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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华人入美国外交和国安核心决策圈

甄鹏  (中国国际问题学者)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任命了两位华裔高官。张振熙(Steven Cheung)将出任总统助理兼交流主任。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经常被译为通讯主任,不妥,宜译为交流主任。这个职位的基本职责是利用媒体实现总统与民众交流的目的。

白宫负责宣传的机构有新闻秘书办公室、交流办公室、演讲写作办公室、数码策略办公室。新闻秘书办公室负责发布总统声明。交流办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s)1969年由尼克逊成立,是白宫单独的机构,后来一度由新闻秘书监管,负责维护总统的媒体形象。有时设置一名总统顾问总体指导这些机构,例如拜登任命交流主任本·拉博尔特(Ben LaBolt)兼任高级顾问。

张振熙毕业于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父亲是来自越南的华人。白宫最主要的宣传官员是新闻秘书和交流主任,前者在台前,后者在幕后。年轻、靓丽的卡罗琳·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将是白宫的主要代言人。

黄之瀚(Alex Nelson Wong)被任命为第一副国家安全顾问。他本科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士(J.D.)。在川普第一任期,他担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司负责朝鲜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兼朝鲜事务副特别代表。目前是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近几十年,美国政坛涌现一大批华人。1959年,邝友良成为代表夏威夷的联邦参议员。他是首位华裔联邦参议员。其后,吴振伟、赵美心、周永康当选联邦众议员。1997年,骆家辉就任华盛顿州州长,是首位华裔州长。2001年,赵小兰成为劳工部长,是首位华裔部长。之后,骆家辉担任商务部长,朱棣文担任能源部长,赵小兰担任交通部长二度入阁,戴琪担任贸易代表。

第一位担任总统助理的是卢沛宁。2009年,卢沛宁担任奥巴马的内阁秘书,负责白宫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联络和协调,筹备内阁会议。2011年,也是在奥巴马任期内,陈远美出任总统助理兼第一夫人幕僚长、白宫妇女儿童理事会执行主任。

除了黄之瀚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以上所有职位都与外交和国安无直接关系。黄之瀚将是在美国外交和国安核心圈子的第一位华人。

在川普第一任期,余茂春被称为“国务卿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政策规划幕僚(Policy Planning Staff)是美国国务院下设的独立政策分析和建议机构,直接向国务卿报告工作,也叫政策规划办公室。余茂春是这一机构的兼职成员,担任顾问、智囊角色,不是决策层高官。

之前,国家安全顾问是总统助理,副国家安全顾问是副助理。总统助理、副助理、特别助理表明白宫幕僚的等级。桑迪·伯杰(Sandy Berger)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深得克林顿信任,不过是总统副助理。小布什任总统时,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任副国家安全顾问,非常受重视,被加总统助理衔。

黄之瀚也拥有总统助理衔,与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沃尔兹(Michael Waltz)级别相同,虽然从职务上他是后者的副手。副国家安全顾问是国安会主官委员会的参加者和副官委员会的主持者。黄之瀚将掌握美国外交和国安领域的核心机密,并且在政策上拥有很大发言权。这跟余茂春的纯顾问角色有本质区别。

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博明(Matthew Pottinger)曾经是外媒驻华记者,在中国待了七年,是地道的中国通。这次,川普干脆任命华人当副国家安全顾问。可以预料,黄之瀚将是白宫对中国甚至整个东亚政策的重要制定者之一。

 

你看那满天飞来的沙鸡,就是这个时代

李承鹏

启东九龙镇网格员通过摸底排查,发现本村55岁的低保男居然有两万元棺材板存款,迅速取消了他的低保。低保男眼见每月780元稳定收入没了,多次理论无果,冲进村委会就把25岁的女网格员杀了……自己也服毒自杀。

这是红朝全面奔小康、国民幸福值超过美国人500倍(张维为语)的一件小事,倒也没有掀起什么大浪,人民一部分躺平,一部分沉浸在国家决定大力提升经济并把房贷首付下调到15%的喜悦中,还有一部分兴高采烈庆祝十岁日本小男孩被民族英雄钟某刺杀于深圳街头,“杀得好,日本崽子不算人”“该把接狗崽放学的妈妈一并斩了”,四川官员黄一如说“没滥杀无辜啊,我们的纪律就是杀日本人”。

那个孩子被刺得肠子流了一地的妈妈在边上哭喊“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场面肯定是谣言,我国舆论场一直有个极有趣现象:一方面官方绝不给出案情细节,另一方面民间目击和传闻全是谣言……血很快被风干,又被新一层血盖住,层层叠叠刷上去,历久弥新,成就支撑太和殿那66根鲜红大柱子,这就是执政基础。

回到杀网格员,有人骂低保男有两万巨款还吃低保,有人夸网格员认真负责,还说被杀的网格员并不是举报低保男的那个。所以我常说,智能手机会让人智力下降,过度信息会像硅胶一样填充了脑回路,能不能换个思路,如果网格员把侦查低保户存款的认真态度放在侦查官员财产上,中国就没有低保户。上个月,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受审贪污8.13亿,帮人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大肆敛财、接受宴请和旅游安排……这些明晃晃的大动作,长达十年没被发现,而一个农村老汉偷偷攒了属于自己的两万元就迅速被摸查清楚,你他妈是瞎呢,还是瞎呢。

对不起,越看中国当代史就越容易爆粗口,成正比的。

孙书记在法庭痛哭流涕“对不起党、违背了初衷”。我对贪官“背弃初衷”这句标配版悔过台词一直很怀疑,弄得好似刚开始他们还是小白兔,只是被奸人误导步入歧途才变成大灰狼的,刚起步还是良家妇女,后来经不住诱惑才堕入青楼……不对,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为人民服务,就是单纯而坚定地想升官发财日女人,并在过程中一直提纯想法。再想想,贪了社会8.13亿的孙书记还可以表演哭戏并在秦城三菜一汤,攒了自己两万元的低保户老汉却只有自杀,你就知道那些用智能手机在网上刷“这低保户毕竟杀了人,法不容情”的二货又在展示智能和人格双低下。

最近流行杀官,继重庆警察被出租车司机杀死,河南法官王佳佳在距家门二十米处被老汉砍杀,永州六名法官被枪杀,湖南财政厅女厅长被两名男子捆绑着扔到楼下……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以前人民遇到苦难的事,还流行跑到政府门口齐刷刷下跪,后来就不太跪,而是流行组团跑去跳桥跳楼,到最近忽然进化到密集杀官,这行动轨迹,就是从相信青天大老爷,到绝望于前途,到老子以一命换一命,就是时代的预兆。

我常想,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莫非是明末惨烈的“江南奴变”,在最富裕的江南,陷入生活困境饱受凌辱的温驯仆人们,忽然前赴后继抱团杀豪门缙绅。从唐元鹏的《江南困局》里看到,包括老艺术家董其昌、著名旅游博主徐霞客、思想家顾炎武,均遭灭门之灾,大变局之时谁也跑不掉,哪管你是财政厅长还是村委会网格员。还有豪强看中贫户的田地意欲强行收购,却被贫户反套路,将豪强父子绑至海上风吹暴晒,凌迟之后还把肉腌成咸肉干。

这时代的刺身味道,惊喜不惊喜,刺激不刺激。

没活路必然杀官,长期巧取豪夺必遭底层反噬,这是规律,另一个规律是,谁也停不下这巧取豪夺的游戏,哪怕是勤奋的皇上崇祯。大明注定衰败、被攻破,无论有没有十三副遗甲起兵的努尔哈赤和邮差李逆自成。其实晚明并不缺钱,有从西班牙和日本来的共计一亿两白银,也不缺发达的民间手工业,更不缺世界上最庞大的工具人群体,它就缺顺应时代规律……

1644年,换了50个宰相14个兵部尚书的崇祯皇帝眼见朝野无钱,内忧外患,最终走上煤山,真诚地说了一句混账话:“皆诸臣误朕”,至死执迷不误;差不多同一时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之战中用龙骑兵战胜国王军队,奠定资产阶级阵营胜利,英国注定迎来光荣革命,走上工业革命道路。

历史就这么分野了,大明和大英当世两大帝国,在同样面临传统农业和新兴资本主义的分争、同样面临新旧势力对抗,同一时间却走向两条相反的路;而我国主流史学家至今还痛心疾首争论到底是东林党还是阉党对咱皇上不忠心,导致误了大事,这些不跪着就不会做学问的人儿啊,不进敬事房也是可惜……

所以你问,这是什么时代,这其实是后明时代。那棵树也不是现在才长歪的,是自万历、洪武甚至大秦时代就注定长歪的。

最近在努力提升经济,作为地沟油餐饮大国,官方称北京餐饮业利润同比下滑了88.8%,这么吉利的死亡数字,看上去像上坟时风水道士给弄的;为了拯救房市也搞得像拯救房事,又是神油又是伟哥,网友对“首贷首付”下调的精辟评价,“把上吊的绳子往下调10厘米,让个头矮的兄弟也能上去”;我看到最悲凉的财经新闻是:法院拍卖破产企业的资产,以4.2元起拍了一瓶原价6元的雪碧,因为该企业已没有更多可供执行的财产。

一个当年靠运气挣了钱后来靠努力破了产的企业家朋友,最近准备念《心经》,问我哪个语音版本更好,我就帮他录了一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银行卡皆空,度一切苦厄,练饷,辽饷,剿饷,增值税,个税,消费税,房屋养老金……

企业没钱,个人没钱,国库没钱,可是印钞厂太有钱了。所以每当看到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事儿逼地讨论经济周期及拯救方案时,顿觉画面很精神病,正常经济社会才有经济周期,正经药喂下去才叫救市方案,你们召开各种论坛说来说去不外乎就是:大郎,快把这碗药喝下去。又挺像卖跳蚤药。早年河南大水,跳蚤臭虫横生,村里苦不堪言,还染上疟疾。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位治跳蚤的高人,好酒好肉招待了三天,高人在怀里搓啊搓,终于搓出一团黑泥交给村长,说“这就是治跳蚤的神药”,划船走了……村长忽想起忘了请教这跳蚤药用法,率全村跑到河边急喊“高人咧,恁跳蚤药咋用啊”。

高人在天边遥遥喊:恁啊,捉住那跳蚤,把它嘴给掰开,把黑泥搓成小块,塞进去,跳蚤就咽气咧。

专家说:深挖企业内部问题,让老百姓敢于消费,中国经济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高人说:你捉到跳蚤掰开它的嘴,把药塞进去,药到病除。

嗯嗯,越看中国当代史越容易爆粗口,成正比……你他妈没看见杭州外卖员趴在路边电瓶车上,别人以为他睡着了,其实他死了。成都33岁的外卖员因脑溢血送医院急救,妻子决定拔管放弃治疗,救活也是废人,还需要大量医疗费。有人说这个妇女狠心,大难来时各自飞。这人假装不知道中国医院有多贵,中国医保就是百分之九十几的穷鬼用一生抬着那百分之几的精装高干病房,那血汗一路滴将过去,他们管这个叫“群众路线”。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宣布援非3600亿,国家发改委宣布:中国已与46个非洲医院对口合作,派出医疗队2.5万人次帮助非洲医疗。与此同时,巴黎将宠物纳入医保了。

所以爱国者不要太激愤于当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了,现在人不如狗。

我中文系毕业论文写的是老舍《骆驼祥子》,当时很有感触,“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而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他属于年轻力壮,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这是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那辆车是他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象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他不怕吃苦,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要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

现在再看,老舍对社会的发展认知还是肤浅了,都是骆驼,都在四十度高温下拉车,都以为通过奋斗,哪怕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可祥子还知道对天空喊一句“凭什么”,现在的外卖员就这样默默地死去了,人们以为他只是午间小憩。

美团刚起,多少人自豪于我国的外卖,又快又热辣滚烫,还有九块钱高温补贴,这吹牛逼的日子才过去九年啊……这就是对你的九年义务制教育,你敢想像再过九年吗?说起教育,听说开始着手把芯片植入校服了,不是怕孩子走丢监控失灵吗,现在有手搓芯片,联想到入学必须订牛奶午餐,否则就操场晒着去,这就是刚起蒂的韭菜也要割啊。

从小我们被告知是祖国的花朵,现在才知道,我们这一茬茬盛开的花朵,一直是韭菜花。

大学生们开始流行在宿舍里挂毛主席像了,人们夸赞:这改变了我以前对当代大学生娘炮自私的刻板印象,这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有太阳照着的宿舍一定会闪闪发光的。下面评论:伟人的一生只败给了时间,而时间又终将证明他的伟大,还有说:赶紧行动起来吧,把资本家和他们的代理人打翻在地。

有一种可能,或者肯定,阶级斗争即将到来或者已经开始,标准混淆的时代,当剧变来临,人们不会变得更善良,更勇敢,更明辨是非,只会变得更阴险狡诈,黑白颠倒,鸡贼凶残,即使亲密朋友也会背刺,即使一开始打着“公平正义”旗号,到头来终究逃不过街市上的疯狂杀戮。别说与你无关,别说你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没人逃得过剧变,哪怕岁月静好的路易十六。他喜欢写日记,总是记些今日吃了什么,跳了什么舞,打了多少只猎物……

1789年7月14日这一天,他无聊地写道:今日无事。

这一天,正是人民攻打巴士底狱。

第二天路易十六才得知,就问:哟,造反了吗。

大臣:不,是革命!

很多事情是有预兆的。说回过来这些日子的杀官、杀外国人,当年日本也这样,一激愤就刺杀首相,就对俄太子尼古拉二世当头一刀,踩不住贫富差距的刹车,人民满心怨恨,仇外就是高效率的统治术,另一方面民众也需要麻醉自己的苦闷,给他一把刀,让他用勇敢来充实失意空虚的心,精神层次也一下子哗就上去了、升华了。这是一种合谋,屡试不爽,只是看谁演得更好。

你看,女真人和李逆打过来之前,满朝忠烈,坚决反对迁都,誓与皇上共存亡。可城破之时,忠臣们赶紧烧掉官服,生怕被发现是朝廷命官。当了解到李自成要招聘旧朝臣子时,殉节者只有二三十,却有两三千官员争先恐后去投降。只是官服烧了怎么办,就满大街找戏班子,借买戏服穿上。这就蔚为大观了,两三千官员在承天门排队找工作,好多穿着戏子服,这让闯军兵士很看不起,故意不给饭吃,忠臣却说“虽然肚子饿,但心里很快乐”。李自成也非常鄙视,牛金星不录用年老发白者,有个叫刘廷谏的大臣却腆着脸说:别,别看我现在头发是白的,只要一任命我,头发马上就变黑了。”

文人们就这么不要脸,所以刘宗敏严刑拷打逼出七千万两白银,倒也是活该。我看了中国忠臣史后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千万别相信忠臣,他们不是怕水太冷,就是借戏服。

老百姓借不到戏服,演技也自然些,他们平静甚至有些恬淡适然,等待着什么……感谢一位叫“诨名唤作巴布尔”的朋友介绍《维米尔的帽子》这本书,让我知道了里面一些取自于杨士聪《玉堂荟记》的重要素材:

明朝末年,世道已不如从前,形势虽然还没到崩盘,北京城里却已悄然发生了一些改变,有一天,有人忽然开始卖一种沙鸡,这种鸟并不产于北京一带,其天然栖息地在更北边的戈壁南缘。当地人传说,一般只在北方边界有部队调动,栖息地受到惊扰时,才会飞到这么南边。当时北京人心里都隐隐觉察到了,沙鸡之所以出现,是北方边境有女真骑兵准备入侵了。但没有人敢说出口,怕杀头,市场里仍然天天有人在买卖沙鸡。这个细节好有趣,普通人很难确切地知道宏观的时代到了什么境地,但也未必什么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没什么用,只能买卖沙鸡而已。

整个北京城,或者说整个帝国,笼罩在一个巨大而神秘的不安气息里,但人们相安无事,达成默契,偶尔仰头看天——你看那满天的沙鸡飞过来了,卷着黄沙,恍若无事,这是一个象征。

你问我这是什么时代,就是沙鸡时代。

李承鹏 2024年9月26日

抓住历史机遇,研究未割让的俄占中国领土领海问题

殷敏鸿 

编者按: 文中涉及的未割让的俄占领土,不包括被俄罗斯不平等条约侵占的领土,有十几个台湾大

一,收复俄占中国领土领海的历史机遇来临,理论需先行

历史上,俄国攫取了大片中国的北方领土,导致中国丧失大片通往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北太平洋、北冰洋的东北亚沿海土地,给国家发展和安全造成巨大负面影响。

在俄国攫取的北方土地中,有一部分有不平等条约作为依据,有一部分连不平等条约依据都没有,属于非法占据,仍应属于法律上的中国领土,中俄领土边界问题远没有彻底解决,仍存在数十万平方公里未正式签约割让给俄罗斯的中国领土,以及衍生的大片领海等权益,有希望依法和平收复。

“中俄边界问题已经彻底解决”的说法不符合从清朝到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各种边界条约等上位法,缺乏法律效力。虽然九十年代后确定了东西段约四千公里长的中俄边界线,但是边界外的飞地,仍是法律上的中国领土。虽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称中俄“相互没有领土要求”,但条约是有期限的,目前还有两年有效期,有效期过后,仍可以提出领土要求。

中俄要实现真正的和解与友好,就不能不正视上述重大问题,并寻求解决途径。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两年多,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并且还会有更大变化发生。俄罗斯受到严重制裁,不得不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比如此次普京访华时,就在图们江出海通航与黑瞎子岛开发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两国越是关系好,越有可能解决争议领土问题。五十年代中苏关系融洽时,中国从苏联收回旅顺等权益。

历史机遇来临可能是突然的,如果没有提早做准备,临时抱佛脚,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出有效研究成果,导致错失历史机遇。如谈判时不知道有的土地可以争取,导致没有提要求,或者由于获得的依据不足,导致无法争取到某些土地。

二,未割让的数十万平方公里俄占中国领土简介

俄方占据的本属中国领土的远东和西北大片土地严重缺乏合法性,下面是简述和地图。主要内容摘自笔者发表在《中国国际法学会202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的论文《中俄北京条约里的重大漏洞:未割让约三十万平方公里外东北中国领土》等文献。主要观点至今没有遇到有力质疑。

(1)唐努乌梁海(图瓦)

自从18世纪签订《中俄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界约》等至今,面积约17万多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图瓦)从未被历届中国政府签约割让,也不属于独立前后的蒙古国,仍是法理上的中国领土。

(2)外东北约三十万平方公里未割让的中国领土和图们江口地区

《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规定北京条约“详明”、“确认和解释”《瑷珲条约》第一条关于领土划分的规定,应理解为领土划分和割地程度与《瑷珲条约》差不多,而根据《瑷珲条约》,有共约三十万平方公里左右《尼布楚条约》确认的外东北中国领土没有割让给俄国。

《瑷珲条约》规定的未割让中国领土与中俄共管地区

《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还规定: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点为南北两条中俄边界线的分界点,北部界线“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南部界线“其二河之东地,属俄罗斯国”,俄文汉译本的表述相同。“其北边地”应为正北方土地,“其二河之东地”应为正东方土地,均不含东北方土地。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未割让的外东北中国领土

因此,《中俄北京条约》划给俄国的领土只有外东北的南北两部分,且这两部分还有大片条约规定的“俄国人不得占”的中国人居住和渔猎地,包括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和海参崴等地。

外东北中部一大块约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陆领土、库页岛,以及外兴安岭西部以南约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等,没有被割让给俄国,仍是法律上的中国领土。

此外,依照《中俄北京条约》第一条,图们江口东部日本海沿岸土地也属于未割让给俄国的中国领土,最起码图们江通往日本海这一段河的东部及沿岸领土,以及衍生的领海,仍应属于中国。

根据中俄北京条约,整个黑瞎子都是中国领土,要以条约文字规定为准,附图上粗略的边界线不符合条约规定,应属无效。

并且《中俄北京条约》第三条还规定:今后如果发生边界争议问题,按照条约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解决。因此,中俄边界可以重新再议。

(3)俄国违反条约制造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的责任问题

俄国当局在1900年制造了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占据江东六十四屯至今,严重违反了《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等,俄罗斯应道歉和赔偿,并承担违约责任。

,建议

领土问题研究成本很低,性价比很高,但需要较长时间积累和资料档案等资源。可以研究主张争议领土领海的法理依据,历史依据,以及道德依据等。

研究主体可以包括体制内外学者,因为多年来相关研究在体制内是冷门,受到冷遇,虽然体制内具备很好的研究条件,但成果很少。反倒体制外有研究者靠兴趣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值得借鉴和参考。历史上,体制外的宋教仁先生靠一己之力研究间岛问题,研究成果帮助清政府在谈判中获胜,保住了两万多平方公里东北领土。

震荡与思考:一份在中美缝隙中的城市观察

罗雨翔

01

中国与美国

研究生毕业后,我在纽约市政府工作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全职工作。职场新人和外国人的双重身份令我对纽约市政的一切都感到无比稀奇。

“Describe the city you live in”是托福考生的共同阴影。如果让初到纽约的我回答这道题的话,一定会失语,因为纽约的“怪”让我哑口无言。在这座超级大都会里,地铁系统竟然可以如此的脏乱差,并且市长和州长还会互相“甩锅”推卸责任;“街道办事处”会定期和社区开会,将居民对明年政府投资的建议反馈到规划局和预算局,成为政府决策的一部分——小到要求多放一个垃圾桶,大到解决房价高的问题;在建设大型项目前,政府官员、开发商和专业人士会拿着图纸来到老年中心向普通市民做汇报,然后被民风剽悍的纽约民众骂得狗血淋头……

纽约市预算局的员工工牌
纽约市预算局的员工工牌

其实,在走出校门前,我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城市发展: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深圳的城市更新机制,暑假实习是在国内的规划院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参与的学术项目探讨的也是中国小区的运营。中国的城市发展轨迹令人着迷,除了千变万化的市场和环境因素造就了百花齐放的格局之外,一些文化因素——尤其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方式——或许从更深的层次决定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轨迹。

然而, 出于机缘巧合,一心想要钻研中国城市的我反而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成为了“公务员”。不过,或许这为我提供了一个横向对比和观察不同制度环境下城市发展规律的机会。作为一颗北美政治机器上的“小螺丝钉”,我一边做着老板下达来的任务,一边抱着田野调查的心态观察着美国大城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一位在纽约打拼了多年的前辈曾告诉我:

“哪怕你的工作只是扫描发票,你都可能从发票的信息里渐渐窥见整个行业甚至是社会的底层逻辑。”

于是,我把工作中接触到的琐碎资料和无足轻重的数据视为理解美国的蛛丝马迹:对公园的投资预算如何揭露官员的政治偏好?居民反馈给预算局的建议到底会不会真的被落实?纽约计算房地产税的诡异公式背后体现了何种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制约关系?……

美国“公务员”的薪资不高,但胜在清闲。于是我用空闲时间将对美国城市的猎奇观察都记录下来,作为我的不成熟研究。我发现,这里并非理性至上——政策的制定充满了人情世故,尤其是每到关键决策点,大人物们的“戏”往往就特别多;民间和政府也并非泾渭分明——越是重要的城市发展项目则越是充满了私人资本和公权力之间的暧昧关系;纽约政府也有自己的“城投公司”,它总是冲在招商引资的最前线,并且闹出过近几年来政商关系界的最大丑闻……

所以说,对于在美国城市体系中打拼的外国人,逐步深入政治生态的体验,其实是一个祛魅的过程。

纽约中央公园
纽约中央公园

02

建筑与经济

当年考大学时,在好友的影响下,并不知道建筑学为何物的我信誓旦旦地报考了建筑专业。大学最后一年毕业设计调研期间,我在青年旅舍偶遇了一位学经济的大叔。他在听了我的研究课题后说:

“我觉得你应该读一点经济学。”

于是,一场在不同学科之间的自我“搏斗”拉开了序幕。在哈佛大学期间,我主修城市设计与规划相关的课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修区域经济发展时,我被社会科学这个对我来说全新的领域蹂躏着。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最关心的议题,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是如何合作的问题。建筑学和规划设计可以帮人去构想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经济规律与政策制定则能指引人们去撬动资源、将理想变成现实。无论是中国的城市发展也好,还是美国的城市治理也罢,最棘手的问题通常都是各种合作问题:当人们有着各自的目的和能力时,我们如何设计出一套巧妙的方法,让看似目的相悖、能力相差悬殊的人们可以向着对各自都有利的共同愿景前进?

布鲁克林大桥公园
布鲁克林大桥公园

在我刚搬到纽约时,每天傍晚只要有空就会去布鲁克林大桥公园散步。那儿与曼哈顿仅一河之隔,华丽的天际线、充满活力的水岸设施与郁郁葱葱的植被共同打造出了令人惊叹的景观。但更令我感到启发的是这座公园的财务运营模式。

当年,纽约政府在决定花天价建设这座大型滨河公园后,要求公园的运营必须做到财务自持——即后期运营不能再花政府的一分钱。于是,规划师在综合考虑了多方利益后想出了一套“狡猾”的解决方案:在公园里划出地块用来做地产开发,并用开发赚得的钱支付公园的运营费。公园的运营质量越高,河景房的价值就越高,赚得的公园运营费就越多,良性循环。如此一来,政府省了钱,普通市民得到了超一流的公园设施,富豪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风水宝地,三全其美。

地产项目(橙色地块)为布鲁克林大桥公园提供运营资金
地产项目(橙色地块)为布鲁克林大桥公园提供运营资金

算经济账和制定政策虽然不是像建筑设计那样的“创意行业”,但它们也可以是充满创造力的。我在学生阶段的研究中发现,广东地区以宗族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以及其衍生出的村集体社会结构其实是理清城市更新经济账的重要一环;大规模的建筑工程之所以得以破局,依赖的是当地文化与制度交织出的复杂关系网。现在,我在美国以注册规划师的身份参与了20多座城市里的地产、基建以及公共空间项目,除了同样体会这边的人情世故和政治因素对项目的决定性作用以外,更是发现了经济和制度的神奇。

或许,一座更好的城市,需要巧妙地利用社会和文化赋予的资源,并大胆地对它背后的经济和制度框架做优化。

03

奇观与日常

人的旅行习惯可以被分为“奇观”导向和“日常”导向——有的人喜欢去各种名胜古迹“打卡”,有的人则喜欢连续几天都光顾同一家路边摊,并把菜单上的不同口味吃个遍。

奇观与日常是任何一座城市活力的一体两面。提到纽约,很多人会想起电影里的摩天大楼、华尔街的金融巨鳄以及百老汇的歌舞升平——这些都是彰显纽约魅力的奇观。不过,有时候,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元素也可能是反映一座城市本质的关键。

新冠疫情期间,纽约最普通的城市元素之一——街道——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政府因为无法落实让市民居家隔离的政策,因此不得不转而思考如何让坚持外出的人们可以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减缓病毒的传播。于是,纽约市政府推出了两套以街道为锚点的“抗疫”政策。一是将部分马路封锁,不让机动车进,专供行人和自行车当成额外的公共空间使用;二是允许餐厅在一些人行道和马路边缘的空间搭建就餐区,让顾客可以在空气对流更好的户外空间吃饭。

于是,原本再普通不过的街道,通过人们对于空间的想象以及政策创新成为了疫情期间充满活力的奇观;而纽约这套政策背后的本质是这座城市独特的权力结构和市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疫情结束后的今天,许多人行街道和户外就餐区依然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了这座城市里新的日常。看着这一切的发展,我感叹道:

“原来我们的城市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纽约疫情后保留下来的开放街道和马路就餐区
纽约疫情后保留下来的开放街道和马路就餐区

行走在疫情期间的街道上,我开始构想着将纽约的种种日常和奇观——以及两者间的相互转化——写成一本书。小到一个公园长椅和公共预算的注脚,大到对网约车的监管摩天大楼的规划,这些元素除了可以体现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风貌以外,还可以解释纽约城市发展背后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于是,我从公园、社区、交通、地产以及政府这五个方面出发,写下了25个以案例为主的图文短篇故事。

《创造大都会》| 上海三联书店 | 后浪
《创造大都会》| 上海三联书店 | 后浪

在这些章节中,我分析了纽约最“网红”的高线公园(High Line)是如何依靠民间力量诞生的;探讨了纽约超大型住宅小区是如何让投资方在短短的3年内蒸发掉了36 亿美元;研究了为何民主政治导致一条机场快线好几十年都建不好;揭露了全美最大的私人地产项目——哈德逊广场(Hudson Yards)——是如何依靠投资移民的钱建成的;以及讲述了纽约修改自己城市宪章的故事……

在写这本书时,我感觉自己既像是个举着小旗子提醒游客拍照的导游,又像是个每天傍晚坐在巷子里侃大山的老人。这25个相互独立的章节可让读者随意地跳着阅读,就像是初来纽约的游客体验这座城市的各个碎片一般。但将这些故事串在一起之后,你所感受到的则是这座大都会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在这里生活久了之后才会慢慢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

从我第一次根据在纽约政府的工作经历写下关于社区花园背后政治斗争的短文至今,已经过了快七年。在这段时间里,纽约以及整个世界似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也几经革新(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读公众号了吧)——一切都变得更加碎片化、即时化。

我认为这些趋势实际上挺好的,因为碎片化的信息或许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广泛地拓展视野,了解不曾熟悉的国度、领域和生活。带着对中美之间、建筑和经济之间以及奇观与日常之间的种种震荡和思考,我将这些关于纽约的故事合集称作《创造大都会》,因为这些故事本质上讲述了一座城市如何持续不断地进行创造和革新——这个过程既充满了闪光点,又伴随着阴暗面,但总是推动着永不停歇的前进和探索。希望这本书能让读到它的人在满足好奇心的同时,也感受到“原来我们的城市还可以是这样的”一种希望。

共和党阿甘和民主党珍妮

大号蚂蚁

今年是电影阿甘正传上影三十周年。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然而就美国当前的形势来说,走来走去还是都在河边。还是美国和世界的矛盾。

阿甘和珍妮都是传统秩序下的弱势群体。阿甘有一个不靠谱的自己,但是也有一个靠谱的妈妈。珍妮有一个靠谱的自己,但是也有一个不靠谱的爸爸。这其实反衬出一个事实,那就是靠谱的家庭最靠谱。但是不幸的是,靠谱的家庭并不容易成立。即便有靠谱的家庭,也不能保证靠谱,只能说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丹中尉的家庭似乎比较靠谱,但是他的人生也一样充满了意外和大起大落。而那些欺负阿甘的小同乡们,显然他们的家境也很不靠谱。否则也不会穷极无聊去欺负阿甘。最多也就是远敬而远之。毕竟富人有的是可玩的,中产有的是可忙的。

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一定是会有三六九等的。因为所谓的文明,就是最高效率地分工协作。于是也必然产生阶级差异。所以不论任何具体的制度,任何秩序,任何规则,都会有赢家和输家。无论如何改变,最多是改变谁是赢家和谁是输家。但是永远不能改变有赢家就有输家的自然规律。世界大同,绝对公平,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对于输家个体来说当然是最不满意。然而作为输家,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就是认命,接受自己的阶级地位,按照现有的规则去过自己的生活。说得好听点,就是自己和自己和解。或者自己和安排了这一切的上苍祖宗和社会和解。俗称躺平苟且小确幸。再一种就是不接受自己的阶级地位,但是遵守现有的秩序,在规则范围内做大做强。又一种就是打破破坏推翻现有的规则,催生一种新的秩序,包括没有秩序的秩序-混乱,甚至更糟的秩序。期待使自己获得更少的束缚,取得更有利的地位。虽然绝大多数的结果是更差,但是总要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吗。

阿甘一直是选择了第一种路径。但是阴差阳错的达到了第二种路径的希望值。当然这是艺术的夸张。实际上大多数选择第一种和第二种途径的人,最终也就,说不好听点,昏昏噩噩一生;说好听点,平平淡淡一生。比如阿甘起家的捕虾生意,就是建立在其他和他一样选择平凡努力生活的人,遭到狂风暴雨的打击,给阿甘让出了市场的结果。狂风暴雨代表了某种天意。但是现实中,这种垄断市场的买卖,基本上靠的不是大资本就是大政府来压制达成的。随机的狂风暴雨,是天意。有计划有针对的狂风暴雨,就是妖魔鬼怪做法。

而珍妮显然选择了第三种道路。他和他那些革命伙伴, 基本上都是输在起跑线上的。却又不服输的。他们折腾来折腾去,除了惹的到处鸡飞狗跳以外,最主要的还就是祸害他们自己。纹身,酗酒,赌博,吸毒,乱性,变性,零元购,打砸抢,等等,越是不正常的行为,越是能表现他们所谓的反叛。最终却发现自己什么也不行,什么也不能。就连幡然悔悟,浪子回头也不可得。珍妮还有幸和一个低等儿生养了一个聪明的后代。其实这也是艺术的夸张和期望。实际上玩得这么嗨的,没有几个能有后代。就算有,也往往是制造下一代的输在起跑线的珍妮。就像他们自己一样。这是因为秩序的形成固然有一些偶然因素。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服从自然规律。不是指鹿为马,就真能白马非马的。不是自己想变态,就能让大自然以丑为美的。就像阿甘的妈妈告诉阿甘那样,一个人只有也只能做到上帝安排的最佳。而不是去和先天约束条件完全不同的人和物去攀比。无论你多么反感做某种人,也得等到下辈子才有机会去做鱼。

就好像丹中尉,再想有腿,再想军功章,都不可能。但是却可以和阿甘把虾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而珍妮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甚至灵魂,想成为一名万众瞩目的歌星也不可得。其实她本来可以大概率成为一个不次于阿甘妈妈的妈妈。而反过来说,阿甘妈妈也不是不可能放弃,没什么希望的小阿甘,到繁华大都市区拼搏。阿甘妈妈的水平性格,恐怕要比珍妮能成事的几率大很多。搞不好能成为希拉里之类的人物。

在大都市里充满了这种对原有现状不满的人。跑到大都市闯世界成功的,比原来的井底好太多的人有不少。像珍妮那样一无所获,还把自己埋进去的恐怕更多。当然最多的就是也没那么惨,但是也没那么好的,打拼漂流一族。而这些迁移到都市的人群,各个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叛逆姿势来到了都市。他们就是民主党的基础。不要问为什么加州总能选出奇葩的人。因为加州就是有各种奇葩的人组成的。不是有一定的冒险精神或者说投机心理,不是有一定的解放精神和破旧立新的志愿,是到不了加州之类的都市。虽然他们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会把自己搞成灰飞烟灭,换取发出那么一点闪烁的火星。但是这就是人类的一种命运。一种飞蛾扑火的命运。一代又一代的人走进都市,挥洒青春,断子绝孙,只管今天。这就是民主党的珍妮。自己被忽悠,被激情驱动,变成了灰烬。但是其中明亮的那几个,又会吸引着新一代的珍妮前仆后继。民主党的传承,或者说解放派激进派进步派的传承,就是这种没得感情的无性繁殖。或者传染。

而把幼儿园教导当作一生准则的,有点愚昧和死板的阿甘,永远理解不了珍妮的疯狂,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坚持传统,坚持原则,不知变通,不主动进取,红脖子里面的劣等,3K党后人,有点愣的共和党人阿甘,其实也是珍妮不能理解,也不愿意伴随的。

阿甘珍妮,和川普拜登是同一代人。相差不了几岁。他们的生长年代,就是美国接管世界的年代。带来了新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堕落。但是更多的带来的是新的迷茫。在反越战时代,在平权运动的时代,民主党是站在反越战这一边。而现在民主党却是大力支持乌战的主力。如果说乌战是反侵略,保民主的正义之战。那么韩战越战时代,自由世界面临的危险比现在要大N倍。结果越战老兵却成为民主党唾弃的对象。越南老挝柬埔寨也完全落入了红色恐怖之手。直接导致了,数以百万千万的死亡和逃难。当年不能为了人类的公正,就流美国人的血。难道今天就可以花美国人的钱吗?所以川普今天所坚持的,就是当年川普还是民主党的时候所支持的,就是当年希拉里和拜登所坚持的。

三十年过去了。个人的立场也有变化。但是根本问题和根本矛盾,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美国人依然面临着,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的珍妮;和初心不改,坚守家园的阿甘这两种选择。

然而历史证明,最佳算则是第二种选择。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因循守旧,逆来顺受是第一种选择。或者说费拉的选择。越往东方这种选择越多。或者说,越是东方社会,越只有这条路。结果是个人没希望,社会也没希望。第三种选择是革命造反,彻底毁坏现有规则,然后重建现有规则(又何必毁坏浪费),或则陷入没有规则的黑暗丛林,或则建立一个基本和现有规则相反的规则(为反而反下场凄惨)。显然第三种选择更危险。但是人类还就是不断地走上这道路。就好似珍妮在外面受虐再多,也不要和阿甘平静有爱地生活。真是要死了才会嫁给阿甘这个永远的备胎舔狗。民主党看着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丑恶,不是警戒,而是学习。第三种选择是对第一种选择的镜象。所以也是越东方越堕落,革命越多。

越是死气沉沉的地方,越会在沉默中爆发。越是沉渣泛起闹革命的地方,越说明水下充满了腐朽。

第二种选择虽然历史证明是最正确的,却也是最艰难的。难就难在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第一种选择是吃不了第二种那么久的苦,重点是吃不了苦。第三种选择也是吃不了第二种那么久的苦,重点是吃不了那么久。第一种人就是久居下层无法翻身的民主党人。第三种就是这一生就要兑现,就要结果,就要闪亮的民主党人。阿甘似乎有点蠢。但是就像阿甘妈妈教导他,阿甘也一生奉行的格言。蠢人做蠢事,做蠢事的才是蠢人。阿甘一生不做聪明的蠢事,成功是偶然也是必然。而珍妮就是几乎做了一辈子聪明的蠢事。结果也就在阿甘这里落了点同情。却又屡次拒绝阿甘的挽救。就好比民主党做了这么多奇葩的事,聪明的蠢事,结果依然拒绝共和党的正确道路。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美国不强,一切彩虹都是虚空。

中美、政治、经济、文化走马看花之简单比较

Kevinl

老移民们就不用看了,给你们的孩子们看看吧。

中美两国,像而只都斗不败的公鸡,同时在很多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

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局面? 在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其文明发展历程、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及经济模式的差异,成为国际关系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主题。中国以其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与深厚文化底蕴而自豪,而美国则以其迅速发展的现代化与创新能力享誉全球。这两种文明不仅在历史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而且在当代社会中,也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全球事务。

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文化交融,使得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愈加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这两种文明的异同,不仅有助于理解各自的文化根源与社会结构,同时也为国际理解与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将从多个维度对中国与美国的文明进行比较,包括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教育体系、民俗及国际关系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系统分析,旨在揭示两国在文化与社会上的深层次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影响两国间的互动与关系。

本问将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和重要性,接着阐述将采用的比较方法与框架,为后续章节的深入分析奠定基础。

 1.1 背景与重要性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使得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变得愈加频繁。作为全球经济与政治的重要参与者,中国与美国的互动对世界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展开激烈竞争,还在科技、教育、文化等多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这种复杂的关系不仅反映了各自国家的利益与价值观,也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其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了独特的特征。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强调家庭、社会责任与和谐。而美国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其文化则受到了多元化与个人主义的影响,强调自由、平等与个人权利。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中美两国在处理社会事务、国际关系和文化交流时,展现出各自独特的方式和风格。

因此,深入比较中国与美国文明的异同,不仅有助于学术界对两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也对政策制定者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提供了参考。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两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与竞争,从而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1.2 研究方法与框架

在本文的研究中,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案例研究与实证数据等多种研究手段。具体而言,研究框架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文献分析:通过对历史文献、学术论文和相关著作的分析,了解中美两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与社会价值观的发展脉络。

2. 案例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深入探讨两国在特定领域(如教育、经济、外交等)的实践与经验,以便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对实际决策的影响。

3. 实证数据:利用统计数据与调查研究,分析中美两国在经济、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具体表现,从而为理论分析提供实证支持。

通过以上方法的综合运用,本文将力图全面、深入地揭示中国与美国文明的特点与差异,探索其背后的历史根源与现代意义。

第二章:历史背景

历史是文化的根基,文明的演变往往深受历史事件与社会变迁的影响。中国与美国的历史发展各具特色,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差异。本章将从两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出发,探讨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2.1 中国历史的深厚底蕴

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经历了多个朝代的更迭与发展。以下将重点分析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2.1.1 早期文明与王朝更替

中国的早期文明始于黄河流域,夏、商、周三代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开端。这一时期,农业的兴起与青铜器的使用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朝时期,封建制度的确立与“礼乐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规范化与文化的繁荣。

秦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秦始皇通过中央集权的建立,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文化的一体化。汉朝的繁荣则是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使得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2.1.2 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文化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唐朝的开放与包容,不仅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也使得中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而宋朝的经济繁荣与科技进步,则为后来的明清时期奠定了基础。

近现代历史中的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事件,则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意识与现代化进程。尤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2 美国历史的快速演变

美国的历史相对较短,但其发展速度之快、变革之多,使其成为现代世界的重要标杆。以下将重点分析美国历史上的几个关键阶段。

 2.2.1 建国过程与独立战争

美国的建国过程始于17世纪的欧洲殖民者在北美的定居。1776年,13个殖民地联合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英国统治,独立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仅为美国的独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宪法制定提供了契机。

美国宪法于1787年制定,强调了三权分立与民主原则,成为全球民主制度的典范。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开始形成,个人自由与权利的重视,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文化。

2.2.2 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

19世纪的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战争的结果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为废除奴隶制奠定了基础。此后,民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推动了社会对平等与人权的重视,改变了美国社会的面貌。

冷战时期,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塑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格局。与此同时,美国的科技创新与经济繁荣,使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2.3 历史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中国与美国的历史背景对两国的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家庭与社会责任,形成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社会关系。而美国的历史则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利,培养了人们的独立意识与创新精神。

通过对历史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美两国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及其文化根源。这种历史的积淀,不仅塑造了两国的文明特征,也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第三章: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信仰、习俗与艺术形式。中国与美国在文化传统上各具特色,既有共通之处,又存在显著差异。本章将从核心价值观、节日与习俗、艺术与文学等方面对两国的文化传统进行比较。

3.1 核心价值观的比较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塑造社会行为与人际关系的基石。中国的文化传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美国则以个人主义为核心。

 3.1.1 中国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倡导和谐、礼仪与社会责任。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家庭被视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的价值往往与家庭、社会的利益紧密相连。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使得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注重社会和谐与互助。

 3.1.2 美国的个人主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文化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美国人相信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与成功的权利,强调自我实现与个人价值的体现。这种个人主义使得美国人在社会交往中更加直接与开放,鼓励表达个人意见与创造性思维。

3.2 节日与习俗

节日与习俗是文化传统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信仰与生活方式。

3.2.1 中国的传统节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通常与家庭团聚、祭祖和传统文化活动密切相关。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象征着新年的开始,家人团聚、共享美食、互赠祝福,是这一节日的主要内容。中秋节则以月饼与团圆为主题,体现了对家庭团聚的重视。

3.2.2 美国的节日

美国的节日如感恩节、独立日、圣诞节等,强调个人与家庭的庆祝。感恩节是家庭聚会的时刻,大家一起享用火鸡大餐,表达对生活的感激。独立日则庆祝国家的独立,常伴有烟火表演,体现了对国家的认同与自豪感。

 3.3 艺术与文学

艺术与文学是文化传统的重要表现形式,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审美观与价值观。

3.3.1 中国传统艺术

中国传统艺术如书法、国画、京剧等,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观与价值观。书法被视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强调笔墨的运用与情感的表达。国画则注重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展现了东方哲学对自然的尊重。

3.3.2 美国的文化输出

相对而言,美国的文化输出则以多样性与创新著称。好莱坞电影、摇滚音乐、乡村音乐等广泛传播,展示了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如《了不起的盖茨比》、《杀死一只知更鸟》,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与历史背景。

第四章:社会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是塑造人们行为规范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与美国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两国文化传统的不同。

4.1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探讨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理解中美社会价值观差异的关键。

 4.1.1 中国的集体主义

在中国,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强调家庭、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教育体系中,学生们被鼓励重视团队合作,集体活动成为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情况下,个人的选择与发展往往受到家庭与社会责任的影响。比如,许多中国学生在选择职业时,会考虑家庭的期望和社会的认可,而不仅仅是个人兴趣。

4.1.2 美国的个人主义

相对之下,美国社会更加强调个人主义与自我实现。教育体系鼓励学生表达自我、独立思考,课堂上常见的辩论与讨论方式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社会生活中,美国人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强调自我实现与追求幸福的重要性。

4.2 人际关系及社交习俗

人际关系与社交习俗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与价值观。

4.2.1 中国的社交礼仪

中国的社交礼仪强调尊重与谦逊,见面时的鞠躬、送礼时的包装和礼节、以及对长辈的尊重等,都是反映文化价值的重要行为。在社交场合中,中国人往往注重间接沟通,以避免冲突与尴尬。

 4.2.2 美国的开放交流

与此不同,美国的社交礼仪更强调直接与开放,握手和眼神交流是常见的问候方式。人们通常鼓励表达个人意见,强调平等与开放的交流。这种直接的沟通方式,使得美国人在社交中更为活跃与自信。

第五章: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的重要框架,反映了国家的价值观与文化传统。中国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各具特点,影响着两国的社会行为与公民参与。

 5.1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的政治制度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强调集体利益的实现与国家的稳定。党的领导地位在政治生活中占据核心,政策制定过程强调长远规划与社会稳定。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5.1.1 政府结构与治理模式

中国的政府结构为高度集中的体制,中央政府对地方有较强的控制力。政策制定过程通常经过多层次的讨论与审议,确保政策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政府通过各项政策与措施,引导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5.1.2 政策制定过程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通常会注重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平衡。近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加强了市场经济的成分,但仍然保持着政府的主导地位。

5.2 美国的民主制度

美国的政治制度强调民主与法治,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确保了权力的制衡与监督。

 5.2.1 三权分立与公民参与

美国的政治体制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组成,各自独立运作,互相制衡。公民可以通过选举与参与政治活动,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与政策方向。这种制度设计鼓励公民参与,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与问责性。

5.2.2 政府在保障自由与社会公平中的角色

美国政府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的政策与措施旨在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第六章: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模式是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各有特色,反映了两国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

6.1 中国经济的崛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进程的背后,是一系列政策与措施的推动。

 6.1.1 改革开放的背景与成就

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政策,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通过引入外资与技术,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实现了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6.1.2 制造业的转型与技术创新

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世界工厂”。近年来,中国逐渐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转型,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6.2 美国的创新经济

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自由市场与创新为核心,强调个人的创造力与企业的竞争力。

 6.2.1 自由市场经济的特点与优势

美国的经济体系以自由市场为基础,强调竞争与效率。企业在市场中自主运作,政府的干预相对较少。这种市场导向的经济模式,激励了企业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6.2.2 硅谷的科技革命与全球影响

硅谷作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心,汇聚了大量的人才与资本,推动了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快速发展。美国的科技企业,如苹果、谷歌等,代表了全球创新的标杆,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七章:教育体系

教育体系是培养人才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中国与美国在教育体系上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两国的文化价值观与社会需求。

 7.1 中国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中国的教育体系注重基础知识的掌握与应试能力的培养,强调纪律性与集体意识。

 7.1.1 应试教育的特点与挑战

中国的教育系统以高考为核心,强调学生的学术成绩与考试能力。

7.1.1 应试教育的特点与挑战

中国的教育系统以高考为核心,强调学生的学术成绩与考试能力。高考被视为决定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因而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应试教育的模式使得课堂教学往往集中在知识的传授与考试技巧的训练上,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实践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培养。

这种教育模式的挑战在于,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提高学生的学术成绩,但却可能导致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限制。近年来,随着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增加,教育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地方开始探索素质教育,倡导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7.1.2 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教育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实现社会流动的关键途径。许多家庭将教育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手段,努力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与环境。在这种背景下,教育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社会资源的竞争。

然而,教育机会的不均衡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一些地区,由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城乡、贫富之间的教育差距依然显著,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7.2 美国的教育模式

美国的教育体系则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强调个性化发展与多样化选择。

 7.2.1 教育的多样性与个性化发展

美国的教育系统以地方为主导,允许各州根据自身的需求与特色制定教育政策。这种灵活性使得教育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学校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与特长提供个性化的课程设置。

此外,许多美国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与社交能力。在课堂教学中,鼓励学生表达自我、参与讨论,注重团队合作与项目学习。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感与主动性,也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7.2.2 对学生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美国教育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鼓励他们对所学知识进行独立思考与分析。在高等教育阶段,许多大学提供多样化的专业与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职业目标进行选择。

这种教育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创新精神,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同时,高等教育的普及也为社会的整体素质提高与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7.3 教育体系的未来

尽管中美两国的教育体系各有优劣,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教育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两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在中国,教育改革正逐步向素质教育转型,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而在美国,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提高教育质量与公平性,以应对社会的变化与需求。

未来,中美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将为两国培养创新型人才、促进社会进步提供新的机遇。通过借鉴彼此的成功经验与教训,两国的教育体系有望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第八章:民俗的比较

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传统与习惯。中国与美国在民俗方面的差异,体现了两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

 8.1 节日与庆典的意义

节日与庆典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表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8.1.1 中国的传统节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通常与家庭团聚、祭祖和传统文化活动紧密相关。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象征着新年的开始,家人团聚、共享美食、互赠祝福,是这一节日的主要内容。春节期间的习俗如放鞭炮、贴春联、舞龙舞狮等,体现了对新年的期待与对祖先的尊重。

中秋节则以月饼与团圆为主题,体现了对家庭团聚的重视。这个节日不仅是赏月的时刻,更是人们表达思念与祝福的机会。端午节则通过赛龙舟与吃粽子的方式,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传承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8.1.2 美国的节日

美国的节日如感恩节、独立日、圣诞节等,强调个人与家庭的庆祝。感恩节是家庭聚会的时刻,大家一起享用火鸡大餐,表达对生活的感激。独立日则庆祝国家的独立,常伴有烟火表演,体现了对国家的认同与自豪感。

圣诞节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标志着家庭团聚与节日氛围的到来。人们在这个节日中互赠礼物、装饰圣诞树,体现了对亲情与友谊的重视。这些节日不仅是家庭和睦的象征,更是美国文化多样性与包容性的体现。

 8.2 民间信仰与习俗

民间信仰与习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生活与命运的理解。

 8.2.1 中国的民间信仰

中国的民间信仰以对祖先的崇拜、风水、生肖等为特点。这些信仰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在重大节日或生活事件中,常常通过祭祀、祈福等活动表达对神灵与祖先的尊重与感激。比如,在春节期间,许多家庭会进行祭祖仪式,以表达对先辈的怀念与感恩。

风水作为一种传统的生活哲学,影响着人们的居住、建筑与环境布局。许多人相信,良好的风水可以带来好运与幸福,因此在选择住宅或办公地点时,往往会请风水师进行指导。

 8.2.2 美国的民间信仰

相较于中国,美国的民间信仰则更为多样化。美国人常常相信幸运物的存在,如四叶草、马蹄铁等,这些象征好运的物品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此外,万圣节是美国特有的节日,孩子们穿上各种各样的服装,走家串户“不给糖就捣蛋”的活动,反映了对幻想与娱乐的重视。

美国的民间信仰往往与个人的经历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许多信仰体现了对自由与个体选择的尊重。这种文化多样性使得美国在民间信仰方面呈现出丰富的面貌。

8.3 饮食文化的差异

饮食文化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

 8.3.1 中国的饮食习俗

中国的饮食文化强调共享与团圆,餐桌上常常有多道菜肴供大家一起享用。饮食文化丰富多样,各地的地方特色菜肴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差异。在重要节日如春节、中秋节,家庭聚会时的年夜饭、月饼等传统美食,承载着人们对家庭团聚与幸福生活的向往。

中国人通常在用餐时注重礼仪与风俗,尊重长辈与客人。在家庭聚餐中,长辈通常会先动筷,体现了对老人的尊重。这些饮食习俗不仅是对美食的享受,更是对家庭与社会关系的重视。

 8.3.2 美国的饮食习俗

相对而言,美国的饮食习俗则更强调个人化与快餐文化。快餐文化的普及使得外卖与餐厅用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在饮食上追求方便与快捷。美国的饮食文化多样,融合了各国的风味,体现了移民文化的影响。

在节日如感恩节与独立日,家庭聚会时的火鸡大餐、BBQ等美食成为庆祝的重要环节。这些饮食习俗不仅是对传统的延续,更是对家庭与社会联系的体现。

8.4 民间艺术与手工艺

民间艺术与手工艺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承载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8.4.1 中国的民间艺术

中国的民间艺术如剪纸、泥塑、民间音乐与舞蹈,通常与传统节日和习俗密切相关。比如,春节时的舞龙舞狮是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期待与祝福。剪纸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更是对生活的美好寄托。

此外,中国的民间音乐与舞蹈丰富多彩,各地的民间艺术形式反映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这些艺术形式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8.4.2 美国的民间艺术

美国的民间艺术同样多姿多彩,如民谣、乡村音乐、涂鸦艺术等,反映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创新。美国的土著文化、非洲裔文化等在艺术形式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展现了美国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涂鸦艺术作为一种街头文化,表达了年轻一代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对自由表达的追求。美国的民间艺术不仅是文化的体现,更是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化的反映。

 第九章:国际关系与全球影响

国际关系是现代国家之间互动的体现,反映了国家的文化、历史与价值观。中国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与策略各有不同,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

 9.1 中国的国际化战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中国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

 9.1.1 “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与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旨在通过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合作,推动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这一倡议不仅是经济合作的战略,更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升话语权的体现。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国希望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9.1.2 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与影响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逐渐发挥更加积极的角色,参与气候变化、反恐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通过多边合作与对话,中国希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与发展。

 9.2 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自冷战以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通过多边组织与国际合作,塑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格局。

 9.2.1 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与政策

美国在联合国、北约、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这些平台推动其外交政策与经济利益。美国的领导地位使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强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能够对全球事务产生深远的影响。

9.2.2 冷战后的国际策略与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主义与民主价值观,倡导市场经济与人权保护。这种国际策略在促进全球化与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引发了部分国家的反对与挑战。

 9.3 中美关系的未来

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尽管两国在许多领域存在竞争与分歧,但在气候变化、反恐等全球性问题上,合作与对话依然至关重要。

通过加强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中美两国可以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赢,为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第十章:结论

通过对中国与美国文明的全面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在历史、文化、社会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教育体系、民俗及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的异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与和谐,而美国则以个人主义与自由为核心。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深刻影响了两国在处理社会事务、国际关系与文化交流时的方式与风格。

未来,中美两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相互学习与借鉴的机会不断增多,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将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新的视角与动力。通过深入了解彼此的文化与价值观,两国不仅能够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国际挑战,也能在未来的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

其实,这是一篇备用的演示稿,希望能对出生与北美的孩子们有用。

就像我14岁的儿子,对于国内的事情,几乎是一概不知,也没什么兴趣,让我很焦急。

而事实上,中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不仅揭示了两种文明的独特性,也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只有通过对话与合作,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读者特别是小孩子们提供启示,促进对中美文化与社会的深入理解,从而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纽约市长批:华人万人大游行是歧视黑人

周日,纽约华人发起7/28拯救我们的社区大游行。

上万华人在纽约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上游行示威,反对市政府在布鲁克林86街强行建设游民所*,无视社区长期以来的反对声音。

据媒体报道,当日气温虽高但也并未抵挡民众的热情,逾万名来自数十个协办侨团和自发前来的民众在弗利广场上有序集合。本次游行的主题是抗议警方在17日粗暴对待并打伤布碌仑86街游民所抗议民众,旨在通过和平示威游行让市府和全美听到华人对亚裔社区获得正义的呐喊和要求。

然而这样一场和平的示威,现在却被纽约市长称为种族歧视,并表示华人反对游民所就是反对黑人。
7月29日,在接受主流媒体采访时,纽约市长亚当斯(Eric Adams)虽然没有实名哪个群体,但表示很多人都不愿接纳非洲裔游民男性,纽约市不是50年代的深南区,『黑人歧视法』(Jim Crow laws)不能存在于纽约市中。

领导示威行动的亚裔维权大联盟做出反驳抨击亚当斯,形容其言论无疑是将这项抗议行动污名为种族歧视。

亚裔维权大联盟昨日举行一项会议后坚持市长必须针对其不负责的言论向华人社区做出道歉,如果市长拒绝回应,他们不否定将号召另一次的大型示威,这次将游行到市政厅,市长官邸抗议。

周日游行经过布碌仑桥的大示威后,根据电视PIX11报道,亚当斯第二天接受采访时指出,他到全市各个社区都说同样的话,他们愿意接纳家庭游民,但却拒绝黑人单身男性。市长还说,示威只有在反对黑人男子时才会进行。

市长说,尽管市民认为市府应建更多房屋,但当真的要建在某个社区时却遭到反对,进一步形容纽约市不是50年代的深南区,黑人隔离和剥夺公民权的『黑人歧视法』(Jim Crowism)不能存在于纽约市。

不否定到市长官邸示威亚裔维权大联盟的总召集人陈善庄表示,华人是因市府在游民所对华人的声音完全忽视,并在华人站出来反对时却遭到警察的暴力对待才被迫通过示威游行表达不满,亚当斯的这番言论无疑是试图以种族歧视之名打压抗议民众,污衊了民主精神,更伤害同为少数族裔的华裔群体。

他指出,以亚当斯身为市长之身分,他说话应三思、考虑清楚才能出口,这样的言论恐挑起华裔、非洲裔之间的对立,因此亚当斯应针对这番言论做出解释和道歉,否则华人会不惜一切力量,再组织集会到市政厅、市长官邸示威。

维权大联盟创办者罗维宗则表示,亚当斯本身也是少数族裔、又是一大城市的领袖,应更有职责成为华社与其他族裔的沟通桥樑,如今却说出这番话会,引起族裔间不必要的误会。他强调,华人与西语裔、非洲裔群体没有任何隔阂,反对游民所是出于对社区安全的担忧,不要曲解华人示威者的原意。

华人社区领袖凌飞则认为,滥用种族歧视是亚当斯的杀手锏,他每当感到压力时便会牵扯上种族问题,华人这次一定要站出来反击,无论是写信、发电邮给市府,或通过社交媒体施压,绝不能避不吭声,以免被市府抹黑、将舆论转嫁到华人身上

亚裔维权大联盟核心骨干陈宜昌、王孟新、陈秋英俤、黄启旺、江良安等人出席当天的记者会。

席卷美国的“政治正确”文化马克思主义”—威权(法西斯)主义人格,多元文化,女拳,LGBT”等观念的发明者犹太法兰克福学派

琉璃殿中 2023年10月27日 20:46
Gramsci Antonio
Gramsci Antonio
意大利的职业革命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1891~1937)为如何实现马克思的美梦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理论:要摧毁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先摧毁西方文化。他认为,马克思预言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在欧洲战争中如期爆发,是因为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糊弄了工人阶级。大家都信上帝了,谁还想去造反,去杀人啊。  怎么办呢?葛兰西认为只有摧毁基督教,干掉西方文化,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才能爆发,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考虑到工人阶级都快变成中产阶级了,没有闹革命的动力了。今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就甭指望工人了,而应由罪犯、妇女和激进少数派冲锋陷阵。葛兰西决定共产主义革命的新的战场不应该是经济领域而应该是文化领域,包括学校、教会、民间组织、文学、媒体、娱乐、科学和历史等。这些领域必须被彻底改造。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观点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由于葛兰西在文化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开创性的见解,他被后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教父”。
那个时代的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亲密战友,匈牙利共产党人格奥尔格·卢卡奇( György Lukács)也有类似的想法。卢卡奇曾于1918年当过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部长。在此期间卢卡奇意识到,如果家庭单位和性道德受到削弱,社会便会发生解体 (He knew that if he could destroy the West’s traditional sexual morals, he would have taken a giant step toward destroying Western culture itself.)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卢卡奇实施了一项专注于这两个目标的政策,他给它加上了“文化恐怖主义”(cultural terrorism)的标题。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儿童思想为目标,通过宣讲活动鼓励他们揶揄和拒斥基督教伦理。在这些活动中,儿童们被呈上色情图片,并被教导随意的性行为,也就是乱性、滥交。卢卡奇的高论得到了葛兰西的赏识,两人交流后一拍即合。就这样,文化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了。这两位一直到今天都被公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奠基人。
György Lukács
György Lukács
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尽管安东尼奥·葛兰西曾与当时的议员、后来的法西斯头子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在议会中密切合作,尤其是在对于斯大林的批评上他们情投意合,但在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于1922年上台后,葛兰西被视为对国家稳定的严重威胁,于是在1926把这位共产党领袖以”企图破坏意大利国家“为罪名关进了乌斯蒂卡的监狱岛。硬汉葛兰西在狱中没有闲着,他奋笔疾书,完他成了巨著《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那本书里面最鲜明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文化霸权是指通过意识形态或文化手段维持的统治或统治,即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信仰和利益。葛兰西认为,通过诸如学校,教堂,法院和媒体等社会机构传播意识形态(信念,假设和价值观),可以让被统治者认同统治者的统治。因此,谁控制了这些机构谁就控制着整个社会。葛兰西以此解释为什么马克思预言的工人领导的革命为什么没有实现。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不仅仅是阶级结构及其对工人的剥削,而且更是文化。马克思没有对意识形态的力量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西方社会的文化阻碍了无产阶级的起义。葛兰西在1929年至1935年间撰写的论文《知识分子》中描述了意识形态通过宗教和教育等机构再现社会结构的力量。他认为,通常被视为社会生活的独立观察者的社会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融入了特权阶层,并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他们充当统治阶级的“代表”,教导和鼓励人们遵循统治阶级建立的规范和规则。文化霸权说明了使西方文明成为现实的各种因素,从而阻止了共产主义革命。关键是要继续“阶级战争”,但同时要从内部破坏这些因素。这些因素是:基督教,权威,性约束,个人的责任,遗传性,法,真相,家庭,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社区,保守主义,语言,传统。葛兰西认为,媒体和学术界必须发布“反霸权”的信息,破坏和摧毁西方文化!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想是宏大的,构思是极富创意的,但他的一生却是坎坷的、悲壮的。被囚禁了8年后他终获出狱,不久他就英年早逝,告别尘世的喧嚣,到他祖师爷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欧洲的一颗巨星陨落。 
格奥尔格·卢卡奇的脑瓜子没那么死板。二战期间他躲在老东家莫斯科吃瓜。二战结束后他回到了已是苏联附庸国的匈牙利。充满讽刺意味的是,1956年发生了著名的“匈牙利反革命暴乱”,而这个马克思主义领袖居然是那场反革命暴乱的领导人之一,大水冲龙王庙啊!好在这家伙命大,没跟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目纳吉·伊姆雷(Imre Nagy) 那样被苏军法庭秘密处死,一直活到1971年。 
葛兰西和卢卡奇提出文化马克思主义,这只是该理论的草创阶段。他们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把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性的阐述并全面发展的,主要是一个名叫“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的功劳。 
The Frankfurt School of Critical Theorists
The Frankfurt School of Critical Theorists
法兰克福学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23年。那一年激进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格·卢卡奇受邀在德国法兰克福主持为期一周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他的那个独创性的见解使与会者深受启发和鼓舞,学者们一鼓作气建立了以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为蓝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库和研究中心。该中心最初的名字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但考虑到马克思的名誉不是很好,很多人讨厌马克思。于是这帮人选择了一个比较不露骨,低调一些的名称:“社会研究所”。这,就是日后在欧美和全世界如雷贯耳、影响卓著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所一开始的负责人是Carl Grünberg,但不久后他重病缠身。那个机构在1930年之前可以说是碌碌无为,成果寥寥。1930年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成为那个机构的头后,四处招兵买马,网罗了当时欧洲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那个机构变成了一个兵强马壮、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队(“The Institute began as a Marxist study group”),在那之后可以说是硕果累累,震撼世界。 
Max Horkheimer
Max Horkheimer
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方法论就是他们提出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按照他们自己的解释,批判理论是通过揭露制度和文化中的霸权对畸形社会(如奴役、不平等、压迫等)的制造和复制,以期启蒙人的自觉、反抗的意识和能力,以获得自由、解放的理论。
一句话:寻找和制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挑起仇恨,批判和摧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通过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的方法来实现马克思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文化成为“批判理论”研究的重心而不是经济。
受卢卡奇和葛兰西的启发和影响,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和经济理论转化为文化术语了,也就是重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方法以使之适应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老马他虽贵为天才但也一样犯了低级错误,轻视了文化在所谓“上层建筑”中的作用。而文化不仅仅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且应该是一个独立且非常重要的变量。如果只着眼于经济基础,整天盯着五斗米打馊主意,指望工人阶级闹革命,这特么扯淡!工人阶级早就颓废成中产阶级也就是小资产阶级了,还能指望他们?有多远滚多远去!
既然连工人老大哥都不行了,那还能指望谁领导共产主义革命呢?  这个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扯蛋了几十年都没有理想的答案。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法兰克福派的重炮手,号称“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表人物”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对此问题做出了响亮的回答:
一个由黑人、学生、女权主义妇女和同性恋者组成的联盟,将是承当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主力军(“a coalition of blacks, students, feminist women and homosexuals.”)。
马尔库塞同志厉害不?
马尔库塞的理论是卢卡奇的文化激进主义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拼接,最终产品就是成熟的完整的文化马克思主义。
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如今在美国以“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和“政治正确”著称著称。
哈哈哈,各位老铁找到了这两个词的出处了吧!看出名堂了没?对了,马尔库塞30年代随着法兰克福学派一起撤到了美国,1940年移民美国。 
Herbert Marcuse
Herbert Marcuse
文化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风生水起
在法兰克福学派创建不到十年的光景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这就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Germa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
简称纳粹(Nationalsozialistische)。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摇身一变,成了哥伦比亚社会研究所,这一股祸水被引来了美国。
我很奇怪,法兰克福学派是在1934年被踢出德国的,当时他们干嘛不直接去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苏联避难反而逃到资产阶级大本营美国呢?当时纳粹和苏联的关系好得很呢,有谁不准他们去吗?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多数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回到了德国,然而马尔库塞却留了下来。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从事理论研究,成果卓著,以至于到了60年代,他成为美国新左派(New Left)的理论大师、鼻祖,你也可以说他就是美国左派的张春桥哈。和老马、老列一样,这家伙也是个暴力狂。1965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压制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的论文,提出一个新观点:资本主义民主制可能具有极权主义的一面(capitalist democracies can have totalitarian aspects)。他主张一种不能容忍压制性(即右翼)政治运动的宽容形式(“he advocates a form of tolerance that is intolerant of repressive (namely right-wing) political movements”)。他最响亮的一句名言就是 “宽容就意味着对右边运动的不宽容,对左边运动的宽容。”(“Liberating tolerance, then, would mean intolerance against movements from the right, and toleration of movements from the left.”)。换在今天的意思就是:对ANTIFA和BLM的暴力行动要宽容,而对保守派就决不可以。就这一席话当年激怒了好多保守派学者,这不是要把右翼保守派斩尽杀绝吗?由于他的一系列暴力革命学说太扎眼,就连很多温和左派都不稀饭他的主张。
The United States in 1968
The United States in 1968
当年马尔库塞活着的时候,他的梦想只是仅限于梦中,一个也没有实现。如今他的许多美梦都被后人实现, 他对美国的影响在他死后的几十年一一实现了。例如前面提到的马尔库塞的得意门生之一 学术界称之为”little c communist,”的Angela Davis,正在成为BLM的有力支持者之一。马尔库塞的那句“宽容就意味着对右边运动的不宽容,对左边运动的宽容” 正在成为ANTIFA的座右铭。
马尔库塞的另一个奇葩理论是就是他深信要实现文化解放,彻底的性解放至关重要。在他的《色情与文明:弗洛伊德的哲学探究》(Eros and Civilization :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中就是这样表述的。正如那本书的副标题所揭示的那样,这本书是对新马克思主义与新弗洛伊德主义相结合的进一步尝试。1955年出版的《色情与文明》这本书引起了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关注,并很快成为当年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之一。由于这个论题的强烈的拉眼球效应,这本书成为热门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它著作也引起了众多学生激进团体的喝彩,并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各种著作作为教科书带入了世界各地的大学讲堂。马尔库塞的这一理论为1960年代的青少年性叛乱提供理智依据。电影《阿甘正传》里面讲了一点60年代美国的那场性革命,马尔库塞其实就是其精神导师。 
Sexual Revolution in 1960s
Sexual Revolution in 1960s
虽然他鼓动乱性和鼓励同性恋同志们扯旗造反,但他本人却是中规中矩的传统婚姻坚守者,如假包换的非同。顺便说一句,他的坟头上如今是杂草丛生,一派荒凉。ANTIFA该派人去经常给他扫墓了,以表示一下对老前辈的尊敬。
在美国的那些年中,法兰克福学派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成就卓著。那些学者的论文或著作可以说都是重磅中之重磅,篇篇都刺中西方文化的要害, 一直到今天仍然发光闪亮,照耀着千百万美国极左派战士们的征程。这里要说一下另一本书:《威权主义人格》(英文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亚马逊可以买到),作者是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 – 1969),此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重炮级的人物。纳粹执政后,他逃到美国,1938-1941年间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大本营纽约的社会研究所作研究。1941-1948年间他出任普林斯顿·拉杜克社会研究项目课题组组长,专门主持权力主义的研究。1948-1949年间,他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社会歧视研究项目课题组组长。
在他洋洋洒洒近千页的《威权主义人格》这本书中,最臭名昭著的部分,也是经久不衰的,是他发明的Adorno F量表(F是法西斯主义的F)(F-scale,The “F” stands for “fascist”),。F量表的目的是衡量通常由专制主义定义的反民主人格结构。F量表测试的得分高于80,表明该受试者可能患有严重的心理病理学。该量表专门检查以下人格维度:传统主义,威权主义的屈从,威权主义的侵略,宗教与道德。  换句话说,

你如果有很深刻的传统价值观念,

你服从权威,

你信宗教,

那么你可能具有权威主义性格,

有心理疾病,

你可能是个心理上的法西斯分子。

这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发明的这个心理测试,把社会过程与人格特征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忽略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的人们的文化差别。
这是致命伤。照这么个测试法,大部分美国的基督徒、保守派、穆斯林、西班牙裔,华人,包括您,都有可能具有法西斯人格。您怎么看?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除此之外,和其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这本书中有关性的见解也很奇葩。他把美国的传统的有关性别角色和性观念的看法重新定义为“偏见”,他将它们比作导致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传统。
跟马克思的基于经济地位的阶级斗争论不同的是,他将社会分为两个主要群体:一个是压迫者(男性)群体,另一个是受害者(其他)群体。他认为历史和现实是由控制传统制度的那些群体塑造的。男人和女人的社会角色是由于“压迫者”所定义的性别差别。性别这个东西不是自然产生的,并不是真实的,而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 Gender did not exist in reality, but was a “social construct”, 这个意思就是,性别这种东西本不存在,不过是社会压迫者群体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定义的一种东西,或者说是偏见。大男人需要压迫女人了,于是就凭空臆想出“男性”和“女性”出来,这样一来男性就可以压迫女性了。
这种荒唐透顶并违反科学的说法居然今天还在美国的大学课堂中被传授。你相信性男孩女孩一见倾心互相吸引这种事情是社会赋予的而不是天生的吗?你认为科学家通过科学实验确定的男女染色体的XX 和XY 并且由此造成的男女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不同纯粹是科学家们的臆想或编造吗?任何人如果相信了西奥多·阿多诺这套鬼话,自然地联想下去就会认为,既然性别不过是压迫者的偏见的结果,那么反抗这种压就要取消性别,就是要让XX=XY!  男人有权进女厕所!  我就奇怪了,如果性别是臆想出来的东东,那么为什么女性就可以怀孩子生孩子而男性就不能?  尽管如此荒唐,他这个理论早就成为美国民主党进步主义者的信条。事实上在美国取消性别的努力已经大获成功!  这些年来,同性结婚,变性人参军,变性人参加体育比赛,男女同厕都已经开始实现了。本届国会已经正式决定:取消有关性别的词,包括“男”和“女”的说法,统统取消!代之以中性词汇。 
对阿多诺这套谬论深信不疑的人们却无法在逻辑上自洽。一方面,他们蔑视人类传统的男女性别,认为那不过是社会强加于人们的而不是自然产生的,可以跟消灭偏见那样予以消灭。另一方面,他们却为LGBTQ群体强烈辩护,总是在强调LGBTQ性倾向是自然产生而不是被外人强加的,社会必须接受,并承认其合法性。
天才的他本应该发明一种C量表(C是共产主义的C)(C-scale,The “C” stands for “communist”),但他没有。原因显而易见,他崇拜的就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
文化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空前胜利
在前面一节中,我们看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是如何转战美国,布局美国,改变美国的。他们一开始只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所里的法兰克福学派,但很快他们就在美国找到了同志和战友。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借着美国“反种族主义”和“反越战”的运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当年那些愤青不想去越南战场和越共作战时,他们不能简单地说“我怕死”,而是要寻找理论上的支持。
文化马克思主义既给了他们提供了理论根据也给他们指明了方向,同时还用性滥交、吸毒等生活方式给他们以慰藉和刺激。当年那些反战愤青早已成为美国大学里的知名教授,媒体明星,政府高官。很少有媒体人或学者跟拍下那张荣获无数大奖的“西贡枪决”照片的埃迪·亚当斯(Eddie Adams)那样对当年的作品的片面性有所悔悟,绝大多数“颓废青年”仍然坚持他们当年的观点,继续向他们的学生传播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跟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他们很少直接使用“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标签以避嫌,但他们确实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文一开始提到的拜登的交通部长Pete Buttigieg的老爸Joseph Buttigieg就是一位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教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是用意大利语写的,那么是谁把他的这部巨作还有别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出版的呢?这个人就是Joseph Buttigieg。各位可以去亚马逊网站上搜索Joseph Buttigieg, 可以看到那本由他翻译的葛兰西的著作。 
实际上美国这一百年的变迁确实有些不过就是自然的演化和发展,但还有一些是精心设计的结果。这“精心设计”就是美国多年来的明显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指纹印记”的那些重大变迁。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指纹印记”,第一大特征就是妖魔化某些个群体,极度美化某些群体,以此挑起对立,制造仇恨。他们认为社会是由“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群体组成的。说通俗一点就算由“好人”和“坏人”构成的。马克思他本人的鉴定“好人”和“坏人”的依据是经济状况 —— 穷人是好人,富人是坏人。工人阶级是被压迫者,是好人。资本家是剥削者、压迫者、是坏蛋。马克思用这种制造仇恨的办法挑起工人和企业的对立,鼓动工人使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文化马克思主义不是根据经济状况来决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主要是根据文化等因素。如果还按照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状况决定论的话,那么索罗斯、比尔盖茨、小札、布林等左派大阔佬们统统是恶魔。  如今的左派划分好人和坏人的依据首先是种族:白人是坏人,黑人是好人。然后他们按照性取向划分好人和坏人:LGBTQ是好人,普通的男人女人则是坏人。另外就是按照宗教划分好人和坏人:基督徒是坏人,无神论者是好人。如果划分细致一些,白人男人是坏人,白人女人中的女权主义者却是好人。同是少数族裔,黑人是好人,墨西哥裔也是好人(尽管有些墨裔是白人),而咱们亚裔则是坏人。同样是宗教的信徒,基督徒是坏人,穆斯林却是好人。当然,就跟马克思本人一样,他们从来就没有直接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他们的理论宣传中明确地让人们感觉到谁好谁坏,因为他们明确地告诉人们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 
如今在美国你如果批评了黑人的任何缺点,那么你肯定是个种族主义者。乔治城大学最近开除了一位知名的女教授 Sandra Sellers,就因为她在教员讨论会上说了一句黑人学生成绩差。
你不愿意赞美同性恋吗?那你就有“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
你对非法移民大批涌入美国表示反对吗?那你一定抱有严重的仇外心理(xenophobia)。
你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吗?那你一定是在渲染和传播“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
马克思当年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这在美国从未实现过。但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却在美国成功地实现了政治正确专政(dictatorship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这,统统是在文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巨大成功!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指纹特征就是马克思的乌托邦梦想。人类曾经产生过不同种类的乌托邦梦想,从詹姆斯·希尔顿的香格里拉到陶渊明的桃花源,从赫西德(Hesiod)的“黄金时代”到中国人谈论了一百多年的“世界大同”,都曾经给人类某种美好的憧憬或幻想。马克思提出的乌托邦比别人的版本更加具体和明确,他想要打造一个没有宗教、没有国界、没有家庭、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私人企业、政府决定物质生产和财富分配的乌托邦世界,此所谓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一点,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唯一多出来的,就是没有环境污染和没有男女区别。马克思主义就是靠这个乌托邦俘获了成百上千万信徒。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比历史上其它的乌托邦更具有吸引力,更加具体,也看上去更有可能实现。说透了,更具有欺骗性。
在家庭解体的同时,乱性在美国越来越普遍,进而成了美国官方政策的一部分。60年代的乱性只是男性和女性颓废青年互相滥交,美国政府与之无关。如今美国的乱性是在政府的背书和准许甚至指导下的光明正大的行为,而且比1960年代更乱了。奥巴马当局曾经颁布一个行政命令,男人可以进女厕所、女更衣室、女子监狱等原来只可以由女性进入的地方,男人做这些下流事的时候只要声称自己心理上是个女人就行了。川普当局废除了了那个行政命令。拜登上台的第一天就恢复了奥巴马的厕所令,而且比奥巴马做的还要过分。马萨诸塞州的Somerville市于2020年6月正式通过法案,使该城市成为美国第一个允许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或多妻多夫组成家庭的城市。  2021年3月初,马萨诸塞州阿另一个城市剑桥市通过了同样的法律。这些恐怕是就连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多诺都不敢想的事情。阿多诺当年提出“性别不过是社会建构”,鼓吹取消性别。2021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正式禁止国会使用“他”、“她”、“父亲”、“母亲”、“兄弟”、“姐妹” 等跟性别有关的词汇。阿多诺的梦想成真! 

卢卡奇当年在匈牙利担任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部长的时候曾指导儿童滥交、乱性。

如今加州干脆把那些东西写入儿童性教育教材,光明正大地指导儿童如何做大人之间的那些事。

繁华渐逝:腹背受敌的中国经济(3万字长文)

编者按:

转自网路。文中的一些链接可能不工作。

原创 寇文红 丹江湖上钓鱼翁 2024年07月06日 08:22 上海

本文全面阐述我对中国经济的观点。

学术研究,请勿谩骂攻击。
全文约3万字,撰写花了我14个月。阅读需要60分钟。如果完全读懂,能受益30年。

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自身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我们这些普通人,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年代,更无法对抗历史趋势。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过,掀起的一粒灰尘,对个人来说可能便是一座大山,导致灭顶之灾。所以必须看清历史趋势、少踩坑。而决策者如果能认清经济在历史趋势中的位置,出台恰当的政策,避免不恰当的政策,少走弯路,就可以泽被苍生了。

引言:为什么要撰写本文?

我希望通过本文,阐述以下问题:

1、中国经济是如何陷入到今天这样的困境的?

2、不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如何助推经济走差的?

3、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已经陷入“腹背受敌阶段”?

4、这个阶段具有什么特征?

5、对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

6、政府应该如何延缓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7、普通人如何应对?

从2022年初开始,中国经济快速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出现螺旋下降的通货紧缩;房地产崩盘:价格大跌,居民大面积断供弃供,房企濒临倒闭,酝酿着金融风险;各行业倒闭企业增多,失业率明显上升;财政收入增速下降。

2022年四季度,中央放弃疫情封控政策、放松房企融资政策。所有人都以为,会出现“报复性消费”,经济很快就会修复。但事与愿违。2023年初至今(2024年7月),消费增速一直很弱,企业投资意愿持续低迷;PPI持续大幅负增长,CPI在0附近徘徊,处于通货紧缩状态(点击);M1、M2、社会融资规模、信贷余额同比增速等指标迭创新低;人民币(专题)汇率贬值压力巨大;货币政策效果日益下降,财政政策动作缓慢;目前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同比都是负增长,国税部门为了增收,倒查税收;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巨大,无力进行民生投资,纷纷预征过头税,或者增加行政罚没款;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经彻底放开,并且2024年5月17日开始试图通过降低首付比例和按揭利率来刺激居民购房,但效果堪忧(点击);全社会弥漫着悲观的气氛,自杀、恶性案件增多。

总之,如果说2022年之前,中国经济行驶是在相对平静的河面上航行,那么2022年之后就是在激流险滩上跌宕起伏,险象环生。

面对这样的经济困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官媒认为关键在于居民和企业“缺乏信心”,却说不出为什么会缺乏信心;体制内的学者连发生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通货紧缩”都不敢承认,有的“学者”还受命在媒体上发文,说根本没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简直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们受到严格的监管,不能对外公开提及“衰退”、“通缩”等敏感词语;也有人在幻想新一轮库存周期或产能周期会很快启动,带来股市大牛市。

学术界不对这些问题发表正确的见解,不知不觉就把话语权让给了缺乏专业素养的自媒体作者。这些人为了吸引眼球,胡编乱造一些缺乏常识、毫无逻辑的观点,冠以骇人听闻的标题,到处传播,把仇恨的矛头引向金融行业、资本、外国人,来误导民众,激发民粹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点击)。这对解决经济问题有弊无利。

官员们对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要么缺乏清晰的认识,懵懵懂懂;要么抱残守缺,心存幻想;要么心知肚明,却无能为力。而没有正确的认识,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有的地方官员以为,居民不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场景,只要组织烧烤节、夜市街就能拉动消费;地方政府为了度过财政困难,在应该放水养鱼时,却预征过头税、罚没款,破坏营商环境,并纷纷提高公用事业价格(点击12);央行应该大幅降息,却犹豫不决、缩手缩脚,导致实际利率居高不下(点击12);中央财政应该尽快大幅加杠杆,却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在应该大力刺激消费时,以为发放一点补贴就能带动居民采购耐用消费品、带动企业更新设备。

显然,这些做法只会浪费更多时间,走更多弯路。必须先搞清楚中国经济的症结在哪里,然后才能对症下药,避免浪费时间,错过时机,做无用功。

2023年5月,我开始思考经济为什么难以修复的问题,逐渐从以前习惯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理论分析问题,转向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分析问题。循着这个思路,可以完美地解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所有现象。随后我围绕着这个思路,撰写了十几万字的研究报告。

2023年初,辜朝明的新书《被追赶的经济体》中文版上市。我发现可以把他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被追赶的经济体”概念都纳入到我的分析框架下。在我的框架下,必然可以推出这两个经济现象。

2023年3月中旬,我计划将这些思路和观点汇总成一本书。但随后家里连遭变故,不得不每日奔波于医院之间,只能挤出一些碎片时间做研究。

本文是对已经完成部分的汇总。限于篇幅,以阐述观点为主,具体的逻辑、数据、图表、论证和参考文献,都放在文中带下划线的超链接里,可以点击查看。还有更多问题有待深入讨论。

一、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以TFP和自然利率为核心

(一)分析框架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首先介绍我分析中国经济的框架(图1)。具体来说:

逻辑链1:长期内,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狭义的技术进步、要素质量、要素配置效率、组织管理效率、制度创新、规模经济、研发投入、开放度、市场化、金融发展、基础设施等)决定全要素生产率(TFP)。

逻辑链2:长期内,经济中的真实因素(广义的技术进步、资源禀赋、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经济体制、分配制度、监管制度、战争、资本积累等)决定自然利率和潜在经济增速。

逻辑链3:短期内,需求侧因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外生的需求冲击等等)决定企业的采购、生产、持有库存、销售行为,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居民和政府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这些是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进而决定总需求的短期波动。

逻辑链4:慢变量(TFP、自然利率)决定现实中的实际利率和GDP的长期趋势;短期快变量(总需求)决定现实中的实际利率和GDP的短期波动。

逻辑链5:短期内,供给侧因素(战争、气候、疫情、事故、限产等)与总需求一起决定通货膨胀率。

逻辑链6:短期内,实际利率、实际GDP增速、通货膨胀率一起决定名义GDP增速。

逻辑链7:短期内,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市场交易因素与预期,一起决定名义利率。

逻辑链8:名义GDP增速、名义利率、市场竞争因素等一起决定企业的营业收入、现金流情况。进而与税收制度一起决定企业的盈利指标(销售净利率、ROE等)。进而决定企业的扣非归母净利润,从而决定企业的EPS、EPS增速。

这些逻辑链(传导机制)在学术上都是无懈可击的,详细的讨论和分析见这里

图1  分析宏观经济的框架
图1  分析宏观经济的框架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这个分析框架的特点是:

1、将真实因素纳入分析,抓住了经济增长的最本源。

面对中国经济的乱象,有人认为是总需求走弱导致的,有人认为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有人认为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的。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表象。

根源在于:改革滞后;国企民企二元结构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低效率;创新能力不足;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恶化;要素成本上升;地区、行业发展不平衡;等等。这些共同导致实体部门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下降。要解决问题,必须从真实因素着手,才能够治本。

2、以全要素生产率和自然利率为核心,投资的边际回报率贯穿始终

在图1中,真实因素决定TFP和自然利率,进而决定了经济中的所有回报率(名义利率、实际利率、企业净利率、ROE等等)。核心是TFP和自然利率。

自然利率本质上是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下资本的边际投资回报率,它是经济的真实因素决定的,与货币政策本身和价格因素无关。

自然利率是衡量货币政策宽松程度的标准,或者说是货币政策的锚。如果自然利率高于现实中的实际利率,则货币政策是紧缩的;如果自然利率低于现实中的实际利率,则货币政策是宽松的;如果二者相等,则货币政策是中性立场。点击1234可以查看相关观点、讨论和参考文献。

整个分析框架都以全要素生产率和自然利率为核心,它们的变化决定了所有的经济现象。

图2  自然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锚
图2  自然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锚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二)自然利率的长期趋势:从公元前到AI科技革命

一个“典型”国家的自然利率长期趋势可以如下(点击查看具体论证):

图3  自然利率的长期趋势
图3  自然利率的长期趋势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它的自然利率水平很高(点击查看原因)。

17世纪,它像英国一样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开启了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金融机构、金融组织、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逐渐完善,自然利率不断下降。

到18世纪末期(图3中B点),它像英国、西欧一样开始第一轮科技革命,进入蒸汽时代。技术进步带来了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上升,自然利率从B点反弹到C点。这次科技革命在1840s结束,机器大生产成为普遍现象。

1850s之后,随着蒸汽革命过去,技术进步放缓,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下降,自然利率从C点下降到D点。这正是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生活的年代。他们观察到资本家的投资回报率在下降,将其当作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并且认为无法解决。他们观察到无产阶级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贫富差距在急剧扩大,认为这必然会激起无产阶级的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必将灭亡。不过辜朝明(2023)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经济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跨越刘易斯拐点(F点)之前必然出现的现象。

到19世纪末,它像美国、西欧一样开始第二轮科技革命(电气革命)。这次科技进步带来了投资回报率的上升,自然利率再度反弹,从D点反弹到E点。这是熊彼得(1883-1950)生活的时代,他观察到了创新对生产率的极大提升,于是非常推崇创新的作用,将其加以理论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50年前后,这个经济体像美国一样开始第三轮科技革命(核能、电脑、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等)。技术进步使自然利率从F点反弹到G点。到了1960s,技术进步速度逐渐放缓,自然利率从G点开始下降。

到1970s,它像美国一样,技术进步速度放缓,要素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消失,自然利率下降。此后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疫情,都使它的自然利率降得更低,接近于0,甚至是负值。

从2022年底、2023年初开始,人工智能技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人们将其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认为能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自然利率将从I点再度反弹,但是目前尚不确定。

图3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体,现实中每一个经济体都可以在图3中找到自己所处的阶段。迄今为止,学术文献揭示,1960s之后的美国、加拿大(专题),1970s之后的欧元区、1980s之后的日本(专题)、1990s之后的韩国、2000s之后的中国以及其他各国,自然利率是普遍下降的。原因在于,它们研究的恰好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技术进步放缓的阶段。

自然产出(潜在GDP)增速的趋势,与自然利率的趋势基本上是相同的。

从图3还可以看出,自然利率的上升和下降阶段持续的时间很长,长过一个人的一生。政府(决策者)可以决定一部份真是因素,例如通过体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等,提高自然利率,延缓它的下降,但很难扭转它的长期下降趋势。个人更难与它的长期下降趋势对抗。

所谓“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自身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用在这里恰如其分。我们这些普通人,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年代,更无法对抗历史趋势。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过,掀起的一粒灰尘,对个人来说可能便是一座大山,导致灭顶之灾。因此必须看清历史的趋势、少踩坑。而决策者如果能认清经济所处的位置,出台恰当的政策,避免出台不好的政策,就可以泽被万民了。

(三)辜朝明的理论作为上述分析框架的一部分和必然结果

辜朝明(2008,2023)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被追赶的经济体”等概念。在辜朝明(2023)中,他拓展了刘易斯(William A. Lewis,1954)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Pursued Economy)的概念,把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点击),分别是:

1、刘易斯拐点前的“城镇化阶段”

在经济达到刘易斯拐点(图3中F点,图4中K点)之前,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但工资基本不上涨。在这一阶段,厂商获得的报酬总额增速远高于劳动力获得的报酬总额增速。并且由于厂商的人数远远少于工人人数,因此厂商快速完成资本积累,工人则只能维持较低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有限,贫富差距会扩大,收入不平等加剧。

2、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的“黄金时代”

当经济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于是居民收入上升,消费能力得到提升,贫富差距缩小。所有人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甚至低学历、缺乏技能的人也很容易找到工作,投资和消费都比较强劲,人们对未来预期非常乐观。因此辜朝明将这一阶段称为“黄金时代”。

在这一阶段,由于企业和居民对贷款需求旺盛,很容易推高货币乘数,因此货币政策非常有效,容易出现通货膨胀。而财政政策由于会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因此效果有限。只有在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时,财政政策才比货币政策有效。

3、“被追赶的阶段”

随着国内劳动力逐渐被吸纳,工资上升,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对应图3中,自然利率降低到H点。相比之下,一些比本国经济起飞较晚、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低,投资回报率高。因此企业开始“出海”,去后进国家投资。

企业出海投资,一方面导致本国经济增速放缓,消费增速下降,只有那些具有创造力、能够通过学习提高自身能力的人才能获得高收入,而那些不能适应发展的人(尤其是被其他国家竞争对手替代的制造业的工人)将失业。于是贫富差距再度扩大。另一方面会带动落后国家经济开始起飞,追赶先进国家。因此辜朝明将这一阶段称为“被追赶的阶段”。表现在图4中,即劳动力需求曲线移到了D4,与水平的“全球劳动力供给曲线”交于R点。

为了方便,我参照“刘易斯拐点”,把图4中的P点称为“辜朝明拐点”。

经济体处于“被追赶阶段”时,国内缺乏投资机会,企业融资意愿低,居民消费意愿低。换言之,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利率下降,甚至利率降到很低都无法吸引投资,货币政策的效果大大下降。此时财政政策不会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因此财政政策效果更好。如果恰好又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就更是如此。

图4  对辜朝明(2023)“被追赶的经济体”框架的改进
图4  对辜朝明(2023)“被追赶的经济体”框架的改进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辜朝明没有深究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被追赶阶段”的根源。图3已经展示了我的观点,即根源是真实因素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例如在图3中,当自然利率下降到H点时,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也缺乏低成本的劳动力,导致企业在国内投资无利可图,只好出海投资,造成本国制造业空心化。也正是因为投资回报率下降,经济特别容易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详见下文)。

以中国为例:

在1978年之后,制度变迁释放的制度红利、低廉的要素价格、学习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大量的要素投入、人力资本的发展等真实因素,共同带来了广义技术进步;进而导致TFP增速、潜在GDP增速、自然利率上升;进而带来了现实中GDP增速上升、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这个过程,也就是工业化过程;也是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推进城镇化的过程。

但是2008年之后,TFP增速下降到0附近(点击);2000年之后,自然利率一直在下降;2010年之后,潜在GDP增速逐步下降;最终带动现实中GDP增速下降,边际回报率下降。2004-2012年之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跨越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成本开始快速上升。

从2010年至2021年,自然利率和潜在GDP增速虽然在下降,但下降比较缓慢。由于房地产、基建、出口的拉动,以及新兴产业的崛起,GDP增速还算较高,工人工资上升。这就是辜朝明(2023)说的“黄金时代”。

但是2022年的疫情封控,严重压低了中国的TFP增速、自然利率和潜在GDP增速,使经济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点击)。叠加人口老龄化,投资边际回报率快速下降,迫使企业加快出海,经济跨越“辜朝明拐点”,进入“被追赶阶段”,或者说进入了前有围堵(美日欧),后有追兵(东南亚、南亚、拉美)的“腹背受敌阶段”(点击)。

换言之,辜朝明只指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被追赶的经济体”现象,没有深究其根源。而按照我的框架,秉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随着真实因素决定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必然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进入“被追赶阶段”。这样辜朝明的范式就成为我的分析框架的一部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被追赶的经济体”就成为我分析框架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经济是如何陷入当前的困境的?

(一)2022年的严格封控,压低了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点击

在2020年之前,中国自然产出(潜在GDP)增速大约是6%。按照孙国峰和Rees(2021)的估算,2000s初中国自然利率约为4%,2019年底降到约2%。

图5 中国的自然利率
图5 中国的自然利率

资料来源:孙国峰和Rees(2021)

在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短暂地受到疫情的影响。到2020年5月,疫情就得到了控制,经济基本恢复正常。此后欧美陷入疫情,经济活动停摆,供应链中断,对我国商品需求增加,我国出口大幅增长。因此直到2021年底,中国经济增速都还不错。

但是,2022年初,欧美经济逐步正常化,对我国商品的需求下降。同时Omicron开始在我国蔓延。面对这一传染性强、毒性下降的变种,我国没有及时放松封控政策,而是更加严格地封控。各地纷纷实施了严格的、长期的封控,压低了TFP增速、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增速。主要传导机制包括(点击查看详细分析):

1、迟滞效应(hysteresis effect)导致企业投资开支和研发开支下降。

2、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疫情防控,导致投入生产、研发的要素减少。

3、导致技术进步放缓(点击12)。

4、疫情防控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5、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6、疫情期间劳动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少子化加重。

7、劳动参与率下降。

这些传导机制与2008年金融危机类似,使TFP增速、自然利率、潜在GDP增速下了一个台阶。在2023年7月,我认为中国的自然产出增速已经下降到了5%左右,自然利率被压低到了1.5%甚至以下(点击)。

这样,2022年以来,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企业边际投资倾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人口老龄化延续,技术进步继续放缓,国进民退导致的低效率继续存在,因此自然产出增速、自然利率还在继续下降。

(二)严格封控和行业整顿政策,推高了自然失业率(点击

2020年以来,尤其2022年以来的疫情、封控政策及迟滞效应还推高了我国的自然失业率,传导机制如下:

1、疫情封控导致人员流动不畅,信息不畅,推高摩擦性失业;

2、疫情期间的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导致部分人失业;

3、实施了行业整顿政策,包括:

【1】2020年开始整顿平台经济,到2022年4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告一段落。

【2】2021年开始整顿教育培训行业,到2022年告一段落。

【3】2020年8月央行、银保监会等机构针对房地产企业提出“三道红线”指标,限制房企融资,一方面导致大量房企无法融资,濒临倒闭,只好于2022年10月之后又放开房企融资;另一方面,没有及时放松限购限贷,导致房价暴跌,居民资产缩水,资产负债表恶化,一直到2024年5月17日才基本放开。

【4】2023年开始整顿金融行业。

这些整顿政策中,有的有民粹主义的意味。对房地产调控过头之后又没有及时调整。这些整顿政策恰好与疫情重叠,使这些行业运行受到双重打击。在行业整体萎缩和人员流动不畅的情况下,这些专业性较强、就业面较窄的失业者很难再就业,推高了结构性失业。

4、企业的理性选择(往届生困境)

疫情导致应届毕业生就业困难,毕业即失业,只能在家啃老,考研或考编。疫情过去之后,他们再找到专业对口工作的难度会成倍增加,因为:【1】企业会怀疑他的能力;【2】他毫无相关工作经验,只能当应届生用;同时他又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企业会觉得不如应届生好管理。这在企业看来是最优的理性选择,但客观上导致了结构性失业上升。

5、迟滞效应。

疫情导致短期经济波动,进而导致劳动力失业,不仅他的工作意愿受到打击,还可能失去工作技能,导致他难以再就业,永久地退出劳动市场。即自然失业率上升了。

自然失业率的上升一直持续到现在,目前很可能还在上升。2023年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6月城镇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高达21.3%。2023年 8月开始停止发布该数据,对统计口径进行调整。2024年1月开始发布城镇16-24岁青年(不含在校学生)调查失业率,2023年12月是14.9%,2024年5月是14.2%。从草根了解来看,实际情况肯定更严重。

由于上升的是自然失业率,因此很难通过需求扩展降低。当然,需求也很难扩张。

(三)2022年的严格封控,损害了各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点击

1、非金融企业主动缩表

2022年各地长时间大面积封城,纷纷成为经济孤岛,供应链中断,企业现金流受到影响,营收和利润增速下降,杠杆率上升。虽然2022年底已经放弃了动态清零政策,但悲观预期叠加PPI同比转负,导致企业收入、利润增速下滑的态势难以扭转。企业发现自己的收入、利润增速在下降,库存在减值,资产在缩水,但负债却没有减少,即资产负债表恶化了。企业被迫收缩资产负债表,归还贷款、减少投融资,准备过冬。

甚至一些高科技企业都出现裁员、倒闭,这无疑会导致中国科技进步的速度放缓,埋下未来全要素生产率、自然利率、潜在GDP增速进一步下降的隐患(点击12)。

2、居民资产缩水,主动削减消费。

2022年各地长时间大面积封城,居民收入下降,疫情结束遥遥无期,逐渐形成悲观预期;叠加房价、股市、基金大跌,居民资产缩水,负债却没变,即资产负债表恶化。于是居民主动削减消费,归还债务,追求负债最小化。

3、政府财政吃紧,有心无力。

2023年6月,我在分析投资和消费为什么复苏缓慢时,认为中国经济在下图6右上方绿色方框那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配合,单纯靠经济自发地调整、然后复苏,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随时可能被各种因素打断,导致复苏中断。

图6  漫长的自发传导机制
图6  漫长的自发传导机制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总之,从2022年开始,中国经济发生了严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同时陷入“腹背受敌阶段”(点击)。必须尽快采取强力的刺激政策:

1、中央财政主动加杠杆,扩张中央财政,代替地方财政、企业和居民来拉动经济。

2、把刺激消费作为重点,直接改善居民的财务报表,刺激消费。建议中央财政直接给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符合特定条件的中低收入家庭发现金、大幅减税,降低存量房贷的按揭利率。而不是只给消费者购买耐用消费品减免税收或发放一点补贴,或者发放几元钱的消费券,这样毫无意义。

3、直接改善企业的财务报表,扭转企业的预期。降低一些行业的准入门槛,吸引民营资本进行投资;继续改善科技企业融资环境等。

4、货币政策进行配合,大幅下调LPR利率。

然而不幸的是,央行和财政部门抱残守缺,反应缓慢,导致至今经济依然在图6右上角的绿色方框那里。

三、中国经济在2022年陷入“腹背受敌阶段”

图3和图4给展示的都是“典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按照辜朝明(2023)的观点,美国在1947年跨越刘易斯拐点,进入“黄金时代”;1970s跨越“辜朝明拐点”,进入“被追赶阶段”,被日本追赶。

日本在1960s中期至1990s中期处于“黄金时代”,持续了30年。1990s中期之后处于第三阶段,被韩国、台湾(专题)省和中国大陆追赶。

韩国和台湾省在1985年越过刘易斯拐点。1985-2005年处于第二阶段“黄金时代”,持续了20年。2005年进入“被追赶阶段”,被中国大陆追赶。

辜朝明对这些时间点的划分,显然是基于学术研究做出的。例如南亮进(Minami,1968)论证过,日本在大约1960 年到达了刘易斯拐点。

对于中国,辜朝明(2023,p.105)认为,中国在2012年之前处于第一阶段,2012年跨越刘易斯拐点,进入“黄金时代”。认为目前中国依然处于“黄金时代”。

我认为,中国经济很可能从2022年开始已经进入了“被追赶阶段”,开始被东南亚国家甚至拉美国家追赶。具体论证见这里。大体来说:

第一,2022年,中国的自然利率已经下降到与1970年的美国、1990s中期的日本类似的水平。

第二,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已经低于潜在竞争对手。

第三,2022年开始,企业被迫开始加快“出海”。

从2022年开始,企业家普遍意识到:【1】东西方走向对抗的背景下,逆全球化加剧,美欧在东南亚、拉美加快培育供应链,来替代中国企业;【2】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严重。出海俨然成为很多企业为了自救、生存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出海,在东南亚、拉美甚至非洲建厂,意味着这些地方的经济将起飞,实际上,东南亚、印度(专题)、非洲很多国家的GDP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只要有需求,它们的供应链将逐渐完善起来,逐渐替代中国。越南、泰国、老挝、缅甸、印尼、印度等国将成为中国的主要追赶者。

第四,中国从2022年开始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驱使中国进入“被追赶阶段”。

总而言之,2022年的严格封控,一方面导致中国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另一方面压低了中国潜在GDP增速和自然利率,导致中国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使中国在2022年已经跨越了“辜朝明拐点”,进入了“被追赶阶段”。

中国所处的“被追赶阶段”,与当初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完全不同。主要在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欧洲、印度等对中国抱有严重的敌意,试图在科技、贸易、供应链乃至国际政治、军事等方面全面挤压和遏制中国;并且企图扶持东南亚、印度、墨西哥,打造新的供应链来代替中国供应链。

即中国面临的是前有围堵、后有追兵,腹背受敌的状况。

因此,我更愿意将其称为“腹背受敌阶段”。

四、央行没有及时大幅降息,导致实际利率居高不下,放大经济波动

(一)央行错误地坚持所谓的“黄金法则”,刻舟求剑(点击

如前所述,2022年以来的疫情、封控政策和迟滞效应压低了我国的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在2019年底,中国自然产出增速大约是6%多一点,2022年下降到了5%左右;2019年底,自然利率大约是2%(孙国峰和Rees,2021),2022年很可能已经下降到了1.5%甚至更低。

2022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实际利率在4%以上。实际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意味着货币政策是紧缩的,需要大幅降低名义利率(LPR),把实际利率压到低于自然利率。

然而,当时央行一直遵循所谓的“黄金法则”,即实际利率与潜在GDP增速大体相等。时任央行行长易纲(2021、2023)曾经多次阐述为什么要遵循“黄金法则”。他认为:

“理论上,自然利率是宏观经济总供求达到均衡时的实际利率水平…….中长期看,宏观意义上的利率水平应与自然利率基本匹配。由于自然利率是一个理论上抽象出来的概念,具体水平较难估算,实践中一般采用“黄金法则(Golden Rule)”来衡量合理的利率水平,即经济处于人均消费量最大化的稳态增长轨道时,经通胀调整后的真实利率r应与实际经济增长率g相等。

若r持续高于g,会导致社会融资成本高企,企业经营困难,不利于经济发展。r低于g时往往名义利率也低于名义GDP增速,这有利于债务可持续,即债务杠杆率保持稳定或下降,从而给政府一些额外的政策空间……总体上r略低于g是较为合理的,从经验数据看,我国大部分时间真实利率都是低于实际经济增速的,这一实践可以称之为留有余地的最优策略。但r也不能持续明显低于g,若利率长期过低,会扭曲金融资源配置,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资金空转等问题,超低利率政策难以长期持续。”

当时央行的利率政策正是遵循他的这一思路。例如2023年5月25日发布的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1就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一直到2023年,易纲(2023)还坚持认为:

“经济学理论中,一般参考泰勒规则和黄金法则等来衡量合适的利率水平。比较来看,泰勒规则强调短期逆周期调节,黄金法则(Phelps,1961)阐述了一条储蓄和投资的最优路径,此时消费也得到了持续满足,因此效用函数最优化。黄金法则是长期稳态的最优解,给我们的启示是实际利率应约等于潜在增长率,利率太低或太高都会产生不良后果。黄金法则对货币政策短期操作指导意义不大,但对较长时期时间序列验证是有意义的。黄金法则可以提供一个长期最优增长轨迹的衡量标准。”

2023年7月,我撰文指出“黄金法则”是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推导出来的(点击)。这些假设条件包括:

【1】 经济是完全竞争性的;

【2】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且完全是劳动扩张型的。

【3】不存在外部性。

【4】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

【5】劳动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劳动力总量按照外生的速度γ指数增长。

然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都是不可能成立的。

【1】我国经济显然不是完全竞争性的,国企民企二元结构使民企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经过2016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每个行业的集中度都在提高;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点击)。

【2】几乎所有研究我国技术进步的论文都指出,我国技术进步不完全是劳动扩张型的。大多数研究发现,我国的技术进步是偏向劳动扩张型,美国的情况也是类似的(点击)。

【3】经济中不可能不存在外部性;

【4】生产函数当然也不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5】劳动供给绝不是无弹性的。尤其是中国在2012年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短缺日益严重(点击)。

等等。总之,“黄金法则”的前提是不成立的。因此在现实中,“黄金法则”不可能成立。

退一步说,“黄金法则”说的是“实际利率约等于潜在GDP增速”。由于CPI在不断变化,因此按照“黄金法则”,应该根据CPI调整名义利率,使实际利率保持相对稳定。

2022年三季度之后,随着经济走弱,CPI下降很快,名义利率下降缓慢,实际利率在快速上升(图7中红线),已经远高于自然利率。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其实是收紧的。那么即使根据“黄金法则”,也应该大幅下调名义利率,把实际利率压低到2%以下。

图7  中国的实际利率
图7  中国的实际利率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孙国峰和Rees(2021)

(二)在应该大幅降息时,却按兵不动,人为放大了经济波动

但是央行没有这么做,而是迂腐地坚持名义利率不变,导致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这是一种刻舟求剑的做法,会放大经济的波动。我当时用下图8来说明这个问题。图8中,潜在GDP增速(即自然产出增速,黑色实线)和自然利率(黑色虚线)长期下降,这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

在t1时刻,经济处于A点,此时GDP低于潜在GDP增速,存在负的产出缺口,物价低迷(绿色虚线)。这也符合我国2022年以来的实际情况。

如果央行坚持黄金法则,不下调名义利率(没画出来),或者下调的幅度很小,则实际利率(粉色实线)会不断攀升,经济主体不堪重负;于是GDP增速沿着蓝色实线持续下滑。由于缺乏政策的支持,经济自发调整非常缓慢,若干个季度之后,到t2时刻,经济处于C点。此时依然存在负的产出缺口,CPI较低,实际利率较高,经济非常疲软,经济主体(企业、居民、政府)处于漫长的痛苦之中,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并且企业和居民对未来预期悲观,倾向于收缩资产负债表,削减投资和开支,导致经济持续疲软。

相反,如果央行放弃黄金法则,决定遵循泰勒规则、或参照自然利率行事,及时下调名义利率(没画出来),使实际利率下降沿着粉色虚线前进,等于或略低于自然利率,则经济主体的融资成本下降,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不再恶化。GDP增速将沿着红色虚线前进。若干个季度之后,到t2时刻,经济处于B点,大体和潜在GDP增速一致。如果能一直维持实际利率和自然利率一致(即央行保持货币政策中性立场),则GDP增速也可以保持与潜在GDP增速一致。

图8  坚持黄金法则与放弃黄金法则下的经济走势比较
图8  坚持黄金法则与放弃黄金法则下的经济走势比较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绘制

总之,在经济疲软、物价低迷阶段,如果央行拒绝下调名义利率,就需要居民和企业扛过经济低迷,痛苦地走完整个经济周期,再慢慢复苏。这需要漫长的时间,还会加大经济的波动,使经济主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福利损失),与央行福利最大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并且复苏过程还可能因为各种因素被打断(图6)。

基于这些分析,我建议央行尽快大幅下调LPR,至少使实际利率下降到2%附近(点击)。即便这不能刺激消费和投资,也可以营造宽裕的流动性环境,使地方政府、企业、居民能够以很便宜的利率贷到资金,将其持有的高息负债置换出来,改善资产负债表,延缓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速度和势头。

2023年7月25日,央行行长易人。此后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黄金法则”的描述。但是一直到2024年2月20日,才下调了LPR。

2024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灵活运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意味着未来会继续降准降息。我认为这是对之前降息迟缓的矫正。认为未来一年LPR应该降低50-70BP。另外,应该加快深化改革和鼓励创新,推迟零利率和负利率时代的到来(点击)。

(三)惯性思维,跟不上形势

既然“黄金法则”有那么明显的弊端,为什么央行前行长会坚持这个法则?我认为,这是惯性思维导致的(点击)。

经济处于“黄金时代”和处于“被追赶的阶段”,表现是完全不同的。在“黄金时代”,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中产阶级队伍快速发展壮大,人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红利,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自信,投资和消费增速强劲,货币乘数较高,经济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倾向。但在“被追赶阶段”,大多数人收入增速下降,消费能力下降,货币乘数下降,通货膨胀问题要小得多。

但是人们(包括经济学家、央行行长和政府决策者)往往意识不到经济已经进入了“被追赶阶段”,还抱着“黄金时代”的思维惯性,容易把“黄金时代”经济指标的趋势简单外推。辜朝明(2023,p.159-160)认为,尽管所有发达经济体当前都处于被追赶阶段,但无论是经济学教科书还是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无法摆脱“黄金时代”的惯性。

具体到Phelps(1961)的“黄金法则”来说,他提出“黄金法则”是在1960s,当时美国正好处在“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的黄金时代”,工人工资不断上升,投资和消费增长旺盛,技术进步迅速,投资回报率高。因此Phelps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储蓄(资本积累)路径,能够使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完全没想到若干年后,会出现大规模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储蓄过剩、投资不足的问题。

在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2022年,中国从未出现过真正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在1990s至2010年,地方官员一直在参加GDP锦标赛、投资饥渴症。2012年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投资、GDP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还是比较高的,居民收入和消费也维持了较高增速。在这期间,虽然发生过总需求不足的问题(1998-2001,2008,2018),但都很快被改革或扩张政策熨平了。居民和企业对未来充满信心,即便是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亦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前任行长自然也会对未来抱着乐观心态,认为GDP将趋势性地维持较高的增速,自己要考虑的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能够使居民福利最大化。完全没想到2022年之后会突然出现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借款人消失,资产负债表衰退,过往的政策已经不再适合新的经济形势。

事实上,在2022年下半年经济回落的过程中,从政策制定者到市场研究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总需求的回落是暂时的,是疫情封控限制了消费场景,影响了生产活动。只要放开疫情管控,居民就会“报复性消费”,企业就会开足马力生产,经济增速会很快恢复的疫情之前。一直到2023年4月之后,大家才意识到,居民和企业在继续缩表,消费和投资的恢复是非常弱的,需要漫长的过程。

这种惯性思维也影响到了对实际利率的认识。在“黄金时代”,由于需求旺盛,容易出现通货膨胀。尤其是,在2010年至2021年,中国的房价高速增长。央行自然倾向于维持较高的名义利率,以便维持较高的实际利率,这样一方面可以控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可以控制房价。但是经济进入“被追赶的阶段”后,通货膨胀不再是个大问题,而是有发生通货紧缩的倾向,加上发生了资产负债表衰退,此时名义利率僵化就容易导致实际利率飙升,对经济造成损害。

(四)在应该改善居民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时,却鼓励买房,将导致它们资产负债表更加恶化

2021年以来,房地产库存积累,价格大幅下跌,大量居民断供、弃供。房企无法回笼资金,银行无法收回贷款,面临金融风险。

5月17日,央行宣布了刺激房地产的政策:取消购买商品房贷款利率下限;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把首套房的首付比例下限从20%降至15%,二套房从30%降至20%;设立3000亿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预计将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期限一年,可展期4次,利率1.75%。发改委则要求:商品房库存较多城市,政府可以需定购,酌情以合理价格收购部分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点击12)。

至此,房地产刺激政策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宽松的了。

在地方政府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恶化的大背景下,不仅没有帮它们改善资产负债表,反而推出了这样的房地产刺激政策,本质上是想让已经负债累累居民和地方政府继续加杠杆,增加负债,把房地产商和银行的杠杆接过来,降低房企和银行的违约风险。换句话说,决策者在“改善居民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与“为房企和银行纾困”之间,选择了后者。我猜可能是因为前者更遥远,而后者更紧迫。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长期看,这会导致居民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居民消费能力更加萎缩;地方政府负担将进一步加重,更加无力进行基建投资和民生建设。最终会给未来经济带来需求不足的隐患,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更加严重。甚至可以说,房地产刺激效果越好,成交量越大,对未来经济的拖累会越严重(点击)。

五、财政政策不仅没有及时强力扩张,反而人为制造紧缩

(一)中央财政在应该尽快大幅加杠杆时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2022年以来,中国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腹背受敌阶段”。居民主动削减消费,企业主动削减投资,追求负债最小化;而地方政府由于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无力扩张资产负债表。那么就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扩张资产负债表、拉动经济、减缓经济下行。

用辜朝明(2023)的范式来说,就是企业和居民已经不愿意借款,那么政府应该充当最后的借款人,使信用创造过程能够持续下去,创造需求。

原则上说,在“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腹背受敌阶段”,货币政策的效果远远不如财政政策。

因此,2023年二季度,当发现经济恢复乏力、居民和企业仍在缩表时,中央财政就应该尽快扩表,主动扩大财政赤字,主动加杠杆(点击)。比如可以:

【1】通过重点建设项目拉动投资;设立各类大型产业基金,投资于高端科技项目、“卡脖子”项目,吸引民间资本一起进行投资等。

【2】给企业大幅减税,直接改善企业的负债表,放水养鱼。

【3】给特定家庭发放现金,直接改善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刺激消费。

采取这些措施速度要快,力度要大,才能尽快扭转经济主体的悲观预期,切断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传导机制。

但是2023年开始,中央财政似乎对经济面对的困难认识不清楚,一直畏首畏尾:

【1】财政支出扩张的力度不够大。2023年上半年,各界就不断呼吁发行特别国债挽救经济,但迟迟没有动静。一直到2023年10月25日(新财政部长上任的第二天)才宣布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2023年全年财政支出增速只有5.38%,比2022年还低。财政赤字比2022年只上升了1个百分点。

【2】不愿意直接给特定家庭发现金,似乎担心这会违背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反映了决策者思想僵化、不知变通。

结果只有部分城市(上海、深圳、北京、杭州等)给居民发放消费券,但效果不佳。原因是:①金额太小,人均只有2-3元钱,不可能拉动消费;②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受益的未必是本地企业,因此地方政府缺乏动力。其实这事最好中央财政来做。

【3】观念陈旧、抱残守缺,以为给消费者减免一点税收(例如减免车辆购置税),或者给企业一点补贴,就能刺激他们购买耐用消费品或更新机器设备。完全不理解,在资产负债表衰退阶段,居民和企业根本就不愿意消费和投资,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有限。

图9 中国公共财政收入、支出增速与赤字率%
图9 中国公共财政收入、支出增速与赤字率%

资料来源:财政部

2023年10月24日,新财政部长就职。次日财政部宣布将在2023年四季度增加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这使2023年全国财政赤字由3.88万亿元增加到4.88万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3.16万亿元增加到4.16万亿元,财政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

2024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2024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

但是,我认为这个力度还是远远不够。

(二)国税部门在应该放水养鱼时,却预征收过头税、倒查税收,涸泽而渔

在企业和居民全面缩表的当下,原本应该减税,改善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刺激消费和投资。然而税务部门的做法恰好相反,它们采取了两个措施:

一是倒查税收,追缴历史欠税(点击)。

追缴历史欠税是合法的,但时机不对。说小一点,此举会抽走企业现金,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被迫停产甚至裁员,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下降,进一步陷入困境。说大一点,会破坏营商环境,导致失业、居民消费下降、加大通货紧缩压力。

二是预征“过头税”,即预征未来的税款。

预征过头税对经济有害无益。即便一开始经济处于稳态增长路径,预征过头税也会使经济偏离稳态(点击)。并且随着时间推移,GDP规模将偏离稳态增长路径的GDP规模越来越远;应缴纳税款也将偏离稳态增长路径的应缴纳税款越来越远。

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预征过头税的负面影响很容易被后续的经济增长对冲掉,因此对经济的负面作用不那么大。

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腹背受敌阶段”,GDP增速将长期下降,还将长期面临通缩压力,名义GDP增速的长期趋势也将下降,这会导致财政收入将逐年下降。此时再预征过头税,会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压力更大,雪上加霜。只能以后每年都预征过头税,否则财政就无法维持。而持续不断地预征过头税,会导致企业和居民更加缩表,经济增速雪上加霜,财政迟早会崩溃。

这些政策都是紧缩性的,体现了税务部门缺乏大局观,涸泽而渔,饮鸩止渴。

(三)地方政府在应该休养生息时,却杀鸡取卵

地方政府的支出普遍存在严重的刚性。2022年以来,随着经济下滑、财政收入下降,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普遍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削减对公用事业(水电煤气、公共交通)的补贴,推动公用事业涨价(点击12)。

这会导致居民:

【1】削减消费;

【2】居民担心公用事业开支未来会进一步上升,因此会提前增加储蓄,导致消费下降得更多。

【3】居民原本就对经济前景和收入前景不乐观。当政府削减补贴时,居民会把这当作经济进一步恶化的信号,因此会增加储蓄,以防未来经济下滑、自己失业。从而导致消费下降得更多。

结果,消费下降的金额将远远超过政府节约的补贴金额,可能达到政府节约的补贴金额的数倍。即便政府通过其他渠道(例如政府消费或投资),把节约下来的这部分补贴花出去,对经济的净影响也一定是紧缩性的。

公用事业价格上升本身会推高CPI和PPI。有些愚蠢的宏观分析师对此欢呼雀跃,认为这有助于经济走出通缩,却没注意到它会抑制消费,压低CPI和PPI,最终导致更严重的通货紧缩。

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提高公用事业价格,对整个经济将是灾难性的,它本质上是“以民为壑”,使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更加恶化,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更低。长期看,导致当地消费不振,经济增长乏力,最后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也无法修复。

二是提高行政处罚力度,增加罚没款收入。

在一些城市,罚没款收入已经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40%以上。它对经济的影响与提高公用事业价格是类似的,并且更加恶劣,因为它不仅迫使居民和企业进一步缩表,还会严重破坏当地的营商环境。

目前中央正在酝酿对消费税进行改革,将其从全归中央,改为央地分成,使地方增幅能增加一个收入来源。问题在于,从国税预征过头税、倒查税收,地方增加罚没款收入来看,国税和地方都缺乏远见和大局观。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进行央地分成,并不能解决他们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做法。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加税这种蠢事,日本政府也干过。1990年日本泡沫破裂,1995年陷入“被追赶阶段”。1997年,IMF和OECD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日本削减财政赤字。于是日本政府于1997年4月开始实施15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3%)的财政紧缩计划(加税、缩减开支),结果导致日本经济雪上加霜,GDP连续5个季度下降。一些成功熬过之前7年衰退的银行开始纷纷倒闭。2001年、2009年日本政府又两度犯了类似的错误。

中国政府应该摸着日本的尸体前进,而不是重蹈覆辙。

六、“腹背受敌阶段”的中国经济有哪些特点?

在“腹背受敌阶段”,经济将呈现出如下的特点:

(一)潜在GDP增速将长期下降

目前中国潜在GDP增速大约是5%。未来在自然利率下降的同时,潜在GDP增速也将逐年下降。现实中的GDP同比将随之下降(点击),20年后可能下降到1-2%。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全国看做一家公司,那么GDP相当于营业收入,而不是利润。这家公司的效率特别低,2023年GDP同比5.2%,对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只有-2.3%,股市处于熊市。如果不能尽快提高TFP,那么未来当中国GDP增速降低到只有1-2%时,企业利润增速可想而知。

(二)M1、M2、社会融资规模、信贷余额存量同比处于低位

2024年4月,M1、M2、社融、信贷余额同比增速都创出历史最低(点击),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是经济陷入“腹背受敌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

在“黄金时代”,经济增长强劲,居民收入上升,甚至一些低学历、缺乏技能的人也很容易找到工作,人们对未来预期非常乐观,边际投资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投资和消费增速都比较强劲。对贷款需求旺盛,很容易推高货币乘数,货币政策非常有效,容易出现通货膨胀。M1、M2、社融、信贷余额同比增速无疑将比较高。

但是随着经济陷入“被追赶阶段”,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企业的融资意愿和投资倾向下降,储蓄率上升,导致消费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贫富差距扩大。由于经济缺乏活力,因此M1同比将处于较低水平。

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意愿大幅下降,导致货币乘数将下降,货币流通速度放缓,货币创造机制不那么顺畅,M2同比、信贷余额同比增速都将下降到较低的水平。

金融部门向实体部门融出的资金量下降,即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同比将下降到较低的水平。

2024年5月10日,央行发布了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专栏1《信贷增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指出,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我国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趋于弱化。信贷增速下降至个位数,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主要原因是:【1】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房地产式微,地方债务风险防控加强,重化工业占比下降,对信贷的需求下降了。【2】随着信贷存量规模增长,信贷投放的边际效果递减。过度投放信贷会导致资金空转。【3】直接融资占比在上升。

这三点是有道理的。长期看,这三点都将继续存在,导致货币供给指标都将继续处于低位。未来很低的M1,7%甚至更低的M2,8%甚至更低的社融同比,9%甚至更低的信贷余额同比将成为常态。

(三)特别容易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

“资产负债表衰退”可能发生在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之前,也可能发生之后。但是在“腹背受敌阶段”,特别容易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并且会反复发生。

这是因为,“腹背受敌阶段”的本质,就是真实因素导致本国实体部门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下降,当下降到一定程度(图3中H点),低于后进国家时,本国企业为了盈利,只好出海投资,利用外国的低要素成本,赚取更高的投资回报。从而导致本国消费、投资、就业、经济增速全面下降。当企业在本国投资普遍无利可图时,它们就会主动缩表,削减投资,导致更多的失业;导致居民主动缩表,削减消费,即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

(四)将长期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且很难逆转(点击

在“腹背受敌阶段”,由于本国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企业的融资意愿和投资倾向下降,储蓄率上升,导致消费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显而易见,此时经济容易发生通货紧缩。

2022年以来,我国一直存在较大的通货紧缩压力。如果通缩压力来自短期的需求下滑(像2008年那样),那么随着需求快速恢复,通缩压力就会消失。但是2022年以来的通缩压力,根源是真实因素变化导致自然利率下降,这是个长期趋势,很难逆转,因此它带来的总需求萎缩、通缩压力加大也是难以逆转的,将长期存在(点击)。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不合时宜的政策又加重了通缩的压力。

另外,目前我国制造业产能占全球的大约30%,其中大约15%供应国外(出口),15%供应国内。当外需走弱时,如果内需能走强,消化多余的供给,则可以化解通货紧缩压力。问题在于,我国进入“腹背受敌阶段”后,一方面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速下降;另一方面,出口将受到欧美日的围堵(提高关税、限制进口),东南亚、南亚、墨西哥等竞争对手的追赶。这样内外需双双受到挤压,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加大通货紧缩压力。

(五)无法再采用行政措施去产能(点击

那么,有没有可能再像2016-2017年一样,再搞一次行政去产能,用行政手段强迫(比如)环保不达标的中小企业退出行业,人为造成供给端产能收缩,使产品价格上涨,从而使经济摆脱通货紧缩,改善存活下来的企业的现金流和利润表?

我认为不会,也不应该。理由是:

第一,当前的经济环境与2016-2017年完全不同。

在2016-2017年,经济增速和企业盈利增速还比较高。当时迫使一些企业退出市场,让留存的企业改善处境,对整个经济影响不大。而现在整个经济状况很差,GDP增速下降,企业利润增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再强迫一批企业退出,会造成严重的失业。

第二,目前的产能过剩与2012-2015年的产能过剩不同。

2012-2015年的产能过剩是此前十几年投资导向型发展模式造成的,主要集中在传统周期性行业(钢铁、煤炭、有色、化工、建材等)。其中很多产能确实比较落后,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理应淘汰掉。2016-2018年供给侧改革后,升级改造或新建了产能。现在的“产能过剩”是2022年以来GDP增速下滑过快、需求不足导致的,而不是说产能已经太旧,不能适应市场需要了。如果去产能,把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会造成GDP增速进一步下降,那些竞争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而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如果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势必危及社会稳定。

第三,通过行政手段去产能,被去掉的往往是民营企业,会进一步造成国进民退,降低TFP,导致投资边际回报率更低。

第四,频繁地用行政手段去产能会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在“腹背受敌的阶段”,投资、消费疲软将长期存在。假如一出现产能“相对过剩”和通缩压力,就通过行政手段去产能,那么长远来看,需要不断地去产能,最终加剧制造业空心化。在美国主导与中国经济脱钩、试图摆脱中国供应链的当下,制造业空心化无异于自杀。

(六)不宜再拿库存周期分析经济,期盼新周期启动

2023年9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中,产成品库存名义同比出现小幅反弹。不少金融机构的宏观分析师欢欣雀跃,认为新库存周期即将启动,上升阶段会持续3-4个季度,带来股市大幅上涨。

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我当时撰写了几篇文章,来反驳这种观点,论证工业去库存过程并未结束,补库存遥遥无期(点击12)。事实证明我的分析是正确的。

另外,我从2012年开始,就反对拿理想化的库存周期模型硬套中国经济现实、认为周期的四个阶段会像春夏秋冬一样按顺序依次到来,每个阶段一定会按部就班地持续3-4个季度。

实际上,在2012-2015年的产能过剩、需求增速下滑时期,政府的稳增长政策扭曲了库存周期,导致去库存过程被拉长。库存周期的每个阶段都很短,幅度变小了。如果过剩产能如果不能及时退出,会持续抑制企业的利润率和利润增速,导致利润率和利润增速持续低位波动(点击)。这是2016年开启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逻辑基础。

随着目前中国经济陷入“腹背受敌阶段”,需求增速将逐年走弱。总需求即便有反弹,也是非常弱的,造成的库存周期将非常弱。并且不能再简单通过去产能来挽救PPI。在这种情况下,再试图分析库存周期、根据库存周期来判断行业的运行、拿美林时钟来做资产配置,必然不会什么效果。

(七)资金空转将成为常态

2022年以来,我国再度出现资金空转,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

2023年8月4日上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央行、国税总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要)既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和宏观调控需要,适时适度做好逆周期调节,又要兼顾把握好增长与风险、内部与外部的平衡,防止资金套利和空转,提升政策传导效率,增强银行经营稳健性。”

2023年11月22日,中国人大网发布《对金融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提到:“近期,我国M2增幅高,M1增幅低,两者不相匹配,原因之一在于货币资金在银行间空转,或在银行与大企业之间轮流转,面向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渠道不畅。”

2024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强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盘活存量、提升效能,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避免资金沉淀空转。”

这些都表明中央在试图防范资金空转。

问题在于,本轮资金空转的根源,是自然利率(投资回报率)下降,即出现了“资产荒”,实体企业不愿意投资,居民不愿意消费,大量资金无处可以投资,于是流向金融机构,被加杠杆投资于长端债券。未来随着自然利率的继续下降,这种情况将继续存在。

央行要想杜绝资金空转,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收紧货币,回笼流动性。这显然会造成经济增速下降,央行肯定不愿意这么做。

二是把结构性货币政策做到极致,严格控制从银行体系流出的资金的流向。这样做的成本极高。

因此这两点都无法采取。

总之,在“腹背受敌阶段”,央行必须保持流动性宽裕局面,这样必然有一部分资金处于空转状态,无法完全杜绝。这是我一直看好长债的理由之一。

(八)财政赤字将逐步走高,需要政府解放思想,敢于提高赤字率

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之后,货币政策效果逐渐下降,财政政策效果更好。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将成为稳定经济的主力,货币政策只要保持宽松局面,做好配合即可。

财政扩展,意味着财政赤字扩大。这就需要政府彻底转变思路、解放思想,敢于提高财政赤字率。

依然以日本为例。1990年日本陷入衰退之后,日本政府开始扩张财政赤字,稳定经济。但是:

“正统财政鹰派主导了日本媒体和学术界,试图给财政刺激设置障碍,表示巨额财政赤字将很快导致利率飙升和财政危机。一旦经济出现复苏迹象,鹰派就会给政客施压,(要求)削减刺激措施,从而引发新一轮经济衰退。由此产生的时断时续的财政刺激,并没有提升公众对政府处理经济方式的信心……..”(辜朝明,2023,p.069)。一直到1997年IMF和OECD给日本施压,要求削减财政赤字,导致日本衰退加重。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文说,每年发行1万亿特种国债远远不够。财政政策应该是:只要经济没有好转,就继续扩大财政赤字。而不是提前设置严格的赤字率限制,捆住自己的手脚,不敢突破。

(九)长期看,国债收益率将持续下降到0或负值

自然利率下降导致全社会面临“资产荒”,上市公司ROE下降,股市缺乏系统性的投资机会。金融机构把大量资金投向债券市场,导致2023年下半年以来,长期国债利率一直在下降。

长期看,如果不能通过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如果不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提升各行业投资回报率,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重,自然利率将持续下降。最终将像美国和日本一样,自然利率下降到0附近甚至负值,自然产出(潜在GDP)增速也下降到很低的水平。现实中的GDP增速将逐年下降,十几年后下降到1-2%。

因此长期来看,国债收益率也将下降到0,甚至下降为负值。因此我从2023年下半年以来,一直看好降息,看好长债的投资机会(点击),认为只要有调整,就是买入机会。

在2021年夏天,我还认为中国自然利率降低到0,将是20-30年后的事情。现在看,这一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央行对超长期的收益率下行比较警惕。2024年4月23日,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理论上,固定利率的长期限债券久期长,对利率波动比较敏感,投资者需要高度重视利率风险。对于交易型投资者,通过加大杠杆、拉长久期,在短期价格大幅上行中可以获得更多收益,但也容易加剧市场波动,需要承担价格大幅下行出现的损失。对于银行、保险等配置型投资者,如果将大量资金锁定在收益率过低的长久期债券资产上,若遇到负债端成本显著上升,会面临收不抵支的被动局面。”

并以2023年3月美国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来提醒投资者注意控制风险。

2024年7月1日,央行入市,借入国债卖出,导致国债价格大跌。2024年7月2日、3日,债券价格上涨,10年期国债完全收复失地,30年期收复部分。央行可以借此锻炼操控收益率曲线的能力,但是扭转不了长期的下降趋势。

(十)央行将被迫进入市场交易国债,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必要时采取QE

2024年4月23日,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还表示:

“央行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买卖,可以作为一种流动性管理方式和货币政策工具储备……一些发达经济体央行在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用尽情况下,被迫大规模单向买入国债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而我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人民银行买卖国债与这些央行的量化宽松(QE)操作是截然不同的。”

确实,现在我国自然利率为正,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为正,因此还可以“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因此央行买卖国债与西方的QE截然不同。但长远看,随着自然利率、自然产出增速、投资回报率继续逐步下降,迟早有一天,将像欧美日一样,自然利率接近0或变为负值。届时将不得不经常性地采用QE操作。

为了推迟这一天的到来,一方面,决策者必须竭尽所能地深化改革、刺激创新,提高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央行应该尽快入市,直接进行国债交易,这样(点击):

一是可以比较灵活地调控收益率曲线。

二是长期看,可以配合财政,为财政赤字融资。虽然我个人很厌恶赤字货币化,但这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三是为未来搞QE积累经验。

(十一)贫富差距将扩大,基尼系数将上升

如前所述,从理论上来说,在经济到达“刘易斯拐点”之前,贫富差距会扩大;在跨越“刘易斯拐点”、进入“黄金时代”之后,贫富差距会缩小;在跨越“辜朝明拐点”,进入“腹背受敌阶段”之后,贫富差距会再度扩大。这种情况在美国、法国、德国、印度、泰国等都已经得到印证(点击)。

从中国的数据看,从1990s到2010s,随着GDP高速增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贫富差距扩大,基尼系数迅速上升到40以上。在2010年前后,基尼系数触顶。此后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先富”开始带动“后富”,居民收入普遍快速增长,分享了经济增长的红利,基尼系数开始下降。

图10  中国的基尼系数
图10  中国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

随着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经济增速下行,总需求增速下行,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只有那些具有先进技术的人,或者具有较强学习能力、能够适应新形势的人,才能找到工作。那些工作岗位很容易被转移到国外的人,则将很容易失业,生活陷入困顿。贫富差距将扩大,基尼系数将上升。这显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十二)恩格尔系数将上升,居民将花费收入的更大比例购买食品

恩格尔定律是说:一个家庭的收入越低,用于购买食物的开支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就越大,用于教育、文化娱乐、医药卫生方面的开支占比越低。

1978年以来,我国恩格尔系数趋势下行,这是一个经济体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典型表现。

 

图11 中国的恩格尔系数
图11 中国的恩格尔系数

 

但是,我注意到,2020年以来(点击):

1、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速在下行,原因是:【1】疫情导致消费场景缺失;【2】居民家庭主动收缩资产负债表,缩减消费开支。

2、食品支出存在刚性。

这导致2020年-2023年恩格尔系数明显反弹。

随着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总需求增速下行,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那些工作岗位很容易被转移到国外的人,将很容易失业,生活陷入困顿。从逻辑上说:

1、居民将削减消费开支,优先保证在生活必需品(例如食品、居住、公用事业、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开支,削减在奢侈品和可选消费品(例如衣着、文化娱乐服务等)方面的开支。这会导致恩格尔系数上升。

2、随着收入增速进一步下降,在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时,在必需品中,居民也将降低要求,例如降低对食品的要求,不再追求“吃得好”,减少采购“高端食品”、“可选食品”;而以“吃得饱”为目的,只采购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食品。这将导致居民在食品上的开支减少。但由于此时收入和消费开支也减少了,因此恩格尔系数应该还是上升的。

3、极端情况下,随着经济越来越差,居民的储蓄被逐渐消耗,居民也将开始削减在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开支,进一步降低对必需品“质”的要求,维持基本的数量要求。甚至对“量”的要求也降低。

总之,我认为,中国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趋势已经结束了,很难再继续下降。随着经济增速长期下行,恩格尔系数将上升。

对日本数据的分析发现,1996年之后,东京都的恩格尔系数横盘震荡,缓慢上升(图形见这里),趋势上符合我对“被追赶的经济体”恩格尔系数的判断。在消费结构上,2002年至2023年,东京都家庭:

1、在食品、教育、医疗保健、家具家务用品方面的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上升。

2、在文化娱乐、住房、服装和鞋类、其他方面的支出占比下降。

3、燃料水电及照明、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大体持平。

这种变化与2020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大体类似,都是在保证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削减了“可选消费品”。明白这一点,在股市上进行行业配置时,可以避开那些没有前途的行业,具体见这里

(十三)人口出生率将持续维持低位

人口出生率取决于居民的财富存量、预期收入水平、育儿成本等。近年来,疫情、收入增速下降、育儿成本上升,共同导致出生率下降。

在“腹背受敌阶段”,收入增速将进一步下降,生活压力将增大,这必将导致生育意愿进一步下降,出生率继续维持低位。由于死亡率是比较稳定的,因此最终的结果是人口总量将逐年下降。

依靠发放补贴、延长产假等方式是不可能扭转生育率的颓势的,因为补贴和假期给居民带来的效用有限,远远无法对冲收入增速下降、育儿成本等因素给居民带来的痛苦。

顺便说一句,比人口总量下降更可怕的是,人口结构的恶化。全国,尤其是西北、西南某些省份汉族占比在不断下降,儿童、新生儿中汉族占比的下降触目惊心。未来必将严重危及国家稳定。

(十四)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将沉渣泛起,同流合污(点击12

国务院前副总理刘鹤(2013)在总结国外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社会思潮时说: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刘鹤,2013,p.11)

我认为,用来分析中国的未来,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中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掩盖了很多社会矛盾。随着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那些缺乏学习能力的人,将无法适应产业的变迁和时代的冲击,将陷入失业,收入水平下降,生活陷入困顿。他们的认知能力有限,对时代的这种冲击感到迷惑不解,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陷入这般境地。

此时一些自媒体会开始宣扬民粹主义、非理性极端民族主义,散播谣言,鼓吹各种谬论,例如经济出现问题、平民生活陷入困境是因为政府漠视底层民众的利益,是因为权贵们垄断了权利,是因为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是因为技术进步(例如电子商务冲击实体门店),是因为精英阶层故意掠夺底层民众,是因为资本家的阴谋操纵,是因为外国势力的渗透,是因为全球化抢夺了自己的就业机会,等等。

缺乏学习能力、认知能力的人,当然也缺乏辨别能力,更容易被这些谬论蛊惑,成为民粹主义、非理性民族主义忠实的信徒。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同流合污,将危机社会稳定。

“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的政策宣示安抚民心。”(刘鹤,2013,p.10)。我国政府也应避免采取民粹主义政策,避免用政策来取悦和讨好民粹主义者。

(十五)自杀、诈骗等各类犯罪会增加

经济进入“被追赶阶段”或“腹背受敌阶段”之后,由于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因此自杀率会快速上升,这已经被日本、韩国、美国的数据证明(点击查看数据)。

我还注意到,自杀率的上升通常不是从经济恶化之初就开始的,而是经济恶化几年之后才快速上升的。

我猜想原因是:

经济从“黄金时代”突然陷入“腹背受敌阶段”时,绝大多数人不相信经济会一蹶不振,他们保留着“黄金时代”的美好记忆,以为经济只是暂时不佳。自己靠着积蓄挺一挺,熬几年,经济还会好转;或者自己更努力一点,多打一份工,就能对冲收入的下降。

然而,“腹背受敌阶段”的根源是真实因素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下行,在这种历史大趋势面前,个人的努力不值一提。在经济恶化之后的几年,他们会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改变处境。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后,他们彻底失去了信心,万念俱灰,选择自杀。而一个人的自杀会有强烈的“示范效应”,鼓励周围有同样想法但一直未实施的人步其后尘。

如前所述,我判断中国经济是在2022年陷入“腹背受敌阶段”的。从2024年开始,观察到自杀现象明显增多。我预期:【1】未来几年我国自杀率会继续上升;【2】中囯自杀死亡者将与日韩类似,以男性为主,男性将占到70%左右。

另外,随着失业增加,居民会寄希望从彩票上获得补偿,彩票销售额奖增加(点击)。也有的居民会走出国门,到海外去寻找投资机会。

但是,当居民从合法渠道不能获得收入时,就会寻求从非法渠道获取收入,因此各类犯罪会增加(点击):

【1】失足妇女将增多,价格将下降;

【2】诈骗案件将增多。这是因为与盗窃和强劲相比,诈骗成本低、风险小、收益大(点击);

【3】盗窃、抢劫案件将增多;

【4】贫富差距增大的大背景下,有人会把个人的困境归咎于社会,毫无理由地当街砍人、驾车撞人、去幼儿园和小学砍小孩、仇杀等恶性案件将增多。

总之,岁月将不再静好。

七、资本市场:股市长期缺乏系统性机会,长期看好债券市场

(一)TFP和自然利率压制中国股市

现在把图1的分析框架拓展到资本市场。

逻辑链9:上市公司的EPS增速、市场环境、投资者风险偏好一起决定上市公司的估值。

逻辑链10:上市公司的EPS增速和估值,一起决定了股票价格。

逻辑链11:上市公司股价,与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投资者结构、交易制度和监管制度等因素一起,决定了大盘指数。其中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

结合逻辑链1-8,即真实因素决定TFP、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并通过影响实体经济,最终决定了企业的EPS、ROE、估值,最终决定了股票价格。

对日本、韩国、台湾省、美国等的数据和股市进行分析发现,这些经济体历史上出现的长期牛市,都与较高的TFP增速有关。当TFP增速下降时,相应地出现熊市(具体见这里)。

图12  把分析框架拓展到资本市场
图12  把分析框架拓展到资本市场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在2001-2007年,中国TFP增速较高,2008年之后大幅下降。

具体来说,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1983-1987、1991-1997、2001-2007年,TFP增速远低于加拿大、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台湾省、日本、以色列(专题)、马来西亚等经济体1955-1980年的水平。原因是:

【1】行业、地区发展不平衡。

【2】国企和政府干预扭曲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效率。

【3】增长方式有问题。增长更多地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技术进步。

【4】人口老龄化。

2008年之后中国的TFP增速持续较低。原因是:

【1】人口老龄化。

【2】国企、民企二元融资结构、僵尸企业、政府干预等扭曲了资源配置。

【3】我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一般的技术进步给整个经济带来的TFP增速有限。除非有划时代的技术进步,提高经济中大多数行业的TFP增速,才能提高整个中国经济的TFP增速。

【4】中国企业更习惯于模仿而不是创新。

对1995年之后A股的表现进行分析,发现中国TFP增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上证指数乃至整个A股的整体涨跌。TFP增速较低,限制了实体部门投资回报率的水平,导致上证指数长期难以摆脱3000点。即便因为某种原因(比如2005-2007年库存周期向上波动、2014年底-2015H1大放水)而短期上涨,最终还是会跌回3000点。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下,必然有这样的股市。

中国自然利率的持续下降,也压制了上市公司的ROE。图12中,2004-2019年上证A股的ROE与自然利率的相关系数是0.70,全部A股的ROE与自然利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75。前文指出,2022年疫情封控进一步压低了中国的自然利率和TFP,导致ROE进一步下降,是2022年初以来股市持续熊市的根源。

图13  各指数的ROE与自然利率
图13  各指数的ROE与自然利率

资料来源:Wind;孙国峰和Rees(2021)

(二)其他原因

除了TFP增速和自然利率下降压制ROE外,还有几个因素导致A股(包括创业板)难以持续走牛:

一是产业化的效率太高,过于内卷,压低了ROE,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

中国企业产业化的效率太高:【1】喜欢在新技术新产品出现后一窝蜂地涌入,大规模投资,压低利润率和ROE,迅速导致产能过剩。以新能源为例,在短短几年内全国到处都是光伏、风电、锂电池、新能源汽车企业,导致业绩在短期内暴增,然后产能过剩,大家一起亏钱。【2】迅速将产品在市场上铺开,渗透率迅速提高。原本可能需要10年做完的市场推广,可能三年就做完了。例如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龙头,在政策的推动下,迅速推向市场,提高渗透率。

反映在股价上,就是短期内给予80倍甚至上百倍的估值,股价暴涨;随后随着渗透率迅速提高到30%、50%,预期未来业绩增速将下降,股价暴跌。原本可能持续10年甚至更久的慢牛,在2-3年内就涨完了,然后就是暴跌。

二是投资者行为。

因为上一点原因,导致投资者不敢长期持有科技股(担心坐过山车),更喜欢做趋势投资,而不是长期持有。这导致:【1】当热点行业和公司出现时,他们会一窝蜂地涌入,导致股价短期内暴涨;然后一窝蜂地卖出,导致股价暴跌。【2】在科技股上涨时寄予厚望,赋予极高的PE、PB或PS;在下跌时又超跌。

三是指数的权重有问题。

截止2023年11月底,NASDAQ指数、韩国综合指数、台湾加权指数中,信息技术的权重远高于A股。A股创业板指中信息技术占比19.91%,创业板综指是30.3%,上证指数中只有12.04%。相比之下,NASDAQ中信息技术的权重是61.51%,台湾加权指数中信息技术权重是59.3%,韩国综合指数中是39.5%(点击)。

上证指数、万得全A中金融、工业、周期类权重太高,确实能反映中国TFP低增速的客观情况。这样一来,上证指数难以长期脱离3000点才是正常的,如果它持续上涨,反而是匪夷所思的,因为违背了经济规律。

(三)“腹背受敌阶段”,A股市场将长期缺乏好的投资机会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

【1】投资回报率将继续下降,企业为了争夺利润,势必更加内卷。

【2】随着经济增速下行,科研投入增速也在下行,技术进步速度也会放缓,进一步压低自然利率。

【3】越往后人口老龄化越严重。

【4】改革进程缓慢。

因此未来要提高TFP和自然利率更加困难。

2024年初以来,监管部门不遗余力地加强监管,查处违法微观行为,导致上证指数在2024年2月至5月中旬反弹,创业板指在2024年2月至3月中旬反弹。并且社会似乎在营造一种氛围,即股市下跌是金融从业人员导致的,因此应该打击他们,只要把他们收拾了,就能出现牛市。这其实是一种民粹主义思想。决定股市的最根本原因既不是金融从业人员,也不是监管行为,而是TFP增速和自然利率。在TFP和自然利率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A股市场将长期缺乏像样的投资机会。

(四)可以考虑的投资主线

一是低波红利概念,类公用事业行业。寻找高分红,高股息,低估值的个股。一些央国企也可以归入这一类。

二是新质生产力方面。寻找技术壁垒高、市场空间大、前景广阔的个股。但是其中很多行业(例如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氢能源车、可控核聚变、脑科学、脑机接口、未来显示等等)目前要么缺乏被广为接受的标志性产品,要么处于发展早期,短期见不到业绩,因此还是以主题炒作为主。

三是出海概念。但是目前我国企业出海和日本企业30年前出海面对的市场空间、政治环境、竞争环境完全不同,需要仔细甄别(点击)。

四是总需求上升带来的机会。但是如前所述,未来中国很难出现标准的库存周期,总需求增速的反弹将是非常弱的,因此从这个角度很难找到投资机会。

(五)长期看好债券市场

如前所述,从长期看,中国的长债收益率将下降到0,甚至负值,因此可以长期看好债券。

八、政策建议:竭尽全力延缓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一)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方面

1、央行大幅下调名义利率至少70BP,使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持平,使利率政策恢复中性立场或宽松立场。

2、不要试图拉高长债收益率,也做不到,且有弊无利。建议维持较低的长债收益率,使居民、企业和政府能把之前的高息负债转换为低息负债,改善资产负债表,这是经济复苏的必要前提。

3、央行尽快参与国债买卖,为QE积攒经验;在必要时进行赤字货币化。

4、不要太看重外部均衡。必要时允许汇率更大幅度的贬值(点击)。

5、财政部门要敢于大幅加杠杆,提高财政赤字到(比如)6%甚至更高。发行特种国债:

【1】中央主导进行国家重点项目投资,尤其是科研攻关项目,尽快解决被西方卡脖子的问题;

【2】设立产业基金(类似于半导体大基金),不遗余力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比如AI、人形机器人、脑科学等等,确保在与美国的科技竞赛中不落后。

【3】为特定的居民家庭减税,甚至发放现金,刺激消费;

【4】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禁止出台紧缩性的政策。

(二)长期的治本之策(供给侧政策)

既然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真实因素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那么治本之策,就是从真实因素入手,尽量延缓TFP增速、自然利率的下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革,二是创新。

1、对所有阻碍技术进步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例如:推动僵尸企业倒闭;禁止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政策,在融资、市场准入等各个方面,享受与国企一样的待遇;改革分配制度、财税体制等,释放制度红利。

2、对所有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例如对科研体制、教育体制、产融结合、知识产权制度、营商环境等进行改革,培育创新土壤。

3、精简政府工作人员。废除不能提高经济效率的政府活动,减少财政供养人员;缩减不能产生效能的政府开支。

4、斩断政府“闲不住的手”,杜绝政府对市场、产业的胡乱干预,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5、对人口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进行改革。取消民族划分,全国只有一个民族,鼓励相互通婚融合。废除逆向民族主义政策,尤其是对汉族的歧视政策,所有人一律平等。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改革和创新不能停留在纸面上,要落到实处。切实地通过改革和鼓励创新提高TFP增速,延缓自然利率的下降。尤其是在新出现的科技领域(例如AI)决不能落后于美国,必须抓住一切机会提高生产率。

九、给普通人的建议

最后,我想给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几句建议:

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它是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广义技术进步等共同带来的。我们这些普通人恰好生活在这个时代,加上自己的努力,分享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但是奇迹总是短暂的,繁华终将随风而逝。这么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一直维持“黄金时代”。“腹背受敌”、“被追赶”才是常态。搞清楚这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可以使我们做出更优的选择。

首先,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学习能力。通过学习可以提高自己的技能,适应产业的变迁,抵御时代的冲击。通过学习还可以提高认知能力和分辨能力,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少踩雷,少踩坑,不被不良思潮蛊惑,规避风险,就是胜利。

其次,不要轻易投资于权益和商品,包括炒股票、买股票基金,和自己创业(当股东)。面对长期通缩压力,保住现金,降低收益预期,就是胜利。

第三,虽然个人努力在历史大趋势面前不值一提,但人生终归不应该浪费在随波逐流、自暴自弃之中。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强大的内心,永不放弃希望。

最后,用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的最后一句话结束本文: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参考文献(只列出正文直接引用的文献,更多文献可以点击正文的超链接)[美]辜朝明著,喻海翔译,《大衰退》,东方出版社,2008年11月。

[美]辜朝明著,徐忠,任晴译,《被追赶的经济体》,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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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中国的利率体系与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研究》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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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lps, Edmund. The Golden Rule of Accumulation: A Fable for Growthme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4 (Sep., 1961), pp. 638-643. [美]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著,张延人译,《经济增长黄金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Minami,Ryoshin,1968,“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2 (3) ,380—402.

刘鹤主编,《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2月。

红绿灯三角度 — 兼谈“美国要禁TikTok,为什么极左和极右派同声反对”

作者: 陈家煜  文章来源: 网络(略有编辑)

左右政治光谱现在出现一个新的现象,极左和极右派,原本应该是死敌,结果现在直线的光谱一折,变成马蹄铁,左右两端非常接近,行为上,有时候我们分不清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在讲话。比如说,现在美国要禁TikTok,极左和极右派居然同声反对。

但这现象,从左派取得政治权力后,在人类历史裡就已存在。列宁的革命,没有德国右派的阴谋,根本不能成事。而史达林和希特勒互相痛恨对方,但是却签下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因而欧战开打。左右沆瀣一气,史所常见。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呢?我们要先认知,所谓的左右意识型态,在根本上,所争执的是人类社会自古就有的一个紧张关係,到底“秩序”重要,还是“自由”重要。下面这一段是Ayn Rand的名著The Fountainhead裡反派主角的原话:

“现代社会的基本困扰是智识上的一个错误认知,人们以为自由和强迫是两极互斥的。要解决今天世界上的巨大问题,我们必需先把我们认知上的困惑釐清。我们要有一个哲学上的新角度。基本上,自由与强迫是合而为一的。给你一个简单的例子。红绿灯限制了你随意跨越马路的自由,但这限制却给你免于给卡车辗过的自由。如果指派一个工作给你,并且不准你离职,这会限制你职涯的自由。但却给你免于失业的恐惧。当一个新的限制加诸于我们的头上,我们自动地取得一个新的自由。自由与强迫是不可分的,只有接受全面性的限制,我们才能达到全面性的自由。”

插个话,The Fountainhead一书,有些人认为比Rand的巨著“亚特拉斯耸耸肩”更重要。我是读得有点害怕,尤其是这个左派反派的描述,根本就是许多历史上左派思想家、革命家、政治人物的化身,头头是道,又百发百中。而裡面的主要配角,光芒四射的媒体大亨,几乎就是黎智英发迹与败亡的历史预言。值得一读。

回到引言。

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自称是“自由派”的西方左派,对于限制自由,没有任何的内心窒碍。当他们动用媒体力量封杀川普的时候,他们没有限制言论自由的疑虑,当他们用Covid科学家的圣旨,限制人们活动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疑虑,当他们试图用调查局、检察官等司法力量阻止对手行政,甚至参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毁坏宪法的疑虑。为什么?因为“朕即王法”,没有他们挺身而出,民主已被法西斯搞死,自由自然也没了。为了民主,所以要摧毁民主,为了自由,所以要限制自由。你听听看这话有多谎谬,但又多么头头是道。

法西斯极右派当然不是用自由的理由来强迫人民,他们用的是秩序的理由,但到头来,法西斯和极左派,行为上,没有两样。Ellsworth Toohey讲的这段话,就是极左和极右共同的哲学基础,这是“为了你好,所以要限制你”的理由。

从根本上来看,没有红绿灯,十字路口就会混乱,所以要设立关卡,限制人的自由活动。但这限制,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照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看法,人性本善,如果没有后天的坏影响,人类会互信互爱,走到十字路口,就会互相礼让,自然地有序通过。这种天真的看法,后来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信仰,要让人类回到原始初真的本性,不得不用强制的手段,“改造人性”,而红绿灯的设立,只是历史暂始的必然需要,等到社会主义天国降临,人就自然会有序进行各种活动。现代左派的所有强制行为,都在这个蓝图下进行,除非把所有恶性的右派份子通通消灭了,人类不可能有真正的理想国,在消灭万恶的“种族主义者、资本主义家、恐同、反女等各种自大”之前,任何强制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红绿灯的第二个角度,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角度。霍布斯没有卢梭的天真,他非常相信人性本恶,不用后天的坏影响,只要让人自然地发挥本性,一定是自利而不顾他人的。所以不可能有自发性的走到十字路口,相互礼让的这种事。就算有傻子让了,很快也会因为别人的佔他便宜,而逼他也变得自私自利。因为人性本恶,所以要设立红绿灯,而且还要严格执行法律,人才会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才不会有危险。所以霍布斯的解决之道,竟然和卢梭一样,需要一个集体的力量,限制人们的自由,霍布斯称之为“国家巨灵”。没有国家巨灵,社会没有秩序,连人身、财产都朝不保夕了,还谈什么自由?法西斯的哲学基础,就是霍布斯的国家巨灵,虽然他们常躲在宗教的后面,但你真得认为希特勒这种恶魔会信神?

某党顶著共产主义的帽子,打著社会主义的旗号,好像信仰卢梭,但他们的行为,却更贴近该国历史的帝制,他们对付其人民的方法,正是霍布斯的国家巨灵。但不管是极左,还是极右,该党都是反对自由的。

红绿灯的第三个角度,是洛克(John Locke)的角度。和霍布斯一样,洛克不认为人性本善,但不一样的是,人不善,也不致于悲观到认为人性本恶。人性是自利的,而自利本身,可以是道德上善良,也可以是道德上邪恶的。解决十字路口的问题,是一个寻求秩序的过程,自由人可以互相妥协,在互相让步的情况下,达成交通规则的建立,只要自由人知道这牺性,对自己也有好处,这个秩序,就可以达成,并不需要集体的强制力,自由和秩序,可以兼容。

美国的立国基础,就是洛克的哲学观。秩序是为了自由而生出来的,秩序本身没有自由那么高的价值。一旦这种自由观普遍建立在人群裡,红绿灯也许也没那么必要。你有想过为什么美国的Stop sign,在亚洲国家都是行不通的吗?

在左右纷扰的现在社会,我们不应该忘记自由的精神,不要受到这些虚假的言论所搧动,要认清人的价值在自由的心灵,而不是“有饭吃、不会死”这种低等的动物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