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随水
原载： 随水文存

最近有许多人来问我关于印度裔当选英国首相的事情，顺带就提到了那个经典问题——为什么那些顶尖跨国公司里面有那么多印度裔高管？在与一些印企工作的朋友交流之后，我把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终于想明白了，所以决定来谈一谈。

许多中国人一说到印度裔在欧美职场的春风得意，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酸——为啥是印度阿三而不是我们龙的传人？内心深处我们肯定不愿承认自己还不如印度人，但现实又摆在那里难以辩驳——海外的印度裔在客观上确实混得比华裔要更好。按照美国的数据显示，平均每百万南亚裔中有2.82位CEO，白人只有1.92位，东亚裔只有0.59位。于是就有人辩称说：这是因为中国最顶级的精英都回国内发展了，留在海外的都只是想混吃等死；而印度精英全都一窝蜂跑去了美国，咱们是在用下等马跟人家的上等马比……我只能说，精神胜利法嘛，只要您自己开心就好！

网上有过不少文章从各个角度分析海外印度裔能够成功的原因，大部分说得都没错——诸如印度人的抱团、自信、敢言等。但那些分析往往都只是说出了现象，未能解释这些现象的成因。我这个人吧，喜欢追根究底——一切现象在根本上都源于社会文化，把握住了文化的根源，才能揭示出现象背后的本质。

虽然我之前写印度的时候经常吐槽，但客观来讲，我真的是非常痴迷印度的文化，否则的话也不会娶印度太太。即便被印度移民局在集中营里关了三个月，我依然对印度那片神奇的土地魂牵梦萦——印度虐我千百遍，我待印度如初恋。大家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凡事都有两面性——某些事物或者某种现象，假如能够长期存在，显然不可能全部由负面组成，必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印度吠陀文化产生的年代甚至要早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印度教为代表的吠陀宗教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主要宗教，南亚历史上无数次遭遇外族入侵，当地的文化和宗教却能够长盛不衰活跃至今必有其合理性——中国人民总是喜闻乐见于印度奇葩荒诞的那一面，却很少思考其文化优势性的方面。所以这次我准备当一回“印吹”，会主要从正面的角度来分析印度传统文化所是如何让海外印度裔具备了在商界乃至政坛脱颖而出的根本优势。

印度裔的优势大致可以从两方面说起，一是精神控制力，二是思想自由度。

关于精神控制

先来说精神控制力，这种精神控制力源于种姓制度。

好多人都觉得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既罪恶又愚昧，但我越琢磨越觉得这玩意儿对古代统治者而言简直是一种天才的设计，一举解决了“秩序”与“合法性”问题。首先，我要就种姓制度进行几点说明：

1. 种姓打一开始就是雅利安人为了对被征服的印度土著进行精神控制而设计出来的——基于吠陀宗教的轮回世界观，根据神制定的秩序，我们是高等的，你们是低等的，我们永世为主，你们永世为奴。
2. 种姓的内在逻辑基于一个比喻：婆罗门是神的头脑口舌，刹帝利是神的双手，吠舍是神的双腿，首陀罗是神的双脚——就好像不同器官的重要性和作用不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才是世界真理，追求平等乃是大逆不道，手脚怎么做得了口舌的工作呢？只有各司其职才能保证社会和谐。
3. 印度目前只是在法律上禁止了基于种姓的歧视行为，但种姓观念本身是不可动摇的，将在印度社会长期存在，因为这是印度教世界观的基础，跟轮回观相绑定——要是印度没有了种姓，那么印度教的宗教秩序将随之崩塌。种姓不再成对世俗生活中每个人身份进行限制，但宗教生活的秩序并没有变；低种姓可以当上总统总理亿万富翁，却永远不可能当上祭司。
4.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种姓早就不再是按肤色种族（Varna）划分的了，而是按照职业（Jati）；整个社会数千种职业种姓对应知识分子阶级（婆罗门）、管理阶级（刹帝利）、农工商阶级（吠舍）、无产阶级（首陀罗）、奴隶阶级（贱民）。

这最后一点正是种姓的牛逼之处，它在过去事无巨细地规定好了全社会每个人乃至每个族群的终身职业，不存在绩效考核、竞争内卷、升迁谪贬，每个人只需要做好自己本职范围内的工作，就能让整个社会运作起来。站在现代人角度，我们会批评这样的制度导致阶级固化；可如果站在古代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样固化的阶级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和谐社会状态吗？在莫卧儿王朝时期，来自波斯的统治者信奉的是“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伊斯兰教，可他们非但没有去打破种姓这种不平等的制度，甚至还把这种“具有优越性的制度”吸纳进了南亚的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内部也搞出了种姓制度来——架不住这玩意儿太实用啊！（参见《开局一个神，故事全靠编——起底世界三大文化圈》）

在种姓制度下，“小偷的儿子永远是小偷，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社会秩序坚如磐石。印度有些婆罗门种姓的血统，能追溯到神话传说里的“仙人”，几千年来过的都是上等人生活；反之那些贱民也一样，做了几千年实质上的奴隶阶级。期间不少种姓也有过起起落落，但总体而言相当稳定——最关键一点在于，种姓制度的秩序稳定性并不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暴力机器维系，而是基于宗教世界观，具有自我维持的内驱力。农民起义这种事儿在印度历史上闻所未闻，有记载的暴动几乎都是因为宗教方面的冲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古代印度人难道不是天才的管理者吗？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他们让一群奴隶心甘情愿地做牛做马、毫无怨言地接受极不公正的待遇，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可说是一个奇迹。要是当年罗马人搞的是种姓而不是议会元老院制度，说不定其文明能延续至今——斯巴达克斯们会觉得自己是上辈子做了坏事儿才会这辈子沦为奴隶，唯有好好接受改造、勇敢地战死在竞技场里，下辈子才能投个好胎成为罗马公民。
种姓制度的稳定并不意味着低种姓的印度教徒顺从，他们虽然不明着反抗，也不会有觊觎上层人地位的野心，但他们有自己阳奉阴违偷奸耍滑的技巧——或者说“生存哲学”。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生来就已注定，可人的天性是自私利己的，在种姓这种缺乏激励的制度下，低种姓劳动者一方面在宗教世界观的洗脑下心甘情愿认命，另一方面也会出于动物本能想方设法磨洋工混吃等死。他们绝不会去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以外的事，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印度有钱人请佣人通常都得要请一堆，分别管不同的事情——带孩子的不管做饭，做饭的不管扫地，扫地的不管洗衣服……种姓制度下的社会尽管稳定性很高，效率却也很低。
相对应的，印度教的那些高种姓统治阶级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如何对下面那些低种姓刁民进行恩威并施的精神控制，让他们在有限的激励条件下最大程度发挥主观能动性。

宗教这玩意儿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说白了都是基于精神控制。我们一说精神控制可能就想到基督教的牧师、伊斯兰教的阿訇在宗教场所的宣讲，通过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让信徒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然而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建立在古代吠陀文明思想框架下的印度宗教，却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因此印度教跟其他宗教有个很大的区别——其他宗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通常是分开的，但印度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往往融为一体；其他宗教的精神控制活动大都只在宗教场所开展，印度教的精神控制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吠陀宗教，都有一个终极目标——解脱（Moksha）。从理论上来讲，印度教徒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指向这一终极目标；在实际的生活中，则被分解成了四个方面——法（Dharma，道德及智性上的追求）、利益事（Artha，物质收入与种种利益）、欲乐（Kama，对世间物质的爱好）、解脱（Moksha，获得心灵的自由），这四方面都有具体的道德准则、义务和责任。

举例来讲，印度教徒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有着大量宗教禁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时候吃、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不小心碰到了该怎么办……印度教在家和出家的界线相对模糊，理论上讲属于前三种姓（再生族）的每个男性印度教徒在25岁之前都要经历清净持戒的“梵行期”（Brahmacaryā，对应佛教的沙门）；对于虔诚修行的印度教徒来说，平日里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得想想有没有相关的宗教规定，宗教对其的精神控制可谓无孔不入且深入骨髓。

于是乎，种姓制度下的职业，也从来都不仅仅是世俗的谋生方式，被赋予了大量宗教义务的色彩——如何督促各种姓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乃是印度教中最重要的一项精神控制任务。

这样的精神控制真的有吗？——不但有！而且还写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PUA宝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薄伽梵歌》这个名头大家多多少少应该都听过，它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话说《摩诃摩罗多》里头有个绝世高手叫阿周那（Arjuna），历来被印度人视为战神，印度自己研发的那个阿琼坦克，就是用了他的名字。阿周那是般度族的五个王子之一，被称为般度五子，般度五子为了争夺王位爆发了“俱卢之战”。不料阿周那在临阵之际陷入了道德危机——身为武士阶级的刹帝利，在战场上杀敌是他的种姓职责；可这次在战场上面对的却都是他的兄弟、族人、老师，他感觉下不去这手，决定要退出战斗。

这时印度教大神奎师那（Krishna）化身为他的车夫，开始给阿周那PUA洗脑，这部分洗脑内容后来就成了《薄伽梵歌》。奎师那跟他讲了一堆宗教行为准则的重要性，鼓励他认清自己的种姓职责——在战场上杀人没毛病，关键是你要本着对宗教的虔诚之心和奉献精神去杀人，不要执泥于自己杀了人这个结果；只要你杀人的时候有着维护宗教秩序的虔诚发心，就是对众生有利的，反而能够更容易得到解脱……然后又说了一堆如何通过虔诚之心获得解脱的大道理。最后阿周那被奎师那说服，将弓箭射向了自己的兄弟族人……

《薄伽梵歌》在印度乃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地位就跟咱们的《论语》一样，直接指导着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内容的经典对印度人民的三观塑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薄伽梵歌》精神相一致的是，印度教正是将不同种姓的职责定义为人生中的“利益事”，鼓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能够通过生产食物和财富维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乃是一大功德……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理论刚好站在现代经济学对立面上。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名言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我们不能藉着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的我们必须诉诸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于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于他们的自私。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诸我们的处境为何，相反的我们会诉诸于他们的获利。”

我想说的是，由于种姓制度与宗教义务相绑定，缺乏市场经济机制的调节作用，需要用道德驱动替代利益驱动，印度自古以来为了让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需要连哄带骗加洗脑。精神控制在印度属于一种日常生活技能，你想让你家里佣人好好替你干活，就得懂精神控制这一套；你要是公司企业主，更是要把精神控制当作一门艺术来践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精神控制绝不是简单地要求别人服从——仅仅要求服从的话通过威逼利诱也能做到——而是要让对方自发地遵从社会固有秩序、追求人生使命，以实现自我的终极解脱……

我们许多人想象的不同的是，终极的精神控制其实会让人产生幸福感。一个人幸福与否，跟“拥有多少”没关系，只跟“想要多少”有关；长期被宗教洗脑的印度人，更能够心甘情愿地接纳命运的不公正，幸福感自然比较高，身心也更健康。我去过中国最贫困的大凉山地区，也去过印度的许多贫民窟——虽然他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精神面貌却完全不同。大凉山无论男女老少，大都死气沉沉郁郁寡欢；而印度贫民窟里却多是欢声笑语，见到外人热情而自信，对自己的境况十分坦然。他们虽然身处社会底层，却并不会觉得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神”的安排；只要遵从安排，下辈子自然能够苦尽甘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心态的。

我行走在印度各地时也发现，印度人普遍身心健康、性格开朗自信，个个都是“社交牛逼症”；即便印度社会是如此不公，也很少会有怨天尤人。在普遍性层面上，印度人的情商相当高、口才相当好，擅长讨价还价和处理人际关系，能够审时度势进行变通，不像一些西方人那么轴。下层的印度人特别能够忍辱负重，对各种不公平的现象忍受阈值极高，懂得察言观色，在表面上十分顺从，但事实上会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捞好处；与此同时，上层的印度人大都思维敏捷言语健谈，特别会扯犊子、画大饼，由于他们展示出来的充分自信，即便他们是在夸夸其谈，也会让你觉得可以充分信赖他们的“真诚”，堪称天生的PUA大师……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同社会等级的印度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不断磨练出来的——被管理的人越来越刁，管理的人越来越精——此乃精神控制与反精神控制的“军备竞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互之间斗智斗勇的必然结果。

印度人的刁钻精明绝非我一家之言，但凡跟印度人做过生意都必然有类似的体会，这种刁钻甚至曾经让英国殖民者都犯难。大家别看英国殖民了印度那么久，他们虽然能够征服印度，却并没有能力直接管理那些印度人。英国人当时如此评价典型印度人——做事被动、愚昧、奇葩，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背地里诡计多端。（as passive, ignorant, irrational, outwardly submissive but inwardly guileful.）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对典型印度教徒的直接管理，一方面，他们找非典型印度族群进行合作，比如跟帕西人在商业上合作，跟锡克人、廓尔喀人在军事上合作；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代理人制度对殖民地进行管理。大家都知道英殖民时期的印度由数量众多的土邦构成，土邦制度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莫卧儿帝国封建制的继承，只要土邦主不反抗英国，他们就能高枕无忧地继续当自己的土皇帝。英国对不同土邦的控制程度差异很大，有的土邦如海得拉巴，享有近乎完整的独立君主待遇；有的土邦则名存实亡，土邦主的权利被削减架空，或者索性因为绝嗣、违约等原因被英国收编为了“省”。但即便如此，英国人也只会派遣接受过英国教育、懂英语的印度人进行直接管理，英国官员所要做的则是管理这些受过英国教育的印度人。

就我的体会而言，别说是从前那个土邦林立的英属印度了，哪怕是现在这个联邦制的印度共和国，管理起来都是一个噩梦——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印度人才知道怎么管理印度人，这是经由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培养出来的默契，只有印度人自己最熟悉印度社会的运作方式。

我在印度期间发现印度官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猫鼠游戏”层出不穷，那些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往往能够准确地对老百姓偷奸耍滑的行为做出各种预判，提前堵住一些漏洞，而老百姓也往往很快就能破解……由于印度人民深谙各种变通之道来应对政策，时常令连最老辣的管理者都束手无策。一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上来、老奸巨猾的莫迪，在印度人民偷鸡摸狗的智慧面前，有时候也不得不败下阵来。比如说2016年莫迪为了整治黑钱颁布了“废钞令”，他费尽心机想要暗渡陈仓给黑钱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最后还是有多达99%的现金得以兑换洗白，“废钞令”事实上以失败告终。

政府被逼得没办法了，有时候甚至不惜用违法的方式来执法。印度的司法黑暗乃是著名的社会现象，印度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栽赃嫁祸可谓司空见惯。有时候这勉强算是法外执法的“正义之举”，比如警方明知某些黑帮杀手身背数条人命，却没有证据将其绳之以法，于是通过在街头“偶遇”将其直接击毙，然后伪造现场统一口径指控其主动袭警，反正也是死无对证；有时候这种做法却会造成不负责任地栽赃构陷，警察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一口咬定某嫌疑人是罪犯，会通过伪造证据逼迫其认罪。譬如我在印度集中营里的墨西哥籍狱友马丁，根据他的自述，他的前妻在印度遇害后，他被警方视为第一嫌疑人，警方为了结案伪造了他到过抛尸现场的证据，令他身陷囹圄，至今还在不断上诉……（参见《集中营六记（四）逸闻记奇》）

由于官僚体系臃肿、变通之道繁多，长期以往便造成了印度的一个奇葩现象——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普遍性违法——一些法律禁令由于矫枉过正的不合理性变得形同虚设，老百姓违法行为普遍存在。执法人员和管理人员自己本身其实也是老百姓，对老百姓的欺瞒做法心知肚明，根据你是否“进贡”来决定是否“纠正”你；碰到贪心一点的官员，就算你没问题也会编造点问题出来，以作为索贿的借口……不夸张地讲，印度社会的各种“潜规则”比我们中国还复杂，正因如此行政效率才会如此低下。

说这些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管理的恐怕就是印度人，因为这是一个游戏规则高度复杂的人情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精神控制传统的宗教社会。在印度文化下成长起来的管理者都是极品人精，有着超高的情商，老于人情世故，精于精神控制，个个都是让你感到可以充分信任的PUA大师……当他们走上世界舞台，会发现自己早已见识过了最黑的黑暗，从地狱难度来到了新手村……

关于思想自由

有人肯定要说，这有啥？我们中国对管理者的选拔不也是大浪淘沙吗？我们中国不也是关系复杂的人情社会吗？我们的管理精英怎么就不如印度人了呢？

须知，印度人在管理的过程中并不会用权力来压制你，不会要求你绝对服从，更不会不许你发表观点；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依然能保持思想活力和自由。

再怎么不喜欢印度的人，都无法否认印度社会文化的多元和思想的丰富；我们中国无疑在很多方面都比印度强，但宝莱坞电影绝对可以甩我们中国电影几十条马路，这就是思想开放所带来的文化繁荣。之所以印度的思想可以这么丰富，首先是因为印度教本身上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不需要通过严密的组织或者对政治的参与就能够通过社会运作自发地维持，对于思想抱有开放的态度与宗教本身的存续并不冲突。

相比之下古代中国虽然有三纲五常等社会伦理，也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传统民间信仰，但没有类似印度教种姓制度那样绝对不可触碰的最高秩序，也没有印度教那样世俗与宗教相统一的、全民实践的世界观体系。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世界上最牛逼的存在是“天”，但没人能说清楚“天”究竟是啥；人间的最高权威皇帝只是“天”在民间的代言人，德不配位老百姓能够“替天行道”颠覆皇权，并不会绝对盲目地服从——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可以说是最高秩序的缺失，需要通过思想管理来维持秩序。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类的宗教社会虽然有“唯一真神”这个最高秩序，却也特别害怕“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因为一来“全知全能全善的唯一真神”这个设定存在许多逻辑上的漏洞，二来这个“唯一真神”需要竞争上岗，上帝跟真主究竟谁才是唯一得先互相掐一架再说……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搞起思想管理毫不手软，一言不合就大搞宗教迫害，比方说烧死了主张泛神论和日心说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

说白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行“思想管理”的宗教迫害，其实技术含量很低，靠的是暴力机器维系自己的绝对权威，把“异端”都送上火刑架就完事儿了，十分简单低级粗暴；跟印度教那种高技术含量的PUA精神控制大师完全没得比。

肯定有人要问“精神控制”和“思想管理”的区别——精神控制就好像你甜言蜜语哄女朋友，那姑娘明明有许多的选择，却偏偏对你死心塌地；思想管理则好比你不许自己的女朋友有任何其他男性朋友，她的生活中只许有你一个男人。两者孰高孰低可见一斑。

印度教之所以发展出强大的精神控制力，除了印度教本身的特点之外，一大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从未能够实现思想管理，把所有的技能点都铆足了劲儿点在了精神控制的技能树上。思想自由开放的环境会迫使精神控制力不断提高——就好像你女朋友有很多追求者，可你又没本事把这些追求者都赶走，于是只好努力提升自己哄骗女朋友的本领。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有两种宗教思想，一种不允许你有任何质疑，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它都是唯一真理；而另一种思想在大家的讨论、质疑中不断补充发展自己的学说理论，显然后者的生命力更强，更能够蛊惑人心。像佛教、印度教这种吠陀宗教，都是在众多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才发展起来的，非常注重“因明学”（Hetuvidyā）——也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能言善辩”乃是其基本功，不但嘴皮子功夫了得，而且擅长批判性思维。当年玄奘法师印度求法期间，在曲女城无遮大会上凭着天下无敌的论辩术名震天竺，所运用的正是因明学。

由于南亚地区的邦国林立高度散装，自古以来都没有机会对思想进行统一，这就使得印度成为了各种思想流派的摇篮，正可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印度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差别其实比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差别还大，却彼此相安无事。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印度教和佛教之间也有过互相穿小鞋的教派竞争，但都属于局部地区的小打小闹，远远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当时佛教、印度教更像是吠陀文明体系下的两个不同思想流派，参见《被重新发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这跟南亚思想的自由开放分不开——只进行精神控制，却没有配套搞思想管理，放眼望去古代历史上似乎只有南亚独此一家。

越是散装的地方，对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就越高。只要对印度历史稍加了解就会发现，古代印度次大陆统一程度最高的两个时代，恰好就是思想最不自由的时代——其一是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时期，由于阿育王独尊佛教，让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阿育王统治前期相当专制，对“外道”进行过屠杀，后期才容许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存在；其二是奥朗则布统治下的莫卧儿王朝，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对其它宗教的包容度急转直下。归根结底，排他性的“思想管理”几乎是“大一统”的必然特征，所幸这些“大一统”都有如昙花一现，印度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才保留了下来。

包括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在内的南亚地区不同流派的吠陀宗教，长期以来都在相互竞争中持续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在质疑的过程中不断自我修正完善，所以才会在15世纪的时候还能够创立出融合印度教虔信派（Bhakti）和伊斯兰教苏菲派思想的锡克教，并发展为当今世界的第六大宗教。宗教归根结底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法，吠陀宗教用于解释世界的核心观点立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虚幻的”，这个观点不但无法证实或证伪，可能产生的逻辑漏洞也要远少于一神教所主张的“全能全知全善的唯一真神”。再加上吠陀宗教不是靠禁止其他思想流派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而是通过自我的调整和重组来保持竞争力。正因如此，不管世界怎么发展，吠陀宗教都能进行逻辑自洽的调整和适应，诸如轮回转世、因缘果报这些古老的世界观，即便在当今社会依然能够焕发活力。

在秦朝开启大一统之前，中国的思想也很多元。春秋战国时代为啥能百家争鸣？不就是因为散装嘛！你的学说在这个国家不被接受，可以去别处碰运气，很多春秋战国的思想家都是这样到处游说到处碰壁百折不挠才最终得到认可的。孔子早年曾在齐国受到排挤，齐国的大夫甚至想要加害孔子，亏得他有鲁国这条退路，否则咱们历史上可能就没孔子这号人了。大一统之后，这退路就没了——说错一句话轻则仕途不保、重则脑袋不保……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智慧就是“明哲保身”，在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都非常谨慎，整个社会环境也不鼓励你太有想法。

南亚地区思想开放的传统，一方面保持了思想的活力，使得印度人非常擅长批判性思维，在表达观点时毫无顾虑；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自信。

我们经常会觉得印度人有种“蜜汁自信”，非常傲慢自大，这正是源于他们对印度文化的自信。思想开放必然伴随文化自信，只有自信的人才愿意接纳不同的观点，才敢于面对各自各方的质疑。印度人虽然在物质上十分崇洋媚外，但似乎在文化上确实不鸟西方那一套，有着自己的坚守——至少明面上不鸟（潜移默化受影响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你会发现印度裔妇女即便移居别国，还是会在日常生活中身穿自己的民族服饰。有了自信能够大大提升精神控制力——只有自信的人，才更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就像我前面说的——哪怕我明知一个印度人在满口跑火车，可他那副言之凿凿的模样，就是让你觉得可以相信他。

说起印度的文化自信，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就是辨喜（Svāmi Vivekānanda，斯瓦米·维韦卡南达，1863-1902年）。对内，他借鉴了基督教的社区服务概念，赋予了印度教徒宗教使命感；对外，他在19世纪末将经过改良、用西方价值观重新包装过的“新吠檀多”灵性文化输出到了欧美，在欧美国家获得了强烈的反响，现在许多欧美人民痴迷于灵修、冥想、瑜伽，追根溯源都是当时辨喜种下的因。

辨喜成功对外输出印度文化的壮举，对于彼时迷失在殖民文化中的印度人民仿佛一盏指路明灯；他让印度人民看到——印度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有能力影响和改变世界。这使得印度人民对自己的文化突然间自信爆棚，间接促进了他们对独立的追求。（参见《是什么让莫迪成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简史》）

辨喜带来的这种文化自信影响了后来的每一个印度人，几乎就跟孔子对中国后世的影响一样，并极大推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由于长期受宗教洗脑，印度人本来就够自信开朗了，文化上的自信再一叠加，对整个印度国族产生了逆天改命的效果。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提出过一个“世界导师”（Vishwa Guru）的口号——而“世界导师”指的正是辨喜。现在这个口号被莫迪当做了长期战略，其野心是要让印度立于世界之巅，将印度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输出。

印度自古以来在思想上的自由开放，在如今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延续。西方社会所主张的民主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跟古代南亚的吠陀宗教是一样的——虽然在精神上控制你，却不在思想上限制你。西方民主社会也给人洗脑，但无论如何对不同的观点有极大的包容性。

客观来讲，印度的民主制度非常拉胯，既劣质又低效，并且随着莫迪政府对集权的日益收紧，印度式民主的槽点也越来越多。但我们无法否认民主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得当代印度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这点我被关在印度集中营里的时候深有感触——虽然集中营里面发生着各种荒唐的事情，但我们仍然拥有基本人权，给我们留了一扇可以将这些事情曝光出来的窗。集中营里的人们能通过示威抗议让外界知道他们处境，同时新闻媒体也会跟进报道，利用舆论来对政府部门施压，迫使政府做出相应的改变……印度确实存在许多的黑暗，但基本的民主原则让这种黑暗不至于令人绝望——宝莱坞电影至少敢把这些黑暗拍出来并展现在世人面前，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这亦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因为“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不怕扬自己家丑、揭自己短，把问题暴露出来才能加以纠正。

我承认，民主制度下的决策者有时候会被民意绑架，使得一些在长远上对国家有利的政策无法实行，比如说莫迪政府最终失败的农业改革就是一个例子；民主制度的效率在很多时候也非常低下，由于缺乏一锤定音的决策者，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不断拉锯扯皮……但对于有能力的个体发展而言，在思想开放的民主社会环境中，选择和机会一定会更多。就好像战国时代那些思想家一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你的能力实实在在，有其他阵营会接纳你。如果你想要从政，执政党不喜欢你，可以投奔在野党、反对党；如果你有独到的想法，这个公司老板不赏识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公司，总有你发光发热的机会……在这种机制下，尽管未必能保证社会和企业内部的效率最大化，然而一定能保证个体思想的活力最大化。

有自己的想法只是第一步，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也很重要。表达虽然是人的天性，却并非人人都懂得如何表达。首先要有组织语言的能力，其次要有敢于吐露的勇气——这两点印度人都不缺，他们不仅会说，而且敢说。这从一些印度男人追求女生的风格就能看出来，他们看到漂亮妹子就会去搭讪，貌似从来不担心表白被拒尴尬丢人，也完全不存在“社死”这个问题——只要表白的人次足够多，总能碰到瞎了眼的女生看上自己；但你要是连开口都不敢，那就什么机会都没了。另外或许是由于印度社会浮夸成风，对于“信口开河”的包容度也很高，印度人普遍存在“轻诺必寡信”的问题——承诺的时候一口一个“No Problem”拍着胸脯让你放心，等到兑现的时候却两手一摊挠挠头。

作为我们中国人无疑会觉得他们不靠谱，因为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文化里，非但话不能说得太满，甚至很多话都不能说得太直接。“直言不讳”等同于“口无遮拦”，常被视为愣头青的特征，会觉得这样的人缺乏社会经验、没有被社会毒打过；懂得“沉默是金”才是成熟稳重的表现。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正是因为“祸从口出”在中国实在是太普遍，说错话、说大话的成本很高。

但欧美社会的文化其实更加接近于印度文化，虽然不至于像印度人这么不靠谱，但他们也是允许说话有水分的。这可能是因为在这种老百姓投票选领导人的民主国家，政客得要敢于自我营销自我吹捧，才能获得选民的青睐；你要是一开始不敢把话撂出来，别人甚至都不会多看你一眼。在欧美跨国公司里头升迁的逻辑，也跟政客搞竞选有点像——工作成绩自然是必须的，但在成绩之外，光会埋头干实事的人未必能得到提拔，那些大胆、敢于创新、敢于表达自己、敢于做决策、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更加容易得到赏识和器重——不怕你说错话，就怕你什么话都不敢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谦逊”的美德、“谨言慎行”的风格，在西方社会是个纯粹的劣势，人家根本看不懂这一套。按照他们的思维，你先得要敢吹你自己有多牛，别人才会觉得你牛；你要是谦虚地说自己不行，别人就真以为你不行了……因此惯于循规蹈矩、闷头苦干的中国人，即便专业能力再怎么优秀也很难得到升迁。中国人缺乏竞争力的同时，一些欧美国家的人也有自己的缺点——他们有时在个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太缺乏等级社会、人情社会的意识——具体表现就是 “不会做人”，很多时候脑子轴不会变通。在这种环境下，精于各种潜规则、人情世故，擅长精神控制，同时又思维活跃能说敢说的印度裔，自然当仁不让地脱颖而出。

中国几千年来思想上的大一统，间接影响到了中国企业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以及企业文化。相当一部分企业就好像传统官场的缩影，不鼓励个体太有个性和思想，直言不讳者在职场上很难生存，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管理者的绝对权威和员工的绝对顺从被视为效率的保障，整体而言容错率低，那些有能力但低调而顺从的人更容易得到提拔。所以中国社会想要鼓励创新就很难——你不可能指望既要搞创新又要不犯错。假如想要在大厂通过按部就班的晋升，最后能够幸存下来的通常都变成了老油条。打个比方来讲吧，中国人在不断往上爬的过程中，大部分人性格和思想上外露的棱角都会被磨掉；但印度社会只会磨掉性格的棱角，思想的棱角不但得以保留，还能茁壮成长。

包括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由于长期受中国影响，或多或少也都有跟中国一样的问题，在文化上偏于内敛保守。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企业里东亚裔的管理者偏少——说白了还是因为文化意识形态不匹配。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中国文化中被传为佳话，然而诸葛亮这样的人要是生在美国文化的环境中，那估计一辈子都只能“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印度文化不仅和美国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更有自己人情社会的独到优势，印度裔能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关于抱团

关于海外印度裔，还有一个很多人提到的特点是抱团，这一点也能通过社会文化来解释。

首先，印度人出海是有同乡会的，跟咱们中国浙江福建一些地方很像，一个人在外头闯出名堂了，会带着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出来求富贵。而且不同地区的印度人出海的方向也略有区别，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一窝蜂往美国跑，比方说喀拉拉邦的马拉雅利人爱去中东，泰米尔人爱去东南亚（泰米尔语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在传统上是那种对人际关系高度依赖的农业社会，社区关系非常密切；种姓社会内部的固有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卷内斗的消耗。中国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中国内部的恶性竞争几乎是一种传统，“老乡见老乡，背后是一枪”，熟人之间常会因为利益反目成仇。这可说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个副作用——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做得，我自然也做得——连一个孙猴子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坐玉帝的位子，没什么不可逾越的底线。但在印度传统种姓观念里，有些事情“只有我做得，你却做不得”。印度教徒一生下来，自带种姓社会的等级烙印，族群内部的固有秩序，使得不同个体的职责界线明晰，避免了相互倾轧。在没有外敌的时候，印度人内部也撕，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之间很分裂；可他们在面对外部竞争的时候立马能够相互合作，抱团起来一致对外。族群内部固有秩序使得他们更容易安排分工，也更容易推选出一个让所有人信服的领导来，就好像在狗的社会里，互相闻一下尿里头化学物质的气味，就知道谁是老大，避免了无谓的内部厮杀。

其次，这种能够抱团的传统，并不是印度人去了海外才有的，而是英国人教出来的。古代的印度被外族入侵的时候，那些小邦国并不知道要抱团起来抵抗，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英国人殖民印度次大陆之后，试图对不同族群“分而治之”以实现相互制衡——除了不同邦国、民族之外，他们还画蛇添足地对不同宗教群体也进行了分化，通过宗教识别分割了孟加拉省（参见《南亚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漫谈》）……没想到这一做法导致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觉醒，整个印度抱团起来把英国人赶走了；更没想到的是，当英国人这个外力消失之后，驱动印度人抱团的宗教民族主义反噬了印度，造成了印巴分治。如今的印度人，虽然平时看起来松松散散，但只要一有外力出现就会抱团。比方说假设有几个南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但在面对北印度人的时候，就团结成了泰米尔人；又假设有几个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分别是比哈尔人、拉其普特人、孟加拉人，但在面对穆斯林的时候，他们就团结成了印度教徒。

最后，中国人在职场上多少还有点习惯上要避嫌的心理。无论是中国的官场还是职场文化，拉帮结派、发展自己的小团体都是上头特别忌讳的事；还有些人则会有“内举避亲”的心态，觉得把职场上的机会和资源明目张胆地留给自己人，会显得自己不够公正无私。但印度人完全没有这个心理负担或者道德负担，他们觉得大家一起出来混，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帮自己人一把无可指摘；尤其在海外，大家都是背井离乡的印度老乡，上下级和同事之间互相包庇根本不算个事儿。伊隆·马斯克买下推特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印度裔高管提拔的小团队给炒了，因为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影响到了公司内部的公平和效率。当然，你永远不要尝试去跟印度人谈公平问题，因为印度的社会文化中“不公平”才是天经地义。我们眼中的“不公平”，在印度人看来那是神的旨意、业力的安排。

除了以上谈到的印度社会文化对印度裔优势的塑造外，还有几项“利好”也推动了印度裔在国际舞台上的崭露头角。

第一，是印度人对管理的渴望。

首先，在种姓制度的价值观中，管理者属于刹帝利阶层，是高人一等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会对淡泊名利的清高之士赞赏有加，另一方面由于官场是非多、伴君如伴虎，在渴望权力的同时，人们对权力的反噬心存顾忌；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人对于进入管理层的渴望也并不特别强烈，因为社会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对不同工种的劳动者都能给予同样的收入、尊重和社会地位。但印度就不一样了，“劳心”与“劳力”乃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社会阶层，只有前者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社会地位（参见《印度人民三观之下的“八荣八耻”》）。这不仅造成了印度服务业的畸形发展，也使得印度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要跻身管理层，极为热衷报考MBA工商管理学。印度大学生考MBA的热情就跟有段时间咱们中国大学生考雅思考托福差不多——考雅思考托福的人不一定就真会出国，考MBA也不一定真的就去当管理层，但有道是“技多不压身”，当机会真的降临时，拥有MBA文凭的印度裔就是那个“有准备的人”。

第二，印度裔在欧美社会被接受的程度更高。

由于长期的政治博弈，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对俄罗斯、中国在商业上的防范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华裔恐怕很难在欧美大企业获得充分的信任；而印度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政治制度和教育体系都与英国一脉相承，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尽管印度跟俄罗斯关系密切，却依然能够获得美国的信任。首先，英语是印度最主要的官方语言；其次，北印度人在人种分类上属于白种人；第三，印度本身是英联邦国家——因此从文化、血缘、政治各方面，欧美社会都会觉得印度裔比华裔、日裔、韩裔要更为亲近。尤其是在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印度裔就跟爱尔兰裔、西班牙裔一样，区别只不过在于先来后到。印度裔无论是当选美国副总统还是英国首相，其违和感都并不会显得特别强烈。

第三，印度本土的恶劣生存发展环境所迫。

印度人会成群结队去海外发展，最重要原因还是国内发展条件不好，那些能够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印度裔，在印度国内则未必能成功。印度本土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于被传统财阀所垄断，印度最知名的企业家、管理者几乎都来自于财阀集团，很少有像张一鸣、刘强东那样白手起家的互联网新贵。财阀集团同时拥有资本和政府关系，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起像Jio公司这样的通讯巨头，将印度国内的那些老牌电信企业打得左支右绌。不妨这样说吧，印度这样的国家，无论创业还是个人发展都缺乏一个公平开放的环境，自然导致了人才大量外流。对有才华有抱负却又无权无势的印度人而言，去海外反而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并且一旦出国就会千方百计扎根留下来，免得回到印度地狱般的环境。

结语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一千万印度人移民到了海外，这些人大部分都属于印度最优秀最富裕的阶层。可说印度培养出来的大量顶尖人才，都给西方发达国家送人头去了，这种人才流失是印度难以言说的痛。尽管移居海外的印度人给印度挣了不少外汇，印度裔当上不少跨国公司的CEO，官居美国副总统、英国首相更是“为国争光”挣足了面子……可印度本土却依然还有许多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

因此不少中国人听闻印度裔担任英国首相的新闻后，颇有些不以为然，有的人认为正因为首相自己是印度裔，所以为了“避嫌”可能反而会对印度不利；也有人觉得这些海外印度裔的成功并不能帮助到印度老百姓……

我觉得吧，只要这些新闻能够增强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那么对印度整个国家就有极大的助益。正如同我们中国人不会去纠结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是否中国籍、这个诺贝尔对中国有没有实际的好处，或者奥运健儿摘金夺银是否会让我们的收入增加；印度人显然也不会在乎那些印度裔成功人士跟印度的联系究竟有多密切。海外印度裔有了出息，其意义在于光宗耀祖，由此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能够实实在在地让印度人民构建起更为牢固的国族认同和更为强烈的文化自信——从长远来讲，这些东西对国家产生的效益远大于单纯的经济利益。

同时，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2022年以来的国际形势对印度更是一片大好，印度在接下去几年应该将会迎来一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一些海外印度裔已然嗅到了回国创业的历史机遇，他们印度海外公民的身份、以及对印度社会潜规则的熟悉将会是个极大的优势。我个人认为今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由于印度社会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弊病，印度的人才会继续往海外流失；另一方面，在印度政府出台的鼓励政策下，在海外积累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的印度裔会纷纷回国开发印度这个大市场，为印度的经济和文化注入大量新鲜血液，实现对印度的反哺。从最近两年印度独角兽企业的爆发式增长来看（目前印度已经有超过100家独角兽企业），这种洄游式的循环似乎已经开始了。印度对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只要其政治环境能够保持稳定，其前途相当可观。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国际形势依然存在着非常多的变量，一切还未可定论；本文从文化和制度上所进行的分析，只是对整体的大趋势做出的可能性判断。

客观来讲，文化和制度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而是需要有其适应的时代和土壤。某种文化制度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优势，未必能在大环境大形势发生变化之后继续保持下去。与此同时，也没有哪一种文化和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在需要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的领域，中国固然不如印度；但要论进行社会改革、集中力量办大事，印度却也是困难重重前路茫茫……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让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输出中心；而印度文化在培养管理人才上的独特优势，则很可能会使得印度成为世界管理人才的输出中心……“世界导师”的口号，或许并不那么荒诞。

这一切只能说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的文化制度有着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优势要保持，劣势要正视；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可妄自尊大——吠陀文明固然源远流长，我们中华文明又何尝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