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一切政治困境,都逃不出这四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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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蚂蚁过冬

有句话说,“不关心政治的人,不值得深交”,因为关心政治,不仅是关心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更是关心社会的公平正义。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则更深刻地道出了理解政治的意义:“为了我的孩子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与哲学,为了他们的孩子能够自由地享受文学和艺术,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

所以说,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所有热爱自由之人的副业。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因为缺少问题意识和重要性感受,使得对政治的关心走向极端、琐碎:

有的人陷入抽象概念,离真实世界越来越远。比如某些喜欢宏大叙事、自我陶醉的文人,他们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诉求”视而不见,对“政治秩序的走向和风险”也漠不关心。

有的人被信息茧房束缚,陷入了情绪的宣泄、意识形态的对立。比如社交媒体上争吵最激烈的话题,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敌我势力、贫富差距、性别对立、海外战争……

因此,从人类政治秩序的演化进程中,提炼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并形成一套最简约的分析框架,是正确关心政治的第一步。

在千百万年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一切的政治困境,其实都可以聚焦于四个连贯的重大问题。并且,它们恰好对应了四位大思想家的追问和解答。

1.霍布斯问题:人类为何需要国家?

在国家诞生之前,或是任何无政府的社会,人们既不能抵挡外来侵略,也无力惩罚暴力犯罪,所有人都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这就是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的“自然状态”,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社会充斥着“猜疑、掠夺、欺诈、凌辱和谋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孤独、贫困、卑污、残忍且短寿”。

政治学者包刚升在《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洞见:“国王是安全的保护者,法律的执行者和秩序的提供者。国王所代表的有效国家出现之日,才是人类政治文明奠基之时”。

这就是所谓的“霍布斯问题”:没有国家,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权,也就不会有任何公平正义、市场分工和科学人文

每当国家转型陷入危局,或是社会变得混乱无序,政治家、思想家的讨论,都绕不开“霍布斯问题”。

霍布斯
霍布斯

 

2.阿克顿问题:为何必须限制权力?

 

没有权威可怕,权威的膨胀同样可怕。“自然状态”的难题被解决后,新的难题也随之产生
当君主的权力不受约束、被随意滥用,民众就会活在生杀予夺的悲惨境遇中。君主则是深陷滥施暴力、信任危机的恶性循环。国家就这样堕入了统治成本高昂、“安危系于一人”的陷阱中。
东西方的各大帝国,都曾因为权力膨胀和滥用,导致了民不聊生、血流成河、国家败亡的惨烈后果。
中国古人对专制的危害最有切肤之痛,发出过“硕鼠硕鼠”,“苛政猛于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哀叹。从古罗马帝国,到近现代的拿破仑、希特勒,专制暴君都是以绝对权力,将国民拖入血腥的内外战争。
正如英国思想家爱德华·阿克顿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任何人都不该对权力怀有“绝对美好”的期望,去无限制地美化、壮大权力。
包刚升在《抵达》一书中指出,所谓“阿克顿问题”,就是对“人类为何要限制权力”的追问和解答:人类需要国家,但是国家权力越强大,其危害就越大;越是受困于强大统治的地方,就越绕不开“阿克顿问题”。
阿克顿
阿克顿

 

3.洛克问题:如何有效地限制权力?

 

“阿克顿问题”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必须限制权力”。于是,“如何有效地限制权力(如何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就成了人类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首次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构想:以宪法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特别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无论是限制公权还是保障私权,其核心都是以“分权制衡”施行法治。
“限政法治”意味着,政府的权力(power)必须是有边界的、受法律约束的,“法无许可皆禁止”。相对的,公民的权利(rights)则应该是“法无禁止皆许可”。
但是,当我们面对的是垄断了军队、警察、经济、司法、宣传、教育的国家,任何质疑、分化绝对权力的言行,都可能是危险的、徒劳的。
正如包刚升在《抵达》中回顾的:在“如何限制权力”的古老命题上,人类流血牺牲最多,过程也最为艰难曲折。
英国在建立有限政府之前,历经了内战、独裁、复辟等多次血腥的动荡。美国则是经过战争、分裂、制宪、党争等危机之后,其限政法治才逐渐落地。
除了英美,各国限政转型的过程更加艰险。文化传统、国际局势、偶然事件等等都可能使其夭折。
法国在大革命后经历了恐怖、混乱、软弱的两个世纪。德国、日本则是经历了惨烈的战败,才勉强实现了有限政府。东欧、拉美各国更是普遍从“半法治”的路上,退回了强人政治。中国从清末开始,100多年过去,有限政府的进程也一言难尽……
所谓“洛克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国家权力”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有了分权制衡的方案,但很多国家要实现有限政府,前路依旧漫长。并且,越是法治传统薄弱的地方,“洛克问题”就越突出。
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
4.托克维尔问题:如何防范民主的弊端?

约束权力的“政治发明”,除了限政,还有民主。
19世纪法国思想家亚历克西·托克维尔,以《论美国的民主》塑造了“民主”在现代人心中的正面形象:民主可以通过公平选举、市民社团和舆论监督等方式,有效地制约公权力;民主将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并扩散到全世界。
但是正如包刚升在《抵达》一书中指出的,现代人太热爱民主,以至于常常忽略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警告
“一人一票、毫无门槛”的民主看似诱人,却天然具备仇视精英、享乐主义、政治对立、社会原子化等弊端;民主最大的危险是,当“多数派”变成绝对权威,民主很容易被寡头操弄,走向“多数人的暴政”。
古希腊公民大会、法国大革命时期,都曾以“民主表决”的方式滥杀无辜、剥夺人&权,这就是“多数人暴政扼杀少数人权利的前车之鉴。
在当代,民主导致了西方的福利主义、种族政治、政党极化、道德虚无,还有纵容恐怖主义和专制扩张。而专制国家则是以“民主”之名,行“1984”之实。
包刚升指出,以上种种,就是现代人最大的政治危机——当“有效约束国家”的难题解决之后,由民主带来的“约束国家误区”就会产生。
因此,所谓“托克维尔问题”就是:既然无法阻挡民主,那么如何才能防范民主的弊端?
托克维尔的回答是:民主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权力无论如何产生,归多少人掌控,都是危险的,都应该竭力限制越是在民主神话的时代、极&权谎言盛行的国家,就越绕不开“托克维尔问题”。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
这四大问题,恰好为“如何实现良善政治”这一人类最重要的命题,提供了统一性、创造性的解释。读懂了四位大师的追问和解答,也就读懂了人类政治的现实、本质和未来。
上文所述的“人类四大政治问题”,来自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包刚升老师的新书《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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