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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美国29年

晓青

我来美国29年了,差点忘了记录。

习惯了,好像一直在这里,又好像刚刚来到这里。昨天看见网友说,一切要顺其自然,此时还是说既来之则安之吧。

29年的生活,仿佛一晃,又好像过了很久很久。但很多记忆是很清晰的,29年前的自己还很年轻,虽然当时觉得已经不年轻了,回头想想实在是个年轻人呢,而今天的我,已经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了。

时间能带走一切,却带不走我们的记忆,无论曾经的美好还是曾经的艰难,无论是昨天的不容易还是今天的艰难,还有明天的不确定性,它们都将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等着我们的回忆和回味。

29年前离开北京那天的情景,总是想起来就那么的清晰,尤其当翻看当年大家在机场跟我告别时候的照片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的温暖,即便是现在也还能感觉得到那种不舍。

29年了,原来那些年频繁回国探亲访友,那是怎样的一种辛苦,每一次回国都要早上三点钟起来奔机场,有时候到了机场人家还没有开门呢,但那又是怎样的一种美好和幸福。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的老人很多都离我们而去了,我们自己也渐渐成了老人了,回国的动力小了,人也懒了,便是只能遥遥地想念和回忆那些日子的美好了。

中国,是我们的故土,我们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我们是那里的水土是滋养长大的,怎么能不想念、留恋呢。那里有我们的祖先,有我们离去和还没有离去的亲朋好友,他们总是我们的牵挂,也是我们的思念,不是吗?

在外的日子是辛苦的,因为一颗心总是还在惦念着我们的故土和生活在那片故土上的人们。这种感觉是离故乡久了,人上了年纪了才会有体会的。否则为啥那么多人要落叶归根,甚至魂归故里?

很多人说,这里不好你为啥不回去,这里不好为啥那么多人甚至特别有钱的人都在往这边跑?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有,也都在问,等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都会形成共识,因为每个年龄段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怀念、思念、惦念这不是后悔,也未必就是想回到从前。

有些道理是必须等自己能悟到才能明白的,否则只听别人说,是永远说不清楚也听不明白的。

记得小时候常听我爷爷说,哪儿的黄土不埋人。这一定是一句老话,但它很有道理啊,可是当自己活过这么多年尤其跑出这么老远来了,有时候想的就会不一样了。

都说美国的食品安全,都说美国的环境好,其实决定人们健康的还有很多其它的因素。当今世界,我们无论生活在哪儿,都不容易,每一个人都在为这奔跑着却不知道哪儿是尽头的世界,付出着昂贵的代价,甚至是生命。

还记得我来到美国我自己的家的时候,老公的好朋友老杜,去机场接我们,他是我在美国第一个认识的中国朋友,我们住在一个租住的公寓楼里,他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介绍美国,介绍我们的城市:“你是不是觉得这里很荒凉,是不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这句话我记忆特别深刻,我想,他刚刚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也有这样的感觉吧,他的感觉应当比我更强烈,因为他那时候在国内已经是生活在上层社会的了。

我们相处得时间里,我们关系很近、很好,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常常把人分成等级,是的,阶级是有的,但不同阶级内的人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他很平易近人,没有那么多架子甚至一点都不摆架子。

人在不同的环境中生活,是会形成一些自己的或者说是那个环境造成的一些习惯的,然而你这个人如果有独立的自我,就会保持着你自己,当然多半是那些优良的本质性的东西。

老杜有自己的专业,有他热爱的事业,但有些专业尤其是艺术类的,在海外发展空间比较有限。为了孩子和家庭,他一直生活在美国,海归了一些年后又回到了美国。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两年多前离我们而去了,还不到70岁。很可惜。

想到他不仅仅是因为想起来第一个去机场接我的人,也是因为前两天有个网友在我两年多前写的怀念他的文章下留言,很真诚的怀念。一个八十年代的他的朋友,在他离世了两年多看见他的消息留下了那么长长的怀念文字,可想他的人缘是很好的。

人们常说,死亡不是永久的告别,忘记才是。

在外的生活无论生活在哪个生活水平当中的人,都很不容易,有些人很有才,在国内也都是精英的,来到美国因为要奔事业,要养家糊口,要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自己累倒了,疏于对孩子的陪伴和管理,孩子虽然智商不低,却心理有了问题,不少孩子宣布自己是双性人,也有孩子成了同性恋者。这些代价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不仅仅是难过,更是深深的愧疚和无奈。

是的,时代发展到今天,很多以自由为名的东西已经成了人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然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它就是遗憾。就像男女可以共用一个厕所,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不是还是难以接受的?

29年来的美国生活,我们亲身体验着它的变化,感慨万千。是的,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的付出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我们是多劳多得,不是能者多劳,这里没有大锅饭,没有劳模,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才是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

我们累得其所,因为一切都在证明自己的能力,也因为你没有地方去抱怨,想要美好的生活只能靠自己去奋斗。我们所有的得到都是心安理得的,所有的付出自然也是心甘情愿的。不然呢?

在这里优秀的父母千千万,躺平和摆烂的孩子一点都不比国内的少,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不需要劳作就能有吃有喝,我也想躺平,这很正常不是吗?妈妈的怀抱永远都是摇篮。

所以,想说美国的孩子都是幸福的,老人养老都是免费的,那是有条件的。很多年前有个国内的网友跟我打听,她马上要退休了,准备来美国养老,因为听说美国养老是免费的,问我都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估计很多通过各种途径来美国的人,也都是有目的的,如果活不下去了,如果为了孩子,如果是穷人,这是一条改变生活的路。因为我看到了不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确实生活得不错。但没有能力的人,吃不了苦的人,还是要慎重,因为很多悲剧也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穷人的孩子在这里很幸福,没有钱的老人在这里也有人免费照顾,但也都是有限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否则大家那么努力干嘛,那么辛苦干嘛?

当你有什么打算的时候,不能光听,要看,甚至要做点体验,免得到时候后悔。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想要得到都会有付出。

躺平,只能在妈妈的怀里,别处就甭想了。因为很多妈妈一看孩子躺平了,就会更加拼命地为孩子能一直躺平做努力,这可能是妈妈伟大的最大体现。不然咋办呢?

我妈要看到我这样说,就得说,做梦去吧!所以,我很辛苦不是吗?哈哈!因为我家原来很困难的,别人说,你家孩子真能干的时候,我爸爸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们平日看很多影视剧,里面有很多家庭为了生活,让女孩儿辍学去工作赚钱帮着养家,甚至养着家里的男孩儿,我估计如果家里有钱的女孩也会相对好一点吧,因为剧就是要表现重男轻女吗。男女平等也是要有钱才行。我在想,有没有哪部剧是说,家里很有钱,还重男轻女的:)

生活在美国几十年了,回过头看看,其实这个世界,你生活在哪儿都差不多,都很辛苦也很不容易,至于其它,说实话那不是一般人追求的。

我是老百姓,所以体会跟那些精英肯定有区别。

接下来的几十年会是怎样呢?我也不知道,希望是越来越好吧,起码能有稳定的生活,像现在这样,能经常吃个酱肉啥的:)关键是要保持现在的能做的状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健康是最贵的,值得好好保证!

人年纪大了,会想得很多,会看过去很多,估计因为未来已经啥好憧憬的了吧。所以,有些人看老年人的感慨就很纳闷,这种感觉我们过去都有过的,有句话不是说,终于活成了一个自己最讨厌的样子,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过去的某个阶段,我们最烦的就是现在我们自己这样的人,而现在我们就成了这样的人了,所以说,你烦的人,就是未来的你自己。哈哈!这嗑唠的。跑偏了!

29年过去了,一步步走到今天很不容易,我很知足也很感恩,感恩那些所有爱我和我爱的人!感恩这片土地让我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有了今天的生活。

感恩几十年来故土的亲朋好友们还在念着我,跟我有着联系,感恩高科技让我们今天远隔万里都不觉得远!

在这里我能吃到家乡的油盐酱醋,包括臭豆腐。我能看到最新的电视连续剧,能知道热点新闻,热点人物,还能看到那么多小视频上的新闻和养生节目,还有各种饭菜的做法。不寂寞就不焦虑,就不抑郁。那些抑郁的人为啥呀,太紧张了,太好强了,把自己逼成了旧社会的人,把孩子们养得都躺平了,放手是最好的养生。好好活着是给孩子的最大财富!

很多人纳闷,在美国生活着,咋还那么热衷于中国的电视剧,其实好好看看就知道了,为啥那么多人热衷,因为看着特别让人放松,好像没离家很远。

人得说真话,不能违心说话,偷着吃臭豆腐还说有毒,回国不问出处就猛吃餐馆还说有地沟油,偷着吃中药还说中医是骗子。艾玛,如果真的这么想的就不会影响心理健康,如果违心那得多难受。

人都想占便宜,真正的占便宜就是啥好要啥,哪儿有一无是处的人和事儿啊!想不开就生气,生气对身体最不好了,所以别生气,不生气不能靠别人,得靠自己,谁惯着你、顺着你,让你不生气啊,不会的,张嘴就气人的人是绝大多数,所以,得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不生气。

生活在美国还生中国的气,最傻。我爱所有我爱的和爱我的,为此我付出我得到,我觉得这是对的。是不是。

今后的日子,就像今天一样,我要好好生活,珍惜眼前的一切,活在当下。坚持每天记录一点我的小日子,每天都看两集国内的电视连续剧,生活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乐呵呵地过啊过… …

祝大家新年快乐!

首位华人入美国外交和国安核心决策圈

甄鹏  (中国国际问题学者)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任命了两位华裔高官。张振熙(Steven Cheung)将出任总统助理兼交流主任。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经常被译为通讯主任,不妥,宜译为交流主任。这个职位的基本职责是利用媒体实现总统与民众交流的目的。

白宫负责宣传的机构有新闻秘书办公室、交流办公室、演讲写作办公室、数码策略办公室。新闻秘书办公室负责发布总统声明。交流办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s)1969年由尼克逊成立,是白宫单独的机构,后来一度由新闻秘书监管,负责维护总统的媒体形象。有时设置一名总统顾问总体指导这些机构,例如拜登任命交流主任本·拉博尔特(Ben LaBolt)兼任高级顾问。

张振熙毕业于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父亲是来自越南的华人。白宫最主要的宣传官员是新闻秘书和交流主任,前者在台前,后者在幕后。年轻、靓丽的卡罗琳·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将是白宫的主要代言人。

黄之瀚(Alex Nelson Wong)被任命为第一副国家安全顾问。他本科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士(J.D.)。在川普第一任期,他担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司负责朝鲜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兼朝鲜事务副特别代表。目前是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近几十年,美国政坛涌现一大批华人。1959年,邝友良成为代表夏威夷的联邦参议员。他是首位华裔联邦参议员。其后,吴振伟、赵美心、周永康当选联邦众议员。1997年,骆家辉就任华盛顿州州长,是首位华裔州长。2001年,赵小兰成为劳工部长,是首位华裔部长。之后,骆家辉担任商务部长,朱棣文担任能源部长,赵小兰担任交通部长二度入阁,戴琪担任贸易代表。

第一位担任总统助理的是卢沛宁。2009年,卢沛宁担任奥巴马的内阁秘书,负责白宫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联络和协调,筹备内阁会议。2011年,也是在奥巴马任期内,陈远美出任总统助理兼第一夫人幕僚长、白宫妇女儿童理事会执行主任。

除了黄之瀚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以上所有职位都与外交和国安无直接关系。黄之瀚将是在美国外交和国安核心圈子的第一位华人。

在川普第一任期,余茂春被称为“国务卿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政策规划幕僚(Policy Planning Staff)是美国国务院下设的独立政策分析和建议机构,直接向国务卿报告工作,也叫政策规划办公室。余茂春是这一机构的兼职成员,担任顾问、智囊角色,不是决策层高官。

之前,国家安全顾问是总统助理,副国家安全顾问是副助理。总统助理、副助理、特别助理表明白宫幕僚的等级。桑迪·伯杰(Sandy Berger)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深得克林顿信任,不过是总统副助理。小布什任总统时,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任副国家安全顾问,非常受重视,被加总统助理衔。

黄之瀚也拥有总统助理衔,与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沃尔兹(Michael Waltz)级别相同,虽然从职务上他是后者的副手。副国家安全顾问是国安会主官委员会的参加者和副官委员会的主持者。黄之瀚将掌握美国外交和国安领域的核心机密,并且在政策上拥有很大发言权。这跟余茂春的纯顾问角色有本质区别。

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博明(Matthew Pottinger)曾经是外媒驻华记者,在中国待了七年,是地道的中国通。这次,川普干脆任命华人当副国家安全顾问。可以预料,黄之瀚将是白宫对中国甚至整个东亚政策的重要制定者之一。

 

全球价值投资与时代

作者:Li Lu

https://mp.weixin.qq.com/s/nwdP3GR-H8-m94NUnlsM-g

 12月7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价值投资》课程十周年沙龙在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北京)举行。该课程是由姜国华教授主持的一门创新型课程,由喜马拉雅资本支持,喜马拉雅资本执行董事常劲先生参与授课。

著名投资人、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李录先生在沙龙上作了题为《全球价值投资与时代》的主旨演讲。这是李先生十年来第三次在该课程发表演讲。本次演讲将被收入李录先生的《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一书的增订本中。

芒格书院经李录先生授权,独家首发本次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全文约27250字,预计阅读时间55分钟。

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李录
 

谢谢姜国华老师,也谢谢常劲老师,以及所有让这门课程得以实现的老师、同行和参加这门课程的同学!今年姜老师来美国访问时,我们聊到,这门课开设十年来,在学界和业界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今年申请线上听课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人。

十年前,我们决定与北大合作,支持开设这门课,主要是源于我的个人经历。35年前,我初到美国时,因为哥伦比亚大学有这样一门课,让我在来美一两年内就有机会接触到价值投资大师巴菲特先生,从此改变了我此后三十多年的人生。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机会和理念传递给中国的年轻学子。

今天在现场和北京都有很多朋友和学员,非常感谢!

我就不多说客套话了,直接进入主题。在2015年的第一次课上,我谈的是“价值投资在中国的展望”,五年以后的2019年,我谈的是“价值投资在实践中的知行合一”。今年早些时候,姜老师特意来西雅图与我讨论纪念价值投资课程十周年的想法,邀请我再讲一次课。我今天想谈的话题是“全球价值投资与时代”

2019年之后的这五年里,无论是中国还是全球,都发生了很多变化,给投资人带来了很多困惑。价值投资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与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这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价值投资总体来说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基本面分析,但我们投资的公司是处在特定的时代中,或多或少会受到很多宏观因素的影响。我们无法回避我们生活的时代。借今天这个机会,我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我今天的分享会围绕以下四个主题展开:

第一,我们时代的困惑主要是什么。第二,对这些困惑的思考,它的原因和本质。第三,关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还有对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些看法。第四,回到我们的主题,作为一个全球价值投资人,如何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

这四个题目都很大,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太深入地展开,但我会尽可能涵盖每个主题的要点。如果有些没有谈到的,欢迎大家在问答的环节提出,我也会尽可能与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思考。

西雅图会议现场
 
时代的困惑

 

先谈第一个主题,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惑是什么?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谈。

国内方面,大家都有切身体会,尤其是年轻同学们体验更深,就业确实面临了很大的压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已达到20%左右。就业问题背后反映出的是民营企业的信心问题。因为今天中国约有7亿到8亿就业人口,其中80-90%的岗位是由非国有企业和个人提供的,主要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仅占10%左右。所以,就业问题主要折射出的是民营经济的问题。近年来民营企业家在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方面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当然,就业问题还折射出消费者信心问题,其背后是财富性资产的大幅缩水,尤其是房地产。房地产曾一度占到中国家庭财富的70%左右,目前也有60%左右,仍然是家庭财富的首要来源。因此,房地产价格和资本市场价格的大幅下跌,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的消费信心和对未来的预期。

过去几年,因为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实施了一些主要集中在供给侧的经济政策。然而当前的问题主要出在需求侧,这也导致了通缩现象的出现。国内流行 “卷”这个词,实际上指的是在通缩环境下的极度竞争。正常的经济增长情况下的竞争不是“卷”的形式,而是螺旋向上的。此外,在当前趋严的环境下,官僚体系缺乏有效的正向激励机制,出现了“躺平”现象,也影响了政策的传导和执行。这是我们在国内面临的一些困惑。

中国经过40多年的发展,在全球制造业附加值中占比超过30%,但是自身消费只占其中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生产的商品有一半需要销售到其他国家,其中最大的客户是发达国家。虽然东南亚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贸易伙伴,但最终消费很多并不在东南亚国家,它是转口贸易,最终消费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要回到发达国家。

国际方面,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尤其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在过去五六年里,国际上最大的变量是美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疑。二战后,美国在全球事务中一直扮演着“锚”的角色,维系和平、国际贸易稳定、航海贸易自由(freedom of the seas)、国际资本流动,构建了可被称为“美国秩序”的国际体系,包括一系列的制度、法律和纠纷解决机制等。在各方各面,美国都扮演着核心的作用。然而近年来,美国从精英、中产阶级到普通民众都开始对美国扮演这一角色是否值得产生了根本性的质疑。美国承担了全球约80%的军事支出,同时作为全球经济的最终购买者、货币提供者和最终消费市场,起到了稳定全球秩序的 “锚”的作用。但现在美国国民广泛认为美国在这个过程中得不偿失,中国的崛起搭乘了美国秩序的顺风车,崛起之后对美国秩序反而构成了根本性甚至敌对性的挑战。这种观点无论对错,已经导致美国开始重新审视其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和资源投入。这不仅引发了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也对国际秩序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未来的国际秩序将如何演变?国际贸易中的公共品(如和平与航海贸易自由)由谁来投入和维护?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产业将面临怎样的挑战,扮演怎样的角色?

总结来说,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过去几年都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可以称之为“时代的困惑”。这种困惑不仅是一时一地的,也不仅是短期现象,而是引发了人们对于未来前景不确定性的很多担心

北京会议现场

 
对这些困惑的思考

 

接下来,我想谈谈对这些困惑的思考。

其实,这些困惑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回顾过去500年的世界历史,所有国家在经历工业起飞、迈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都会进入一个中间盘整时期。这是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

在《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中,我将文明的演进划分为三个阶段:1.0狩猎文明、2.0农业文明,和3.0现代科技文明。 而中间的盘整期,我称之为2.5阶段。中国今天正处在2.5阶段。所有经历过工业化起飞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南美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阶段,面临过中国今天的挑战。有些国家成功实现了跨越,有些国家至今还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挣扎。每个国家跨越这一阶段的路径各不相同。另外,从国际秩序的角度来看,在人类的国际关系史上,还未出现过“3.0科技文明时代”的国际关系模式。

《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

 

我们再回到问题的成因。现代化的本质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结合所带来的自动的、复利性的、持续性的经济增长。经济的复利增长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学概念。例如,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达到了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名义增长的数字更加惊人。然而,尽管经济上出现了复利增长,但社会治理、人文心理以及政治制度并未发生同等程度的复利性变化。究其原因是人的本性自智人出现的20万年以来,没有发生过根本性变化。相比之下,我们的经济却经历了三次伟大的跃升:从狩猎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现代科技文明。因此,当早期工业起飞阶段结束之后,经济复利发展的现实与社会、心理、政治治理方式的缓慢变化或没有变化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巨大落差。这种落差引发了各种问题,这是所有国家在这一阶段都会经历的。

那么,中国在短短三四十年内就出现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是不是独一无二的呢?并非如此。历史上,独立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只有英国,它的时间跨度确实比较长。但是其他国家都是通过追赶实现的,而追赶往往只需要三四十年。比如,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05年战胜工业化的俄国,历时三十多年。德国从统一到一战时期,工业化进程也是三四十年。美国从内战后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到1890年代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同样是三四十年。南美从二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到八九十年代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跨度也是三四十年。

三四十年的复利增长,足以让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在经济起飞阶段,发生巨大的经济上的变化。这种经济变化和社会治理现实之间会发生显著的落差,给社会治理带来很大挑战。这一阶段引发的各种问题,通常是对社会的全面挑战。有些社会能够组织起来去跨越这一阶段,另一些社会则需要比较长的盘整时间,甚至有些社会在调整中走上歧途,酿成严重的悲剧。一战和二战的背景多少都与此相关。但是历史证明,战争本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了问题的反而是战后治理上的变革。

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具体例子来分析这一过程中思想观念的变化。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土地”的概念。在2.0农业文明时代,土地和人口是决定一个经济体规模最主要的指标,两者相加基本上构成了一个经济体的总量。但农业经济存在天花板,也就是马尔萨斯陷阱——土地增加带来人口增长,但当人口增长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时,土地就无法支撑更多人口。所以,土地的扩张一直都是社群、种族和国家的最重要的诉求。许多青史留名的人,往往都与土地扩张或是保卫土地不受侵略有关。

然而,在3.0科技文明时代,随着经济进入到可持续的、复利性的增长阶段,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和动力已不再是土地和人口,而是市场的大小和生产要素流通的充分程度。这种新旧观念之间的差异是引发一战和二战的最重要的原因。

一战爆发时,多方都以为战争会在几周内结束。但是,土地争夺的战争一旦打响,民众心理上根深蒂固的观念就被全面激发,结果是已经工业化的欧洲迅速陷入一场全面战争。这场战争最终造成了五六千万人的死亡,所有参战的帝国无一幸免,全部崩塌。这些帝国在战争中的诉求也都以失败告终。如果能预见这样的结局,恐怕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发动或参与这场战争。即使是战胜国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损失。

一战二战实际上是一场战争,中间有短暂的十几年和平期,二战本质上是一战的延续。人们对于土地的根深蒂固的诉求和心理上的依赖,导致了两场战争的持续。但是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使这两场战争的结果格外惨烈。二战中,全球人口损失超过一亿,所有的帝国和参战国家都遭受了重创。

相反,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他们在战争中的全部诉求,都因为战败后的被迫改革而得以实现。德国是这两次战争最主要的发动者,日本是二战太平洋战场上最主要的发动者。他们对疆土的追求,本质上是对所谓生存空间的追求,对民众的战争动员也都是从民族生存空间和种族经济发展的角度发起的。然而,这两个国家通过战争未能实现的诉求,都在战败后的和平中得到了。二战后,两个国家都迎来了可持续的且无边界的增长机会。

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二战后,美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战争胜利后将获得的全部领土无偿归还给原有国的国家。这种情况在以往的战争中从未发生过。但是,作为交换,美国建立起了一个以美国理念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商品交易和资本交易体系。所有美国的盟国都加入了这个体系。正是因为这个体系的形成,使得这些国家和美国一起实现了无疆界的经济发展。这就是因为在3.0科技文明时代,土地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的规模和经济要素的充分流通,经济要素包括技术、人力和资本要素。

今天我们对于土地的执念仍然存在。在当前的2.5阶段,这是一个最危险的因素。对于土地的执念,依旧能随时点燃一个种群、一个国家的民族情绪,因为这种观念已深植人类思想上万年。

我再举第二个例子。过去几年,政府的很多政策常常要区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强调要集中支持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这种概念的区分在农业时代工业起飞阶段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工业化起飞实际上是把农业的资源用工业化来解决。但是进入到2.5阶段,尤其是进入到成熟经济阶段以后,这种区分已经不再成立,是一个伪概念。

例如,游戏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很多人认为它属于典型的虚拟经济。但是在今天的俄乌战场上,决定战场胜负的已经不再是坦克、机枪,甚至不是缺乏智能的导弹,而是智能无人机。这些智能无人机的操控者都是游戏玩家。俄乌战场上今天大概有一到两百万架战斗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部队主要的“战士”就是游戏玩家。这样来看,所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界限其实已经很模糊了。

再来看软件,它到底是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实际上,软件是控制今天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元素。没有软件,世界经济、中国经济都无法正常运转。

半导体是中国近几年着力发展的一个实体产业。今天全球最著名的半导体公司是英伟达,英伟达显然是一个实体经济。但是从1993年创建以来的31年里,英伟达从未生产过一个晶圆片,全部都由台积电代工。英伟达实际上是一家软件设计公司,它设计的产品是用于芯片运作的软件,这使它又具备了所谓虚拟经济的特征。在AI应用出现之前,英伟达最大的客户就是游戏公司。

说到实体经济,德国常被视为典范,其工业模式保留了强大的实体经济实力,没有被掏空,常被用作支持政策的论据。然而今天,英伟达这家“虚拟经济”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德国所有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值总和,甚至超过了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全部股票的市值总和,超过了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全部股票的市值。实际上,以今天的股价计算,世界上只有五个国家的股票总市值高于英伟达的市值。当然,英伟达这家“虚拟经济”公司的市值可能充满了泡沫。但是今天,无论是游戏还是云计算,尤其是AI,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脱离英伟达而运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已经密不可分,甚至这种区分已经没有必要了。这是另一个例子,说明很多旧观念仍在深刻地影响我们对今天经济的判断。

 

最后一个例子是关于政府的职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应该是什么?

在国内层面,农业经济时代,集权和分权都有一定益处,在计划经济中政府基本上是指挥型的职能,改革之后过渡到指导型。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义是:所有重大的经济决策需要由个人利益攸关的企业家,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独立、分别地做出。今天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企业总数上亿,每天都要作出数十亿、数百亿美元的经济决策。这些决策的复杂性和规模之大,远不是任何少数人能够去影响、规划和指导的。

在国际层面,中国生产的产品有一半要销往全世界,中国已经成为120个国家的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这120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到除中国外全球经济体量的80%以上。这些国家的数十亿人的生活,也深受中国十亿个私人决策的影响。如果中国政府仍然用指挥型或指导型的职能来思考和应对问题,受影响的不仅是中国十几亿人,还有全世界十几到二十几亿人的生活。

今天,全球所有的主要媒体,几乎每天的头版都有跟中国相关的内容。这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很多决策,已经在全球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与至少几十亿人的生计、利益息息相关。大多数国家在从农业经济向现代科技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已经逐步从指挥、指导型转变为共和、商议、支持和服务型。政府职能的转换不仅是中国当前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由中国经济体的本质所决定的。中国要和所有的国家有贸易往来,要把生产的一半销售到全世界,决定了我们对政府职能的思考必须充分考量到这些人的利益、想法和经济现实的要求。

这三个例子说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累进增长的现实与传统思想、治理结构和人性变化的缓慢之间会形成很多观念上的落差。这些落差会体现在经济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去重新检测那些已经阻碍经济发展的旧观念,并做出调整。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和当今国际关系

回顾过去500年的现代化进程,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积累了一系列经验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指导。在此基础上,我们展开第三个主题,中国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以及中国如何应对今天的国际环境。

首先,3.0经济之所以能够持续不断、自发地增长,主要是因为它内部所有的经济要素能够进行充分交换与流通。每一次自由贸易、自由交换的过程,都会带来1+1>2的效果,而在知识层面的交流甚至能产生1+1>4的功用。所以,商品、服务和思想的自由交流越多、越充分,它们创造的增量就越大。真正现代化的、可持续增长的3.0经济体,都具备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即经济体中全要素的充分交换和流通,没有堵点。

再来看中国目前的状况,有哪些要素尚未实现这种充分的交换、流通?这里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中国的个人消费占整体经济的比重只有40%,这一比例近年来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储蓄率却一直在上升,从40%增加到约50%。绝大部分储蓄存留在银行体系,而银行体系主要由国有银行控制。国有银行体系能否将这些储蓄充分地交换到经济循环中?答案是否定的,古今中外都没有成功的案例。要让储蓄资金进入到真正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体系,需要一个现代化的资本市场和现代高效的金融体系,来促进资金的有效配置和流通。

回顾现代经济的发展历史,最早的金融体系诞生于一个很小的国家——威尼斯。

威尼斯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共和国,从中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拿破仑时期,长达一千多年。在公元1000年到1500年的五百年间,尽管威尼斯只有十几万人口,却几乎垄断了当时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最重要的贸易,成为当时最大的贸易帝国。

威尼斯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威尼斯最重大的成就是首先发明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复式记账法,然后又发明了与现代贸易相关的股份制、保险制度和现代银行体系。

当时的威尼斯主要依靠金融和贸易,腹地狭小,缺乏农业和工业,而且其他国家仍处于农业文明的时代。所以,威尼斯还是无法发展出真正的3.0现代科技文明,但是威尼斯发明的金融制度和工具很快在下一个国家——荷兰——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衍生。

1581年,荷兰宣布独立,随后经历了长达70年的独立战争,但在17世纪一举崛起成为最重要的远航贸易帝国,当时全球约四分之一的贸易都是通过荷兰的船只完成。荷兰的人口只有几百万,比威尼斯大不了多少,但是荷兰产生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全部胚胎,其中最重要的是发明了由公众参与的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制度。全球最早的公众公司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还建立了中央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其证券市场发展程度之高,甚至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交易泡沫——郁金香泡沫。因为这些创新,当时荷兰的人均GDP远超欧洲其他国家十几倍,并在接下来四百年间始终位居全球前十名。今天荷兰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之一,保持了四百多年的繁荣。

当然荷兰也未能发展出标准意义上的3.0经济。有工业、技术、制造业的3.0经济,是由英国完成的。英国是怎么完成的呢?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1688年光荣革命。光荣革命达成了两项成就。第一,在治理上采用了共和的、君主立宪的体制,自此,英国不再有完全独裁的权力,皇权要受到各种力量共同的制约。第二个意义可能更加深远,它完成了一次“并购”:荷兰和英国在金融市场上合二为一。当时荷兰事实上的领袖威廉三世和他的妻子玛丽二世成为英国共同的国王,所以威廉三世同时是荷兰和英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者。他把荷兰的整个金融体系全部移植到了英国,这是一次制度上的合并。

这次合并的直接效果就是为英国带来了一套完整的现代金融体系,那么一套完整的现代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提供的最终产物是什么?

资本市场提供的不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信用体系。银行也可以提供资金,但无法提供信用体系。信用体系是什么?企业家要有企业家的信用,投资人要有投资人的信用,连接储蓄和投资的中介机构要有中介机构的信用,最终汇成一个结果——把完全不懂商业的普通储蓄者的这些小钱,集中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投资力量。投资力量的结果是产生有效的生产力、有效的供给和需求,产生有效的利润并重新回流,形成一个整体的充分流动的过程。这一过程里,每一个行业都是独立的、专业的端,都不和最终的结果直接联系但都高度相关。它的相关性都是通过信用间接建立起来的。所以一个普通的小储户最终也可以参与到一个成功的公司的一小部分,买一股也可以聚起来。整个过程中,每一个有信用的中介都扮演其应该扮演的角色,在信用的基础之上,把这些资源最终汇集到最值得的最终的企业和消费中。

整个过程建立起来的是一套完整的信用体系。和信用体系相关的又是一整套的法律制度、纠纷的处置、习惯性的做法、还有大家的信任。这套体系非常难建立,也需要不断试错。英国自从移植、建立起这套体系之后,和欧洲的战争就再未失败过。过去,英国由皇权、自身资产、收入和领土来支撑战争,承担无限责任,现在它被新的信用体系取代了。通过这套体系,英国发行的债务一度超过本国GDP数倍,它吸引了全球的投资,从未有过破产、赖账。这是第一套真正现代的资本市场体系。

当技术革新开始出现的时候,这套现代的体系使得英国能迅速地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3.0经济,自生的、自发的、持续增长的经济体系,这就是我们定义的现代国家。

回到前面的两个数字,中国个人消费占GDP比重只有40%,将近50%用于储蓄,储蓄几乎全部由国有银行体系来支配,其效率有限,也无法建立信用体系。我们建立起来的还在启蒙阶段的资本市场体系,最近这些年也在萎缩。中国现有的这套体系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体系,目前还没有能力把大量储蓄转化成潜在的消费,把经济运转起来。

但是中国与英国有着相似的历史机缘。这个历史机缘是什么?英国给中国留下了一份礼物——香港。

香港具备了现代资本市场的所有要素:完备的制度、法律、历史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信用中介机构和传统上国际投资人和国际社会对它的信任,但是这些优势尚未被真正利用起来。

如果说荷兰与英国是一种对等的合并(merger of equals),中国对香港的关系则更像是收购(acquisition),而收购所得往往未必足够珍惜,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如果香港的优势能被真正地利用起来,它可以作为中国资本市场重新运作起来的一个重要胚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可以分别单独运行。这就像早期的深圳特区,完全实行不同的体制,两种体制并行,最终促成了改革的浪潮。道理是一样的。港沪通是一个重要的创举,但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如果能充分利用起通过收购得来的这一套香港市场体系,是可以建立起现代的、具备信用功能的资本市场体系的。今天的实际状态和这一目标的差距还比较远,对于它的理解和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而且这几年的一些做法已经威胁到了香港作为独立金融市场存在的根基,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后果不可估量。

因此,我们的经济与其潜在的真实增长水平之间还差得很远。目前我们只能依赖政策刺激,但是刺激不太可持续。只有通过刺激带来可持续的增长才有效,如果刺激不出可持续的增长,那只能每年都依赖新的刺激。

我们一直在谈“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对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性。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其本质也是现代化,所以它也具备很多共性。我们要在共性的基础之上来推动现代化。共性、个性二者相辅相成,才是真正的实践。

共性是过去几百年中,人们根据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总结所形成的,对什么方式可行、什么方式不可行的一种共识。如芒格先生所言,常识是最稀缺的认知。因为这些认知往往是在违反常识付出代价后才形成的。

现代市场经济从开始至今已经运行四五百年了,对其中的一些共识就无需再讨论、质疑,更不应再随意批判和否定了。这些共识最早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总结出来。当时,他观察到的市场经济体系从荷兰到英国逐渐成熟,已经实行了一两百年。他洞察到,虽然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但是市场经济最伟大之处在于,通过分工和自由竞争,将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转化为对整个社会有益的公利,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为社会所有阶层带来好处,促进阶层间的良性流动。

我们常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想,其实在市场经济中已经实现了。市场经济体系就是通过“人人为我”的激励机制,实现了“我为人人”的社会公益。这个体系当然不完美,但是在人类发明的各种不完美的制度中,市场经济无疑是最伟大的制度发明之一。这已经被过去几百年中各种成功和失败的社会实践所反复证明,不必再去批判和否定这些已经形成的共识,不需要再支付这种违背常识的代价。

其次,在市场经济中,绝大部分资源分配的决策需要由私人来做出,正如某位企业家前辈所言,要让能够听到炮火的前线士兵去决策,后方的人听不到炮火,很难做正确的决定。所以,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就是在政府不断让权、不断退出、从指挥转变为服务型职能的过程中实现的。科技发展也是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些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老生常谈,也是大家广泛认可的基本共识。

此外,还需要提供对人身和财产的基本保障。私企要发展,企业家首先得有生命安全的保障,没有生命安全的保障,谁也做不来成功的企业。法律纠纷的解决需要有程序正义。我们所说的法制跟法治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权力是否受到法律制衡,法律程序是否正义。如果发生“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远洋捕捞”等现象,企业家有没有权利通过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违法的官员会不会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纵容违法行为的官员,会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普通民众和企业家能不能通过法律和程序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只能通过有更高权力的上级领导的行政干预?这是我们讲的程序正义。这些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需求。

同时,健全的、完整的资本市场是让经济要素充分流通的最重要的保障。今天我们没有一个健全、完整的市场,结果就是个人消费只占GDP的40%,而储蓄率接近50%,这些数字说明资源没能完全有效地流动起来。事实上,所有国家在工业化起飞之后,进入中间盘整时期,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一些国家成功度过了这个阶段;一些国家则经历了很多悲剧,甚至陷入战争,最终因为战争的失败反而走出了困境;还有一些国家仍然在这个过程中挣扎。我们怎么走过去?则既要维持市场经济的共性,同时也要尊重中国传统所赋予的个性,也就是实现真正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实现这一目标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并且不断地去修正。实现现代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以照搬。

回顾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行不行要看结果。他还说要不断探索,“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定之规。在这个阶段,很多顶层设计往往不是特别适用,需要通过实践去不断地调整。实践的绩效指标(KPI)是什么?就是实现真正的现代化。那真正的现代化是什么?就是中国能够依靠自发的、内生的力量,产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自发的、原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是KPI。

其中最大的动力来源于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这是最原生的、自发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其他都是服务于它的,都不是可持续的。可持续的就是不断的、更好的、新增的需求,这就是市场经济最持久的、最原生的、永远没有边际的增长动力的来源。今天,中国个人消费只占GDP的40%,但是有高达50%的储蓄可以转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转换成新的服务、新的产品,诞生新的企业。中国拥有最优秀的企业家,最优秀的工程师,最广大、统一的个人需求和供给市场,也不乏有信用的投资人,以及对信用体系链条上的全球专业机构的吸引力。这些条件为实现自发、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潜力。

相比之下,印度的个人消费占GDP的60%,这种增长是可持续的,美国的这个比例超过70%,它的增长也是可持续的。一旦中国进入到这个阶段,增长同样也是可以持续的。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进入到这个过程。这既是我们当下的挑战,也是一个重要的机会。

要从当前低迷的状态中重新点燃经济增长的动力,需要找到一个抓手。但是如果所有方面都想抓,很难成事,“既要、又要”很难做到,所以要有突破、要有重点。那么突破点在哪里?

经济整体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涉及很多节点:企业家的精神、消费者的信心、官员体系的正向激励、外资的信任、中美关系的改善、国际贸易环境的优化,也可以是把香港的资本市场利用起来,保护它的独立性,恢复它的动力,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链条上的节点,这些节点彼此关联。那么,问题在于,哪一个是鸡,哪一个是蛋?从何处着手呢?答案很简单,每一个节点既是“鸡”,也是“蛋”,都可以“下蛋”,任何节点都可以开启链式反应,因为它们都是彼此相互作用的。激发任何一处,都可以点燃整个经济链条。但是,现在我们链条上的所有节点都出现了问题,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时代困惑。

但是从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至少看到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转向。只要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断试错,坚持不懈,最终总会点燃某一个节点。一旦点燃,每一个节点都会带动别的节点,因为链条上的各个节点都是互相联系的,是一个整体,彼此互为因果,每一个节点都是“鸡”,每一个节点也都是“蛋”。所以不必拘泥于某个固定的方向,只要环境相对宽松,对于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很多真正引发巨大变化的时刻往往是偶然发生的。

例如改革开放初期,谁能预料到几十个农户互相签下血书,开始实行包产到户,这一个简单的举措就点燃了中国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这一项改革在短短一年内就解决了当时中国的温饱问题,至少在局部地区解决了。同样的,深圳特区一个地方的改革迅速点燃了全国的改革浪潮,在很短时间内就解决了中国几十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许多重大变化并不需要提前规划,也无法提前规划,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大了。

中国的潜力仍然很大,我们现阶段遇到的问题是所有经历过工业化起飞的国家都遇到过的,没有特殊之处。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些观念形成于农业文明时期,甚至更久之前——与新发生的巨大、复利性的增长带来的经济现实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我们需要在这个落差中,重新审视过去的观念,检验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在实践中,我相信李光耀先生的理念是对的——对已经被证明正确的做法,坚决去复制推行;对已经被证明不可行的,坚决避免。这是一条非常简单却非常深刻的治国原则。最终我们还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用实践结果来检验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最重要的实践就是推动中国自发的、不受外界影响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其中最重要的变量就是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如果这一比例从现在的40%提升到印度的60%,中国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景。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把链条上的各个要素重新点燃、激活、串联起来。这个链条上有很多节点,有企业家、消费者、有作为的官员、外资、投资人、专业有信用的机构,还有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国与东南亚、中国和其他所有贸易伙伴的关系等等。这些节点都是“鸡”,也都是“蛋”,全都是“可以下蛋的鸡”,任何一个节点被点燃,都能带动整个链条的运转。而现在的问题就是整个链条都比较静态,还未动起来,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香港这一份给中国的特殊礼物,相当于当年荷兰给英国的礼物。

而现代资本市场产生的信用体系,是国有控股银行体系无法提供的,这不是银行能做和应该做的事。银行无法承担风险投资的角色,如果让银行去做风险投资,大家就不会放心把钱存入银行,那银行就不存在了。而英伟达这样的上市公司,正是通过把一点一滴的储蓄借助一系列中介机构、信用体系转化为资本,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个体系里还包括法律制度、例行规范,纠纷处理机制、历史惯例,以及长期积累起来的信任。目前,中国只有香港的资本市场具备了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的全部要素。如果不能保障它的独立性,这个市场也无法有效运转。当年深圳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其特区的独立性。要用好香港,至少在资本市场和法治领域,要真正落实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因为信誉、信用体系的特点是积累起来需要很长时间,打破它却可能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很少的几件事。香港的市场和体系需要珍惜和呵护,而前提是要理解它的重要性。

 
全球价值投资人应该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
 

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讲前面这些内容?因为距离上次演讲过去的这五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大家的困惑和不安明显变多了。而带着困惑和惴惴不安,想要坚定地持有股票,真正去做好长期投资,是非常困难的。最后,我们回到第四个主题,作为全球价值投资人,面对今天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我们如何去应对,如何去投资?

首先,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宏观环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能接受,微观层面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这是作为价值投资人的基本态度。世界是客观的存在,它不会因为我们的愿望、臆想或主观判断而改变。我们的投资就是要Take the world the way it is, not what we wish to be, what we want to be. It is what it is, take it(接受世界本来的样子,而非我们所希望的,也非我们所想要的。一切如其所是,坦然接受)。 在此前提下,在微观层面、具体公司上有所作为。

问题是,在这样的一种宏观的困惑下,还能够真正地坚定持有这些公司吗?即使经过了仔细的调研分析,对公司本身充满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坚定去持有它们吗?经过前面的铺垫,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核心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回答,在世界从农业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长期、大规模的演进过程中,全世界包括中国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什么是真正的财富?投资的目的是保存、增加财富,所以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财富?我们投资的是什么?我们投资的目标又是什么?

举个例子,在农业文明时代,财富就是土地和人口。那么,今天土地还是不是财富?回顾整个世界历史,尤其是在欧洲,封建体系持续了数百上千年,很多国家的封建制度都因革命而瓦解了,除了一个例外——英国。这几百年来,英国没有发生大的革命,许多原本拥有土地的贵族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土地和宏伟的城堡。在过去,他们是最富有的人。然而,今天这些贵族还富有吗?答案是否定的。大多数仅拥有土地和城堡的贵族已经不再富有,甚至变得相对贫穷。只有少数贵族依然富裕,是因为他们有其他投资,而不是仅仅依赖原有的土地和城堡。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维持土地和城堡需要大量人力。一个大型城堡动辄需要几十甚至上百的佣人来维持运转。然而,过去几百年间,人的价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今天的贵族已无法负担如此多的佣人。同样地,土地也需要雇人耕作,人的价值增加了,土地本身的产出增加相对比较少,乡间房子价值的增加也很少,维修成本反而很高。所以,这些没有转化成工业商业用途的土地城堡成了贵族们的负担,而没有成为财产。今天,仍能维持土地和城堡的英国贵族,大多是通过将城堡开放给公众参观来获取收入。例如,将城堡当作公园开放,收取每人五英镑的门票费用。我相信在座有很多人到英国旅游,参观过类似的城堡,甚至还有人租用城堡举办生日宴会、公司晚会、婚礼等等。这是一个土地和人口的相对价值变化的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现金当然有价值,但现金是财富吗?可能现在的同学没有印象,但稍年长一些的人应该都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说法叫万元户,那时拥有一万块钱是件很了不起的事。万元户被认为是当时最富有的人。然而,假设当年我们把这一万块存进银行,到今天连本带息,还能够让你是富人吗?显然不是了,现在很多人一个月的工资就超过这个数了。所以,如果只是把现金存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不再是财富了。

无论是土地、现金,还是房产(尤其是需要很多佣人维护的),都无法成为持久的财富。那么,在现代社会,什么是财富?财富的作用是什么?财富的本质是用来消费的。一个经济体的总量,归根到底是生产总量或是消费总量。所以,财富就是你在整个经济体的购买力中所占的比例。在农业文明时代,单位经济产出几乎不增长,经济总量存在一个“天花板”。在那种情况下,个人在经济体购买力中的占比相对固定,主要通过土地、人口、房产来实现,这些就是财富。

当经济开始进入到持续累进增长阶段时,尽管过程中可能会有波浪起伏,但长期来看是单向增长的。此时,如果你的财富是静态的,它将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渐萎缩。经济增长得越快,你的财富缩水得也越快。过去四十多年中,中国的名义GDP增长了数百乃至上千倍,所以当年的万元户如今已不再富有。同样,在美国,百万富翁(Millionaire)曾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而前几天巴菲特在信中提到,过去的百万富翁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十亿富翁(Billionaire)。可见,以现金为载体的、静态的财富不是可持续累进增长的财富。当经济进入到持续累进增长的时代,真正的财富应该用你在整个经济体中所占有的购买力比例来衡量。而你的有效财富,是你在自己愿意消费的经济体中所拥有的购买力比例。

所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保存和增加你的购买力。衡量富裕程度的标准是你在经济体中所占的比例,而不是绝对数值。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富有,是因为他在经济体中的购买力占比更高。今天拥有一万元,已经没有了当年万元户的意义,因为今天的实际购买力与四十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指数级的变化。真正的财富是你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只要维持你的占比不变,你就保留了自己的财富,即使整个经济体因战争等因素导致“蛋糕”缩小,你的财富实际上并未减少;而如果你的占比提高,可能你的财富还在增加。但是进入现代文明后,“蛋糕”会呈波浪式的、持续累进的增长,这种持续增长正是现代经济最根本、最具定义性的特征。

今天全球八十亿人口中,大约百分之十几已经进入了内生的、不依赖外界的、可持续的增长阶段;百分之五十左右处于中间过渡状态,中国也在其中;剩余的人口还处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起飞的初始阶段。这一趋势是一个历时数百年、持续不断的、不由任何人的意志而逆转的过程,是一场文明范式的变革。所以,作为价值投资人,你要明白什么是价值,什么是真正要去追求、保护和增长的财富——那就是你在经济体中的购买力占比。对像喜马拉雅资本这样的全球价值投资人而言,作为受托人,我们的责任是在全球范围内保持并且提升我们的购买力占比。具体来说,就是代表投资人,在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找到那些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的公司,通过持有它们的股票来保障我们的购买力得以保持和增长。

这样,当整个经济体增长时,你的财富自然也随之增长;如果你的占比增加,意味着你的增长超过了平均水平。而即使整个经济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萎缩,只要你的占比提升,你的财富依然在增加。有了这样的财富观以后,你就会更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保持这样的认知,你就能心平气和地持有那些最具创造性的优秀企业,不再因宏观环境的波动而动摇。内心保持平和,才能够坚定持有你的筹码,你的购买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探讨前面关于宏观的话题,但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投资的核心。

另外,进入文明范式转变之后,世界经济会持续增长,这一趋势不以任何国家的意志为转移。那些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如果无法跨越,经济的相对比例将逐渐降低。以南美为例,十九世纪末,巴西和阿根廷都曾经是最有前途的发展中国家,然而它们尝试多次,都未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二战之后虽然又迎来一次机会,但到了八十年代之后,增长又再次停滞。与此同时,世界整体经济仍在不断增长。这两个国家一度跻身全球经济前列,如今已难觅踪迹。这正是因为当它们陷入停滞时,其他国家和全球经济仍然在高速增长,导致他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紧迫感。

作为全球投资人,你需要去你认为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投资,但同时也要关注自身的实际需求,在你需要消费的地方保持你的购买力。作为全球投资人,喜马拉雅资本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在最有活力的经济体中挑选最有活力、创造性和竞争力的企业,持有它们的股份,从而实现在全球经济体中保持和增加财富的目标。但是对于个人投资人来说,你需要在你愿意消费、需要消费的经济体中,保持你的购买力,这才是你真正的财富。比如,许多中国投资人主要的购买力需求在中国,可能并不需要在欧洲或是南美有购买力。

今天的环境下,这个目标能否实现?我们来回顾一下价值投资的起源。价值投资正是诞生于整个经济和宏观环境极度动荡、充满困惑的时期。最早完整阐述价值投资理念的人是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也就是巴菲特的老师。那么格雷厄姆是什么时候开始理解和实践价值投资的?他最早从1926年开始投资,前三年中,他与很多投资者一样,经历了“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期间也做了很多投机操作。然而,1929至1932年的大萧条时期,他的投资合伙企业的帐面价值损失高达70%。痛定思痛,他才开始真正实践价值投资,并于1932-1935年成功弥补了之前的亏损。1936年,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封闭式基金(closed fund),运营至1956年结束,二十年间实现了非凡的回报。期间,他于1949年出版了《聪明的投资者》,首次完整地阐述了价值投资的最重要的三个理念。

价值投资的奠基人格雷厄姆,正是在宏观经济面临巨大挑战时发现了价值投资的方法论。他在那个时代所经历的比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要困难得多。当时,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整个经济体萎缩了约三分之一到一半,具体比例取决于不同的评估方法。人们普遍感到前途渺茫,世界仿佛快走向末日。等他终于回本,开始新的基金时,世界又迅速陷入一场法西斯发动的全球性战争,这场战争最终导致上亿人死亡,数亿人受伤,世界上大部分的工业体系被彻底摧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创造了卓越的投资业绩。

反观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格雷厄姆创建并实践价值投资的那三十年所处的时代相比,你会选择在哪个时期开展你的事业?在这样动荡、困惑的宏观环境中,价值投资恰恰能凸显优势,发挥作用。但前提你要明白自己要守护什么,投资的目标是什么。

另一位对价值投资的理论和实践做出巨大贡献的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很多人都熟悉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他对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全球金融体系设计的贡献,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凯恩斯也是一位优秀的价值投资人。从1921年到他1946年离世,凯恩斯管理着剑桥大学最重要的国王学院的捐赠基金, 25年间积累了卓越的投资业绩。凯恩斯早期也曾有过很多投机,但是在不断的经验教训中,他开始总结出价值投资的核心理念。凯恩斯与格雷厄姆的事业轨迹高度重合,都经历了 “咆哮的二十年代”、大萧条和世界大战。不过,与格雷厄姆不同的是,凯恩斯所在的英国在二战期间处于战火前线,而格雷厄姆所在的美国则处于战争的大后方,因此凯恩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造出的业绩更具意义。

凯恩斯和格雷厄姆在理念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凯恩斯的投资更强调对公司本身质量的考察。巴菲特和芒格后来在这点上与他不谋而合,从1957年至今,他们在六十多年的投资实践中将这一理念进一步发扬光大。

还有一位约翰·邓普顿(John Templeton),他对价值投资以及把价值投资推广到其他国家起到了重要作用。1939年,正值战争期间,许多美国股票跌破一美元,邓普顿秉持“便宜就是硬道理”的原则,将当时在美国股市中所有低于一美元的股票各买100股,共投入一万美元。四年后,当他卖出时,104只股票中有100只都取得了大幅上涨。1954年,他创建了邓普顿基金(Templeton Fund),开始将价值投资理念推广到很多其他国家。1992,这只基金经过38年的发展,历经市场的各种变化,取得了十几倍的收益。

我在1997年创建了喜马拉雅基金。在此之前,我在1993年买了第一只股票,就是从买便宜的公司开始。在投资便宜公司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能力圈,并从寻找便宜的公司慢慢过渡到寻找优质且便宜的公司。1997年,基金成立之初,我就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过去这几年中国市场经历了资本与资产的大幅回撤,许多人都遭遇了房地产、股票和其他证券价格的下跌。然而这轮下跌的程度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相比,依然不可同日而语。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主要国家的市场普遍下跌70%以上,最惨烈的甚至跌了90%以上。我们的基金也同样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但那几年的业绩总和恰恰是我们收益很高的一段时期,那时的市场可谓遍地黄金。

说一件趣事,当时我在纽约与几位基金经理交流,其中一位是韩裔美国人。我们聊到各自的投资,他说对韩国很感兴趣,我说我也很有兴趣。当时的韩国股市以美元计算跌了80-90%,因为不仅股市跌,韩元也贬值了40%-50%。他说他正在做一笔交易:买入浦项钢铁(POSCO),因为它的市盈率(P/E)只有两倍,同时卖空三星电子,因为它的市盈率(P/E)高达三倍。他说这个交易非常棒,是他找到的最佳投资机会。这件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市场的状况。今天听起来或许很疯狂,但正代表了当时华尔街的主流想法和价值投资以外的其他投资风格。顺便提一句,这个人叫Bill Hwang,后来声名大噪,几乎导致瑞信(Credit Suisse)彻底破产,因为欺诈罪刚被美国法院判刑十八年。

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价值投资者能够在市场中获得长期收益。没有哪个市场是完全有效的,因为市场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大家可能觉得美国的市场是非常有效的,但我从事这个行业30年,管理喜马拉雅基金27年来,至少也亲历了几次美国股市跌过50%,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美国股市跌得比中国还严重,当时人们都觉得整个金融体系会彻底崩溃。COVID疫情开始时,美国股市也一度跌了30%左右。事实上,这种大幅下跌几乎每隔几年都会发生。2001-2002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期,包括亚马逊这样的公司也曾暴跌90%。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成熟、最有效率的市场了,依然无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所以价值投资的基本理念,以我这三十几年的实践来看,绝对是可行的。历史上的前辈们都是在宏观环境面临空前挑战的情况下,发现并实践了价值投资的基本理念。我在这里总结一下他们最重要的贡献。

本·格雷厄姆阐述了三条重要理念。第一,股票不仅是一张可交易的纸,它是一个公司所有权的法定证明。我们刚才谈到,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股权能够保障你的购买力,这点很重要,投资的本质是保持和增长购买力。第二,市场由个体组成,而人的本性追求短期获利,所以人们往往倾向于把股票当作短期交易的筹码,而忽视了它是公司长期的所有权。可以把市场想象成“市场先生”,他是一个非常神经质的人,他的作用并不是告诉你真正的价值,而只是提供买卖的价格。这些价格往往会远低于或者远高于价值,对价值投资人来说,他提供的是服务,而不是指导。第三,未来很难预测,便宜是硬道理,一定要有足够的安全边际。因为你未必能完全理解一家公司,也无法清楚预测公司的未来。但是如果你以足够低的价格买入,留出充足的安全边际,你的投资就会更安心,你也更能坚持长期持有。

例如,中国股市在2005-2007年经历了一轮大涨,2007年之后,连续七八年大幅下跌,进入漫长的熊市。这一轮起落与美国股市及2008年金融危机高度相关,但在那个时期,中国经济表现相对不错,很多公司也展现出良好的基本面。当时的市场经过七八年的熊市,可以说也是遍地黄金,很多优秀公司的股价都跌到了具有很强安全边际的水平。因此,当大家恐惧不安时你往往会发现很多机会。当这些具有巨大安全边际的投资机会出现时,你能不能抓住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不能真正创造财富。

巴菲特和芒格通过六十年的实践,进一步丰富了价值投资的理念,提供了价值投资的另一条原则:长期的投资回报在很大意义上来自于优秀公司通过它们的长期业绩创造出来的价值。优秀的公司能够持续地增加内在价值,这一点正契合了现代经济本身的特性,即公司的内在价值可以随着经济的累进增长而无限地累进增长。这些优质公司具有长期高于行业平均和竞争对手的资本回报率。所以投资这类公司,财富增长的速度也会优于市场平均水平。但是,挑选和理解这些公司并不容易,所以投资人要建立自己的能力圈,明确知道自己哪些懂,哪些不懂,知道能力圈的边界在哪里,只投资能力圈范围内、那些自己能理解的优质公司,并长期持有。这是巴菲特和芒格先生的重要贡献。其实凯恩斯在他的时代已经开启了这种实践。

第五条是芒格先生的贡献。我与芒格先生有二十年的情谊,既是朋友,又是合伙人,他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家人。芒格先生每年夏天都和家人到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岛(星岛,Star Island)度假、钓鱼。钓鱼是芒格先生最喜欢的活动之一。我和太太及家人过去二十年中,每年都会参加。明尼苏达大概有一万多个湖,星岛就坐落在一个大湖中央。但有趣的是,每次钓鱼,芒格先生都会带我们去不同的地方,先要坐船驶出湖心岛,到岸上换乘一辆拖着钓鱼船的卡车,再驱车一个小时到其他湖去钓鱼,每次地点还不一样。后来我问他,查理,星岛旁边就有这么大的湖,为什么不直接在这里钓鱼?他说,你可以试试啊。我真的尝试了一次,结果发现湖里几乎没有鱼,很难钓到。但是我们去的那些小湖,每一次都收获满满。

后来我又发现,芒格先生每次钓鱼,事前也不知道去哪个岛,而是由一位钓鱼向导带路。他叫Leroy,家里两代人都经营鱼饵生意,所以他常年去不同的湖里寻找鱼饵。通过找鱼饵,他知道了哪个湖里有鱼,每个湖里鱼的品种、长势、时令、位置都不一样,这是他的独家知识。所以很多人向他买鱼饵,是为了打听哪里有鱼。芒格先生每次都让Leroy带我们去,每次都能钓很多鱼。我起初以为每个湖都有那么多鱼,但星岛湖的失败经历让我意识到每个湖确实不一样。

所以,芒格先生总结出第五条理念:投资就像钓鱼,要在有鱼的地方钓鱼。他说钓鱼有两条法则,第一条,要在有鱼的地方钓鱼;第二条,千万别忘了第一条。对投资人来说,第五点也很重要。明尼苏达有一万多个湖,但我们并不需要在最大的湖里钓鱼。对个人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来说也一样,不需要在最大的湖里钓鱼。中国的GDP有18万亿美金,拥有众多行业和公司。其中有些表现不佳,但是也有很多优秀的公司、不被大家充分了解的公司,也有很多被彻底错误定价的公司。投资人不需要了解所有公司,无需掌握所有宏观经济参数、政府宏观政策,更不需要准确预测未来十年的情况,关键是要找到那个能钓到鱼的“湖”。所以芒格先生说的在有鱼的地方钓鱼,就是强调了选择的重要性。后来我还注意到,每次跟Leroy去钓鱼,一整天湖里就只有我们一群人,这就保证了我们能在那里钓到最多、最大的鱼。竞争不充分是错误定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投资人不需要过多研究宏观,不需要把明尼苏达的一万个湖都搞清楚,也不需要把中国经济、世界经济都研究透彻。但是要知道哪个湖里有鱼,哪里竞争不充分,而你又非常了解,在那里建立自己的能力圈,就像Leroy一样。Leroy通过寻找和饲养鱼饵,建立起独特的能力,能够找到那些不为人知的、鱼群丰富的湖。等到大家都知道某处有鱼,钓起来就不容易了,这是他独特的能力圈。

第六条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基于对整个文明范式变化所做的总结:财富的本质是经济体中的购买力占比,价值投资的目标是在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持有最具活力的公司的股份,从而保持和增长财富。这一条也是我们喜马拉雅基金过去三十年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和贡献。

我对现代化这一现象已执着思考、研究了四十几年,逐渐发现,过去几百年间,每个国家经历的都不是独特的现象,而是一场人类文明范式的转移。这种转移不受任何国家、个人、或一小群人的意志所左右,全球经济呈现出一种单向性、波浪式的增长,短期内有起有伏,甚至周期性的起伏,但长期趋势是单向的持续增长。即使某些时期全球经济的蛋糕总量在缩小,如果你能保持自己的购买力比例,你就保持了财富。这样,当经济重新开始增长,蛋糕变大时,你就可以保持和继续增加财富。这一条原则是我个人的总结,希望通过今后的实践证实或证伪。

我再把这六条价值投资的基本理念重复一下:

1.股票不仅是一张可交易的纸,它代表了公司的一部分所有权。

2.市场先生提供给价值投资人的是服务,而非指导。

3.投资必须要有充足的安全边际。

4.投资人要明确自己的能力圈。

5.去有鱼的地方钓鱼。

6.财富是经济体中的购买力占比。价值投资的目标是在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持有最有活力的公司的股份,来保持和增长财富。

我个人这三十年的经历也算是对这六条原则的注释。刚到美国时,我一文不名,只有负资产。走到今天,能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经验,确实归功于价值投资的实践。价值投资的理念是可以实践的,而且可以成功地、长期地实践。我希望像巴菲特先生和芒格先生一样,未来还有三十年的时间去继续实践价值投资。我今天依然像三十年前一样,对这个行业充满激情。这是一个可以与时代共呼吸、同增长的方式,所以充满了吸引力。

最后,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大家都知道芒格先生一生投资的股票很少,但是他一辈子在坚持研究。他曾经分享过,他读《巴伦周刊》(Barron’s )五十年,从中只发现了一个投资想法,但是他在这个投资上赚了几十上百倍的回报:他先在这个投资标的上赚了近十倍,然后投到我们的基金里又赚了十几倍。芒格先生在99岁时,又发现了一只很有趣的股票,有点“政治不正确”,被极度地错误定价,所以他在99岁时出手买入了近十年里唯一的一只股票,而且活到看到股价翻倍。

今天恰逢芒格先生去世一周年刚刚过去。去年感恩节,星期四晚上查理在家人的陪伴下共度晚餐,吃甜点时感到不适,于是提前离席休息。第二天星期五的早上,芒格先生住院了,星期六清醒过来与家人作最后的道别,星期天平静离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生活都很平静,都还在从事自己最热爱的工作,从未停歇。

这样的人生让我们倍受激励,倍感振奋。芒格先生用自己的一生、六十多年的投资记录,向我们展示了这个道理: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是我们可以有作为而且大有作为的。从事价值投资可以让我们与时代共呼吸、同增长。我相信,有志于价值投资的人,无论身处何地、面临何种环境,都能够有所作为。我衷心希望大家能够持续投身这份美好的事业。谢谢!

问答部分

问题1: 在持有优质公司的过程中,如果市场给出了明显高估的价格,达到什么程度时,您会考虑减持?

问题2:长期持有优质公司并获得持续收益的人很少,这是否与运气和勇气有关?年轻人在信息不足或需要推翻认知的情况下,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做出投资决策?您年轻时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吗?

李录:关于卖出,我的考量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如果发现自己犯了错,会第一时间卖出。第二,当有更好的投资标的,其风险回报比(risk-award)和潜在损失和收益(downside-upside)更优时,会选择替换。第三,当市场出现了极端的高估泡沫。但是估值很多时候是一个时间维度上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的长期成长能力。人类共同的缺点是常常会放大短期因素,缩小或忽视长期因素。所以要培养起自己的能力圈,你研究得越深入,理解就越透彻。短期高估如果与长期增长相比,就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找到并理解能够长期增长的公司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这类公司具有长期持续地超越对手的竞争力,有很广阔的增长空间,而且具有优秀的资本回报率。这样的公司凤毛麟角,因此我们称之为“圣杯”(holy grail)。最优秀的投资,往往就是投资在这些具有长期持续竞争力和增长潜力的公司上。一旦你真正找到、理解了这样的公司,我通常建议不要轻易地丢掉这个筹码。如果因为觉得高估了卖掉它,再想买回来,你会发觉还是面临同样的问题,它还被高估,你还是得继续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它的增长可能已经远远超出你原本预估的价值。如果是真正优秀的公司,这种情况更可能发生。如果不是优秀的公司,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一个人一辈子的投资生涯里,真正找到这样的公司并不容易,因为这样的公司本来就稀少。一家你研究明白的优秀公司,还恰好很便宜,这种机会非常罕见,我在30年的投资生涯中,也只遇到过少数几次。同时,能否长期持有这样的公司也很重要。无论你持有了多久,都要不断地去学习。

以伯克希尔·哈撒韦为例,我们都觉得它是一个城堡型的公司,由全世界最优秀的投资人打理,60多年屹立不倒。然而,它的股价也曾有过三四次下跌超过50%。在那个时点你能不能继续持有,很大程度取决于你是否深刻理解这家公司拥有的资产。这种深度理解并不简单,因为伯克希尔拥有许多优秀的资产和子公司,要真正弄明白,需要长期的研究和积累。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持有比亚迪已经22年。在这22年里,它的股票至少有七八次下跌了50%以上,有一次甚至跌了80%。每次股价大幅下跌,都会考验你的能力圈的边界的真实性。你是不是真的懂?是否真的知道它的价值是什么?它创造了多少价值?在某一年,比亚迪创造的价值可能是增加的,但股票却跌了70%。这个时候才真正地考验你是否拥有能力圈,只有触摸到边界,才能确认这个圈是否存在。在我们持有的这段时间里,比亚迪的销售额从十亿元增长到近一万亿元人民币,且尚未封顶,仍然在增长,仍然在创造价值。这就是投资的有趣之处。

所以,持有股票的时间长度和卖出的时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能力圈是否真实,以及你是否真正理解一家公司。投资并不是买入一只股票就高枕无忧了这么简单。如果这么容易,早就遍地都是富人了。投资并不容易,但它是一项有趣且富有挑战的工作。

第四种情况是作为受托人,有时我们卖出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是满仓投资,遇到赎回要求,因为我们的基本原则是不借债,这种情况下就可能需要卖出部分持仓。我们坚持不借债的基本原则,是因为只有不借债,我才能够经得起整个投资组合下跌50%的极端情况,个股大幅下跌是投资中很正常的事。如果在投资生涯里没经过几次这样的考验,你很难弄清楚你的能力圈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真明白,真勇敢,还是真鲁莽,真运气。

股票市场确实非常考验人性。如果你对投资标的不理解,迟早会在某一刻被市场打败。所以真正明白很重要,要不断地加深和拓展自己的能力圈,坚持终身学习。所以我刚才在演讲的最后和大家分享,芒格先生在99岁时买入了一只股票,而他对这只股票所在的行业已经研究了至少六七十年。重要的是,你的能力确实是可以复利式增长的。所以年轻时,可以从简单的做起,比如先买最便宜的股票。因为只有价格足够便宜,你才能安心地长期持有,从而有充裕的时间去理解企业和生意。在理解企业的情况下,再去拥有那些真正优秀的公司。长期持有的前提是真正理解,而不是为了长期持有而长期持有。价值投资的核心是理解价值,支付的是价格,购买的是价值,最好去买那种能够不断增长的价值,至少要买在远远低于价值的价格上。能力圈要一点点建立,不必着急。

问题3:如何看待美国进入3.0时代的路径?除了参考中国香港的发展,中国是否还能借鉴美国崛起的一些经验?此外,在改革与崛起的过程中,高层决策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成功?

李录:从长远的视角来看,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文明范式的变化,不以任何个人、任何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是由现代科技文明中经济可持续累进增长的规律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停滞不前,就会落后,因为其他国家还在增长,比如过去几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对于美国其实是收缩了。有的时候我们还要观察这个民族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民族,大家是不是还在认真努力去做事。现在中国影响的是国内的十几亿人,再加上全世界二十几亿人,我们是命运共同体。有的时候确实形势比人强。

3.0经济能够在这个时代真正立足,有很多偶然因素,其中最大的偶然因素是美国的建立。美国确实得天独厚,地理广阔、文化多元,可以接纳大量多种族的人口,到今天依旧如此。所以美国的实践,不仅是本国的实践,也是人类各族群探索3.0文明的共同实践,对世界具有广泛的意义。目前,全世界经济体中已经有10%左右的人口进入了3.0文明,但国际关系尚未达到这一阶段。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铁律是最大的市场最终会成为唯一的市场。尽管市场之间存在很多柵栏、各种壁垒、关税和限制,但实际上通过第三方,整个市场还会连接、流通,谁也离不开谁,暂时的战争和冲突最后也会结束。

人类今天的组织方式还是以政府和民族国家为单位。尽管在经济上,全球已经形成了一个共同市场,但是在国际关系上,仍然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松散体系,没有一个国际政治组织形式。其根本原因在于,3.0文明的经济以复利形式增长,增长的速度很快,可是人的本性基本上不变,人的组织方式、心理结构、文化诉求、宗教信仰变化很慢,这种落差是长期存在的。无论是国际关系的变化还是国家内部的治理,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如果了解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就会明白中国今天的很多困难并非无解。回溯中国从1840年以来的现代化实践,再对比过去这几年的挑战,你会发现当前的困难不过是茶杯中的风波,无需太过担心。作为投资人,最关键是要找到那个有鱼且人不多的湖,去那里钓鱼。你不需要厘清所有事情,也不需要在最大的湖里与人潮竞争。这就是价值投资美妙的地方。

问题4:如何理解什么是便宜的公司,是看P/E吗?公司的P/E有个范围,P/E和增长率相关的,应该怎么看?

李录:便宜是一个多维度的观念,是相对价值而言的。在本·格雷厄姆的时代,他专注于有形资产价值,只看那些可以立即变现的类现金、可交易证券、立即可回收的应收账款,甚至连房地产都不在考虑范围内。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这类股票很多。1993-1994年,我刚开始投资时,美国股市上也有很便宜的股票。我的第一个“十倍股”,当时市值3亿美元,账面价值有5亿,其中4亿是一家上市公司TCI的股票,TCI后来成为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公司。当时我不看P/E,也不清楚那剩下的1亿美元资产是什么。后来我发现,这1亿美元资产非常值钱,都是卫星通信和无线网络的牌照,是美国最早的无线通信系统的基石。当时我并不理解这一点,误打误撞买了之后,决心深入研究有线电视公司,才意识到无线网络牌照真正的价值。所以,买得便宜有时会带来意外的收获,但是买完之后必须去深入研究,懂得越多,收获的价值就越大。

用P/E作为指标去衡量公司价值,关键需要明白这个盈利(earning)的质量。比如,盈利是否具有周期性?如果P/E低,是因为它处在周期的顶点,因为盈利中包含了很多一次性的或周期性的成分,还是因为它的盈利确实是长期的、稳定的、可持续的?弄清楚盈利的质量之后,才能判断公司的长期增长能力。每家公司的价值都不太一样,你一定要明白自己投资的是什么。

问题5:优秀的企业家有什么特点,有没有共性?

李录: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30年来我认识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你只要经历得够多,就会发现这些成功人士,其实和你一样,早期也都从一文不名开始。我认识杰夫·贝索斯的时候,他跟我一样,也是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我们一见如故。他邀请我去亚马逊演讲,当时公司就一百多人,而他刚租下第一个仓库。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成功的故事,江山代有才人出。

每一代优秀的企业家之间有很多共性,也有很多差异,无法统一归类。如果说有共性,可能最重要的是永远保持乐观。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是半瓶子满、半瓶子空,没有哪瓶水是全满,也没有全空的,而成功的企业家都选择看满的那部分。因为创建一个企业,永远有无穷无尽的困难和挑战。如果你天天盯着半瓶子空,把自己和旁人讲得很沮丧,怎么能找到合作伙伴呢?人要有理智分析,但是企业家要选择相信相信的力量。未来并不容易预测,很多时候要选择相信。相信,在3.0文明范式变化中特别有用。为什么呢?因为潮涌之时,众船皆高 (Rising tide lifts all boat),经济体本身在增长,会奖励那些选择相信的人。所以永不言败是成功的第一步。所有成功的人都具备永不言败、保持乐观、相信未来这些基本的性格。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不清楚哪一种人能成功,也不管哪一种人能成功。埃隆·马斯克这样的人在中国很难成功,很难被广泛接受。马云在今天还能不能成功也是未知数。一个有高度包容性的社会才能够人尽其才。因为市场经济是由竞争结果来决定的,没法事先判定。没人知道哪一种人特别适合,况且在不同的时候标准也不一样。所以自由很重要,提供空间很重要,任何人在市场经济中都有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经济从“人人为我”最后变成“我为人人”,从私利出发最后成就了巨大的公利。它把所有经济要素全部循环起来,任何才华,在市场经济中永远不够用,多少都不够。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再成功的企业家也得不断学习,否则只能成功一时。所以保持乐观、永不言败很重要,持续学习很重要,让别人能够信任你,正直诚信(integrity)也很重要。但除此之外,真的是人尽其才,不拘一格,所以整个社会环境需要包容性。

问题6:投资的意义是什么?个人投资者的认知和能力圈会提升,会获得投资收益,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价值?

李录:最后我来回答这个带有哲学色彩的问题,投资人是寄生虫,还是对社会有益?尤其是价值投资强调便宜,总在低价买入,每次买入就意味着有人卖出,那么你的投资盈利是不是来源于卖出的人的亏损?答案是否定的,价值投资人绝对不是寄生虫。刚才演讲里谈过这个问题,即为什么资本市场是现代经济的必要前提和基石。进一步说,资本市场的存在是让所有的经济要素能够循环起来最最重要的保障,资本市场最终要有效率,就是要把钱投给最有生产力、能够提供市场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公司。假定一个普通人每月挣一千块钱,拿出五百块来储蓄,想要投到最优秀的公司,中间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链条,链条上每一个节点都非常重要,都不可或缺,到最后的资本市场、公开股票市场,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能够合理定价。合理定价是说最终价格和价值要大体相符。

我们说资本市场并非总是有效,是说它短期有时无效。长期看,市场价格要随着价值浮动,价值是它的锚,这个市场才是有效的。让价格从短期的无效变成长期的有效,最重要的就是基本面投资人,就是价值投资人。价值投资才使得市场具有价格发现的功能,是市场能够把最值得投资的最有价值的公司和非专业的个人小储户相连接最重要的一环。构成资本市场的每一环都很重要,包括律师、券商、分析师、经理人等等,千万不要轻易地认为任何一环上从事金融的人都有原罪。这些专业人士和机构提供的是信用。当然这个行业里的确有寄生虫。只有真正具备受托人责任的人才能够产生信用,也只有当每一个链条都有讲信用的中介,才能够产生整体金融市场的信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加上法制化的监管及长期的实践才能产生真正有效率、有信用的金融市场。

我一般不谈持仓,既然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比亚迪的投资,所以还以比亚迪为例,我们拥有了它22年,其间有8次它的股价跌了50%,一次跌了80%,如果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价值投资人,比亚迪在某些危机时刻可能遭遇资金链断裂。比如大家知道今年就有很多高成长型的公司发生资金断裂。如果我们没有在2010年引入像伯克希尔这样有信誉的投资人,比亚迪的成功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并不是说比亚迪不会像今天这样成功,只是说它会经受更多挑战。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证。如果没有价值投资人,资本市场就失去了价格发现的功能,不再有效,也就无法成为真正让储蓄运转起来的体系。所以优秀的价值投资人取之有道,是一个优秀企业不可或缺的伙伴,不仅重要,而且十分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我第一次听巴菲特的演讲时,就决定从事这个行业,他给我解答的就是你这个问题。我个人一直对道德和社会正义比对赚钱更有兴趣,年轻时尤其如此。我最早理解的华尔街股市,就像《日出》里描绘的那些狡诈的寄生虫,暗箱操作、秘密勾结,令人鄙夷。而巴菲特使我明白,价值投资的本质是双赢,投资人其实是公司成长很重要的一环。我在早期的投资生涯中也做过一些风险投资,作为天使投资人,帮助十几家公司成功创建并发展。对VC、PE来说,投资人的作用就更明显了。一个真正有声誉的、有信用的公共市场投资人,长期对公司的背书起到同样重要的作用。而且公共公司的存在,对于把储蓄转化成有效的社会资源,对于这些公司能够成长起来至关重要。这是我们整个现代经济能够进入到自生性的、可持续的长期增长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每一个链条上的人,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些是常识,却很稀缺。你问的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些知识要慢慢地去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开设这门课,为什么要讲这些,为什么常老师、姜老师、助教和志愿者花那么多时间做教育工作?就是要把常识变成共识,这样社会才不会动辄将资本市场上的人妖魔化,为这个行业强加原罪。缺乏这样的共识,一个国家会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里,无法形成正向循环。个人储蓄率从40%增加到50%,意味着GDP缩减10%。GDP减少导致大家对未来的期望降低,进一步导致消费减少,引发公司裁员。也就是说,当经济开始缩减的时候会越来越缩减,当经济在扩张的时候会越来越扩张,所以需要救市,需要刺激,但是消费端出现的问题,增加供给是解决不了的,需要增加实质性的可持续的需求。这些环节就是现代经济的基本,也是稀缺的常识。

教育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常识真正地变成共识,让经济在这个基础之上持续发展。但是这种稀缺又很自然,我们从农业文明时代经历上万年演化过来,大部分人的财富观是静态的,凡是赚钱的人我们都觉得他赚的是不义之财。这是静态的2.0时代的思考惯性。我把狩猎文明、农业文明、科技文明命名为1.0、2.0、3.0,就是为了将其显著区分,因为我们的观念很多时候滞留在上一个文明状态,不理解动态的经济增长、复利增长。财富是动态的,是被不断创造的,大家回到英国贵族、回到万元户的例子,就能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很多观念需要改变。

今天也用这个问题来结束我们的演讲,就是真正的价值投资人具有受托人的意识,为企业和资本市场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是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希望每一个从业人员真正能够做到对得起这份责任。谢谢!

你看那满天飞来的沙鸡,就是这个时代

李承鹏

启东九龙镇网格员通过摸底排查,发现本村55岁的低保男居然有两万元棺材板存款,迅速取消了他的低保。低保男眼见每月780元稳定收入没了,多次理论无果,冲进村委会就把25岁的女网格员杀了……自己也服毒自杀。

这是红朝全面奔小康、国民幸福值超过美国人500倍(张维为语)的一件小事,倒也没有掀起什么大浪,人民一部分躺平,一部分沉浸在国家决定大力提升经济并把房贷首付下调到15%的喜悦中,还有一部分兴高采烈庆祝十岁日本小男孩被民族英雄钟某刺杀于深圳街头,“杀得好,日本崽子不算人”“该把接狗崽放学的妈妈一并斩了”,四川官员黄一如说“没滥杀无辜啊,我们的纪律就是杀日本人”。

那个孩子被刺得肠子流了一地的妈妈在边上哭喊“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场面肯定是谣言,我国舆论场一直有个极有趣现象:一方面官方绝不给出案情细节,另一方面民间目击和传闻全是谣言……血很快被风干,又被新一层血盖住,层层叠叠刷上去,历久弥新,成就支撑太和殿那66根鲜红大柱子,这就是执政基础。

回到杀网格员,有人骂低保男有两万巨款还吃低保,有人夸网格员认真负责,还说被杀的网格员并不是举报低保男的那个。所以我常说,智能手机会让人智力下降,过度信息会像硅胶一样填充了脑回路,能不能换个思路,如果网格员把侦查低保户存款的认真态度放在侦查官员财产上,中国就没有低保户。上个月,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受审贪污8.13亿,帮人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大肆敛财、接受宴请和旅游安排……这些明晃晃的大动作,长达十年没被发现,而一个农村老汉偷偷攒了属于自己的两万元就迅速被摸查清楚,你他妈是瞎呢,还是瞎呢。

对不起,越看中国当代史就越容易爆粗口,成正比的。

孙书记在法庭痛哭流涕“对不起党、违背了初衷”。我对贪官“背弃初衷”这句标配版悔过台词一直很怀疑,弄得好似刚开始他们还是小白兔,只是被奸人误导步入歧途才变成大灰狼的,刚起步还是良家妇女,后来经不住诱惑才堕入青楼……不对,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为人民服务,就是单纯而坚定地想升官发财日女人,并在过程中一直提纯想法。再想想,贪了社会8.13亿的孙书记还可以表演哭戏并在秦城三菜一汤,攒了自己两万元的低保户老汉却只有自杀,你就知道那些用智能手机在网上刷“这低保户毕竟杀了人,法不容情”的二货又在展示智能和人格双低下。

最近流行杀官,继重庆警察被出租车司机杀死,河南法官王佳佳在距家门二十米处被老汉砍杀,永州六名法官被枪杀,湖南财政厅女厅长被两名男子捆绑着扔到楼下……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以前人民遇到苦难的事,还流行跑到政府门口齐刷刷下跪,后来就不太跪,而是流行组团跑去跳桥跳楼,到最近忽然进化到密集杀官,这行动轨迹,就是从相信青天大老爷,到绝望于前途,到老子以一命换一命,就是时代的预兆。

我常想,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莫非是明末惨烈的“江南奴变”,在最富裕的江南,陷入生活困境饱受凌辱的温驯仆人们,忽然前赴后继抱团杀豪门缙绅。从唐元鹏的《江南困局》里看到,包括老艺术家董其昌、著名旅游博主徐霞客、思想家顾炎武,均遭灭门之灾,大变局之时谁也跑不掉,哪管你是财政厅长还是村委会网格员。还有豪强看中贫户的田地意欲强行收购,却被贫户反套路,将豪强父子绑至海上风吹暴晒,凌迟之后还把肉腌成咸肉干。

这时代的刺身味道,惊喜不惊喜,刺激不刺激。

没活路必然杀官,长期巧取豪夺必遭底层反噬,这是规律,另一个规律是,谁也停不下这巧取豪夺的游戏,哪怕是勤奋的皇上崇祯。大明注定衰败、被攻破,无论有没有十三副遗甲起兵的努尔哈赤和邮差李逆自成。其实晚明并不缺钱,有从西班牙和日本来的共计一亿两白银,也不缺发达的民间手工业,更不缺世界上最庞大的工具人群体,它就缺顺应时代规律……

1644年,换了50个宰相14个兵部尚书的崇祯皇帝眼见朝野无钱,内忧外患,最终走上煤山,真诚地说了一句混账话:“皆诸臣误朕”,至死执迷不误;差不多同一时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之战中用龙骑兵战胜国王军队,奠定资产阶级阵营胜利,英国注定迎来光荣革命,走上工业革命道路。

历史就这么分野了,大明和大英当世两大帝国,在同样面临传统农业和新兴资本主义的分争、同样面临新旧势力对抗,同一时间却走向两条相反的路;而我国主流史学家至今还痛心疾首争论到底是东林党还是阉党对咱皇上不忠心,导致误了大事,这些不跪着就不会做学问的人儿啊,不进敬事房也是可惜……

所以你问,这是什么时代,这其实是后明时代。那棵树也不是现在才长歪的,是自万历、洪武甚至大秦时代就注定长歪的。

最近在努力提升经济,作为地沟油餐饮大国,官方称北京餐饮业利润同比下滑了88.8%,这么吉利的死亡数字,看上去像上坟时风水道士给弄的;为了拯救房市也搞得像拯救房事,又是神油又是伟哥,网友对“首贷首付”下调的精辟评价,“把上吊的绳子往下调10厘米,让个头矮的兄弟也能上去”;我看到最悲凉的财经新闻是:法院拍卖破产企业的资产,以4.2元起拍了一瓶原价6元的雪碧,因为该企业已没有更多可供执行的财产。

一个当年靠运气挣了钱后来靠努力破了产的企业家朋友,最近准备念《心经》,问我哪个语音版本更好,我就帮他录了一段: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银行卡皆空,度一切苦厄,练饷,辽饷,剿饷,增值税,个税,消费税,房屋养老金……

企业没钱,个人没钱,国库没钱,可是印钞厂太有钱了。所以每当看到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事儿逼地讨论经济周期及拯救方案时,顿觉画面很精神病,正常经济社会才有经济周期,正经药喂下去才叫救市方案,你们召开各种论坛说来说去不外乎就是:大郎,快把这碗药喝下去。又挺像卖跳蚤药。早年河南大水,跳蚤臭虫横生,村里苦不堪言,还染上疟疾。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位治跳蚤的高人,好酒好肉招待了三天,高人在怀里搓啊搓,终于搓出一团黑泥交给村长,说“这就是治跳蚤的神药”,划船走了……村长忽想起忘了请教这跳蚤药用法,率全村跑到河边急喊“高人咧,恁跳蚤药咋用啊”。

高人在天边遥遥喊:恁啊,捉住那跳蚤,把它嘴给掰开,把黑泥搓成小块,塞进去,跳蚤就咽气咧。

专家说:深挖企业内部问题,让老百姓敢于消费,中国经济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高人说:你捉到跳蚤掰开它的嘴,把药塞进去,药到病除。

嗯嗯,越看中国当代史越容易爆粗口,成正比……你他妈没看见杭州外卖员趴在路边电瓶车上,别人以为他睡着了,其实他死了。成都33岁的外卖员因脑溢血送医院急救,妻子决定拔管放弃治疗,救活也是废人,还需要大量医疗费。有人说这个妇女狠心,大难来时各自飞。这人假装不知道中国医院有多贵,中国医保就是百分之九十几的穷鬼用一生抬着那百分之几的精装高干病房,那血汗一路滴将过去,他们管这个叫“群众路线”。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宣布援非3600亿,国家发改委宣布:中国已与46个非洲医院对口合作,派出医疗队2.5万人次帮助非洲医疗。与此同时,巴黎将宠物纳入医保了。

所以爱国者不要太激愤于当年“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了,现在人不如狗。

我中文系毕业论文写的是老舍《骆驼祥子》,当时很有感触,“他们的拉车姿式,讲价时的随机应变,走路的抄近绕远,都足以使他们想起过去的光荣,可是这点光荣丝毫不能减少将来的黑暗……而祥子,在与‘骆驼’这个外号发生关系以前,是个较比有自由的洋车夫,他属于年轻力壮,自己有车的那一类,自己的生活都在自己手里,高等车夫。这是从风里雨里的咬牙,从饭里茶里的自苦才赚出那辆车。那辆车是他一切挣扎与困苦的总结果与报酬,象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他不怕吃苦,在这个营生里他也要证明出他的能力与聪明。”

现在再看,老舍对社会的发展认知还是肤浅了,都是骆驼,都在四十度高温下拉车,都以为通过奋斗,哪怕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可祥子还知道对天空喊一句“凭什么”,现在的外卖员就这样默默地死去了,人们以为他只是午间小憩。

美团刚起,多少人自豪于我国的外卖,又快又热辣滚烫,还有九块钱高温补贴,这吹牛逼的日子才过去九年啊……这就是对你的九年义务制教育,你敢想像再过九年吗?说起教育,听说开始着手把芯片植入校服了,不是怕孩子走丢监控失灵吗,现在有手搓芯片,联想到入学必须订牛奶午餐,否则就操场晒着去,这就是刚起蒂的韭菜也要割啊。

从小我们被告知是祖国的花朵,现在才知道,我们这一茬茬盛开的花朵,一直是韭菜花。

大学生们开始流行在宿舍里挂毛主席像了,人们夸赞:这改变了我以前对当代大学生娘炮自私的刻板印象,这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有太阳照着的宿舍一定会闪闪发光的。下面评论:伟人的一生只败给了时间,而时间又终将证明他的伟大,还有说:赶紧行动起来吧,把资本家和他们的代理人打翻在地。

有一种可能,或者肯定,阶级斗争即将到来或者已经开始,标准混淆的时代,当剧变来临,人们不会变得更善良,更勇敢,更明辨是非,只会变得更阴险狡诈,黑白颠倒,鸡贼凶残,即使亲密朋友也会背刺,即使一开始打着“公平正义”旗号,到头来终究逃不过街市上的疯狂杀戮。别说与你无关,别说你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没人逃得过剧变,哪怕岁月静好的路易十六。他喜欢写日记,总是记些今日吃了什么,跳了什么舞,打了多少只猎物……

1789年7月14日这一天,他无聊地写道:今日无事。

这一天,正是人民攻打巴士底狱。

第二天路易十六才得知,就问:哟,造反了吗。

大臣:不,是革命!

很多事情是有预兆的。说回过来这些日子的杀官、杀外国人,当年日本也这样,一激愤就刺杀首相,就对俄太子尼古拉二世当头一刀,踩不住贫富差距的刹车,人民满心怨恨,仇外就是高效率的统治术,另一方面民众也需要麻醉自己的苦闷,给他一把刀,让他用勇敢来充实失意空虚的心,精神层次也一下子哗就上去了、升华了。这是一种合谋,屡试不爽,只是看谁演得更好。

你看,女真人和李逆打过来之前,满朝忠烈,坚决反对迁都,誓与皇上共存亡。可城破之时,忠臣们赶紧烧掉官服,生怕被发现是朝廷命官。当了解到李自成要招聘旧朝臣子时,殉节者只有二三十,却有两三千官员争先恐后去投降。只是官服烧了怎么办,就满大街找戏班子,借买戏服穿上。这就蔚为大观了,两三千官员在承天门排队找工作,好多穿着戏子服,这让闯军兵士很看不起,故意不给饭吃,忠臣却说“虽然肚子饿,但心里很快乐”。李自成也非常鄙视,牛金星不录用年老发白者,有个叫刘廷谏的大臣却腆着脸说:别,别看我现在头发是白的,只要一任命我,头发马上就变黑了。”

文人们就这么不要脸,所以刘宗敏严刑拷打逼出七千万两白银,倒也是活该。我看了中国忠臣史后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千万别相信忠臣,他们不是怕水太冷,就是借戏服。

老百姓借不到戏服,演技也自然些,他们平静甚至有些恬淡适然,等待着什么……感谢一位叫“诨名唤作巴布尔”的朋友介绍《维米尔的帽子》这本书,让我知道了里面一些取自于杨士聪《玉堂荟记》的重要素材:

明朝末年,世道已不如从前,形势虽然还没到崩盘,北京城里却已悄然发生了一些改变,有一天,有人忽然开始卖一种沙鸡,这种鸟并不产于北京一带,其天然栖息地在更北边的戈壁南缘。当地人传说,一般只在北方边界有部队调动,栖息地受到惊扰时,才会飞到这么南边。当时北京人心里都隐隐觉察到了,沙鸡之所以出现,是北方边境有女真骑兵准备入侵了。但没有人敢说出口,怕杀头,市场里仍然天天有人在买卖沙鸡。这个细节好有趣,普通人很难确切地知道宏观的时代到了什么境地,但也未必什么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没什么用,只能买卖沙鸡而已。

整个北京城,或者说整个帝国,笼罩在一个巨大而神秘的不安气息里,但人们相安无事,达成默契,偶尔仰头看天——你看那满天的沙鸡飞过来了,卷着黄沙,恍若无事,这是一个象征。

你问我这是什么时代,就是沙鸡时代。

李承鹏 2024年9月26日

罗素:我不愿揭中国人的短,但中国人有三个很大的缺点!

哲学门

伯特兰·罗素(1872年-1970年),英国哲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他大概是上个世纪全世界最具知名度的哲学家之一,他是活跃的合理主义与自由思想活动家,并致力于哲学的大众化、普及化。对爱情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支配了他的一生,他的箴言值得一再品读。

中国人待我不薄,我不愿意揭他们的短处。
但是出于对真理负责,也出于对中国人的考虑,隐讳不是好主意。
我只要求读者能记住,平心而论,我认为中华民族是我所遇见的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
同时,我准备起草一份严肃的起诉书,控告任何一个欺侮中国的列强。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中国讲学一年。
这一年里罗素目睹了残破落后的中国,也独具慧眼地看到了中国人所具有的西方人没有的优点和缺点。
罗素一生撰作甚丰,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之一,他被无数人视为时代的先知。也被评价为具有“穿越时空的仁慧目光”。
他的文章也往往直指人心,发人深省。
1922年罗素归国后撰下《中国问题》一书。在书中畅谈他对中国的认识和所见所闻。
本文节选于书中《论中国人的性格》一章,百年之后读来颇有“穿越时空”之味。
对中国人的主要性格缺点,他以犹豫的心情谈了三点:贪心,懦弱和缺乏同情心。
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王朝更替史,每个王朝都是从兴旺到衰落,做臣子的渐渐地不听从王命,政府几乎瘫痪,社会动荡不安。有时长达百年之久。等到新王朝取代了旧王朝,中央集权又再次得到巩固。
罗素认为孔子是个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更多地阐述了君王的治国之策,他所希望培养的美德不是彼岸世界的来世幸福,也不是要人们承受亚当和夏娃犯下的原罪,而是希望造就社会的繁荣。孔子思想跟西方宗教的武断行为有着本质区别。
自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品质,但是给罗素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的忍耐力。“他们坐等不幸自行消退,象汽水的泡沫一样自行消退”。
百年变迁,于人于我,于好与坏,其中玄妙,各怀感慨。
01
缺乏同情心
在我快要离开中国之前,有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诚恳地要求我谈谈中国人性格的主要缺点。我以犹豫的心情谈了三点: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
说起来很奇怪,这位作家非但不生气,反而承认我的批评公正中肯,并和我继续讨论可以对这些缺点进行医治的办法。
这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最大美德。
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使每个西方人感到震惊。他们缺乏人道主义的冲动,而这种冲动促使西方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安慰自己用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给他人造成的不幸。
如果一条狗被汽车严重辗伤,十有八九过路的中国人会停下来对这条可怜的狗的痛嚎感到好笑,并以此取乐。
看到痛苦本身并不会引起一般中国人多少同情心。事实上,他们好像看到别人痛苦还感到很惬意开心。
从中国历史以及1911年以前刑事法典来看,中国人决不是没有残忍行为的心理冲动,但我本人并未遇见这种情况。
有一点必须指出,所有的西方列强都是残忍行为的实践者,只不过我们西方人用伪善部分地掩盖了我们的残忍行为。
02
懦弱
懦弱,是中国人的令人一看便知的一个缺点。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们真的就缺乏勇气,贪生怕死。
在战场上两军相战,双方都想逃离战扬,胜利就属于首先发现对方溃退的一方。但是这只能说明中国士兵是明智的人。
因为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军队也纯粹是由雇佣兵组成。
当势态严重时,例如,“太平天国起义”,据说中国人打得非常勇猛顽强,特别是他们在有良帅骁将时更是如此。
中国人的忍耐精神是少有的。
中国人会为了在许多好战的民族的人看来全无必要的动机,如只是为了不肯说出别人隐匿被盗物的地方而忍受折磨,甚至死亡。
尽管比较起来他们缺乏战斗的勇气,但他们一点也不比我们西方人更怕死,他们随时准备承担自杀的义务就是一个明证。
03
贪心
贪心,我以为是中国人最大缺点。
生活艰苦,很难挣钱,为了得到金钱,除了极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外,许多人会贪污犯罪。
仅仅为了几分钱,几乎所有苦力阶层的人都会甘受一次死的危险。
中国与日本打仗陷入困境,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中国政治家根本不能抵制日本人的贿赂。
我认为这种贪婪的缺点可能是根源于经济条件。也许多少年代以来,品行廉洁的人在生活中吃亏了,得不到所需要的钱。只有当经济条件改善了,这种贪婪的情况才会减少。
我不相信今日中国的贪污腐败,要比欧洲18世纪的情形还要糟。我从没听说过中国的将军比乌尔伯勒公爵更腐败,也没有听说中国的政治家比卡迪纳尔杜布瓦贪污受贿更甚。
因此,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人完全有希望变得像我们西方人那样的诚实。当然实际上西方人是否真的廉洁,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04
我不相信“东方人阴险”
到过中国的旅游者发规,独具魅力的中国优良文化传统颇难保持下去,它必将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而消失。
但是,有些东西仍然可以保留下去,如中国人的某些无与伦比的优秀道德品质,这些优秀的品质正是现代社会生活最最迫切需要的。
在中国人所有的道德品质中,我最欣赏的是他们平和的气质。
这种气质使地们在寻求解决争端时更多地是讲究平等公正,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喜欢仰仗实力。
西方人中间有一种论调:中国人不可思议,满脑子的神秘思想,我们难以理解。
如果到中国去长期生活体验一下,可能也会使我抱这样的观点。但是,依我在那个国家讲学期间的所见所闻,并没有发现有任何迹像可以证明这种论点是正确的。
中国人相当有教养,聪慧而明智。我根本不相信“东方人阴险”的神话。
我确信,在一场互相欺骗的游戏中,一个英国人或一个美国人十有八九会战胜一个中国人。
05
“不文明”是误认
我记得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们一行人坐在轿子里,被抬着穿过山丘地带,路途崎岖险峻。
这些抬轿子的苦力十分辛苦。当旅途到达山的最高处时,我们要求他们停下来歇十分钟。
他们立即生成行拿出烟斗,又说又笑,似乎对世界上一切都毫不在意。
如果在其他任何国家,只要稍微有点心计的人都会在这种情形下抱怨这炽热的天气,以此要求增加小费。
我们在那时却担心汽车是否已在指定的地点等候我们。
一个欧洲人在向旅游者推荐下榻地点时,往往告诉你,那里乘火车很方便,因为对欧洲人来说,在选择任何一个地方的住处时考虑交通便利是最重要的。
但是,中国人却会对火车只字不提,即使你问起,他也会答非所问。他兴致勃勃地告诉你的是,哪儿有一个古代皇帝营造的宫殿,哪儿湖中有一个栖身之地是唐朝一名忧心天下的著名诗人所建的。正是这种文化视野和看法不同,而被西欧人误认为不文明。
06
谦恭并且自信
中国人,上至高官显要,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种冷寂而内向的尊严,即使是一个受过欧洲文化教化的人,也不会损失这种特性。
中国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都是很谦恭的。
他们的自豪感来自于自信。
他们承认中国军队不如外国军队强,但中国人却认为国家的强大主要来自于人或民族的素质。
我认为,中国人从心底里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文明的国家,而西方人对此不能接受,因为判断的标准截然不同。
我们西方人崇尚“进步”,这只不过是渴望环境发生变化的一种伦理上的幌子罢了。
如果有人问我,机器是否真正地改善了这个世界?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的回答语无伦次:机器确实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它使世界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我们确信,十有八九所谓崇尚“进步”的西方人,所谓爱好“进步”实际上是嗜好权力,喜欢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使事物发生变化和差异。
07
“死要面子”是为了实现尊严
中国人的“死要面子”,经常使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荒唐可笑。
然而,中国人仅仅是要求实现与他们社会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个人尊严。
每个人都要“面子”,甚至连社会地位最卑下的乞丐也是如此。
如果你不想严重触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那你就不要使他丢面子,不然你就是在羞辱他。
如果你用违反中国道施规则的方式和一个中国人讲话,那他一定会嘲笑你;如果中国人不想把你的行为看作是一种冒犯,那你的话必定被他们当作了笑料。
有一次,我认为我教的一些学生不像我期望的那样用功,我就像以前对我的英国学生那样谈了些看法。
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些学生都很不自在地笑了。我对此感到很惊讶,后来我才搞清楚了其中的原因。
中国人,甚至那些最文明的人远比我们西方人更讲究客套。然而这种习惯不利于提高效率,更为严重的是不利于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诚挚而真实的关系。
如果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将希望减少一点表面客套带来的痛苦。但是,中国人由于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辱已经养成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心性。
中国人的彬彬有礼与我们西方人的直率相比,究竟孰优孰劣,我尚不敢断言。
08
会要创造出更灿烂的新文明
在中国我遇到一些人,他们像我们西方国家教授那样熟知西方文化。
然而,他们并没有失去文化心理上的平衡,也未脱离自己的人民。
他们认为,西方一些不好的东西,如野蛮好战,动乱不安,欺负弱小,利欲熏心,追求纯粹的物质享受目标等,是不可取的。
而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是西方科学,中国人则希望学习采纳。
古老的中国本土文化已经变得几近僵死,其文化与艺术已不像过去那样具有生机,孔子的儒教已不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需求了。
凡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外来的新因素来振兴他们的传统文化。因而,他们开始转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新的活力。
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创建一种类似我们的文明。他们期望开拓一条更为理想的文明之路。
假如中国人不被煽动尚武精神,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加灿烂的文明。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震荡与思考:一份在中美缝隙中的城市观察

罗雨翔

01

中国与美国

研究生毕业后,我在纽约市政府工作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全职工作。职场新人和外国人的双重身份令我对纽约市政的一切都感到无比稀奇。

“Describe the city you live in”是托福考生的共同阴影。如果让初到纽约的我回答这道题的话,一定会失语,因为纽约的“怪”让我哑口无言。在这座超级大都会里,地铁系统竟然可以如此的脏乱差,并且市长和州长还会互相“甩锅”推卸责任;“街道办事处”会定期和社区开会,将居民对明年政府投资的建议反馈到规划局和预算局,成为政府决策的一部分——小到要求多放一个垃圾桶,大到解决房价高的问题;在建设大型项目前,政府官员、开发商和专业人士会拿着图纸来到老年中心向普通市民做汇报,然后被民风剽悍的纽约民众骂得狗血淋头……

纽约市预算局的员工工牌
纽约市预算局的员工工牌

其实,在走出校门前,我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城市发展: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深圳的城市更新机制,暑假实习是在国内的规划院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参与的学术项目探讨的也是中国小区的运营。中国的城市发展轨迹令人着迷,除了千变万化的市场和环境因素造就了百花齐放的格局之外,一些文化因素——尤其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方式——或许从更深的层次决定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轨迹。

然而, 出于机缘巧合,一心想要钻研中国城市的我反而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成为了“公务员”。不过,或许这为我提供了一个横向对比和观察不同制度环境下城市发展规律的机会。作为一颗北美政治机器上的“小螺丝钉”,我一边做着老板下达来的任务,一边抱着田野调查的心态观察着美国大城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一位在纽约打拼了多年的前辈曾告诉我:

“哪怕你的工作只是扫描发票,你都可能从发票的信息里渐渐窥见整个行业甚至是社会的底层逻辑。”

于是,我把工作中接触到的琐碎资料和无足轻重的数据视为理解美国的蛛丝马迹:对公园的投资预算如何揭露官员的政治偏好?居民反馈给预算局的建议到底会不会真的被落实?纽约计算房地产税的诡异公式背后体现了何种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制约关系?……

美国“公务员”的薪资不高,但胜在清闲。于是我用空闲时间将对美国城市的猎奇观察都记录下来,作为我的不成熟研究。我发现,这里并非理性至上——政策的制定充满了人情世故,尤其是每到关键决策点,大人物们的“戏”往往就特别多;民间和政府也并非泾渭分明——越是重要的城市发展项目则越是充满了私人资本和公权力之间的暧昧关系;纽约政府也有自己的“城投公司”,它总是冲在招商引资的最前线,并且闹出过近几年来政商关系界的最大丑闻……

所以说,对于在美国城市体系中打拼的外国人,逐步深入政治生态的体验,其实是一个祛魅的过程。

纽约中央公园
纽约中央公园

02

建筑与经济

当年考大学时,在好友的影响下,并不知道建筑学为何物的我信誓旦旦地报考了建筑专业。大学最后一年毕业设计调研期间,我在青年旅舍偶遇了一位学经济的大叔。他在听了我的研究课题后说:

“我觉得你应该读一点经济学。”

于是,一场在不同学科之间的自我“搏斗”拉开了序幕。在哈佛大学期间,我主修城市设计与规划相关的课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修区域经济发展时,我被社会科学这个对我来说全新的领域蹂躏着。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最关心的议题,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是如何合作的问题。建筑学和规划设计可以帮人去构想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经济规律与政策制定则能指引人们去撬动资源、将理想变成现实。无论是中国的城市发展也好,还是美国的城市治理也罢,最棘手的问题通常都是各种合作问题:当人们有着各自的目的和能力时,我们如何设计出一套巧妙的方法,让看似目的相悖、能力相差悬殊的人们可以向着对各自都有利的共同愿景前进?

布鲁克林大桥公园
布鲁克林大桥公园

在我刚搬到纽约时,每天傍晚只要有空就会去布鲁克林大桥公园散步。那儿与曼哈顿仅一河之隔,华丽的天际线、充满活力的水岸设施与郁郁葱葱的植被共同打造出了令人惊叹的景观。但更令我感到启发的是这座公园的财务运营模式。

当年,纽约政府在决定花天价建设这座大型滨河公园后,要求公园的运营必须做到财务自持——即后期运营不能再花政府的一分钱。于是,规划师在综合考虑了多方利益后想出了一套“狡猾”的解决方案:在公园里划出地块用来做地产开发,并用开发赚得的钱支付公园的运营费。公园的运营质量越高,河景房的价值就越高,赚得的公园运营费就越多,良性循环。如此一来,政府省了钱,普通市民得到了超一流的公园设施,富豪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风水宝地,三全其美。

地产项目(橙色地块)为布鲁克林大桥公园提供运营资金
地产项目(橙色地块)为布鲁克林大桥公园提供运营资金

算经济账和制定政策虽然不是像建筑设计那样的“创意行业”,但它们也可以是充满创造力的。我在学生阶段的研究中发现,广东地区以宗族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以及其衍生出的村集体社会结构其实是理清城市更新经济账的重要一环;大规模的建筑工程之所以得以破局,依赖的是当地文化与制度交织出的复杂关系网。现在,我在美国以注册规划师的身份参与了20多座城市里的地产、基建以及公共空间项目,除了同样体会这边的人情世故和政治因素对项目的决定性作用以外,更是发现了经济和制度的神奇。

或许,一座更好的城市,需要巧妙地利用社会和文化赋予的资源,并大胆地对它背后的经济和制度框架做优化。

03

奇观与日常

人的旅行习惯可以被分为“奇观”导向和“日常”导向——有的人喜欢去各种名胜古迹“打卡”,有的人则喜欢连续几天都光顾同一家路边摊,并把菜单上的不同口味吃个遍。

奇观与日常是任何一座城市活力的一体两面。提到纽约,很多人会想起电影里的摩天大楼、华尔街的金融巨鳄以及百老汇的歌舞升平——这些都是彰显纽约魅力的奇观。不过,有时候,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元素也可能是反映一座城市本质的关键。

新冠疫情期间,纽约最普通的城市元素之一——街道——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政府因为无法落实让市民居家隔离的政策,因此不得不转而思考如何让坚持外出的人们可以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减缓病毒的传播。于是,纽约市政府推出了两套以街道为锚点的“抗疫”政策。一是将部分马路封锁,不让机动车进,专供行人和自行车当成额外的公共空间使用;二是允许餐厅在一些人行道和马路边缘的空间搭建就餐区,让顾客可以在空气对流更好的户外空间吃饭。

于是,原本再普通不过的街道,通过人们对于空间的想象以及政策创新成为了疫情期间充满活力的奇观;而纽约这套政策背后的本质是这座城市独特的权力结构和市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疫情结束后的今天,许多人行街道和户外就餐区依然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了这座城市里新的日常。看着这一切的发展,我感叹道:

“原来我们的城市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纽约疫情后保留下来的开放街道和马路就餐区
纽约疫情后保留下来的开放街道和马路就餐区

行走在疫情期间的街道上,我开始构想着将纽约的种种日常和奇观——以及两者间的相互转化——写成一本书。小到一个公园长椅和公共预算的注脚,大到对网约车的监管摩天大楼的规划,这些元素除了可以体现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风貌以外,还可以解释纽约城市发展背后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于是,我从公园、社区、交通、地产以及政府这五个方面出发,写下了25个以案例为主的图文短篇故事。

《创造大都会》| 上海三联书店 | 后浪
《创造大都会》| 上海三联书店 | 后浪

在这些章节中,我分析了纽约最“网红”的高线公园(High Line)是如何依靠民间力量诞生的;探讨了纽约超大型住宅小区是如何让投资方在短短的3年内蒸发掉了36 亿美元;研究了为何民主政治导致一条机场快线好几十年都建不好;揭露了全美最大的私人地产项目——哈德逊广场(Hudson Yards)——是如何依靠投资移民的钱建成的;以及讲述了纽约修改自己城市宪章的故事……

在写这本书时,我感觉自己既像是个举着小旗子提醒游客拍照的导游,又像是个每天傍晚坐在巷子里侃大山的老人。这25个相互独立的章节可让读者随意地跳着阅读,就像是初来纽约的游客体验这座城市的各个碎片一般。但将这些故事串在一起之后,你所感受到的则是这座大都会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在这里生活久了之后才会慢慢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

从我第一次根据在纽约政府的工作经历写下关于社区花园背后政治斗争的短文至今,已经过了快七年。在这段时间里,纽约以及整个世界似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也几经革新(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读公众号了吧)——一切都变得更加碎片化、即时化。

我认为这些趋势实际上挺好的,因为碎片化的信息或许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广泛地拓展视野,了解不曾熟悉的国度、领域和生活。带着对中美之间、建筑和经济之间以及奇观与日常之间的种种震荡和思考,我将这些关于纽约的故事合集称作《创造大都会》,因为这些故事本质上讲述了一座城市如何持续不断地进行创造和革新——这个过程既充满了闪光点,又伴随着阴暗面,但总是推动着永不停歇的前进和探索。希望这本书能让读到它的人在满足好奇心的同时,也感受到“原来我们的城市还可以是这样的”一种希望。

何清涟:台积电美国建厂阻滞竟是因为DEI

何清涟

台积电于2020年5月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2021年11月宣布在日本设厂,但日本厂后发先至,于今年2月24日正式落成,成了台积电海外扩厂的第一家。而几年前成呼啸之势的美国亚利桑那建厂,不仅第一家再度推迟,第二家更是纸上谈兵。美国媒体纷纷报导这家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商及其在拜登提振美国制造业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遭遇挫折,进一步打击了拜登政府推动在美国本土生产关键零部件的计画,对于合作迟滞的原因,仍然是重复数年以来的老调,如果不是今年3月7日The Hill登载的那篇《DEI废除了CHIPS法案》(DEI killed the CHIPS Act),美国朝野连什么是真正的阻滞原因都不敢面对。

美媒重复唠叨台积电美国建厂阻滞表层原因

先简单解释一下何谓,Diversity-多样性;equity-公平;inclusion-包容性,缩写为DEI,这是美国如今新身份政治的核心理论,但不能按照字面简单理解,以为是针对所有种族与人群的公平包容,而是针对所谓「受害者」曾经的「受迫害」经历,在政府、军队及学术部门甚至企业的升职竞争中甚至司法中优先考虑。概言之,美国左派的新身份政治,是按照受害者理论构建的一个按身份赋权的等级金字塔,谁是最大的受害者,谁就居于顶端,从2020年以来,这个身份金字塔的成员从BLM、穆斯林、女权增加到lgbtqi+,等级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女权现调整至最后。

关于台积电在美国投资不顺,美媒翻来覆去说了好多原因,2023年10月,英国《金融时报》综合各种资讯,发表一篇长文梳理了各种原因之大全,比如台积电赴美国设厂在施工和劳动力方面遭遇「文化上的水土不服」,导致项目受阻;在工程发包方式上,美国和台湾岛内的方式明显不同,引发了许多摩擦;此外,台积电在美国一直难以找到足够多的熟练工来安装关键的精密设备,还一度从台湾增派了500名专家赴美协助这一阶段的工作,这曾引发亚利桑那州工会不满,指责台积电只想借此引进廉价外国劳工。媒体因此发挥说:美国工人无法象台积电工人那样辛苦高强度工作,台积电得考虑一下美国工人的习惯。

最新的消息是《华尔街日报》今年3月18日报导,除了重复此前强调的部分原因,只多了一条:美国官员和分析师称,台积电强调专案面临诸多问题并推迟量产时间,可能是一种谈判策略,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其能够获得的《晶片法案》资金的份额。

如果不是早于WSJ报导之前的11天,The Hill那篇《DEI废除了CHIPS法案》,恐怕外界还被媒体蒙在鼓里,对台积电、英特尔、三星等晶片公司纷纷弃美不明就里—— BTW,这The Hill不是右媒,是左媒,但比《纽约时报》更关注现实,因此,这家媒体刊登这篇文章不是否定DEI的推行,仅仅只是指出在此事上推行DEI影响了专案的成功。

DEI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完全不相容

《DEI废除了CHIPS法案》的作者是迈特·科勒(Matt Cole),他是Strive Asset Management (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投资官。他在文章的开头就指出:尽管拜登政府最近承诺将最终放松对390亿美元CHIPS法案拨款的资金限制,以鼓励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但不到一周后,英特尔、台积电、三星都推迟了它们在美国各地晶片工厂的建设。原因是什么?迈特·科勒指出,就是晶片法案硬生生地嵌入了DEI的就业内容,作者指出,DEI是一种痴迷于身份的教条,以「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为核心,前一向谷歌按照DEI设计的AI大模型Gemini拒绝将「美国开国元勋」的肖像画成白人,成了美国著名的闹剧;但更令人担忧的是,DEI还感染了为从人工智慧到导弹等一切产品提供动力的晶片供应链,危及国家安全。以下是该文谈到的几条:「如何解释晶片制造商明显的忘恩负义(指不领政府承诺数亿巨额补贴的情)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对CHIPS法案中嵌入的DEI要求感到失望。《CHIPS》和《科学法案》的资金一直停滞不前。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这是因为《CHIPS法案》中充斥着DEI内容(原文称DEI Pork以表示作者的嘲讽之意),以至于它无法推动」。

企业经营者都知道,人力资本最基本的要求是资质合格,这是保证企业生存与赢利的基本条件,但「《CHIPS》法案包含19个旨在帮助少数群体的条款,其中包括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首席多样性官,以及优先考虑与所谓的『少数群体服务机构』进行科学合作的条款。名为『机会与包容』的条款指示商务部与少数族裔企业合作,并确保晶片制造商『增加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对半导体劳动力的参与』。该部门将此解释为多元化的许可。其情况说明书声称,多样性『对于加强美国半导体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并补充道,『至关重要的是,这必须包括大量投资,为历史上服务不足的社区的美国人创造机会』」——简言之,企业雇佣的劳动力是否合规,不是美国拜登政府考虑的首要问题,让企业按照DEI原则照顾不合规的少数族裔优先就业是第一要务。

迈特·科勒指出,左派有很多要求,要求晶片制造商提交详细的计画,以教育、雇用和培训大量女性和有色人种,以及「参与正义的个人」(通常是法律上的「前科犯」)。他以亚利桑那州为例,在该州,「《晶片法案》中的DEI专案比实际晶片部分进展得更好。台积电沮丧地发现,由于公平是如此重要,人类最复杂技术的制造商必须依赖来自所有这些代表性不足群体的当地劳动力和学徒」,例如:晶片制造商必须确保雇用大量女性建筑工人,尽管美国建筑工人中女性的比例不到10%。他们还必须确保尚不存在的女性建筑工人和工程师的托儿服务。他们必须取消学位要求并制定「多样化的招聘名单政策」。对这个劳动配额制度,厂商必须制定计划,通过「与实地利益相关者密切、持续的协调」来完成这一切。在DEI理念的折磨下,台积电这些世界上最好的晶片制造商(包括英特尔在内)厌倦了成为《晶片法案》政治游戏中的棋子,只好「悄悄放弃了美国」。他们最后终于明白,政府的补贴只会在这些DEI项目一项项合规之后才一点一点地发放,企业的效率、速度根本不在DEI方案考虑之内。

这些问题只要去找厂商就会了解,但美国媒体不会报导,因为这会触怒当政的美国民主党,更何况美国大多数主流媒体就是DEI的鼓吹者与执行者。

台积电在美日两国建厂的遭遇说明什么?

台积电在美国亚历桑那州的建厂遭遇,实因《CHIPS》法案附带的雇佣条件完全不符合企业人力资本的要求。台积电在日本熊谷建厂成功的原因,无论是日本还是台湾媒体,都归功于日本政府几乎从零开始一路开绿灯,让中央到地方都以最快效率开始进展作业,比如,日本政府与企业紧密合作、资金补助到位及劳工品质出色,且日本在半导体设备、材料等领域上也具有优势,环环相扣让日本厂能够超车美国厂,提前到位。台湾中时评论干脆还加上一条,日本的成功模式突显亚洲在制造业的优势,欧美国家想要在短时间复制的难度相当高。所有评论未曾想到竟然是拜登政府的DEI政策成了最大的阻滞因素。

半导体工厂制造1块晶片需要400~600道工序,从材料、设备到代工生产,都建立在全球分工的基础上。对于厂家来说,必须使用技术熟练的技工,否则就会象郭台铭在印度遇到的情况:产品不合格率大大增高。The Hill这篇文章揭露出来的真相又简单又残酷:美国拜登政府强调要强化民主(国家)集团供应链,以与中国对抗竞争;但其戮力推行的新身份政治DEI理念却在拆自己的台:晶片制造技术进步很快,厂商竞争求胜的秘诀就是速度与效率,DEI理念考虑了新身份政治的特权人群众就业优先与权益保障,独独不考虑企业的死活。

共和党阿甘和民主党珍妮

大号蚂蚁

今年是电影阿甘正传上影三十周年。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然而就美国当前的形势来说,走来走去还是都在河边。还是美国和世界的矛盾。

阿甘和珍妮都是传统秩序下的弱势群体。阿甘有一个不靠谱的自己,但是也有一个靠谱的妈妈。珍妮有一个靠谱的自己,但是也有一个不靠谱的爸爸。这其实反衬出一个事实,那就是靠谱的家庭最靠谱。但是不幸的是,靠谱的家庭并不容易成立。即便有靠谱的家庭,也不能保证靠谱,只能说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丹中尉的家庭似乎比较靠谱,但是他的人生也一样充满了意外和大起大落。而那些欺负阿甘的小同乡们,显然他们的家境也很不靠谱。否则也不会穷极无聊去欺负阿甘。最多也就是远敬而远之。毕竟富人有的是可玩的,中产有的是可忙的。

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一定是会有三六九等的。因为所谓的文明,就是最高效率地分工协作。于是也必然产生阶级差异。所以不论任何具体的制度,任何秩序,任何规则,都会有赢家和输家。无论如何改变,最多是改变谁是赢家和谁是输家。但是永远不能改变有赢家就有输家的自然规律。世界大同,绝对公平,是绝对不可能的

那么对于输家个体来说当然是最不满意。然而作为输家,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就是认命,接受自己的阶级地位,按照现有的规则去过自己的生活。说得好听点,就是自己和自己和解。或者自己和安排了这一切的上苍祖宗和社会和解。俗称躺平苟且小确幸。再一种就是不接受自己的阶级地位,但是遵守现有的秩序,在规则范围内做大做强。又一种就是打破破坏推翻现有的规则,催生一种新的秩序,包括没有秩序的秩序-混乱,甚至更糟的秩序。期待使自己获得更少的束缚,取得更有利的地位。虽然绝大多数的结果是更差,但是总要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吗。

阿甘一直是选择了第一种路径。但是阴差阳错的达到了第二种路径的希望值。当然这是艺术的夸张。实际上大多数选择第一种和第二种途径的人,最终也就,说不好听点,昏昏噩噩一生;说好听点,平平淡淡一生。比如阿甘起家的捕虾生意,就是建立在其他和他一样选择平凡努力生活的人,遭到狂风暴雨的打击,给阿甘让出了市场的结果。狂风暴雨代表了某种天意。但是现实中,这种垄断市场的买卖,基本上靠的不是大资本就是大政府来压制达成的。随机的狂风暴雨,是天意。有计划有针对的狂风暴雨,就是妖魔鬼怪做法。

而珍妮显然选择了第三种道路。他和他那些革命伙伴, 基本上都是输在起跑线上的。却又不服输的。他们折腾来折腾去,除了惹的到处鸡飞狗跳以外,最主要的还就是祸害他们自己。纹身,酗酒,赌博,吸毒,乱性,变性,零元购,打砸抢,等等,越是不正常的行为,越是能表现他们所谓的反叛。最终却发现自己什么也不行,什么也不能。就连幡然悔悟,浪子回头也不可得。珍妮还有幸和一个低等儿生养了一个聪明的后代。其实这也是艺术的夸张和期望。实际上玩得这么嗨的,没有几个能有后代。就算有,也往往是制造下一代的输在起跑线的珍妮。就像他们自己一样。这是因为秩序的形成固然有一些偶然因素。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服从自然规律。不是指鹿为马,就真能白马非马的。不是自己想变态,就能让大自然以丑为美的。就像阿甘的妈妈告诉阿甘那样,一个人只有也只能做到上帝安排的最佳。而不是去和先天约束条件完全不同的人和物去攀比。无论你多么反感做某种人,也得等到下辈子才有机会去做鱼。

就好像丹中尉,再想有腿,再想军功章,都不可能。但是却可以和阿甘把虾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而珍妮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甚至灵魂,想成为一名万众瞩目的歌星也不可得。其实她本来可以大概率成为一个不次于阿甘妈妈的妈妈。而反过来说,阿甘妈妈也不是不可能放弃,没什么希望的小阿甘,到繁华大都市区拼搏。阿甘妈妈的水平性格,恐怕要比珍妮能成事的几率大很多。搞不好能成为希拉里之类的人物。

在大都市里充满了这种对原有现状不满的人。跑到大都市闯世界成功的,比原来的井底好太多的人有不少。像珍妮那样一无所获,还把自己埋进去的恐怕更多。当然最多的就是也没那么惨,但是也没那么好的,打拼漂流一族。而这些迁移到都市的人群,各个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叛逆姿势来到了都市。他们就是民主党的基础。不要问为什么加州总能选出奇葩的人。因为加州就是有各种奇葩的人组成的。不是有一定的冒险精神或者说投机心理,不是有一定的解放精神和破旧立新的志愿,是到不了加州之类的都市。虽然他们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会把自己搞成灰飞烟灭,换取发出那么一点闪烁的火星。但是这就是人类的一种命运。一种飞蛾扑火的命运。一代又一代的人走进都市,挥洒青春,断子绝孙,只管今天。这就是民主党的珍妮。自己被忽悠,被激情驱动,变成了灰烬。但是其中明亮的那几个,又会吸引着新一代的珍妮前仆后继。民主党的传承,或者说解放派激进派进步派的传承,就是这种没得感情的无性繁殖。或者传染。

而把幼儿园教导当作一生准则的,有点愚昧和死板的阿甘,永远理解不了珍妮的疯狂,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坚持传统,坚持原则,不知变通,不主动进取,红脖子里面的劣等,3K党后人,有点愣的共和党人阿甘,其实也是珍妮不能理解,也不愿意伴随的。

阿甘珍妮,和川普拜登是同一代人。相差不了几岁。他们的生长年代,就是美国接管世界的年代。带来了新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堕落。但是更多的带来的是新的迷茫。在反越战时代,在平权运动的时代,民主党是站在反越战这一边。而现在民主党却是大力支持乌战的主力。如果说乌战是反侵略,保民主的正义之战。那么韩战越战时代,自由世界面临的危险比现在要大N倍。结果越战老兵却成为民主党唾弃的对象。越南老挝柬埔寨也完全落入了红色恐怖之手。直接导致了,数以百万千万的死亡和逃难。当年不能为了人类的公正,就流美国人的血。难道今天就可以花美国人的钱吗?所以川普今天所坚持的,就是当年川普还是民主党的时候所支持的,就是当年希拉里和拜登所坚持的。

三十年过去了。个人的立场也有变化。但是根本问题和根本矛盾,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美国人依然面临着,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的珍妮;和初心不改,坚守家园的阿甘这两种选择。

然而历史证明,最佳算则是第二种选择。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因循守旧,逆来顺受是第一种选择。或者说费拉的选择。越往东方这种选择越多。或者说,越是东方社会,越只有这条路。结果是个人没希望,社会也没希望。第三种选择是革命造反,彻底毁坏现有规则,然后重建现有规则(又何必毁坏浪费),或则陷入没有规则的黑暗丛林,或则建立一个基本和现有规则相反的规则(为反而反下场凄惨)。显然第三种选择更危险。但是人类还就是不断地走上这道路。就好似珍妮在外面受虐再多,也不要和阿甘平静有爱地生活。真是要死了才会嫁给阿甘这个永远的备胎舔狗。民主党看着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丑恶,不是警戒,而是学习。第三种选择是对第一种选择的镜象。所以也是越东方越堕落,革命越多。

越是死气沉沉的地方,越会在沉默中爆发。越是沉渣泛起闹革命的地方,越说明水下充满了腐朽。

第二种选择虽然历史证明是最正确的,却也是最艰难的。难就难在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第一种选择是吃不了第二种那么久的苦,重点是吃不了苦。第三种选择也是吃不了第二种那么久的苦,重点是吃不了那么久。第一种人就是久居下层无法翻身的民主党人。第三种就是这一生就要兑现,就要结果,就要闪亮的民主党人。阿甘似乎有点蠢。但是就像阿甘妈妈教导他,阿甘也一生奉行的格言。蠢人做蠢事,做蠢事的才是蠢人。阿甘一生不做聪明的蠢事,成功是偶然也是必然。而珍妮就是几乎做了一辈子聪明的蠢事。结果也就在阿甘这里落了点同情。却又屡次拒绝阿甘的挽救。就好比民主党做了这么多奇葩的事,聪明的蠢事,结果依然拒绝共和党的正确道路。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美国不强,一切彩虹都是虚空。

中美、政治、经济、文化走马看花之简单比较

Kevinl

老移民们就不用看了,给你们的孩子们看看吧。

中美两国,像而只都斗不败的公鸡,同时在很多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

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局面? 在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其文明发展历程、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及经济模式的差异,成为国际关系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主题。中国以其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与深厚文化底蕴而自豪,而美国则以其迅速发展的现代化与创新能力享誉全球。这两种文明不仅在历史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而且在当代社会中,也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全球事务。

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文化交融,使得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愈加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这两种文明的异同,不仅有助于理解各自的文化根源与社会结构,同时也为国际理解与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将从多个维度对中国与美国的文明进行比较,包括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教育体系、民俗及国际关系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系统分析,旨在揭示两国在文化与社会上的深层次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影响两国间的互动与关系。

本问将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和重要性,接着阐述将采用的比较方法与框架,为后续章节的深入分析奠定基础。

 1.1 背景与重要性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使得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变得愈加频繁。作为全球经济与政治的重要参与者,中国与美国的互动对世界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展开激烈竞争,还在科技、教育、文化等多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这种复杂的关系不仅反映了各自国家的利益与价值观,也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其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了独特的特征。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强调家庭、社会责任与和谐。而美国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其文化则受到了多元化与个人主义的影响,强调自由、平等与个人权利。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中美两国在处理社会事务、国际关系和文化交流时,展现出各自独特的方式和风格。

因此,深入比较中国与美国文明的异同,不仅有助于学术界对两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也对政策制定者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提供了参考。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两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与竞争,从而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1.2 研究方法与框架

在本文的研究中,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案例研究与实证数据等多种研究手段。具体而言,研究框架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文献分析:通过对历史文献、学术论文和相关著作的分析,了解中美两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与社会价值观的发展脉络。

2. 案例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深入探讨两国在特定领域(如教育、经济、外交等)的实践与经验,以便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对实际决策的影响。

3. 实证数据:利用统计数据与调查研究,分析中美两国在经济、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具体表现,从而为理论分析提供实证支持。

通过以上方法的综合运用,本文将力图全面、深入地揭示中国与美国文明的特点与差异,探索其背后的历史根源与现代意义。

第二章:历史背景

历史是文化的根基,文明的演变往往深受历史事件与社会变迁的影响。中国与美国的历史发展各具特色,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差异。本章将从两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出发,探讨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2.1 中国历史的深厚底蕴

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经历了多个朝代的更迭与发展。以下将重点分析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2.1.1 早期文明与王朝更替

中国的早期文明始于黄河流域,夏、商、周三代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开端。这一时期,农业的兴起与青铜器的使用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朝时期,封建制度的确立与“礼乐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规范化与文化的繁荣。

秦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秦始皇通过中央集权的建立,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文化的一体化。汉朝的繁荣则是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使得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2.1.2 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文化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唐朝的开放与包容,不仅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也使得中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而宋朝的经济繁荣与科技进步,则为后来的明清时期奠定了基础。

近现代历史中的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事件,则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意识与现代化进程。尤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2 美国历史的快速演变

美国的历史相对较短,但其发展速度之快、变革之多,使其成为现代世界的重要标杆。以下将重点分析美国历史上的几个关键阶段。

 2.2.1 建国过程与独立战争

美国的建国过程始于17世纪的欧洲殖民者在北美的定居。1776年,13个殖民地联合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英国统治,独立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仅为美国的独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宪法制定提供了契机。

美国宪法于1787年制定,强调了三权分立与民主原则,成为全球民主制度的典范。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开始形成,个人自由与权利的重视,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文化。

2.2.2 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

19世纪的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战争的结果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为废除奴隶制奠定了基础。此后,民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推动了社会对平等与人权的重视,改变了美国社会的面貌。

冷战时期,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塑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格局。与此同时,美国的科技创新与经济繁荣,使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2.3 历史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中国与美国的历史背景对两国的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家庭与社会责任,形成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社会关系。而美国的历史则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利,培养了人们的独立意识与创新精神。

通过对历史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美两国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及其文化根源。这种历史的积淀,不仅塑造了两国的文明特征,也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第三章: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信仰、习俗与艺术形式。中国与美国在文化传统上各具特色,既有共通之处,又存在显著差异。本章将从核心价值观、节日与习俗、艺术与文学等方面对两国的文化传统进行比较。

3.1 核心价值观的比较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塑造社会行为与人际关系的基石。中国的文化传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美国则以个人主义为核心。

 3.1.1 中国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倡导和谐、礼仪与社会责任。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家庭被视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的价值往往与家庭、社会的利益紧密相连。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使得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注重社会和谐与互助。

 3.1.2 美国的个人主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文化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美国人相信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与成功的权利,强调自我实现与个人价值的体现。这种个人主义使得美国人在社会交往中更加直接与开放,鼓励表达个人意见与创造性思维。

3.2 节日与习俗

节日与习俗是文化传统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信仰与生活方式。

3.2.1 中国的传统节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通常与家庭团聚、祭祖和传统文化活动密切相关。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象征着新年的开始,家人团聚、共享美食、互赠祝福,是这一节日的主要内容。中秋节则以月饼与团圆为主题,体现了对家庭团聚的重视。

3.2.2 美国的节日

美国的节日如感恩节、独立日、圣诞节等,强调个人与家庭的庆祝。感恩节是家庭聚会的时刻,大家一起享用火鸡大餐,表达对生活的感激。独立日则庆祝国家的独立,常伴有烟火表演,体现了对国家的认同与自豪感。

 3.3 艺术与文学

艺术与文学是文化传统的重要表现形式,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审美观与价值观。

3.3.1 中国传统艺术

中国传统艺术如书法、国画、京剧等,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观与价值观。书法被视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强调笔墨的运用与情感的表达。国画则注重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展现了东方哲学对自然的尊重。

3.3.2 美国的文化输出

相对而言,美国的文化输出则以多样性与创新著称。好莱坞电影、摇滚音乐、乡村音乐等广泛传播,展示了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如《了不起的盖茨比》、《杀死一只知更鸟》,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与历史背景。

第四章:社会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是塑造人们行为规范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与美国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两国文化传统的不同。

4.1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探讨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理解中美社会价值观差异的关键。

 4.1.1 中国的集体主义

在中国,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强调家庭、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教育体系中,学生们被鼓励重视团队合作,集体活动成为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情况下,个人的选择与发展往往受到家庭与社会责任的影响。比如,许多中国学生在选择职业时,会考虑家庭的期望和社会的认可,而不仅仅是个人兴趣。

4.1.2 美国的个人主义

相对之下,美国社会更加强调个人主义与自我实现。教育体系鼓励学生表达自我、独立思考,课堂上常见的辩论与讨论方式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社会生活中,美国人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强调自我实现与追求幸福的重要性。

4.2 人际关系及社交习俗

人际关系与社交习俗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与价值观。

4.2.1 中国的社交礼仪

中国的社交礼仪强调尊重与谦逊,见面时的鞠躬、送礼时的包装和礼节、以及对长辈的尊重等,都是反映文化价值的重要行为。在社交场合中,中国人往往注重间接沟通,以避免冲突与尴尬。

 4.2.2 美国的开放交流

与此不同,美国的社交礼仪更强调直接与开放,握手和眼神交流是常见的问候方式。人们通常鼓励表达个人意见,强调平等与开放的交流。这种直接的沟通方式,使得美国人在社交中更为活跃与自信。

第五章: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的重要框架,反映了国家的价值观与文化传统。中国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各具特点,影响着两国的社会行为与公民参与。

 5.1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的政治制度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强调集体利益的实现与国家的稳定。党的领导地位在政治生活中占据核心,政策制定过程强调长远规划与社会稳定。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5.1.1 政府结构与治理模式

中国的政府结构为高度集中的体制,中央政府对地方有较强的控制力。政策制定过程通常经过多层次的讨论与审议,确保政策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政府通过各项政策与措施,引导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5.1.2 政策制定过程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通常会注重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平衡。近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加强了市场经济的成分,但仍然保持着政府的主导地位。

5.2 美国的民主制度

美国的政治制度强调民主与法治,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确保了权力的制衡与监督。

 5.2.1 三权分立与公民参与

美国的政治体制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组成,各自独立运作,互相制衡。公民可以通过选举与参与政治活动,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与政策方向。这种制度设计鼓励公民参与,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与问责性。

5.2.2 政府在保障自由与社会公平中的角色

美国政府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的政策与措施旨在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第六章: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模式是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各有特色,反映了两国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

6.1 中国经济的崛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进程的背后,是一系列政策与措施的推动。

 6.1.1 改革开放的背景与成就

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政策,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通过引入外资与技术,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实现了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6.1.2 制造业的转型与技术创新

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世界工厂”。近年来,中国逐渐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转型,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6.2 美国的创新经济

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自由市场与创新为核心,强调个人的创造力与企业的竞争力。

 6.2.1 自由市场经济的特点与优势

美国的经济体系以自由市场为基础,强调竞争与效率。企业在市场中自主运作,政府的干预相对较少。这种市场导向的经济模式,激励了企业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6.2.2 硅谷的科技革命与全球影响

硅谷作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心,汇聚了大量的人才与资本,推动了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快速发展。美国的科技企业,如苹果、谷歌等,代表了全球创新的标杆,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七章:教育体系

教育体系是培养人才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中国与美国在教育体系上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两国的文化价值观与社会需求。

 7.1 中国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中国的教育体系注重基础知识的掌握与应试能力的培养,强调纪律性与集体意识。

 7.1.1 应试教育的特点与挑战

中国的教育系统以高考为核心,强调学生的学术成绩与考试能力。

7.1.1 应试教育的特点与挑战

中国的教育系统以高考为核心,强调学生的学术成绩与考试能力。高考被视为决定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因而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应试教育的模式使得课堂教学往往集中在知识的传授与考试技巧的训练上,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实践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培养。

这种教育模式的挑战在于,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提高学生的学术成绩,但却可能导致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限制。近年来,随着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增加,教育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地方开始探索素质教育,倡导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7.1.2 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教育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实现社会流动的关键途径。许多家庭将教育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手段,努力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与环境。在这种背景下,教育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社会资源的竞争。

然而,教育机会的不均衡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一些地区,由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城乡、贫富之间的教育差距依然显著,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7.2 美国的教育模式

美国的教育体系则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强调个性化发展与多样化选择。

 7.2.1 教育的多样性与个性化发展

美国的教育系统以地方为主导,允许各州根据自身的需求与特色制定教育政策。这种灵活性使得教育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学校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与特长提供个性化的课程设置。

此外,许多美国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与社交能力。在课堂教学中,鼓励学生表达自我、参与讨论,注重团队合作与项目学习。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感与主动性,也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7.2.2 对学生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美国教育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鼓励他们对所学知识进行独立思考与分析。在高等教育阶段,许多大学提供多样化的专业与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职业目标进行选择。

这种教育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创新精神,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同时,高等教育的普及也为社会的整体素质提高与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7.3 教育体系的未来

尽管中美两国的教育体系各有优劣,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教育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两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在中国,教育改革正逐步向素质教育转型,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而在美国,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提高教育质量与公平性,以应对社会的变化与需求。

未来,中美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将为两国培养创新型人才、促进社会进步提供新的机遇。通过借鉴彼此的成功经验与教训,两国的教育体系有望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第八章:民俗的比较

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传统与习惯。中国与美国在民俗方面的差异,体现了两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

 8.1 节日与庆典的意义

节日与庆典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表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8.1.1 中国的传统节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通常与家庭团聚、祭祖和传统文化活动紧密相关。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象征着新年的开始,家人团聚、共享美食、互赠祝福,是这一节日的主要内容。春节期间的习俗如放鞭炮、贴春联、舞龙舞狮等,体现了对新年的期待与对祖先的尊重。

中秋节则以月饼与团圆为主题,体现了对家庭团聚的重视。这个节日不仅是赏月的时刻,更是人们表达思念与祝福的机会。端午节则通过赛龙舟与吃粽子的方式,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传承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8.1.2 美国的节日

美国的节日如感恩节、独立日、圣诞节等,强调个人与家庭的庆祝。感恩节是家庭聚会的时刻,大家一起享用火鸡大餐,表达对生活的感激。独立日则庆祝国家的独立,常伴有烟火表演,体现了对国家的认同与自豪感。

圣诞节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标志着家庭团聚与节日氛围的到来。人们在这个节日中互赠礼物、装饰圣诞树,体现了对亲情与友谊的重视。这些节日不仅是家庭和睦的象征,更是美国文化多样性与包容性的体现。

 8.2 民间信仰与习俗

民间信仰与习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生活与命运的理解。

 8.2.1 中国的民间信仰

中国的民间信仰以对祖先的崇拜、风水、生肖等为特点。这些信仰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在重大节日或生活事件中,常常通过祭祀、祈福等活动表达对神灵与祖先的尊重与感激。比如,在春节期间,许多家庭会进行祭祖仪式,以表达对先辈的怀念与感恩。

风水作为一种传统的生活哲学,影响着人们的居住、建筑与环境布局。许多人相信,良好的风水可以带来好运与幸福,因此在选择住宅或办公地点时,往往会请风水师进行指导。

 8.2.2 美国的民间信仰

相较于中国,美国的民间信仰则更为多样化。美国人常常相信幸运物的存在,如四叶草、马蹄铁等,这些象征好运的物品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此外,万圣节是美国特有的节日,孩子们穿上各种各样的服装,走家串户“不给糖就捣蛋”的活动,反映了对幻想与娱乐的重视。

美国的民间信仰往往与个人的经历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许多信仰体现了对自由与个体选择的尊重。这种文化多样性使得美国在民间信仰方面呈现出丰富的面貌。

8.3 饮食文化的差异

饮食文化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

 8.3.1 中国的饮食习俗

中国的饮食文化强调共享与团圆,餐桌上常常有多道菜肴供大家一起享用。饮食文化丰富多样,各地的地方特色菜肴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差异。在重要节日如春节、中秋节,家庭聚会时的年夜饭、月饼等传统美食,承载着人们对家庭团聚与幸福生活的向往。

中国人通常在用餐时注重礼仪与风俗,尊重长辈与客人。在家庭聚餐中,长辈通常会先动筷,体现了对老人的尊重。这些饮食习俗不仅是对美食的享受,更是对家庭与社会关系的重视。

 8.3.2 美国的饮食习俗

相对而言,美国的饮食习俗则更强调个人化与快餐文化。快餐文化的普及使得外卖与餐厅用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在饮食上追求方便与快捷。美国的饮食文化多样,融合了各国的风味,体现了移民文化的影响。

在节日如感恩节与独立日,家庭聚会时的火鸡大餐、BBQ等美食成为庆祝的重要环节。这些饮食习俗不仅是对传统的延续,更是对家庭与社会联系的体现。

8.4 民间艺术与手工艺

民间艺术与手工艺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承载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8.4.1 中国的民间艺术

中国的民间艺术如剪纸、泥塑、民间音乐与舞蹈,通常与传统节日和习俗密切相关。比如,春节时的舞龙舞狮是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期待与祝福。剪纸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更是对生活的美好寄托。

此外,中国的民间音乐与舞蹈丰富多彩,各地的民间艺术形式反映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这些艺术形式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8.4.2 美国的民间艺术

美国的民间艺术同样多姿多彩,如民谣、乡村音乐、涂鸦艺术等,反映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创新。美国的土著文化、非洲裔文化等在艺术形式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展现了美国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涂鸦艺术作为一种街头文化,表达了年轻一代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对自由表达的追求。美国的民间艺术不仅是文化的体现,更是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化的反映。

 第九章:国际关系与全球影响

国际关系是现代国家之间互动的体现,反映了国家的文化、历史与价值观。中国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与策略各有不同,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

 9.1 中国的国际化战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中国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

 9.1.1 “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与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旨在通过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合作,推动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这一倡议不仅是经济合作的战略,更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升话语权的体现。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国希望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9.1.2 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与影响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逐渐发挥更加积极的角色,参与气候变化、反恐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通过多边合作与对话,中国希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与发展。

 9.2 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自冷战以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通过多边组织与国际合作,塑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格局。

 9.2.1 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与政策

美国在联合国、北约、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这些平台推动其外交政策与经济利益。美国的领导地位使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强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能够对全球事务产生深远的影响。

9.2.2 冷战后的国际策略与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主义与民主价值观,倡导市场经济与人权保护。这种国际策略在促进全球化与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引发了部分国家的反对与挑战。

 9.3 中美关系的未来

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尽管两国在许多领域存在竞争与分歧,但在气候变化、反恐等全球性问题上,合作与对话依然至关重要。

通过加强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中美两国可以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赢,为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第十章:结论

通过对中国与美国文明的全面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在历史、文化、社会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教育体系、民俗及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的异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与和谐,而美国则以个人主义与自由为核心。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深刻影响了两国在处理社会事务、国际关系与文化交流时的方式与风格。

未来,中美两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相互学习与借鉴的机会不断增多,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将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新的视角与动力。通过深入了解彼此的文化与价值观,两国不仅能够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国际挑战,也能在未来的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

其实,这是一篇备用的演示稿,希望能对出生与北美的孩子们有用。

就像我14岁的儿子,对于国内的事情,几乎是一概不知,也没什么兴趣,让我很焦急。

而事实上,中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不仅揭示了两种文明的独特性,也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只有通过对话与合作,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读者特别是小孩子们提供启示,促进对中美文化与社会的深入理解,从而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工作肯定会消失,但原因不在于技术

上月围绕“萝卜快跑”引发的热议,折射了AI技术进步导致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催生了新一轮的对技术取代人的恐惧。

害怕被新技术取代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公元前35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引入了制陶轮,这让工匠们感到担忧。

大约1455年,谷登堡印刷机问世后,抄写员的技能变得无关紧要。

工业革命结束了数百万人的农业生活方式,一个名为“卢德派”(Luddites)的秘密誓言组织试图摧毁纺织机,这样织工的技能就不会白白浪费。

如今,“卢德分子”这个词被用来侮辱任何抵制技术创新的人;它意味着墨守成规者、无知的人、进步的障碍。但记者兼作家布赖恩·莫森特(Brian Merchant)的新书《机器中的鲜血》(Blood in the Machine,2023)认为,卢德主义并不反对技术本身,而是要在自动化面前维护工人的权利。

《机器中的鲜血》的出版正值我们面临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自动化浪潮——一些人将其称为“工业4.0”。当今的“省力技术”威胁着新的工作类别:

客户服务由聊天机器人完成;

亚马逊正在销售由ChatGPT撰写的电子书;

设计师和插图画家的工作正被图像生成器抢走;

翻译人员被要求“整理”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稿。

莫森特使用了“初创企业”和“科技巨头”等不合时宜的术语来描述早期的工厂和企业家,试图与现在的情况相提并论。当然这种类比并不完全成立。

比如,卢德分子眼睁睁地看着一幢幢厂房在他们的乡村小镇上拔地而起,将传统上由家庭或小作坊独立完成的劳动集中起来。这些工厂的工人通常是儿童,其工作条件令人发指;肢体残缺不全的恐怖故事最终推动了工厂的改革。

而今天,自动化的受害者并不那么显而易见。ChatGPT用户看不到肯尼亚等国的低薪内容审核员,他们支撑着程序的输出,执行着繁重的心理任务,而研究表明,这种任务会诱发P.T.S.D.。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是人类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原材料:成堆的文本和图像,程序将其处理成模式,然后重新混合成新鲜的“内容”。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器不同,人工智能并不一定需要更多的投入,它可以自我维持

OpenAI的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对《大西洋月刊》说:“工作肯定会消失,就是这样。”

01

警惕技术沙文主义

阿尔特曼的态度典型地反映了一种可以被称为“技术沙文主义”的现象,它围绕着这样一种信念而发生:技术始终是任何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并且本质上优于传统或非技术方法。然而,这种观点可能会导致人们忽视非技术替代方案,或用以蔑视对技术进步的合理批评。

技术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是技术本身的不均衡获取。即使技术是可以获得的,缺乏有效利用技术基本技能和培训的个人也可能会处于不利地位。这可能导致数字鸿沟的出现,技术获取方面的不平等进一步扩大了现有的社会不平等。

此外,技术可以延续社会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歧视,也可能对个人隐私和公民自由构成威胁,尤其是对可能受到更多审查和监视的边缘群体。这些问题有可能加强和巩固现有的社会不平等。

因此,深入研究技术进步的意外后果(通常称为外部性)如何影响社会福祉至关重要。必须确定这些变化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影响,并思考当代社会制度如何适应和发展以应对这样的挑战。科技解决方案可能会引起不同社会利益和目标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一切都在塑造创新的发展和实施方面发挥着作用。这些冲突可能表现为社会争端,源于对所感知的社会威胁的不同解释。从政治哲学和社会学领域角度进行的分析可以在这方面做出宝贵的贡献。

一些理论家认为,这类发展体现了一种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主性。然而,更乐观的观点认为,负责任的技术使用、伦理考量和教育可以使个人能够有效地驾驭这种复杂的技术格局。

02

反对技术中立论

技术被理解为社会关系的反映,因此不能以中立的眼光看待它。从这个角度来看,技术不能在社会背景之外进行设计。权力关系的不对称被纳入技术的实际设计中。

因此,选择一个介于技术与社会之间的技术批判理论框架至关重要。

技术批判理论将注意力引向技术的社会条件建构和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批判理论探索物质和现象的辩证法,并关注体现人类特定历史活动的社会现实,寻求解释个人在技术背景下的地位、技术的权力关系、人与技术之间的中介,乃至技术的意识形态。

技术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指出:

技术的一个问题是,不断扩大的工业基础和技术主义社会秩序所强加的条件正在压制人类的个性,而有利于标准化的效率。

人们对新的现代理性的出现也采取了同样的批评态度,这种理性伴随着工业化时代技术的发展,代表着大规模生产的基础,并影响着其他社会关系。

技术批判方法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经济和社会增长是由科技进步决定的,而科技进步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问题,不能把政治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将其解决交给专家而非政治家。

虽然批判理论本质上是有价值重负的,但在我看来,它应该以中立的方式进行分析:技术既不应被崇拜,也不应被妖魔化;我们需要能够识别技术的好坏两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改造技术的工具,令其潜在功能民主化。

这些问题很复杂,需要科技公司、政府、学术机构和整个社会的合作。我们很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并有必要寻求永久的解决方案。

03

计算主导世界之弊

最近两年里,关于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讨论多了起来,一些人不无悲观地认为,未来社会可能会朝着“高技术,低生活”的赛博朋克方向发展。现实中,以外卖平台为例,平台、骑手和顾客三方对于最佳效率的追求,确实导致了“算法决定一切”的霸权问题。

要认清背后原因,需要理解当今社会的本质。现代技术已经扩展到研究、开发和制造之外,渗透到公共和私人生活中,以至于它似乎正在创造一个以技术、人和大数据互联为中心的社会。

技术、人工智能、人和数据的这种融合在实施过程中带来了新的伦理和政治挑战和困境。

一方面,技术和人工智能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的环境,另一方面,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它们也在重塑我们;它们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这种“数字化转型”目前正在挑战现代社会中既定的二分法,例如主体/客体、公共/私人、消费/生产、思想/身体、工作/休闲、文化/自然等等。现在,我们可以谈论一个需要新的阐释和反思的数字公民社会。

在数字资本主义背景下,晚期资本主义的传统物质生产和服务将重点转向数据生产。经济格局的这种变化非常重视用户生成的数据,将经济从物理领域转移到虚拟领域,影响了个人在技术中的定位。

虚拟世界已成为宇宙“数据化”过程的舞台。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般的信息、知识与经验的数据化,其次出现了将数据进行商品化的平台,数据经过分析,利用算法、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来引入新的服务和商业模式。

从政治经济学和批判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代表了一种新现象。在这种新的数字经济格局中,中心焦点是数据及其生成,这标志着一种通过公开共享数据进行资本积累的独特策略。当下炙手可热的人工智能其实也不过是这个进程的一部分。

在此背景下,认识到算法和新技术在塑造我们日常现实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我们经常使用这些技术,却不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或背后的算法。结果,我们的社会现实变得简单,导致计算主导世界。这种主导关系可能引发政治和社会冲突。冲突发生在市场经济与数据共享之间,收集信息可能导致歧视、道德困境和认知偏见。个人权利与公共福祉之间也存在冲突,因为监控和影响个人行为可能会破坏他们的自由。

04

工作变迁是社会选择

除了技术与权利的关系,在“萝卜快跑”相关新闻爆发后,大众对人工智能最为关心的,还是集中在职业替代上。一直以来,外卖、快递和出租车司机这三项工作,都被戏称为中年失业者的最佳去处,有所谓的“铁人三项”的说法。AI无人驾驶不是完全的增量市场,而是对现有模式的迭代,对劳动力市场可能形成的冲击很大。

然而实际上,扰乱我们工作的不是技术,工作不安全的本质是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决策的结果。

当我们学习工业革命时,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工厂、蒸汽机乃至动力织机的知识。我们被教导说,技术创新推动了社会变革,彻底改变了工作世界。

同样,当我们谈论当今的经济时,我们关注的是智能手机、人工智能和应用程序。在这里,人们也认为,技术的不可阻挡的进步颠覆了传统的工作方式,逐步淘汰了有固定工资或薪水的员工,引入了独立承包商、顾问、临时工和自由职业者——即所谓的零工经济。

其实这类说法都是错误的。劳动的历史表明,技术通常不会推动社会变革。相反,社会变革通常是由我们如何组织世界的决定所驱动。只是后来技术才突飞猛进,加速和巩固这些变化。

对于任何担心零工经济的不安全性和其他缺陷的人来说,这一见解至关重要。因为它提醒我们,工作的性质远非技术进步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始终是一个社会选择的问题。它不是算法的结果;它是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决策的集合。

以工业革命为例。早在19 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之前,18 世纪就发生了另一场劳动革命,历史学家称之为“勤劳革命”。在这场革命之前,人们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工作。例如,纺织品的生产依赖于独立农民网络,他们纺纱织布,独立工作,并非工厂雇员。

然而,在工业革命中,制造商将工人聚集在一个屋檐下,在那里可以分工和监督劳动。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地将家庭生活和工作生活分开。人们不再控制自己的工作方式,他们获得工资,而不是直接分享他们劳动的利润。

这是工业革命的必要前提。虽然工厂技术会巩固这一发展,但工厂技术的创造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人们与工作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动力织布机对在家织布的农民网络毫无用处。

今天的数字革命也是如此。虽然它经常被描述为“第二机器时代”,但当前的历史时刻最好被理解为“第二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已经进行了40余年,包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战后时代相对稳定的雇佣劳动经济的崩溃,以及后工业主义和服务经济的兴起。

在过去数十年中,我们看到零工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的工作涵盖了各个收入阶层,但都具有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中所有工作的共同点:临时性和不稳定性。来自美国的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中,94%的新增净就业岗位出现在传统就业之外。目前已有约三分之一的工人和一半的年轻工人参与到替代性工作中,将其作为主要或补充收入来源。

互联网技术无疑加剧了这一发展。但Uber等服务和TaskRabbit等在线自由职业市场是为了利用已经独立的劳动力而创建的;他们并没有创造这种劳动力。他们的技术正在解决本已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中的商业和消费者问题。简而言之,Uber是一种症状,而不是原因。

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零工(或自由职业)。这种新兴的灵活经济不可能全然是好或全然是坏。对一些人来说,零工经济的兴起代表着从企业压抑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但对于绝大多数工人来说,零工经济的“自由”只是恐惧的自由。这是企业和雇员之间义务的割裂。这是现代社会曾经在我们的法律和习俗中努力争取的保护的崩溃。

我们不能让时光倒流,但工作不安全感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战后时期成功让工业化造福产业工人一样,我们需要制定新的规范、制度和政策,让数字化造福当今的工人。专家们提出了许多前进的道路——“可携带”福利、全民基本收入、工人重新分类——但无论选择哪种方式,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确实有选择权。

不安全感并不是技术进步不可避免的代价。只有理解了这一事实,我们才能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