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 Time: < 1 minute作者：蚂蚁过冬
有句话说，“不关心政治的人，不值得深交”，因为关心政治，不仅是关心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更是关心社会的公平正义。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则更深刻地道出了理解政治的意义：“为了我的孩子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与哲学，为了他们的孩子能够自由地享受文学和艺术，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
所以说，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所有热爱自由之人的副业。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因为缺少问题意识和重要性感受，使得对政治的关心走向极端、琐碎：
有的人陷入抽象概念，离真实世界越来越远。比如某些喜欢宏大叙事、自我陶醉的文人，他们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诉求”视而不见，对“政治秩序的走向和风险”也漠不关心。
有的人被信息茧房束缚，陷入了情绪的宣泄、意识形态的对立。比如社交媒体上争吵最激烈的话题，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敌我势力、贫富差距、性别对立、海外战争……
因此，从人类政治秩序的演化进程中，提炼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并形成一套最简约的分析框架，是正确关心政治的第一步。
在千百万年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一切的政治困境，其实都可以聚焦于四个连贯的重大问题。并且，它们恰好对应了四位大思想家的追问和解答。
1.霍布斯问题：人类为何需要国家？
在国家诞生之前，或是任何无政府的社会，人们既不能抵挡外来侵略，也无力惩罚暴力犯罪，所有人都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这就是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的“自然状态”，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社会充斥着“猜疑、掠夺、欺诈、凌辱和谋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孤独、贫困、卑污、残忍且短寿”。
政治学者包刚升在《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洞见：“国王是安全的保护者，法律的执行者和秩序的提供者。国王所代表的有效国家出现之日，才是人类政治文明奠基之时”。
这就是所谓的“霍布斯问题”：没有国家，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权，也就不会有任何公平正义、市场分工和科学人文。
每当国家转型陷入危局，或是社会变得混乱无序，政治家、思想家的讨论，都绕不开“霍布斯问题”。
霍布斯
没有权威可怕，权威的膨胀同样可怕。“自然状态”的难题被解决后，新的难题也随之产生。
当君主的权力不受约束、被随意滥用，民众就会活在生杀予夺的悲惨境遇中。君主则是深陷滥施暴力、信任危机的恶性循环。国家就这样堕入了统治成本高昂、“安危系于一人”的陷阱中。
东西方的各大帝国，都曾因为权力膨胀和滥用，导致了民不聊生、血流成河、国家败亡的惨烈后果。
中国古人对专制的危害最有切肤之痛，发出过“硕鼠硕鼠”，“苛政猛于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哀叹。从古罗马帝国，到近现代的拿破仑、希特勒，专制暴君都是以绝对权力，将国民拖入血腥的内外战争。
正如英国思想家爱德华·阿克顿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任何人都不该对权力怀有“绝对美好”的期望，去无限制地美化、壮大权力。
包刚升在《抵达》一书中指出，所谓“阿克顿问题”，就是对“人类为何要限制权力”的追问和解答：人类需要国家，但是国家权力越强大，其危害就越大；越是受困于强大统治的地方，就越绕不开“阿克顿问题”。
阿克顿
“阿克顿问题”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必须限制权力”。于是，“如何有效地限制权力（如何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就成了人类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首次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构想：以宪法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特别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无论是限制公权还是保障私权，其核心都是以“分权制衡”施行法治。
“限政法治”意味着，政府的权力（power）必须是有边界的、受法律约束的，“法无许可皆禁止”。相对的，公民的权利（rights）则应该是“法无禁止皆许可”。
但是，当我们面对的是垄断了军队、警察、经济、司法、宣传、教育的国家，任何质疑、分化绝对权力的言行，都可能是危险的、徒劳的。
正如包刚升在《抵达》中回顾的：在“如何限制权力”的古老命题上，人类流血牺牲最多，过程也最为艰难曲折。
英国在建立有限政府之前，历经了内战、独裁、复辟等多次血腥的动荡。美国则是经过战争、分裂、制宪、党争等危机之后，其限政法治才逐渐落地。
除了英美，各国限政转型的过程更加艰险。文化传统、国际局势、偶然事件等等都可能使其夭折。
法国在大革命后经历了恐怖、混乱、软弱的两个世纪。德国、日本则是经历了惨烈的战败，才勉强实现了有限政府。东欧、拉美各国更是普遍从“半法治”的路上，退回了强人政治。中国从清末开始，100多年过去，有限政府的进程也一言难尽……
所谓“洛克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国家权力”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有了分权制衡的方案，但很多国家要实现有限政府，前路依旧漫长。并且，越是法治传统薄弱的地方，“洛克问题”就越突出。
约翰·洛克
19世纪法国思想家亚历克西·托克维尔，以《论美国的民主》塑造了“民主”在现代人心中的正面形象：民主可以通过公平选举、市民社团和舆论监督等方式，有效地制约公权力；民主将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并扩散到全世界。
但是正如包刚升在《抵达》一书中指出的，现代人太热爱民主，以至于常常忽略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警告：
“一人一票、毫无门槛”的民主看似诱人，却天然具备仇视精英、享乐主义、政治对立、社会原子化等弊端；民主最大的危险是，当“多数派”变成绝对权威，民主很容易被寡头操弄，走向“多数人的暴政”。
古希腊公民大会、法国大革命时期，都曾以“民主表决”的方式滥杀无辜、剥夺人&权，这就是“多数人暴政扼杀少数人权利”的前车之鉴。
在当代，民主导致了西方的福利主义、种族政治、政党极化、道德虚无，还有纵容恐怖主义和专制扩张。而专制国家则是以“民主”之名，行“1984”之实。
包刚升指出，以上种种，就是现代人最大的政治危机——当“有效约束国家”的难题解决之后，由民主带来的“约束国家误区”就会产生。
因此，所谓“托克维尔问题”就是：既然无法阻挡民主，那么如何才能防范民主的弊端？
托克维尔的回答是：民主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权力无论如何产生，归多少人掌控，都是危险的，都应该竭力限制。越是在民主神话的时代、极&权谎言盛行的国家，就越绕不开“托克维尔问题”。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
这四大问题，恰好为“如何实现良善政治”这一人类最重要的命题，提供了统一性、创造性的解释。读懂了四位大师的追问和解答，也就读懂了人类政治的现实、本质和未来。
上文所述的“人类四大政治问题”，来自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包刚升老师的新书《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