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三入门精算师,现被世界名校疯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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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算师,一个令无数人羡慕的职业,一个业内倍受尊敬的金领职业。对精算相关专业的朋友而言,很大部分都朝着精算师向往着,有些学生甚至已经规划好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且开始执行了。

前几天,我们收到了宏景学员颜同学的喜讯,她告诉我们,她成功收到了两份全球百强名校的offer,分别是:南安普敦大学的精算专业和格拉斯哥大学的资产定价与投资专业。这两个学校都是英国顶级名校,世界百强名校,这位同学非常优秀了!

精算师

① 学员收到南安普顿大学的offer

精算师

② 学员收到格拉斯哥大学的offer

格拉斯哥大学( University of Glasgow),简称格大,位于英国苏格兰第一大城市格拉斯哥市。始建于1451年,是全球最为古老的十所大学之ー,英语世界国家第四古老大学,全球百强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格拉斯哥大学位居全球第67名。

精算师

南安普顿大学,世界百强名校,英国顶尖学府。南安普顿大学是英国最卓越10所研究型大学之ー,是位列世界前1%的研究型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格拉斯哥大学位居全球第97名。

因为学校排名与专业的关系,考虑到未来精算就业的问题,在难以取舍之中,颜同学请教了我们宏景老师的意见,最终,她选择了全球排名67的格拉斯哥大学。

我们的学员如此优秀,真心替她开心,希望我们每位学员都前程似锦!不过严同学真的十分谦虚了,上面的聊天截图提到是因为她很“幸运”才能拿到这两份offer的。事实上,机会只留给早有准备的人,每一次努力,都是幸运的伏笔。

颜同学是来自深圳大学金融学专业一名学生,她在大三的时候报读宏景的精算师课程,于2018年2月报名,在2018年4月和2018年7月火速考试通过P和FM。

VEE三门课程认证在宏景的协助下顺利体现在SOA列表并获得认证。其中VEE应用统计认证了,Exam SRM还得以免考。

精算师

ASA完成度42%

精算师

我们亲眼见证了她一步一步地完成自己的目标,在她的世界里没有“懒惰”二字,没有单纯的幸运,每一次付出都在为你的未来铺路!

对想军队精算的学生来说,不管你是决定考研还是就业,你都需要在大学期间增强自己的硬实力!从以下两个精算实习招聘要求中,我们都能看到“通过精算考试的学生优先”。

精算师

同样是在校生,有的人已经遥遥领先了,别人大二大三开始就先行你一步了,在找实习的同时,要经常会落入他们手中。

因此有没有必要在大学期间准备考SOA,答案当然是“是”,无论是对你未来留学升级还是找工作都是有极大帮助的!

努力不是为了感动谁,还是为了让自己随时有能力拥有选择的权利,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加油〜

白衣天使,最美的逆行者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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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瑶    词
谷世乐    曲
紫   蘅     唱

是谁在疫情面前主动请战,
誓言书留下鲜红的印记。
是谁在危难时刻义无反顾,
奔赴抗击疫情前线阵地。

是谁在与病魔进行生死较量,
把民众健康鼎力托起。
是谁恪尽职守救死扶伤,
深处危境当中毫不畏惧。

是你 白衣天使,
最美的逆行者。
大爱无声众志成城,
定能共克时艰再书传奇。

编辑: 龙烈生

最可怕的不是疫情,是权力的无知与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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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蒲海燕
很想说点什么,但又知道其实也说不了什么。前两日,消失N年的大眼突然冒出来发文《冷的冬,暖的歌,愿武汉人民早日坐在街头吃碗热干面》,推文一出,迅速10万+,评论区热泪奔涌,有网友惊呼:“大眼都可以说话了,是不是我们的世界快要正常了?”几小时后,文章被蟹。果然,大眼这类人才是应该严防死守的超级病毒;正腐防思享病毒的效率之高,依然是无与伦比的。

其实想想一点也不奇怪,这一切都只是新常态下的常态而已。

几年来,经数轮净化,网络早已被打造成了一片“清朗的天空”,正能量花朵之外早已寸草不生。

非常时期,除了用生命与病毒贴身肉搏的一线医务人员之外,最忙碌的人大约就是网上四处消音的网/监了。

近日所有的推文,除了煮旋律规定的样式和供百姓适当宣泄情绪的无关紧要的质疑外,稍有点价值的推文基本上都活不过3小时(最长大约5小时)。

可是,扑灭了质疑,病毒就自动消失了?扑灭了质疑,铁板钉钉的历史就自动隐去了?

随便翻翻两个月来主流媒体的报道,每个人都可以轻易梳理出疫情从出现到失控的整个过程;随便动用一下常识判断,很容易就能得出疫情是一场人祸的结论。病毒袭来时,知情的顶级专家忙着海外权威杂志发表论文;地方主政者忙着开两会铺设未来宏伟蓝图;相关部门组织10万人的大聚餐,展示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壮观场景;警察忙着惩戒“造谣者”……消音后的武汉确实和谐了,但不懂政治站位的病毒却汹涌而至。当疫情失控,瞒无可瞒时,面对潮水般的质疑,官员、专家与各部门又开始竞相甩锅(刚刚看到网上一条消息:日本负责撤侨的官员因感染案例增加到20例而负疚自杀,不知真假)。其实,百姓对这样的场景早已司空见惯。

无论官员还是专家,各自鸣冤叫屈也并非毫无道理。多年来,在维稳思维的主导下,各级官员一遇到有可能冲击稳定局面的负面新闻,第一反应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各种手段捂盖子,打压舆论,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长期以来,这已成官场的基本套路。加上近年来不断强化郑智立场站位,各级官员害怕出事担责,宁愿做一个紧跟上面不犯郑智错误的庸吏,也不愿做一个有冒险精神开拓创新的能吏。一个“对上负责的”体质,官员必然是将主要精力用来揣摩上意,着力打造虚构的河蟹。这样的体质,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官员必定竞相推诿甩锅。
按理来说,拿着丰厚津贴的高级专家们,该比普通人具备更高的道德良知才对。但现有体质之下,道德良知并不是专家学者的必需品,只要他们研究了,建议了,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课题与论文的级别直接关联自己的学术地位。疫情发布与预警既不是职责必须,搞不好还要承担郑智风险(非典时期某专家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因此,良知驱动的行为远不如抢发论文来得安全实在…….
回顾最近几年来,核心价值观满街游走,各种整~风运动此起彼伏,尤其这一年来,“初/心使/命”教育活动搞得轰轰烈烈,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非但没能让众多官员捧出初心践行使命,反而让许多人与事现出了原形。特想知道,那一浪接一浪的思享郑智教育运动,究竟是进一步提高了人的思想觉悟,还是老式意思形/态的还魂让体质与人都变成一具具僵尸?细思极恐……..追问也只能到此为止。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每有灾难发生,这句话就会刷屏。可此时此刻,我只是想说:这样的抒情,除了肤浅还是肤浅,甚至连稀薄的鸡汤都算不上——本来岁月静好,为何搞到要人负重前行?是什么非得要83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冒着风险披挂出征?是谁让严重缺乏防护资源的一线医护人员以肉身抵挡凶猛的病毒?是谁让本可以欢度新春佳节的900万武汉人困守危城,让无数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

短短几日,无数家庭离散,亲人阴阳永隔……官员们的无知与傲慢是这场灾难的最大根源!

疫情汹汹,有人在危难中勇敢逆行,有人在惊惧中夺路而逃;有人在困厄中拯救众生,有人用他人牺牲谱写自己的赞歌。浮世绘中的每一个场景都意味深长。
每天看着不断攀升的感染者数据;目睹高效的网/监不断消音;看到宣/传部门开始精心塑造D的形象;旁观红十字会的无耻表演……看到不愿去一线的医生被开除并被终生禁止行医;17岁脑瘫儿被活活饿死;《在人间》的倩倩大年三十朝着装有妈妈的运尸车匆匆磕头……那些冰冷数据背后的破碎与消逝让人生出无尽的悲伤。这世间一旦停止正能量的抒情,那些华美的思享与杏念瞬间就溃不成军。
大年初二在异国他乡的街道上思考着“回国?还是转去欧洲某免签国直至疫情结束?”  最终还是因为儿子要参加今年的高考而决定尽快回国。回国那天,异国机场的工作人员满脸戒备,问讯处的两个姑娘看到带着口罩的我们走过去,下意识后退两步,头微微侧过,神情紧张地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一刻,我深深理解了封城前夕拼命逃跑的武汉人;我从别人的眼中读懂了我们共同的名字:中国人。做出这个决定,其实还源于一种信念:坚信灾难终会过去。以我们这个民族的韧性,无论经历怎样的苦难,总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自我疗愈;但同时也深深担忧灾难过后的快速遗忘……人其实经常多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或许灾难过后,就该是英模报告团的全国巡回演讲了吧?百姓被英雄感动,历经苦难的土地上又长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 的周围,战胜了灾难,取得了伟大胜利。一定会有一批官员被撤职,顺便对非常时期爆出太多负能量的网络进行整顿清理……然后,我们朝着更伟大的目标迈进,正能量更足,国家更加厉害,百姓更加幸福。
直到下一次灾/难来临。
                            
一切从觉悟开始,惟有觉悟才有价值    ——加缪

科学的江湖 (下) — 评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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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最近关于 “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争论因为醋醋发表在《醋话集》(微信公众好)的《杨振宁的最后一战》而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微信公众好《知识分子》紧接着发表了一篇《争议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引用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评语。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科学的江湖虽然没有金大侠的江湖那么腥风血雨,但是似乎就从来没有、永远也不会平静。

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地位之争、门派之争,等等,在哪个“江湖”都是类似的。正义与邪恶、自私与无私虽然未必总是黑白分明,但是也未必无迹可寻。

有人希望“江湖事,江湖了”;有人愿意大白于天下。

天下人未必都是傻子!老百姓虽然未必看得懂《葵花宝典》,但是知道要练《葵花宝典》, 就要自宫,这点还是明白的!

《海外华人网》将两篇文章同时转载,以飧读者。


争议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作者: 知识分子

最近,一篇题为“杨振宁的最后一战”的文章(见文末)广为传播,人们再次聚焦中国是否应该百亿/千亿投入建造超级对撞机。《知识分子》是全世界唯一为争论双方都提供过理性辩论的平台。杨振宁先生和王贻芳教授等代表科学家都在《知识分子》阐述过理由。
新出现的网红文章再度引起科学界甚至科学界之外发生激烈争议,其争议程度对超级对撞机的辩论。《知识分子》在此发表收集到的一些评论。
2012年至今,中国科学界,特别是物理学界,激烈争议超级对撞机项目(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它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科学家代表为高能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得到海内外高能物理学界较多支持。但科学界,包括物理学界,都有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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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杨昆:

超对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凝聚态中实现,清华大学的姚宏教授在这方面最近有不少文章,我和复旦大学的虞跃教授也曾做过一些早期的工作。可以说超对称和超弦方面的研究为凝聚态物理提供了新思路,并促进了学科间的交流。

南方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李淼:

我不支持超弦理论甚至不支持任何量子引力理论已经很多年了,不等于我认为弦论是错的,我在南科大教授名录里的介绍自己的专业第一个还是超弦,第三才是宇宙学。人们研究量子引力理论的时间有五十年了,五十年来这个市场的行情大抵如大A股,一直在三千点之下偶尔会冲到五千点。这种情况估计会持续几百年。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张雷:

这种标题的文章我向来不看,但看到有几位圈友都转了,觉得自己有责任说一下。

首先声明,讲事实,讲道理的前提下,对科学或社会问题讨论畅所欲言,是好事。我这里只挑我认为几个逻辑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地方。

文章在约十分之一处黑体称:“CEPC周长100公里,需要占下北京五环那么大的地。” 其实,对撞机要在地下100米甚至更深,只在几个出口占地,就像北京二号线一样没有把故宫和广场给占了一样。请参考CERN的周长27公里LHC。

杨先生说高能物理 “party is over” 不是今年才说的,是四十年前说的。如果你认为从80年代到现在高能物理对于人类认识自然所取得的成就没有意义的话,我只能说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同。

此外,文章一直拿弦论说CEPC的事情,满满的阴谋论感。我参加CEPC研讨会和报告不下十次,包括阅读概念设计报告,CEPC从未将弦论、超对称或某一个特定理论作为主要研究目标。

文中对丁肇中、Maiani 很多未证实(或无法证实)的话加粗加黑,以及对发改委评委表决内幕如此之清楚(评委背景,投了什么票)。我很怀疑作者描述的真实性。

前一阵子讲 “李政道和杨振宁恩怨” 的文章,其中稍微想想就知道,有些事情就连当事人本身都无法说清楚,而作者侃侃而谈,简直似乎比任何人都清楚,很难认为是真实的。

这种自媒体文章最近也见多了,把几篇老文章东抄西拼,加上典型电视剧的情结,配上吸引眼球的标题。这些写手收获的流量和利益不用多谈,读者如果丢掉了理性批判,那确实可悲。

戴瑾,曾从事弦论和高能物理研究工作:

醋醋的文章把一场科学争论写得像宫斗剧。宫斗剧有娱乐性,这应该是这篇文章转发量比较高的原因。但一码归一码,在科学上,这篇文章完全搞错了。

弦论、超对称,和超级加速器是三个非常不同的概念,CEPC超级加速器不但和验证弦论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也不是用来验证超对称理论的,它是用来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的物理性质的。因为刚好有几个弦论物理学家对这个加速器比较热心,就硬是通过超对称,把三个东西绑在一块,那是宫斗剧的分析方法。

超对称这个词虽然很酷,对于行业外人士,很难解释清楚。量子物理中的对称性是很重要的概念,每一种对称性都对应着一些重要的物理现象。自然界的基本粒子有两大类:像光子、希格斯粒子那样自旋是整数的玻色子,和像电子那样自旋为半整数的费米子。超对称理论预测每一个玻色子粒子都有一个费米子超对称伙伴,反之亦然。比如对于光子就应该有一个自旋1/2的光微子,和光子一样参与电磁相互作用,两个粒子除了自旋不同,性质完全一样。但自然界明显不是这样的。于是还有一种叫对称性破缺的理论,它预测当我们把粒子加速到一定能量去碰撞,我们就能发现这些超对称粒子,并且观察到这种对称性。到底这个能量有多高,有不同的可能性。

弦论的基本观点是基本粒子不是像一个点那样的粒子,而是一根弦。这当然和超对称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弦论本身不要求超对称性,但超对称的弦论,简称超弦,更有吸引力。比如说非超对称弦论的世界里,有引力子但没有费米子,还是超对称的弦论更像我们的世界。

因此,一般人只听说过超弦这个词,这个词也更酷。尽管如此,把弦论和超对称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绑在一起,在科学上至少是非常不严谨的。如果自然界在弦论的能量上才有超对称性,任何人类建造的加速器都无法验证,这一点,读过相关科普的人都会知道。

另一方面,希格斯粒子的理论中有一个技术性的困难,超对称理论提供了一种解答。这一度是超对称理论的重要根据。但这种可能性已经基本被现有的加速器排除了。这一点,业内人士都知道,在LHC没有发现超对称的情况下,再建一个新的加速器,发现它是一个极小概率的事件。

所以超对称不是建CEPC的理由。

注意,希格斯的超对称性和弦论的超对称性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二者不光能量差别巨大,背后的物理原因也完全不一样。并且,就算新的加速器发现了超对称,也不能证明粒子就是一根弦;如果新的加速器进一步否定了希格斯能量级别的超对称性,也不能排除自然界在弦论的能量上是超对称的,更不能排除粒子是一根弦的可能性。

CEPC建设的原因,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的物理性质,说出来远没有超对称和超弦那样酷。

值不值得花300多亿去做这件事,科学界有争论,也不是所有做高能物理的人都支持,不做这个行业的都反对。这当然也不是一个纯科学问题,社会公众有权参与讨论。但也不应该做低俗的推理和类比,比如把它跟三峡工程相提并论(我看到网上有文章这样类比)。

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三峡工程90年代初起步耗资1800亿,今天的钱也不能和20年前的钱去做直接比较。CEPC的倡导者提出,如果在这个加速器上发现了新的现象,就再花1000多亿建设一个更强的加速器进一步探索它。既然没有超对称,希格斯粒子的那个理论难题仍然存在,对它进行精密测量的时候发现新的现象,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这笔钱即使要花,也是2040年以后的事情,不能把20年以后的钱和20年以前的钱去对比。

还有,加速器是一个周长100公里的环,只需要挖一条深深的隧道,整个加速器是在地下的。醋醋的文章,一开始就误导读者,好像加速器要把环内的整块地都占用,不是这样的。

吴进远,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高级工程师:

这篇网红文刷屏时,有的公号标题说中国高能物理大跃进,有的说三峡大坝。但我感觉十分失望,等了几天,始终没有见到用高铁来与CEPC比较的。

CEPC的造价不是所谓“天量资金”,而是大约相当于200-300公里的高铁。这样数量的高铁对国家的价值是锦上添花,但CEPC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对于国家的价值却是雪中送炭的。

美国费米国家加速器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是罗伯特·威尔逊,他最著名的一个论断,是他在1969年4月答复国会议员质询时说过的一句话。当时议员们关心这个新的实验室以及获得的新知识对国家的安全有哪些帮助,罗伯特·威尔逊回答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关乎国家荣耀,爱国主义的事。这些新知识并不能直接地保卫国家,但却能“使之值得被保卫”。

CEPC的科学目标并不是所谓超弦教,而是作者也承认的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

很多人包括这个作者鄙薄精确测量,可是科学史上太多的发现是精确测量带来的。别的不说,要不是当年化学家们忍受着铵化合物带来的满实验室的尿骚气味,一遍遍精确测量和比较铵化合物分解氮气与空气氮气重量的微小差异,人们要晚很多年才能发现氩气。我们的钨丝灯泡就会比现在更容易坏,我们留给子孙的钨矿资源就会少很多。

回顾争议超大对撞机

2016年9月4日
杨振宁: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 独家

2016年9月5日
王贻芳: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 | 独家

2016年9月7日
答王贻芳所长:高能所更该做什么?| 对撞机的对话3

2016年9月8日
大科学工程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 | 对撞机的对话4

2016年9月9日
人民日报评论:期待更多科学“对撞”

2016年10月2日
32位在美物理学者联名:中国建造希格斯工厂的黄金机遇

2016年10月22日
王贻芳再谈大型对撞机: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一项政治决定

2017年1月25日
何祚庥:对中国建大型对撞机的意见

2017年1月31日
何小刚:评何祚庥院士对中国建设大型对撞机的意见

2017年7月13日
中国超级对撞机与人均负担 | 争鸣

2018年7月1日
杨振宁坚持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历史原因

关于CEPC

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是中国粒子物理学界发起建造Higgs粒子工厂和国际大科学装置,其主要用于对希格斯粒子进行精确测量和探测新物理。第一阶段将首先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第二阶段进行质子对撞机的建设。

王贻芳在今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CEPC的隧道有100公里长,第一阶段建设预算约360亿元。

2018年11月,CEPC团队正式发布了概念设计报告,后进入设计优化和关键技术预研究阶段。

科学的江湖 (上) —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科学的江湖 (上) —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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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最近关于 “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争论因为醋醋发表在《醋话集》(微信公众好)的《杨振宁的最后一战》而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微信公众好《知识分子》紧接着发表了一篇《争议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引用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评语。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科学的江湖虽然没有金大侠的江湖那么腥风血雨,但是似乎就从来没有、永远也不会平静。

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地位之争、门派之争,等等,在哪个“江湖”都是类似的。正义与邪恶、自私与无私虽然未必总是黑白分明,但是也未必无迹可寻。

有人希望“江湖事,江湖了”;有人愿意大白于天下。

天下人未必都是傻子!老百姓虽然未必看得懂《葵花宝典》,但是知道要练《葵花宝典》,就要自宫,这点还是明白的!

《海外华人网》将两篇文章同时转载,以飧读者。


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作者:醋醋

The party is over。

杨振宁张开左手向上抬起微微摇了摇,加重语气补充翻译:

什么意思?盛宴已过。

虽然97岁高龄,杨振宁也只需一根拐杖就能走路,他坐在沙发上,拐杖斜放在腿边。

台下,坐满了年轻大学生,一位男生站起来发问,脸上挂着愤懑、委屈与不解。

这是2019年4月29日,在北京雁栖湖畔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新礼堂发生的一幕。

男生读研一,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未来即将从事CEPC(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预研工作。

4年前,针对CEPC该不该建,杨振宁与男生老师,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

从事高能物理研究的人,都指望这个项目上马,不然他们在剩下的岁月中将无事可干。

前一阵子,任正非呼吁,要加强基础教育,砸钱砸不出来科学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代最基础的理论物理,恰恰把希望寄托在砸钱上面。

作为一个超级费钱的项目,CEPC环形周长100公里,保守估计就得400亿。第二期SppC(环形强子对撞机)耗资更是超千亿。

北京五环路全长98.58公里,这意味着,隧道可将整个北京主城区包在其中。

醋醋的朋友房师说,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园,做梦都不敢奢望拿下这么大一块土地。

CEPC-SppC,这简直就是物理学的三峡工程,高能所只是冲在前台的马前卒,背后强力推手,是国际超弦界。

从2014年开始,国际超弦界就组团来中国游说超级对撞机项目,不幸的是,2016年他们遭到杨振宁的强势阻击,当年发改委十三五项目审批,CEPC只差一票未能通过。

这位高能所研一男生,从室友那听到小道消息,现在杨振宁不反对建CEPC了,于是怀着激动的心情,抢到了一张杨振宁的国科大讲座门票,想当面求证一下。

杨振宁第一句话就是我的看法没有变,迎头泼了他一盆凉水。

他不仅一如既往反对建超大对撞机,还劝这位男生尽早转行,高能物理盛宴已过。

人的一生呐,不能只看个人的奋斗,有时候也要看一看历史的进程。

不仅高能物理的盛宴已过,当代物理学的前沿,也是一片无际的黑暗。

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有多辉煌,当代物理学就有多黯淡。

2017年的引力波,2019年的黑洞照片喧嚣一时,那也只是验证了100年前的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2018年霍金去世,引发社会纪念热潮,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霍金身残志坚,是科普畅销书籍《时间简史》的作者。

霍金的科学最高成就黑洞辐射理论,知道的人并不多。杨振宁科学成就比霍金更高,但人们热衷他的晚年生活。

人们一提到牛顿就会想到万有引力,提到爱因斯坦就会想到相对论。

人们关心霍金、杨振宁的生活而不是科学,不能怪大众猎奇,当年牛顿与爱因斯坦的那些事儿更生猛。

只能说,当代物理理论不如前辈,普通人不懂相对论,总知道原子弹,不懂量子力学,电脑互联网总玩过吧。

当代物理又发现创造了什么?

这是杨振宁的最后一战,他拯救不了当代物理,而是遏制危机爆发后的疯狂。

1

11月3日,第7届腾迅WE大会现场,布赖恩·格林(Brian Greene)在台上拨动“宇宙的琴弦”。

作为世界最负盛名的超弦传教士,格林是多本科普畅销书的作者:《宇宙的琴弦》,《宇宙的结构》,《隐藏的现实》……孜孜不倦从事超弦理论的公众普及。

面向台下听众,格林再次舌绽莲花,讲解超弦理论及其衍生品多重宇宙。

随后,王贻芳上台,从中微子实验讲到超大对撞机。

国际超弦界与中国高能所,还在坚持不懈。

自2014年造势,于2016年十三五规划遇挫后,他们期望在十四五规划上通过项目。

2021-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CEPC-SppC造势,要提前两年开始,2019年很关键。

纵观全世界的对撞机,LHC已是强弩之末,不会有新的发现了,别的对撞机能级太小,更加指望不上,全世界物理学家唯一的希望,都押在中国的CEPC-SppC的身上。

这是人类世界中最靠近窗户的一群人,看窗外,漫漫长夜。

禁闭在一间密室的人,找遍钥匙无果,就会竭斯底里用力撞门,哪怕那么一丝可能。

不甘、愤懑、呐喊、无奈、绝望……这是物理学家的痛苦,普通人根本就感受不到这间密室。

事实上,就算CEPC-SppC顺利获批,要全部建成,也得2040年以后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看不到那一天,不过是留一个念想。

2016年,霍金艰难地打出226个字力挺对撞机。2018年,霍金阖然长逝。

想到这里,醋醋也不禁黯然神伤。

王贻芳坦诚,推动我国建设CEPC,是他在现在的科学岗位上的最后一桩心愿。

如果我没有提,是没尽到责任。

支撑王贻芳的情怀,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希望,首期360亿二期超千亿的天量资金,仅仅只有两个字——

幸运。

CEPC唯一确定的科学目标,就是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即所谓的上帝粒子,如果不能保证超越现有物理框架标准模型,那就跟测量牛顿引力常数的意义差不多,但是谁又能保证呢?

公认可以突破标准模型的实验,一是邻近核反应堆的中微子振荡,王贻芳在大亚湾核电站做出了突破性贡献;二是远离核反应堆不受中微子干扰的暗物质探测,世界最深的实验室——四川锦屏山暗物质实验室正在努力。

精确测量希格斯粒子突破标准模型,希格斯本人还健在,奇怪的是,醋醋在任何公开报道中都没有看到他站出来发表一下期待。

王贻芳也只是说如果有所发现,就启动第二期工程SppC,把正负电子对撞换成质子对撞,这还是奔着物理界期待了40多年的超对称粒子而去。

预言该粒子的超对称理论,最有可能突破标准模型,也是另一个野心更大的万有终极理论候选者——超弦的超的来源。

在数学框架上,超弦有望统一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它认为世间万物都由一根振动的弦组成。

从最小的基本粒子,到最大的宇宙天体,无论是黑洞的本质,还是宇宙的起源,都要匍匐在超弦脚下。

但是为了满足数学自洽,人类付出的代价是颠覆我们的宇宙观。

在超弦的设定中,我们的宇宙其实是一个11维时空,我们只能感受到三维空间与一维时间,另外7个空间维度不见了,超弦给出的解释是被紧化了,空间就像一张膜,紧化就是将其卷起来了, 卷到了极小不能被看到的尺度。

一共有10^500种紧化方式,每一种都对应一个宇宙,我们的宇宙只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是多重宇宙的由来。

10^500这个数字有多大?想象一下1后面排500个0,什么亿啊兆啊都是毛毛雨,我们的宇宙原子总数也就10^80个,相比隐藏的宇宙数量,连九牛一毛都不如。

最近知名美剧《生活大爆炸》全剧终,回顾第4季20集中,格林亲自扮演自己,向主人公谢耳朵推销他的新书《隐藏的现实》。

有人认为谢耳朵的原型就是格林,其实恰恰相反,谢耳朵的原型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奠基人之一谢尔登·格拉肖(Sheldon Lee Glashow),超弦的铁杆反对者。

没有什么现实可以被隐藏,编剧显然参考了现实原型,尽管有格林的推销,谢耳朵后来还是放弃了超弦理论的研究。

格拉肖的高中同学,标准模型的另一位奠基人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抵挡不住终极理论的诱惑,选择臣服超弦,成了白袍巫师萨鲁曼。

标准模型走在量子力学的最前沿,也是当今理论物理的最高成就,标准模型的后继者是超弦。

根据超弦的理论设定,要想撞出弦来统一四种力,需要环银河系长度的对撞机,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温伯格选择“曲线救国”,致力于验证超弦的”超”,也就是超对称理论,它能将物质与力统一起来。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质量与能量统一起来,搞出了原子弹氢弹,物质与力统一了,那不晓得搞出什么吓人东西。

超对称理论预言的超对称粒子没有超弦那么变态,理论上在TeV(万亿电子伏特)的能区就能撞出来,LHC的最大能级是13TeV。

虽然这是地球人可以做到的,但必须建立巨型对撞机,需要成百上千亿的经费,LHC前前后后就花了100亿美元。超弦与高能物理联手,意味着玄奥的思想与庞大的利益结盟。

这是一个很妙的组合,超弦永远无法被证伪,但如果局部证实,就能够屹立不倒。这就跟宗教一样,上帝的仁慈永远触摸不到,但是教会能让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关爱,当然还有连绵千年的香火钱。

超弦与其说是一个学派,还不如说是一个教派。

这可不是醋醋说的,超弦界自己戏称扛把子爱德华·威滕(Edward Witten)为Pope,也就是教皇的意思。

2

1987年,温伯格主导美国SSC(超级超导对撞机)建设,希望撞出超对称粒子,验证超对称理沦。

时值美苏争霸,美国力求在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碾压苏联,对登月、“星球大战”这样的鸡血项目来者不拒,SSC号称能帮助人类解决宇宙起源问题,完成物理终极理论的梦想,里根二话没说就批准了立项。

当年温伯格报出的预算不多,只有区区44亿美元。

转眼到了1993年,美国总统换了两茬,里根走了布什上,布什走了又来了克林顿。美国人搞工程费时还费钱,6年时间他们连安放对撞机的隧道都没挖好,就花了近20亿美元,而总体预算更是飙升到近百亿美元。

这个时候苏联已经解体,美国人独孤求败,社会上下对鸡血项目不是很感兴趣。克林顿作为平民总统,更加关注提振美国经济,天天盯着政府不让大手脚花钱的国会不干了,几轮听证会后硬是叫停了SSC。

美国超弦教一片哀嚎,所幸当时欧洲搞了个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LEP),隧道是现成的,只要把正负电子对撞机换成强子对撞机就好。

超弦教找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时任总干事卢埃林·史密斯( Llewellyn Smith ),向他分析物理界天下大势,美国佬不干了,执牛耳者唯有欧洲。

双方一拍即合,1994年圣诞节前夕,CERN批准了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立项。对于超弦教来说,就算LHC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器,也只是个迷你版的SSC,其环形周长27公里,不到SSC的1/3,但有总比没好,而且根据理论推测,LHC的能级可以撞出超对称粒子,足以满足超弦教的需求。

格林很兴奋,在2004年出版的《宇宙的结构》,他断言LHC开机运行后能发现超对称粒子。

由于选错了焊接工艺,2008年9月LHC开机后9天,超导电磁铁的电路就烧坏了。其后用了一年多才修好,但是只能以原设计能量14TeV的一半7TeV运行,这一阶段维持到2013年。

即便如此,超对称理论的原始参数空间已经有99.9%被否定掉了。

2015年6月3日,LHC将能量提升到接近设计峰值的13TeV,仍未发现超对称粒子的迹象,99.999%的超对称理论原始参数空间荡然无存。

超弦教只好改口,称预估的能级,是超对称理论与标准模型“自然结合”后的计算结果,没有撞出来超对称粒子,它们的结合方式可能并非“自然”,需要更大能级的对撞机才能发现超对称粒子。

尼马-阿卡尼-哈麦德(Nima Arkani-Hamed),发扬了多重宇宙学说,是超弦教的后起新秀,2013年12月来华担任高能所前沿研究中心主任,做了国际超弦教的中国内线,负责联络组织各种活动。

他在20多年前就说过,1TeV就能看到超对称粒子,后来被实验打脸,又改口称得100TeV才行,这差不多就是CEPC的升级版SppC的能量峰值。

这等说辞,连我等普通人都听得出来在耍流氓。

没有理论预测,或者随意调整预测,谁知道多大能级才撞得出来,花费成百上千亿建造大型对撞机,只有0.001%的胜率,这还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结果。

科学项目其实跟创业项目一样,你至少要画一个PPT说服投资人出钱,张口就说我要做马云,你投我一块钱,我还你一亿元,我信你个鬼哦。

国科大讲座上,面对高能所研一男生的不满,杨振宁吐露肺腑之言。

“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这个机器不能再做下去了,要造更大的对撞机,需要花更多的钱,至少要200亿美元。”杨振宁说,“别的国家没钱,大家说中国有钱。

“我知道我的同行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反对)是要把他们这行给关闭掉。可是这个对撞机要花中国200亿美元,我没办法能够接受这个事情。”杨振宁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虽然没有提出什么宏大理想,但是对于实现什么样的科学目标可是一清二楚,李政道与丁肇中等华裔诺贝尔科学家也来积极推动这件事。

而这一次,他们保持了沉默,丁肇中还是王贻芳的老师,高能物理界的大师级人物。

2016年,据研究理论物理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透露,丁肇中问及王贻芳最近忙啥,何说他想把SSC搬到中国来,丁肇中立马就说,”一点意思都没有“。

撞不出超对称粒子,超弦教在物理界的地位岌岌可危,从众星捧月到千夫所指,有重蹈当年以太说覆辙的风险。

超弦教埋怨LHC太小了,如果按照SSC的规模,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们把目光瞄向中国。

当今只有中国,才有这么大的财力与抢占基础科学制高点的渴望,才有可能上马这个超千亿的物理学三峡工程。

SSC复活的希望,在中国。

3

2014年,国际超弦教与高能物理研究所联手造势,组团来中国游说。

当年2月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希格斯粒子发现之后,基础物理学向何处发展?”的讲座,超弦教主威滕、教主导师戴维·格罗斯(David Gross),以及其他几位超弦干将悉数到场,王贻芳在会上发言。

格罗斯曾经提出“渐近自由”理论解释强力,获得2004年诺贝尔物理奖,该理论是标准模型的支柱之一。威滕是他教出来的最得意的弟子,两人都是犹太籍物理学家。

1999-2003年在任的CERN总干事鲁加诺·玛亚尼(Luciano Maiani)也在会场,有人问他,欧洲的加速器是怎么做到让各国都掏钱的?玛亚尼回答很干脆:

忽悠啊,我们说这是为了与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加速器竞争。

正如其所言,有亲历者回顾,那天本以为是高端物理学科普讲座,好不容易早去抢了个座位,结果听了一会发现这是个电视购物栏目….各种推销。

推销员很多,商品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版超级对撞机,超弦教负责讲解宇宙起源等科学意义,以及对中国一片大好的国际形势,王贻芳负责说明具体实施。

一虚一实的组团差不多就此定型,以后凡有超弦教来华,必有王贻芳的身影。

2015年,格罗斯在《华尔街日报》撰文《中国的科学大跃进》,力挺中国超大对撞机计划,生怕他的文章中国人看不到,他还特意让人翻译成中文。

醋醋忍不住多说一句,格罗斯如果懂得中国多一些,就会知道大跃进在中国并不是什么好词。

2016年8月1日,国际弦理论大会(Strings 2016)在清华大学举行,还是那拨人马,还是那套说辞。

世界物理中心将转移到中国,天下英才尽入彀中,溢出效应将让中国人受益无穷。

CERN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的万维网WWW,是证明粒子对撞机溢出效应最常用的例子。

万维网1980年就开始设计部署,1991年对外开放,最初是为了方便CERN内部协作,不关粒子对撞机啥事,与1994年立项2008年开机的LHC更没有一毛钱关系。

群体合作总会产生偶发不可预期的溢出效应,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

炼丹也有溢出效应,那就是火药。

一个多月后,一场关于中国该不该建超大对撞机的争论成为公众话题,继而引爆全球。

2016年9月4日,杨振宁授权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署名发表他的文章《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刷刷刷连出七剑,剑剑穿心。

杨振宁列举的7条反对理由,涵盖了项目预算超支、影响民生经济、挤压其他科研经费、不能实现预期科学目标、即便有发现也无法实用、中国为欧美作嫁衣裳,以及展望物理学未来两个发展方向。

当天王贻芳就奋笔疾书,洋洋洒洒6000言,一一反驳杨振宁的反对理由,第2天也通过“知识分子”发了出来。

如果高能所有一个成熟的公关团队,一定会拦住老王“stop!”利益所在,怎么说都是错,说得越多错得越多。

超弦教只能在心里骂猪队友。

而后更多科学家卷入争论,遍布国内外,除了奋战在第一线的新锐,还惊动了很多已成为江湖传奇的耆硕。

这其中就有当时还在世的霍金。

然而论学术成就,霍金也是这帮人中的小字辈。因为他们纷纷出来表态,不少人惊呼,教科书上那一串名字居然还活着。

虽然场面火爆,公众看到的其实都是马后炮,早在之前来自科学界的争议,就让王贻芳的超级对撞机计划遭遇挫折。

2016年6月16日,王贻芳的团队得到科技部3600万人民币资助,用于CEPC的预研。

但在当年7月,发改委十三五项目评审,CEPC仅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下一轮8亿人民币的资助请求。

醋醋获得的消息是,5票赞成,6票反对。赞成的全是高能领域,反对票里5票是非高能领域的专家,1票是政府方的代表。

除了屁股决定脑袋的支持,其他无论是从科学还是政经角度考虑,都投出了反对票。

王贻芳完败。

4

一般情况下,科学家茬架,都在科学共同体内找场子摆平,极少以菜场大妈的方式在大众媒体上吵个面红脖子粗。

当然这些科学话题大众也听不懂。

这次有关对撞机的争论,能够在2016年形成一场物理学的世界大战,余波传到2019年,为我等酱油党的日常八卦添加佐料,一是因为对撞机耗资相当于一座三峡大坝,已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科学研究,而是涉及广泛的社会工程。

二来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现代物理学产生了深刻的裂痕,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科学共同体内,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样的争议,往往就会扩散到大众层面。就如英国脱欧,保守党与工党谁也搞不定谁,干脆全民公投。

这个裂痕还得从爱因斯坦说起,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不相容,爱因斯坦晚年致力于统一场理论,试图将量子力学的电磁力与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合二为一,无果而终。

这不能怪爱因斯坦太贪心,引力与电磁力的方程,几乎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一对不在一起简直没天理,初中生见了都想撮合它们。


引力方程


电磁力方程

后来人们敲开原子核,发现量子力学除了电磁力,还有龟缩在原子核里面的强力与弱力,本来是一对力变成了四种力,都可以凑一桌麻将了。

这个时候杨振宁站出来,说咱们别管引力,先把电磁力、弱力与强力吉祥三宝给统一了,为此摸索出一套基于对称性与群论的数学框架,叫做杨-米尔斯规范场论。

杨就是杨振宁,米尔斯是与他一个办公室的研究生。

诺贝尔奖往往代表一位科学家的最高成就,极少例外,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杨振宁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它们都是框架理论(framework),很难被实验全部证实,而与诺贝尔奖无缘。


这些科学家,往往是天才中的天才,巅峰上的巅峰。

在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框架之上,物理学家们建立起了一套基本粒子的标准模型,并实现了电磁力与弱力的统一,姑且将他们称之为标模派。

标模派个个都是西部老牛仔,手提粒子对撞机左轮枪,对准他们预言的61个粒子,有如树起的61个靶子,枪枪命中,几乎个个十环。

由于是杨振宁提供的弹道机制,标模派每命中一枪,他的头上都会多一圈光环,其在物理学界中的地位,也愈加稳固和上升。

1994年,规范场理论发表40周年,美国富兰克林学会颁给杨振宁鲍尔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指出:

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可与牛顿的引力、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提并论。

但标模派的成功很憋屈,其创立之初就先天不足,没有把引力纳入其中,后来又发现了暗物质与暗能量存在,我们可感知的61个粒子构成的物质只占宇宙4.9%。

另外,由于标准模型预言的大多数粒子都是高能状态下的粒子,无法独立存在于自然界,基本上不能实用,这也是杨振宁不看好对撞机发现的一大原因。

标准模型就像是一个金鸟笼,把人类禁锢在笼中。

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家更希望找出理论的破绽,胜过证明理论的渴望。

然而讽刺的是,验证标准模型的实验数据与理论的预测,也是有史以来最匹配的,标准模型几乎牢不可破。

这就好比玩密室逃脱,科学家们明知室外有室,他们疯狂地找齐61件物品之后,还是没有打开大门的钥匙,其失望可想而知。

这个时候,作为物理学的超哥,超弦教站出来说,我能把引力囊括进来,我带你们去找钥匙。

超弦教凭借的是一本数学葵花宝典。

“葵花在手,江山我有。日出东方,唯我不败!”

超弦教一班人马,手提数学葵花剑,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好不威风。

他们有一个难以启齿的难言之隐。

众所周知,要练就葵花宝典,须得满足八字真言,“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凡踏入超弦教,此生就得与实验验证的硬气彻底无缘,而实验才是物理学以及所有科学扬名立万的长枪短炮。

当初杨振宁提出杨-米尔斯数学框架,由于没有物理意义,被冰封了十几年,后来结合物理模型并被重整化(可精确计算),才成为神兵利器帮助对撞机瞄准射击扬名立万。

科学终究是热兵器的江湖,超弦教光凭一把葵花剑虚张声势,是走不出黑木崖的。

超弦教教主威滕,拿遍了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大奖,甚至连号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都拿过,就是独缺一个诺贝尔奖。

标模派是痛苦的枪手,超弦教是不甘的剑客。

2012年超弦教找到俄罗斯互联网投资家尤里·米尔纳,搞了一个基础物理突破奖,奖金300万美元是诺贝尔奖的三倍,堪称科学界“第一巨奖”。

由于评委会主席就是威滕,所以每年获奖者大多是超弦研究者或其盟友,如王贻芳就得过,今年的基础物理突破奖给了研究超引力的科学家,充分展示了什么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

后来谷歌公司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及其夫人、中国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等互联网大佬也陆续加入,还分设了生命科学突破奖、数学突破奖等奖项。

今年的腾讯WE大会,有格林与王贻芳参加,或许与此有关。

这系列突破奖无需实验验证也能获奖,摆明了就是叫板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只颁给经实验验证的科学理论,它不奖励聪明或成功,而是奖励正确。

成功只是暂时的,正确才能长久,所以突破奖搞了7年多,主要还是超弦教自嗨,但不得不承认,他们拉赞助的本事一流。

基础物理突破奖拿再多,也顶不了一个诺贝尔奖,而唯一可能通过实验间接验证超弦的,就是超对称理论。

超弦教做梦都想拥有一杆枪,就是超级大型对撞机,当标准模型的预言被一一验证之后,还能鼓捣世界各国政府把天量的经费投入到高能物理中,超弦许诺超越标准模型,通往终极理论的梦想立下汗马功劳。

这就是为什么超弦教拼命游说中国搞超大对撞机的背景。

5

在科学界,最早实名反对中国超大对撞机的不是杨振宁,而是一个叫王孟源的人。

2015年1月与12月,王孟源写了两篇文章,《高能物理的绝唱》(一)(二),指责CEPC将大笔钱财当闪电,将快要死透的高能物理这具尸体转化成Frankenstein(弗兰肯斯坦)式的科学怪人,以行尸走肉式的存在撑到教授群的退休期。

王孟源的文章发表在台湾的个人博客上,大陆没有梯子看不到,前后两篇文章发表了一年多时间,乏人问津。

但王孟源的身份不简单,他是哈佛大学高能物理学博士出身,亲历过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兴建与夭折,对高能物理圈与对撞机知根知底。

文章点名批评了丘成桐积极参与这个骗钱的把戏,他在2015年10月份与人合作出版了科普书《从长城到大对撞机》鼓吹CEPC。

丘成桐是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该奖号称数学中的诺贝尔奖。

超弦理论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做卡拉比-丘空间,这里的丘就是丘成桐。前面超弦告诉我们,宇宙有7个维度被紧致化了看不见,如何紧致化的,它们跑去了卡拉比-丘空间。

如果要说超弦教在中国有代言人,则非丘成桐莫属。超弦教组团来华的活动,都是丘成桐操办主持。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搞数学的,痴迷物理学装置,就是没有搞清楚丘成桐与超弦的关系,以及对撞机之于超弦的重要性。

而将超大对撞机争论从科学界内部引向公众的始作俑者,也是丘成桐。

2016年8月7日,丘成桐接受新华社专访,希望在长城入海处建设下一代巨型对撞机,这是CEPC首次大范围内向公众公开。

新华社文章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中国版大对撞机一时成为新闻热点,媒体自然不会错过这个选题。

有记者挖出王孟源的文章,一看是专业出身亲历第一线,猛料十足,还涉及丘成桐,就找到后者希望他能有所评论。

丘成桐应该是仔细看了这篇文章,2016年8月29日,他在微信公号“老顾谈几何”发表意见,详述自己扒出王孟源老底的过程。

如果爆料不痛不痒,丘成桐岂会care王孟源的背景身份。就如郭德纲说的,我正眼看你一眼都是输。

作为哈佛大学兼任数学系与物理系的双料教授,丘成桐很意外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王孟源的名字。

几经求证,丘成桐在哈佛大学的教授朋友们终于找到了王孟源的导师,原来是一个没有系中升职的助理教授,难怪哈佛资深高能物理学家不认识王孟源。

丘成桐更是指出,王孟源博士毕业以后,就没有什么学术上的论文成就,而是转行做了几十年的生意。

言下之意,王孟源没有资格在对撞机上面说三道四。

这种论资排辈的人身攻击,一般人都会不爽。科学讲究客观实证,向来尊重事实,不看出身,想当年爱因斯坦还只是一个小小专利员。何况王孟源的哈佛大学高能物理博士学位并不假。

而且丘成桐当时还不知道的是,王孟源的导师是格拉肖的关门弟子,格拉肖想把超弦挡在哈佛门外无效,愤而离职,王孟源的导师也无法获得升职。

研究基础物理学发表论文,必须在数学上自洽,只能走超弦这条路。大学没有论文,地位就会下降,哈佛扛了一年扛不住,还是把超弦引进来了。

哈佛大学理论物理的主流教职,逐渐被丘成桐等超弦教占领。

当然丘成桐也是货真价实的顶级科学家,不可能不知道贬人身份落了下乘,醋醋倒是觉着,王孟源点到了要害,面对记者的采访,丘成桐只好通过这个损招,来降低其文章的影响。

只是千不该万不该,丘成桐提到了杨振宁,他不相信杨振宁会反对建对撞机,因为在他看来,对撞机的每一次发现,都会巩固杨振宁在科学界的地位。

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杨振宁借势公开发表文章反对中国建大型对撞机,原本在科学界的争论瞬间变成大众茶余后的谈资。

这逼得王贻芳不顾利益相关人身份,亲自上场肉搏,估计心里也在骂猪队友。

杨振宁为何不惜与科学界同行撕破脸皮,一点面子都不给丘成桐,这又与物理学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撕裂有关。

6

弦理论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创,蛰伏十多年后第一次革命爆发,升级为超弦后独霸理论物理界,却始终无法被实验验证,叠床架屋的论文堆砌,以及长期霸占各种学术资源,引来不少物理界同行的反感。

2006 年, 超弦理论遭遇了一次重大的公关挑战, 两部 “反弦” 著作相继出版, 其中一本是圈量子引力论阵营的李·斯莫林(Lee Smolin)所写的, 书名是《物理学的困惑》,另一本则是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助教彼得·沃特(Peter Woit)所写的, 书名更不客气, 叫做《甚至都不配称为错误》。

两本书的副标题很直白,一个是“弦理论的兴起,科学的衰落”,另一个是“弦理论的失败与物理定律的统一”,前者明示弦论的崛起是物理学的堕落, 后者暗示弦论的完蛋是新生活的开始。

这种“反弦”情绪在2015年达到顶峰,LHC基本排除了超对称理论的存在,物理学界多年来的期盼成了一场空。

2015年,除了王孟源在中国开炮,还有另一群科学家聚首德国慕尼黑大学,于当年12月7日至9日召开了一场物理学界的“扩大会议”,群情激昂,声讨超弦与多重宇宙理论长期以来无法证伪,破坏了科学方法的整体性以及科学在公众中的声誉。

超弦教德高望重的教主导师格罗斯参会迎战。面对诘难,格罗斯舍车保帅,承认多重宇宙就算在理论上也无法观测,但仍坚持超弦是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尤其是这么多年来,在通往终极理论的道路上,没有其他理论可以与之竞争。

你们嚷什么嚷,光破还得有立啊!

杨振宁对于超弦又是什么态度呢?

早在1986年超弦第一次革命成为物理界的显学之际,杨振宁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第五次谈话就讲得很明白:

杨振宁

我很难相信这个理论最后是对的,超弦没有经过与实验的答辩阶段,它很可能是一个空中楼阁。如果你问我,我要不要去做超弦,我的回答是我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去搞这种东西。

我一定会去做纯粹数学,在纯粹数学中妙的东西很多。我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时间和能力去做对数学有真正发展的工作,而去做既非物理又没有长久数学价值的东西呢?

7

以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有一个统一大业,将物质与规律尽可能还原成最基本的存在。

就如围棋一样,千变万化的棋局背后都是一个统一的规则,以及黑白两子与棋盘。

人类有个梦想,只要统一了物质的基本结构、物质的相互作用和运动转化规律,就会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到时候宅男只要打个响指,就能变出个林志玲带回家。

在这条统一的大路上,走着几个高大的背影,在伽利略统一了运动与静止之后,牛顿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把天上和地上的现象统一起来,打开通往机械工业革命的大门。

麦克斯韦紧跟其后,琢磨出一个方程组,统一了电、磁、光,各种宏观上的弹力、摩擦力都可以归结为微观上的电磁力,人类从此进入电气时代。

爱因斯坦叼着烟斗走来了,他先用狭义相对论劝和了麦克斯韦方程组与牛顿力学,统一了低速与高速,时间与空间,再反手甩出E=MC^2,一个简单的质能方程引爆了原子弹。

就在这时,高歌猛进的统一大业突然卡壳了,狭义相对论好说歹说,牛顿引力就是不听劝,爱因斯坦一怒之下,将引力赶出了物理王国,流放到几何空间,安置在广义相对论中。原来星球之间有引力,并不是它们吃了大力丸,而是吨位太重,将时空压弯了,引力是一种几何现象的呈现。

在爱因斯坦忙着收拾引力的时候,一群科学家排成方队踢着正步走远了,这里面有玻尔、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量子力学山头上一堆大王,广义相对论山头上只有爱因斯坦一个光杆司令。

爱因斯坦一看这还了得,天无二日,国无二君,量子力学岂能不服王化,他打磨统一场论,要收服这帮散兵游勇,可惜终其一生也未能北定中原。

这个时候就轮到杨振宁上场了,他从口袋里面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说我搞了一套数学框架理论,有望统一电磁力、弱力与强力,咱们量子力学内部好说好商量,枪口一致对外,再去干引力。

这个数学框架就是前面提到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当年杨振宁是硬着头皮站出来的,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可以理解,1954年发表论文的时候,他还没有拿诺贝尔奖,更要命的是,理论要求传播强力与弱力的规范玻色子没有质量,这与其短程力的物理现象矛盾。

发现泡利不相容现象的泡利,也想过类似的办法,但是他一看这个矛盾就打退堂鼓了,对于杨振宁毫无顾忌发表论文,本来就是一副坏脾气的他更加火冒三丈,当场就把杨振宁怼得下不了台。

其实这个问题杨振宁也心知肚明,为什么他敢于跨出这一步,泡利却不能呢?

这涉及到当代物理学研究范式的一个重大转折。

8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这句《哈姆雷特》的台词成为家喻户晓的永恒经典,莎士比亚道出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纠结——我该如何抉择?

当代物理学也很纠结一个问题——撞还是不撞。

一位伟大的厚黑学政治家曾经揭晓了所有重大斗争背后的秘密:

观点斗争是假的、方向斗争也是假的,只有权力斗争才是真的。

围绕中国超大对撞机的争论,背后其实还是科学权力之争,超弦与凝聚态物理的角力,其焦点又集中在各自的基本思想。

杨振宁成名粒子物理学,但在后来转向凝聚态物理。

这场物理学的世界大战从美国打到欧洲,胜负1:1,现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胜负难分。

美国那场仗打输了,经费超支并非主要原因,据温伯格透露,来自国际空间站的竞争扼杀了SSC。

这个项目经费高达25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SSC的费用,说明SSC被裁还是因为科学价值不够硬。

在美国众议院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议上,美国凝聚态物理大佬菲利普·沃伦·安德森(Philip Warren Anderson)陈述四大科学理由,给了SSC致命一击。

其中一条是安德森的核心理由——与日常相关的科学也同样基础。

很多人心中的基础科学,要么是研究远小于基本粒子的普朗克尺度,要么是放眼宇宙尺度研究黑洞这样的天体,但是研究雪花的形成、人的思维、经济规律这些日常行为也同样基础。

它们听起来没有那么牛逼,但是更加实用。

安德森是197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开创了凝聚态物理一系。2006年何塞·索勒的一份分析统计比较了论文参考文献与引用数,指出安德森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物理学家。

凝聚态物理的前身固体物理学,催生了半导体,是PC、手机、电视机、照相机、互联网、硬盘、处理器、闪存等电子产品的共性,成为IT浪潮的奠基石。

格拉肖称当今全球GDP有2/3来自量子力学的贡献,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来自量子力学的分支固体物理学,加入液相后固体物理升级为凝聚态物理,80年代还发现了高温超导材料。

从超导体出发,安德森建议粒子物理学家寻找产生粒子质量的机制,启发了后来的希格斯机制。

由于杨振宁的努力推动,中国的凝聚态物理欣欣向荣。当年安德森陈述就不无酸意地指出,美国的超导研究已经落后于中国。

针对超弦的目标“Theory of Everything”(万有理论),安德森写了一篇杀气腾腾的檄文《More is different》(多则异,量变引发质变)。

安德森:

将万事万物还原成简单的基本规律,并不意味着从这些规律出发重建宇宙的能力,不能依据少数粒子的性质简单外推出多粒子复杂集聚体的行为,相反在复杂体系的每一个层次会呈现全新的性质。研究理解此类新行为,就其基础性而言,与其他研究相比毫不逊色。

换言之,我们不能从一些最简单的基本定律去推出各个尺度各个复杂度下的物理,因为物理学在从基本走向非基本,从基本粒子走向多体时,并不是1+1等于2那么简单,而是会产生1之外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属于这些所谓的“外延性学科”的特有属性和现象,并不是由微观的基本定律可以直接推导出来的。

这其实就是当年亚里斯多德反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现代科学翻版。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柏拉图相信有个完美的普遍理念,投影出不完美的世界,而亚里斯多德认为普遍是寓于具体事物之中。

柏拉图认为这个普遍的理念存在于几何之中,柏拉图学院大门上写着醒目的一行“不懂几何者严禁入内”,这何尝又不是当今以超弦为代表的理论物理的写照。

亚里斯多德出生医学世家,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医学训练,这种医学训练培养了亚里斯多德特别重视经验事实的思维方式。所以亚里斯多德认为理论知识不能脱离经验事实,他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就指出:

倘有理论而无经验,认识普遍事理而不知其中所含个别事物,这样的医师常是治不好病的。

柏拉图代表了还原的本体论,亚里斯多德代表了涌现的实体论。(醋醋认为两种概念,是比唯心与唯物更基本的哲学对立,唯心唯物还是还原论的体现,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展开了)

这两师徒的缠斗从古希腊哲学一直打到中世纪神学,近现代科学还能时常看到他们刀来剑往。

9

杨振宁本来是柏拉图的传人,1954年他明知理论上有物理的缺陷,还是坚持发表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就是因为他对数学的信心胜过了对物理的怀疑。

一来强力弱力很复杂,有可能是应用层面上出了问题,而非错误;二来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对称性非常棒,杨振宁深信这么优美的数学理论不会错,而且当时它和两个已经有稳固实验基础的理论结构有密切关系,它们是同位旋守恒和麦克斯韦方程。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华罗庚尊崇的数学大家,深受家庭熏陶,杨振宁是物理界的数学战斗机,但在物理直觉与实验上稍逊一筹,尤其是实验,同事揶揄,“哪里有杨,哪里就有爆炸”。

幸好杨振宁赌对了。后来盖尔曼的“夸克模型”、格罗斯的“渐近自由”、格拉肖、温伯格与萨拉姆的“弱电统一”、霍夫特的“重整化”帮助完善了杨-米尔斯规范场论的物理与数学框架,最终成就了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

这颠覆了过去的科学研究范式——在实践中总结理论再予以验证。先有物理框架,再有数学描述。

杨振宁是立足于数学的对称性搞出理论,再与物理模型结合得到实验验证。先有数学框架,再有物理描述。

杨振宁警告不要被数学的价值观念所吸引,并因而丧失了自己的物理直觉。他曾把数学和物理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一对树叶,它们只在基部有很小的共有部分,而其余大部分是分开的。

所以杨振宁敢于跨出那一步,而泡利不敢越雷池半步。

世界不过是数学的投影。如果说柏拉图是这个理念的始作俑者,那么爱因斯坦就是将其付诸实践的开山祖师。

当年爱因斯坦以一己之力,通过黎曼几何搞出广义相对论,至今还是科学史上的神话。

1919年,英国物理学家爱丁顿在日食时观测到太阳引力让星光产生弯曲,这是首次对广义相对论的实验验证。有人问爱因斯坦,万一实验结果和理论不符合该怎么办呢?爱因斯坦如是回答:

那么我将为上帝感到遗憾——我的理论肯定是正确的。

在爱因斯坦心中,数学上这么美的理论,怎么可能错呢?

久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后来爱因斯坦再用这套方法研究统一场论,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1947年,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怀着崇敬的心情找到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斯(Helen Dukas),请求爱因斯坦见他。会见前一天,他开始担心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能与伟人讨论。于是,他从杜卡斯小姐那儿拿回爱因斯坦最近的科学论文,都是关于爱因斯坦构造统一场论的。当晚,戴森读了那些文章,觉得都是些垃圾。

科学家不是商人,不习惯曲意逢迎,又不好当面指出偶像的问题,第二天戴森不得不找了个理由放了爱因斯坦的鸽子。

后来,戴森为量子电动力学(QED)的建立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QED是一种规范场理论,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量子化。

杨振宁就是受到QED的启发,在量子场理论中引入了规范场,来描述强力与弱力。

爱因斯坦晚年与小他年龄一半的哥德尔成了忘年交,奇怪的是,表现出倾慕之情的是年长的巨星,爱因斯坦公开表白自己“去上班不过是为了和哥德尔一起走路回家。”两个人散步的背影曾是普林斯顿的一道风景。

爱因斯坦不喜欢迪斯尼的动画片,他讨厌一切中产阶级的东西,有一天哥德尔打电话说想去看一场,爱因斯坦披上大衣出门就去了电影院。

他们之间到底为啥这么好,两人在世都守口如瓶,所以至今也无人知晓。

从思想上来看,哥德尔在数学领域中提出了不完备性定理,证明了任何一个形式系统,只要包括了简单的初等数论描述,而且是自洽的,它必定包含某些系统内所允许的方法既不能证明真也不能证伪的命题。

也就是说,“无矛盾”和“完备”是不能同时满足的,既完美又统一是不存在的!

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让希尔伯特的数学大一统梦想变成了令人沮丧的噩梦。

这是不是也适用于物理学上的统一场论呢?或许哥德尔就是这样击中了爱因斯坦的心灵。

在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来纸和笔,最后一遍徒劳地验算统一场论。

自然不欣赏我们的神话。

爱因斯坦幽幽地说出这句话,与发表广义相对论的豪情壮志判若两人。

10

2012年3月,在“北京弦理论国际会议”上,霍金演讲《哥德尔和M理论》,直面了这个问题。

作为统一场论的继承者,超弦的最高形式M理论恐怕也是一场空想。霍金说,他的这一推测基于数学领域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在物理学领域,很可能存在类似的规律,因此建立一个简一的描述宇宙的大统一理论是不太可能的。

霍金人在椅中,神游天外,他发现黑洞不黑,黑洞不是饕餮只进不出,仍有信息逃逸出来,由此得出霍金辐射,被认为是多年来理论物理学最重要的进展。

1996年,库姆伦·瓦法(Cumrun Vafa)和安德鲁·斯特罗明格(Andrew Strominger)关于量子黑洞的研究,成功地利用弦理论和统计力学,通过计算黑洞的微观量子态,导出了黑洞的贝肯斯坦-霍金(Bekerstein-Hawking)熵公式,这一结果提示弦理论也许能最终解决霍金提出的黑洞信息丢失疑难。

自那以后,霍金开始对超弦产生兴趣,不过2012年的演讲证明,或许霍金认同超弦的某些应用,但是不看好其大统一的目的。

这并非贬低科学史上那些辉煌的统一成就,还原论思维结合数学工具,是人类从纷繁芜杂的现象总结简洁优美规律的高效手段,但手段并不等于目的,事实上每一次统一之后,就会产生意外的发现,指向新的方向。

为统一而统一,超弦不惜为了数学自洽引进超越现实的额外空间维度,反而发散成了几乎无穷大数量的宇宙,成为了吓唬公众的玄学。

物理的真,数学的美。避开繁琐的现象归纳总结,通过发现数学的美来反推物理的真,这是一条捷径,但不要忘了,再美的数学也需要得到验证,最终指向物理的真,否则有可能你迷上的是白骨精。

如何分辨呢?很简单,数学的美能够产生物理上的预言,可以被实验证实或证伪,就是范冰冰,而不是白骨精。

最经典的例子还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发表之初就预言了三个物理现象:星光弯曲、黑洞天体、引力波,都一一得到验证。

如果爱因斯坦说不出物理预言,或者只给出了引力波这种遥遥无期的观测,他在科学上的地位可能就要打一个折扣。

反观超弦与超对称理论,就不满足这个条件,有如皇帝的新衣,你们看不到额外维与多重宇宙?那是不够聪明。不能预言有效的物理现象,超弦终归是一场数学游戏。

当年LHC上马,好歹还有希格斯粒子保底,CEPC有什么?实验依据不足,目的不明,再加上天量巨资,作为一个有责任的科学家,杨振宁能不反对吗?他给出两个方向建议,进一步研究加速器原理,或专注弦论美妙的几何结构。

其实就是在暗示王贻芳与丘成桐,你们俩该干嘛干嘛去,就不要在一起瞎搅和了好吗。

前不久,物理学家马塞洛·格莱塞(Marcelo Gleiser)获得了150万美元的2019年邓普顿奖,该奖为奖励“精神进步”而设立,与基础物理突破奖性质差不多。

反思过去几十年来痴迷统一与超弦,他在2008年回答著名的“第三文化”的论坛“缘”(www.edge.org)的年度问题说得很实在:

格莱塞

几年前,也许因为我更深刻认识了形成科学思想的历史和文化过程,事情突然变了。我开始怀疑统一,觉得它不过是实在的一神论在科学的翻版,是在方程里寻找神的存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粒子加速器没有,冷暗物质探测器也没有,没找到磁单极,没看到质子衰变,过去几十年预言的所有统一的迹象,都没有……

思想决定你的人生,那是哲学;上帝决定你的信仰,那是神学;方程决定你的逻辑,那是数学;事实决定你的认知,才是科学。

11

“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

杨振宁很喜欢用高适《答侯少府》这两句诗来描述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其极度浓缩性和包罗万象的特点,又或如布雷克的名诗:

一粒砂里有一个世界,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杨振宁曾比较狄拉克与海森堡,前者横空出世的狄拉克方程,是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的第一次融合,没有任何渣滓,直达宇宙的奥秘,似乎已把一切都发展到了尽头;

后者成名绝技不确定性原理,像是在雾里摸索,显得朦胧、绕弯,没有做干净,还要发展下去。

海森堡坚持只能从一些直接可以被实验观察和检验的东西出发,而不是想象一些图像来作为理论的基础。他并非不重视数学,需要的时候顺便发明了矩阵。

狄拉克的灵感则来自他对数学美的直觉欣赏,他在1963年曾经明确表示:“在我看来,一个方程拥有美感,比它符合实验结果更为重要。”

这又何尝不是杨振宁走过的路子,他曾经表示,“从我个人来讲,我是更欣赏狄拉克的风格”,但是他又在后面加了一句,“很多人认为海森堡的贡献比狄拉克还要更高一筹。”

《道德经》有言:”大成若缺“。

若世界有太多的对称,就不再有意外出现的可能性了,这将是一个稳定但僵化的世界。

巴赫的音乐以和谐著称,有数学与宗教之美。贝多芬的音乐引入人的情感,打破均衡,通过沉默与爆发展现了音乐力量性的一面。

艺术至美就在于对称性与不对称性之间的张力。

杨振宁基于数学的对称性推出杨-米尔斯方程,却又与李政道一起发现宇称不守恒,证明世界并非对称获得诺贝尔奖。

通观杨振宁的每一个抉择,你不得不佩服,他几乎每一步都踏对了节奏,无论是科学还是人生。

坚持自己很难,超越自我更难。

杨振宁也有没想到的地方,他反对建超大对撞机,产生了一个溢出效应:

当年被他得罪过的中国男人,都黑转粉了。

12

我觉得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任何实验支持。

当醋醋问及超弦前景,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淼如是说。

1984年,第一次超弦革命席卷物理学界,李淼还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天体物理,超弦描绘的宏大图景,吸引他投身这股热潮,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研究超弦的科学家。

此后有15年时间,李淼都在海外求学,足迹遍布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哥本哈根大学波尔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美国布朗大学、芝加哥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

在世界顶尖科学氛围的熏陶下,加上自身努力,李淼在超弦理论、量子场论、宇宙学等领域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1999年,李淼作为中科院“百人计划”的入选者回到国内,成为国内超弦理论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

彼时,威滕掀起的第二次超弦革命如火如荼,5个超弦理论被统一成一个M理论。

威滕曾经梦想当一名记者,大学主修历史学,辅修语言学,毕业后成为民主党人乔治·麦戈文的幕僚,帮助其竞选总统。

麦戈文惜败于尼克松后,威滕失去了社会政治领域的兴趣,重返大学致力学术研究,不过这一次他选择理科方向,专攻物理学与数学。

弦理论是21世纪的物理学,却偶然地落到了20世纪。

这句超弦最有名的公关slogen就出自威滕之手。

当威滕在1995年找到统一5个超弦理论的方法时,因为理论模糊粗糙,还不够精准完备,他的公关天赋再一次被激发,M理论的命名堪称科学史上一次绝妙的标题党行为。

威滕解释,这个M可以理解为魔力(magic)、神秘(mystery)、母亲(Mother),也可理解成假想的物质基本结构膜(membrane),超弦创始人之一施瓦茨受到启发,还将矩阵(matrix)加到M的解释中。引入中国后,M理论甚至与汉字谜(mi)、秘(mi)产生了联系。

如今距离第二次超弦革命已有24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弦论突破需要的时间,一直没有重大进展,第三次超弦革命遥遥无期。

在超弦界颇有建树,并出版了一本《超弦史话》的李淼,也于2015年受邀南下,担任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领衔探测引力波的“天琴计划”。

引力波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的物理现象,其在2016年得到观测证实,李淼此举,意味着他回到了传统物理理论研究。

种种迹象反映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M理论的M,有可能是物理学史上最大的错误(mistake),最令人痛心的失落(miss),最长久的迷梦(mi、meng)。

超弦的弦,也快成了玄学的玄。

《三体》小说中,外星人发射智子到地球,锁死了LHC的发现,以致人类不能发现更加底层的粒子结构,导致现代科学踯躅不前。

而李淼对醋醋表示,实验没有问题,是超对称理论错了。

那么这是否表明,李淼研究了30余年的超弦理论,已经实质上破产?

李淼对此保持了长久的沉默。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科学的江湖 (下) — 评网红文章“杨振宁的最后一战”

在没有父母的老屋,我只是故乡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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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道荣

老家亲戚的孩子结婚,邀请他去喝喜酒。他欣然应允。

回到了故乡,从车站走出来,他却有点恍惚了,喜宴是明天,他不知道是直奔亲戚家好,还是该先找个酒店住下,明天再赶过去?

这是母亲过世后,他第一次返乡。父亲早年就过世了,3年前,母亲也走了。

办完母亲的丧事,他在县城的妹妹家小住了几日。临别时,妹妹对他说:“哥,以后回来你就上我家住吧。”当时他点点头。

但是,当他再次回来,站在熟悉却又陌生的车站出口,他忽然发觉,自己不知道该往哪去了。

以前当然不是这样。

父母在时,每次回来,不管多晚,他都不担心,他会打个车,直奔县城20里外的家,那个他从小长大的乡村。

有时候,他会提前告诉父母他要回来;有时,他也会忽然就出现在了家门口,让父母又惊又喜,嗔怪他搞突然袭击。

也有时候,他并不急于回家,先到县城的妹妹家歇个脚,然后,再和妹妹全家,一大帮子人,浩浩荡荡地回乡。

一到村头,就看见了手搭额头眺望的老母亲,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脚,天知道她从几点就站在村口了,一定是妹妹提前告诉了老母亲。

每次这样兴师动众地回来,陈旧的老宅,忽然被人声塞满,兴奋得吱吱作响。老宅只在他们回来时,才再一次呈现出欢乐、饱满的样子。

这才是他熟悉的老宅的味道,家的味道。

但这一次,他恍然不知去处。

他自然还可以像以往那样,先到妹妹家去。他和妹妹很亲,妹妹的儿女也和他这个舅舅很亲,但是,那终归是妹妹的家。

以前落个脚,甚至小住几日,都没有关系,因为他是有自己的家的——父母在家里等着他,他随时可以回家。

现在,再去妹妹家,就只能住那儿了,而不是中转一下,他真正成了一个借居的客人。想到这里,他突然提不起兴致去妹妹家。还是先回老屋看看吧。

他在心里,用了老屋这个词,而不是家。父母不在了,那里也不是家了。

他叫了辆车,回到老屋,对司机说,你在路边等等我,我还要回城的。老屋的一个墙角,已经坍塌。母亲去世后,他和妹妹们将母亲的遗物整理好,锁上门,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绕着老屋转了几圈,残破的老屋,和心中那个家,一起坍塌一地。

在村口,他遇见一位邻居。邻居说:“回……”话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变成了邀请:“要不,上我家坐坐吧。”

他谢了乡邻,那一刻,他意识到,对这个从小长大的村庄来说,他是客了。

他乘车回了城,入住一家酒店。

犹豫了一下,他还是给妹妹打了电话,告诉她,他在县城,住在某某酒店。妹妹嗔怪说:“住什么酒店,咋不来家里住?”他讪笑无语。妹妹又说,“那你过来吃晚饭吧”。他答应了。

在妹妹家楼下,遇见了买菜回来的妹妹。邻居看看他,对妹妹说:“家里来客了?”妹妹立即说:“什么客,我哥!”

妹妹的话,让他感动,可是,他知道,那个邻居说的没错。

在妹妹家,他是客;在故乡,他也是客。

那天晚上,他喝了不少。回到酒店,迷迷糊糊接到儿子的电话,儿子问:“爸,你明天在家吗?我们回家来哦。”他告诉儿子:“我回老家了,但是,你妈在家呢。”

放下电话,他泪流满面。

在家乡,他已是客了。但是,只要他在,妻子在,远方的家就还是儿子的家呢!

大数据图解美国华人高端人才(总汇)

Reading Time: 4 minutes

作者:硅谷老七

截止到2019年,在美华人大约550万,54%成年华人有大学文凭,51%华人从事专业技术、管理等工作。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文理院四院华人院士共约300余人。中国985高校毕业校友20多万在美国高科技企业或高校机构工作,在美高层次科技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众多干货数据详见本文!

1、美国华人人口概况

人口现状

美国华人广义指具有华人血统(包括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地区华人)的美国籍公民、永久居民或其他住民。根据Pew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和推算,截止到2019年,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大约550万,占美国总人口1.67%,亚裔总人口25%左右。

过去改革开放40年来,到美国的学习,工作和居住的华人人数增长迅速,从2000年的287万,到2010年的401万,到2019年的预估的550万。 华人已成为美国亚裔中最大的族群,并在当地经济和科技发展中做出相应的贡献,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美国华人人数总数(2018和2019是预估,包括自称台湾裔的人士)

 

持学生签证的中国大陆公民大约37万,另外,也有不少人通过其他渠道来到美国工作和生活。另外,根据2019 Open Doors 报道,台湾、香港和澳门分别有23469,6917和558 名在美国留学。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人数
年度 人数 增幅(%)
2015/16 328,547
2016/17 350,755 6.8
2017/18 363,341 3.6
2018/19 369,548 1.7
    虽然媒体报道,美国对留学生的签证收紧,但是中国大陆到美国就读的学生仍然在增加,毕竟美国是世界当之无愧的头号经济大国,科技大国和教育大国,是留学生的首选地区。

出生来源

根据2015年的数据,本土出生的华人(ABC)占37%,大约63% 的华人出生在美国本土以外。
在出生于美国本土的华人中,53.8%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两个州,这两个州是华人最集中的地方。出生于美国境外的华人(移民)中, 其中 59.9%来自于中国大陆,15.9%来自中国台湾, 9.4% 来自中国香港,15. 根据2015年的数据,本土出生的华人(ABC)占37%,大约63% 的华人出生在美国本土以外。
在出生于美国本土的华人中,53.8%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两个州,这两个州是华人最集中的地方。出生于美国境外的华人(移民)中, 其中 59.9%来自于中国大陆,15.9%来自中国台湾, 9.4% 来自中国香港,15.3%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大陆华人比例近些年日益增长。3%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大陆华人比例近些年日益增长。

代际分隔

总的来讲,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比较有限, 难以使用汉语深度交流。成年以后再到美国的移民,对美国本土的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先天不足。

而“1.5代”移民现象是那些出生于美国之外,在10-16岁期间移民美国的人群。第一代移民通常与主流社会存在不少隔阂,而“1.5代”移民因其在语言能力、社会生活诸方面都较早并很好地融入了主流社会,同时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基本到位。“1.5代”代表人物包括李开复(原微软和谷歌高管,创新工场创始人),李飞飞(AI专家,斯坦福教授),童士豪(知名投资人)、杨致远(雅虎的创始人和阿里巴巴的投资人),蔡崇信 (阿里的二号功臣) 。一些人已经不在美国居住或不是美国公民,但是成家立业在美国。1.5代是独特的教育培养环境,感兴趣者可以在后台留言。

聚集区域

下图是华人在美国各个州分布示意图,在东西两岸比较集中。

下图则是华人居住人数排名前8大地区(2015年数据统计,可能并不完整);在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地区,都有50~70万华人居住在那里,包括中国城, 难怪国内朋友们来到这里,感觉不到像是海外。

移民背景

下图则是华人移民的背景信息。大概30%是职业移民 (一般留学生的渠道),37%是直系亲属移民,20%是非直系亲属移民,13%是Refugees and Asylees 背景。

教育背景

华人移民受教育的程度呈现高低两极分化状态。

一方面,25岁以上的华人持大学文凭比率为54%,远高于美国30%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华人移民中高中以下学历者占36%,高于全部亚洲移民的29%。这部分华人通常从事餐饮、日货等服务业,在美中餐如此受欢迎离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感谢在美华人展示勤劳、善良等中华传统品德,这里必须点赞!

职业背景

美国华人最钟情的职业是综合管理、专业技术及相关行业,占从业人口的51%,虽低于美籍印度裔的62%,但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38%。

美国华人第二大职业领域是商业营销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占从业人口的22%。

华人第三大职业领域是服务行业,占从业人口的18%。

2、美国华人高端人才

华人诺贝尔奖(现居美国)

1.李政道(93岁)

2.丁肇中(83岁)

3.崔琦 (80岁)

4.朱棣文(71岁)

注:杨振宁教授已定居国内;钱永健教授于2016年8月逝世,高锟教授于2018年9月逝世;

美国国家科学院与工程院华人院士

美国科学院华人院士80余人,大家比较熟悉的有李政道、朱棣文、丘成桐等; 美国工程院华人院士约140人,譬如崔琦、胡正明、戴宏杰等。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文理院四院华人院士约300余人。过去几年来,每年新增选的华人院士大约6~15名。

沈志勋,出生于浙江温州,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斯坦福大学物理科学讲席教授,斯坦福大学SLAC国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他是当之无愧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同时也是成功的企业家(多家科技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和成功的投资人。他的照片在后面显示。

在美名校华人教授人数

名校是培养高端人才的重要基地。在美国的七大名校,每个学校都有数十位华人教授,以下是华人比较集中的学科(理工,医学,经济商务等)领域中,华人教授人数分布。

近些年,不少美国华人著名教授回国发展,譬如原清华大学副校长,现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博士、北京大学饶毅教授等。当然,其中也有海归后又回流美国的华人教授,譬如回清华任教后又回归普林斯顿大学的美女教授颜宁(2019新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这从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整体科技教育实力的提升。

总的来讲,华人教授招收的中国学生比例相对高一些。这些教授,虽然在海外,还是为培养华人人才贡献巨大。斯坦福大学教授,化工系主任鲍哲南院士的团队,亚裔面孔估计2/3. 鲍哲南也是中国“未来科学大奖”的科学委员会委员,与中国学术界的交流活跃。

对中国人才的培养,海外华人教授和其他科技精英的贡献不可取代!明显的道理,这里再重复一遍!
硅谷科技企业家
相对印度裔,华人在美国的政治,科技,教育和商业发展有些逊色,但仍然有一些让华人引以为荣的人物,独领风骚。

谢青, Netscreen和Fortinet的创始人,他是“四高”代表:学历高(清华和斯坦福校友);事业成就高(两个上市公司的创始人,美国工程院院士);社会成就高(华人精英机构“百人会”成员和2018年会共同主席);身材高(目测1.93m)。 下图是斯坦福大学、美国敦煌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的一个艺术研讨会。前排右四是谢青,他的物理“高度”显而易见。谢青的左侧是沈志勋教授,再左边是斯坦福艺术系讲席教授谢晓泽夫妇,左四是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博士,左五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文化创意研究院执行院长的胡钰博士。

袁征Eric S. Yuan,视频会议软件提供商ZOOM的创始人兼CEO, 被Glassdoor 评为2018年最受员工拥护的CEO第一名, 无疑也提升了华人的正面形象。ZOOM 在2019年4月上市,现在市值大约200亿美金,其产品是许多科技商务人士的亲密伴侣。下图是袁征与GGV纪源创投管理合伙人童士豪 (Hans Tung,上文提到的1.5代华人移民的榜样)使用ZOOM做的远程对话情景。

政界精英

华人在美国政界的影响力不大,现在有三位国会议员(Judy Chu, Ted Lieu, Grace Meng)和一个内阁部长(Elaine Chao赵小兰)。较为知名的也有骆家辉(Garry Locke 原华盛顿州长,商务部长,驻华大使),以及民主党总统参选人Andrew Yang. 从2013年开始,大陆移民越来越关心参与政治和社区活动。华人社区本身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除了在文化教育领域比较有共同看法以外,其他方面的观点难免有左有右,但只要有利于提升华人正面形象,符合本地法规和习俗,都应该给予支持(也许可以成立一个华人形象党,毕竟华人有个共同的形象)。近来,许多华人支持Andrew Yang竞选总统,其主要原因是,他给美国社会带来华人也有领导魅力的正面形象。

其他行业精英

在美国,最家喻户晓的华人也许是甄文达Martin Yan. 他出生于广东,13岁移居香港,随后到北美留学生活,他在加拿大和美国主流电视台主持烹调节目“Yan Can Cook”(中文翻译“甄能煮”)和其他类似节目大约3000集,跨度将近40年,成为首位成功将中国饮食文化传播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

陆怡颖,国际知名品牌设计专家和创新引领者, 她为多家世界著名企业做过成功的设计,简洁美观,富有内涵,恰如其分地融合东方与西方,科学与艺术。当中国制造实力接近国际水平的时候(笔者给打80分), 其品牌实力也许只有30分, 需要通晓东西文化的人才(品牌行业的朋友,拍砖轻一点,这说明品牌行业更有发展前途)。 本文留言部分有关于陆怡颖的视频介绍。

 

在增加中国人软实力,提升华人形象方面,多元化的人才也非常有意义!

3、美国的中国高校校友概况

下图是中国的知名高校在美国的数据,源于 LinkedIn 的数据库。实际数据应该比LinkedIn上的数量多 30~50% (一些人、特别是一些行业不注册LinkedIn 账号, 一些人不提供学校信息)。

据不完全统计,39所985高校校友在美约有20万人,本次调研通过地域分布,行业分布,职位层级分布,名企分布,技能分布,以及工作经历这几个维度来进行,并且所有的数据都基于500人以上的大公司。

——数据来自于LINKEDIN(领英)。

A.地域分布


高层次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大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

B.行业分布


从行业分布来看,大部分985高校人才在美从事高新技术行业,计算机软件、半导体硬件以及金融地域分布比较明显。另外在美从事高校教育以及科研工作的985毕业生也非常多。

C.职位层级分布

其中绝大部分在美华人人才是高级工程师或主管,占约61%。公司高管(CXO, VP, Owner以及Partner)相对较少占12%。

D.名企分布

许多985高校留美校友毕业后选择了去微软、谷歌、亚马逊以及苹果等知名企业工作。上图是就业企业排名前20强!

E.技能分布

大部分985高校留美校友毕业后从事计算机互联网行业, 计算机相关技能,数据算法等相对普遍集中。上图是在美华人科技人士技能关键词前20强,包括Matlab、C++、Python、Java、C等。

F.工作经历

上图是在美科技界华人按工作年年限人数分布(仅根据LinkedIn数据,横轴单位是年);进一步,下图以5年为一区间进行人数统计,不难发现,2000年后留美华人还是主流(工作在15年之内),这也说明了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出国留学变得越来越便利。

“985” 部分高校毕业生在美做什么?

下图给出,国内985高校在美校友就业领域分布(单位:人数):

进一步地,上图是领域分布比例图,前3名分别如下:

Engineering 23%

Research 20%

Education 10%

不难发现,工程研发类还是占绝大多数。吸引更多在美工程和研究人员在中国创新创业,必将对科研发展、产业升级起到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AI华人资深人才统计

AI 是近年科技发展的热点,这里以相关的AI技术关键词,分享一下中国“985”高校校友中资深AI人才分布!

注:以上所有图表数据信息主要是根据网络信息、领英数据和建模分析得到,仅供参考,如有不精确之处望理解!感谢硅谷海纳百川创新中心,清控TIE创新走廊的合作!

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Reading Time: 18 minutes

United States 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al Affairs


Rob Portman, Chairman Tom Carper, Ranking Member

 

 

I. EXECUTIVE SUMMARY
American taxpayers contribute over $150 billion each year to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entities like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and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s National Labs, taxpayers fund innovations that contribute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profoundly change the way we live. America built this successful research enterprise on certain values: reciprocity, integrity, merit-based competition, and transparency. These values foster a free exchange of ideas, encourage the most rigorous research results to flourish, and ensure that researchers receive the benefit of their intellectual capital. The open nature of research in America is manifest; we encourage our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to “stan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In turn, America attracts the best and brightest. Foreign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jus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me countries, however, seek to exploit America’s openness to advance thei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The most aggressive of them has been China. China primarily does this through its more than 200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the most prominent of which is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Launched in 2008,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incentivizes individuals engaged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ransmit the knowledge and research they gain here to China in exchange for salaries, research funding, lab space, and other incentives. China unfairly uses the American research and expertise it obtains for its own economic and military gain. In recent years, federal agencies have discovered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who downloaded sensitive electronic research files before leaving to return to China, submitted false information when applying for grant funds, and willfully failed to disclose receiving money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U.S. grant applications.

This report exposes how American taxpayer funded research has contributed to China’s global rise over the last 20 years. During that time, China openly recruited U.S.-based researchers, scientists, and expert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to provide China with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 in exchange for monetary gain and other benefits. At the same time,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grant-making agencies did little to prevent this from happening, nor did the FBI and other federal agencies develop a coordinated response to mitigate the threat. These failures continue to undermine the integrity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enterprise and endanger our national security.

* * * *

China aims to be the world’s leader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by 2050. To achieve its S&T goals, China has implemented a whole-of-government campaign to recruit talent and foreign exper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hina’s campaign is well financed.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by the FBI, China has pledged to spend 15 percent of it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n improving human resources from 2008 to 2020. That amounts to an investment of more than $2 trillion.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s not about advancing science, it is to advance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Foreign trained scientists and experts provide China access to know-how, expertise, and foreign technology—all necessary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While China has created and manages more than 200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is report focuses on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China designed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to recruit 2,000 high-quality overseas talents, including scientists, engineers, entrepreneurs, and finance experts. The plan provides salaries, research funding, lab space, and other incentives to lure experts into researching for China. According to one report,
by 2017, China dramatically exceeded its recruitment goal, having recruited more than 7,000 “high-end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several Nobel laureat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Party”) plays a lead role in
administering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The Party recognized the need to control overseas talent recruitment efforts to ensure the program served its priorities. The Party created a “complex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and oversight to coordinate its
recruitment efforts.” The Party is able to “exert exceptional” levels of control over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and other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o ensure control, Thousand Talents Plan members sign legally binding contracts.

Contracting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ousand Talent Plan members sign legally binding contracts with Chinese institutions, like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 contracts can incentivize members to lie on grant applications to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set up “shadow labs” in China working
on research identical to their U.S. research, and, in some cases, transfer U.S. scientists’ hard-earned intellectual capital. Some of the contracts also contain nondisclosure provisions and requi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mission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giv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gnificant leverage over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These provisions are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U.S. research community’s basic norms, values, and principles. Annexed to this report are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contracts that illustrate exactly what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agree to when they become members.

Case Examples. This report includes selected examples from U.S. grant making agencies involving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For exampl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removed 30,000 electronic files before leaving for China, submitted false information when applying for grant funds, filed a patent
based on U.S. government-funded research, and hired other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to work on U.S. national security topics. One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 stole proprietary defens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U.S. military jet engines, and others have contractually agreed to give Chinese institution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at overlapped with research conducted at U.S. institutions. Annexed to this report are case examples provided by several federal agencies.

Talent Plans Go Underground. Following public testimony and U.S. government scrutin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arted deleting online references to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in October 2018. For example, China deleted news articles featuring Thousand Talents Plan members, Chinese universities stopped promoting the program on their websites, and the official Thousand Talent Plan site deleted the names of scientist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instructed talent recruitment organizations that “the phrase ‘Thousand Talents Plan’ should not appear in written circulars/notices.” Despite this censorship,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continue.

* * * *

The Subcommittee reviewed seven federal agencies’ efforts to mitigate the threat that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pose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including U.S.-funded research. While China has a strategic plan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researchers, scientists, and the U.S. private sector, the U.S.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combat this threat.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funds approximately 27
percent of all federally funded basic research at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eading to 12,000 annual awards to more than 40,000 recipients. In light of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misappropriation of NSF funding, NSF has taken several steps—albeit insufficient ones—to mitigate this risk. As of July 2019, NSF policy prohibits federal employees from participating i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but the policy does not apply to NSF-funded researchers. These NSF-funded researchers are the individuals mostly likely to be members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e NSF also does not vet grantees before awarding them funding. Instead, NSF relies on sponsoring institutions to vet and conduct due diligence on potential grantees. NSF has no dedicated staff to ensure compliance with NSF grant terms.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invests over $31 billion annually in medical research through 50,000 competitive grants to more than 300,000 researchers. NIH has recently found instances of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committing grant fraud and transferring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property. It also found possible malign foreign influence in its peer review process. NIH has attempted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but significant gaps in NIH’s grant integrity process remain. Much like the NSF, NIH relies on institutions to solicit and review disclosures of financial conflicts by its employees participating in NIH-funded research. Unlike the NSF, the NIH has a Division of Grants Compliance and Oversight that conducts site visits at institutions to advance compliance and provide oversight. The number of oversight visits to institutions has fallen from 28 in 2012 to only three last year. NIH officials remain concerned that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are more pervasive than what they have uncovered to date.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Energy”) is the largest federal sponsor of basic research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Energy awards $6.6 billion in grants and contracts annually that support over 25,000 researchers at over 300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Labs. Energy’s research funding and prominent role in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ke it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ergy has recently identified Thousand Talent Plan members working on sensitive research at National Labs and Thousand Talent Plan members with security clearances. Energy has been slow to address vulnerabilities surrounding the openness of its National Labs and its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with the 35,000 foreign nationals who conduct research at the National Labs each year. For example, in December 2018, Energy began requiring all foreign nationals’ curricula vitae be included in Foreign Visits and Assignments requests to Energy facilities as well as in the Foreign Access Central Tracking System database. Despite 30-year old federal regulations prohibiting U.S. government employees from receiving foreign compensation, Energy clarified only this year that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are prohibit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e State Department (“State”) issues nonimmigrant visas (“NIV”) to foreign nationals seeking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to study, work, or conduct research. It is on the front line in the U.S. government efforts to protect again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d illicit technology transfers. While State has a process to review NIV applicants attempting to violate export control laws, State’s authority to deny visas is limited. State’s review process leads to less than five percent of reviewed applicants being denied a visa. Nor does State systematically track visa applicants linked to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even though some applicants linked to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have engaged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s (“Commerc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conducts assessments of defense-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administers export controls of dual-use items which have both military and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Commerce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issuing deemed export licenses to firms that employ or host foreign nationals seeking to work on controlled technology projects. The Subcommittee found that Commerce rarely denies a application for a deemed export license. Commerce’s denial rate in 2018 for deemed export licenses was only 1.1 percent. Commerce officials told the Subcommittee that it has not revoked a deemed export licens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despite the recent listing of new entities on Commerce’s Entity List that require additional scrutiny. Commerce issued deemed export licenses to Chinese nationals who participated i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had ties to Huawei, and were affiliated with other concerning entities.

The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protects the United States from foreign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and espionage. The FBI, however, has recognized that it was “was slow to recognize the threat of the Chinese Talent Plans.” It was not until mid-2018, however, that FBI headquarters in Washington, D.C. took control of the FBI’s response to the threat. Moreover, after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suspected talent plan participants, the FBI waited nearly two years to coordinate and provide those details to federal grant-making agencies. This delay likely prevent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rom identifying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members who engaged in illegal or unethical grant practices or the unauthorized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he FBI has yet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nationwide strategy to warn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laboratories, and the broader public of the risks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 has formal authority to convene all research funding agencies on matters of policy through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OSTP formally established a joint committee in May 2019 to begin a policy review to coordinate efforts to adopt best practices acros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mitigate foreign exploitation of the U.S. open innovation system. This review is intended to develop a longer-term strategy for balancing engagement and risk without stifling innovation. The U.S. government’s vast and varied array of grant-making agencies complicates this policy review.

* * * *

As American policy makers navigate an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t is not in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 to fund Chin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development with taxpayer dollars.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including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undermine the integrity of our research enterprise and harm our economic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U.S. universities and U.S.-based researchers must take responsibility in addressing this threat. If U.S. universities can vet employees for scientific rigor or allegations of plagiarism, they also can vet for financ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nd foreign sources of funding. If U.S. researchers can assess potential collaborators’ research aptitude and their past publications, they should know their collaborators’ affiliations and their research intentions.

The U.S. academic community is in the crosshairs of not only foreign competitors contending for the best and brightest, but also of foreign nation states that seek to transfer valuable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ste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look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guidance and direction on mitigating threats, the U.S. government must provide effective, useful, timely, and specific threat information and tools to counter the threats.

Based on this investigation, the Subcommittee finds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failed to stop China from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U.S. taxpayer funded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Nor do federal agencies have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combat this threat.

The Subcommittee’s Investigations
This investigation continues the Subcommittee’s examin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volving China. During the 115th Congress, the Subcommittee highlighted China’s leading role in the opioid crisis by investigating how illicit opioids like fentanyl are shipped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mail. The Subcommittee held an initial oversight hearing on May 25,
2017, titled Stopping the Shipment of Synthetic Opioids: Oversight of U.S. Strategy to Combat Illicit Drugs. On January 25, 2018, the Subcommittee held a second hearing and issued a bipartisan report titled Combatting the Opioid Crisis: Exploiting Vulnerabilities in International Mail. On October 24, 2018, the President signed into law the Synthetic Trafficking & Overdose Prevention Act (“STOP Act”), legislation designed to assist law enforcement in identifying and stopping fentanyl being shippe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urrent 116th Congress, on February 28, 2019, the Subcommittee held a hearing and issued a bipartisan report titled China’s Impact on the U.S. Education System. The Subcommittee examined China’s propaganda efforts at 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Confucius Institut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unds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hires Chinese teachers to teach language and culture classes to students and non-student community members. Confucius Institute funding comes with strings that can compromise academic freed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roves all teachers, events, and speakers. Some U.S. schools contractually agree that both Chinese and U.S. laws will apply. The Chinese teachers sign contract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edging they will not damage Chinese national interests. The Subcommittee found that these limitations export China’s censorship of political debat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even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from discussing topic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elieves are politically sensitive.

Next, the Subcommittee turned to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e Subcommittee focused specifically on China’s most prominent plan,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The Subcommittee reviewed documents, received briefings, or interviewed individuals from the following agencies: Office of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Department of Stat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Department of Energy;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Subcommittee also met with member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Land Grant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 Chinese American advocacy group, and the JASON independent 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II. FINDINGS OF FACT AND RECOMMENDATIONS
Findings of Fact

1) China seeks to become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world
leader by 205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levated the importance of S&T as a key national strategic goal in 2006. China seeks to become an “innovative country” by 2020 and an S&T world leader by 2050. To accomplish its goals, China systematically targets critical technologies and advanced S&T capabilities as a way to enhance national strength and achieve Chairman Xi Jinping’s goal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2) China prioritizes military-civilian fusion as a national goal. In 2016, Chairman Xi designated a policy known as Military-Civilian Fusion (“MCF”) as a national strategy. MCF seeks to pool talent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o jointly develop technologies, conduct research, and attract talent that mutually reinforces both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sectors. MCF blurs the
lines between China’s defense and civilian sectors, enabling China to
continu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while obfuscating that this collaboration also assists in modernizing China’s military.

3) China aggressively recruits overseas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China has a coordinated global campaign to recruit overseas S&T experts as part of its S&T strategy. These experts provide access to know-how, expertise, and foreign technology—all necessary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litary modernization. Chinese recruitment efforts also
have begun to reverse China’s brain drain, as more Chinese students than before are returning to China after studying abroad.

4)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TTP”) is China’s most prominent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Launched in 2008 and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TTP recruits thousands of high-quality overseas talents. As of 2017, China reportedly has recruited 7,000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The TTP targets U.S.-based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regardless of ethnicity or citizenship, who focus on or have access to cutting-edge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The TTP is just one of over 200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over wh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ble to “exert exceptional” levels of control. In response to U.S. government scrutiny, China has attempted to delete online references to it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and reportedly instructed Chinese institutions on how to avoid additional U.S. scrutiny.

5) TTP employment contracts violate U.S. research values. TTP
members sign legally binding contracts with Chinese institutions that contain provisions that violate U.S. research values, including non-disclosure provisions related to their research and employment with Chinese institutions. The contracts require TTP members to undermine fundamental U.S. scientific norms of transparency, reciprocity, merit-based competition, and integrity. Fundamentally, these contracts incentivize TTP members to put China’s interests ahead of U.S. institutions.

6) Chinese talent plans target unrestricted, basic research. China seeks access to non-public fundamental research to accelerate it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t the U.S. taxpayer’s expense. The U.S. government may restrict some research for proprietary or national security reasons but as fundamental research is generally designed to be openly shared,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have limited means to thwart China’s extralegal activities.

7) TTP members have willfully failed to disclose their TTP
membership. Some TTP members willfully failed to disclose their affiliation with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o U.S. institutions and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In some cases, TTP members received both U.S. grants and Chinese grants for similar research, established “shadow labs” in China to conduct parallel research, and stole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property. U.S. government agencies also discovered that some TTP members used their access to research information to provide their Chinese employer with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early stage research.

8) Federal agencies are not prepared to prevent China from
transferring taxpayer funded research and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U.S. government was slow to address the threat of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leading to U.S. government grant dollars and private sector technologies being repurposed to support Chin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goals. Though some federal agencies have begun to take ac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lacks an effective interagency strategy and continues to
have shortfalls in its processes to mitigate the threat that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pose.

9) Federal grant-making agencies lack standards and coordination.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such as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each require grant applicants to use different forms and processes to apply for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grants. This increases administrative burdens on researchers applying for grants from multiple federal agencies. It also complicates effective grant oversight of the more than $150 billion in U.S. funding awarded annually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0)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policies o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differ. For example,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s new policy effectively bans both employee and contractor participation i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e NSF’s new policy, however, only applies to NSF employees, but not researchers. These differences can complicate the research communi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scope and scale of the problem.

11) The NSF does not have a compliance office to perform grant
oversight functions. Instead, the NSF relies on the institutions submitting grant applications and the NSF Inspector General to conduct due diligence, vetting, and oversight. The NSF’s policy on participation i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does not extend to the more than 40,000 researchers and scientists that receive U.S. funding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2) The NIH awards over $31 billion annually in medical research in 50,000 competitive grants to more than 300,000 researchers. The NIH has not issued new policies addressing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Instead, it relies on existing policies regarding conflict of interest, conflict of commitment, and disclosure of outside support. The NIH is conducting additional oversight of potential links between federal funding and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As part of that process, it identified at least 75 individuals potentially linked to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that also served as peer reviewers.

13)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Energy”) is the largest federal sponsor of basic research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funding $6.6 billion in grants and contracts that support over 25,000 researchers at over 300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Labs. Energy’s research funding and prominent role in advanc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ke it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spite 30-year old federal regulations prohibiting
U.S. government employees from receiving foreign compensation that conflicts with their official duties, Energy clarified only this year that employees and contractors are prohibited from participating in foreign talent plans.

14)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Commerce”) granted deemed export licenses to Chinese nationals associated with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Chinese military affiliated universities, and other entities on Commerce’s entity list. The entity list includes individuals and entities “who have engaged in activities that could result in an increased risk of the diversion of exported, re-exported, and transferred items to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programs.” The list also includes “activities contrary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or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Commerce is responsible for issuing deemed export licenses to U.S. firms that employ or host foreign nationals seeking to work on controlled technology projects. Commerce rarely denies deemed export license applications, denying only 1.3 percent in 2018.

15) The FBI recognized that it and other federal agencies were “slow to recognize the threat of the Chinese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until recently. Despi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blicly announcing in 2008 its intent to recruit overseas researchers with access to advanced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FBI’s headquarters in Washington D.C. did take control of the response to the threat until mid-2018. The FBI took nearly two years to coordinate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identifying potential talent
recruitment plan participants to federal grant-making agencies. The FBI has yet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nationwide strategy to warn universities, government laboratories, and the broader public of the risks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16)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on the frontline in the U.S. government
effort to protect against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and illicit
technology transfers. While State has a process to screen for nonimmigrant visa applicants attempting to steal sensitive technologies 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ate’s authority to deny visas is limited. This results in a denial rate of less than five percent of all visa applicants reviewed. State also does not make available visa applicant files and supporting documentation to U.S. law enforcement in easily accessible formats to assist
national security investigations.

17) The White House’s OSTP launched an effort in May 2019 to
coordinate interagency work related to improving the safety,
integrity, and productivity of research settings. Currently, federal
grant-making agencies’ policies and processes are not standardized or uniform. These differences complicate the grant process for applicants, stifle U.S. law enforcement’s ability to investigate grant-related crimes, and frustrate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ability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grant spending.

Recommendations

1) Federal agencies must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combat both illegal and extralegal transfers of U.S. intellectual capital. China uses illegal and extralegal mechanisms to acquire U.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search, and sensitive technologies. Federal agencies should work with the U.S. research community to balance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while securing U.S.-government funded research.

2) Federal agencies should declassify and disseminate more
information on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rom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nd federal grant-making agencies will help define the scope and scale of the problem so that U.S. research institutions can effectively mitigate risks associated with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3) While taking steps to better protect research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gress and the Executive Branch should reaffirm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foreign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Congress should provide stable and sustained funding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sponsored by federal agencies and support programs aimed at keeping scientists and their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4)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members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must better tailor engagement with the U.S. research community to ensure that threat information is accessible and actionable. The FBI should develop a cohesive strategy to ensure outreach by its headquarters and 56 field offices is effective, consistent, and timely.

5)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should harmonize the grant proposal process and standardize reporting requirements for disclosing all foreign conflicts of interest, conflicts of commitment, and all outside and foreign support. Standardization and harmonization will reduce the administrative burden on research institutions applying for federal research funding and promote data sharing across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A government-wide standard should require documents be machine readable to encourage automation to assist with identifying grant fraud.

6) The U.S. research community should establish a “Know Your Collaborator” culture. U.S. research institutions should establish best practices in monitoring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with foreign nationals and determining whether such collaboration adheres to U.S. scientific research values,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research integrity. U.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lso should investigate and adjudicate allegations of failures to disclose conflicts of interest, commitment, or other outside support.

7)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should implement a compliance and
auditing program to ensure grantees accurately report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conflicts of commitment. Congress should provide adequate resources to support agency compliance programs and inspectors general.

8)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conducting or funding U.S. government research should sha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grant recipients with access to U.S. government funding and research facilities. This information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as appropriate to foster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nd used by funding agencies to assess the qualifications of researchers.

9)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should ensure its interagency process for identifying emerging and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that are essential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es a review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As appropriate and necessary,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should add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and area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to its export control lists.

10) The State Department should identify any additional authorities needed to deny non-immigrant visas for individuals suspected of engaging in illegal or extralegal transfers of technolog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fundamental research. State also should include additional security related questions designed to detect foreign government sponsorship of research condu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hether the visa applicant intends to legally or illegally transfer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back to their home country on visa applications. State should automate security reviews of visa applicants for illicit transfers of technolog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fundamental research.

11)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consider updating NSDD-189 and implement additional, limited restrictions on U.S. government funded fundamental research. NSDD-189 was issued in 1985 and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policy that product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are to remain unrestricted to the maximum extent possible. Federal agencies must not only combat illegal transfers of controlled or classified research, but assess whether openly sharing some type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is in the nation’s interest.

12)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nd other relevant agencies should identify U.S.-based entities that serve as recruitment networks, platforms, or foreign government proxies that facilitate or broker in statesponsored talent recruitment. Additional investigations and publications are needed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eff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and other relevant agencies should examine the extent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activity in the private sector for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related programs, including venture capital contests and entrepreneurial programs.

13) U.S. grant-making agencies should work with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ensure they have the necessary cybersecurity practices in place to reduce the risk of research data misappropriation.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other recipients of federal research funding should periodically demonstrate that they are adhering to cybersecurity best practices.

14) Grant-making agencies should not award U.S. funding to participants of foreign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s absent full disclosure of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membership in any talent recruitment program.

Resource:  Threats to the U.S. Research Enterprise: Chin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ns

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Reading Time: 2 minutes

作者: 朱学勤

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

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个民族需要仰望星空的人

文 | 朱学勤

01

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近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学来的。

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了一个叫Academy的东西,柏拉图的Academy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与其他思想不同,尤其与中国人注重直觉与感性思维不同。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五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

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
欧洲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鸟瞰

02

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否则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结果,今天中国人都默认,说的东西往往不能做,做的东西往往不能说;闷声发大财。

但是西方学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是些什么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把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会少了一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有没有肚脐眼。

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可笑透顶,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它确立了一个信念: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寻找、可以证明、可以争出来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学就开始干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所以,西方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d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拉斐尔:《雅典学园》

03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

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

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腊历史上经过几次反复,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总是几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这个原因。

后来多利亚人崛起,当这块土地提供的粮食接近危险的极限时,他们受了腓尼基人贸易活动的影响,不再靠土地上的收获直接养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业、还有手工业,与外部的生产分工和相互贸易来实现生活的供给。他们的山上能够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这两种作物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酿成葡萄酒,榨出橄榄油,而他们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条件。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拿去跟别人换,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与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总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人情关系,通过道德,最后通过权力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如出一辙,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和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古希腊雕塑

04

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 Academy 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一点钱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

有一个故事,一个晚上泰勒斯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要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西方大学与中国大学有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拉斐尔的《典雅学派》与《孔子讲学图》做对比,看出两种大学的区别。

《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

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 Academy ,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当时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一位最有远见的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洪堡大学

05

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

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

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

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

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以色列这么牛?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再看看日本。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福泽谕吉

06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国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

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

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多久,只有几年时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新政权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

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07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

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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