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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中国的德蕾莎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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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x560529

2007年高耀洁在上海
2007年高耀洁在上海

高耀洁(1927年-),汉族[1],生于山东曹县,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专家,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九三学社成员[3],艾滋病防治(简称“防艾”)活动家。曾居河南省郑州市,2009年8月出走美国[4],现居纽约曼哈顿。其丈夫郭明久于2006年4月10日去世[5]。

个人经历和职业生涯(1927-1996)

童年及青年时代(1927-1960)

高耀洁祖上原居山东省曹县苏集镇张贡士楼村,较为富有,后曾祖迁建高新庄。祖父高子箴娶妻李氏(其弟李文斋,1930年代中国国民党山东要员),生三子(圣尧、圣君和圣坦)一女(夭亡),其中第三子高圣坦(出生于1892年)即是高耀洁父亲。长子高圣尧娶妻徐氏(其父徐继儒,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曾担任山西巡抚),生有一女(少亡),高圣尧23岁病故,徐氏寡居。高圣君娶妻贾氏(其父贾鸿臣,清末举人),先后又娶妾四位,皆不孕。高圣君长于经营。高圣坦比长兄高圣尧小12岁,比次兄高圣君小7岁,他三岁丧母、七岁丧父,跟长兄生活,15岁娶妻,先后娶两位朱氏,皆难产而亡,后娶吕氏,生一男二女,生第四胎时难产亡故,后娶张氏,生九胎(早夭一人,少亡一人,七人健在),高耀洁是张氏长女。过继给徐氏为女儿,在徐氏的抚养、教育下,幼年熟读《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经》中的诗经、书经、左传;还有其它的诗、词、歌、赋等古典文学书籍;至今还能流利的背颂原文。因此,她具有浓厚儒学思想。1938年春,高圣君中风,昏迷多日,经医生治疗后,仍是半身不遂,言语障碍,意识糊涂,于1943年农历8月在开封病故, 享年57岁。1939年3月12日,八路军冀豫鲁边区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部二大队将病中的高圣君、高圣坦等三人绑走,并进行严酷苦刑,半个多月后高家出巨额赎金(杨得志回忆录载七万块银元,曹县志载30万块银元),虽人放了,杨、崔帅部队将高新庄洗劫后付之一炬。对于八路军抢劫高新庄的原因,中共认为高圣君是地主、汉奸,而根据曹县志,该地区到1939年夏季才首次遭到日军扫荡,此前系国军占区。1968年,红卫兵将高家 (先人均糸厚葬, 随葬品丰富) 祖坟挖开,抢劫随葬的金, 银、翠、玉等珍贵物品, 后焚毁尸体。[6]

高新庄被毁灭后,高氏全家逃离曹县,迁到河南开封(土地、房屋、钱财尽失,当时高圣坦深感个人责任重大,他不仅带出了妻子儿女,也把病中的二哥、二嫂安置在开封,同住一所院内)。1949年农历9月,高耀洁父亲病故。1954年,度过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战争年代后,她终于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

三年饥荒和文革(1960-1974)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耀洁的职业是产科医师。在1959-1961年中国连续遭受三年大饥荒期间,高耀洁曾将自己的粮票让与其他受饿的妇女。[7]1967年,高耀洁工作的医院受到红卫兵冲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尽折磨,因为她拒绝参加游行,遭到红卫兵殴打(现在她身上还存有多处伤痕),之后被间断关在太平间里。先后共计八个多月,高耀洁在太平间里,靠每天夜里由医院的一位厨房女工偷送的一点食物充饥。一次批斗时被打伤,令她的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8]1966年,不堪折磨的高试图服毒自尽,被发现后经抢救幸免,但罹获药物性肝硬化。她还患有心肌缺血、慢性结肠炎等疾病。病症给她带来很多痛苦和不便。[9]

成功的妇科医生(1974-1995)

1974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逐渐平息,高耀洁被调到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在那里,她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折磨妇女的绒毛膜癌症的治疗。1978年开始以后,中国开始执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比较稳定。高耀洁领导的妇产科在治疗“恶性滋养细胞肿瘤500多例”治愈率在90% 以上,1983年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0]1990年,63岁的高耀洁退休了。

高耀洁退休后,被许多单位邀请去讲座。她主讲妇女保健、防止性骚扰和性病预防等知识。她去过几十个单位、妇联、工会和近百个学校,很受欢迎,他们都用车接送。1995年“三八节”那天,高耀洁上午在郑州大学讲座,下午在工业大学讲座,晚上又去了农业大学,每次讲座均为3个小时。在这5至6年讲座时期,邀请单位很客气,不用谈讲课费,他们也会送上300至500元人民币。有些单位(包括县地市医院)请她会诊、手术,回程时,不但送满满的土产品,还要送上500到1000元会诊费。这是她一生最富裕的时期。

退休后投身防艾事业(1996-)

由打假到关注艾滋病(1996-2001)

遇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

1996年的一次会诊,完全的改变了高耀洁的人生轨迹。

1996年4月7日下午,高耀洁教授被武警医院邀请,参加一次紧急会诊。一个姓巴的女病人在郑州市武警医院治疗,腹水增长不消失,高烧持续在摄氏39到40度之间。入院16天仍不能被确诊。“她的口腔多处溃烂,腹部皮肤深紫色结节,压着不退色。”有的医生猜测这个女人可能得了某种癌症,而高教授怀疑她得的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俗称“艾滋病”。血化验证实了高耀洁的预诊:巴女是艾滋病晚期患者。10天后她去世了,年仅42岁。她是高教授遇到的首例艾滋病病人。

巴女的病例提出了一个问题:病人是如何感染这种疾病的呢?根据中国政府的宣传资料,艾滋病病毒是通过静脉毒品注射和性接触传播的。但巴女是一个善良的半文盲的农村妇女,没有这样的经历。巴女的丈夫、孩子和亲属多次化验的结果,HIV抗体都是阴性。巴女如何成为一个艾滋病患者呢?她是通过什么途径,从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呢?

“听说巴女去世后,她的丈夫在她坟前躺了十几天。他非常后悔让医院给他妻子输血。”两年前,巴女在一次子宫瘤手术后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我惊讶地发现,受感染血液来自医院的血库。如果血库已经被HIV污染,受害人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了!”[11]

进一步追查艾滋病病源

高耀洁被一种强大的精神和忠贞的力量所支配,她自费踏上了“防艾”的漫长道路。她步行,坐公交车,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走访,提供免费的医疗咨询,并收集实际数据。她就像个平民侦探,追寻着一条又一条线索。她的预测很快被证实了:巴女的病例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高耀洁在一些村子里发现有的农民声称患了“无名高烧”或“古怪的病”,与艾滋病的临床表现完全一样,有些病人已经在省市大医院确诊为艾滋病。让高耀洁震惊的是,这场世界瘟疫可能已经蔓延了整个中华大地,而不仅限于河南一个省。河南省约有1亿在册人口,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村人口。她遇到的受害人都是穷苦的农民。“可怕的艾滋病将无情地夺去多少无辜的生命?”高耀洁说:“直到今日仍没有HIV疫苗,没有任何药物能治愈艾滋病。我们能做的就是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阻止它的传播和蔓延。”高耀洁追查出艾滋病传播的根源,发现与非法卖血和不正规采血、输血有关。这些血液交易是由“血头”与血液贩子勾结当地官员进行的。这些血站使用感染的针头在卖血者身上采血。更糟的是,她查出有些医院医德缺失的领导们为了赚钱,曾在黑血市场购买血浆,再高价转售给病人。

高耀洁在调查期间曾经多次向河南省各级政府反应艾滋病疫情的现状,当地官员说:“就你在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高耀洁凭着她的良心和毅力,契而不舍地写信向国家卫生部反应艾滋病传播的严重性和真实情况,但都毫无音信。

农民卖血800毫升,赚了80元人民币(约5美金),用来供孩子上学,维持生活。他们误以为这是一个生财之道,都跑来卖血。采血站的工作人员用很简单的方法抽血,将所抽的同型血混合在一起,分离之后,提取血浆、然后再将那些已经混合的血球,加上生理盐水,重新输回多个卖血者体内,以预防贫血。这时,艾滋病病毒已经进入卖血者体内,感染了艾滋病,又不知不觉地将病毒传染给他们的配偶,以及每一个到血站卖血的人。

早在1998年,流动血站已被宣告为非法。但那些贪婪的“血头”仍在地下从事着这些勾当。他们走乡串户,哄骗那些贫穷农民卖血。健康专家预计有2千万农民卖过血。他们当中很多人来自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安徽和山东等省的农村。卫生部门的官员承认,在黑市卖血的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高于在合法血站的10倍。

1999年,湖北省武汉中南医院的桂教授采集了155名卖血农民的血样,发现其中96% 的人HIV抗体都是阳性。河南省驻马店、开封、商丘、周口、信阳和南阳等地的不少村庄都有许多农民全家死于艾滋病。河南政府对外只说上蔡县的文楼村,60% 以上的人在卖血后感染了HIV病毒。很多人已告别了这个世界,留下孤儿和老人。

高耀洁说,“艾滋病传染是一场人类灾难。我认为这次的艾滋病危机跟恐怖袭击和世界大战属于同一级别。”她在一次CNN采访中这样说。从一开始,她就认为这样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如果及时采取了措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专家们曾希望中国政府高层可以发出紧急命令,作出反应。世界知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何大一博士解释:“中国的系统是典型的自上而下,”他说,“除非得到了高层的指示,否则他们都会消极对待。但是对于这样一场公众的健康危机,不作为无疑意味着将死很多人。”日积月累,尽管艾滋病受害者的人数不断增加,那些政府官员还是熟视无睹。

高耀洁去找河南省的地方官员,告诉他们她收集到的惊人讯息,希望政府可以立即行动。官员试图让她闭嘴,“以后不要再说了,河南艾滋病问题解决了。”当时,血液贩子和当局都不愿泄露真相。2006年,一个熟悉血液采集站的中国分析家说:“这些血液采集站都是国企,部分由公共健康系统下的公司资助。它们与医院处于同一系统中,卫生系统的高层管理人员有特殊动机去隐藏问题。”

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高耀洁决定公开揭发。她说:“我是个医生,个人的职责是引起更多的人对艾滋病的关注,竭尽全力将这场灾难下降到最低程度。”高耀洁说,现在这种情况是贪婪的本地官员和商人从事血液生意的后果。这些缺德的医务人员在黑血站老板的掩护下,从事血液买卖的活动。高耀洁在一次《时代杂志》采访中告诉记者,“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因为卖淫或者吸毒。因为当地腐败官员捂盖事实真相,他们担心艾滋病疫情一旦曝光,他们参与此类勾当的罪过也会受到惩罚。”

地方政府官员切断了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通道:面对问题。他们隐藏问题,并借着大众宣传媒体,误导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说是来自于性乱与吸毒。多年来,农村人得到的都是错误消息。根据一项对一万名人的调查,不到15% 的人能正确的说出HIV传播的方式或者如何保护自己。他们并不知道艾滋病病毒可以通过血液感染而传播。“输血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并非像他们声称的是性接触传染,”高耀洁在一次路透社的采访中说,“这是真实的,尤其是在河南、安徽、四川和广西省贫穷的偏远地区。”

自费研究宣传防艾知识

高耀洁意识到应该全力以赴开展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她从1996年开始写作并自费发放艾滋病预防资料和书籍,让广大群众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这个贡献比我做本职工作更大,我看门诊一天最多只能诊治几十个病人,但我积极宣传预防艾滋病工作,每天都能教导成百上千的人,让他们掌握防艾知识,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高耀洁用自己的退休金,以及河南省文史研究馆和宋庆龄基金会的捐款,印发了800份“艾滋病预防常识”宣传单,在199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文史研究馆出车,2位工作人员陪同高耀洁,他们一起坐车到河南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发放宣传单。她请人们将宣传单带给他们同村的人阅读。人们争相索取宣传资料。高耀洁自费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并免费发放30万册,支出40多万元。她还编写了《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等小报,发放120多万份。自2000年开始她还向全国各地个人、学校、图书馆等赠送自己的著作。除写作、印刷和出版,高耀洁还走访很多农村、大学(北京五所, 上海六所,南京八所, 长沙、天津、西安、济南等多所名校),举办讲座,宣传艾滋病疫情及防治方法,同时发放艾滋病书籍和宣传材料。[12]2006年底,她在新浪网开通了自己的网络日志,其中发表了她掌握的病例,以及收到的艾滋病患者来信。从1999年至2009年,她发了超过一百二十八万份宣传单。她一共编写了七册有关艾滋病书籍,其中一本名为《艾滋病预防和性传播疾病》的小书,发给了医院、学校、工厂和农场。该书总计印刷了超过三十八万多册。

2001年,她将“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她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的奖金两万美元全用来加印《艾滋病性病的防治》。[13]

高耀洁对河南省人口稠密地区的艾滋病现状进行调查,记录艾滋病疫情,并拍了患者照片,编写存档。她揭露这个被官方隐藏的艾滋病情况,最终估测:河南省1亿人口中,约有2%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病人。

“血祸”之灾及其后遗症(2001-2007)

揭露血祸真相

高耀洁认为,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采血和输血。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尤其无辜。2006年10月24日,她在自己的网络日志中表达了对中国血液安全问题的担忧:首先,在单采、有偿献血已被禁止,无偿献血又无法满足临床需要的情况下,采血已经转入地下。其次,国家对血液污染事故的查处不彻底。最后,司法部门对待艾滋病患者不公正。[14]

她反对官方宣传“艾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和吸毒传播”的观点,她认为中国农村并没有多少同性恋人口,贫穷的农民也无力购买毒品。此外,经武汉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在河南驻马店调查500多艾滋病病人, 夫妻同居时间在5年以上, 对方感染爱滋病病毒者,40多人,证实艾滋病性传播的机率不到10%, 因中国的艾滋病病毒类型与外国不同, 过分强调官方的观点助长了人们对于艾滋病患者的偏见。人们认为,既然吸毒或性滥交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那么得艾滋病的人必定大多从事这类活动,进而称艾滋病为“脏病”。艾滋病患者也因而受到歧视甚至侮辱,并殃及家人。

“社会对艾滋病人不理解。人们认为:这病是“脏病”。…… 其实,中原地区人感染艾滋病,大都不是因为性乱,而是卖血。”[15]

她还认为地方政府时常掩盖艾滋病血液传播的严重性,另外,许多“有知识的人”也在“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 特别是假药, 危害了更多人的生命。[16]2003年12月,高耀洁在同吴仪会面时,否定了“吸毒和性是中国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的说法,并直言告诉吴仪:“他们在骗你”。此外,高耀洁还认为,强调性传播艾滋病的目的是为了掩盖政府的失职。[17]

高耀洁认为,中国国内的艾滋病宣传,过分强调避孕套的作用。这对艾滋病的预防有很大负面影响。她的理由是,既然安全套在用来避孕时都有破裂、失效导致避孕失败的危险,它就不能用来预防更加危险的艾滋病。过分宣传避孕套的防艾效果,导致人们对艾滋病放松了戒备,再隐瞒艾滋病病人的真实姓名….. 更加重了艾滋病蔓延。至于有效的方法,高耀洁的回答是:“洁身自爱,才是保护自身、家庭、社会健康,防御艾滋病的最好办法。”[18]

高耀洁也强调,卖血、卖血传染艾滋病不仅限于河南,而是普遍存于中国境内,是全国性的问题。[19][20]

备受误解阻扰

高耀洁的调查和推动工作并没有获得官方的称赞,反而受到监视。她很快成了地方政府官员恐吓和威胁的目标,因为高耀洁的工作可能暴露他们的丑闻,断了他们的财路。官员们窃听她的电话,拆开她的来往信件,没收她的照片,取消她在大学的讲座,并阻止她与记者见面。他们甚至给她贴上了“被反华势力所利用”的标签。高耀洁激动地说:“他们指责我破坏了河南省的形象,但是他们就是那些黑血站的后台!也是这场血难的罪魁祸首。”

高耀洁经常被别人误解,她试着去帮助一些人,但因为艾滋病的传播不为人民所理解,甚至已经出现社会的偏见,有时人们看见她就像看见瘟疫一样。有一次,她和两个文史研究馆馆员一起去一家夜总会发放预防艾滋病的资料。“那些小姐躲起来不见面,就像一个可怕的怪物来了一样。”高耀洁回忆,“有的女人看到这些预防艾滋病资料就撕碎扔进垃圾桶,并说,‘你们赶快滚出去!顾客要是看到,就没人敢来这了。他们肯定误认为我们全都害有艾滋病!’夜总会经理气势汹汹地跑过来,将我们赶了出去。”高耀洁去娱乐场所、商店,政府机关、工厂和企业发放宣传资料,人家也不欢迎。有一次,他们到一家大花店发放宣传资料,两个艾滋病女孤儿一起去,她们向一位青年人鞠躬,说,“叔叔,艾滋病是国难,请你看看这些资料。”那位青年说:“国难关我啥事?”

高耀洁发现了更惊人的是人们对于艾滋病的共同误解。2001年5月,她在公开信中写道:“这里面有很多误解。大部分人认为‘我不去嫖妓,也不卖淫,所以我不可能得艾滋病。’”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认为是艾滋病患者就有性混乱行为,说“艾滋病是脏病,好人不会得。”他们甚至说“艾滋病预防教育资料是可耻的。”在过去几年里,高耀洁捐赠一万多元,来自她的稿费和奖金。她印刷资料和书籍,资助上百个艾滋孤儿。当她知道在农村艾滋病感染者比城市更多,由于官方的掩盖,这些人们对病毒一无所知。她和同伴们开始行动,在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发放艾滋病预防资料,3天分发了800份;后来在火车车厢里向旅客发放资料。她亲自艰苦跋涉,走乡串户,在河南农村将防艾小宣传册散发到那些对艾滋病毫无了解的农村和山区。

她给那些被艾滋病沉重打击的村民带来安慰,给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食物、衣服、药品和现金。她为那些已故艾滋病患者的孩子提供帮助,让他们上学,甚至将一些孩子带到她自己家。

高耀洁做艾滋病关怀的时候,引起家人意见分歧。最令她心碎的是家人对自己的误解。丈夫郭明久曾问她为什么做这项工作。“我们在家安度晚年岂不更好?”高耀洁告诉老伴说:“作为医生,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人死而不伸出援助之手。”由于当局的逼迫,她的孩子们因此吃了很多苦头。高耀洁的小女儿失去在河南省职工医院的工作,导致母女关系严重不和。小女儿最终离开中国去了加拿大。如今还有个坏人在挑拨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高耀洁说:“小女儿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太痛心了。”她的小女儿被广东江门的一个无赖蒙蔽利用了。这个无赖是国保的帮手,是替政府“黑社会”做破坏工作的,他通过挑拨、收买高耀洁的亲人,收集情报,达到追踪控制高耀洁的目的。因此母女的关系极差。

高耀洁的孩子们不同意母亲带艾滋病孩子回家,生怕艾滋病传染。2002年春节,高耀洁把3个艾滋病孤儿带到家里过节,可把儿子吓坏了。她儿子说:“妈妈,你把这么多农村小孩带到家里来,万一传染艾滋病怎么办?让我送他们回去吧?”高耀洁解释说他们都是艾滋病孤儿,需要一个避难所继续生活。“他主要是害怕被传染艾滋病。”

为了方便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她和丈夫在狭窄且不能供暖的家里建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她通过讲座和写文章积攒额外资金,并尽力节约家庭预算,每月开支限制在200元左右。2001年,高耀洁获得3万美元的人权奖,她立刻用这笔奖金印发了3万7千多份《艾滋病性病防治》小册子,一百二十多万份防艾资料。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她通过基层医务人员、计划生育诊所、妇女团体、艾滋病患者的亲戚们,在公交车站、火车、媒体上宣传防艾知识。

高耀洁在河南的大规模防艾宣传工作,遭到了某些人的不断攻击。当地官员和那些发艾滋病不义之财的人对她恨之入骨。当她曝光有关艾滋病蔓延的真相被传开时,当地政府官员对她的指责与日俱增,他们不顾一切地掩盖事件的真相和自己的罪行。不但如此,他们还指责高耀洁制造谣言。甚至有人坚持说河南省“不是唯一”发现艾滋病人的地方,河南政府对艾滋病病人照顾得很好,他们树立上蔡县文楼村的典型,让人们去参观。当局对其它地区的艾滋病疫情尽力捂盖,试图强迫高耀洁对媒体讲话时也要按照官员的意思。但高耀洁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诚实和坦率,只要一发现腐败现象存在,她就要谴责。当局某些官员取消了高耀洁在各地大学的艾滋病教育讲座,禁止她发放免费药品和小册子,并指责她被海外反华势力所利用。

高耀洁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有些人曾为他们工作,并且说一些日本人希望听到的话。这些人的做法伤害了国人的心。今天说谎的那些人和那些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高耀洁说:“那些鼓励血液交易的官员们应该坐牢,甚至处死,你看,我们的输血法颁布已有十年了!这些当权的吸血鬼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还活着呢?”

2000年8月,《中国周刊》发表了一份对高耀洁的详细采访,其内容是关于河南省的艾滋病情况 (后来被许多其它报纸和杂志转载) ,当地官员怒斥她未经批准把艾滋病消息发布给记者,此事损毁了河南省的形象。官方通知她不要再与媒体联系。虽然中国的新闻记者一直排队采访她,但是不久他们就受到了政府的恐吓威胁。那些坚持采访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记者们因害怕而不敢写关于艾滋病信息的新闻报道。有关高耀洁和她工作的报道从此销声匿迹了。

1999年12月,伊丽莎白?罗森塔尔放弃医生工作成为一名记者,在纽约时报驻北京处工作。她几次想采访高耀洁,但河南省外事办在这一年内三次告诉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站:“高耀洁教授有病不能接见”。2000年9月,罗森塔尔下决心亲自前往郑州拜访高耀洁。罗森塔尔在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办公室问高耀洁的住址。

罗森塔尔直接找到高耀洁家并敲门。高耀洁开门见到站在她面前的美国人时,她笑了。罗森塔尔脱口而出,“你看起来很健康!”“我三次没有找到您,这是第四次,找您比找诸葛亮还难。”两人谈了一个中午,罗森塔尔获得了有关资料。这篇采访报道很快就在世界各媒体传来,河南省的官员震怒了。罗森塔尔因着这次冒险采访,获得“克林顿优秀采访奖”,成了名记者。

当地政府没有使用法律手段来惩罚高耀洁,而是加剧了对她的身心骚扰。他们派警察在她住的小区门外站岗,监视她的行动,与试图拜访她的人搭话。有时,高耀洁的家庭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来电信号被阻断或窃听。

2004年,高耀洁获得2003年度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奖”。河南省宣传部的高官三次赴北京,要求除去高耀洁的名字,另换其他人,未能得逞。这个高官恼羞成怒,下令河南省所有媒体不准报道高耀洁。从此高耀洁的事迹逐渐销声匿迹了。

中国中央政府与河南省政府的意见并不一致。2003年11月10日,高耀洁被邀请去清华大学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关于艾滋病的演说,河南官员完全无视中央政府的意愿,命中医学院医院党委副书记sj、老干科科长jzp赴北京堵截高耀洁。他们追踪到会场,大会门卫说:“你们再胡闹,我叫保卫处处理你!”他们无奈地走了。

高耀洁的努力工作和持之以恒最终迫使政府承认艾滋病存在的问题。2003年,中国政府承认中国有艾滋病,承诺提供资金预防和控制该疾病。2004年,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发布一份报告,到2006年中国有85万到150万成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2007年中国卫生部官员估计只有75万成年人被感染,而其它消息来源估计大约有150万中国人被感染。 2007年10月,中国官方已经记录18万3千7百33个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包括1万2千4百64已死病例。但是很多人未经检测仍然处境危险,一些人由于耻辱而不愿暴露自己的病情,一些专家担心这个数字会更高。

2005年,复旦大学gyn教授发表一篇有关艾滋病与“血祸”的综述《血殇》,文中叙述参与艾滋病调查报道者共217人,613人次。2005年以后,由于当局的压力,这些报道逐渐销声匿迹。

高耀洁继续深入新的村落,将那里的艾滋病传播情况全部记录在案,提供给防艾志愿者, 为这些地区的村民们提供帮助。高耀洁把自己比喻成打击“黑洞”的一把钳子。这些地方可以获得许多艾滋病的信息,也可以见到许多病人和艾滋病孤儿。

八十岁以后,2006年,与她一起生活50多年的丈夫去世,给她带来了莫大的痛苦。有关当局想方设法堵住高耀洁继续外出为艾滋病病人服务的路子,但她依然有信心,有智慧地从事著书立说。高耀洁告诉人们,她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只要她还活着,她就尽可能纪录所得的素材,留作历史资料。高耀洁说:“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地下)卖血站,有许多卖血者每两天到这类站点卖血一次,输污染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感染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对抗艾滋骗局

高耀洁花费了大量精力揭露“防艾”名义下的行骗。据高耀洁自己介绍,到1998年时,她收到的信件中声称包治艾滋病的信占了总数的10%。[21]同时她还说:

“防艾圈太大、太乱了。”“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太多了,这些年艾滋病问题上,多少人说了多少假话呀。”[22]

2003年,因为在一篇题为《你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不感到可耻吗?》的文章中攻击江湖骗子,高耀洁被告上了法庭。原告李德敏认为,尽管高耀洁并没有点名,文中提到的骗子就是他,并认为高耀洁侵犯了他的名誉权。2003年9月16日,经法院审理,高耀洁被认定无罪。[23]为了保护身后名誉,防止他人借“高耀洁”之名行骗,她于2005年10月1日发表了遗嘱,要求“不留骨灰”,“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搞行骗或闹剧,让那些“能人”获利,危害他人……”,并进行了公证。[24]

照顾艾滋孤儿

“艾滋孤儿”是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孩子们。高耀洁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们。高耀洁把艾滋遗孤的问题总结为三点: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心理问题。[25]尤其遗孤的心理问题,对社会有潜在的威胁。

“艾滋孤儿的问题,将来是个社会动乱的根子……他少吃无喝的,他又没有知识,他又不懂法律,你想想他会对社会造成什么东西,现在已经出现艾滋病人杀人了。”[26]

为了打破与艾滋病毒有关的社会偏见,高耀洁将艾滋感染孤儿抱在怀中,以向村民证明正常接触并没有危险。她在高中、大学发表演讲,鼓励学生参与防止艾滋病传播的斗争,但遭到地方当局的阻扰。

高耀洁曾说过,孤儿是艾滋病危机中最可怜的受害者,因为每个艾滋病死者都会留下1到2个以上孤儿。他们的父母死于艾滋病之后,孤儿在村子里和外界都会被看不起。农村人很迷信,认为这些孤儿是“妨人”(克星),把他们的父母都“妨”死了。这些孩子经常因为太饿,到地里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吃青麦粒,拉肚子。高耀洁把孤儿安排到老家原籍,请无子女的家庭收养。这些孩子离开时都想见见亲人,他们的亲人会说,“你们走到哪里就妨到哪里。”或者干脆不理睬他们,有时候连头都不抬。

高耀洁曾经访问河南一个村落。当她走过一条狭窄小巷时,听到一个孩子哭喊母亲的声音。“当我走进这间屋子,我看见那两岁孩子的母亲上吊自杀了,死者的身体已经僵硬了。这个小孩还不知道母亲早已死了,他拉着母亲的脚,用他的小嘴啃着妈妈的脚后跟,不停地呼唤‘妈妈下来’。

高耀洁得知孩子的母亲是艾滋病患者,丈夫已经死于艾滋病,这个孤儿也是艾滋病患者。家中的积蓄已经被庸医骗走,如今家徒四壁,已无任何生存余地。高耀洁一行3人目睹此景,相对而泣,一天吃不下饭。高耀洁说:“这类艾滋病病人自杀事件,在河南的农村随处可见。”

在另一个村庄,她一日之内碰见六个因害艾滋病的死者正在下葬。这个村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大门上贴着白纸,表示近年死过人。

高耀洁通过调查发现,她给孤儿们的汇款,他们常常被监护人扣留、剥夺,只有很少用在了孩子身上。所以她认为,正常人家庭分散领养孤儿是解决“艾滋孤儿”问题的最佳办法。因为孤儿们可以在正常的家庭、社会环境下成长。2001年,她将六名孤儿送到山东省曹县的农村家庭分散抚养。2000-2004年,她花费八万多人民币,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孤儿”。[27]据估计中国现在有几十万的艾滋孤儿。多年来,高耀洁帮助的艾滋孤儿有的在新家、在学校生活得很快乐,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也有些艾滋病孤儿厌学,一心想外出打工挣大钱。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听到高耀洁的介绍也很伤心。杜聪领他们外出旅游散心,去山东菏泽牡丹园游玩,希望恢复孩子的正常心理,激发他们努力向上。高耀洁离开中国后把艾滋孤儿照顾的工作交给了杜聪先生。

受打压被迫出走异国(2007-)

近年来河南省有数以万计的人被艾滋病摧残,但未曾有一名官员为此负责。[28]高耀洁勇于曝光事实,而地方政府则希望掩盖因工作失误、失职以造成的艾滋病蔓延。所以当高耀洁到农村探访艾滋病患者时,常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他们常以维护地方形象或保护国家机密为借口驱逐高耀洁。向政府报告高耀洁行踪的农民可以接受大约500元人民币的报酬。[29]所以她尽量选择便宜的寄宿,因为那里的人们不会经常向政府报告她的行踪。[30]她撰写的关于“艾滋村”的书籍在河南省也被禁止。[31]她相信自己的电话遭到窃听,甚至怀疑有人可能试图刺杀她。[32]

她的女儿郭炎光,因为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受到地方政府和工作单位的敌视和压制,最终失去工作,不得不于2000年底移民加拿大,母女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33][34]

一些村民也憎恨她的工作。正如高耀洁当初所想的那样,很多人认为艾滋病只能通过与妓女性交传播。另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外国病,不会感染中国人。有些人羞于阅读她汇编的教育读物。还有一些人担心,宣传艾滋病的蔓延会对生活和工作在河南的人带来坏影响。这是实际情况,随着河南艾滋病广泛传播消息的传开,河南人开始在全国受到排挤。政府怪罪“不道德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企图掩盖自己参与“血祸”丑闻的罪行。但高耀洁毅然为受害者辩护:“中国的农民现在很穷,他们甚至没钱吃饭,怎么可能有钱去嫖娼或吸毒呢?”“现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穷人濒临死亡边缘,而富人为他们的财富而窒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艾滋病患者是通过卖血或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我非常反对这种宣传。”

2001年,“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高耀洁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中国政府禁止她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典礼,她以前的工作单位拒绝给她办理护照。他们害怕她会告诉全世界:在中国艾滋病主要是血液传播,不像政府所宣传的通过性接触或静脉吸毒传播。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出席了“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颁奖典礼。安南说:“高医师未能出席今天的颁奖仪式,我深表遗憾。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2002年,她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称号,2003年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称号,并在同年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她准备出席马尼拉颁奖典礼,再次遭到当局拒绝。[35]

高耀洁获得了几个国际社会的奖项后,中国政府才准许她访问美国,但在出国之前,河南当局还是动用许多警察将她软禁在家中半个月。2007年2月6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高耀洁女士在家中受到软禁,不能出境,只允许她的子女前往探望。[36][37]软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她赴美国领取“生命之声”组织颁发的奖项。[38]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以私人身份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引起了事态向积极的方向转折。2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批准高耀洁前往美国接受颁奖。河南当局却另出一招,他们迫使高耀洁的儿子参与拦阻母亲出国领奖。2月18日,高耀洁的儿子跪在母亲面前,一连磕了三个响头,求她不要去美国领奖。“当时我的心就像碎了一样,”高耀洁描述道,“我儿子说‘就说你病了,不能去美国’。但是你怎么能对整个世界撒谎?我不愿意像这黑暗社会中的许多人那样撒谎。”高耀洁心志已定,即使儿子劝阻,她也不愿意放弃。高耀洁于2月16日接获通知能出境赴美领奖,2月26日,高耀洁抵达纽约。2007年3月14日,高耀洁在美国首府华盛顿接受“生命之音”2007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

14日下午,希拉里在她的办公室单独接见了高耀洁。这是早就安排好的议程,,她在致胡锦涛和吴仪的信中就说过,“我期待着能有机会与高医生见面.”。高耀洁刚出电梯,希拉里的女幕僚就迎上来。她告诉高耀洁,听到她被软禁的消息之后,希拉里非常着急,命令她赶紧起草信件,二月初那几天,她先后起草了十几封信,送希拉里签字后一一发出。直到北京有了肯定的答复,她们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准备迎接高耀洁的到来。

高耀洁向她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说:“我能够出来领奖,也不说明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的进步吗?”她点头称是。她引高耀洁走进希拉里的办公室。希拉里笑嘻嘻地出来迎接。她把高耀洁请到里间,坐在沙发上,开始拉家常。她先问高耀洁现在的工作情况,又问她来美国生活习不习惯。说话间,她一直上下打量着高耀洁,目光不时地扫过她的黑底白花衣服和那双穿着自制布鞋的小脚,脸上露出好奇的微笑。高耀洁告诉希拉里,这小脚是中国妇女千百年来苦难的缩影,现在已经不多了,她是最后一批了。希拉里很礼貌的把话题转到艾滋病问题上,高耀洁介绍了中国艾滋病的情况,她表示同意高耀洁的防艾主张,还提出要提倡性道德,鼓励人们洁身自好,等等。言谈中高耀洁发现,她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情况相当了解。

在盛会期间,高耀洁先后见了前总统执行长菲奥莉娜;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办公室主任麦克拉蒂;布什总统关系密切和共和党德州的凯?巴利;2008年总统侯选人的共和党阿拉斯加州参议院哈格尔;有线电视网(CNN)The Situation Room的节目主持人沃尔夫-布利哲;CNN的伊拉克战地者克里蒂亚尼?阿曼普尔;以及NBC的资深记者安德里亚-米切尔(格林斯潘的夫人)等知名人士。足见此行受到美国各界的高度重视。

特约颁奖嘉宾资深女记者朱莉•伍德若芙向全体与会者讲述了高耀洁十多年来为调查艾滋病疫情,救助艾滋病受难者和艾滋孤儿,和以极大的勇气揭露艾滋病“血祸”真相所做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就。全场来宾深受感动,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献给了缓缓走上颁奖台的高耀洁。

高耀洁在美国的亲友也受到大会的盛情邀请。她的妹妹高明凤夫妇,小女儿郭炎光,王淑萍医生等。那一刻,高耀洁的眼眶充满了泪水。这一时期,高耀洁的生活并不平静。她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在中国人员监控之下。每天半夜之后,都有人向国内汇报情况,直到下半夜2点多。同时,封闭了高耀洁来往的消息。此事把曾金燕气哭了。

有一件事令高耀洁终生难忘:大会后的酒宴上,有人领着一位老年女士走到她面前。翻译介绍说,这位女士自费买机票,乘了4个小时的飞机,来到华盛顿。又花了300美元买了张门票,目的只有一个:亲眼看一看高耀洁,并合影留念。那位女士说:“你是个善良的人,救了很多人,你的工作很不容易,比德兰莎修女的工作条件还要困难,你是英雄。”

2007年3月下旬, 河南当局就吵着说:“高耀洁去美国不回来了”。4月8日高耀洁从美国返回,二弟赴上海接她。飞机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住在一个朋友家。前一天有关当局打电话追问那家主人“高耀洁是否住在你那里?”4月中旬高耀洁先到开封,住她小弟的家,4月下旬回郑州家中,这伙人一直追控着她的行踪。

2007年5月他们在高耀洁住室前后安装了四个摄像头,并依然对她的子女施加压力。有一次高耀洁感冒了,去厕所、厨房时都要扶住墙走,。她去开封小弟家住几天,国保人员把她接回来。

2007年4月20日,国际天文台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河南封闭了这一消息。直至2008年9月,在中央《科学导报》发表之后,12月高耀洁才知道这一消息。

2009年2月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克林顿 (Hillary.Clinton) 访华,她通过外交部要求见高耀洁,中国政府同意了。2月19日高耀洁抵达北京,20日河南官方派高耀洁原工作学院已退休的党委副书记赵芬莉赴北京去拦截她,并通过北京警方说“高耀洁有政治问题,不能见希拉里。”赵芬莉乘飞机到北京之后,没有找到高耀洁,故未能达到目的。此后当局对高耀洁的电话与一切活动监控加紧。

2007年6月2日至8月27日,高耀洁先后往全国县级公安局邮寄防艾书籍《鲜为人知的故事》(2004年曾获优秀图书奖),2719包,三个月后毫无音讯。她到邮局查寻,他们说:你在邮局寄东西十多年了,这么多的邮件不会不发,问题出在总局。高耀洁估计:可能是当局害怕人们知道艾滋病真情,把这批书扣了。

2008年底至2009年初, 高耀洁向全国收集书籍杂志, 寄给无钱买书的学生,受到很多有志之士的支持。诗人张立凡先生在网络上号召大家帮忙,先后受到全国各地寄来《读者》、《南风窗》、《人物周刊》、《中国青年》、《新闻周刊》和《生活周刊》等十多种,几十万册,《南方都市报》一次寄百余公斤。她的转寄,第一批、第二批,证明杂志到达了,第三、四、五批均石沉大海。2009年4月,家中还存有几千余册,不敢再邮寄。

2009年5月6日,高耀洁发现气氛不对,电话又出故障。出现了2007年她赴美国领奖前夕之势,比上次的形势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午饭未来得及吃,假牙也未来得及带,匆匆离开了家。此时,三辆警车已停在我小区门外待命。高耀洁离家之后,本想躲过法国颁奖期就回家了,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少遭很多麻烦。

6月中旬,高耀洁在开封,若回家,地方当局不会善罢甘休。若不回去,郑州的孩子与其他亲属会受到不可想象的打压。想来想去,高耀洁不知哭了多少次,最后想到很可能给她定个莫须有的罪名置之于死地,孩子们落个犯属之名,孰轻,孰重呢?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 不会只身出走在外,这次盲目外出, 不知所从, 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 留给后人,苍苍大地, 茫茫人海, 何处是我的归宿。”

最后她决定出走。她托香港的朋友帮她联络,请他往国外给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她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 需要出国。7月中旬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有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 请他们派人来接她。

“离开国内时有大学生送行,临上飞机前,其中一位大学生送我到机场入口处,交给我一个字条,他说:奶奶,你到飞机上再看,以资留念。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 住在他们家里, 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 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我这个穷光蛋, 来美国之后深深体会到,来美国的华人, 多么富有, 多么会花钱, 多么狡诈,一切一切, 真一言难尽,我只好‘自我封闭’。

2010年3月, 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 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深居简出,我要尽心尽力,把书稿修改好。

我离开家后,在国内外辗转多处,最后到纽约,幸遇慈善机构和善心人,把我的生活安排的很好,解除了我的后顾忧虑,世界上还有很多朋友和陌生人关心我。”

个人语录

“我从未想过成为一名英雄,但是谁给我送来第一批艾滋病患者呢?从那时开始,我走上了一段不归路。”

“作为个人,我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希望我的努力会激励全社会来密切关注艾滋病。”

“在我看来,一个人不应仅仅为自己而活着,还要为他人着想。猫头鹰天生吃老鼠,蜻蜓天生吃蚊子。人也应该生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奉献社会,而不是损人利己。” —-谈到公民责任感问题

高耀洁说尽管她的诚实自己和家人带来了痛苦,但她从小就被教育说真话:“这样的教育让我受到磨练,也让我陷入麻烦。….我不会说谎。我认为叫我撒谎是最大的侮辱。”

“国外华人很多, 多数人很有钱, 各式各样, 形形色色, 把国内人的俗气也带出来了, 宗派斗争, 金钱至上, 令人生畏,而本人年老多病,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耳聋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体力均不支,所以我不去参与他们的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

“我已年逾八十,在世上来日无多。想想在浩瀚的夜空中,在灿烂的群星里,有一颗并不明亮的小星星,上面留着我的名字。我不知道这颗小行星有多大,亮度是几级,肉眼是否能看见..也许它只是围绕着太阳旋转的一块大石头把。我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即使我的生命结束了,我的躯体化成尘埃以后,这颗小星星还要高高地在太空中注视着地球,注视着艾滋病这场世纪灾难的结局,注视着造成这场血祸的罪人们走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一切我是看不见了,但是它能看得见!”

“我只能对故国家园的孩子们说:但愿你们不会重蹈苦难的老路,因为世界正在前进呀但愿你们能看见我们还没见到过的曙光,因为太阳总要升起的呀但愿你们能走上光明的坦途,因为中华民族已经付足了代价,该到收获的季节啦但愿你们终生留住美好的梦想,因为没有梦的星星就会变成地上的一块黑石头了孩子们,请记住一个老人的祝福吧。即使我走了,那颗名叫‘高耀洁’的小星星也会在夜空中看着你们啊。”

他人评价

杜聪:“多年来,我和高教授去过无数次华中地区的乡下,访问不为人知的艾滋病感染村庄。她把这个称之为‘敲击黑洞’。一旦发现黑洞,我马上对孩子们进行支持,帮助他们上学,给他们提供物质供给。”杜聪的灵感来源于高耀洁:“我很钦佩她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不知疲倦工作的勇气。她教我如何帮助那些艾滋病儿童,如何与地方当局打交道等。她还鼓励我要勇敢,不要放弃或妥协,总是讲真话,她把她救助的孩子也交给我抚养了。”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署长Peter Pilot:“艾滋病的历史和抗击艾滋病的历史是由那些无名英雄们、那些与社会主流抗争的人、以及那些真正敲响警钟的人用自己的行动谱写的。她就是其中一位。”

Harri Holkeri, president of the 55th UNGeneral Assembly, once complimented Gao Yaojie before the worldwide media.”Knowledge is the best vaccine for AIDS,” he said. “In China’sHenan, there is a volunteer dedicated to AIDS prevention education. Her storiesare touching, and her spirit is admirable.”

荣誉与奖励

1999年,她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39]

2001年,她获得了全球卫生理事会(GobalHealth Council)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40]但因为地方政府拒绝签发护照而未能亲自领奖。[41][42]

2002年,她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43]同年7月,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于人民大会堂颁奖,颁奖者为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44][45]

2003年,她获得了由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Ramon Magsaysay Award for Public Service),[46][47]马尼拉市市长赠送了她金钥匙,并授予她荣誉市民称号。但高耀洁未能亲自领奖。[48]《南方周末》2003年度人物题名。[49]

2004年,她被评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11月2日,获得“内滕国际育儿奖”,颁奖于人民大会堂。[50]《南方人物周刊》将她列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之一。[51]《鲜为人知的故事》获得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2005年,她编著的《一万封信》获得了由《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举办的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52]的“2004年度图书大奖”。[53]

2007年,她获得由美国援助发展中国家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妇女领导者奖”。颁奖仪式于当地时间3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54]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莉·克林顿出席了颁奖仪式,并表示“很高兴在这里见到高耀洁”。[55]

2007年,38980号小行星以“高耀洁”来命名。

2007年9月20日,与蒋彦永同时获得纽约科学院2007年度科学家人权奖。[56]她的妹妹和女儿代为领奖。

2007年9月29日,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当年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发给高耀洁。

著作

《实用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专著,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省科技出版社,1990年4月,ISBN:7-5349-0598-2

《妇产科误诊误治病案鉴析》专著,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省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8月,ISBN:7-80538-561-0

《女人之友》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省海燕出版社,1994年2月,ISBN: 7-5350-0979-4

《女科疾病防治全书》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年8月,ISBN:7-80739-733-5(此书内有“人工流产十大罪状”, 见出修订版本271—-273页),多年来全中国畅销,多次印刷,直至2010年1月又出修订版本,ISBN:7807397330, 9787807397335,

《实用女科全集,女性常见疾病防治》,高耀洁总主编 ; 李慧敏,王建凯主编,郑州,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年,ISBN:7-81048-325-0

《艾滋病与性病防治》,高耀洁著,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ISBN:7-5349-2008-6

《鲜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众读本》,高耀洁、尚慧彬、郭明久著,中原农民出版社,2003年,ISBN:7-80641-606-4

《现代保个建》内,外, 妇, 儿, 性病共五册,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9月,ISBN:7-80538-736-2/R·79

《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高耀洁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ISBN:7-5004-4601-2

但由于出版在中国受到阻挠,后于香港出版了《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增补版本:《血灾:10000封信──中国愛滋病泛滥实录》。

《中国艾滋病调查》,高耀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ISBN: 978-7-5633-5317-0

《中国艾滋病祸》(原名《艾滋殇》)高耀洁总主编,香港,天地出版社,2008年3月,ISBN:978-988-211-797-6

《血灾:10000封信──中国愛滋病泛滥实录》,高耀洁著,开放杂志社,2009年,ISBN:978-962-7934-27-1

《揭开中国爱滋疫情真面目》,高耀洁著,博大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10年,ISBN9789868520943/9868520940

《高洁的灵魂–高耀洁的回忆录(增订版)》,高耀洁著,明报出版社,2010年,ISBN978-962-8993-14-7

《我的防艾路》(原名《十年防艾路》)高耀洁著,广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ISBN:978-7-218-07107-7

《疫症病案一百例》,高耀洁著,明报出版社,2011年,ISBN978-988-8081-99-8

The Soul of GaoYaojie: A Memoir, written by Gao Yaojie, Ming Pao Publications Limited,2011, ISBN978-988-8134-33-5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zh.wikipedia.org/wiki/高耀洁)(有删节)

人类的一切政治困境,都逃不出这四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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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蚂蚁过冬

有句话说,“不关心政治的人,不值得深交”,因为关心政治,不仅是关心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更是关心社会的公平正义。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则更深刻地道出了理解政治的意义:“为了我的孩子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与哲学,为了他们的孩子能够自由地享受文学和艺术,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

所以说,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所有热爱自由之人的副业。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因为缺少问题意识和重要性感受,使得对政治的关心走向极端、琐碎:

有的人陷入抽象概念,离真实世界越来越远。比如某些喜欢宏大叙事、自我陶醉的文人,他们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诉求”视而不见,对“政治秩序的走向和风险”也漠不关心。

有的人被信息茧房束缚,陷入了情绪的宣泄、意识形态的对立。比如社交媒体上争吵最激烈的话题,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敌我势力、贫富差距、性别对立、海外战争……

因此,从人类政治秩序的演化进程中,提炼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并形成一套最简约的分析框架,是正确关心政治的第一步。

在千百万年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一切的政治困境,其实都可以聚焦于四个连贯的重大问题。并且,它们恰好对应了四位大思想家的追问和解答。

1.霍布斯问题:人类为何需要国家?

在国家诞生之前,或是任何无政府的社会,人们既不能抵挡外来侵略,也无力惩罚暴力犯罪,所有人都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这就是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的“自然状态”,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社会充斥着“猜疑、掠夺、欺诈、凌辱和谋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孤独、贫困、卑污、残忍且短寿”。

政治学者包刚升在《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洞见:“国王是安全的保护者,法律的执行者和秩序的提供者。国王所代表的有效国家出现之日,才是人类政治文明奠基之时”。

这就是所谓的“霍布斯问题”:没有国家,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权,也就不会有任何公平正义、市场分工和科学人文

每当国家转型陷入危局,或是社会变得混乱无序,政治家、思想家的讨论,都绕不开“霍布斯问题”。

霍布斯
霍布斯

 

2.阿克顿问题:为何必须限制权力?

 

没有权威可怕,权威的膨胀同样可怕。“自然状态”的难题被解决后,新的难题也随之产生
当君主的权力不受约束、被随意滥用,民众就会活在生杀予夺的悲惨境遇中。君主则是深陷滥施暴力、信任危机的恶性循环。国家就这样堕入了统治成本高昂、“安危系于一人”的陷阱中。
东西方的各大帝国,都曾因为权力膨胀和滥用,导致了民不聊生、血流成河、国家败亡的惨烈后果。
中国古人对专制的危害最有切肤之痛,发出过“硕鼠硕鼠”,“苛政猛于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哀叹。从古罗马帝国,到近现代的拿破仑、希特勒,专制暴君都是以绝对权力,将国民拖入血腥的内外战争。
正如英国思想家爱德华·阿克顿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任何人都不该对权力怀有“绝对美好”的期望,去无限制地美化、壮大权力。
包刚升在《抵达》一书中指出,所谓“阿克顿问题”,就是对“人类为何要限制权力”的追问和解答:人类需要国家,但是国家权力越强大,其危害就越大;越是受困于强大统治的地方,就越绕不开“阿克顿问题”。
阿克顿
阿克顿

 

3.洛克问题:如何有效地限制权力?

 

“阿克顿问题”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必须限制权力”。于是,“如何有效地限制权力(如何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就成了人类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首次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构想:以宪法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特别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无论是限制公权还是保障私权,其核心都是以“分权制衡”施行法治。
“限政法治”意味着,政府的权力(power)必须是有边界的、受法律约束的,“法无许可皆禁止”。相对的,公民的权利(rights)则应该是“法无禁止皆许可”。
但是,当我们面对的是垄断了军队、警察、经济、司法、宣传、教育的国家,任何质疑、分化绝对权力的言行,都可能是危险的、徒劳的。
正如包刚升在《抵达》中回顾的:在“如何限制权力”的古老命题上,人类流血牺牲最多,过程也最为艰难曲折。
英国在建立有限政府之前,历经了内战、独裁、复辟等多次血腥的动荡。美国则是经过战争、分裂、制宪、党争等危机之后,其限政法治才逐渐落地。
除了英美,各国限政转型的过程更加艰险。文化传统、国际局势、偶然事件等等都可能使其夭折。
法国在大革命后经历了恐怖、混乱、软弱的两个世纪。德国、日本则是经历了惨烈的战败,才勉强实现了有限政府。东欧、拉美各国更是普遍从“半法治”的路上,退回了强人政治。中国从清末开始,100多年过去,有限政府的进程也一言难尽……
所谓“洛克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国家权力”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有了分权制衡的方案,但很多国家要实现有限政府,前路依旧漫长。并且,越是法治传统薄弱的地方,“洛克问题”就越突出。
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
4.托克维尔问题:如何防范民主的弊端?

约束权力的“政治发明”,除了限政,还有民主。
19世纪法国思想家亚历克西·托克维尔,以《论美国的民主》塑造了“民主”在现代人心中的正面形象:民主可以通过公平选举、市民社团和舆论监督等方式,有效地制约公权力;民主将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并扩散到全世界。
但是正如包刚升在《抵达》一书中指出的,现代人太热爱民主,以至于常常忽略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警告
“一人一票、毫无门槛”的民主看似诱人,却天然具备仇视精英、享乐主义、政治对立、社会原子化等弊端;民主最大的危险是,当“多数派”变成绝对权威,民主很容易被寡头操弄,走向“多数人的暴政”。
古希腊公民大会、法国大革命时期,都曾以“民主表决”的方式滥杀无辜、剥夺人&权,这就是“多数人暴政扼杀少数人权利的前车之鉴。
在当代,民主导致了西方的福利主义、种族政治、政党极化、道德虚无,还有纵容恐怖主义和专制扩张。而专制国家则是以“民主”之名,行“1984”之实。
包刚升指出,以上种种,就是现代人最大的政治危机——当“有效约束国家”的难题解决之后,由民主带来的“约束国家误区”就会产生。
因此,所谓“托克维尔问题”就是:既然无法阻挡民主,那么如何才能防范民主的弊端?
托克维尔的回答是:民主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权力无论如何产生,归多少人掌控,都是危险的,都应该竭力限制越是在民主神话的时代、极&权谎言盛行的国家,就越绕不开“托克维尔问题”。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
这四大问题,恰好为“如何实现良善政治”这一人类最重要的命题,提供了统一性、创造性的解释。读懂了四位大师的追问和解答,也就读懂了人类政治的现实、本质和未来。
上文所述的“人类四大政治问题”,来自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包刚升老师的新书《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一书。

又一位华裔女性成为美国主要城市市长:走进Lily Wu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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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硅谷维立 
2021年,华裔女性Michelle Wu创造历史,成为波士顿第一位民选的女市长和少数族裔市长。华人社区引以为荣,奔走相告。
两年后的今天,另一位华裔女性也创造了历史,当选为一个主要城市的第一位亚裔市长。
与Michelle Wu不同的是,她的选区位于保守的美国心脏地带。这里没有大量少数族裔,华裔选民更是难得见到。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该市人口72%是白人,非裔和西裔各占10%左右,亚裔不到5%。
另一方面,之前我们听说的亚裔政治人物以民主党居多。比如Michelle Wu,旧金山曾经的市长李孟贤,奥克兰曾经的华裔市长Jean Quan,现任苗裔市长Sheng Thao,无一例外是民主党人,而这位华裔女性是独立无党派人士。
这个华裔女性是谁?她有什么样的背景?毕业于那间名校?11月中旬,趁APEC在旧金山召开, 美国公民领导力(Civic Leadership USA)和亚太联盟(API Coalition)两大组织在旧金山举办了第一届全美亚太裔民选官员峰会。好友Michelle创办的愉园社是峰会协办组织。她邀请我一起参加了峰会。
峰会上群星闪烁,各种大腕做主题演讲,酒会期间随便跟人攀谈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最大的收获,还是结识了前面提到的这位创造历史的华裔女性Lily Wu。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39岁的Lily是第一代移民。她父母来自中国大陆,1983年移民中美洲的危地马拉,Lily在危地马拉出生。
1993年,她父母带着只会讲广东话和西班牙语的九岁的她和弟弟移民美国,定居在位于美国正中心的威奇塔(Wichita)。
(地图中红点是威奇塔,地图最下方是危地马拉)
(地图中红点是威奇塔,地图最下方是危地马拉)

 

中西部人口不如东西两岸稠密,除了芝加哥、底特律几个大都市外,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城市寥寥可数,威奇塔有四十万人口,是堪萨斯州第一大城市。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Lily的父亲是厨师,妈妈是发型师,都没上过大学。Lily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她从威奇塔州立大学毕业后,又获得奖学金在香港大学完成了新闻硕士学位,然后在ABC和CBS电视台做了12年主播和记者。今年四月,在她来到威奇塔整整三十年那天,她从电视台辞职,宣布竞选市长。
Lily跟选民说,职业政客给我们留下了创纪录的赤字和警力的不足,而且热衷于玩政治游戏。我是一个局外人,我将带来新的视角,确保市政厅为所有威奇塔人服务。
她竞选纲领的三大支柱是:确保公共安全、加强经济,恢复民众对市政府的信任。
选举结果,Lily以16个百分点的优势(58.4%对41.6%)击败现任市长,大获全胜。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作为一颗闪亮的政治新星,Lily是峰会上的明星,也是讨论会嘉宾之一。讨论会一结束,她就被一帮人包围起来,有要采访她的,有要照相的。我幸运地得到主办单位引荐,事先有约,才不受干扰地跟她谈了一个多小时。
Lily不喜欢用politician(翻译得好听是政治家,翻译得不好听是政客)这个词来称呼自己。我问她为什么要从记者转换跑道到politician,她纠正说她更愿意称自己为“公仆”(public servant)。
竞选公职前,她就在社区担任志愿者多年。我们谈到是否应该鼓励更多亚裔从政时,她也说与其鼓励更多亚裔美国人竞选公职,不如鼓励他们活跃于非营利组织中,以志愿者的方式为社区做贡献。有了这种回馈社区、服务他人的心态,更多的领袖人物自然会出现。
事实上,Lily强调说,每个人,无论是哪个种族,都应该更多地参与公民活动,关注当地政治。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Lily曾经注册为共和党人,现在的选民注册的党派登记为自由党(Libertarian)。但我从媒体上读到,自由党并不认可她的竞选。比如她竞选纲领的第一大支柱,增加警察来维护城市安全,就被以小政府为圭臬的自由党批评。但威奇塔市长的位置是非党派的,候选人不需要获得党派提名,也不必受党派意识形态的限制。Lily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回归根本,回归常识,解决民生问题,为市民提供核心服务。
城市街道上的坑坑洼洼有党派吗?她问我。当然没有,也不应该有。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Lily重视社区和家庭。她记忆中的童年的威奇塔是一个对家庭友好、对移民包容的地方。她也非常喜欢我们亚裔尊重长者、重视家庭的传统。
“我有很深的感恩之心。我每天醒来都充满感激。我很庆幸我活着,我生活在美国,我和我父母住在同一个社区,我每天可以看到我的家人。”
她有一个对自己影响深远的导师,她的“第二个妈妈”,她上中学时学校的心理辅导员。老师本人是心理学家,丈夫是律师。她和丈夫都受过良好教育,在Lily的生活起到了她的家人不能起的作用。她教Lily吃西餐时怎样用刀叉,付钱给她上游泳课,为她打开了很多扇门,展示了很多她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机会。
这位心理老师收了三名女学生到自己羽翼下,现在三人都很有成就: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药剂师,而Lily直到今年初都是一名记者。
当Lily考虑要选市长时,她第一个就去问这位导师。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吗?导师告诉她她能行。“如果她告诉我不要参选,我不会在这里。”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幸亏导师的支持和鼓励,明年一月Lily就要成为威奇塔市长了。据峰会介绍,现在美国有超过一千名亚太裔民选官员,而50年前民选官员中几乎完全看不到亚太裔面孔。
但亚太裔参政虽然进步很大,民选官员的比例还是相当低。本来亚裔在美国就是少数民族,出头露面的社会精英中身影又更少。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注意到自己与社会主流有所不同,又没有太多榜样可以学习效仿,其他种族的人也容易对亚裔视而不见。
所以这次峰会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有自己的代表很重要“(representation matters)。坦白地说,美国社会是相当公平开放的。经过近几十年的苦干,在法律层面各族裔的平等基本得到了保障。但要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让各个族裔消除隔阂,相互了解,和谐共处,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亚太裔积极参政竞选公职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而且正如Lily所说,从政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服务。我们既然选择在这里安居乐业,就应该把自己当主人。既然是主人,就应该主动站出来端茶送水为社区服务。
所以她站了出来。从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移民小女孩,变成一个专门用英语讲述社区故事的记者,又从一个工薪阶层家庭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和政坛新人,在一个几乎没有亚裔的地区当选为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亚裔市长,Lily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启发他人,让他们看到一切皆有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
(转载自硅谷生活家)

揭秘OpenAI成长史:理想主义,冲突,抉择与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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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茜

如今现在站在风口浪尖,被神话被仰望但同时又被疯狂批判的公司是谁?没错,就是此轮AI浪潮的领头羊:OpenAI
但OpenAI的成长史并非一帆顺风,背后映射出硅谷的一众大佬、顶级科学家们与资本的理想主义,冲突,抉择和权力斗争
所以,这是一个充满了细节的精彩故事,关于一群拥有纯粹信仰的顶级AI研究员,关于马斯克间接触发了OpenAI的商业化路径,关于OpenAI核心领导人物Sam Altman放弃理想主义去投靠微软,关于微软CEO纳德拉与创始人比尔-盖茨之间的较量,关于ChatGPT惊艳世人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硅谷101团队在内部成立了一个AI研究小,加入了不少从业者,希望从专业的角度来深挖更多有意思的技术和故事。而OpenAI崛起这个故事,将是决定人类未来最重要的故事之一。
Mira Murati, OpenAPI CTO
Mira Murati, OpenAPI CTO
2022年3月底,伊隆-马斯克等一众科技领袖发出联名信,以人工智能的安全担忧为由,要求暂停开发更强大的AI系统
Sam Altman, OpenAI CEO
Sam Altman, OpenAI CEO
而Sam Altman这个人,在公关和在商业路径设计上,都太厉害了。所以,随着AI发展派和反对派的声浪都双双的日益高涨,硅谷开始纷纷站队,所以最近又有很多知情人士将OpenAI发展的细节和故事给曝光了出来。我们就结合所掌握的信息,其中包括了我们硅谷101的一些独家线索,再来详细复盘一下OpenAI的崛起

01

理想主义:一群纯粹的顶尖科学家 
2014年,谷歌以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当时在行业中最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DeepMind,没错,就是之后推出AlphaGo在围棋上打败李世石和柯洁那家AI研究公司。
在硅谷,一众大佬坐不住了。他们比公众更早的看到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力与威胁:在未来,谁拥有最强大的AI技术,谁会就有最难以撼动的权力
他们害怕,谷歌会成为垄断式的AI权力霸主 – 而就连谷歌当时“Don’t Be Evil”(不作恶)的公司座右铭都无法消除他们的担忧。所以,根据Wired杂志的报道,在2015年的一个夏天傍晚,几位硅谷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聚集在斯坦福大学旁边的Palo Alto瑰丽酒店的一个私人会议室中。
没错,就是那个硅谷最贵的豪华酒店。跟很多硅谷项目从车库里出来不同,可能这就预示着含着金钥匙出生的AI项目注定就是一个烧钱机器。
这次会议是由硅谷孵化器YC掌门人Sam Altman发起的,想聚集一些人工智能领域最顶尖的研究员,来讨论共同建立一家AI实验室。这些研究员当中,包括了当时在Google Brain的人工智能研究员Ilya Sutskever,互联网支付处理平台Stripe公司的首席技术官Greg Brockman等。而马斯克会出现在这个会上,也是因为他是Sam Altman的老朋友,并且AI技术对马斯克旗下公司 – 无论是特斯拉还是SpaceX来说 – 都至关重要,并且,马斯克对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从很早就开始给出警告。所以,两位有着顶级资源和资本的大佬,带着几位有着顶级技术能力的AI研究员就开始搞事情了。
他们最开始想做的是谷歌的对立面,一家不受任何公司任何资本任何人控制的AI实验室,大家一致认为,这才是让人类更接近以安全方式构建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正确路径。(AGI:具有一般人类智慧,可以执行人类能够执行的任何智力任务的机器智能。)
创业嘛,最重要的是找人找钱找方向。大方向有了,接下来就是人才和钱了。你要做全世界探索AGI的领头羊,你需要的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人工智能届最最最最顶尖的高手。但这些高手分布在各大科技巨头中,被高薪供着,怎么能吸引他们出来呢?
Brockman首先想到的就是2018年获得图灵奖的神经网络三巨头Yann LeCun, Yoshua Bengio和Geoffrey Hinton教授。
这里插一句:本轮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正是因为“神经网络”这个曾经不被看好的研究路线获得突破进展,也必须归功于这几名老科学家几十年来在AI寒冬中的坚持,这部分历史起源我们之后准备单开一个AI大模型系列来讲其中的故事,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硅谷101,敬请期待。
回到Brockman这里,三大巨头中,Hinton教授在谷歌,LeCun教授在脸书,年纪都比较大了、不大可能全职出来。Bengio教授主要在学术界活动,对产业届没多大兴趣,不过Bengio给了Brockman一个名单,上面是AI神经网络领域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大家记一下这个时间线哈,结尾的时候还有一个关于Bengio蛮讽刺的小反转。
Brockman当时一拿到这个名单就像一本武功宝典一样,赶紧回来和大家开始去联系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
但是,问题来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顶尖科研人员在科技大厂里面薪酬非常高,要拉他们出来,还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前途未明、空有一张大饼,还是不太容易的。怎么突破呢?诶,这里就要说到硅谷另外一个地理优势了:Napa酒庄
从硅谷往旧金山开一个多小时,就是美国最著名的产酒地区:纳帕溪谷。在硅谷星巴克谈不成的事情,拉去Napa酒庄住一个周末,就不一定谈不成了Brockman不愧是创业多年的老手,在Bengio给他的名单上,选了10个他觉得最重要的研究员,拉去了Napa酒庄度过了一个周末。Brockman对Wired杂志就描述说,当你在Napa酒庄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会很容易产生化学反应。你被困在那里,你必须说话,必须参与。
在度过了一个周末、要离开Napa酒庄的时候,Brockman邀请了这十名研究人员加入OpenAI,并给了他们三周时间考虑。而在这三周,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听到了OpenAI的风声,开始出更高的薪资,要留住这些顶尖AI研究员。而正因为科技巨头的留人行为,OpenAI不得不推迟对外宣告成立的时间。要知道,这些顶尖AI研究员的工资已经很高了。
媒体报道原文是“Eclipsed the cost of a top quarterback prospect in the NFL”(超过了美国NFL橄榄球联赛中的顶尖四分卫的薪水),我平时不是橄榄球的粉丝不是很有概念,然后去查了一下,结果吓一跳:这些顶级橄榄球星的薪水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美元的,也就是说,最顶级的AI研究学者在科技巨头中的年薪也是这个价格,当然可能还包括股票啥的。
而且,据其中一名研究员说,在得知他们有意向离开的时候,科技巨头们为了留住他们开出的新价格,是这个行业中已经如此高薪的工资的再2-3倍。
但是,就算大公司们给出了这么极具诱惑力的年薪,十位受邀请的AI顶尖学者中,有九位都拒绝了高薪、加入了OpenAI也不知道是不是Napa的红酒起了作用。OpenAI完全没有实力来match这么高的薪水,因为OpenAI最开始是非营利组织所以每年要公布支出。税务文件显示,给首席技术官Ilya Sutskever的薪水是大概190万美元,另外一个首席研究员Ian Goodfellow是80万美元,这两人都是从谷歌挖过来的,虽然当年他们的薪水公布之后是引发了一些舆论争议,觉得在非营利组织里面这个公司太高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从谷歌出来加入OpenAI,这个薪水下降得不是一点半点。我把OpenAI的历年报税表给找出来了,上面有蛮多有意思的信息的。
OpenAI第一年的花销是1123万美元,其中超过665万是50多名员工的工资。平均算下来,在硅谷的水平也就真的还好。
而这些放弃高薪的顶尖科学家们,加入这样的一个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非营利组织,没有股权没有慷慨福利没有豪华年会没有明确的升值路径,其实就是因为一个很纯粹的目的聚在一起。这个目的,也写在了OpenAI的创立章程中:确保通用人工智能(AGI)造福全人类
2015年底,我们上面提到的YC总裁Sam Altman、Strip前CTO Greg Brockman、LinkedIn创始人Reid Hoffman、YC联合创始人Jessica Livingston、著名投资人Peter Thiel、特斯拉创始人Elon Musk、亚马逊AWS、Infosys公司和YC Research宣布成立OpenAI,并承诺给这家非营利组织机构投资超过 10 亿美元。由于OpenAI的非营利组织形式,没有人拥有公司任何股份或权益,而公司的财产和收入永远不会派发给任何捐赠人或业主。OpenAI表示,将通过向公众开放其专利和研究,并且会与其他机构和研究人员“自由合作”
听上去是不是很理想主义、非常乌托邦?最开始确实挺振奋人心的,但很快,OpenAI内部冲突四起。

02

冲突加剧:马斯克的决裂
冲突的起因很简单,人工智能技术,是一件耗钱耗资源耗算力耗时间的事情最开始,这些最顶尖的研究员和硅谷最有影响力的资本家们还可以为爱发电,但真正开始做的时候,发现烧钱是个无底洞,而看看OpenAI的对手们,哪个不是手握千亿美元资金的科技巨头。并且,我们硅谷101在跟OpenAI早期实习生聊的时候,对方回忆说,当时办公室座位,前后左右都是业界最牛的大佬,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大家擅长的方向和领域也可能不一样,还没找到一个着力点,让这批世界上最牛的AI科学家们拧成一股绳一起发力。这个时候是最难的,谁也不服谁。
确实在早期,OpenAI被谷歌的DeepMind各种吊打
而且从税表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开始,硅谷大佬们承诺的10亿美元也不是一下就全部到位的,而是分成好多笔一点点到账,这意味着OpenAI每年的预算都有限,也不敢乱花做个对比,在OpenAI报税表上,我们看到2017年,OpenAI的职能支出在2866万美元,其中云计算上就花了790万美元,训练模型的CPU和GPU甚至都要从谷歌那么去租。对比一下背靠谷歌这颗大树的DeepMind,2017年的总支出是4.42亿美元,想要云计算,想要CPU/GPU,随便在谷歌调用,你看这资源和资金差距,是不是有点大。
并且在早前,OpenAI发布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掀起什么水花,反而谷歌那边各种风光一时无两。
比如说在OpenAI发布的OpenAI Gym和Universe让它在圈内稍有名气的2016年,诶,谷歌DeepMind的AlphaGo击败了围棋顶级选手李世石,引发全民对AI的关注。2017年,好不容易OpenAI在Dota2游戏上战胜了人类顶级选手,你说可以火一把了吧,结果谷歌发布了Transformer模型,这个模型是奠定所以大语言模型的基础架构,反正就是震惊整个业界的牛。然后在2018年,OpenAI基于Transformer发布了GPT第一代,结果谷歌随后重磅发布了跨时代意义的Bert,比GPT参数大四倍,几乎所有表现上都碾压GPT。
稍微说一句哈,以上提到的产品,技术和模型如果大家听得有点云里雾里,没关系,我们之后的大模型系列会专门详细说说这些技术的进化。反正今天这个视频里,大家知道,2018年底之前,谷歌都全面碾压OpenAI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业界对OpenAI各种不看好,之前好不容易请来的很多技术大佬,不少又回谷歌脸书这些大厂了,公司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军心不稳
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马斯克大佬就坐不住了。气势汹汹来问罪说:你们都在干嘛,烧了钱出不来活儿,说好的要领先谷歌率先达到AGI呢,结果落后这么多!对马斯克熟悉的观众们都知道,马斯克是非常有占有欲和掌控欲的,根据科技媒体Semafor的信源爆料,马斯克就直接向OpenAI的董事会提议,我要全面接管OpenAI,我来当CEO。
但是在2018年那会儿,大家可能还记得,马斯克他本人已经被特斯拉搞得焦头烂额,当时Model3又遭遇了生产地狱、被市场疯狂做空、质疑很快就要破产了,而马斯克每天就睡特斯拉工厂里。
就这样,马斯克还想再全部接管OpenAI这个完全不同赛道的AI实验室,OpenAI的董事会肯定觉得不靠谱,就拒绝了马斯克的提案。于是,Semafor和Wired杂志等媒体报道,马斯克非常不爽,甩手就走人了。
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说法,包括马斯克先挖走了OpenAI的核心研究员Andrej Karpathy去特斯拉做自动驾驶的主管,这就让OpenAI的人不太爽,怎么还带挖自己墙角的。所以利益冲突和矛盾慢慢就起来了,哦补充一句,最近这哥们儿又跳回OpenAI了,感觉里面的瓜不少。当然,还有一些阴谋论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了,总之,2018年,马斯克宣布退出董事会,当时在媒体上大家关系都做得挺好看,马斯克也表示在离开董事会之后将继续捐赠和支持OpenAI。
但是,马斯克在离开之后,就立即停止了捐赠。
Wired杂志以及网站Semafor都报道,此前,马斯克承诺在几年内将向OpenAI捐赠10亿美元,而马斯克和OpenAI分手之际,他兑现的捐赠仅在1亿美元。也就是说,马斯克的离开和他尚未兑现的捐赠,将OpenAI一下推到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训练AI模型比之前想象得要更烧钱,如果公司无法找到技术突破点、一直被谷歌等大公司碾压,那么很快只能关门大吉。
就在这个时候,Sam Altman意识到,自己必须要站出来了
在2018年之前,Sam在公司内部只是一个“董事”的职位,CEO一直是Greg Brockman。根据当时OpenAI的实习生回忆,在公司不太见得到Sam本人,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YC的掌门人,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其实在管理那边的事物和孵化YC的创业项目。
OpenAI的税务文件显示,直到2018年,Sam才把自己的职称在董事之外,加上了总裁President一职。随后,马斯克退出了OpenAI董事会,再之后,Sam在2019年接替Brockman成为了OpenAI的CEO,Brockman退成了CTO首席技术官。这意味着,Sam辞去了YC总裁的职位,正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OpenAI这边
对于Sam来说,正是与马斯克的决裂让他对非营利组织的模式产生了动摇。而正是因为他放弃纯粹的非营利组织模式,转而探索更现实的商业路线,OpenAI和ChatGPT才能出现在如今众人的眼前

03

起死回生:Sam Altman选择的商业道路
先来说一下Sam这个人。Sam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经常和马斯克一样被怀疑是机器人或者是人工智能。他甚至对记者开玩笑说,我要多去几趟厕所,这样你才不会怀疑我是个AI
Sam非常年轻,1985年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美国芝加哥出生,密苏里州长大,8岁学会编程,16岁宣布出柜,本科考上斯坦福,大二选择退学创业,进入硅谷孵化器YC的首批孵化项目、开发了一个名为Loopt的应用,在2012年以4300万美元被收购,27岁的Sam因此获得了第一桶金,500万美元。之后,YC创始人Paul Graham准备退休、将28岁的Sam推上了YC总裁的掌门人席位。之后Sam在执掌YC,投资并孵化众多硅谷项目的同时,联合其它几个投资人成立了Hydrazine Capital风投基金用于投资YC的项目,在成立四年后翻了10倍,让Sam很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短短几行字我们能感受到,Sam是一个天分极高、极其聪明、忠于自我、追求极致效率的人
2016年《纽约客》有一篇报道用非常非常长的篇幅介绍了Sam,其中有几点细节描述我印象特别深:
首先是对Sam的外貌描述,说Sam本人很瘦小,1米7左右,只有130磅(大概59公斤),眼睛是绿色,眼神犀利得像黑夜中的巨角猫头鹰。巨角猫头鹰和猫头鹰是有区别的,前者是非常犀利的那种,而对比之下,猫头鹰就有点萌萌哒。而且Sam的坐姿很奇怪,会把自己卷起来,经常被误会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此外,在他的工作方式上,对自己和对同事都很苛刻,要求非常高,性格也比较冷漠偏执,情绪不太稳定,超级爱加班甚至一度患上了败血症。同时,他对不感兴趣的事情和人都超级没有耐心,会在员工讲话的时候毫不眨眼的盯着你,给对方施压加快速度。所以就是这么极度高效极度勤奋和极度聪明的人。这一点倒是和马斯克和乔布斯都挺像的。
Sam Altman的最大优势是在于清晰的思路和对复杂系统的直觉把握,也就是商业战略和野心。他对技术细节并不感兴趣,让Sam最着迷的是技术对世界的潜在影响他的这种能力其实对于科技创业非常关键,这也许是为什么Paul Graham在选YC继承人的时候出人意料的选了Sam。
因为说实话,当时硅谷很多人对Sam这个人选是不服气的。Sam当时还太年轻,并且他第一次的创业也不是特别成功。Sam创业的Loopt一度估值达到1.75亿美元,但是后续融资不顺利,导致出售价格4300万美元,差不多就是融资的额度,这意味着对风投来说是负回报,所以Sam本人也说第一次创业的经历是完全的失败。然而,Paul Graham就是觉得,Sam就是他要找的人,他没有一个人选的名单,就只有Sam这一个选项。
而Sam在担任YC掌门人的时候,完全展示出了他的野心,基本上重组了YC的模式YC在Sam之前的模式是,每年从上万家初创公司的申请信中挑出200家左右,给他们每家12万美元,占股7%,然后孵化三个月,毕业这天给众多知名硅谷VC风投演示demo,之后继续融资,成长,做大做强。
但Sam不满意YC的模式,认为YC之前的做法只是把创业者送上摇摇晃晃探险的小船,送他们出海仅此而已,Sam想做的是搭建一只背靠强大帝国的铁甲舰队。意思是:YC不仅满足于占股7%,而是要用更多的资本在项目早期给予更大的支持,从YC孵化完成后的成长过程中还要继续投资这些公司。并且Sam不满足于YC每年打造两百家公司,而是想要打造一千家、一万家。并且他希望,这些公司形成的万亿市值的大船,能真正意义上的推动人类发展。
很讽刺的是,在过去几年的时间,硅谷出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虽然投资人和创业者都高喊着要改变世界要有雄心壮志要shoot for the moon,但真正落到实处,VC们的关注点却经常落在:什么时候能变现,客户增长曲线能否好看,利润能不能更厚一点这样的“六便士”问题上,希望创始人专注于打造某一区域的租赁平台或者送货服务;而那些“月亮”项目,比如说核聚变,生物科技,人工智能这些硬技术上,大家出手得越来越谨慎。所以“硅谷已死”的言论在过去几年出现很多。
Sam接管YC之后,马上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标题是“Science seems broken”(科学看上去破产了)来警醒硅谷和学界,并呼吁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其他硬科技领域的公司提出申请。Sam认为,YC身为最有影响力的孵化器,只有公开支持这些硬科技的项目,大学里的学生们才会继续对这些领域保持兴趣,创业者也才会更有信心。所以,Sam执掌下的YC开始筹集更多的资金去支持项目,甚至成立了一个名为YC Research的非营利组织去对那些异想天开的科研想法进行纯粹研究。连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家Marc Andreessen都评价说:“在 Sam的领导下,YC的雄心壮志水平提高了 10 倍” 而也许这就是当年Paul Graham一定要Sam接任的原因,因为他意识到,“Sam的目标是创造整个未来”。
而但Sam在执掌YC几年后,OpenAI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Sam辞去YC的职位,全职加入OpenAI。就在马斯克退出董事会、切断资金捐赠时,Sam Altman意识到,如果他不站出来主导转型,那么OpenAI只有倒闭这一条路。现在,他要重新再设计架构,在商业和社会责任中去寻找一个平衡点。 
Sam去找了硅谷著名投资人Reid Hoffman和Vinod Khosla。
前一位大家很熟悉了,我们最开始提到过,是OpenAI最开始的捐赠人之一,后者是亿万富翁,也是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联合创始人,之后创立了自己的风投基金Khosla Ventures。Sam的需求是上千万美元,但不再以捐赠的方式,而是同意创建OpenAI营利性部门的条件。Hoffman和Khosla两名大佬在反复讨论了未来回报之后,写了支票
2019 年 3 月 11 日,OpenAI宣布在母公司OpenAI Inc的非营利主体下,创建一个限制性营利实体OpenAI LP。
为了保留控制权,OpenAI Inc这家非营利组织实体将作为General Partner普通合伙人,意味着OpenAI Inc的董事会来负责新公司的管理和运营。在OpenAI Inc的董事会席位中,三个席位是员工,包括Sam Altman为CEO,Ilya Sutskever为首席科学家,Greg Brockman是董事长兼总裁
然后非员工的董事会席位包括Quora的联合创始人兼职CEO Adam D’Angelo, 投资人Reid Hoffman, 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Will Hurd,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战略总监Helen Toner,还有机器人公司Fellow Robots的首席执行官Tasha McCauley(对了,这里插一句,她老公是谁你可能想象不到)没错,就是参演过《和莎莫的500天》《黑暗骑士》《盗梦空间》《史诺登》中的好莱坞文青男神约瑟夫·莱维特Joseph Gordon-Levitt。
是不是瞬间觉得这个董事会名单有点八卦了,别着急,还有一个大瓜,你们知道另外一位女性Shivon Zilis是谁吗?她,就是马斯克现在最小的双胞胎娃的妈。是不是这八卦值蹭一下就上去了。
这对双胞胎是2021年11月出生的,是马斯克的第8和第9个娃。Zilis在2016年担任OpenAI的顾问,估计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马斯克,之后跟随马斯克去了特斯拉,后来去了马斯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但一直担任OpenAI的董事。
但3月份马斯克开始和Sam对呛之后,估计Zilis也很尴尬,就离开了董事会。八卦时间结束,回到公司架构上。
这些OpenAI的董事会成员只有少数人持有OpenAI LP的股份注意一下,大家的持股都是营利实体Open LP的,大实体OpenAI Inc是非营利组织架构不能持股。

而投资人和公司员工拥有OpenAI LP的股份,被称为,LP有限合伙人,他们的回报上限是100倍。OpenAI大概率不会走上市这条路,也多半不会接受被收购,那么投资人的退出方式则是每年的利润分红,在未来,一旦累计分红超过100倍的回报,资金就会自动流入OpenAI Inc非营利组织的账户中。而当LP和公司的使命发生冲突的时候,要由没有持股的董事会成员来投票。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Sam Atlman本人没有在这个新架构中拥有任何持股,一股都没有,只拿了每年6万多美元的基本工资
The information报道说,Sam对外宣称是因为他已经足够富有,不需要更多的金钱回报了,并且Sam不拿股份这件事情也劝退了很多投资人,因为硅谷的逻辑是,一个公司的CEO要有足够的激励去创业,不拿股份可能意味着你自己也不看好公司的前景。但如果我们回到公司董事会投票的章程上,可以猜测,Sam不拿股份是为了在LP和公司使命起冲突而需要没有持股的董事会成员来投票时,他能够有投票权。也就是说Sam希望用放弃金钱上的激励,来换取权力上的激励
就像最懂Sam的Paul Graham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那样:
“一个人为什么要做一些不会让他变得更富有的事情?一个答案是,很多人一旦有了足够多的钱就会这样。另外一个答案是,他喜欢权力。” Sam可能是前者,也有可能是后者。
OpenAI的商业化转型招致了大量的外界舆论争议与批评。但对Sam来说,似乎也没有选择。当他意识到理想主义行不通时,就毅然选择了实用主义,但也尽最大可能去平衡了这两者,他的选择看上去确实都是最优解。
2018年,OpenAI已经确定了基于Transformer模型的GPT路径,接下来需要大量的算力和参数去训练。人才和资金都是接下来缺一不可的。
OpenAI LP的新架构能给员工们提供类似初创公司的股权激励,稳定住了军心,同时,这样在硅谷史无前例的新架构也吸引了一位同样雄心勃勃的大LP投资方:微软

04

Nadella的抉择:无视盖茨的反对
现在我们看微软对OpenAI的投资,很多人会说,微软太聪明了,这个投资太好了,太有眼光了。但如果我们回到过去,会发现,这个决定也没有那么简单。Satya Nadella在2014年接替比尔-盖茨、被任命为微软CEO之后,一直非常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但微软在AI上也摔过一个大跟头。

微软在2016年就尝试过推出一款AI聊天机器人Tay,并在Twitter,Facebook,Snapchat和Instagram所运营的社交媒体上都发布了这款软件。然而很快,Tay就被网友们玩坏了,故意教会Tay说具有攻击性的言论,所以很快在Twitter上,网友们就开始各种收集Tay说的反犹太人言论,各种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脏话等等。结果Tay发布不到一天就被关闭。

 

The information报道,虽然摔过跤,但Nadella依然非常看重AI的潜力,试图鼓励让微软各部门都尝试用AI模型来提升产品,也和英伟达达成了协议来开发训练AI的GPU。种种迹象都让微软成为了Sam Altman眼中的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多次前往西雅图试图达成交易

然而,当Nadella想在微软内部推动和OpenAI的合作的时候,他受到了相当的阻力,一部分的阻力来自于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虽然比尔-盖茨在2008年退出微软的日常工作之后,媒体对他的很大曝光是慈善,还有在抗击贫困、疾病和气候方面的项目上,但老爷子依然有大概20%的时间是在审查微软新产品上的。其中,在2019年,微软和OpenAI接触的时候,比尔-盖茨亲自参与了对OpenAI合作的审查中, 而且表示了,自己不喜欢这项投资,并持有怀疑态度

但是,比尔-盖茨在名义上是不再参与微软的日常运营,Nadella有权力自己做决定。所以,Nadella还是决定押注AI。

2019年7月,微软宣布与 OpenAI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向这家初创公司投资10亿美元,成了OpenAI的大投资人LP。

 

但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deal,会发现,其实Nadella还是很精的。媒体都在广泛报道微软投了OpenAI10亿美元,但事实上,这个10亿美元中,大部分都以微软的Azure云服务积分的形式兑现,没太用额外的新现金,相当于OpenAI免费用微软的云服务来训练和运行AI模型而微软获得了OpenAI技术的独家权,可以在Bing搜索等产品上使用OpenAI的大部分技术
对于微软来说,还顺便有个好处就是捅了谷歌一刀,因为OpenAI一直是谷歌云的最大客户之一,2019年和2020年一共给谷歌交了1.2亿美元的云计算费用。所以,不用太多的现金就得到一个新伙伴,同时还打击了竞争对手,Nadella这步棋简直是一石二鸟有没有。
但是要知道,在与OpenAI合作期间,除了刚才说到的比尔-盖茨,Nadella还遇到过很多压力,大多数是财务和资源上的,因为OpenAI需要的算力太大了
2019年发布的GPT-2有15亿的参数,2020年5月发布的GPT-3有1750亿的参数,每一次GPT的升级,参数量都是指数型的上升。
后来训练ChatGPT的时候,CNBC报道,微软专门为OpenAI推出了一台全球前五的超级计算机,用了1万个英伟达的DGX A100 GPU。我稍微算了一下帐,每个DGX A100的server服务器上有8个GPU、卖价是20万美元,所以ChatGPT用了1250个A100 GPU服务器,也就是2.5亿美元。另外,训练一次大模型就要几百万美元,每年的云成本也都上亿。

而同时,微软还面临着2022年开始的美联储加息周期下的资本寒冬、上万人的裁员,所以,Nadella对OpenAI全力的支持不是没有压力和风险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在2019年到2023年期间,微软其实又给OpenAI投资了20亿美元,但这笔交易细节没有公开,所以我们不知道这20亿里面是什么条件,但这都不重要,因为很快,Nadella会发现,自己赌对了。

OpenAI在2020年5月发布的GPT3引发了业内轰动,紧接着基于GPT3.5的ChatGPT在2022年底发布之后一鸣惊人,直接让谷歌拉响“红色警报”。

2023年,微软决定更深度合作。这次的投资额度是:100亿美元,持股OpenAI的49%。

新的谈判条款依然对微软很有利。这次的投资协议对未来的利润分配有了更详细的规定:

第一阶段:100%利润全部给到初始和创始投资人,直到投资人回本;

第二阶段:25%利润给到员工和支付投资人的回报上限,剩余75%给到微软直到回本、收回130亿美元投资额;

第三阶段:2%给到OpenAI Inc非营利组织,41%给到员工,8%支付投资人的回报上限,剩余49%支付微软的回报上线。

第四阶段:等到所有投资方的回报结清,100%的权益回流到OpenAI Inc非营利组织。

对于微软来说为什么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协议呢?因为首先,这100亿美元的投资也不是全现金,而中间可能很大部分像之前投资那样,是OpenAI使用微软超级计算集群的权利和credit积分,就相当于OpenAI先用着微软的资源,然后慢慢还钱,并且还以数倍的价格给分红,这简直相当于高得不能再高的高利贷了。

这里要注意,最开始OpenAI规定的是初始投资方的最大回报是100倍,之后进来的投资人回报率是相对打折扣。基于此,《财富》杂志预测,在未来,OpenAI会还给微软130亿美元的本金之外,微软还会分得大概920亿美元的利润回报。是不是很赚。

并且,The information还给了一个爆料,说OpenAI正在考虑放松最多100倍回报的限制,改成每年将利润分配增加20%。这个消息还没有正式公布、可能还会有变数,但确实给了像微软这样的投资人更有潜力的未来回报,这也使得一些已经分配给员工或投资人的OpenAI股份也正在被风投基金争先恐后的抢购,

在去年,红杉资本、老虎全球、Bedrock Capital 和 Andreessen Horowitz就用200亿美元的估值,从OpenAI员工和之前投资人那里入股了OpenAI。而可想而知,在今年ChatGPT爆火之后,OpenAI的股票会在一级市场中多么吃香。

而确定的是,OpenAI和微软签署的条款意味着,OpenAI接下来一定会推动商业化进程,确实我们也看到OpenAI开放了API借口,ChatGPT也推出了付费版本商业变现压力是很大的,毕竟有金主爸爸们在后面等着还钱。
但对于微软而言,投资OpenAI的战略意义远高于投资回报,ChatGPT的横空出世与微软的产品紧密联动,比如现在的New Bing已经链入了ChatGPT,对谷歌搜索造成了降维打击,另外,微软还在继续将OpenAI的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到旗下的各类软件、GitHub编码工具、Microsoft 365工具套件还有Azure云服务中,整个微软的产品升级速度非常快。这使得微软一跃成为此轮AI风口的先驱。

微软之前一直没有披露人工智能业务的规模,只是在去年10月提过一嘴,说Azure的机器学习服务连续四个季度翻番,而富国银行就预测,AI的应用将为微软每年新增超过300亿美元的营收,其中大约一半来自云服务Azure。

也就是说,OpenAI就算还不上钱了、或者分红很慢,也没关系,因为微软可以自己用AI赚回来
所以,不得不说,投资OpenAI的这步棋,Nadella走得真是太有远见了。
而当年差点毙掉OpenAI投资的比尔-盖茨现在也开始自豪的讲述与OpenAI团队的接触故事,引发马斯克在推特上毫不留情地反怼说:“盖茨当年对AI的理解有限,现在依然如此”。

但无论如何,盖茨因为Nadella的坚持而重新让微软走到了最有利的位置,而马斯克这位“前人种树被后人乘了凉”的联合发起人,现在不仅跟OpenAI半点关系都没有,还只能在网上和Sam对呛,实在有点不甘心。试想一下:如果当初马斯克没有直接甩手走人,而是履行剩下9亿的承诺呢?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一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竞赛的最新进展,《金融时报》报道,Elon Musk正式加入竞赛、开始了他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

不过,最近媒体报道说马斯克从2月份就开始组建AI团队,已经从英伟达购买1万张GPU芯片,并从谷歌的人工智能部门DeepMind招募了两名大将,也开始加入到这场AI混战。我们也拭目以待,马斯克是否也能最终推出自己的大模型来和OpenAI一较高下。

05

不那么“纯粹”的未来:OpenAI会如何?

OpenAI如今站在了浪潮的最前方,但竞争才刚刚开始。OpenAI有领先优势,但优势不多。如今科技巨头们看到ChatGPT大模型的成功范式,开始纷纷入局。训练大模型不难,论文和技术都是现成的,堆钱堆算力就可以,但接下来难的,是如何将成本降下来,以及商业化模式的探索 

1965年,时任仙童半导体研究负责人、后来成为英特尔联合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发表论文预测集成电路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微处理器的性能提高一倍,或价格下降一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摩尔定律”。

而Sam预测,新版摩尔定律很快就要来了,他认为,宇宙中的智能每18个月翻一倍。但这句话有点模糊,到底是什么翻一倍,Sam没有具体做解释,这也是引发了学术界的很多争论,以及对人工智能安全进行监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GPT4发布的两周后,马斯克联合1000多人,其中不乏很多业内知名科学家和科技领袖签署公开信,呼吁所有 AI 实验室应立即暂停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 AI 模型,为期至少 6 个月。

这个名单上有一个的名字特别引起我的注意:Yoshua Bengio,是不是看着有点眼熟?没错,就是我们片子开头提到的,给OpenAI“武功宝典”人才名单的图灵奖得主。Bengio可能在当年也没想到,自己未来有一天会后悔当初出的这一份力。
如今看来,各大科技巨头的AI军备竞赛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了,除非有全球政府和人类社会的强烈共识和监管,就像当年的克隆技术一样。目前,意大利以违反欧洲严格的数据隐私法 GDPR 为由暂时禁止了 ChatGPT,不排除之后有其他国家效仿,但在那之前,OpenAI与它的竞争对手们是不会停下的,因为领先意味着未来的市场份额,影响力和话语权。囚徒困境这道题在人类社会,百试不爽。

也许,OpenAI诞生的那天就注定人类通向AGI的这条路是不够纯粹的,会充满冲突、利益争夺与权力斗争。但是,这才是人性啊。很多悲观论调认为,作为如此逐利、贪婪、矛盾的人类,我们训练出的人工智能,怎么能保证其纯粹性呢?而在跟一个专业人士聊天时,他提醒我,目前大家看到的OpenAI版本是经过了好几个月的“阉割”,也就是雇佣了非常多人类审核员去剔除掉那些有害的、暴力的、有侵略性的语言参数,而未阉割版本的GPT模型是一个巨大的monster怪兽,OpenAI在守着这个怪兽不会将它放出来,Sam就像之前描述的那只巨角猫头鹰,在黑暗中为我们放哨。可是我们能相信Sam,能相信OpenAI吗?

Sam和马斯克等人一开始不相信谷歌所以创造了OpenAI,而如今,马斯克和Sam也互相不相信了。他们都觉得,自己才是能守住怪兽的人。

在结尾,我们再回到Sam和一众大佬们刚创立OpenAI的这一天。《纽约客》的文章描述到说:Sam在OpenAI位于旧金山的新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会议室的墙上,写下有着“核动力海军之父”Hyman Rickover说过的一句名言。

这句话是:“生命的伟大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行动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表现得似乎世界的命运取决于我们,我们必须为未来而活,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舒适或成功。” 

目前为止,Sam似乎是在这么做的,虽然他的商业化路径和在早期就将ChatGPT推向大众招致了很多骂名。但仍然要强调的是,Sam只是前方制定策略的人,但我们不要忘了,OpenAI的成功还是要归功于一种顶级科学家们,这包括放弃高薪出来加入OpenAI的这群人,还有ChatGPT所用到谷歌开源的Tranformer模型范式和RLHF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方式背后的论文作者和研究科学家,以及再往前追溯,不放弃“神经网络”路径、坚持了几十年的的三名老科学家。科技的进步离不开这些最前沿的头脑和最纯粹的信念。在这里故事中,有很多冲突,抉择和权力斗争,但同时,也有真诚的理想主义。而OpenAI崛起的复杂故事,其实也就是人性的故事。拥有这样复杂人性的我们,能造出一个什么样的AGI呢?我们拭目以待。

(转载自硅谷101)

从Burlingame到Filoli —拜习会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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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转自网络)

值此中美复婚,  亚太共荣的大喜之日, 习拜大婚在加州硅谷美丽的FiLoLi庄园举行。FiLoLi 的名字固然有点讲究( Fight for a just cause; Love your fellow man; Live a good life 为正义而战; 爱你的同胞; 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其终究不过是个百年前的美国富商曾经的后花园, 说不上有什么人文价值。 以双方高调示爱的用心,却选择此处举办复婚典礼,  不免感叹婚庆团队对新郎新娘过往历史之了解的匮乏和想象力的缺失。

拜习会, 2023年11月15日于美国加州FiLoLi Estate
拜习会, 2023年11月15日于美国加州FiLoLi Estate

 

FiLoLi庄园
FiLoLi庄园

 

这是因为,近在咫尺毗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以Anson Burlingame 命名的小镇Burlingame,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成为举办这场破镜重圆的婚宴的理想所在。

Burlingame 公共图书馆
Burlingame 公共图书馆

 

Anson Burlingame, 1820年生于纽约。对于粗通本国历史的美国人来说, Burlingame是位生活在两个世纪前的政治家,共和党创始人之一,林肯总统的亲密战友,废奴平权急先锋。而对国际关系史有所涉猎的人们可能知道, Burlingame曾于1861-1867年获林肯选派,担任首任美国驻华大使。

位于Burlingame图书馆内的Burlingame雕像
位于Burlingame图书馆内的Burlingame雕像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有个很传统的中国名字”蒲安臣”的美国外交官,因为在华期间不遗余力地推行对华合作的外交政策而获得中国政府高度信任。即将卸任回国的蒲安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被中国政府礼聘为近代中国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欧美,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争取和平发展的空间全力奋斗。也就是说,蒲安臣同时是今天出席大婚的伯恩斯和谢峰这两位伴郎伴娘的祖师爷。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1868年蒲安臣中国代表团出访的第一站,正是今天婚宴所在的旧金山。在旧金山期间他购买了一片土地,计划退休后来此居住,即是今天Burlingame市所在地。在代表中国出访欧洲期间,蒲安臣成功说服当时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公开承诺不以武力相逼,不施加压力,转而实施友好合作的对华政策。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

蒲安臣使团
蒲安臣使团

 

而转访欧洲之前,蒲安臣在华盛顿代表中国政府与自己的母国代表,前领导西华德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平等互利的友好条约: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条约声明,美国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支持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改革开放和以自己选择的速度完成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条约规定,中美两国可向对方各大城市互派领事,中国外交使团享受英法俄等列强的外交使团的待遇。条约承诺,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移民并在对方的国度享受该国公民的教育及其他相关权利及福利。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的条款之一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的条款之一

 

因为这份条约,从四年后的1872年起,在国家主席慈禧和国务院总理奕䜣的亲自批示下,在封疆大吏曾国藩,丁日昌主持下,在耶鲁大学第一位华人毕业生容闳的积极操办运作下,中国分四批向美国派遣了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近十年,从此开启了此后一百多年中国人留学海外的风潮。这些来美时不足14岁的幼童,全部分散寄宿在美国东北部爱好和平的普通美国人家庭中,在当地知名中小学接受教育;之后有五十多位进入了包括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在内的世界名校继续深造。归国后这批留学生大多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就有:第一次实现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推动庚款留学计划的驻美大使梁诚;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

。。。

在一个焦裕禄和白求恩故事是全体公民必修课的国度,却几乎无人知道蒲安臣在这次代表中国出访途中积劳成疾,倒在了冰天雪地的圣彼得堡。就是那个给蒲安臣各种使绊,拒不追随英美对华实行友好外交政策的罗刹国首都。客死他乡的蒲安臣,享年不足50岁。病逝前有感于工作的艰难和自己的健康状况,蒲安臣在从巴黎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我希望我已为中国争取到了与西方列强公平竞争的环境。。。有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撑不到这次出访结束。压力实在太大了。世界只看到我每天觥筹交错,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手头的工作让我感到痛苦和焦虑。那些所谓的荣誉,不过是死海之果,每个人都想得到,但没人想真地品尝。“

(I hope I have secured for China fair play from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England has left the old Palmerstonian policy and has met my wishes most fully. The other nations will do the same. I sometimes think that I shall not live through this mission. The stress is too great upon me. The world only sees the splendid side. I see the work and feel the pain and anxiety. What dead sea fruit all these honors are, and though sought by all they are enjoyed by none.)

蒲安臣病逝后,蒲夫人在从欧洲写回的家信里写道: “(先生说过) ‘我个人没什么可恐惧的。但我真希望自己能多坚持一段时间,这样可以完成剩下的出访列强的工作,就死而无憾了’ “。。。

[Anson said] whatever comes, I do not fear personally. I am as ready to go as I should be ten years hence. But I would liked to be spared to visit the other powers. Then my work would be completed.

“相比我个人失去先生的悲痛,我很难不想到那些(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他曾用尽全部心力为之奔走奋斗只至献身的亿万穷苦人们(因为他的离世而)蒙受的损失。“

I try not to be selfish in my grief, but to think of the loss to those poor people for whom he was working with all his heart and mind and in whose cause he died…

蒲安臣及夫人遗物
蒲安臣及夫人遗物

 

蒲安臣没能在自己计划退休之地享过一天清福,而是倒在了为几万万不同肤色的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权而斗争的路上。在寒冷的圣彼得堡,他的遗体躺在鲜花翠柏之中,身上覆盖着黄龙旗。病逝之后他被中国政府追授为副国级领导人。而在他的祖国,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仅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就多达三个,其中就包括这片他计划的退休之地。

蒲安臣墓地,位于麻省剑桥的Mount Auburn公墓
蒲安臣墓地,位于麻省剑桥的Mount Auburn公墓

 

 

此后的150年, 持续上演了中美两国相爱相杀的好戏。今天,在豪华的专机呼啸而来,浩荡的车队前呼后拥地去FiLoLi庄园做秀的时候,却没有人指出,最恰如其分的秀场,其实就在离他们专机停机坪不足一英里的地方。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这样完美的错过,勾勒的或许不仅仅是政客们的无知,掩盖的更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长期刻意埋葬的历史。而这样的无视,何尝不是当今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对自己及对方的历史了解程度的真实的写照呢?只有当那些聚集在280号公路两旁手捧塑料花摇旗呐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们,那些生活在硅谷已经或正在实现美国梦却从未想过在Burlingame驻足的人们,以及生活在太平洋两岸的17亿的普通百姓们都对 Burlingame和蒲安臣以及他所代表的致力于两国真正和平与友好事业的人们过去200年的努力都有所了解的时候,这样的复婚才不会一再上演。而即便上演,婚庆之处的选择也会更有诚意。

位于Burlingame高中旁的蒲安臣纪念公园
Burlingame

Burlingame画像
Burlingame画像

美国芯片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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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司最终都是芯片公司?

文丨邱豪 贺乾明
编辑丨黄俊杰 龚方毅

尽管人人都能用上手机,但 PC 处理器依然是现代生活的计算中心:近 20 亿人每天打开个人电脑工作、学习。这些电脑里的处理器再加上被装在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机里的数亿颗 PC 处理器在无形的数据世界里计算着一切,从推荐视频、记录股市交易,到分析战场情报,找到下一个轰炸目标。

过去 20 年里,这个重要的基础设施的竞争格局长久地维持静态。

上一场芯片大战后,几家头部公司牢牢控制着自己的位置。大多数时候,英特尔控制着超过 2/3 的市场,决定着明年 CPU 计算能力提升 8% 还是 10%;英伟达是在虚拟世界里描绘画面的首选,高通决定信号如何在空气里传播。三年前,苹果 M1 芯片推出,一度以超出想象的性能打破平静。但它的成功更多被外界归因于资本实力——果然只有钱最多的公司才可能造好芯片。

这一局面在过去一周几乎被彻底改写。并且向世界重复了一个朴素真理:纯粹的商业世界里,技术终会前进、垄断不可能永远持续,此前芯片市场的平静不过是在等待技术积累。

七天以来,一场围绕个人电脑的芯片战争在美国市场逐渐成型。至少六家市值数千亿美元的公司参与其中,向本来没有竞争关系的公司、甚至是合作伙伴发起进攻。

10 月 25 日,高通发布笔记本电脑芯片 Snapdragon X Elite,宣称其性能超过苹果的 M2 Max 和英特尔的同级别处理器,还说要为世界上其他笔记本电脑制造商提供 “与苹果竞争的领先解决方案”。

同一天,苹果预热了新的发布会,并在本周二推出新的 M3 系列处理器。以别无二家的 3 纳米技术,刷新了笔记本电脑的性能基准。

与此同时,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了英伟达和 AMD 的新计划:研发高性能、低功耗的笔记本电脑芯片方案,在两年内上市与苹果、高通竞争。

新的竞争正在向同级别市场扩散。英伟达要用最新的车用芯片 DRIVE Thor 解决从车内娱乐到自动驾驶的一切需求。特斯拉则像苹果一样,一颗一颗地将自家产品里的芯片换成自己的。

一场决定未来计算形态的芯片战争正在爆发,而战场又回到了硅谷。

共同的方向:手机芯片反攻电脑、汽车、服务器

不论苹果的 M3 系列、还是高通的 Snapdragon X Elite,它们的结构看上去都不像是传统电脑的芯片,而更像是手机芯片——虽然尺寸会大一些。

传统的电脑中,不同公司生产的 CPU、显卡、内存条等零件被送去工厂,焊接在电路板上。苹果和高通的处理器都是 SoC(System On a Chip,片上系统)——CPU、GPU、内存、控制器等处理器内核都被集成在一个芯片封装里。台积电的工厂里就可以完成大部分生产工作。

类似的,英伟达下一代汽车芯片 Thor 也转向 SoC 设计。对性能要求更高的服务器芯片则是下一个突破目标。

转折点发生在 2020 年底,苹果发布采用 SoC 设计的 M1 芯片。一开始苹果只在入门级的电脑里用了新处理器,但性能已经追上前一年的顶级配置英特尔处理器电脑,续航还多出几个小时。

此前 14 年,苹果一直在 Mac 电脑上使用英特尔的 CPU。从 2015 年起,英特尔处理器的性能提升跌入个位数的百分比。这一度被视为摩尔定律行将就木的必然结果。

“SoC 里,CPU、GPU、内存等计算单元距离最多不过 1 厘米,可以通过晶圆直接互通,相比传统通过外部的 PCB 板的电路的方式,信息传输效率会大幅提升,也能降低功耗。”《芯片简史》作者汪波博士说。

如果把电脑完成一项任务看做做菜,传统的电脑中调度芯片就像是去不同的超市、摊位买食材,再做菜。SoC 相当于从一个冰箱里拿食材做菜。而 M1 芯片的 “食材” 更丰富,苹果针对人工智能、音视频编码、加密存储等一系列特定用途订制了专用的计算单元,以更快解决常见问题。这些功能都需要和 CPU 协作,缩短信息传输距离颇为必要。

第二年,苹果陆续发布性能更好的 M1 Pro、M1 Max、M1 Ultra。《连线》杂志称这些产品 “让摩尔定律保持了活力”。

英特尔也早早意识到了行业向 SoC 转移的趋势,并在 2012 年推出了适用于智能手机和上网电脑的 SoC 平台 Atom,但它对英特尔 x86 架构、自身芯片代工厂的依赖,都让它与苹果、高通等公司支持的 Arm 架构 + 台积电竞争中捉襟见肘,最终在 2016 年放弃尝试。

“x86 属于复杂指令集,基于它的 CPU 性能强但功耗也大。GPU 同样是高功耗的处理器,把它们放一起做 SoC,散热会是一个极大麻烦。” 汪波说。

而且 Windows 笔记本电脑市场品牌众多、个人配置需求千变万化,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英特尔,它要尽可能提供同时满足多种需求、价格更低的 CPU,很难像苹果那样迅速迭代。

英特尔的 CEO 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同样意识到了苹果的威胁,他在 2021 年初告诉员工:“我们必须向 PC 生态系统提供比一家生活方式公司更好的产品”。

但它面临的对手不只有苹果。2020 年推出搭载 M1 芯片的 MacBook 后,苹果在笔记本电脑市场的销售份额翻了一倍到 11%。M1 的成功让高通等迫切想要进入的新公司们明确了接下来该怎么做,以及找谁做。

技术门槛降低:芯片设计民主化、台积电解决制造

回头看来,各种设备上的芯片向 SoC 进化是理所当然,但期间过程极其复杂。从组建芯片设计团队到推出 M1,苹果花了 12 年。

在此期间,苹果通过高薪和并购网罗了曾在英特尔、高通、博通、Imagination 等芯片公司工作过的人才,进而一步一步将芯片里的计算单元替换为自研产品。先是弃用 Arm 公开发售的 CPU 内核设计、再是以自己的 GPU 取代了 Imagination 的设计,并自研了处理图像、编解码音频和视频、加速人工智能算法、加密存储等各种专用计算单元,推动着 iPhone 芯片每两年实现一次性能飞跃,才有了 M1 超过英特尔芯片的可能。

一个伟大产品的诞生往往也是一场超长马拉松结束。苹果第一代 Mac 电脑和第一代 iPhone 发布后,大批工程师在短时间里离职。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微软深度参与第一代 Mac 的软件研发)都将不止一次在采访中提及这样的离职潮,来说明自己的团队付出了多么超常的努力,并最终工作到力竭。

苹果芯片工程师则发现,一场马拉松的结束是下一场的开始。

根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苹果内部的芯片项目数量在过去十年中从个位数增加到几十个,但员工人数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长。

本周的发布会就是苹果工程师负担持续加重的例证。M1 系列芯片有四个规格,但苹果工程师只做了两个完整设计——M1 和 M1 Max,发布相隔近一年。M1 Pro 是 M1 Max 的缩水版,而 M1 Ultra 是 M1 Max 的拼接版。而本周苹果则同时发布了三个完全不同的设计——M3、M3 Pro、M3 Max。这让 M3 Pro 可以尺寸更小更便宜,M3 Max 可以追求极致性能。苹果的芯片更精确地服务了不同价位段的产品,但增加了芯片团队的工作量。

M1,M1 Pro/Max 是两个设计;M3、M3 Pro、M3 Max 用了三个设计。来源:X(@LuvLetter_moe)

一位苹果芯片工程师在接受采访时称,为了满足公司各个产品线迅速、稳定且大幅迭代芯片的需求,苹果的芯片工程师每周工作近 80 个小时——996 不过是 72 小时,通常还有午休——才能按时完成任务。

根据多家媒体统计,过去两年有数百名苹果芯片工程师离职。他们也把做高性能处理器的经验扩散开。

2019 年,苹果芯片部门平台架构高级总监杰拉德·威廉姆斯三世(Gerard Williams III)牵头创办了芯片公司 NUVIA。他于 2010 年加入苹果,此前在 Arm 工作了 12 年。在苹果的 9 年,带队开发了苹果所有 SoC 的 CPU,也是苹果 M1 Pro、M1 Max 的首席架构师。

与他一起创办 NUVIA 的另外两位芯片专家分别是:约翰·布鲁诺(John Bruno)和马努·古拉蒂(Manu Gulati),都有丰富的芯片工作履历。

根据 NUVIA 官网介绍,这批苹果芯片元老的目标是开发性能更强的 CPU,处理指数级增长的数据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他们的技术路线与苹果一致——从头设计一款兼容 Arm 生态的 CPU 内核。

M1 系列成功后,NUVIA 得到了一批大型科技公司的收购邀约。2021 年,高通从微软、英特尔、Meta 等公司竞争中胜出,花 14 亿美元收购。三位 NUVIA 创始人能从这笔交易中获得数亿美元收入——比苹果 CEO 蒂姆·库克(Tim Cook)的年收入还高。

NUVIA 团队带着上百名员工加入高通,其创始团队均担高通的高管。两年不到,高通新处理器的性能已经超过苹果 M2 系列。

曾经限制一家公司制造出高性能芯片的还有制造。在芯片 60 多年历史的大多数时间,掌控了芯片制造工厂基本上就等于掌控了芯片本身,英特尔一度靠着独占的先进晶圆厂垄断了芯片市场,竞争对手即使能设计出好的芯片,也没法用先进技术造出来。

直到 2017 年,英特尔建立的芯片垂直整合体系开始出现裂缝。靠着庞大的 iPhone 订单和苹果每两年大幅迭代芯片性能的要求,台积电的芯片制造工艺迅速超过英特尔。这一年,台积电造出 10 纳米制程芯片时,英特尔还在使用 14 纳米工艺。之后几年,台积电按照稳定节奏推动 7 纳米、5 纳米芯片变成现实,保持领先。

相同制程下英特尔的 x86 架构芯片性能好过 SoC 芯片中普遍使用的 Arm 架构,但双方制程的差距给 Arm 方案补上了性能短板。苹果在 2020 年发布的 M1 芯片使用了 5 纳米的工艺,而同年英特尔的笔记本电脑芯片还停留在 10 纳米(晶体管密度与台积电 7 纳米工艺相当)。

台积电的公开代工属性决定,任何一家希望做芯片的公司,不用大幅投入就能获得顶尖的制造工艺。高通的 X Elite 紧跟着苹果用上了 4 纳米工艺,虽然比最新的 M3 使用 3 纳米有一些差距,但已经超过了 M 系列的其他产品。

研发芯片不只得有钱,还得能靠芯片持续赚钱

芯片研发需要不间断的巨额投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挑起竞争的总是那些巨头。巨头们不仅需要资深的芯片管理者,还需要成百上千的工程师团队。因此,研发人员和工程师的薪酬、福利是研发投入的一大部分。

2019 年开始,原本每年 “只” 愿意投 50 多亿美元做研发的高通,研发费用以大约每年 10 亿美元的规模递增。在截至今年三季度的 12 个月里,累计研发投入近 90 亿美元。

支撑这些公司如此密集投入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本质上它们都有非常稳定的 “税” 收,才有机会借着芯片技术带来的性能提升,带来更多收入,形成良性循环。

苹果每年卖出 2 亿多部 iPhone,每自研一个芯片不仅提升产品竞争力,还能拿走原本属于芯片供应商的利润。同时它的芯片又被用于电脑、手表、耳机、以及 Vision Pro。

高通依靠自己在移动通信领域拥有的大量专利和领先地位,从几乎每一部智能手机里收税 —— 也包括苹果。根据分析机构测算,苹果每卖出一部 iPhone 就要向高通支付 13 美元的无线专利授权费和 25 美元的基带芯片费用。每一年高通光是向苹果收的 “税” 差不多就撑得起全年研发费用。高通再把这些费用来研发更先进的骁龙芯片,让更多设备商离不开它。

类似的,AIGC 和大模型的需求爆发意味着,计算厂商和 AI 初创公司未来几年都需要大量采购英伟达 GPU。英伟达有了可靠的现金流,可以支持自研 CPU,在汽车和电脑市场更进一步。

一旦离开了如此高关联度的主业支撑,再有钱的大公司也要认真算账。Google 2016 年就想给自己的 Pixel 手机自研 SoC,之后从高通挖来 SoC 工程师史蒂夫·莫洛伊(Steve Molloy)担任芯片主管,在印度招聘了大量芯片工程师。

但 Pixel 系列手机发布至今 7 年,全球累计出货量为 3790 万部,还赶不上 iPhone 一个季度的销量。Google 的创始人们早已将权力分给 CFO,不会给没有回报前景无限资源。Google 自研 Pixel 芯片的量产计划已经推迟到 2025 年。

同样不顺的还有 Meta。Meta 于 2018 年组建了一个名为 Facebook Agile Silicon Team 的芯片团队,希望从易到难设计芯片,最终在 Quest 系列虚拟现实设备用上自研芯片。但 Quest 持续亏损,于是 Meta 将定制芯片的设计任务先后外包给了三星和联发科,最后放弃定制芯片,直接购买高通 XR 芯片。

Meta Quest 2 已经是迄今最畅销的 XR 设备,一年也不过卖 1000 万台左右。苹果即将发售的 Vision Pro 初期销量不会比它好,但其所需要的芯片研发成本,早已被年销 2 亿部的 iPhone 和 2600 万台的 Mac 摊薄。

AI、汽车和 XR,新的需求、新的税收机会

大约 60 年前,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南部的一串小城开始被称为 “硅谷”。这里一批企业推动了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应用,催生芯片产业。他们的第一批客户是政府和军队。

1980 年代后,随着计算机普及、互联网诞生,消费者、企业取代政府机构成为硅谷的最大客户。苹果、英伟达、Google、Meta 等科技公司在此诞生。科技巨头们盘踞一方,赚走各自行业里的大多数利润,也离 “硅” 越来越远。一度,美国最重要的科技公司都专精于软件或互联网。

如果芯片需求依旧只停留在现有视频、表格、游戏,无论苹果、高通,还是英伟达、AMD,可能都不会如此全力以赴。但 AI、汽车和 XR 催生出新的计算需求,而消费电子市场的停滞则加剧了竞争的急迫性——每家公司都需要挤出更多利润。

目前 AI 已经有一些实际应用诞生。微软想把名为 “Copilot” 的 AI 助手塞进 Office 365、Bing 搜索、Outlook 邮件等几乎一切生产力工具里;苹果在用 Transformer 模型改进输入法(中文还不行);Adobe 的 AI 工具 Firefly 也将集成进 Photoshop、Illustrator、Premiere 等设计软件当中。

但是训练和推理大模型的算力资源消耗和成本非常夸张。无论是自己采购 GPU、还是向云计算商租用服务器,提供 AI 服务的公司们都面临严重的算力短缺和昂贵的运营成本。通过大模型普及的必经之路是用上每台电脑、每个手机的处理器。

这也是为什么从高通到苹果的发布会,都在强调新的芯片可以更好地支持移动设备本地跑大模型。苹果称 M3 Max 能够支持运行包含数十亿各参数规模的 Transformer 模型;高通则表示,首款搭载骁龙 X Elite 的 PC 将支持 130 亿参数模型的本地推理。

在可预见的未来,个人电脑依然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工具。行业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预计,AI 将为已经消沉多年的 PC 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到 2026 年,全球 AI PC 的渗透率将超过一半。在这个市场,苹果要用芯片留住最愿意花钱买电脑的顾客、高通要让 PC 厂商卖出更多电脑给自己交税、英伟达则要从 GPU 做到 CPU,拿走更多 PC 厂商的利润,三家公司在这里碰撞。

另一个潜在市场需求来自 XR。很难说这会是多大的市场,但苹果今年发布的 Vision Pro 已经为其它厂商指明了方向 —— 借助屏幕 “透视” 功能实现增强现实(AR)效果。要让它的视觉体验达到我们已经习惯的 “视网膜” 标准,需要单眼屏幕分辨率达到 6K。

Vision Pro 目前还只有 4K,已经需要把 M2 芯片戴在头上,再加一颗 R1 芯片实时处理传感器信息,内置风扇、外接电池。在 6K 精度下的实时渲染复杂画面,需要今天各家芯片所无法达到的性能和功耗。

汽车对于芯片算力的需求也在增长。随着电动化和智能化的加快,以及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的普及,这些 “轮子上的数据中心” 吸引了一批芯片厂商的进入。汽车芯片也已经从原来通用、分散的单一功能芯片转向集成的多功能 SoC。

早前高通已经借骁龙 8155 将 7 纳米先进制程带入汽车芯片;而英伟达去年发布的下一代 SoC 芯片 Thor,单片算力最高可以达到 2000 TOPS,是其现款产品 Orin 的近 8 倍。高通要参与自动驾驶、英伟达则要做汽车的主芯片,特斯拉则不希望依赖其中任何一家。

新的环境驱动着这些科技公司转向芯片之争,而芯片之争很可能将决定之后谁才是科技公司。

题图:《晚点 LatePost》制图

在美国当被告,我花四年打赢了这场荒唐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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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罗新

2023年10月25日,中午12点20分,我坐在美国新泽西的博根郡法院331法庭的被告席上。我的心脏怦怦地跳,仿佛要跳出胸口。屋子里的温度很低,我紧握的双手却似乎有了汗意。

刚刚,女法官宣布,陪审团已经做出裁决,即将宣布结果。

这场长达四年之久,并且耗费了我们无数心神精力的荒唐官司,到底结局如何,就要揭晓。

七位陪审员鱼贯而入,为首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手里拿着一张纸。他是一号陪审员,那张纸上就是裁决结果。

陪审员都落座后,女法官询问小伙子:“陪审团做出裁决结果了吗?”

“是的。”

“好的,请回答我的问题:原告白兹先生是否被XX公司拒绝了申请工作的机会?”

“没有。”

“投票结果是什么?”

“7:0。”

我的大脑似乎有烟花绽放。我们赢了!

7:0,压倒性的胜利!

面对咄咄逼人的大牌律师团,我就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强,硬扛到今天,终于让对方一败涂地。

一、碰瓷

事情要从四年前说起。

我和家人在博根郡开了一个小店。2019年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一份厚厚的法庭文件。打开一看,发现我们被人告了。原告是一个西班牙裔的69岁的老人。他说他是我们店的常客。在2019年3月30日,他看见我们店的门上贴了一个招聘启事,他就走了进去,向一个非裔主管申请工作。但是这个非裔主管却说:“不,你太老了”,然后还加了一句西班牙语:“太老了”。老头就离开了。

他指控我们对他有年龄歧视的违法行为,并以此找了律师,到新泽西高级法院把我们告了。

厚厚的文件里都是他的律师写的冗长的法律条款,要求我们提供一切相关证据,甚至包括所有社交媒体的信息等等。

突然之间成了被告,我有点懵。按照指控,这件事发生在差不多9个月前,但是我和几个家人都一无所知。店里的确有个黑人员工安东尼,但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不是主管。

打电话问安东尼是否有这个事情,他一口否认,还说:我怎么能说这个话,招聘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干嘛要去得罪人。

他是我们的老员工,平时也不是那种喜欢得罪人的性子,而且他就是普通店员,招聘的事的确不关他的事。

我们被碰瓷了!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这类案件。控告职场年龄歧视的案件有很多,比如有些公司解雇年龄大的员工;比如有些公司在录取的时候,选择了年纪轻的候选人。

我大概有了点底。第一,我们店里没有“非裔主管”;第二,唯一的黑人员工否认说过这句话;第三,这个人没有递交简历,没有被面谈,没有在我们店里工作过一天。第四,我和家人们作为这个店的主人和管理者,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发生过。

冤,真冤,比窦娥还冤!但是,事情砸自己头上了,只能去应对。于是,我和家人去寻找律师,从此踏上一条长达四年之久的应诉之路。

二、律师A

第一个律师A是一个大约60来岁的白人。他是由我们认识的另一个律师推荐的,是专门负责劳动法这方面的律师。

2020年的元旦刚过,我们就在他的律师事务所见面。他听了整个情况后说:我经常是替被歧视一方打官司,如果这个人找到我,我是不会接这个案子的。第一,案子的证据太单薄,基本上就是他的自述。第二,即使是打到最后他赢了,也最多赔他几个月的工资,作为律师,根本没多大油水。

他说很多情况下,面对这类案子,被告的一方出点钱,早早了结就好。

这也是后来几乎所有的律师,以及所有知道这个事情的人,给我们的建议。

在美国,打官司是一个漫长而昂贵的过程,快速和解,是最经济的做法。

当然,这个时候还不到和解的阶段。律师A接下这个案子,开始回应对方。他的费用是每个小时400美元。

我们一开始想的有点简单:原告指控一个“非裔主管”拒绝了他的工作申请,我们根本没有“非裔主管”,所以他的指控不成立,这事就应该到此为止了。

双方律师开始索要材料,进行取证。这时候,我们的律师犯了第一个错误,他没有向法庭提交撤案动议(motion to dismiss)。虽然提交了动议也不一定能被批准,但是至少要尝试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并不复杂,遇到某个法官也许就直接撤案了。

到了1月底,新冠在中国爆发,我和许多华人一样,开始往国内运送各种医疗物资。3月份,新冠在美国也爆发了,我们又开始打下半场。疫情在美国愈演愈烈,我们也关店了。

三、开价

6月初,我们收到了对方律师的第一次开价,要求我们赔偿原告4万5千美元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并说:如果你们继续打下去,你们会轻易花掉十万美元以上的费用。

4万5千美元,对于我们这样的小生意来说,虽不是天文数字,却依然很多,特别是我们正在关店期间,没有了收入。

而从我们的心理层面上看,这个数字就被放大了十倍、百倍。我们没有违反法律,我们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谈何歧视?给你几千元,把你打发走,我们可以勉强接受。赔你$45000,凭什么?你说你有精神损失,我们因为这个案件,也很焦虑,精神损失更大!

我和家人决定:不去讨价还价,把官司打下去。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就这样,双方律师你来我往,索要各种证据、填写各种文件。我们也不断收到律师费用。每个小时$400,随便几个电话,几封邮件,钱就哗哗地流出去了。

律师A说把所有程序打完,我们大约需要2万5到3万美元。我问了几个华人律师朋友,他们也说这个价格差不多。

八月份,对方律师大概看到疫情还遥遥无期,大量的小企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店也在关门中,觉得让我们吐出4.5万也困难,发了邮件,把赔款降到了2.5万美金。他们是这样说的:假如你们打下去,即使庭审赢了,$25000只相当于你们支付的律师费的一半;假如你们输了,$25000只能是你们赔款的零头。所以,无论输赢,现在以$25000和解,都是你们的最佳选择。

真让人郁闷。是坚持下去,还是选择和解?我们有点动摇。

四、录口供

时间一晃到了12月初,对方律师申请了对我进行口头取证(Desposition),就是录口供。因为疫情,这次取证选择视频会议的方式。

我们的律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没有对我讲解什么是口头取证。我以为那天就是和对方律师面谈一下。

口头取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有法院的书记员进行记录。那天早上,对方律师老卡、我的律师A、法庭书记员、加上我,同时登入zoom。

口头取证开始。上来第一件事就是老卡让我举右手,宣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里要说一下老卡。

老卡50多岁,是“老卡与老莫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已经干了律师这行30多年。我是刚刚知道,他是“全美百佳出庭律师”,连续15年的新泽西州“超级律师”,是新泽西司法协会的前会长,美国司法协会的理事,社会头衔一大堆,经常上地方和国家电视,发表过很多文章。

他还获过民权奖,并且是某“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委员会”的现任主席。

他这个律师事务所,有十几个律师,受理过上万个案子,有许多案子赢了上百万美元,几十万美元。

一句话总结,老卡是“金牌大律”,他的律师事务所也非常有实力。

在外人眼里,他履历光鲜,是业界翘楚。在我眼里,他不择手段,是无良律师的代表。这是后话。

口头取证开始,老卡表现的非常专业。毕竟是大律师,他问的许多问题我都毫无准备。比如“你们公司的股份是如何分配的?股权协议是哪一年签订的?每个员工的工资是多少?给员工提供医疗保险吗?你们是如何培训员工的,有录像吗?有员工手册吗?员工手册的第一版是哪年印的?……”

很多问题在我看来是和这个案子没有关系的,但是老卡提问,我就得回答。有些我还真一时答不上来。

大概一个半小时,取证结束。我长吁了一口气。虽然有的回答不是很理想,但是案子的基本事实,我都坦然地如实回答了。比如安东尼不是主管,他没有权力参与招聘的过程;比如原告从没提交工作申请材料;比如我们没人知道店里发生过那个事件。

对方律师对我的口头取证完成了。我的律师这时犯了第三个错误:他没有申请对原告进行口头取证。我催促他尽快取证,他却说等调解之后再说。

五、调解

又过了十天左右,我们双方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调解。调解员是一位退休法官。我和家人商量要不要和解(settle)。后来我们决定,可以接受和解费$5000到$8000。

那时我们给律师A已经付了9000多美元的律师费,案子进展缓慢,后面还不知要花多少钱。对方要2万5,又急着找调解员settle,我们想:赔一些钱,把事情结束了也好。

调解会议那天,调解员和我的律师先上线。我把案子的事实复述了一遍。调解员问我:“你们希望以多少钱和解?”

我回答:“我一分钱都不想给。”

调解员和我的律师同时摇头,指出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于是我说:“我们愿意以5000美元和解。我们店关门8个月,最近刚刚重新开张,生意也不好。不过我们领到了政府给小企业的新冠补贴金一万元。我们拿出一半和解,这是我们能给出的最多的金额。”

调解员和我的律师都觉得这个数字合理。于是调解员去和原告以及他的律师老卡去谈了。

过了一会儿,调解员上线,并且把原告和老卡也拉进来了。

我第一次看见了原告的脸,一个普通的老头,皮肤微黑。他的名字是白兹。

调解员对我说:“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愿意以一万美元和解。”

这个数字超出了我们原来预订的8000美元上限,但是又没差太多。我犹豫了一下,回答:“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数额。”

(现在回想,我当时为什么犹豫之后又回绝了,其实还是不甘心,觉得委屈。)

我竟然在老卡脸上看见了一抹失望的表情。

不过,我又说:“你们知道,这个店是我与几个家人一起合开的。我想回去再和他们商量一下,看看他们是否同意。”

这次调解就这样结束了。

我马上和家人商量,讨论之后觉得还是接受一万美金和解吧。这个事情已经拖了一年多了,律师费也花了不少,做个决断吧。

还是觉得气愤、不甘,但是,这哑巴亏不得不吃。

我于是给律师A发邮件,说我们愿意以一万美金和解。

第二天,律师A回复,对方要一万五千美元!

至今我没太搞懂对方律师涨价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当庭同意他们的数额,过后又服软了,想惩罚我们一下?

我们气愤之余,心反而安下来。本来我们这个和解就是不情不愿,就是强迫自己低头认怂。对方既然出妖蛾子,我们就继续打下去吧!

六、换律师

下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炒掉律师A。我们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我们已经付了$9000多的律师费,但是他基本上只是被动地“防守”,没有给原告方任何压力。我和家人那时对美国法律一无所知,他却从不解释、说明。有时,某个文件到了最后的提交日,对方律师催促了,他才想起来,给我们发过来,让我们自己填。

他时常对我们很不耐烦,甚至当我们询问某个问题时,说过:“你们公司还有没有英语更好的人?”

我向他表达了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于是他通知老卡,并把我也拉进邮件链。

老卡问我:“你的下一个律师是谁?”

我说:“我想自己来打完这个官司。”

老卡说:“不行。因为被告是公司,而不是个人,所以必须由律师代理。你如果没有律师,这个案子自动判我们赢。”

我说:“那我去找找免费法律援助吧。”

老卡劝我:“你们还是接受我们之前提出的$12500的和解金额吧,让律师A帮你们把收尾工作做一下,这事就结束了。”

我有些疑惑:“$12500?你们不是要$15000吗?”

原来,老卡在提出要1.5万之后,又跟律师A说:如果我们愿意和解,给$12500就行。让我们写两张支票,一张是$2500,给原告白兹;一张是一万美金,给老卡的律师事务所。

你们看看,律师A竟然连这个信息都没给我们。

我也了解到,赔偿金中,老卡是拿80%,白兹才20%。

律师收取代理费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小时收费,或者一次性收费。另一种是官司打完之后,按照赔偿金额分钱。我印象中一般是律师拿三分之一,原告拿三分之二。

而这个案子,律师竟然要拿80%!律师是案件赔偿金的最大受益人。

解除了和律师A的合同之后,我马上开始寻找新律师。我在网上寻找劳动法方面的律师,然后一个一个发邮件去询问。凡是有兴趣的律师,就电话交流。

我一直参加我们镇高中家长组织的一个慈善歌舞剧演出。这个演出是为镇高中的毕业生筹集奖学金,主要的筹款方式是一本广告杂志,里面是本地一些商家的付费广告。我翻看里面的律师栏目,也给其中的一两个发了邮件。

很快,我锁定了两个候选人,一个是30出头的年轻律师,对案子信心十足,觉得随便就可以帮我打下来。他的收费是$275一个小时。

另一位就是在我们的慈善杂志上登广告的本镇律师费罗先生,70多岁,他对我们的遭遇表示真心的同情。他的收费是$360一个小时。但是,他在看了我们的所有进展后,预估需要15个小时的工作量打到庭审前。于是,他提出我们一次性支付$5400律师费。如果最后需要上庭,他预计是两天,一次性收取$3600。

我们权衡半天,还是选了年轻律师。一是觉得他冲劲儿十足,信心满满,二是觉得他便宜。

七、律师B

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了。

这位律师B虽然每个小时的费用是$275,但是他每个电话,每个短信,每个email都要算时间收费,光是复习我们之前的各种文件就花了几个小时,要了我们不少钱。

而且,他对案子的信心直线下降,不断对我说:对方的律师很有实力,很有经验。

现在想来,估计是他查了老卡以及他的律师事务所的情况,被吓住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老卡是那么牛的律师,所以我有点不舒服:这么个事实清楚的案子,你都没怎么打,怎么能泄气呢?

律师B跟老卡谈了一次,然后跟我说:他们那边很愤怒,对你们很不满,坚持要以$25000元和解,绝不还价。

我无语:你这谈判技巧也忒差了吧!赔偿金直接被你谈翻倍了。

然后,律师B就不断催促我提高和解金额,让我出两万美元和解。

我简直想骂人:你一开始不是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个小case吗?说你分分钟就能搞定。怎么现在成了个棘手的案子?

然后我们不断收到他的账单,一个月下来,账单已经快4000美元。案子不光没有进展,而且大大倒退了。

我果断叫停,把他给炒了。让他再折腾下去,这钱就是无底洞了!

我马上回头找到本镇的那位老律师费罗先生,和他签了合同,一次性付了他$5400。

这是我在这个官司中做的最对的一件事!

八、审白兹

费罗先生接手后,从前面两个律师那里拿来所有的材料,赶紧填报并上交了一份马上就要逾期的文书。然后就是向对方提出口头取证。对方也提出向我的两个员工口头取证。于是,两边把时间凑了凑,定在了2021年4月初的一天。三个口头取证放在一起,只需要请一个法庭书记员就可以,能省点钱。

口头取证的前一天,费罗先生通过视频对两个员工进行了“培训”,主要就是解释口头取证的大概程序,让他们心里有些数。

对比我当初懵懵懂懂去录口供,费罗先生显然办事非常严谨,也是真心替我们着想。

口头取证依然是视频会议的形式。回答问题的人必须自己呆在一个房间里,周围不能有人。我和原告白兹可以登入视频会议旁听,但是不能说话。双方律师都在场。

老卡先询问安东尼。安东尼来自非洲加纳,50出头,在我们店干了十几年了。他从来没被律师录过口供,有些紧张。他可以说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所以老卡对他没有客气,有些问题让安东尼无法招架。

“你结过几次婚?有几个孩子?交过税吗?是如何报税的?公司给你报税吗?有过现金补贴吗?……”

安东尼那个时候的头脑一定是一片空白,一些问题只是本能地反驳和否认。

老卡的目的就是击破对方的心理底线,慌乱之下露出破绽。好在安东尼在关键问题上都如实并且肯定地回答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不记得他在那天来过,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我不会说西班牙语,我也从来不是主管。

我们的另一个员工是20出头的小伙子艾尔多。他的家庭来自波多黎各,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的口供还算顺利。他非常肯定地证实:他从没听见安东尼说过西班牙语,安东尼也从来都不是主管,他也不认识原告,对他没有印象。

老卡对两位员工的问询完毕,我们的律师费罗先生,开始问询原告白兹。我们事先给费罗先生准备的许多问题也派上了用场。

一问之下,我们都有些震惊。

白兹说他每几个月来我们店一次,每次都是找安东尼,让他打折。那天,他来我们店想看看有什么新东西,发现门上的招聘启事。他觉得自己如果被聘用,就可以拿到员工折扣。于是他径直走进去,对安东尼问:“你能雇我吗?”安东尼回答:“你太老了”,还加了一句西班牙语“太老”。他就离开了。

白兹说他当时没有提高声音、没有争吵、没有找店主,没有索要工作申请表。他也没有事后回来抱怨,或者要求见店主。

白兹说他在老婆的杂货店帮忙,已经做了七八年,从来没有出去找过工作。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依然在老婆的杂货店工作,也没有找工作。

他一直在领社安金。

也就是说,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有丝毫改变。

费罗先生又问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有没有失眠?”

“没有。”

“有没有吃药?”

“没有。”

“有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

“没有。”

也就是说,他的精神状况也没受到影响。

最精彩的地方到了。

费罗先生询问他有没有过其他诉讼。一问才知道,白兹曾经8次起诉他人,全部和解。其中六次是起诉他的两个前雇主,每个雇主各三次,不偏不倚。

8次和解,每次白兹拿到的赔偿金,从七千美元到三万美元不等。

我简直目瞪口呆。

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被碰瓷了。

现在我们知道,自己是被惯犯碰瓷了!

白兹甚至从来都没有走到录口供这一步。每次都是早早就和解,然后回家数钱。

我们还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费罗先生问白兹:“你3月份声称自己遇到了歧视,12月份才起诉。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找的律师呢?”

“大概事情发生后一两个星期吧。”

“那为什么要等9个月后才起诉呢?”

这时老卡突然大声说:“反对。这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隐私。”

老卡那道貌岸然的面目下隐藏的丑恶,这时终于露出一角。

老卡等了九个月才提出上诉,是因为一般店里的监控录像都是自动覆盖,监控数据只保留几个星期。我们店的录像数据就是大约两三周覆盖一次。

九个月,足够抹去监控数据,也足够抹去人们的记忆。除非是什么特大事件,否则谁能记得九个月前说的话,做的事呢?

所以,查无对证! 白兹的话就是唯一证词。

九个月,又足以让赔偿金滚动到一定数额。我想,他们的逻辑大概是这样:你看,因为你们的歧视,白兹先生失去了工作机会。来算一算吧,假如他一个月的工资是两千,那么九个月就是一万八千。他光是薪水就损失这么多,再加上精神损失…..。

为了保障客户的利益最大化,律师可以使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但是,我们这个案子,律师要拿赔偿金的80%。所以,这是由一个碰瓷老手与无良律师共同搞出来的针对我们的诬陷。

口供录完,我们都很兴奋。费罗先生说:“今天对于你们来说,是美好的一天。”

录口供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和法庭书记员的费用。我由于已经一次性支付了律师费,所以只需要支付法庭书记员的费用。费用是根据口供的长短决定。我只需要支付审问白兹的费用,$231。

老卡那边要付我和两个员工,一共三份口供的费用,特别是对我的询问比较长,应该总共花了一千元以上。

对方的底,通过这次问询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对这个官司的走向更有信心了。

九、简易判决

下一步,就是庭审了。由于疫情,法院的案件挤压很多,庭审日定的是一年后的2022年4月。

在等待庭审的一年里,法院又召集两个律师进行了几次调解。我们象征性地说了和解金1、2千美元,对方没有同意。

为什么费罗先生坚持让我们每次都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呢?因为他说,这可以让法官对我们有个良好的印象,认为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解决问题。而对方不同意接受赔偿,代表他们是比较难缠和贪婪的一方。

转眼到了2022年。我们的庭审日期被法院推迟到六月份。我们和费罗先生开始商量是否提交“简易判决”的申请。

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是要求法官根据书面材料对案件进行直接判决,免去庭审过程,节约大量的法庭成本。不过提交简易判决也要准备资料,特别是对方如果提出反对,这边还要应对。

费罗先生说如果我们这边申请简易判决,他就一次性收取$1800。

他说申请简易判决,对于我这边唯一的坏处就是这笔额外费用,而好处却有很多。万一法官同意简易判决,判我们赢,我们就不用上庭,也不用支付庭审那笔律师费。假如对方提出反对,他们必须提交足够的理由说服法官,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的全部底牌,可以为庭审做好准备。

我们同意费罗先生的建议。简易判决的申请在四月份初发出了。四月底,老卡提出反对,提交了一百多页的文件,里面大部分是我们三个人的证词,以及很多法律条文,坚持认为他们的起诉是正确的。

费罗先生又根据他的回应进行书面反驳。

5月13日,法官和两个律师开会,讨论简易判决申请。两个律师争执不下,最后法官说:还是由陪审团决定吧。

简易判决这条路失败了。

费罗先生说他私下与法官沟通时,法官对我们是同情的,但是他还是把球踢给了陪审团。

在美国,90%左右的民事诉讼都以和解或者撤案告终。我们这样一个小案子,竟然打到陪审团,恐怕是千古奇闻了。

费罗先生告诉我,我们这样的案子,陪审团一般由6到8人组成。因为是民事诉讼,判决允许有一票不同意。换句话说,作为被告的我们,只要争取到两票,就赢了。

只要两票就赢,我们的信心大增。

十、庭审改期

新的庭审日期是6月20日。我二女儿的高中毕业典礼是6月22日,加上两个律师那天都有事,所以提交了推迟庭审的申请。

对了,对方的律师不再是老卡,而换成了他们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女律师。

庭审日期推到7月,又推到10月,又推到12月19日。

我和费罗先生保持密切联系,经常通话讨论案子,每次也会说些闲话。他对我的了解逐渐深入。

有一次他说:“新,你的简历非常令人难忘。我会想办法在庭审时,引出一点相关话题,让陪审团更了解你这个人。”

12月19日那天早上,我准时到了博根郡法院指定的法庭,背着一个大包,里面有厚厚的材料,还有一份法庭陈词。

我花了不少精力写这份陈词,还让我那文笔很好的女儿为我润色。我要站在陪审团和法官面前,把这几年的经历的一切都说出来,要求法律公正判决。

对方女律师也来了,30出头,一身正装,拉着一个公文箱。

法庭里坐了几十号人,都是律师和当事人。法庭工作人员开始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点名。有几个案子在最后时刻达成和解,工作人员就让他们回家了。需要继续审理的案件,就开始分配法官。

第一轮我们没有分到法官,我们和其他剩下的人被领到另一个房间,继续等待。

第二轮我们又没分到法官,工作人员让大家回家,等待新的庭审通知。

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就这么无功而返了?

费罗先生说这很正常。有时候要来来回回好几次才能够分到法官。

那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激怒了我们。

这个案子,白兹是原告,我们公司是被告,我是被告代表。我们被告方的证人有两个,就是我们的两个员工安东尼和艾尔多。

原告方上交的证人名单也有两个,也是安东尼和艾尔多。

为了确保证人出席,一般律师会给证人一份上庭通知书,必须送到证人手中。

安东尼和艾尔多就是我们的员工,我只是每次通知他们一下,准备哪天上庭。

但是,比较古怪的是,对方律师每一次都给安东尼和艾尔多发一份正式的律师函,要求他们上庭。

从录口供那次开始,他们就收到这个信。庭审时间改了四次,两人也各又收到四次出庭通知。每次送信的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送达时间有时是早上八点之前,有时是天黑之后。

安东尼住在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帕特森,又是个黑人移民。送通知的大汉砰砰用力敲门,人不出来就一直敲,每次都有左邻右舍出来张望。安东尼一家吓得要死。

艾尔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有一次送信的人连门都没敲,直接推门进去把通知给他妈妈。

他妈妈差点吓出心脏病。

12月19日这天晚上,安东尼又听见砰砰的砸门声,过了很久也不停息。无奈,住在他家的表弟去开门。又是一个大汉,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几张纸,正是要求安东尼在19日早上出庭的通知!

可是,当时已经是19日晚上了,而且,白天的开庭已经取消了。

估计老卡的律师事务所是雇用了专门投递这类信件的公司来送庭审通知。阴差阳错,本应提前几天送达的文件,在开庭时间已经过了之后才送到。

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了费罗先生,他当即给女律师发了一封言辞严厉的邮件,指出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对证人的威胁和骚扰,是为了吓唬证人,让他们不敢出庭。费罗先生说,这两个人本来也是我们的证人,是一定要出庭的,你们明明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还要通过这样的手段送达通知书?这个案子本就是无中生有,是诈骗,你们赶紧撤案为上。请停止对证人们的骚扰。

一针见血。老卡为了迫使我们和解,真是使用了下三滥的手段。

从那以后,果然再无人给这两个员工递送出庭通知了。

2022年就这样过去。新的庭审日是2023年2月26日。那天,我依然是准时来到法院,费罗先生和女律师也来了。

又是重复了和上一次一样的程序,又是漫长的等待,又是没有分配到法官。又被打发回家了。

我听到女律师对费罗先生抱怨:“我家住的太远,每次过来单程就要一个半小时。这案子我希望他们能和解。”

我听了之后幸灾乐祸,活该,给了你们多少次机会你们都不抓住。现在我们都磕到庭审了,想和解,做梦去吧。你就跟着折腾吧。

对于我来说,已经给费罗先生付完庭审的费用3600美元,我一点压力都没有了。法庭离我和费罗先生的家又不远。我多跑几次都没关系。

而且,我跟费罗先生说了,假如庭审我输了,我一分钱都不给他们,我继续上诉,哪怕打到美国高级法院我也要坚持。

下一个庭审日是4月19日,我说不行,我要回中国。因为新冠我已经三年半没有回去,这个行程是非常重要的。

4月底到5月底,我回国呆了一个月。这时新的庭审日期改在7月11日。

7月10日晚上,费罗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女律师要求延迟开庭。她怀孕5个月了,是双胞胎,医生不让她长途开车。

庭审再次推迟到10月23日。

10月中旬,安东尼递了请假条,10月26日他要休假。我想起庭审这事,于是联系费罗先生,问他能否申请再次延期。费罗先生说,这一次法院已经给我们这个案子指派了一位女法官,而且按照常理,这个案子庭审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天,最好不要再延期了。

我同意了。该来的总要来,就这样吧。

于是,一场精彩的庭审大戏,在延期了八次之后,终于就要上演了。

十一、选陪审团

10月23日,星期一,天气晴朗。我头一夜出乎意料地睡了一个好觉。9点到达了法院的331号法庭,被告白兹和他的新律师已经坐在原告席上。原来的女律师因为怀孕已经退出,这一次的新律师是个300多磅的大胖子马克,30多岁。他家在宾州,距离这里单程2个多小时。

法庭的房间不大,除了白兹和律师,我和费罗先生之外,还有这个案子的女法官玛丽,法庭女秘书,以及一个法警。

这一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挑选陪审团成员。我们要从50个候选人里选出七人。

这50人其实已经经过第一轮海选。在第一轮的时候,除了要确定他们年满18岁,是博根郡的居民,没有犯罪记录外,还要剔除那些曾经来过我们店,或者认识原告、被告,两个律师的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了第一轮海选。总之,这50人都是过了第一关的。

法庭里有大屏幕,对候选人的面试是采用视频会议的形式。先是50名候选人全部上线,玛丽法官介绍各种规则、程序和注意事项,并把候选人们需要填写的问卷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让我们四人在众人前亮相。候选人们下线,进入一个一个的面试时刻。

每个候选人都要事先填好问卷。所以法官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问卷上哪个问题你填的是no?” 如果全部问题回答了“是”,那么就进入下一步的深入面谈阶段。

50个候选人,其中20个左右,对问卷上的某个问题说了No,即表明自己有理由不能参加这个案件的陪审过程。这20个人的理由五花八门,大部分是不能连续参加三天的庭审。比如自己生病、要照顾孩子、要照顾老爸老妈、刚刚工作、家里要换锅炉、是老师,是大学生,不能缺课、是护士主管,正在培训新护士,等等。

玛丽法官挺好说话,都同意他们的请求了。

候选人里有一个律师,跟马克的律师事务所有好多案子的纠葛,所以退出了。

有四个人,其实可以是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们虽然只看到这个案子最简单的介绍,已经直接站边我们。

有一个在建筑公司工作的西班牙裔人,非常反感现在随便乱起诉的现象,而且认为年龄歧视是个伪命题,太年轻太老都可以是雇主不录取这个人的正当因素。

有一个长相很精神的亚裔小伙子,看姓氏也许是华裔,他说自己的父母、叔叔阿姨都在美国开小店。“作为亚裔美国人,他们永远是被歧视的一方,而不是他们去歧视别人”。他无法保持公正态度。

有一个物业公司的主管,非常气愤地说:我们公司面临无数的法律起诉,很多都是无中生有。所有的案件都和解了,从没走到庭审这一步。但是我们为此支付了大量的律师费和赔偿金,物业管理费也只能不断上涨。他说自己100%是有偏向倾向的。

另一个是住在我们镇的一个韩裔,是50个候选人中唯一来自我们镇的。他说自己不同意新泽西反对年龄歧视的法案。年龄是与身体状况等其他因素密切相关的。假如某个工作需要天天搬动80磅的东西。一个老年人来,拍着胸脯说自己没问题。即使他看上去挺结实,你敢录取他,并且让他搬80磅的东西吗?

法官也同意这四个人退出了。我和费罗先生扼腕叹息。

那些所有问题都答了yes,进入下一轮的候选人,玛丽法官会问一些问题,比如:介绍一下你自己,介绍你的家庭情况,你的兴趣爱好,新闻是从哪个渠道获得;你认为雇主应该如何招聘员工;你觉得目前美国的法律系统,是起诉的过于轻易,还是起诉的不够,还是均衡;你能否抛开种族、信仰等因素,公正地做出判断,等等。

询问的目的,是让我们双方了解这些候选人,然后选出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员。

这些留下的人里,有两个华人男士,一个是年轻药剂师,另一个在医院工作,妻子最近回北京探亲。

每当访谈完留下的人达到七个的时候,这七人就会同时上线,双方律师开始踢人。踢人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每人各踢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候选人。然后访谈继续进行,达到七人后,重复踢人过程。每个律师有六次踢人机会。

对方律师首先踢掉了两个华人,然后踢掉了所有在访谈的时候,表达如今官司太多,很多是不必要的那些人。我们踢掉三个,一个是个老太太,新冠刚好,一直咳嗽喘气,不忍心让她来受几天罪;还踢了二个20岁的小伙子。他们任何问题都回答是是是,我觉得他们太年轻,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看问题不一定全面。

有一个西班牙裔候选人,我有些犹豫。他是个30多岁的卡车司机,和老婆孩子以及岳父岳母住在一起。他说自己的岳父已经70岁了,依然在愉快地工作着。

最后时刻,费罗先生还问了我一句:这个人你想留吗?

我想了想,说:留下吧。

我对于老年人工作没有偏见。如果你能胜任工作,干到70岁,80岁,都没问题。

就这样,经过一轮又一轮,最后剩下7个人,双方都同意,陪审团诞生了。

陪审团5女2男。

1号陪审员,男,白人:去年大学毕业,已经工作,父亲是法官,母亲是医生。

2号陪审员,女,白人:曾经从事法律工作多年,后来改行,目前是医院的管理人员。

3号陪审员,女,白人:硕士学位,已经当了17年的教师。

4号陪审员,女,白人:一个跨国公司的部门主管,热心参与教会活动。

5号陪审员,男,西班牙裔:FedEx卡车司机,岳父70岁依然愉快地工作

6号陪审员,女,白人:硕士学位,高中教师,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父亲退休了,母亲在医院从事管理工作。

7号陪审员,女,黑人:执业护士,丈夫是监狱管理人员,有两个上高中的孩子。

从这个陪审团的组成上看,明面上我吃亏了,因为没有一个亚裔,却有西班牙裔。陪审团里也没有一个小业主。

陪审团女性居多。因为对方律师踢了两个华人男士,我们踢了两个20岁的大男孩。另外,之前因为同情我们而失去资格的那四个人都是男士。

女性可能会更同情弱者(白兹),但也可能更同情我。这一点上我们双方持平。

这些陪审员除了那个司机外,都是大学甚至硕士学历的白领。所有人的言谈举止都是理性而有素质。我相信他们的判断能力。

法官让陪审员们即使回家也不能查这个案子,不能搜索原告被告双方,不能跟其他人谈论这个案子。总之,就是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以法庭上听到的信息来做判断。

这时,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利于我们的消息。对方律师向法官提出申请,让我们这边不能在法庭上提白兹曾经8次起诉他人,并都获得和解金的事情。

法官同意了他的请求,因为白兹的最后一个官司是在十来年前了。法律上的确有这方面的根据,超过一定期限的官司,可以不作为证据在法庭辩论中使用。

这本来是我们杀伤力最大的一个论据。我相信只要陪审团听到白兹以前曾8次告别人,其中两个雇主被他各告三次,心里的天平就会向我这边倾斜的。

我们的杀手锏不能使用了,而我一直担心对手还有什么隐藏很深的大杀器没有露出来。

我想对方一定有什么后招,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官司?为什么要跟我们拼到庭审?要知道老卡是大律师,他的事务所打过上万个官司。我们这个小案子,油水真不大,他们为什么要打到现在?马克每天从宾州来上庭,光路程就是五六个小时,他们的动力是什么?

我的头脑里总是有这样的镜头:在我们的庭审中,双方唇枪舌剑,不相上下。这时,对方律师突然向法官说:我们有新的证人(证据),请法庭批准我们呈现。法官同意之后,房间的门缓缓打开,一个终极大杀器登场了……。

十二、法庭辩论

10月24日,正式庭审日,陪审团七名成员全部到场,坐在陪审席上。法庭辩论开始。顺序是这样:对方律师马克开场陈词,我的律师费罗开场陈词,然后下面是交叉询问,依次是白兹、安东尼、艾尔多、我。

这个顺序是开庭前临时调整的,对我很有利。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出场。而且作为被告,我是可以听到安东尼和艾尔多的证词的。

对方律师马克第一个登场了。他的开场陈词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极力想说明白兹声称的事情是发生过的,而且是年龄歧视导致了他没有得到工作机会。

费罗先生出场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诉讼(frivolous lawsuit),是一个设计好的骗局。

然后,费罗先生把所有的事实清清楚楚地罗列出来,证明我们没有任何过错。

两个律师的开场陈词结束后,白兹上场接受交叉询问。他的回答与两年半前的口供基本一样。

有几个有意思的地方。原告这边提供的证据只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店的门上贴的一张招聘启事。马克问:“你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白兹回答:“是两天后。”

费罗先生抓住这个漏洞:“两天后你去拍照片的时候,你进店里了吗?”

“没有,我拍完就开车走了。”

“你为什么不进去跟店主抱怨安东尼做的事?”

“我害怕进去后,他们会叫警察抓我。”

全场静默。我能想象得出,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是一串问号。

费罗先生又问:“他们为什么会叫警察抓你?”

“因为他们拒绝了我的工作申请。”

这些话已经是毫无逻辑,胡言乱语了。

但是,他自己两天后偷偷回去拍了招聘启事然后溜走这件事,恐怕让陪审员们都要想一下,是不是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想起诉我们。

费罗先生又问:“在你一生当中,肯定有过不少难过、委屈、受到伤害的时刻。那么,你比较一下,那天在店里发生的事,和你一生中其他伤害相比,可以排在第几位?”

白兹回答:“那件事是我那一天中最难过的时刻。”

费罗先生重复问了两遍,白兹的回答不变。

白兹还说:“他当时如果跟我道个歉,我就没事了。我也就不会今天坐在这里了。”

他突然喊了一声:“我要正义!” 然后眼中似乎有了泪光。

我浑身恶寒,又有些愤怒。假如他说的是真的,那天的确被安东尼回了一句“你太老了”,可是,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句话对他造成的伤害是微不足道的,是一句道歉就能弥补的。那么,你为什么要起诉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拖入这一场长达四年的官司之中?

你还有脸喊:“我要正义”。我们的正义又在哪里?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和费罗先生出去吃饭,我们两人都觉得白兹的证词给他减分了。

下面就看两个员工的表现了。

下午安东尼第一个被询问。证人是不能参与前面的庭审的,所以他们不知道两个律师的开场白和白兹的证词。

马克刚刚问了安东尼几句话,当问到你是否认识我身边这位先生时,安东尼回答不认识。这时白兹突然向安东尼发难,质问他为什么不记得自己。玛丽法官马上厉声制止:“你不要跟证人讲话,不要干扰证人作证!”

我望向安东尼,他气的眼冒火星。他也被这四年的诉讼拖累的够呛,还被送信大汉夜里砸门。我心里一紧,担心安东尼被激怒。玛丽法官已经高声让法警过来,让法警站在白兹面前,阻断白兹的视线。

玛丽法官然后柔声安慰安东尼:“你不要看他,你可以看我,看律师,或者看陪审团。”

下面的询问没有太多“意外”。某个事情安东尼在录口供的时候说“我不记得了”,这次回答是“我不知道”。于是,马克非要说安东尼的回答不一致,“我不记得了”和“我不知道”不是一回事。安东尼说是一回事。两人纠缠了半天。玛丽法官隐隐有些不耐烦:“安东尼说的有道理。这个话题翻篇吧。”

艾尔多的作证要简单得多。两个律师都没问太多问题。

终于轮到我上场了。我的心情异常平静。事先想象的“大杀器”根本不存在;白兹的证词和现场表现都比较差;而我们两个员工没出大问题。

这一天,这一刻,我已经准备了快四年!

费罗先生先问了几个关于公司的基本问题,然后他问:“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中国辽宁。”

“你的教育背景是什么?”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专业是社会学。”

“你在美国也读书了吗?”

“是的,又拿了一个硕士学位。”

“你在中国工作过吗?”

“是的,从事妇女和儿童的研究工作。”

这时我反应过来,费罗先生这是给我立人设呢。

我和费罗先生从来没讨论过庭审上如何问答。我没想到他一上来就问这些问题,还问的这么直接。

他又问:“你平时都做些什么?从事慈善活动吗?”

“是的。疫情期间,我们店关门了。我组织了很多PPE的捐赠,捐给医院、老人院、警察局、消防局等。那时,中国人捐了很多这类东西。”

“什么是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就是口罩、手套、洗手液什么的。”

“你提到捐给医院?”

“是的,医院是捐赠的大头。”

陪审席上有好几个人在医院工作,或者有家人在医院工作。所以,我想费罗先生特意强调了一下医院。

“你听说过心愿单项目吗?”

我都没想到费罗先生递梯子递的这么明显。

“实际上这个项目是我发起的,是帮助那些领养了中国残疾儿童的美国家庭。”

“你的文化有什么特点?”

“我们的文化特别尊重老年人。每当有年纪大的客人来我们店,我都给予他们特别的照顾,从他们身上,我可以看到我的父母,看到未来的我。我们的员工也会给他们提供帮助,比如帮他们把东西搬上车等。”

好了,立人设的阶段到此为止。

现在回头想想,我还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因为事先没有准备,所以我的回答特别简单。其实可以说的事情还有很多,感觉我这个人设还不太丰满。

但是,也许这给了陪审团一个谦卑和诚恳的印象吧。

马克那边没有给我太多挑战性的问题。这件事情,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所以,我一切实话实说即可。他曾经想抓住某个文件里我的一个小纰漏来质问我。玛丽法官问他:“你问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小纰漏无关大局。”

其实那个纰漏我完全可以解释清楚,但是马克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而我,在回答两个律师的提问中,不断贯穿这样一个信息:我们这个小店,是这个mall里存活时间最久的店,已经快25年。这25年,我们没吃过一个官司。我们生存的技巧,靠的是小心谨慎,靠的是与人为善。

问询全部结束后,陪审团离开。费罗先生向玛丽法官提出撤案申请。他说:“从今天一天的庭审结果来看,这个诉讼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马克反驳了这个提议。玛丽法官犹豫了许久,还是决定明天继续开庭。

那天晚上,我忙到半夜,修改自己的法庭陈词,还给费罗先生的最后陈词提了好多建议。

十三、判决日

10月25日,判决日。九点,法官召集两个律师,以及我和白兹,讨论她拟出来的陪审团指示(Jury Charge)。她把这个案子的所有信息罗列出来,配上所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还加了几个例子,目的是让陪审员们理解如何做出公平的判决。

两个律师都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马克提出,将“原告要求经济赔偿和精神赔偿”这句话中的“经济赔偿”划掉。

因为原告的所有证词已经表明他没有受到任何经济上的损失,这时候再提经济赔偿,难免会让陪审团产生“这个人很贪婪,一切为了钱”的想法。

这次陪审团是由7人组成,所以需要原告拿到7:0或者6:1。

玛丽法官修改了陪审团指示之后,拟出了裁决投票表(Verdict Sheet)。这个裁决投票表上有三个问题。

1、原告白兹先生是否被XX公司拒绝了申请工作的机会?

下面有两个选择,“是”和“否”。

假如有六个陪审员以上都回答“是”,那么进入下一个问题。

2、原告白兹先生是否遭受了XX公司的年龄歧视?

假如有六个陪审员以上也都回答“是”,那么进入下一个问题。

3、你认为应该给白兹先生多少赔偿?请写下具体金额。

我和费罗先生都觉得这个投票表设计的不错,相当于给了我们双重保护。即使我们输掉第一轮,还有第二轮兜底。

马克马上表示反对。他说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可以合并。白兹是因为年龄歧视被拒绝了工作机会。

玛丽法官说: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坚持我的设计。某人被拒绝了工作机会,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细化可以让判决更准确。

11点,7名陪审团成员全部坐在位子上。两位律师面对他们,开始最后陈词,希望能再使劲一下,把陪审团拉到自己这边。

费罗先生再次重申:这是一次恶意起诉,是一次欺诈。他一条条摆事实指出这个起诉是多么离谱。他还说:“这位女士,Xin Luo, 有两个硕士学位,做过无数慈善工作,帮助过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她的文化背景,是对老人非常尊敬;她的员工,对她非常忠诚。你们觉得,她会自己做出,或者教唆员工做出,年龄歧视的事吗?”

他还说,这个案子,历时四年,浪费了很多公共资源。他恳请各位陪审员,在判决表上填写“否”。

接下来是马克的最后陈词。说实话,他讲的还不错,能让他发挥的空间并不多,他尽量说的真诚。他说:白兹先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尊严而战。请大家填写“是”。

两位律师的最后陈词结束后,玛丽法官开始给陪审团详细讲解“陪审团指示”以及“裁决表”,她告诉大家:用你们的心,你们的直觉,你们的判断,全面考量所有的证据、证词。

我始终没有机会在陪审团面前慷慨陈词,看来白准备了。

这时,时间已经是12点10分。而法庭的午休时间是12点半到1点半。玛丽法官让陪审团进入另一个房间进行评议(deliberating)。她说:你们先评议一会儿,然后休息一个小时,1点半继续开始评议。你们有了结果,就按一下房间里的按钮。

最紧张的时刻到了!

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制度,在公众的心目中向来褒贬不一。很多人觉得后果难以把握。这几天的庭审下来,我感觉我们这边发挥的不错,但是,我还是有些紧张。

我出去上了个洗手间,就走回法庭里坐下。这时我看见秘书桌子上的灯在一闪一闪地发亮。我想起法官说的:你们如果有了结果,就按一下按钮。我的心里升起期盼。

过了一会儿,玛丽法官走了进来,她宣布,裁决结果已经产生。

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我们赢了,而且赢得干脆利落,赢得痛快淋漓。第一轮的问题,我们就以7:0拿下。后面两轮问题根本用不上。

费罗先生参与的案子中有100多个到了最后的裁决。他说我们这个案子是陪审团出结果最快的一次。许多案件的评议时间都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而我们这个,不到十分钟。

也就是说,7个评审员,在走出屋子那一刻,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们全部在裁决表的第一个问题那里,回答了No。

7个陪审员,没有一个华裔,甚至没有一个亚裔,还包括了一个认同老年人工作的西班牙裔,他们全部支持我们!

这个胜利,太漂亮了!

我和费罗先生紧紧握手,又把消息通知了店里,引起大家一片欢呼。

压在大家心头四年的大石被瞬间挪开,让人无比轻松。

十四、信心

很多一直关心我们这个官司的朋友们听说这个消息,都表示祝贺,都说:“对美国的司法程序和陪审团制度又有了一些信心。”

而我,在慢慢平静下来之后,才觉得这个案子和这个结果的意义,非同一般。

在美国有很多恶意诉讼,有很多碰瓷和诬陷。而多数公司、企业甚至个人,为了避免漫长的应诉过程,高昂的律师费用,以及不确定的后果,往往选择和解,花钱消灾。

这也就助长了那些碰瓷者的气焰,让这类的官司越来越多。不少企业和个人都深受其害。

我们这样一个小企业,由少数族裔组成,被人恶意诉讼,而对方的代理律师又非常有实力,咄咄逼人。

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我们硬是挺到陪审团阶段,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个结果对于和我们一样被欺负的老实人和小企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对那些碰瓷者和在背后推波助澜的无良律师,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们的所有朋友和家人都知道这个案子;50个陪审员候选人知道了这个案子;7个陪审团成员从头到尾跟了庭审过程;法官、秘书、法警都熟悉了这个案子;最后一天还有两个年轻的实习生观摩了整个过程……。

这些人,会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他们的亲朋好友,还会告诉其他人:有这样一个案子,竟然打到陪审团,竟然大获全胜…..。

原来,小人物也可以不与邪恶和解,也能迎来公平和正义。

我们这个案例,也许会被玛丽和其他法官反复使用,作为后面判案的一个根据。

如果能够通过这个案子,促进一些法律法规更加完善,那就更不枉我们这四年的坚持。

而对于我们来说,假如当时同意以一万美元和解,加上已经付的9000多元律师费,我们花出去2万美元,换来一辈子的窝囊和气愤。我们会怀疑美国的司法制度,怀疑世间是否有公道。

现在,我们总共花了2万5千美元,赢来了一个碾压性的胜利。我可以一辈子都自豪地夸耀:我曾经打败了很牛的律师,并且在陪审团那里赢了全票支持。

给那些和我们有类似遭遇的朋友一点建议:

1、很多时候,从节省金钱和精力的角度来讲,和解的确比较“划算”。如果想和解,越早越好,不然律师费越来越多。

2、找个好律师。律师太重要了,找一个对你的处境真心同情,总设身处地为你着想的人。我很幸运,最后遇到费罗先生。

3、争取让律师给一个一次性付款的价格(flat rate)。这个案子我们最焦虑的时候,就是前两个律师不断寄来账单的时候。看见钱哗哗流出去,心痛;又对后面的花费无法预测,感觉心里没底。

当费罗先生接手后,费用都事先支付完毕,我们心理压力小了很多。庭审费,费罗先生一次性收了$3600。实际上庭审花了三天,之前还有两次去法院呆了半天又被赶回来,所以就是五天,还有八次延期,以及中间很多次电话、邮件沟通,和法官开会。费罗先生还要花时间准备庭审。我算了一下,整个庭审过程他至少花了40个小时,按照$360一个小时,已经快1.5万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我不是一次性支付了庭审费,而是按照小时付钱,那么,看见这么多费用每天不断叠加,心里也是会很难受的。

4、要对陪审团制度有信心。我参加了整个陪审团的筛选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严谨和公正的。而且不要低估人性的力量。即使是普通人,心中也有一杆秤。我的陪审团以史上最快速度,给了一个7:0的结果,说明人心向善,邪不压正。

打官司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事,希望没有人能遇上我们这样的事。不过一旦遇上,也只能面对。也许我们的经历,能给你们一点启发和鼓舞。

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我们用四年的时间,等来了一个正义的结局,并给很多人带来了对这个社会的希望。

2023年10月31日,万圣节,我和费罗先生一起,向新泽西高级法院提交了要求原告赔偿我们的律师费的申请(Motion for Bad Faith Attorney  Fees)。

费罗先生说,他打过这么多案子,还从来没遇到过被告赢了之后,把花掉的律师费要回来的,他也没听说过周围有这个事情。

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法律上,的确是有这样的条款,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实行。

但是,如果不去惩罚这些碰瓷者和无良律师,他们就会有恃无恐,就会一直钻法律的漏洞。

我不知道我们的申请是否被批准。我想,如果法院拒绝了我的申请,我会向众议员、参议员写信,我会通过媒体,争取公众的支持,来促使法律的改变。

不能总是老实人受欺负!法律也不能成为坏人的保护伞!

希望下一个好消息也能到来。

追求正义的道路比较曲折,但是,胜利的果实也格外甜蜜。

转载于:七彩娘娘

关于恢复十年签证的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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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oBucks!

朋友转发了一个恢复回国探亲十年签证的请愿,

https://www.change.org/p/chinese-embassy-in-the-us-please-reinstate-visas-and-remove-obstacles-for-visiting-china

众所周知,疫情爆发之后,国内实施清零政策,回国的十年签证被暂停。回国探亲需要有紧急情况,必须要特别签证才行,手续很麻烦,很多人拿到签证后,亲人也走掉了。

前不久,清零政策结束,从国外回去探亲变得容易了,只需要48小时的核算检测结果即可,但十年签证还没恢复,还需要去申请新的签证,还是比较麻烦。现在的政策是每天都在变,比如新签证是没有十年的,但这几天有人说已经拿到了新的十年签证,非常混乱。原来都是网上或通过邮寄进行签证,现在恢复了到现场签证,跟过去差不多,但需要网约。其实,多年前我去巴西出差,人家就是这样。签证厅很少人,只有约了才能去,事先已经在网上填了文件。人家一下子就给我十年签证,我自己都没有要求。可惜我时间太少,否则会多去几次巴西。里约,桑巴,足球,海滩,都是我向往的。

回到话题。为什么要到一个公共网站去请愿?为什么不直接写电子邮件给大使馆?为什么大使馆不从利民的角度着想,尽快恢复十年签证?现在的国门并没有完全敞开。比如,从深圳入关,每天只有五万个名额,需要预约才行。但这还是没能说明不恢复十年签证。即使恢复了,并非人人都能马上回去,比如工作,票价等等因素。 所以,恢复十年签证也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回乡潮。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写信给使馆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公开请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中美都有政府,但管理方式完全不一样。美国是民选的政府,必须服务老百姓。除了选举,还有人民代表,国会议员,媒体,示威抗议等等渠道跟政府沟通。中国号称是民选,但真正的做法跟美国差别太大。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话太美丽了,但实际上又做到了多少?可以说还是缺乏执行的能力。外交部都在积极培养训练“战狼”似的外交人员,甚至还能有些武功才行,好对付领馆附近的捣乱分子。情况真的变了?需要战狼才能外交?难怪老一辈外交人员在怀念周恩来。和气除了能够生财,和气也能外交。

恢复十年签证绝对是利民的行为,此外还减少使馆的工作量,为什么不尽快执行?美国政府是美国政府的事,不要把老百姓卷入其中,尤其是自己的骨肉同胞。国内之所以有今天,除了改革开放,老百姓的辛勤劳动,没有海外华人华侨的帮助,打开国外市场,这能行吗?外交部除了外交,别忘了为老百姓服务的职责,否则还真不如回家卖红薯。

黄昏恋问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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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梧桐之丘

我也想找个情人,那可真不好找啊。年老的吧下不去手,年轻的吧不好下手。远的吧怕不方便,近的吧怕走漏风声,不如我的我看不上,比我强的他又看不上我。以前吧是有贼心没贼胆,现在呢是有贼心有贼胆,可是发现贼没了。我就纳闷了,你们都是咋找的呢?(网络段子)

有的人好奇,海外的华人,特别是准备二婚的老人约会多久可以睡了?

依我看,问的人好奇心太大,而且对兴趣昂昂。问得没什么错,先给你开个玩笑:好奇心杀死猫。

各说纷纭,地域说,子女说,经济说,眼缘说,修养说,各种说。我说:只要两个人投缘,第一次见面就睡了,又如何?不要太看重睡,谁还没有睡过,是不是。要不怎么叫二婚呢。这里暂且不说年轻人,丧偶人。

男人与女人不是一个人种,男人是下身驱动,没思考,而女人靠脑袋思考。这是至死不变的绝对真理。当然,女人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当她恋爱了,智商归零,任谁的劝告都听不进去,私奔往往是女方的决定。

千万不要被男人的花言巧语迷惑,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把女人睡了。可能有些女人不信,哪能那么猥琐,高尚的男人多得是。哈哈,要么我早就提醒你了呢,用女人的思维去想男人,大错特错!你们不是一个物种。重要的话说三遍。

看看公园里的鸳鸯,长得丑的是女的,长得漂亮的是男的。是谁追谁呢?当然是漂亮的追丑的,而且是那种无耻下作的谄媚讨好。你自己都那么漂亮了,还给人家丑女唱歌,献殷勤,寒惨不寒惨?呵呵,这就是造物主的安排,你别用什么科学数据来证明,没有必要。

走在街上,丑男的旁边有个美女,丑女手边挎着俊男,怎么一回事啊。不是说好的靓女帅男,天设地造吗。问这种问题的人太幼稚。美人天生美,她/他并不介意,来的容易,不靠个人努力。而丑人则不同,生来就自惭形秽,特别喜欢美人,所以处心积虑想把自己捯饬美了,然后再猛追美人。他们的心思致密,反复演练攻取方案,把那个从不设防的美人打得七荤八素,糊里糊涂就被丑人按进被窝里就范。

理智是二婚的大敌。

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加理智。离婚的女人受过伤,企盼下一个男人给她一个安稳幸福的家,至少比前夫好。

离婚的男人何尝不是,下一次一定找个更漂亮,更年轻的,贤惠听话百依百顺拿出手还乐于做饭洗碗。做你的大头梦!

没结婚的男人就像钻石王老五,市场紧俏。法拉盛那些搭伙吃住在一起的男女是干什么的?男人吃香得很。

而女人心心念念想找个家,不然心里空落落的,可又患得患失,生怕再次落入虎口。反复掂量,权衡。很多人找到合意的男人,先处着,能过的话将来就成家。我告诉你,正中男人下怀,再次提醒你,男人只想睡女人。说他不喜欢睡,那是他对你的性趣不够高。要么就是性无能。

男人有一坏,只要睡过了,他的架势就拉大了,摆谱了。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媳妇都是人家的好。一旦睡了你,将来结婚不结婚,生杀大权在他手里攥着。

在美华人大概情况是,男女都犯难。

有身份女人好像很矜持,50岁的还想找同龄的,60想找60的,这就很麻烦,因为男人就想找年轻的。

男人简单,年轻漂亮是检验婚姻能否有望的唯一标准。然而很多男人自不量力,不管自己什么能耐,不管有没有房产,有没有钱,只管心里骚。你的钱够吗?人家的孩子能培养吗?两个人单过二人世界现实吗?

睡,什么时候睡,睡多少次,睡的质量,都是学问。当然不必刻意追求或者求证,本来就是浪漫的事情被你精算就索然无味了。

笼统地说,温柔顾家会哄女人开心,给女人安全感的男人相对容易些,找那些想方设法办身份的女人上手容易些,第一次就睡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回中国大陆去找年轻的,那个系数就更大了。当然,无论在哪儿,还得需要男人的花功,就像漂亮的鸳鸯,要恬不知耻。对那些情商低得可怜的男人,对女人练习说一些自觉下贱的话,当然不是耍流氓的话。例如,我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合适的。见到你,我的心就踏实了。你说吧,让我怎么做才能与你在一起。

至于女人嘛,你就放心吧,只管慢慢挑。因为老天爷早已给你安排好了天下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睡不睡,姐说了算。急死这帮臭男人!这也是为什么男人在美国找女人难的缘故。

睡,对准备二婚年纪大的人非常重要,就像吃饭一样重要,不可或缺,80岁该睡还得睡。然而睡多睡少,什么时候睡,因人而异,高兴就可以,不在乎是第一次见面还是第N次见面。

善意提醒:睡前由女,睡后由猪!

2023新年悼词:从未活在当下,早已死于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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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五四

总要说点什么,才觉得自己像个人,在大家都不会说人话的时候,那就说点人话,没有什么新年献词,只有悼词。

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又惹人嫌弃了,话不好好说,不敢好好说,却又很想说点什么,以此维系自己当年社会脊梁的形象,哪有什么脊梁,都是软肋而已,最后只能输出一篇拧巴无比的浆糊文章。南方周末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南方周末了,即便当年的南方周末,也就那么回事,所以现在我们不必苛求或者期盼什么,南周自己也该歇了,割都割了,没必要每年都硬上这么一回青楼,总想撩拨起众人的情欲,可当兰花指翘起来时,挺尴尬的。你们最好的献词,就是给自己写一篇悼词,宣告死亡,不要总以为自己还活在当下,其实早已死于昨天。

真不如学习一下克里姆林宫对外宣传的主要喉舌“今日俄罗斯通讯社”,它的新年献词是向所有俄罗斯官员发出呼吁,希望俄联邦各地的官员无论官职高低,都应在2023年停止撒谎。这才是真的喉舌,喉舌的作用不是让你堵住老百姓的喉舌,不是让你扣帽子吓唬老百姓,不是只会说取悦领导却又让人民群众一眼识破的谎言……,但现在却有很多喉舌干着这样的事,这些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管领导的无能,是为了掩盖这种无能,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私利和私欲,反而损害了集体的利益和上层的权威性。一个合格的喉舌是要引导舆论,缓冲社会情绪,建立舆论和社会情绪的减压阀和减速带,而不是让你封住谁的嘴,不是搞成社会情绪的高压锅,不是让你自说自话自我表扬,“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毛泽东的话你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实施。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些同志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这话非常适合某些地方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学习,比如在疫情这件事上,在对专家的专业能力这件事上,群众是有很多不满和质疑,那是因为防疫工作和专家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群众指出来并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怎么就被你们定义成撕裂和对立了呢?你们这种行为本身才是制造撕裂和对立。

在上述那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说,“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放眼当下,到处都是抓辫子的,戴帽子的,打棍子的,而且是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带头抓戴打,吓人程度直逼马保国大师的接化发闪电五连鞭。比如“而国内一些公知大V以西方言论为圭臬,围绕药物、疫苗、就医等民生关注热点,添油加醋炒作,无非就是趁着国内大规模感染,在焦虑的民众中挑起对政府的不满、愤怒情绪。”关注民生这件事肯定是没问题的,大家以前不关注,后来发现不关注不行,都快民不聊生了。再一个,不要一上来就制造对立,什么西方言论东方言论,说的是人话就行,而且大部分群众虽然羡慕西方极乐世界,但依然心系家乡东土大唐,或者你们把释伽牟尼佛封了,把《阿弥陀经》焚了,是他在这本经书里介绍了极乐世界位于西方,还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据西方有十万亿佛土之遥,这简直是西方势力的代言人。

你们也知道民众焦虑,他们为什么焦虑?不满和愤怒的确是可以人为挑拨的,但身处困境中的人民群众难道不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遭遇吗?还需要外人挑拨吗?说的群众像个傻子一样,正是因为你们这样的认知,你们这样的内容输出,你们这样的扣帽子打棍子,才更容易激起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以上,请胡锡进老师共勉。

昨天和今天,网易的新年献词在朋友圈刷屏了,“活在当下”“致敬每一个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内容就是盘点2022那些事,一幕幕场景再现,让人泪目,这种泪目的内容不需要多么精心打造巧妙设计,只是还原现实就可以,也没有所谓的感动中国式的内容,大家之所以落泪,与感动无关,只是触摸到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无处诉说的委屈和沉重。跟南周的献媚之词比起来,网易的内容更像是献给普通人的,大家疯狂的转发,我明白是人群太饥饿了太委屈了。严格来说,它不是多么闪光的内容,它不是琼浆玉液,但是人们太需要了,干涸的心灵太需要了,网易扛住了生活的压力,只不过,腾讯注定要在网易的软肋上插两刀,删帖、禁言。网易号的愿景写着“让每一位创作者被看见”,那我想腾讯的愿景大概就是“让每一位创作者不被看见”,千万别说什么腾讯顶着压力,别说什么多不容易,别说什么理解,谁没压力,谁容易,我们也想理解,但理解来理解去,付出的一方总是我们,退让的一方总是我们,好像错都在我们身上,直到退无可退,最终连理解的资格都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网易视频里“那些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是不值得致敬的,他们不是凡人,连正常人都不是,他们哪里是扛住了生活,他们是被抓住了软肋的人,跪在地上苟活在当下,他们活过了2022,却未必能活过2023,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概率,生的计划,死的随机,一群可怜又可悲的人,谈何致敬,只是我们的生活太糟糕了,沉沦的太久了,所有的标准和底线一降再降,连活着,甚至苟活着,都要致敬了。人们总是想挖掘人性的光辉,而且是在他人身上挖掘,只不过找到了这光辉,却不是用来照亮前路继续前行的,人们只是想用这光辉来取暖,把他人点燃,自己在熊熊烈火旁,载歌载舞,像极了春晚。

对于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生存、如何活着,我是没有任何要求的,更不想做人生导师,只是内心有个很低很低的对同类的期盼,咱们可以活得很惨,但不要活得太蠢,文艺点表达就是,“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可是蛆虫实在太多,而且都还幻想着以后自己会变成蝴蝶。

正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不堪的人和事的对比,所以普通成了优秀,正常成了卓越,常识成了真理,活着也成了勇气,所以致敬平凡人,讴歌正常人,从情感上我能够理解,大家抱抱团取取暖,特别是在当下的状态中。但千万别入戏太深,太深就成了“伟大抗疫精神及其弘扬机制研究”,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内生力量”,就和那帮专家学者没有什么区别了,也有区别,区别是他们有学术经费可以拿,何怀宏老师说,“一个读书人只有不靠学术吃饭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学者”,这么说其实那些人也是真正的学者,他们不是靠学术吃饭的,他们是靠不学无术吃饭的。

网易2022年的盘点,是有温度的内容,是给人心带来抚慰的内容,每个人都需要,但又不能给的太多或者说只给这样的内容是不健康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旦全身心投入到这种温暖而又安全的共情里,人们就会忘记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问几个为什么。这些年,很多普通人包括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等等,都不同程度的付出了牺牲了,苦难当然是需要铭记的,但比铭记更为重要的难道不是反思吗?不是要问一下为什么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吗?这些牺牲是不是必须付出,有没有可能不必这么沉重呢?这些都属于老生常谈了,但现如今还不得不谈。很多问题我们得问,即便没有任何回应,我们也要记下这些问题,不能一句简单的“辞旧迎新”,一句简单的“祝大家新年快乐”,所有的事情就过去了,就翻篇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每一年都是这样,每一年都是需要平凡人扛住的一年,就看你能扛几年。

疫情当然是令人不安甚至感到恐惧的,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但更令人不安和感到恐慌的是人,是那些借疫情防控之名放大了那种不确定性的专家和官员,但有一点又是很确定的,这些人的确实实在在增强了灾难性的后果。孔子见了都会曰:“人祸猛于天灾也!”柳宗元见了也会说,“孰知防疫之毒,有甚是病毒乎!”我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感受,因为专家的无能和长期胡说八道,本不应该也不需要成为专业人士的全国人民,正在逐步成长为专家,再这样发展下去,如果还有下一次疫情,相信全国人民都可以独立自主完成抗疫大业了。不要随便拿你的兴趣爱好挑战别人的饭碗,不然你真可能会把别人的饭碗砸了。

2022年我有点沉迷于抖音,因为上面有太多拙劣的表演,但正是这样的表演,很多人赚的盆满钵满,有些有操守的骗子,骗完钱跑路后还不忘开个抖音教育你,告诉你为什么上当,告诉你如何才不会再次被骗,甚至还有人说你再交点钱,他教你如何再把钱赚回来。刷一段时间抖音,你很快会明白,当大家的目标只有赚钱这一件事后,很多事情就变得简单了,面目也变得清晰了,当你知道别人的目标只有赚你的钱这一件事后,你的很多问题和疑惑也就迎刃而解了。比如说你不明白一个国士无双的专家,在抗疫这么重大而又严肃的关头,在救黎民百姓于水火的危难时刻,为何说出那么多大失专业水准的话,做出那么多不负责任的事,当你把他看成一个连花清瘟的头部带货主播,一个金牌传销讲师后,我相信你不再会有疑惑。

疫情期间,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等院士,还有以岭药业董事长吴以岭的女婿贾振华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中药连花清瘟胶囊在新冠病人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一个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这篇论文给出了有利于连花清瘟的结论,但试验本身并未采取国际公认的双盲测试方法,而且作者们也承认:“这个试验设计有缺陷。”论文中说:“由于疫情暴发的紧迫性且患者需要及时治疗,团队没有进行双盲试验,即研究者和受试者都知道真实的给药情况。此外出于人道考虑,研究也没有设置安慰剂对照试验”。看得出来,不论是这篇论文还是连花清瘟胶囊本身,都有很多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赚翻了赚麻了。赚点钱其实没什么,我想指出的是,几位专家的立场不够坚定,不够文化自信,他们大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双盲试验是西方制定的标准,我们中药不搞西方那一套,对于双盲试验我们有自己的理解。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

中国有两种神药可以医治百病,一种叫连花清瘟,一种叫热水。连花清瘟的药效一直无法确定,主要难点在于它的服用方式,毕竟吃它的时候都要喝热水,所以专家会怀疑它只是热水伴侣,蹭了热水的疗效。有人说连花清瘟可造成肝损伤肝衰竭,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注意度就好,就像另外一种神药热水,你不注意度,也会烫嘴。良药不仅苦口利于病,良药烫嘴也利于病。

现实生活正在迅速抖音化,有些时候我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在刷抖音的商业骗局,还是在刷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了,或者线上线下早已打通,抖音只不过是集中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龌龊和丑陋。当刘强东怒斥他的高管是只会写PPT的骗子时,我觉得大强子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意思了,会写PPT的骗子都是有专业素养的,抖音上的骗子不仅没有PPT,连脚本也懒得原创了,最近到年底了,千篇一律的都是“我准备拿出几百个w,交几十个朋友,帮助他们还清债务”,连身后的劳斯莱斯都是租的同一辆。这跟十几年前的富婆重金求子相比,仅仅只是把作为背景和传播平台的电线杆子,换成了租来的劳斯莱斯和抖音了,工具都互联网化和资本化了,思想还是没跟上时代的发展。我都想劝各地包机去美欧日招商的政府部门了,别浪费那个机票了,你们去抖音上交几个朋友,加入几个私董会就行了,他们带你们发财致富。而且刚抵制完人家又去招商,天朝颜面何存,特别是苏州,怎么好意思去日本招商,在苏州日本风情街被粗暴对待的穿和服的女孩,恐怕还没走出阴影吧。

疫情防控放开后,我想最累的就是中国人民和历史了,卫健委一开新闻发布会,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交给中国人民和历史回答。针对中国疫情防控是否放开太快,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调整的快慢问题,我想历史会证明这一点。”其实不仅历史可以证明,病毒都可以证明,这样毫无征兆的放开,把病毒都闪了一下。前不久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国家的疫情防控策略政策符合我国国情,科学有效,得到了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看完总有一种“卫健委严肃约谈人民和历史,二者彻夜未眠做证明题”的感觉。

我们总说三年疫情如何如何,说的好像疫情已经结束了,其实并没有结束,虽然我们内心总有种辞旧迎新的盼望,但病毒并不会随着新的一年到来而自动消失,人们内心没有以往迎接新年亲朋团聚的喜悦,多的是一种兵荒马乱的焦虑不安,甚至有一些人已经失去了至亲至爱。一切都会过去的,这就是时间的疗效,但是怕的是一切还会重来,这也是时间的功效。这片土地上永远不缺言说者,不缺吹哨的人,不缺指出皇帝新装的小男孩,不缺孤勇者,可这些人被砍了一茬又一茬,同样的悲剧却从未减少过,甚至愈演愈烈越来越荒诞,而这些人总有被砍光的时候,虽然勇气的种子依然在,可这片土地早已不会发芽了,种子种在当下,但它早已死于昨天。

2022年12月17日,由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冠中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伟大抗疫精神及其弘扬机制研究”开题论证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对于别的事,我是不担心这些专家具备搞成的学术能力,但不学无术的事,他们还真有希望做成。我很担心他们的学术成果会被应用于下一次天灾而酿成人祸。这种事情以前我们当个笑话看看就行,现在却很有可能变成现实,就像1970年云南海通大地震后发生的事。那个年代,大地震发生后,灾区人民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于是各地源源不断地送来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领袖像章。这当然不是什么灾民的主动要求,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的领导拍脑袋做出的决定。当时云南的官方还发出通知,不搞捐赠活动,已捐赠的东西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的精神救灾结果可想而知,直到1982年,官方才首度公布了死亡人数:15621人。震级7.7级。

2022年发生了很多大事,网易尽力一一列举了,有种鸟雀仓惶、秋蝉悲鸣的感觉,或许他们也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2023就要来了,日子并不会变好,面对突如其来的离去,我们都要学会告别,“我们该怎么告别呢?”“像当初见面时那样。”再见,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