷径反而成了弯路。

因为英文不够好,我们中国人对美国文化也不如印度同事熟悉。印度同事对美国的热门电影一般都有所知晓,不像中国同事只在《疯狂的亚洲富豪》上演时才去趟电影院。很多印度同事也爱读英文书。十多年前,我读了Jon Krakauer的Into Thin Air,后来又一口气读了很多他写的别的书。但之所以读Into Thin Air,就是因为一个印度同事的推荐。

有一次去吃午饭,因为没找到熟人,餐厅又挤,便和几个不认识的印度女同事坐在了一桌。这几个印度同事活泼健谈,思维发散,从家中打扫卫生的烦恼,扯到Marie Kondo(近藤麻理惠)的 The Life-Changing Magic of Tidying Up,又从这本书的书名,联想到另一本畅销书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ck。我当时就想,我们中国同事是不会有这种谈话的。我们的话题永远是房价和爬藤,如果形而上一点,也是《小欢喜》、《甄嬛传》。

语言能力差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主流文化的不熟悉,肯定影响在职场的发展,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不必多说。但为什么这个问题一直不能得到解决,倒是值得思考。刚来美国时英文不如印度人情有可原,毕竟人家在英语环境里生活了多年。但已经在美国居住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不能还继续用这个借口来挡驾。

我们常说,硅谷的中国人不如印度人成功,原因之一是缺乏领导才能。至于为什么缺乏领导才能,一个经常提起的理由是中国留学生的选拔机制决定了这些人都是书呆学霸。既然都是会念书的人,学英语对我们应该是小菜一碟;但实际情况是,虽然不乏成功的例子,整体而言硅谷工程师们的语言水平并没有随着在美国年头的增长而有所突破。

对于这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我的猜测是,中国的留学生们虽然会念书,成绩好,却并没有强烈的求知欲。事实上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驯服地接受的那些填鸭式教育,反而破坏了我们的求知欲。

学习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自己的智力活动,更重要的是,生活在一个讲英语的国家,这里的新闻、娱乐、教育资讯都使用英文,一个有求知欲的人一定希望了解一下它们是怎么回事。

学习语言当然可以增强职场竞争力,但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诱人的目的。

第一, 英语世界里的文化生活,比中文世界的更丰富,提高语言能力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享受人类文明和智慧的成就。

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及其他原因,中国出产的文化产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还不能跟美国相比。前几年《人民的名义》口碑爆棚,我也赶时髦看了。这部剧确实不错,其中有几场戏很精彩,但也有几处拙劣到让人有点尴尬。

同时期我也看了美国有线电视频道AMC的《最好给索尔打电话》(Better Call Saul)第二季。这部电视剧角色丰满,情节发展出人意料,让人拍案叫绝,却又行云流水,毫无牵强和做作,演员的表演和其他方面也都无懈可击,质量比《人民的名义》高出好几个档次。

书就更是如此了。我爱读书,也怀念中国语言。中文书和英文书同时摆在面前,我一定先读中文。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却是,中文书的质量与英文书相比,尤其是在非虚构图书领域,实在有太大差距。

西谚说,人如其食(you are what you eat),其实人也如其读(you are what you read)。都知道饮食对身体状况有直接影响,既可以病从口入,也可以吃出健康,读物作为精神食粮也如此,也直接影响人的心智、眼光、见识。有些读物让人浅薄、偏执,有些却让人清醒、明智。如果没有好读物,像我们小时候都经历过的,是没办法的事情。但生活在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那么多有营养、有趣味的东西都唾手可得,不去享受似乎是暴殄天物。

近二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一些一线城市的物质生活似乎已经赶上美国,留在国内的好些同学都成了财大气粗的富豪,这让很多留学生怀疑自己当初出国是否错了。我非常幸运地不怎么遇到张牙舞爪的富豪,我想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同学朋友不够成功,但万一你碰上某些土豪爱炫耀自己荷包鼓,如果你读了更好的书,看了更好的电影,视野因为读《大西洋月刊》而不是“文学城”网站而比较宽阔,如果你这几十年磨练了你的英语,享受了世界上最高成就的文化艺术成果,你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感到失落。

第二,学英语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也是我们华人最重视的,就是可以跟孩子有话可说。

对很多人来说,事业并不那么重要,拼不过印度人就算了;买几套投资房,小日子过好也行。但有一件事情比自己的生活更重要,那就是孩子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

牺牲自己的生活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牺牲自己的事业把孩子推进藤校,是华人常见的行为。但孩子上的大学再好,事业再成功,如果跟孩子没有共同话题,跟孩子在精神上越来越疏离,这种成功意义也不大。

养儿育女的最大快乐不是推他们爬藤,然后沐浴在藤校的光环之中,而是和他们一起成长。他们三岁读Good Night Moon时和他们一起读,他们十岁读哈里波特时和他们一起读,他们二十岁读The Fountainhead时还是和他们一起读。当孩子在人生道路上飞奔时,多陪他们一程,多一些跟他们并驾齐驱、有话可说的日子,是父母们的梦想。对我们这些居住在北美的父母来说,学好英语让这个梦想有了更多实现的可能性。

因为所有这些原因,我一直认为,学英语是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一件值得终身努力的头等大事。这不仅是为了在职场上和印度人竞争,更是为了抓住生活赐予的一个丰富自己的机会。如果来美国的第一天起就这么做,今天已收获满满;但今天开始也不晚。虽然学语言是慢功夫,不会立竿见影,但假以时日一定会见到功效。

但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到处是英语的地方,却不能从环境中吸取营养,十年后的英语还是和今天一模一样,那么我们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大概都不够强。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职场上输给印度人,是不是也不能怪别人呢?

第三篇:表达能力

人到中年后,不能永远把自己的不足归咎于遥远的过去。为什么我们的表达能力得不到提高?因为我们的成长环境中还有一个因素,对表达能力的杀伤力比其他几个因素加在一起还要大。

– 1 –

印度人在硅谷公司比中国人成功,原因之一是他们能说会道,也就是说他们有更好的表达能力。

我们部门曾经有一位印度架构师,聪明能干,妙语连珠,颇招人喜欢。后来职位高了,人也懒了,再也不动手写程序,只谈高深的哲学问题,引起诸多不满。加上换老板等原因,终于走路。

但他还在公司时,我自己的事虽不找他浪费时间,跟别的部门开会时却愿意拉他同去。他永远信心满满,振振有词,动不动就画系统架构图,遇到剑拔弩张的场面也镇定自若,不慌不忙,绝不会气急败坏,言辞不当。与外人吵架,当然是找这样的队友比较有底气。

表达能力是把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让他人理解的能力。中国人英语不如印度人,表达能力肯定会受影响;但表达能力不等于语言能力。表达能力以思辨能力为基础。只有能想清楚,才能说清楚。脑子里空空如也,混沌不清,辞藻再华丽也不可能有什么表达。缺乏表达能力的人,有时候其实是缺乏清晰的思考能力。

另一方面,脑子里的想法也可以借表达得到梳理。只有能表达出来,才已经将一个观点真正想透。无法表达的思想甚至不能算思想,正如哲学家韦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表达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磨练表达能力是帮助自己获取思想的有效工具。

为什么中国工程师在大会小会上发言都不踊跃?有人认为是表达能力差,有人认为是无话可说。但在很多情况下,无话可说和表达能力差,两者之间只有很细的一条线,甚至就是一回事。表达能力提高后,你会发现自己奇迹般地对很多事情都有了看法和意见。

– 2 –

中国人之所以表达能力比较差,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有关。成长环境中最主要的环节是学校,学校教育中最明显的弊端是文科教育的薄弱。

中国从中学就开始文理分科,我们这些留学生,尤其是硅谷的工程师,几乎都是理科生。理科当然也需要表达,但理科问题的答案本来就比较精确,表达还可以借助公式和图表,而学习人文科学时,不管是历史也好,文学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讨论和发挥的空间大,表达能力也就得到更多锻炼。

但即使我们学过几门文科课程,或者即使当年是文科班的学生,表达能力的锻炼也很欠缺。现在的学校教授文科课程的方法不知是否有所进步,在我上学的时代,学习文科课程全是死记硬背,从来没有对历史现象、哲学理论发表过自己的意见。

美国的高中生就要写论文分析历史事件和文学作品。如果碰上要求严格的好老师,批阅后的论文边缘打着红色的问号,写着“为什么?”、“逻辑不清”、“太啰嗦”、“更详细地阐述”等评语。在包容的环境下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经过老师体无完肤的批评和拷问,再进一步完善自己的陈述,逻辑思维、归纳整理、文字阐述的能力都会一步一步得到提高,可惜我们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美国不但高中不分文理科,很多大学也推崇文理通识教育(liberal art education)。这种教育不仅让学生接触多方面的知识,成长为更全面的人,也有机会锻炼各种能力。

将人文教育简化成向学生灌输知识是很可惜的;如果这些知识还经过教育者有偏见的筛选,更有毒害青少年之嫌。只有还人文教育以本来面目,不仅传授知识,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才能培养出有思想、有批判眼光的公民。否则一代又一代人还会继续缺乏思辨和表达能力。

– 3 –

但学校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家庭和社会也不热衷于培养我们的表达能力。

很多人都熟悉肯尼迪家族的故事。在肯尼迪家,吃饭是一件热热闹闹、吵吵嚷嚷的事情。肯家孩子本来就多,父亲又善于抛出各种问题,引起孩子们的兴致,启发他们展开讨论,结果餐桌上总有天南海北的交谈,总是就各种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这样的经历不但开阔了孩子们的眼界,培养了孩子们的口才,也让他们习惯了争论与交锋,为他们在政界发展做了准备。

这样的情景在我们的家庭是难得见到的。父母们或者为生计奔忙,对孩子的教育无暇他顾,或者不注重充实和提升自己,跟孩子无话可说,又或者从来没有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对孩子只有批评和说教。不管是哪种原因,结果就是没有利用孩子在家的时间跟他们沟通、交谈,一方面和他们联络感情,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表达和辩论的好习惯。

家庭之外的社会也不给力。在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英国议会辩论的情景。黑压压一屋子人,一个个都滔滔不绝,咄咄逼人,言谈中满是英式幽默和嘲笑讥讽,听起来都淋漓畅快。

相比之下,我们的电视新闻上只看到领导们坐在会场上作报告听报告,却从来看不到他们辩论的情景,虽然我敢肯定他们也是辩论的。当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每天耳濡目染受雄辩家熏陶的时候,我们的年轻人错失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记得台湾立法院以前常有议员打架的丑闻,这个议员冲上去扇那个议员的巴掌,那个议员扑上来揪这个议员的头发,看起来很可笑。

不少人对为什么台湾议员比英美议员有更多肢体动作提出过各种解释。但跟人争论问题时,被人戳到痛处,或因为某种原因没能说出自己最想说的那句话,确实非常气愤。这时情绪失控,行为失态,似乎也不是那么难以想象。但如果从小有辩论的训练,对语言冲突更有平常心,被激怒的门槛就会比较高,也就会少打架,甚至完全不打架。

正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人工制造出来的缺乏辩论的环境中,没有训练过怎样在冲突中心平气和地沟通和解决问题,跟同事讨论问题时,只要意见不合,脸色一下就难看了,语言变得激烈,声音也高起来,讨论变得跟吵架无异。

– 4 –

但人到中年后,不能永远把自己的不足归咎于遥远的过去。每个人都知道表达能力重要,都迫切地想提高表达能力。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逃离儿时的成长环境后,我们的表达能力进步不快。

对这个问题,答案还是要从成长环境中去找。我们的成长环境中还有一个因素,对我们的表达力比其他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杀伤力还要大。

这个因素就是,我们的脸皮都特别薄,都特别不愿意犯错误。

之所以如此当然有深层的文化原因,但至少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大概出于急于求成的心理,都很少给孩子成长和摸索的空间。孩子一旦说了他们认为不正确的话,就急急忙忙、过于热心地纠正。这种做法虽然教会了孩子更多正确答案,却破坏了孩子的直觉和自信。

在一个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中,相信自己的直觉,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感到舒服,是一种宝贵财富。这种人看起来更有魅力和信心,内心则更加平稳,可以避免某些现代人的纠结和困惑。

在一个被师长们牢牢监控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动不动就说错话的孩子,是很难相信自己的直觉,建立坚定的自信心的。他们以后说话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在没有考虑成熟,确保自己能说出有分量的正确观点前,甚至根本不会开口说话。

这一点在学习好的乖孩子身上尤其明显。一个学生如果不是那么在意父母师长的看法,不太容易受这种做法危害。

尤其是如果我们来到国外,来到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当中,在大家都积极发表意见的环境中,我们谨慎害羞、深思熟虑的习惯,让我们失去了说话的机会。

表达能力是需要练习的。但如果我们在会上不好意思发言,怕自己的评论不够高明,怕自己问的是愚蠢的问题,我们就得不到锻炼。而那些脸皮厚无所谓敢于提问发议论的人却得到了更多锻炼的机会。久而久之,两种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当然职场的进步不一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现在成功文化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但这不一定对,更不是每个人都要认同的。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喜欢的,最适合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一定以赚更多钱、获得更高职位为目的。

但即使在职场以外,拥有良好的表达能力,在各种场合都能将自己的想法清晰地表达出来,甚至还能进一步说服他人,也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不管怎么样,脸皮厚一点,敢说敢干一点,做人一定做得更加爽快。

原载于:硅谷生活家

30年来有多少中国人移民美国?

作者: 领

《2015 胡润中国投资移民白皮书》指出,美国和加拿大是中国高净值人群最想去的国家,而他们海外投资的最主要原因是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和子女教育

那么从 1980 年以后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移民美国,而他们是否都是富人呢?
220 万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
美国人口普查局有相关中国人移民美国的数据,但在表述上称为“在中国出生居住美国者”。其定义是指出生在中国,现在在美国居住,这包括:已加入美国国籍者、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者、合法的非移民签证持有者(非移民学生签证、工作签证、临时签证)。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美国人口普查局关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确有一部分是非移民类别,当然像留学生如果毕业后能在美国找到工作,也可以转换成移民签证。因此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数据不能说是移民数据,而只能看成是在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数据。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截止到 1960 年,中国出生者(包括香港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不到 10 万人,为 99735 人。
到 197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人数上升到 17.2132 万人,10 年间增加了 7 万多人。
到 198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累计到 36.65 万人。
1980 年后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人数大幅上升,截止到 199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为 67.6968 万人。
截止到 200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为 119.2437 万人,从 1990 年至 2000 年这 10 年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增加了 50 多万,平均每年 5 万人左右。
而截止到 201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为 180.8066 万人,从 2000 年至 2010 年,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的人数增加了 60 多万,平均每年 6 万人左右。而联合国提供的数据则显示,截止到 2014 年,有 220 万中国出生者居住在美国。
30年间160万人获得美国绿卡
观察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实际情况,如果要去除水分,最准确的数据应是中国人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绿卡)的人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数据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统计,1980 年至 1990 年,中国人(包括香港居民)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为 28 万 3029 人。
1990 年至 1999 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为 45.8952 万人。
2000 年至 2010 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为 72.0157 万人。
2011 年至 2012 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为 16.88 万人。
这样从 1980 年至 2012 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人数总计为 163.0938 万人,这是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 30 多年间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实际数据。
获得美国绿卡,如果不加入美国国籍,依然还是中国公民。所以在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当中有多少人加入美国国籍,是观察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另一个指标。
根据美国移民局的统计数据,截止到 2000 年,共有 7.1599 万名中国公民(包括香港出生者)获得美国绿卡后加入美国国籍。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统计数据,从 2001 年至 2010 年,共有 32.8981 万名中国公民加入美国籍,平均每年 3 万多人。
综合上述两组数据,截止到 2010 年,共有 40.058 万名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加入美国国籍,如果与 160 多万获得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数字相比,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加入美国国籍的人数比例不算太高。
中国人靠什么途径移民美国
中国人是靠什么途径移民美国的呢?按照 2010 年中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各类途径来看,主要是四种方式。
一是直系亲属移民,比如子女为父母移民、父母为子女移民,这类移民获得绿卡的人占当年获得绿卡人数比例的 19.2%。
二是非直系亲属移民,比如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移民,这类移民获得绿卡的人占当年获得绿卡人数比例的 34.1%。这两类亲属移民构成了中国人移民美国的主体,约占当年获得绿卡人数的 53.3%。
三是职业性移民,在美国获得学位后通过雇主办理移民签证,最终可获得永久居留权。这类获得美国绿卡的人可谓是人才类,也是美国最希望通过移民政策来吸引人才的重点。在 2010 年,职业性移民占当年获得绿卡人数的 25.3%,比例不低。
四是通过庇护获得美国绿卡,这类人占获得绿卡人数的 21%。
中国富人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进军美国的数量在中国人移民美国中所占比例不大,但由于涉及到投资,其受关注度就格外高昂。
从 2006 年至 2012 年 3 月,美国共批准 1 万 4708 件投资移民案,其中一半是中国人申请的投资移民案。即使按照最低投资额 50 万美元计算,中国富人为移民美国所进行的投资也超过 35 亿美元,而且 2013 年和 2014 年是中国富人申请美国投资移民的又一个高峰期,
据福布斯杂志报道,仅在 2013 年,美国批准的投资移民案,中国富人就占了 80%。
华人在三大领域就业人数最多
在美国,来自中国大陆的华裔移民都从事哪些职业?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何?这些都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首先看一下美国华人所从事工作的状况:
根据美国马里兰大学学者的研究,美国华人在三大领域就业人数最多。
第一,管理和职业性领域,就业人数的比例为 53.4%。第二,销售和办公室文员领域,就业的人数比例为 20.8%。第三,服务业领域,就业的人数比例为 15.4%。
如果细分,华人在美国所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在 4 个方面,这 4 大方面雇佣的人员占华裔劳动力大军的 60.9%。
美国华人从业人员最多的行业是教育服务(像各种课外辅导班、SAT 考试复习班、中文教育等)、医疗健康和社会辅助服务(如置业介绍所、移民服务等),就业人员占 19.9%。
排在第二位的是艺术、娱乐、旅游服务、酒店和餐饮业,就业人员占 15%。
其中餐饮业仍是华裔移民在美国生存的支柱产业之一,遍布美国主要大都会城市的中餐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
排在第三位的是制造业,就业人员占 13.5%。
排在第四位的是专业性较强职业、科学和管理行业,就业人员占 13.3%。
此外,华人从业人员较多的行业还包括:批发零售业,从业人员占 12.7%;金融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占 8.6%;通讯业,就业人员占 3.2%。
从职业类别看,华裔从事专业领域、管理及相关领域的占 52.2%,人口比例超过一半,这与华裔人口高学历居多的统计相一致。而美国专业人员及管理人员的平均比例为 31.6%,低于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八成华裔移民属于工薪阶层
在美国的华裔移民中 80.4% 的人属于工薪阶层,主要在私人企业工作,此外,13.2% 的美国华人是在政府机构或是政府支付薪水的部门就业。
美国 18 岁至 64 岁华裔男性就业情形如何?
我们来看下:
人数最多的三大职业排在首位的是餐饮业,从业人员占男性劳动力总数的 8.2%。
其次是计算机软件开发等相关领域,就业人数占 7.5%。
排在第三位的是管理人员,占华裔男性就业人员总数的 6.4%。
美国华裔男性就业的分布可明显反映出华裔移民在美国经济地位上的分野,餐饮业中蓝领工作为主体,这是很多华裔第一代移民到美国后最容易从事的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维持生活还足足有余,甚至每年可以省下上万美元,寄回国内改善家人的生活。
这些蓝领工作往往不需要太高的教育背景,也不必依赖良好的英语去生存,因此这批华裔移民很少会与主流社会接触,他们基本上是生活在“围城”中的“美国中国人”。
而从事白领工作的华人,大多是接受过美国的高等教育,在职业性服务领域和管理领域就业,不仅收入较高,而且易于与主流社会沟通,进而进入美国的中产阶级行列。
美国 18 岁至 64 岁华裔女性就业情形又是如何呢?
我们看一下女性就业最集中的 6 大职:
会计师和审计师是美国华裔女性就业人数比例最高的职业,从事这一职业的女性占华裔女性劳动力大军的 6.4%。
排在第二位的职业是计算机软件开发等相关领域,从业人数占 4.6%。
排在第三位的是管理人员职业,从业人数占 3.3%。
排在第四位的是餐馆服务生,从业人员占 3.2%。
排在第五位的是收银员,从业人数占 3.2%。
排在第六位的是车衣工,从业人员占 2.5%。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教育程度与职业密切相连,在美国接受大学以上教育的华裔移民往往会进入职业性或是管理领域工作和发展,而只有高中程度教育背景的华裔移民所从事的工作则集中在蓝领工作领域
大陆移民在美国多从事什么职业
那么,中国大陆移民在美国主要从事什么职业呢?
根据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中国大陆移民在美国就业人数比例最高的行业是服务业,男性移民的比例为 20.2%,女性移民的比例为 19.6%。
14.4% 的男性移民是在管理、商业和金融行业就业,女性移民在上述行业就业的比例为 17.2%。
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就业的男性移民比例为 13.7%,女性移民比例为 8.1%。
男性移民在信息技术行业就业的人数比例为 11.1%,女性移民的比例为 6.8%。在教育、培训、媒体和娱乐业中就业的男性移民比例为 7.1%,女性移民比例为 8.8%。
医生职业是中国台湾移民最青睐的职业之一,台湾移民中有 4.2% 的人从事医生职业。而在中国大陆移民中,当医生的人数比例还不是很高。不过有不少女性移民投入到护士行业,还有部分女性移民在其他类型医疗保健行业就业。

最新美国华人分布图解

作者: 硅谷海纳百川

——在美华人约370万,60%来自于中国大陆,超过一半生活于加州和纽约州。25岁以上的华人51.7%有大学文凭,从业人口中53.4%从事专业技术、管理等工作。——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文理院四院华人院士共约300余人。——中国985高校毕业校友中,超过20万在美国高科技企业或高校机构工作。——在美高层次科技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众多干货数据详见本文!

1、美国华人人口概况
据2010年人口统计,美国华人约37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1.2%,占亚裔总人口24.3%左右。

370万华人中,其中170万为ABC(American-Born Chinese 美国出生华人), 200万为第一代移民;中国公民持美国绿卡为110万,中国公民持学生签证约35万。近40年来,在美华人人数增长迅速,华人已成为美国亚裔中最大的族群,并在当地经济和科技发展中显示日益重要作用。

45.8%在美华人出生于美国,而其中53.8%出生于加州和纽约州,因此,超过一半以上在美华人生活于加州和纽约。

剩下约54.2%在美华人出生于美国之外, 其中 59.9%来自于中国大陆,15.9%来自台湾, 9.4% 来自香港,14.8%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大陆华人比例近些年日益增长。

代际分隔

1.5代华人创业精英黄仁勋(NVIDIA总裁)从移民历史分析,美国华人社会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约54.2%属于第一代移民,45.8%属于第二代移民。而“1.5代”移民现象是那些出生于美国之外,在10-15岁期间移民美国的华人。第一代移民通常与主流社会存在不少隔阂,而“1.5代”移民因其在语言能力、社会生活诸方面都较早并很好地融入了主流社会。“1.5 代” 代表譬如李开复,李飞飞,黄仁勋、杨致远…..

聚集区域

下图是在美华人在各个州分布比例

下图则是华人居住人数排名前7大地区。半数以上的在美华人(53.8%)居住在加州和纽约州,超过150万人:

教育背景

美国华人受教育的程度呈现高低两极分化状态:一方面,25岁以上的华人持大学文凭比率为51.7%,远高于美国27%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华人中高中以下学历者占18.5%,明显高于美国高中以下学历15.9%平均水平。这部分华人通常从事餐饮、日货等服务业,在美中餐如此受欢迎,离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
职业背景美国华人最钟情的职业是:综合管理、专业技术及相关行业,占从业人口的53.4%,虽低于印度裔的62.2%,但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34%。 美国华人第二大职业领域是:商业营销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占从业人口的20.8%。 华人第三大职业领域是:服务行业,占从业人口的15.4%。

2、在美华人人才

华人诺贝尔奖(现居美国)

1.李政道(93岁)2.丁肇中(83岁)3.崔琦 (80岁) 4. 朱棣文(71岁)

注:杨振宁教授已定居中国;钱永健教授于2016年8月逝世,高锟教授于2018年9月逝世。

美国国家科学院与工程院华人院士(近5年新增)

美国科学院华人院士80余人,大家比较熟悉的有李政道、朱棣文、丘成桐、颜宁等;美国工程院华人院士约140人,如崔琦、加州大学伯克利胡正明、斯坦福大学鲍哲楠教授等。下面两图分别是2013-2017的5年间两院新增华人院士人数统计。(更新2018共12人获选美国科学院(6位)和工程院院士(6位),2019共4位华人获选美国科学院(2位)和工程院院士(2位))

单位:人数

单位:人数名校华人正教授

一些名校的华人正教授人数分布

近些年,不少美国华人著名教授回国发展,如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教授、北京大学饶毅教授等。也不乏在国内任教又回流美国的华人教授,如清华任教又回归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颜宁(2019新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985” 学校毕业在美华人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39所中国985高校人才在美约有20万人,本次调研通过地域分布,行业分布,职位层级分布,名企分布,技能分布,以及工作经历这几个维度来进行,并且所有的数据都基于500人以上的大公司。——数据来自于LINKEDIN(领英)

1.地域分布

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

2.行业分布

从行业分布来看,大部分985高校人才在美从事高新技术行业,计算机软件、半导体硬件以及金融地域分布比较明显。另外在美从事高校教育以及科研工作的985毕业生也非常多。——分类根据LINKEDIN

3.职位层级分布

绝大部分在美华人人才是高级工程师或主管,占约61%。公司高管(CXO, VP, Owner以及Partner)相对较少占12%。

4.名企分布

绝大部分985高校留美校友毕业后选择了去微软、谷歌、亚马逊以及苹果等知名企业工作。上图是就业企业排名前20强。

5.技能分布

大部分留美学生毕业后从事计算机互联网行业,计算机相关技能,数据算法等相对普遍集中。上图是在美华人科技人士技能关键词前20强,包括Matlab、C++、Python、Java、C等。6.工作经历
上图是在美科技界华人按工作年年限人数分布(仅根据LinkedIn数据,横轴单位是年);进一步,下图以5年为一区间进行人数统计,不难发现,2000年后留美华人还是主流(工作在15年之内),这也说明了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出国留学变得越来越便利。
“985” 部分高校毕业生在美做什么?
下图给出,国内985高校在美校友就业领域分布(单位:人数):
进一步地,上图是领域分布比例图,前3名分别如下:工程 Engineering 23%科研 Research 20%教育 Education 10%不难发现,工程研发类还是占绝大多数。半导体硬件方向华人人才统计针对在美华人从事硬件行业人员(包括集成电路硬件设计、EDA软件、仪器设备、工艺、测试验证等),初步统计了全球前50强半导体企业中(包括英特尔、英伟达、博通、高通、AMD、Marvell等等),来自国内主要985高校校友从业人员约有6500余人,一半以上是Senior Level以上职位,其中3500余华人在旧金山湾区工作。
(来源:硅谷海纳百川创业平台)

“回国” 杂谈

作者:龙烈生

今天一早把老婆和儿子送上了“回国”的飞机。她们娘俩开始一个月的探亲和旅游。美其名曰“探亲”,实属“游山玩水”。这是典型的探亲驱动下的旅游,始于探亲,终于旅游。反正二者兼顾了。

儿子前天毕业典礼刚完,今天就跟着他妈上了去中国的飞机。老婆心里既惦记着双方的父母家人,更惦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各种美食。老婆尤其希望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让儿子跟中华文化来一次亲密而深入的接触。

跟老一辈“祖国已多年未亲近”不一样,我们最近这些年回国次数不少,老婆大人几乎每年都回。

儿子也回去过好几次了,只是每次都有尽义务的感觉。我们不能怪他,毕竟那里只是他父母的祖国,是他父母的故乡。他的生活在美国。他只是被动地被带去“寻根”而已。希望他这次能有新的收获。

我用了“回国”这个词。华人在海外,无论身在何处,无论身份、地位,好像都习惯自然地使用这个词,而且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

这里透着一丝“温暖”…其实,是一丝“余温”。“国”是“回”不去了。“回去”只是旅行。即使回去了,我们大多都是过客而已。“故土”被“故乡的云”遮着,看不清了。

“祖国”也逐渐成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称呼。我们之于“祖国”,不过是飘零海外的陌生人;“祖国”之于我们,更多的是遥远的记忆。对长期旅居海外的华人来说,“祖国母亲”的声音只是在记忆的黑洞里面模糊不清的回响。心里或许还有残存着一丝丝的钝痛,从来不愿意想起,却永远也不会忘记。或者反过来。

但是,我们仍然带着孩子“回国”了。正如被母亲宣布断绝母女关系的女儿,不管怎样,仍然带着孩子回来了。很多华人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几个星期前,一个年轻的华裔同事就跟着她的父母转了小半个中国。说“血浓于水”有点太沉重和“矫情”。可是心里仍然是种种不舍和牵挂,还有那种莫名其妙的执着。有点喜悦,也有点伤感,大多数时候可能只是自作多情。

然而,此时此刻,我却对儿子隐隐有点担心。

首先,我担心他是否开心。儿子是一个典型的“网虫”, 为了上网可以废寝忘食。前两年我对他上网时间管的比较紧,他悄悄地在他的朋友圈给俺起了个绰号“伟大的中国防火墙”。我昨天晚上才知道。儿子就要面对真正的“伟大的中国防火墙”了。那些他每天把自己挂在上面的网站可能跟他要分别一段不短的时间。他昨晚开始研究怎么从中国“翻墙”。如果到了国内他无法“翻墙”,我真担心他这一个月对他来说,不是开心之旅。他对以前的多次旅行都没有什么印象了。这次是他成年之前在中国的最重要的旅行,不知他父母的”祖国“,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第二,我有点担心他的安全。他这次跟他母亲要横跨大半个中国,我怕他一张嘴就“暴露”其美国人的身份,被国内的“反美人士”敌视、蔑视,甚至有意无意的人身攻击。虽然我相信我的同胞大多数仍然是善良的、友好的、宽容的,但是在国内目前高涨的反美情绪下,世事难以逆料!

我也担心他在马路上的安全。他当然知道过马路前会要左看看右看看,确认安全后才会通过。但是,他不会想到某辆车会突然从某个地方窜出来。他会明白有很多车辆不受红绿灯和交警管辖吗?

第三,我担心他对文化冲击的承受能力。他习惯了排队,面对插队时,他是否会显得无助和无奈?他对物质要求很少、很低,对钱没概念、无欲望,他是否能明白为什么大城市纸醉金迷而父亲的老家却一片荒凉沧桑?在旅游景点,他还会碰到随地吐痰的人群吗?

…等等。但是,不管怎样,好的,差点和丑陋的,他都应该见识。

最后说说“寻根”

我们的“根”到底在哪里?是什么?

是逝去的故乡的泥土的芬芳吗?
是被砸烂的列祖列宗的牌位吗?
是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和奉献吗?
是魔都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还是老家的断壁残桓?

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根“?
在我们后代的眼里,我们心心念念的“根”又是一个什么存在?

“美华蝙蝠”:夹缝中生存的美国华人

作者:龙烈生

中美贸易战继续升级,普通吃瓜群众的看法是,在变好之前,肯定还会变坏。但是,正如其可能突然某一天就变坏了一样,也可能突然某一天就变好了。两国的老百姓别无选择,最多也只有表达“爱国主义”的自由。

然而,一件尴尬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华人开始被同胞鄙视了、被讨伐了、被同情了。 而且美华们开始担心出入中美国境的自由。

当然,并不是每个美国华人都已经经历了所有这些。而且,应该首先指出的是,固然不排除含有恶意的“期望”和幸灾乐祸,毕竟很多是来自亲朋好友的善意的关心和“同情”。

这场中美贸易战,不仅会重新定义中美关系,而且对生活在中美两国对峙的阴影下的美国华人的影响,无疑也将是深远的。贸易战无疑会导致两败俱伤。我们都希望中美能尽快恢复协商,达成协议。只是,本文并不想分析贸易战本身,只想“浅谈”美国华人的处境。

如果贸易战继续升级,或者中美擦枪走火,美国华人会被关进集中营吗?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 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1942年2月19日,美国总统签署第9066号《行政令》,为随后的“日裔集中营”扫清了障碍。二战期间,约有11-12万在美日裔被关进了集中营,占当时在美日裔的绝大多数。

无疑,那是美国历史上极其黑暗的一页。随后而来的“麦肯锡主义”,可以说是针对“红色威胁”的“白色恐怖”。因此,现在在华人微信群里面,华人自身的安全问题时不时就会冒出来。我们会不会被关进集中营?“麦肯锡主义”会不卷土重来?

这些担心不仅引起了国内亲友的关切,更成了一些美华们反对美国对中国强硬的主要理由。

先不说美国对中国强硬是否有道理,是否符合美国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是否有利于世界的发展,是否是“灯塔国”应该做的事情。这些应该都可以、而且必须公开讨论和辩论。最近中国CGTN 的刘欣和美国 Fox 的 Trish Regan 就在这方面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这场贸易战表明,中美之间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圈禁在美华人绝对不是解决办法。正因为历史上美国对日裔犯了那种可耻的、可笑的、愚蠢的错误,美国不会再对华裔犯同样的错误。在中美关系史上最紧张、最低迷的时刻,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都没有这么干,别说现在只是贸易战和科技战,即使出现绝对不应该出现的区域性热战(老天保佑别发生),美国圈禁华人的可能性也接近于0.

虽然美国不会圈禁华人,但是可以预测,美国社会一定会有比较极端的个人,对华人的敌意肯定会加剧。同样,中国社会对美华的排斥和敌意,也会增加。我一直鼓吹,美国华人不仅要反“极左”, 也要反“极右”。 中国传统文化未必都是糟粕,“中庸之道”非常适合美国华人的政治主张。

美华或被误伤

中国发展了,富裕了,国内的亲朋好友日子过得滋润了,这是绝对的好事。相信绝大多数美华们都很乐意看到。庸俗一点说,回国探亲,吃喝玩乐都方便。境界稍高一点看,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多少会让别人瞧不起海外华人,无论你多么优秀。

但是,但是,一个强势的中国、一个咄咄逼人的中国,一个直接挑战美国霸权的中国,自然会引起美国对华人的提防和警惕。这是否会把美华逼到另一个“墙角”? 我不是说中国现在已经“咄咄逼人”了, 也不是说中国已经在“挑战美国的霸权”, 更不是说中国不能挑战美国霸权。但是,中国的“南海造岛”, “一带一路”和“石油人民币结算”, 在美国政府看来,应该是挑战美国霸权了。这一点,好像中国的很多媒体,包括自媒体,都已经毫不讳言。别跟我说自媒体不代表政府,你懂的。本文中,我只谈这种“挑战”对美华生存状态的影响。

随着中美科技之战的升级,美国开始对“中国人”关上一些高科技的大门。这自然既反映了中国现在足够强大,美国感到了足够的压力,也反映了美国越来越不自信。我们也能理解,这或许是“越来越不自信”的美国一种自保的方式。 只是,这种对“中国人”的“封锁”,在多大程度上将会波及美华们?不管怎样,很多时候,人们只看“脸”。

悲哀的事实是,一个过于羸弱,或者过于强势的中国,都会让美华处境尴尬,甚至陷入困境。

把镜头切换到中国,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亲友们开始提醒美国护照正在逐渐失去其光环,美籍华人不再有优越感,国内人们对美籍华人的感情,将会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更有葚者,华人中的川普支持者,在某些国人眼中,或许已经有了“原罪”。

其实美华们本身很少有什么优越感,入藉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失去了也就失去了,不曾在意的东西,无所谓吧?对美国护照,人们在意的不是其光环,而是其方便和安全吧?(当然,现在美国护照在中东未必安全)。

川普上台有其必然性,华人的支持只是杯水车薪。在2016年因为担心/受够了奥巴马/希拉里的“重返亚洲”战略和TPP, 中国应该是暗中希望川普当选的, 特别是川普扬言要废除TPP。中国或许认为一个政治素人对中国更有利。没有多少人深入地研究过川普的思想。大多数华人支持者,虽然非常希望中美友好,至少关系平稳发展,但是,在2016年选川普时,川普上台是否对中国有利,不是主要因素。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这些人,普遍追求的是法律和秩序、公平和正义。

如果国内人们把对美国政府和川普总统的憎恨,通过某种方式转嫁到美国华人身上,美华们是不是太冤了? 再说,这种情绪化的东西,既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符合我党的政策。

不管怎样,美华被误伤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也直接导致了,很多人干脆变成“沉默的大多数”。

美华们该如何“爱国“?

毫无疑问,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不少的美华们会出现身份认知上的紊乱。美籍华人到底应该爱哪个国家?如何爱国?如果中美冲突,美华们必须站队吗?如何站队?

华人无论身在世界何处,对母国和生养自己的故土,永远都有一片赤子之心。有能力的华人,也极愿意报效故乡。可是,这种感情越来越奢侈。

有人或问,加入美籍是不是要宣誓效忠美国?如果中美发生冲突,是不是就要站在美国一边,对抗中国?这既是一个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伪命题。大多数华人应该会选择站在公平和正义的一边。如果是美国无理取闹,要相信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熟悉中美两国文化的人群,有能力进行判断。再说,即使一个华人因为对母国的情感而不愿意直接与中国对立,美国社会一定会有足够的宽容和理解。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确确实实,理论上说,美籍华人基本上已经失去爱中国的权力。不仅是因为对美国的效忠,更是因为中国宪法规定,取得外国国籍就意味着中国国籍自动失效。虽然权贵们可能有办法绕过这个法律,但是美华们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中国宪法其实在法理上生生地斩断了外籍华人与中国联结的重要纽带。

国人在感情上对美籍华人的“爱国”言行,也只是有选择地接受。即便如此,大多数美华们仍然非常热爱故土的,只是爱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看到的是大城市的霓虹闪烁、歌舞升平,因此更容易加入赞歌的“大合唱”;有的人看到的是残酷的历史、悲凉的农村和禁锢的思想与精神,觉得有义务拿起批评的笔。大多数人只会按照天性选择:接受赞美,拒绝批评。

如果没有批评的自由,赞美将毫无意义。

可是,很多国内朋友就不能接受一个入了外籍的华人的批评,认为中国好坏都不管美籍华人什么事!可以接受洋人的批评,也可以接受国内“自己人”的批评,就是不能接受“美华”的批评。美华们情何以堪!

真的不管美华们什么事吗?可叹的是美华自认还有那么多亲朋好友、父老乡亲生活在中国,所以自认为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都是为了他们好。美华们有时候或许太自作多情了。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从来不把自己放在心里,却装着天下的百姓?

蝙蝠的故事

记得小时候看过《伊索寓言》蝙蝠的故事:

很久以前,鸟类和走兽,因为发生一点争执,就爆发了战争。并且,双方僵持,各不相让。

有一次,双方交战,鸟类战胜了。蝙蝠突然出现在鸟类的堡垒。“各位,恭禧啊!能将那些粗暴的走兽打败,真是英雄啊!我有翅膀又能飞,所以是鸟的伙伴!请大家多多指教!”

这时,鸟类非常需要新伙伴的加入,以增强实力。所以很欢迎蝙蝠的加入。

可使蝙蝠是个胆小鬼,等到战争开始,便不露面,躲在一旁观战。后来,当走兽战胜鸟类时,走兽们高声地唱着胜利的歌。蝙蝠却又突然出现在走兽的营区。“各位恭禧!把鸟类打败!实在太棒了!我是老鼠的同类,也是走兽!敬请大家多多指教!”

走兽们也很乐意的将蝙蝠纳入自己的同伴群中。

于是,每当走兽们胜利,蝙蝠就加入走兽。每当鸟类们打赢,却又成为鸟类们的伙伴。

最后战争结束了,走兽和鸟类言归和好,双方都知道了蝙蝠的行为。当蝙蝠再度出现在鸟类的世界时,鸟类很不客气的对他说:“你不是鸟类!”

被鸟类赶出来的蝙蝠只好来到走兽的世界,走兽们则说:“你不是走兽!”

并赶走了蝙蝠。

最后,蝙蝠只能在黑夜,偷偷的飞着。

美国华人是“蝙蝠”吗?

如果从动机来看,按照寓言故事里面的“希望两边讨好,最后落得哪边都不讨好”来看美国华人,这样的华人其实并不多。更多的美国华人,不管立场如何,估计只是嘴上议论议论,并没有实质性地参与任何中美的直接对抗活动。虽然有的华人科学家被指控“脚踏两边船”,两边都捞,但是那主要是指在科学成果和经济利益方面。美国政府也在指责中国利用华人学者、学生进行大规模的非传统的信息收集工作。除此之外,在贸易战,以及由此升级而引发的科技战和政治战中,鲜见美华的身影。

如果从“两边都不待见”这样的结果来看,美国华人,不管你的观点是什么,基本上成了“蝙蝠”。“美华蝙蝠”或许将伴随美国华人一段岁月。

寓言中的“蝙蝠”只能在夜间飞行。难道“美国华人”从此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鄙人觉得大可不必。美华们基本上靠本事和劳动吃饭,奉公守法,按时交税,那就是堂堂正正的美国公民。美华们对中国的“爱”或者“不爱”,怎么“爱”,都是你的自由。身在美国,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强迫你了。

美籍华人:大国博弈的替罪羊?

 

 

 

 

作者:董洁林(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原载:《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    原责编: 陈晓雪

《海外华人网》编者按:

“转载”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本文试图阐述美籍华人在中美大国博弈这样的大背景下所面临的困境,可以结合本网站3/24的《帝国阴影下的美国华人》一起阅读。但是,希望读者明白,作者作为中国智库的研究员,其思想和视野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身在体制内,有些观点也未必能够公开发表。另外,本文的有些观点和所谓“事实”,未必经得起推敲,甚至可能误导。略举几例:

其一,文中所说“直到二战期间这些不合情理的限制条款被逐渐取消前,华人一直被隔离居住在所谓的“中国城”里自生自灭。” 华人从来没有被(美国)强迫隔离居住在“中国城”。恰恰相反,“中国城”这样的国中之国的存在,恰恰是美国伟大和包容的证明 (《THE STORY OF CHINATOWN》)。老一辈华人选择居住在“中国城”内,更多的是因为自身语言和文化的因素。

其二,毫无疑问,美国的《排华法案》玷污了美国的伟大和包容。美国参、众两院虽然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通过了表示对《排华法案》的“遗憾” (regret) 的“决议案” (resolution), 但是无论美国国会,还是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就《排华法案》正式道歉,更别说赔偿了。

其三,绝大多数华人在美国是安份守己的,是“模范种族”中的一员, 但是确实有极少数的“害群之马”。在美国虽然诉讼遍地,但是美国法律的基石是”Assumption of Innocence” ,政府想要坐实“间谍罪”并不容易。有些华人被告自身并非完全清白,甚至未必完全无辜/无错。美国的种族主义虽然仍然若隐若现,但是不是每个个案都是因为种族因素。


 

      

目前,中美关系面临一个转折点。过去四十多年无数人千辛万苦构建起来的两国之间的桥梁不时传来嘎嘎的断裂声。中美矛盾从贸易之争和知识产权之争,现已拓展到对科技和教育领域交流的限制。在这场争斗中,最为不安的莫过于美籍华人了。许多原本全球化时代的正常行为,瞬间就变得政治不正确甚至不合法规了。而来自官方的压力和民间的冷嘲热讽让很多人噤若寒蝉、甚至不堪重负。

历史上,华人在美国遭受过严重的种族歧视和排斥,直到二战后处境才有所好转,并为中美两国的交流和繁荣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种族主义并未销声匿迹,中美摩擦加剧之时,其显示出强大的黑暗力量。

本文回顾了华人在美国的历史和现状,意在对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表达严重关切,也希望为打破部分人对穿梭于中美之间的美籍华人的偏见提供些许背景。

打开美国排华尘封的历史

1849年,两名中国男子在海上飘了几个月后,来到了传说中遍地黄金的美国港口三藩市。他们是最早到达美国的华人。当时,全世界的淘金者蜂拥至三藩淘金。而一些美洲白人在亚洲招募劳工,半蒙半诱地将许多中国人弄上了驶向美州的船。

这些中国人被称为“苦力”(Coolie)。

来到美国的华人淘金者,有的可能找到了黄金,但大多数人一无所获。

随后,美国开始修建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人们转而成为铁路工人,更多的华人陆续来到美国。这条铁路主要由两家公司负责建设,联合太平洋公司负责东部铁路的修建,劳工主要是来自爱尔兰的新移民。而西部铁路段由加州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负责,该公司的第一任老总是老斯坦福,雇佣的劳工中约80%是华人。

西部这段路多山,经常需要穿山打隧道。当时用的都是手工工具加炸药,工程难度很大、也很危险。这些刚从中国农田里走出来的农民工们,肯吃苦耐劳,很快就学会使用新工具。修铁路的日子虽然辛苦,但工钱还算公道,华工们还是快乐的,他们的劳动能力和美德也在美国得到认可和肯定。

1869年铁路完工,美国经济不景气。同时,大批从战场上退伍的军人、获得自由的南方黑奴、修完铁路的工人一下子都涌入了劳工市场,就业竞争非常激烈。此时,旅美华工已接近10万人。由于华工们劳动名声好、对工作条件和工资要求也较低,很多资本家更愿意聘用华工。特别是当爱尔兰劳工罢工的时候,华工常常被资本家招为替代工人。华工在劳动人民之间的竞争中展现出来的“优势”,招致其他族裔工人们的怨恨,于是一些人寻找各种借口欺负华人,暴力事件频发。

“排华”最早是从华人聚集的加州开始的,后很快蔓延到全国。除了种族之间文化隔膜的原因,排华的主要理由是勤劳节俭的华人占了其他人的工作,这个理由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格外有煽动性。

1882年,旅美华人的噩梦正式开始了——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该法案不仅限制新移民来美国,已经在美国的华人也不能和妻儿来此团聚,更不能在这里结婚生子。如果这些华人离开美国,能不能再回到美国就难说了,而留在美国也基本上不能成为美国公民,甚至不能成为法庭证人。1924年,美国国会扩展了“排华法案”,将这些限制强加给所有亚裔种族。直到二战期间这些不合情理的限制条款被逐渐取消前,华人一直被隔离居住在所谓的“中国城”里自生自灭。

值得一提的是,在排华最为狂热的19世纪晚期,良知仍然存在于美国社会。1882年,麻州参议员George Frisbie Hoar认为“排华法案”“将种族歧视赤裸裸地合法化”。1893年,麻州众议员Elijah Morse说,“第52届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Geary Bill),我认为是不人道和不公正的”。从1870到1890年间,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也是这段历史的目击证人,他用善良和公正的笔不断为华人的不公平遭遇呼吁。

麻州众议员William Everett在1893年国会就“排华法案”的听证会上的发言是这么说的:

“让我告诉你们,那一天总会到来的,也许是两百五十年之后,那时,太平洋海岸边(加州)的先生们的子孙将悔恨今天你们对中国人的做法,他们将更愿意和我们麻州人一起,而不是像加州人一样,公平地对待中国人。”

2009年7月,加州政府终于为那段对中国人歧视的历史正式道歉。2011年和2012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先后就历史上的排华法案正式向美籍华人道歉。这比William Everett先生预期的要早了许多年。这些故事说明良知可以跨越种族的隔阂、穿透国家的界限,在历史长河中折射出温暖的光芒。

回首美籍华人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还可以发现先辈们经由了一个从小事失语到大事失权、从个别冤案到最后整体被迫害的一个过程。今天美国已经比“排华法案”的时代进步了很多,美籍华人也增长到了四百多万,但是,无论是总人数还是政治参与度,在美华人目前都还是弱势群体。另外,不公正的种子永远都会存在于人类某个阴暗的角落,随时在寻求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再次生长,危害今天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和他们的子孙。

美国第一条横穿东西的铁路通车时,参加这条铁路修筑的中国劳工在欢呼庆贺。图源:”B&H”, illustrator; sketch by Joesph Becker. Public Domain,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8401929)

美国华人人口统计。图源:The Rocky Road to Liberty: A Documente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tion and Exclusion. 胡声、董洁林编

“修昔底德陷阱”边缘的两个大国

中美于1979年建交后,两国的交流在很多人的努力下慢慢建立起来。穿梭于中美之间的美籍华人,对修建两国之间的交流“桥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两国的经济繁荣与和平相处对整个世界都是福祉,也是全球化非常重要的部分。可以说,四百多万美籍华人对于中国和美国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事实上,如果把亲华的美国人和亲美的中国人都清干净了,两边阵垒分明,那么桥梁断了就无人修补了。

我从2010年就开始关注两国就海外华人进行惩处的一些案例。虽然每一个群体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过分贪婪、以身试法的人,但政府放大实情甚至迫害无辜者的情况也时常发生。例如,美国物理学家郗小星教授案和美国气象局专家陈霞芬案,都是明确无误的冤案。

前几年大都是零零散散的个案,最近一年,美中关系直转急下,美国政府频频出招,一会儿要求能源部严防死守,一会儿下令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清理门户,一会儿又敦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严格把关。本来国际合作非常活跃的科研领域,大有逐渐走向封闭的迹象。

显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有部分人无视移民的贡献,指责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到“好处”或给对手送去“好处”。每次美国方面传来某个华人被整肃的消息,中国和美国都会有人在兴奋地叫嚣:活该!活该!甚至有人把中美摩擦归因于个别美籍华人的行为不端。

真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需要万千蜜蜂采集花粉才能酿得佳蜜,它们是采蜜的功臣。当狂风暴雨来临,百花凋零,无论是辛勤的蜂、或是懒惰和违法乱纪的蜂,都是无辜的。蜜蜂岂能左右世间风雨?

中国过去40年的快速崛起,让世界震惊。很多人担忧这个大国将给世界带来难以承受的冲击。作为构建目前世界秩序、并领导了世界七八十年的美国,自然会对未来谁来领导世界、以及美国的前途等问题格外关注和警惕。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能力遏制中国崛起,但我可以确信,美国不愿意再帮助中国进一步发展了。可以理解,谁会支持竞争对手来打败自己呢?

有人说,今天中美两国已走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边缘,四周冷风强劲地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一个新崛起大国必须以战争方式挑战守成大国方能成为新霸主的历史现象。只是,大国之间是战还是和,根本不是美国华人能左右的。拿美国华人撒气,让他们成为两国矛盾激化的替罪羊,既不明智、也不公平。

也许有人会问,个别美籍华人行为不当会不会成为触发两国摩擦升级的事件呢?如果各位去看看历史就会自己得到答案。印尼屠杀华侨、越南排华等事件,祖国什么时候卷入过?可以想象面对强大太多的美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在美华人只能自求多福。触发两国踏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是朝鲜、也可能是台湾、南海的某个岛国,但不可能是美籍华人。

我也要强调,美籍华人需要加强法律意识、合规行事,更不要做伤害雇主和所属国的事情。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对服务多国的科学家们保持善意,他们不仅没有错,反而是人类科学创造和传播的功臣。无论他们的科研资助来自哪个国家、以哪所大学和机构的名义发表科学成果,最后这些成就都属于全人类。在对人类科技创新历史进行了大量研究后,我知道,科学家的个人所获(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得)、相对于其对人类的贡献来说,都只是沧海一粟。如果有人由于国家之间的摩擦、或自己的偏见去中伤他们,既伤害了无辜的科学家,也将伤害造福人类的科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