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初登美国防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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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wei 北美财商小课堂

有经历过诈骗事件吗?

如果答案是“有”, 那恭喜你,人生完整了;

如果答案是”无“,那同样恭喜你,自带防诈装备,体质特殊需要珍惜。

今天要聊的话题是新移民初登美国要提防哪些诈骗套路。

尽管在中国可能已经被锻炼的火眼金睛,但初来美国,由于环境变更,很多情况不熟悉,再加上英语没那么熟练,可能依赖之前的经验未必能很快识破,所以这本”防诈宝典“送给大家,随身携带,谨防被骗。

以下常见的诈骗套路都来自于小编自己以及身边朋友的血泪经验,前车之鉴,希望能做后人之师。

(排序大致依据隐蔽及危害程度由高到低)

美国媒体报道过这种骗局
美国媒体报道过这种骗局

Money order 骗局

最隐蔽的诈骗方式可能就是Money order(汇票)骗局,也包括cash check(现金支票)骗局。

 

这个骗局之所以隐蔽,就是因为在中国我们对现金支票或者汇票完全不熟悉,因此不清楚它其中的运行机制。

常见的诈骗套路是这样的:

假设你在某求职网站上填写了求职信息,然后一家金融公司给你打电话约你某日面试,同时告诉你,在面试前有一份PART TIME的工作是否愿意尝试。
这份PART TIME 的工作听起来很容易完成:这家金融公司会给你寄一张(或几张)支票或者汇票,你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里,留下1、200刀作为报酬,剩下的钱需要去购买某种东西(比如比特币等),买完后你需要到某一网站提交购买评价。
听起来工作内容SO EASY,且你很快就收到了支票(汇票),你存入了自己的银行账户,第二日就可以取钱出来,自觉完全没问题,于是就按照指令购买了某类东西并提交了评价,这样的交易每天都会进行。
直到5日之后,银行通知你,你存入的支票(汇票)是空头支票,银行已经将你取出的钱从你原来账户里扣除了,同时还会因为你存入虚假支票(汇票)而对你实施罚款。
此时你才意识到,你受骗了

这个骗局之所以非常多发,就是因为银行在处理支票(汇票)需要4-5个工作日,而此之前,银行会默认你存入的支票(汇票)是没问题的。就是这个时间差使得很多人上当受骗。

如果是USPS开出的MONEY ORDER,可以打上面电话确认其有无问题
如果是USPS开出的MONEY ORDER,可以打上面电话确认其有无问题

 

因此,对于陌生人给与的支票或者汇票,特别特别要让银行先REVIEW一下,确认没问题后再下一步的操作。如果是POSTAL MONEY ORDER,USPS官网也提供了查询工具,可以检索是否虚假汇票。

 

 

杀猪盘

杀猪盘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段,通常会通过社交媒体,比如微信和短信等添加好友,然后不断深入骗取信任和钱财。

常见的套路主要有:

微信:在某微信群里假装对某话题感兴趣添加你为好友(要知道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会比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更加依赖微信群),通过后就开始各种套路,话没说几句,就开始给你甩照片,如果你是女性,会给你发一些帅哥照片;如果你是男性,会给你发一些美女照片(都声称是他们自己的照片,鬼知道背后是不是个抠脚大汉),然后表达进一步交友的愿望,并同时无事嘘寒问暖,进而大谈虚拟货币交易或者换汇等,但凡此种都需要格外留心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毫无疑问绝对是杀猪盘,尽快拉黑,并举报给群主,以免祸害他人。
常见的杀猪盘头像特征,不是美女帅哥,而是狠辣屠夫
常见的杀猪盘头像特征,不是美女帅哥,而是狠辣屠夫

 

短信:常见的套路是:我是XX介绍的要找你做XX的人,有时间我们沟通一下等等,如果你回复是不是发错人了,对方会立刻热情万分地回复:“相识是缘,不妨认识一下云云”,对于这种情不知所起的热情,一定要警惕,要警惕,要警惕。

识别杀猪盘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美女帅哥照;

二是情不知所起的深情。

诈骗电话

识别诈骗电话最显明的标志就是对方虽然声称是某某(经常是通讯公司、保险公司、出入境管理局等等)客服,但却讲中文

一听到讲中文的客服,就一定要在心里打个问号,毕竟这是在美国,客服怎么可能第一语言是中文?

小编曾经接到过一个自称是T-MOBILE的客服,说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办理了新的电话卡并且在使用。当时小编刚到美国不久,差点上当,还好留了个心眼,在可靠的微信群里问了下,才知道是骗局。

SO,接到陌生电话,很多是会被标记“Scam Likely(疑似诈骗)”,可以直接摁掉。但有些可能会被标记成公司名称,但即便如此,如果对方讲中文,一定要提防,一定要提防。

比较好用的诈骗电话检索网站,可以检索一下
比较好用的诈骗电话检索网站,可以检索一下

比较好用的诈骗电话检索网站,可以检索一下

防范的方法之一就是去Google一下打过来的电话,也有专门的诈骗电话检索网站,看上面的图,都可以检索一下。对你来说,可能是陌生电话,但对广大网友来说,可能早就是黑名单上的电话了。

 

钓鱼网站(邮件。短信)

在美国,邮件包括电子邮件都是极常用的联系方式(在中国小编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过纸质邮件了),没想到在美国却成为了最常用的沟通方式。

有一些邮件(短信)看起来很正式的样子,通知你邮件收发有问题,或者银行卡出了问题,然后附上一个网址,让你自行查询。

打开网址后,乍一看好像是USPS或者某某银行的网站,然后就需要输入你的各种信息来查询,这种索要信息的网站一定要警惕了

虽然它长得像,但它不是啊!

小编就曾经打开过一个看起来USPS的网站,看起来很像,但还是有区别。为保险起见,我另外GOOGLE 了USPS的官网,果然不是这个看起来很像的网站。由此可知这个是诈骗网站。

钓鱼网站的主要特征
钓鱼网站的主要特征

 

钓鱼网站有以上特征,包括可疑的网址,从个人的邮件发出的,错误的语法和拼写等,最容易识别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总是打扮成一件很迫切的事件,不马上办就会导致很严重的结果。很多人就是因此引发的惊恐心理从而上当受骗的。

因此收到这样的邮件一定要先冷静,再检索求证确认不是钓鱼网站后再处理。

 

购物网站的骗局

很多新移民刚来美国,会添置很多东西,有时候会想购买一些二手物品。美国提供二手物品的购买网站也很多,比如FACEBOOK MARKETPLACE 等。

购物网站隐藏的常见诈骗手段就是在你还未见到商品之前,让你先付款,等你付款后,卖家借口账户冻结等原因,不肯见面或者不肯发货,等你再联系卖家时,卖家人间蒸发。

在线购物首先选择信誉良好的网站,其次要看店铺或者个人的评价,对于价格好到离谱的商品心存警惕,然后要用信用卡付款而不是借记卡。如果是当地卖家则尽可能选择线下交货。

互联网、现代金融的发明给大家提供了很多便利,但也给诈骗行为提供了可利用的空间。注意安全,防范风险,保护好我们的钱袋子是理财的第一要素。

席卷美国的“政治正确”文化马克思主义”—威权(法西斯)主义人格,多元文化,女拳,LGBT”等观念的发明者犹太法兰克福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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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殿中 2023年10月27日 20:46
Gramsci Antonio
Gramsci Antonio
意大利的职业革命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1891~1937)为如何实现马克思的美梦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理论:要摧毁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先摧毁西方文化。他认为,马克思预言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在欧洲战争中如期爆发,是因为西方文化和基督教糊弄了工人阶级。大家都信上帝了,谁还想去造反,去杀人啊。  怎么办呢?葛兰西认为只有摧毁基督教,干掉西方文化,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才能爆发,共产主义才能实现。考虑到工人阶级都快变成中产阶级了,没有闹革命的动力了。今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就甭指望工人了,而应由罪犯、妇女和激进少数派冲锋陷阵。葛兰西决定共产主义革命的新的战场不应该是经济领域而应该是文化领域,包括学校、教会、民间组织、文学、媒体、娱乐、科学和历史等。这些领域必须被彻底改造。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观点被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由于葛兰西在文化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开创性的见解,他被后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教父”。
那个时代的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亲密战友,匈牙利共产党人格奥尔格·卢卡奇( György Lukács)也有类似的想法。卢卡奇曾于1918年当过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部长。在此期间卢卡奇意识到,如果家庭单位和性道德受到削弱,社会便会发生解体 (He knew that if he could destroy the West’s traditional sexual morals, he would have taken a giant step toward destroying Western culture itself.)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卢卡奇实施了一项专注于这两个目标的政策,他给它加上了“文化恐怖主义”(cultural terrorism)的标题。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儿童思想为目标,通过宣讲活动鼓励他们揶揄和拒斥基督教伦理。在这些活动中,儿童们被呈上色情图片,并被教导随意的性行为,也就是乱性、滥交。卢卡奇的高论得到了葛兰西的赏识,两人交流后一拍即合。就这样,文化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了。这两位一直到今天都被公认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奠基人。
György Lukács
György Lukács
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尽管安东尼奥·葛兰西曾与当时的议员、后来的法西斯头子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在议会中密切合作,尤其是在对于斯大林的批评上他们情投意合,但在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于1922年上台后,葛兰西被视为对国家稳定的严重威胁,于是在1926把这位共产党领袖以”企图破坏意大利国家“为罪名关进了乌斯蒂卡的监狱岛。硬汉葛兰西在狱中没有闲着,他奋笔疾书,完他成了巨著《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那本书里面最鲜明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文化霸权是指通过意识形态或文化手段维持的统治或统治,即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信仰和利益。葛兰西认为,通过诸如学校,教堂,法院和媒体等社会机构传播意识形态(信念,假设和价值观),可以让被统治者认同统治者的统治。因此,谁控制了这些机构谁就控制着整个社会。葛兰西以此解释为什么马克思预言的工人领导的革命为什么没有实现。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不仅仅是阶级结构及其对工人的剥削,而且更是文化。马克思没有对意识形态的力量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西方社会的文化阻碍了无产阶级的起义。葛兰西在1929年至1935年间撰写的论文《知识分子》中描述了意识形态通过宗教和教育等机构再现社会结构的力量。他认为,通常被视为社会生活的独立观察者的社会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融入了特权阶层,并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他们充当统治阶级的“代表”,教导和鼓励人们遵循统治阶级建立的规范和规则。文化霸权说明了使西方文明成为现实的各种因素,从而阻止了共产主义革命。关键是要继续“阶级战争”,但同时要从内部破坏这些因素。这些因素是:基督教,权威,性约束,个人的责任,遗传性,法,真相,家庭,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社区,保守主义,语言,传统。葛兰西认为,媒体和学术界必须发布“反霸权”的信息,破坏和摧毁西方文化!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想是宏大的,构思是极富创意的,但他的一生却是坎坷的、悲壮的。被囚禁了8年后他终获出狱,不久他就英年早逝,告别尘世的喧嚣,到他祖师爷马克思那里报到去了。欧洲的一颗巨星陨落。 
格奥尔格·卢卡奇的脑瓜子没那么死板。二战期间他躲在老东家莫斯科吃瓜。二战结束后他回到了已是苏联附庸国的匈牙利。充满讽刺意味的是,1956年发生了著名的“匈牙利反革命暴乱”,而这个马克思主义领袖居然是那场反革命暴乱的领导人之一,大水冲龙王庙啊!好在这家伙命大,没跟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目纳吉·伊姆雷(Imre Nagy) 那样被苏军法庭秘密处死,一直活到1971年。 
葛兰西和卢卡奇提出文化马克思主义,这只是该理论的草创阶段。他们提出了问题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把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性的阐述并全面发展的,主要是一个名叫“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的功劳。 
The Frankfurt School of Critical Theorists
The Frankfurt School of Critical Theorists
法兰克福学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23年。那一年激进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格·卢卡奇受邀在德国法兰克福主持为期一周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他的那个独创性的见解使与会者深受启发和鼓舞,学者们一鼓作气建立了以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为蓝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库和研究中心。该中心最初的名字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但考虑到马克思的名誉不是很好,很多人讨厌马克思。于是这帮人选择了一个比较不露骨,低调一些的名称:“社会研究所”。这,就是日后在欧美和全世界如雷贯耳、影响卓著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所一开始的负责人是Carl Grünberg,但不久后他重病缠身。那个机构在1930年之前可以说是碌碌无为,成果寥寥。1930年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成为那个机构的头后,四处招兵买马,网罗了当时欧洲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那个机构变成了一个兵强马壮、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队(“The Institute began as a Marxist study group”),在那之后可以说是硕果累累,震撼世界。 
Max Horkheimer
Max Horkheimer
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方法论就是他们提出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按照他们自己的解释,批判理论是通过揭露制度和文化中的霸权对畸形社会(如奴役、不平等、压迫等)的制造和复制,以期启蒙人的自觉、反抗的意识和能力,以获得自由、解放的理论。
一句话:寻找和制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挑起仇恨,批判和摧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通过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的方法来实现马克思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文化成为“批判理论”研究的重心而不是经济。
受卢卡奇和葛兰西的启发和影响,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从政治和经济理论转化为文化术语了,也就是重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方法以使之适应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老马他虽贵为天才但也一样犯了低级错误,轻视了文化在所谓“上层建筑”中的作用。而文化不仅仅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且应该是一个独立且非常重要的变量。如果只着眼于经济基础,整天盯着五斗米打馊主意,指望工人阶级闹革命,这特么扯淡!工人阶级早就颓废成中产阶级也就是小资产阶级了,还能指望他们?有多远滚多远去!
既然连工人老大哥都不行了,那还能指望谁领导共产主义革命呢?  这个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扯蛋了几十年都没有理想的答案。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法兰克福派的重炮手,号称“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表人物”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对此问题做出了响亮的回答:
一个由黑人、学生、女权主义妇女和同性恋者组成的联盟,将是承当埋葬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主力军(“a coalition of blacks, students, feminist women and homosexuals.”)。
马尔库塞同志厉害不?
马尔库塞的理论是卢卡奇的文化激进主义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拼接,最终产品就是成熟的完整的文化马克思主义。
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如今在美国以“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和“政治正确”著称著称。
哈哈哈,各位老铁找到了这两个词的出处了吧!看出名堂了没?对了,马尔库塞30年代随着法兰克福学派一起撤到了美国,1940年移民美国。 
Herbert Marcuse
Herbert Marcuse
文化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风生水起
在法兰克福学派创建不到十年的光景他们就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这就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Germa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
简称纳粹(Nationalsozialistische)。 
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摇身一变,成了哥伦比亚社会研究所,这一股祸水被引来了美国。
我很奇怪,法兰克福学派是在1934年被踢出德国的,当时他们干嘛不直接去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苏联避难反而逃到资产阶级大本营美国呢?当时纳粹和苏联的关系好得很呢,有谁不准他们去吗?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多数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回到了德国,然而马尔库塞却留了下来。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从事理论研究,成果卓著,以至于到了60年代,他成为美国新左派(New Left)的理论大师、鼻祖,你也可以说他就是美国左派的张春桥哈。和老马、老列一样,这家伙也是个暴力狂。1965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压制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的论文,提出一个新观点:资本主义民主制可能具有极权主义的一面(capitalist democracies can have totalitarian aspects)。他主张一种不能容忍压制性(即右翼)政治运动的宽容形式(“he advocates a form of tolerance that is intolerant of repressive (namely right-wing) political movements”)。他最响亮的一句名言就是 “宽容就意味着对右边运动的不宽容,对左边运动的宽容。”(“Liberating tolerance, then, would mean intolerance against movements from the right, and toleration of movements from the left.”)。换在今天的意思就是:对ANTIFA和BLM的暴力行动要宽容,而对保守派就决不可以。就这一席话当年激怒了好多保守派学者,这不是要把右翼保守派斩尽杀绝吗?由于他的一系列暴力革命学说太扎眼,就连很多温和左派都不稀饭他的主张。
The United States in 1968
The United States in 1968
当年马尔库塞活着的时候,他的梦想只是仅限于梦中,一个也没有实现。如今他的许多美梦都被后人实现, 他对美国的影响在他死后的几十年一一实现了。例如前面提到的马尔库塞的得意门生之一 学术界称之为”little c communist,”的Angela Davis,正在成为BLM的有力支持者之一。马尔库塞的那句“宽容就意味着对右边运动的不宽容,对左边运动的宽容” 正在成为ANTIFA的座右铭。
马尔库塞的另一个奇葩理论是就是他深信要实现文化解放,彻底的性解放至关重要。在他的《色情与文明:弗洛伊德的哲学探究》(Eros and Civilization :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中就是这样表述的。正如那本书的副标题所揭示的那样,这本书是对新马克思主义与新弗洛伊德主义相结合的进一步尝试。1955年出版的《色情与文明》这本书引起了19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关注,并很快成为当年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之一。由于这个论题的强烈的拉眼球效应,这本书成为热门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它著作也引起了众多学生激进团体的喝彩,并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各种著作作为教科书带入了世界各地的大学讲堂。马尔库塞的这一理论为1960年代的青少年性叛乱提供理智依据。电影《阿甘正传》里面讲了一点60年代美国的那场性革命,马尔库塞其实就是其精神导师。 
Sexual Revolution in 1960s
Sexual Revolution in 1960s
虽然他鼓动乱性和鼓励同性恋同志们扯旗造反,但他本人却是中规中矩的传统婚姻坚守者,如假包换的非同。顺便说一句,他的坟头上如今是杂草丛生,一派荒凉。ANTIFA该派人去经常给他扫墓了,以表示一下对老前辈的尊敬。
在美国的那些年中,法兰克福学派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成就卓著。那些学者的论文或著作可以说都是重磅中之重磅,篇篇都刺中西方文化的要害, 一直到今天仍然发光闪亮,照耀着千百万美国极左派战士们的征程。这里要说一下另一本书:《威权主义人格》(英文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亚马逊可以买到),作者是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 – 1969),此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个重炮级的人物。纳粹执政后,他逃到美国,1938-1941年间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国大本营纽约的社会研究所作研究。1941-1948年间他出任普林斯顿·拉杜克社会研究项目课题组组长,专门主持权力主义的研究。1948-1949年间,他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社会歧视研究项目课题组组长。
在他洋洋洒洒近千页的《威权主义人格》这本书中,最臭名昭著的部分,也是经久不衰的,是他发明的Adorno F量表(F是法西斯主义的F)(F-scale,The “F” stands for “fascist”),。F量表的目的是衡量通常由专制主义定义的反民主人格结构。F量表测试的得分高于80,表明该受试者可能患有严重的心理病理学。该量表专门检查以下人格维度:传统主义,威权主义的屈从,威权主义的侵略,宗教与道德。  换句话说,

你如果有很深刻的传统价值观念,

你服从权威,

你信宗教,

那么你可能具有权威主义性格,

有心理疾病,

你可能是个心理上的法西斯分子。

这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发明的这个心理测试,把社会过程与人格特征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忽略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的人们的文化差别。
这是致命伤。照这么个测试法,大部分美国的基督徒、保守派、穆斯林、西班牙裔,华人,包括您,都有可能具有法西斯人格。您怎么看?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除此之外,和其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这本书中有关性的见解也很奇葩。他把美国的传统的有关性别角色和性观念的看法重新定义为“偏见”,他将它们比作导致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传统。
跟马克思的基于经济地位的阶级斗争论不同的是,他将社会分为两个主要群体:一个是压迫者(男性)群体,另一个是受害者(其他)群体。他认为历史和现实是由控制传统制度的那些群体塑造的。男人和女人的社会角色是由于“压迫者”所定义的性别差别。性别这个东西不是自然产生的,并不是真实的,而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 Gender did not exist in reality, but was a “social construct”, 这个意思就是,性别这种东西本不存在,不过是社会压迫者群体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定义的一种东西,或者说是偏见。大男人需要压迫女人了,于是就凭空臆想出“男性”和“女性”出来,这样一来男性就可以压迫女性了。
这种荒唐透顶并违反科学的说法居然今天还在美国的大学课堂中被传授。你相信性男孩女孩一见倾心互相吸引这种事情是社会赋予的而不是天生的吗?你认为科学家通过科学实验确定的男女染色体的XX 和XY 并且由此造成的男女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不同纯粹是科学家们的臆想或编造吗?任何人如果相信了西奥多·阿多诺这套鬼话,自然地联想下去就会认为,既然性别不过是压迫者的偏见的结果,那么反抗这种压就要取消性别,就是要让XX=XY!  男人有权进女厕所!  我就奇怪了,如果性别是臆想出来的东东,那么为什么女性就可以怀孩子生孩子而男性就不能?  尽管如此荒唐,他这个理论早就成为美国民主党进步主义者的信条。事实上在美国取消性别的努力已经大获成功!  这些年来,同性结婚,变性人参军,变性人参加体育比赛,男女同厕都已经开始实现了。本届国会已经正式决定:取消有关性别的词,包括“男”和“女”的说法,统统取消!代之以中性词汇。 
对阿多诺这套谬论深信不疑的人们却无法在逻辑上自洽。一方面,他们蔑视人类传统的男女性别,认为那不过是社会强加于人们的而不是自然产生的,可以跟消灭偏见那样予以消灭。另一方面,他们却为LGBTQ群体强烈辩护,总是在强调LGBTQ性倾向是自然产生而不是被外人强加的,社会必须接受,并承认其合法性。
天才的他本应该发明一种C量表(C是共产主义的C)(C-scale,The “C” stands for “communist”),但他没有。原因显而易见,他崇拜的就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
文化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空前胜利
在前面一节中,我们看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是如何转战美国,布局美国,改变美国的。他们一开始只是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所里的法兰克福学派,但很快他们就在美国找到了同志和战友。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文化马克思主义借着美国“反种族主义”和“反越战”的运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当年那些愤青不想去越南战场和越共作战时,他们不能简单地说“我怕死”,而是要寻找理论上的支持。
文化马克思主义既给了他们提供了理论根据也给他们指明了方向,同时还用性滥交、吸毒等生活方式给他们以慰藉和刺激。当年那些反战愤青早已成为美国大学里的知名教授,媒体明星,政府高官。很少有媒体人或学者跟拍下那张荣获无数大奖的“西贡枪决”照片的埃迪·亚当斯(Eddie Adams)那样对当年的作品的片面性有所悔悟,绝大多数“颓废青年”仍然坚持他们当年的观点,继续向他们的学生传播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然,跟法兰克福学派一样,他们很少直接使用“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标签以避嫌,但他们确实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文一开始提到的拜登的交通部长Pete Buttigieg的老爸Joseph Buttigieg就是一位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教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是用意大利语写的,那么是谁把他的这部巨作还有别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出版的呢?这个人就是Joseph Buttigieg。各位可以去亚马逊网站上搜索Joseph Buttigieg, 可以看到那本由他翻译的葛兰西的著作。 
实际上美国这一百年的变迁确实有些不过就是自然的演化和发展,但还有一些是精心设计的结果。这“精心设计”就是美国多年来的明显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指纹印记”的那些重大变迁。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指纹印记”,第一大特征就是妖魔化某些个群体,极度美化某些群体,以此挑起对立,制造仇恨。他们认为社会是由“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群体组成的。说通俗一点就算由“好人”和“坏人”构成的。马克思他本人的鉴定“好人”和“坏人”的依据是经济状况 —— 穷人是好人,富人是坏人。工人阶级是被压迫者,是好人。资本家是剥削者、压迫者、是坏蛋。马克思用这种制造仇恨的办法挑起工人和企业的对立,鼓动工人使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文化马克思主义不是根据经济状况来决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而主要是根据文化等因素。如果还按照原教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状况决定论的话,那么索罗斯、比尔盖茨、小札、布林等左派大阔佬们统统是恶魔。  如今的左派划分好人和坏人的依据首先是种族:白人是坏人,黑人是好人。然后他们按照性取向划分好人和坏人:LGBTQ是好人,普通的男人女人则是坏人。另外就是按照宗教划分好人和坏人:基督徒是坏人,无神论者是好人。如果划分细致一些,白人男人是坏人,白人女人中的女权主义者却是好人。同是少数族裔,黑人是好人,墨西哥裔也是好人(尽管有些墨裔是白人),而咱们亚裔则是坏人。同样是宗教的信徒,基督徒是坏人,穆斯林却是好人。当然,就跟马克思本人一样,他们从来就没有直接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他们的理论宣传中明确地让人们感觉到谁好谁坏,因为他们明确地告诉人们谁是压迫者谁是被压迫者。 
如今在美国你如果批评了黑人的任何缺点,那么你肯定是个种族主义者。乔治城大学最近开除了一位知名的女教授 Sandra Sellers,就因为她在教员讨论会上说了一句黑人学生成绩差。
你不愿意赞美同性恋吗?那你就有“同性恋恐惧症”(Homophobia)。
你对非法移民大批涌入美国表示反对吗?那你一定抱有严重的仇外心理(xenophobia)。
你反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吗?那你一定是在渲染和传播“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
马克思当年提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这在美国从未实现过。但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却在美国成功地实现了政治正确专政(dictatorship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这,统统是在文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巨大成功!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指纹特征就是马克思的乌托邦梦想。人类曾经产生过不同种类的乌托邦梦想,从詹姆斯·希尔顿的香格里拉到陶渊明的桃花源,从赫西德(Hesiod)的“黄金时代”到中国人谈论了一百多年的“世界大同”,都曾经给人类某种美好的憧憬或幻想。马克思提出的乌托邦比别人的版本更加具体和明确,他想要打造一个没有宗教、没有国界、没有家庭、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私人企业、政府决定物质生产和财富分配的乌托邦世界,此所谓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这一点,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唯一多出来的,就是没有环境污染和没有男女区别。马克思主义就是靠这个乌托邦俘获了成百上千万信徒。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比历史上其它的乌托邦更具有吸引力,更加具体,也看上去更有可能实现。说透了,更具有欺骗性。
在家庭解体的同时,乱性在美国越来越普遍,进而成了美国官方政策的一部分。60年代的乱性只是男性和女性颓废青年互相滥交,美国政府与之无关。如今美国的乱性是在政府的背书和准许甚至指导下的光明正大的行为,而且比1960年代更乱了。奥巴马当局曾经颁布一个行政命令,男人可以进女厕所、女更衣室、女子监狱等原来只可以由女性进入的地方,男人做这些下流事的时候只要声称自己心理上是个女人就行了。川普当局废除了了那个行政命令。拜登上台的第一天就恢复了奥巴马的厕所令,而且比奥巴马做的还要过分。马萨诸塞州的Somerville市于2020年6月正式通过法案,使该城市成为美国第一个允许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或多妻多夫组成家庭的城市。  2021年3月初,马萨诸塞州阿另一个城市剑桥市通过了同样的法律。这些恐怕是就连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卢卡奇、马尔库塞、阿多诺都不敢想的事情。阿多诺当年提出“性别不过是社会建构”,鼓吹取消性别。2021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正式禁止国会使用“他”、“她”、“父亲”、“母亲”、“兄弟”、“姐妹” 等跟性别有关的词汇。阿多诺的梦想成真! 

卢卡奇当年在匈牙利担任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部长的时候曾指导儿童滥交、乱性。

如今加州干脆把那些东西写入儿童性教育教材,光明正大地指导儿童如何做大人之间的那些事。

繁华渐逝:腹背受敌的中国经济(3万字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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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转自网路。文中的一些链接可能不工作。

原创 寇文红 丹江湖上钓鱼翁 2024年07月06日 08:22 上海

本文全面阐述我对中国经济的观点。

学术研究,请勿谩骂攻击。
全文约3万字,撰写花了我14个月。阅读需要60分钟。如果完全读懂,能受益30年。

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自身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我们这些普通人,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年代,更无法对抗历史趋势。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过,掀起的一粒灰尘,对个人来说可能便是一座大山,导致灭顶之灾。所以必须看清历史趋势、少踩坑。而决策者如果能认清经济在历史趋势中的位置,出台恰当的政策,避免不恰当的政策,少走弯路,就可以泽被苍生了。

引言:为什么要撰写本文?

我希望通过本文,阐述以下问题:

1、中国经济是如何陷入到今天这样的困境的?

2、不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如何助推经济走差的?

3、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已经陷入“腹背受敌阶段”?

4、这个阶段具有什么特征?

5、对资本市场有什么影响?

6、政府应该如何延缓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7、普通人如何应对?

从2022年初开始,中国经济快速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出现螺旋下降的通货紧缩;房地产崩盘:价格大跌,居民大面积断供弃供,房企濒临倒闭,酝酿着金融风险;各行业倒闭企业增多,失业率明显上升;财政收入增速下降。

2022年四季度,中央放弃疫情封控政策、放松房企融资政策。所有人都以为,会出现“报复性消费”,经济很快就会修复。但事与愿违。2023年初至今(2024年7月),消费增速一直很弱,企业投资意愿持续低迷;PPI持续大幅负增长,CPI在0附近徘徊,处于通货紧缩状态(点击);M1、M2、社会融资规模、信贷余额同比增速等指标迭创新低;人民币(专题)汇率贬值压力巨大;货币政策效果日益下降,财政政策动作缓慢;目前中央、地方财政收入同比都是负增长,国税部门为了增收,倒查税收;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巨大,无力进行民生投资,纷纷预征过头税,或者增加行政罚没款;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经彻底放开,并且2024年5月17日开始试图通过降低首付比例和按揭利率来刺激居民购房,但效果堪忧(点击);全社会弥漫着悲观的气氛,自杀、恶性案件增多。

总之,如果说2022年之前,中国经济行驶是在相对平静的河面上航行,那么2022年之后就是在激流险滩上跌宕起伏,险象环生。

面对这样的经济困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官媒认为关键在于居民和企业“缺乏信心”,却说不出为什么会缺乏信心;体制内的学者连发生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通货紧缩”都不敢承认,有的“学者”还受命在媒体上发文,说根本没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简直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们受到严格的监管,不能对外公开提及“衰退”、“通缩”等敏感词语;也有人在幻想新一轮库存周期或产能周期会很快启动,带来股市大牛市。

学术界不对这些问题发表正确的见解,不知不觉就把话语权让给了缺乏专业素养的自媒体作者。这些人为了吸引眼球,胡编乱造一些缺乏常识、毫无逻辑的观点,冠以骇人听闻的标题,到处传播,把仇恨的矛头引向金融行业、资本、外国人,来误导民众,激发民粹主义甚至极端民族主义(点击)。这对解决经济问题有弊无利。

官员们对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要么缺乏清晰的认识,懵懵懂懂;要么抱残守缺,心存幻想;要么心知肚明,却无能为力。而没有正确的认识,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有的地方官员以为,居民不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场景,只要组织烧烤节、夜市街就能拉动消费;地方政府为了度过财政困难,在应该放水养鱼时,却预征过头税、罚没款,破坏营商环境,并纷纷提高公用事业价格(点击12);央行应该大幅降息,却犹豫不决、缩手缩脚,导致实际利率居高不下(点击12);中央财政应该尽快大幅加杠杆,却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在应该大力刺激消费时,以为发放一点补贴就能带动居民采购耐用消费品、带动企业更新设备。

显然,这些做法只会浪费更多时间,走更多弯路。必须先搞清楚中国经济的症结在哪里,然后才能对症下药,避免浪费时间,错过时机,做无用功。

2023年5月,我开始思考经济为什么难以修复的问题,逐渐从以前习惯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理论分析问题,转向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分析问题。循着这个思路,可以完美地解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所有现象。随后我围绕着这个思路,撰写了十几万字的研究报告。

2023年初,辜朝明的新书《被追赶的经济体》中文版上市。我发现可以把他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被追赶的经济体”概念都纳入到我的分析框架下。在我的框架下,必然可以推出这两个经济现象。

2023年3月中旬,我计划将这些思路和观点汇总成一本书。但随后家里连遭变故,不得不每日奔波于医院之间,只能挤出一些碎片时间做研究。

本文是对已经完成部分的汇总。限于篇幅,以阐述观点为主,具体的逻辑、数据、图表、论证和参考文献,都放在文中带下划线的超链接里,可以点击查看。还有更多问题有待深入讨论。

一、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以TFP和自然利率为核心

(一)分析框架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首先介绍我分析中国经济的框架(图1)。具体来说:

逻辑链1:长期内,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狭义的技术进步、要素质量、要素配置效率、组织管理效率、制度创新、规模经济、研发投入、开放度、市场化、金融发展、基础设施等)决定全要素生产率(TFP)。

逻辑链2:长期内,经济中的真实因素(广义的技术进步、资源禀赋、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经济体制、分配制度、监管制度、战争、资本积累等)决定自然利率和潜在经济增速。

逻辑链3:短期内,需求侧因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外生的需求冲击等等)决定企业的采购、生产、持有库存、销售行为,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居民和政府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这些是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进而决定总需求的短期波动。

逻辑链4:慢变量(TFP、自然利率)决定现实中的实际利率和GDP的长期趋势;短期快变量(总需求)决定现实中的实际利率和GDP的短期波动。

逻辑链5:短期内,供给侧因素(战争、气候、疫情、事故、限产等)与总需求一起决定通货膨胀率。

逻辑链6:短期内,实际利率、实际GDP增速、通货膨胀率一起决定名义GDP增速。

逻辑链7:短期内,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市场交易因素与预期,一起决定名义利率。

逻辑链8:名义GDP增速、名义利率、市场竞争因素等一起决定企业的营业收入、现金流情况。进而与税收制度一起决定企业的盈利指标(销售净利率、ROE等)。进而决定企业的扣非归母净利润,从而决定企业的EPS、EPS增速。

这些逻辑链(传导机制)在学术上都是无懈可击的,详细的讨论和分析见这里

图1  分析宏观经济的框架
图1  分析宏观经济的框架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这个分析框架的特点是:

1、将真实因素纳入分析,抓住了经济增长的最本源。

面对中国经济的乱象,有人认为是总需求走弱导致的,有人认为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的,有人认为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的。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表象。

根源在于:改革滞后;国企民企二元结构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低效率;创新能力不足;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恶化;要素成本上升;地区、行业发展不平衡;等等。这些共同导致实体部门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下降。要解决问题,必须从真实因素着手,才能够治本。

2、以全要素生产率和自然利率为核心,投资的边际回报率贯穿始终

在图1中,真实因素决定TFP和自然利率,进而决定了经济中的所有回报率(名义利率、实际利率、企业净利率、ROE等等)。核心是TFP和自然利率。

自然利率本质上是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下资本的边际投资回报率,它是经济的真实因素决定的,与货币政策本身和价格因素无关。

自然利率是衡量货币政策宽松程度的标准,或者说是货币政策的锚。如果自然利率高于现实中的实际利率,则货币政策是紧缩的;如果自然利率低于现实中的实际利率,则货币政策是宽松的;如果二者相等,则货币政策是中性立场。点击1234可以查看相关观点、讨论和参考文献。

整个分析框架都以全要素生产率和自然利率为核心,它们的变化决定了所有的经济现象。

图2  自然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锚
图2  自然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锚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二)自然利率的长期趋势:从公元前到AI科技革命

一个“典型”国家的自然利率长期趋势可以如下(点击查看具体论证):

图3  自然利率的长期趋势
图3  自然利率的长期趋势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它的自然利率水平很高(点击查看原因)。

17世纪,它像英国一样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开启了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金融机构、金融组织、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逐渐完善,自然利率不断下降。

到18世纪末期(图3中B点),它像英国、西欧一样开始第一轮科技革命,进入蒸汽时代。技术进步带来了投资回报率的快速上升,自然利率从B点反弹到C点。这次科技革命在1840s结束,机器大生产成为普遍现象。

1850s之后,随着蒸汽革命过去,技术进步放缓,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下降,自然利率从C点下降到D点。这正是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生活的年代。他们观察到资本家的投资回报率在下降,将其当作资本主义的普遍规律,并且认为无法解决。他们观察到无产阶级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贫富差距在急剧扩大,认为这必然会激起无产阶级的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必将灭亡。不过辜朝明(2023)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经济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跨越刘易斯拐点(F点)之前必然出现的现象。

到19世纪末,它像美国、西欧一样开始第二轮科技革命(电气革命)。这次科技进步带来了投资回报率的上升,自然利率再度反弹,从D点反弹到E点。这是熊彼得(1883-1950)生活的时代,他观察到了创新对生产率的极大提升,于是非常推崇创新的作用,将其加以理论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50年前后,这个经济体像美国一样开始第三轮科技革命(核能、电脑、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等)。技术进步使自然利率从F点反弹到G点。到了1960s,技术进步速度逐渐放缓,自然利率从G点开始下降。

到1970s,它像美国一样,技术进步速度放缓,要素成本上升,人口红利消失,自然利率下降。此后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疫情,都使它的自然利率降得更低,接近于0,甚至是负值。

从2022年底、2023年初开始,人工智能技术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人们将其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认为能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自然利率将从I点再度反弹,但是目前尚不确定。

图3是一个典型的经济体,现实中每一个经济体都可以在图3中找到自己所处的阶段。迄今为止,学术文献揭示,1960s之后的美国、加拿大(专题),1970s之后的欧元区、1980s之后的日本(专题)、1990s之后的韩国、2000s之后的中国以及其他各国,自然利率是普遍下降的。原因在于,它们研究的恰好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技术进步放缓的阶段。

自然产出(潜在GDP)增速的趋势,与自然利率的趋势基本上是相同的。

从图3还可以看出,自然利率的上升和下降阶段持续的时间很长,长过一个人的一生。政府(决策者)可以决定一部份真是因素,例如通过体制改革、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创新和技术进步等,提高自然利率,延缓它的下降,但很难扭转它的长期下降趋势。个人更难与它的长期下降趋势对抗。

所谓“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自身的奋斗,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用在这里恰如其分。我们这些普通人,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年代,更无法对抗历史趋势。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过,掀起的一粒灰尘,对个人来说可能便是一座大山,导致灭顶之灾。因此必须看清历史的趋势、少踩坑。而决策者如果能认清经济所处的位置,出台恰当的政策,避免出台不好的政策,就可以泽被万民了。

(三)辜朝明的理论作为上述分析框架的一部分和必然结果

辜朝明(2008,2023)提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被追赶的经济体”等概念。在辜朝明(2023)中,他拓展了刘易斯(William A. Lewis,1954)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Pursued Economy)的概念,把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点击),分别是:

1、刘易斯拐点前的“城镇化阶段”

在经济达到刘易斯拐点(图3中F点,图4中K点)之前,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但工资基本不上涨。在这一阶段,厂商获得的报酬总额增速远高于劳动力获得的报酬总额增速。并且由于厂商的人数远远少于工人人数,因此厂商快速完成资本积累,工人则只能维持较低的收入水平,消费能力有限,贫富差距会扩大,收入不平等加剧。

2、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的“黄金时代”

当经济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于是居民收入上升,消费能力得到提升,贫富差距缩小。所有人都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甚至低学历、缺乏技能的人也很容易找到工作,投资和消费都比较强劲,人们对未来预期非常乐观。因此辜朝明将这一阶段称为“黄金时代”。

在这一阶段,由于企业和居民对贷款需求旺盛,很容易推高货币乘数,因此货币政策非常有效,容易出现通货膨胀。而财政政策由于会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因此效果有限。只有在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时,财政政策才比货币政策有效。

3、“被追赶的阶段”

随着国内劳动力逐渐被吸纳,工资上升,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对应图3中,自然利率降低到H点。相比之下,一些比本国经济起飞较晚、比较落后的经济体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和其他要素价格低,投资回报率高。因此企业开始“出海”,去后进国家投资。

企业出海投资,一方面导致本国经济增速放缓,消费增速下降,只有那些具有创造力、能够通过学习提高自身能力的人才能获得高收入,而那些不能适应发展的人(尤其是被其他国家竞争对手替代的制造业的工人)将失业。于是贫富差距再度扩大。另一方面会带动落后国家经济开始起飞,追赶先进国家。因此辜朝明将这一阶段称为“被追赶的阶段”。表现在图4中,即劳动力需求曲线移到了D4,与水平的“全球劳动力供给曲线”交于R点。

为了方便,我参照“刘易斯拐点”,把图4中的P点称为“辜朝明拐点”。

经济体处于“被追赶阶段”时,国内缺乏投资机会,企业融资意愿低,居民消费意愿低。换言之,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利率下降,甚至利率降到很低都无法吸引投资,货币政策的效果大大下降。此时财政政策不会挤出私人部门投资,因此财政政策效果更好。如果恰好又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就更是如此。

图4  对辜朝明(2023)“被追赶的经济体”框架的改进
图4  对辜朝明(2023)“被追赶的经济体”框架的改进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辜朝明没有深究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被追赶阶段”的根源。图3已经展示了我的观点,即根源是真实因素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例如在图3中,当自然利率下降到H点时,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也缺乏低成本的劳动力,导致企业在国内投资无利可图,只好出海投资,造成本国制造业空心化。也正是因为投资回报率下降,经济特别容易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详见下文)。

以中国为例:

在1978年之后,制度变迁释放的制度红利、低廉的要素价格、学习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大量的要素投入、人力资本的发展等真实因素,共同带来了广义技术进步;进而导致TFP增速、潜在GDP增速、自然利率上升;进而带来了现实中GDP增速上升、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这个过程,也就是工业化过程;也是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推进城镇化的过程。

但是2008年之后,TFP增速下降到0附近(点击);2000年之后,自然利率一直在下降;2010年之后,潜在GDP增速逐步下降;最终带动现实中GDP增速下降,边际回报率下降。2004-2012年之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跨越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成本开始快速上升。

从2010年至2021年,自然利率和潜在GDP增速虽然在下降,但下降比较缓慢。由于房地产、基建、出口的拉动,以及新兴产业的崛起,GDP增速还算较高,工人工资上升。这就是辜朝明(2023)说的“黄金时代”。

但是2022年的疫情封控,严重压低了中国的TFP增速、自然利率和潜在GDP增速,使经济陷入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点击)。叠加人口老龄化,投资边际回报率快速下降,迫使企业加快出海,经济跨越“辜朝明拐点”,进入“被追赶阶段”,或者说进入了前有围堵(美日欧),后有追兵(东南亚、南亚、拉美)的“腹背受敌阶段”(点击)。

换言之,辜朝明只指出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被追赶的经济体”现象,没有深究其根源。而按照我的框架,秉承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随着真实因素决定的投资回报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必然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或进入“被追赶阶段”。这样辜朝明的范式就成为我的分析框架的一部分,“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被追赶的经济体”就成为我分析框架的必然结果。

二、中国经济是如何陷入当前的困境的?

(一)2022年的严格封控,压低了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点击

在2020年之前,中国自然产出(潜在GDP)增速大约是6%。按照孙国峰和Rees(2021)的估算,2000s初中国自然利率约为4%,2019年底降到约2%。

图5 中国的自然利率
图5 中国的自然利率

资料来源:孙国峰和Rees(2021)

在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短暂地受到疫情的影响。到2020年5月,疫情就得到了控制,经济基本恢复正常。此后欧美陷入疫情,经济活动停摆,供应链中断,对我国商品需求增加,我国出口大幅增长。因此直到2021年底,中国经济增速都还不错。

但是,2022年初,欧美经济逐步正常化,对我国商品的需求下降。同时Omicron开始在我国蔓延。面对这一传染性强、毒性下降的变种,我国没有及时放松封控政策,而是更加严格地封控。各地纷纷实施了严格的、长期的封控,压低了TFP增速、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增速。主要传导机制包括(点击查看详细分析):

1、迟滞效应(hysteresis effect)导致企业投资开支和研发开支下降。

2、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疫情防控,导致投入生产、研发的要素减少。

3、导致技术进步放缓(点击12)。

4、疫情防控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5、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6、疫情期间劳动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快,少子化加重。

7、劳动参与率下降。

这些传导机制与2008年金融危机类似,使TFP增速、自然利率、潜在GDP增速下了一个台阶。在2023年7月,我认为中国的自然产出增速已经下降到了5%左右,自然利率被压低到了1.5%甚至以下(点击)。

这样,2022年以来,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企业边际投资倾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人口老龄化延续,技术进步继续放缓,国进民退导致的低效率继续存在,因此自然产出增速、自然利率还在继续下降。

(二)严格封控和行业整顿政策,推高了自然失业率(点击

2020年以来,尤其2022年以来的疫情、封控政策及迟滞效应还推高了我国的自然失业率,传导机制如下:

1、疫情封控导致人员流动不畅,信息不畅,推高摩擦性失业;

2、疫情期间的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导致部分人失业;

3、实施了行业整顿政策,包括:

【1】2020年开始整顿平台经济,到2022年4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告一段落。

【2】2021年开始整顿教育培训行业,到2022年告一段落。

【3】2020年8月央行、银保监会等机构针对房地产企业提出“三道红线”指标,限制房企融资,一方面导致大量房企无法融资,濒临倒闭,只好于2022年10月之后又放开房企融资;另一方面,没有及时放松限购限贷,导致房价暴跌,居民资产缩水,资产负债表恶化,一直到2024年5月17日才基本放开。

【4】2023年开始整顿金融行业。

这些整顿政策中,有的有民粹主义的意味。对房地产调控过头之后又没有及时调整。这些整顿政策恰好与疫情重叠,使这些行业运行受到双重打击。在行业整体萎缩和人员流动不畅的情况下,这些专业性较强、就业面较窄的失业者很难再就业,推高了结构性失业。

4、企业的理性选择(往届生困境)

疫情导致应届毕业生就业困难,毕业即失业,只能在家啃老,考研或考编。疫情过去之后,他们再找到专业对口工作的难度会成倍增加,因为:【1】企业会怀疑他的能力;【2】他毫无相关工作经验,只能当应届生用;同时他又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企业会觉得不如应届生好管理。这在企业看来是最优的理性选择,但客观上导致了结构性失业上升。

5、迟滞效应。

疫情导致短期经济波动,进而导致劳动力失业,不仅他的工作意愿受到打击,还可能失去工作技能,导致他难以再就业,永久地退出劳动市场。即自然失业率上升了。

自然失业率的上升一直持续到现在,目前很可能还在上升。2023年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6月城镇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高达21.3%。2023年 8月开始停止发布该数据,对统计口径进行调整。2024年1月开始发布城镇16-24岁青年(不含在校学生)调查失业率,2023年12月是14.9%,2024年5月是14.2%。从草根了解来看,实际情况肯定更严重。

由于上升的是自然失业率,因此很难通过需求扩展降低。当然,需求也很难扩张。

(三)2022年的严格封控,损害了各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点击

1、非金融企业主动缩表

2022年各地长时间大面积封城,纷纷成为经济孤岛,供应链中断,企业现金流受到影响,营收和利润增速下降,杠杆率上升。虽然2022年底已经放弃了动态清零政策,但悲观预期叠加PPI同比转负,导致企业收入、利润增速下滑的态势难以扭转。企业发现自己的收入、利润增速在下降,库存在减值,资产在缩水,但负债却没有减少,即资产负债表恶化了。企业被迫收缩资产负债表,归还贷款、减少投融资,准备过冬。

甚至一些高科技企业都出现裁员、倒闭,这无疑会导致中国科技进步的速度放缓,埋下未来全要素生产率、自然利率、潜在GDP增速进一步下降的隐患(点击12)。

2、居民资产缩水,主动削减消费。

2022年各地长时间大面积封城,居民收入下降,疫情结束遥遥无期,逐渐形成悲观预期;叠加房价、股市、基金大跌,居民资产缩水,负债却没变,即资产负债表恶化。于是居民主动削减消费,归还债务,追求负债最小化。

3、政府财政吃紧,有心无力。

2023年6月,我在分析投资和消费为什么复苏缓慢时,认为中国经济在下图6右上方绿色方框那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配合,单纯靠经济自发地调整、然后复苏,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随时可能被各种因素打断,导致复苏中断。

图6  漫长的自发传导机制
图6  漫长的自发传导机制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总之,从2022年开始,中国经济发生了严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同时陷入“腹背受敌阶段”(点击)。必须尽快采取强力的刺激政策:

1、中央财政主动加杠杆,扩张中央财政,代替地方财政、企业和居民来拉动经济。

2、把刺激消费作为重点,直接改善居民的财务报表,刺激消费。建议中央财政直接给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符合特定条件的中低收入家庭发现金、大幅减税,降低存量房贷的按揭利率。而不是只给消费者购买耐用消费品减免税收或发放一点补贴,或者发放几元钱的消费券,这样毫无意义。

3、直接改善企业的财务报表,扭转企业的预期。降低一些行业的准入门槛,吸引民营资本进行投资;继续改善科技企业融资环境等。

4、货币政策进行配合,大幅下调LPR利率。

然而不幸的是,央行和财政部门抱残守缺,反应缓慢,导致至今经济依然在图6右上角的绿色方框那里。

三、中国经济在2022年陷入“腹背受敌阶段”

图3和图4给展示的都是“典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按照辜朝明(2023)的观点,美国在1947年跨越刘易斯拐点,进入“黄金时代”;1970s跨越“辜朝明拐点”,进入“被追赶阶段”,被日本追赶。

日本在1960s中期至1990s中期处于“黄金时代”,持续了30年。1990s中期之后处于第三阶段,被韩国、台湾(专题)省和中国大陆追赶。

韩国和台湾省在1985年越过刘易斯拐点。1985-2005年处于第二阶段“黄金时代”,持续了20年。2005年进入“被追赶阶段”,被中国大陆追赶。

辜朝明对这些时间点的划分,显然是基于学术研究做出的。例如南亮进(Minami,1968)论证过,日本在大约1960 年到达了刘易斯拐点。

对于中国,辜朝明(2023,p.105)认为,中国在2012年之前处于第一阶段,2012年跨越刘易斯拐点,进入“黄金时代”。认为目前中国依然处于“黄金时代”。

我认为,中国经济很可能从2022年开始已经进入了“被追赶阶段”,开始被东南亚国家甚至拉美国家追赶。具体论证见这里。大体来说:

第一,2022年,中国的自然利率已经下降到与1970年的美国、1990s中期的日本类似的水平。

第二,中国的投资回报率已经低于潜在竞争对手。

第三,2022年开始,企业被迫开始加快“出海”。

从2022年开始,企业家普遍意识到:【1】东西方走向对抗的背景下,逆全球化加剧,美欧在东南亚、拉美加快培育供应链,来替代中国企业;【2】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严重。出海俨然成为很多企业为了自救、生存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出海,在东南亚、拉美甚至非洲建厂,意味着这些地方的经济将起飞,实际上,东南亚、印度(专题)、非洲很多国家的GDP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只要有需求,它们的供应链将逐渐完善起来,逐渐替代中国。越南、泰国、老挝、缅甸、印尼、印度等国将成为中国的主要追赶者。

第四,中国从2022年开始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驱使中国进入“被追赶阶段”。

总而言之,2022年的严格封控,一方面导致中国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另一方面压低了中国潜在GDP增速和自然利率,导致中国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使中国在2022年已经跨越了“辜朝明拐点”,进入了“被追赶阶段”。

中国所处的“被追赶阶段”,与当初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完全不同。主要在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欧洲、印度等对中国抱有严重的敌意,试图在科技、贸易、供应链乃至国际政治、军事等方面全面挤压和遏制中国;并且企图扶持东南亚、印度、墨西哥,打造新的供应链来代替中国供应链。

即中国面临的是前有围堵、后有追兵,腹背受敌的状况。

因此,我更愿意将其称为“腹背受敌阶段”。

四、央行没有及时大幅降息,导致实际利率居高不下,放大经济波动

(一)央行错误地坚持所谓的“黄金法则”,刻舟求剑(点击

如前所述,2022年以来的疫情、封控政策和迟滞效应压低了我国的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在2019年底,中国自然产出增速大约是6%多一点,2022年下降到了5%左右;2019年底,自然利率大约是2%(孙国峰和Rees,2021),2022年很可能已经下降到了1.5%甚至更低。

2022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严重的通货紧缩,实际利率在4%以上。实际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意味着货币政策是紧缩的,需要大幅降低名义利率(LPR),把实际利率压到低于自然利率。

然而,当时央行一直遵循所谓的“黄金法则”,即实际利率与潜在GDP增速大体相等。时任央行行长易纲(2021、2023)曾经多次阐述为什么要遵循“黄金法则”。他认为:

“理论上,自然利率是宏观经济总供求达到均衡时的实际利率水平…….中长期看,宏观意义上的利率水平应与自然利率基本匹配。由于自然利率是一个理论上抽象出来的概念,具体水平较难估算,实践中一般采用“黄金法则(Golden Rule)”来衡量合理的利率水平,即经济处于人均消费量最大化的稳态增长轨道时,经通胀调整后的真实利率r应与实际经济增长率g相等。

若r持续高于g,会导致社会融资成本高企,企业经营困难,不利于经济发展。r低于g时往往名义利率也低于名义GDP增速,这有利于债务可持续,即债务杠杆率保持稳定或下降,从而给政府一些额外的政策空间……总体上r略低于g是较为合理的,从经验数据看,我国大部分时间真实利率都是低于实际经济增速的,这一实践可以称之为留有余地的最优策略。但r也不能持续明显低于g,若利率长期过低,会扭曲金融资源配置,带来过度投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资金空转等问题,超低利率政策难以长期持续。”

当时央行的利率政策正是遵循他的这一思路。例如2023年5月25日发布的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1就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一直到2023年,易纲(2023)还坚持认为:

“经济学理论中,一般参考泰勒规则和黄金法则等来衡量合适的利率水平。比较来看,泰勒规则强调短期逆周期调节,黄金法则(Phelps,1961)阐述了一条储蓄和投资的最优路径,此时消费也得到了持续满足,因此效用函数最优化。黄金法则是长期稳态的最优解,给我们的启示是实际利率应约等于潜在增长率,利率太低或太高都会产生不良后果。黄金法则对货币政策短期操作指导意义不大,但对较长时期时间序列验证是有意义的。黄金法则可以提供一个长期最优增长轨迹的衡量标准。”

2023年7月,我撰文指出“黄金法则”是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推导出来的(点击)。这些假设条件包括:

【1】 经济是完全竞争性的;

【2】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且完全是劳动扩张型的。

【3】不存在外部性。

【4】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

【5】劳动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劳动力总量按照外生的速度γ指数增长。

然而这些条件在现实中都是不可能成立的。

【1】我国经济显然不是完全竞争性的,国企民企二元结构使民企始终处于弱势地位;经过2016年以来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每个行业的集中度都在提高;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点击)。

【2】几乎所有研究我国技术进步的论文都指出,我国技术进步不完全是劳动扩张型的。大多数研究发现,我国的技术进步是偏向劳动扩张型,美国的情况也是类似的(点击)。

【3】经济中不可能不存在外部性;

【4】生产函数当然也不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5】劳动供给绝不是无弹性的。尤其是中国在2012年已经跨越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短缺日益严重(点击)。

等等。总之,“黄金法则”的前提是不成立的。因此在现实中,“黄金法则”不可能成立。

退一步说,“黄金法则”说的是“实际利率约等于潜在GDP增速”。由于CPI在不断变化,因此按照“黄金法则”,应该根据CPI调整名义利率,使实际利率保持相对稳定。

2022年三季度之后,随着经济走弱,CPI下降很快,名义利率下降缓慢,实际利率在快速上升(图7中红线),已经远高于自然利率。这意味着货币政策其实是收紧的。那么即使根据“黄金法则”,也应该大幅下调名义利率,把实际利率压低到2%以下。

图7  中国的实际利率
图7  中国的实际利率

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孙国峰和Rees(2021)

(二)在应该大幅降息时,却按兵不动,人为放大了经济波动

但是央行没有这么做,而是迂腐地坚持名义利率不变,导致实际利率居高不下。这是一种刻舟求剑的做法,会放大经济的波动。我当时用下图8来说明这个问题。图8中,潜在GDP增速(即自然产出增速,黑色实线)和自然利率(黑色虚线)长期下降,这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

在t1时刻,经济处于A点,此时GDP低于潜在GDP增速,存在负的产出缺口,物价低迷(绿色虚线)。这也符合我国2022年以来的实际情况。

如果央行坚持黄金法则,不下调名义利率(没画出来),或者下调的幅度很小,则实际利率(粉色实线)会不断攀升,经济主体不堪重负;于是GDP增速沿着蓝色实线持续下滑。由于缺乏政策的支持,经济自发调整非常缓慢,若干个季度之后,到t2时刻,经济处于C点。此时依然存在负的产出缺口,CPI较低,实际利率较高,经济非常疲软,经济主体(企业、居民、政府)处于漫长的痛苦之中,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持续恶化,并且企业和居民对未来预期悲观,倾向于收缩资产负债表,削减投资和开支,导致经济持续疲软。

相反,如果央行放弃黄金法则,决定遵循泰勒规则、或参照自然利率行事,及时下调名义利率(没画出来),使实际利率下降沿着粉色虚线前进,等于或略低于自然利率,则经济主体的融资成本下降,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不再恶化。GDP增速将沿着红色虚线前进。若干个季度之后,到t2时刻,经济处于B点,大体和潜在GDP增速一致。如果能一直维持实际利率和自然利率一致(即央行保持货币政策中性立场),则GDP增速也可以保持与潜在GDP增速一致。

图8  坚持黄金法则与放弃黄金法则下的经济走势比较
图8  坚持黄金法则与放弃黄金法则下的经济走势比较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绘制

总之,在经济疲软、物价低迷阶段,如果央行拒绝下调名义利率,就需要居民和企业扛过经济低迷,痛苦地走完整个经济周期,再慢慢复苏。这需要漫长的时间,还会加大经济的波动,使经济主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福利损失),与央行福利最大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并且复苏过程还可能因为各种因素被打断(图6)。

基于这些分析,我建议央行尽快大幅下调LPR,至少使实际利率下降到2%附近(点击)。即便这不能刺激消费和投资,也可以营造宽裕的流动性环境,使地方政府、企业、居民能够以很便宜的利率贷到资金,将其持有的高息负债置换出来,改善资产负债表,延缓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速度和势头。

2023年7月25日,央行行长易人。此后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黄金法则”的描述。但是一直到2024年2月20日,才下调了LPR。

2024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灵活运用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意味着未来会继续降准降息。我认为这是对之前降息迟缓的矫正。认为未来一年LPR应该降低50-70BP。另外,应该加快深化改革和鼓励创新,推迟零利率和负利率时代的到来(点击)。

(三)惯性思维,跟不上形势

既然“黄金法则”有那么明显的弊端,为什么央行前行长会坚持这个法则?我认为,这是惯性思维导致的(点击)。

经济处于“黄金时代”和处于“被追赶的阶段”,表现是完全不同的。在“黄金时代”,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中产阶级队伍快速发展壮大,人人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红利,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自信,投资和消费增速强劲,货币乘数较高,经济有发生通货膨胀的倾向。但在“被追赶阶段”,大多数人收入增速下降,消费能力下降,货币乘数下降,通货膨胀问题要小得多。

但是人们(包括经济学家、央行行长和政府决策者)往往意识不到经济已经进入了“被追赶阶段”,还抱着“黄金时代”的思维惯性,容易把“黄金时代”经济指标的趋势简单外推。辜朝明(2023,p.159-160)认为,尽管所有发达经济体当前都处于被追赶阶段,但无论是经济学教科书还是这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无法摆脱“黄金时代”的惯性。

具体到Phelps(1961)的“黄金法则”来说,他提出“黄金法则”是在1960s,当时美国正好处在“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的黄金时代”,工人工资不断上升,投资和消费增长旺盛,技术进步迅速,投资回报率高。因此Phelps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储蓄(资本积累)路径,能够使居民的福利最大化?”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完全没想到若干年后,会出现大规模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储蓄过剩、投资不足的问题。

在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2022年,中国从未出现过真正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在1990s至2010年,地方官员一直在参加GDP锦标赛、投资饥渴症。2012年跨越刘易斯拐点之后,投资、GDP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还是比较高的,居民收入和消费也维持了较高增速。在这期间,虽然发生过总需求不足的问题(1998-2001,2008,2018),但都很快被改革或扩张政策熨平了。居民和企业对未来充满信心,即便是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亦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前任行长自然也会对未来抱着乐观心态,认为GDP将趋势性地维持较高的增速,自己要考虑的是,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能够使居民福利最大化。完全没想到2022年之后会突然出现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借款人消失,资产负债表衰退,过往的政策已经不再适合新的经济形势。

事实上,在2022年下半年经济回落的过程中,从政策制定者到市场研究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总需求的回落是暂时的,是疫情封控限制了消费场景,影响了生产活动。只要放开疫情管控,居民就会“报复性消费”,企业就会开足马力生产,经济增速会很快恢复的疫情之前。一直到2023年4月之后,大家才意识到,居民和企业在继续缩表,消费和投资的恢复是非常弱的,需要漫长的过程。

这种惯性思维也影响到了对实际利率的认识。在“黄金时代”,由于需求旺盛,容易出现通货膨胀。尤其是,在2010年至2021年,中国的房价高速增长。央行自然倾向于维持较高的名义利率,以便维持较高的实际利率,这样一方面可以控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可以控制房价。但是经济进入“被追赶的阶段”后,通货膨胀不再是个大问题,而是有发生通货紧缩的倾向,加上发生了资产负债表衰退,此时名义利率僵化就容易导致实际利率飙升,对经济造成损害。

(四)在应该改善居民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时,却鼓励买房,将导致它们资产负债表更加恶化

2021年以来,房地产库存积累,价格大幅下跌,大量居民断供、弃供。房企无法回笼资金,银行无法收回贷款,面临金融风险。

5月17日,央行宣布了刺激房地产的政策:取消购买商品房贷款利率下限;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把首套房的首付比例下限从20%降至15%,二套房从30%降至20%;设立3000亿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预计将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期限一年,可展期4次,利率1.75%。发改委则要求:商品房库存较多城市,政府可以需定购,酌情以合理价格收购部分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点击12)。

至此,房地产刺激政策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宽松的了。

在地方政府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恶化的大背景下,不仅没有帮它们改善资产负债表,反而推出了这样的房地产刺激政策,本质上是想让已经负债累累居民和地方政府继续加杠杆,增加负债,把房地产商和银行的杠杆接过来,降低房企和银行的违约风险。换句话说,决策者在“改善居民和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与“为房企和银行纾困”之间,选择了后者。我猜可能是因为前者更遥远,而后者更紧迫。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长期看,这会导致居民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居民消费能力更加萎缩;地方政府负担将进一步加重,更加无力进行基建投资和民生建设。最终会给未来经济带来需求不足的隐患,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更加严重。甚至可以说,房地产刺激效果越好,成交量越大,对未来经济的拖累会越严重(点击)。

五、财政政策不仅没有及时强力扩张,反而人为制造紧缩

(一)中央财政在应该尽快大幅加杠杆时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2022年以来,中国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腹背受敌阶段”。居民主动削减消费,企业主动削减投资,追求负债最小化;而地方政府由于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无力扩张资产负债表。那么就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扩张资产负债表、拉动经济、减缓经济下行。

用辜朝明(2023)的范式来说,就是企业和居民已经不愿意借款,那么政府应该充当最后的借款人,使信用创造过程能够持续下去,创造需求。

原则上说,在“资产负债表衰退”和“腹背受敌阶段”,货币政策的效果远远不如财政政策。

因此,2023年二季度,当发现经济恢复乏力、居民和企业仍在缩表时,中央财政就应该尽快扩表,主动扩大财政赤字,主动加杠杆(点击)。比如可以:

【1】通过重点建设项目拉动投资;设立各类大型产业基金,投资于高端科技项目、“卡脖子”项目,吸引民间资本一起进行投资等。

【2】给企业大幅减税,直接改善企业的负债表,放水养鱼。

【3】给特定家庭发放现金,直接改善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刺激消费。

采取这些措施速度要快,力度要大,才能尽快扭转经济主体的悲观预期,切断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传导机制。

但是2023年开始,中央财政似乎对经济面对的困难认识不清楚,一直畏首畏尾:

【1】财政支出扩张的力度不够大。2023年上半年,各界就不断呼吁发行特别国债挽救经济,但迟迟没有动静。一直到2023年10月25日(新财政部长上任的第二天)才宣布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2023年全年财政支出增速只有5.38%,比2022年还低。财政赤字比2022年只上升了1个百分点。

【2】不愿意直接给特定家庭发现金,似乎担心这会违背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反映了决策者思想僵化、不知变通。

结果只有部分城市(上海、深圳、北京、杭州等)给居民发放消费券,但效果不佳。原因是:①金额太小,人均只有2-3元钱,不可能拉动消费;②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受益的未必是本地企业,因此地方政府缺乏动力。其实这事最好中央财政来做。

【3】观念陈旧、抱残守缺,以为给消费者减免一点税收(例如减免车辆购置税),或者给企业一点补贴,就能刺激他们购买耐用消费品或更新机器设备。完全不理解,在资产负债表衰退阶段,居民和企业根本就不愿意消费和投资,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有限。

图9 中国公共财政收入、支出增速与赤字率%
图9 中国公共财政收入、支出增速与赤字率%

资料来源:财政部

2023年10月24日,新财政部长就职。次日财政部宣布将在2023年四季度增加发行1万亿元特别国债,这使2023年全国财政赤字由3.88万亿元增加到4.88万亿元,中央财政赤字由3.16万亿元增加到4.16万亿元,财政赤字率由3%提高到3.8%左右。

2024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2024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

但是,我认为这个力度还是远远不够。

(二)国税部门在应该放水养鱼时,却预征收过头税、倒查税收,涸泽而渔

在企业和居民全面缩表的当下,原本应该减税,改善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刺激消费和投资。然而税务部门的做法恰好相反,它们采取了两个措施:

一是倒查税收,追缴历史欠税(点击)。

追缴历史欠税是合法的,但时机不对。说小一点,此举会抽走企业现金,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被迫停产甚至裁员,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下降,进一步陷入困境。说大一点,会破坏营商环境,导致失业、居民消费下降、加大通货紧缩压力。

二是预征“过头税”,即预征未来的税款。

预征过头税对经济有害无益。即便一开始经济处于稳态增长路径,预征过头税也会使经济偏离稳态(点击)。并且随着时间推移,GDP规模将偏离稳态增长路径的GDP规模越来越远;应缴纳税款也将偏离稳态增长路径的应缴纳税款越来越远。

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预征过头税的负面影响很容易被后续的经济增长对冲掉,因此对经济的负面作用不那么大。

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腹背受敌阶段”,GDP增速将长期下降,还将长期面临通缩压力,名义GDP增速的长期趋势也将下降,这会导致财政收入将逐年下降。此时再预征过头税,会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压力更大,雪上加霜。只能以后每年都预征过头税,否则财政就无法维持。而持续不断地预征过头税,会导致企业和居民更加缩表,经济增速雪上加霜,财政迟早会崩溃。

这些政策都是紧缩性的,体现了税务部门缺乏大局观,涸泽而渔,饮鸩止渴。

(三)地方政府在应该休养生息时,却杀鸡取卵

地方政府的支出普遍存在严重的刚性。2022年以来,随着经济下滑、财政收入下降,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普遍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削减对公用事业(水电煤气、公共交通)的补贴,推动公用事业涨价(点击12)。

这会导致居民:

【1】削减消费;

【2】居民担心公用事业开支未来会进一步上升,因此会提前增加储蓄,导致消费下降得更多。

【3】居民原本就对经济前景和收入前景不乐观。当政府削减补贴时,居民会把这当作经济进一步恶化的信号,因此会增加储蓄,以防未来经济下滑、自己失业。从而导致消费下降得更多。

结果,消费下降的金额将远远超过政府节约的补贴金额,可能达到政府节约的补贴金额的数倍。即便政府通过其他渠道(例如政府消费或投资),把节约下来的这部分补贴花出去,对经济的净影响也一定是紧缩性的。

公用事业价格上升本身会推高CPI和PPI。有些愚蠢的宏观分析师对此欢呼雀跃,认为这有助于经济走出通缩,却没注意到它会抑制消费,压低CPI和PPI,最终导致更严重的通货紧缩。

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提高公用事业价格,对整个经济将是灾难性的,它本质上是“以民为壑”,使居民的资产负债表更加恶化,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更低。长期看,导致当地消费不振,经济增长乏力,最后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也无法修复。

二是提高行政处罚力度,增加罚没款收入。

在一些城市,罚没款收入已经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40%以上。它对经济的影响与提高公用事业价格是类似的,并且更加恶劣,因为它不仅迫使居民和企业进一步缩表,还会严重破坏当地的营商环境。

目前中央正在酝酿对消费税进行改革,将其从全归中央,改为央地分成,使地方增幅能增加一个收入来源。问题在于,从国税预征过头税、倒查税收,地方增加罚没款收入来看,国税和地方都缺乏远见和大局观。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进行央地分成,并不能解决他们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做法。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加税这种蠢事,日本政府也干过。1990年日本泡沫破裂,1995年陷入“被追赶阶段”。1997年,IMF和OECD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日本削减财政赤字。于是日本政府于1997年4月开始实施15万亿日元(占日本GDP的3%)的财政紧缩计划(加税、缩减开支),结果导致日本经济雪上加霜,GDP连续5个季度下降。一些成功熬过之前7年衰退的银行开始纷纷倒闭。2001年、2009年日本政府又两度犯了类似的错误。

中国政府应该摸着日本的尸体前进,而不是重蹈覆辙。

六、“腹背受敌阶段”的中国经济有哪些特点?

在“腹背受敌阶段”,经济将呈现出如下的特点:

(一)潜在GDP增速将长期下降

目前中国潜在GDP增速大约是5%。未来在自然利率下降的同时,潜在GDP增速也将逐年下降。现实中的GDP同比将随之下降(点击),20年后可能下降到1-2%。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全国看做一家公司,那么GDP相当于营业收入,而不是利润。这家公司的效率特别低,2023年GDP同比5.2%,对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只有-2.3%,股市处于熊市。如果不能尽快提高TFP,那么未来当中国GDP增速降低到只有1-2%时,企业利润增速可想而知。

(二)M1、M2、社会融资规模、信贷余额存量同比处于低位

2024年4月,M1、M2、社融、信贷余额同比增速都创出历史最低(点击),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我看来,这是经济陷入“腹背受敌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

在“黄金时代”,经济增长强劲,居民收入上升,甚至一些低学历、缺乏技能的人也很容易找到工作,人们对未来预期非常乐观,边际投资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投资和消费增速都比较强劲。对贷款需求旺盛,很容易推高货币乘数,货币政策非常有效,容易出现通货膨胀。M1、M2、社融、信贷余额同比增速无疑将比较高。

但是随着经济陷入“被追赶阶段”,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由于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企业的融资意愿和投资倾向下降,储蓄率上升,导致消费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贫富差距扩大。由于经济缺乏活力,因此M1同比将处于较低水平。

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意愿大幅下降,导致货币乘数将下降,货币流通速度放缓,货币创造机制不那么顺畅,M2同比、信贷余额同比增速都将下降到较低的水平。

金融部门向实体部门融出的资金量下降,即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同比将下降到较低的水平。

2024年5月10日,央行发布了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专栏1《信贷增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指出,随着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我国信贷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趋于弱化。信贷增速下降至个位数,并不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减弱。主要原因是:【1】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房地产式微,地方债务风险防控加强,重化工业占比下降,对信贷的需求下降了。【2】随着信贷存量规模增长,信贷投放的边际效果递减。过度投放信贷会导致资金空转。【3】直接融资占比在上升。

这三点是有道理的。长期看,这三点都将继续存在,导致货币供给指标都将继续处于低位。未来很低的M1,7%甚至更低的M2,8%甚至更低的社融同比,9%甚至更低的信贷余额同比将成为常态。

(三)特别容易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

“资产负债表衰退”可能发生在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之前,也可能发生之后。但是在“腹背受敌阶段”,特别容易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并且会反复发生。

这是因为,“腹背受敌阶段”的本质,就是真实因素导致本国实体部门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下降,当下降到一定程度(图3中H点),低于后进国家时,本国企业为了盈利,只好出海投资,利用外国的低要素成本,赚取更高的投资回报。从而导致本国消费、投资、就业、经济增速全面下降。当企业在本国投资普遍无利可图时,它们就会主动缩表,削减投资,导致更多的失业;导致居民主动缩表,削减消费,即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

(四)将长期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且很难逆转(点击

在“腹背受敌阶段”,由于本国缺乏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企业的融资意愿和投资倾向下降,储蓄率上升,导致消费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显而易见,此时经济容易发生通货紧缩。

2022年以来,我国一直存在较大的通货紧缩压力。如果通缩压力来自短期的需求下滑(像2008年那样),那么随着需求快速恢复,通缩压力就会消失。但是2022年以来的通缩压力,根源是真实因素变化导致自然利率下降,这是个长期趋势,很难逆转,因此它带来的总需求萎缩、通缩压力加大也是难以逆转的,将长期存在(点击)。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不合时宜的政策又加重了通缩的压力。

另外,目前我国制造业产能占全球的大约30%,其中大约15%供应国外(出口),15%供应国内。当外需走弱时,如果内需能走强,消化多余的供给,则可以化解通货紧缩压力。问题在于,我国进入“腹背受敌阶段”后,一方面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速下降;另一方面,出口将受到欧美日的围堵(提高关税、限制进口),东南亚、南亚、墨西哥等竞争对手的追赶。这样内外需双双受到挤压,很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加大通货紧缩压力。

(五)无法再采用行政措施去产能(点击

那么,有没有可能再像2016-2017年一样,再搞一次行政去产能,用行政手段强迫(比如)环保不达标的中小企业退出行业,人为造成供给端产能收缩,使产品价格上涨,从而使经济摆脱通货紧缩,改善存活下来的企业的现金流和利润表?

我认为不会,也不应该。理由是:

第一,当前的经济环境与2016-2017年完全不同。

在2016-2017年,经济增速和企业盈利增速还比较高。当时迫使一些企业退出市场,让留存的企业改善处境,对整个经济影响不大。而现在整个经济状况很差,GDP增速下降,企业利润增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再强迫一批企业退出,会造成严重的失业。

第二,目前的产能过剩与2012-2015年的产能过剩不同。

2012-2015年的产能过剩是此前十几年投资导向型发展模式造成的,主要集中在传统周期性行业(钢铁、煤炭、有色、化工、建材等)。其中很多产能确实比较落后,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理应淘汰掉。2016-2018年供给侧改革后,升级改造或新建了产能。现在的“产能过剩”是2022年以来GDP增速下滑过快、需求不足导致的,而不是说产能已经太旧,不能适应市场需要了。如果去产能,把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会造成GDP增速进一步下降,那些竞争力弱、抗风险能力差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而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如果中小企业大面积倒闭,势必危及社会稳定。

第三,通过行政手段去产能,被去掉的往往是民营企业,会进一步造成国进民退,降低TFP,导致投资边际回报率更低。

第四,频繁地用行政手段去产能会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在“腹背受敌的阶段”,投资、消费疲软将长期存在。假如一出现产能“相对过剩”和通缩压力,就通过行政手段去产能,那么长远来看,需要不断地去产能,最终加剧制造业空心化。在美国主导与中国经济脱钩、试图摆脱中国供应链的当下,制造业空心化无异于自杀。

(六)不宜再拿库存周期分析经济,期盼新周期启动

2023年9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中,产成品库存名义同比出现小幅反弹。不少金融机构的宏观分析师欢欣雀跃,认为新库存周期即将启动,上升阶段会持续3-4个季度,带来股市大幅上涨。

这个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我当时撰写了几篇文章,来反驳这种观点,论证工业去库存过程并未结束,补库存遥遥无期(点击12)。事实证明我的分析是正确的。

另外,我从2012年开始,就反对拿理想化的库存周期模型硬套中国经济现实、认为周期的四个阶段会像春夏秋冬一样按顺序依次到来,每个阶段一定会按部就班地持续3-4个季度。

实际上,在2012-2015年的产能过剩、需求增速下滑时期,政府的稳增长政策扭曲了库存周期,导致去库存过程被拉长。库存周期的每个阶段都很短,幅度变小了。如果过剩产能如果不能及时退出,会持续抑制企业的利润率和利润增速,导致利润率和利润增速持续低位波动(点击)。这是2016年开启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逻辑基础。

随着目前中国经济陷入“腹背受敌阶段”,需求增速将逐年走弱。总需求即便有反弹,也是非常弱的,造成的库存周期将非常弱。并且不能再简单通过去产能来挽救PPI。在这种情况下,再试图分析库存周期、根据库存周期来判断行业的运行、拿美林时钟来做资产配置,必然不会什么效果。

(七)资金空转将成为常态

2022年以来,我国再度出现资金空转,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

2023年8月4日上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央行、国税总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要)既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和宏观调控需要,适时适度做好逆周期调节,又要兼顾把握好增长与风险、内部与外部的平衡,防止资金套利和空转,提升政策传导效率,增强银行经营稳健性。”

2023年11月22日,中国人大网发布《对金融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其中提到:“近期,我国M2增幅高,M1增幅低,两者不相匹配,原因之一在于货币资金在银行间空转,或在银行与大企业之间轮流转,面向中小企业的信贷资金渠道不畅。”

2024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强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盘活存量、提升效能,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避免资金沉淀空转。”

这些都表明中央在试图防范资金空转。

问题在于,本轮资金空转的根源,是自然利率(投资回报率)下降,即出现了“资产荒”,实体企业不愿意投资,居民不愿意消费,大量资金无处可以投资,于是流向金融机构,被加杠杆投资于长端债券。未来随着自然利率的继续下降,这种情况将继续存在。

央行要想杜绝资金空转,只有两个办法:

一是收紧货币,回笼流动性。这显然会造成经济增速下降,央行肯定不愿意这么做。

二是把结构性货币政策做到极致,严格控制从银行体系流出的资金的流向。这样做的成本极高。

因此这两点都无法采取。

总之,在“腹背受敌阶段”,央行必须保持流动性宽裕局面,这样必然有一部分资金处于空转状态,无法完全杜绝。这是我一直看好长债的理由之一。

(八)财政赤字将逐步走高,需要政府解放思想,敢于提高赤字率

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之后,货币政策效果逐渐下降,财政政策效果更好。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将成为稳定经济的主力,货币政策只要保持宽松局面,做好配合即可。

财政扩展,意味着财政赤字扩大。这就需要政府彻底转变思路、解放思想,敢于提高财政赤字率。

依然以日本为例。1990年日本陷入衰退之后,日本政府开始扩张财政赤字,稳定经济。但是:

“正统财政鹰派主导了日本媒体和学术界,试图给财政刺激设置障碍,表示巨额财政赤字将很快导致利率飙升和财政危机。一旦经济出现复苏迹象,鹰派就会给政客施压,(要求)削减刺激措施,从而引发新一轮经济衰退。由此产生的时断时续的财政刺激,并没有提升公众对政府处理经济方式的信心……..”(辜朝明,2023,p.069)。一直到1997年IMF和OECD给日本施压,要求削减财政赤字,导致日本衰退加重。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前文说,每年发行1万亿特种国债远远不够。财政政策应该是:只要经济没有好转,就继续扩大财政赤字。而不是提前设置严格的赤字率限制,捆住自己的手脚,不敢突破。

(九)长期看,国债收益率将持续下降到0或负值

自然利率下降导致全社会面临“资产荒”,上市公司ROE下降,股市缺乏系统性的投资机会。金融机构把大量资金投向债券市场,导致2023年下半年以来,长期国债利率一直在下降。

长期看,如果不能通过体制改革释放制度红利,如果不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提升各行业投资回报率,那么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重,自然利率将持续下降。最终将像美国和日本一样,自然利率下降到0附近甚至负值,自然产出(潜在GDP)增速也下降到很低的水平。现实中的GDP增速将逐年下降,十几年后下降到1-2%。

因此长期来看,国债收益率也将下降到0,甚至下降为负值。因此我从2023年下半年以来,一直看好降息,看好长债的投资机会(点击),认为只要有调整,就是买入机会。

在2021年夏天,我还认为中国自然利率降低到0,将是20-30年后的事情。现在看,这一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央行对超长期的收益率下行比较警惕。2024年4月23日,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理论上,固定利率的长期限债券久期长,对利率波动比较敏感,投资者需要高度重视利率风险。对于交易型投资者,通过加大杠杆、拉长久期,在短期价格大幅上行中可以获得更多收益,但也容易加剧市场波动,需要承担价格大幅下行出现的损失。对于银行、保险等配置型投资者,如果将大量资金锁定在收益率过低的长久期债券资产上,若遇到负债端成本显著上升,会面临收不抵支的被动局面。”

并以2023年3月美国硅谷银行倒闭事件来提醒投资者注意控制风险。

2024年7月1日,央行入市,借入国债卖出,导致国债价格大跌。2024年7月2日、3日,债券价格上涨,10年期国债完全收复失地,30年期收复部分。央行可以借此锻炼操控收益率曲线的能力,但是扭转不了长期的下降趋势。

(十)央行将被迫进入市场交易国债,实施财政赤字货币化,必要时采取QE

2024年4月23日,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还表示:

“央行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买卖,可以作为一种流动性管理方式和货币政策工具储备……一些发达经济体央行在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用尽情况下,被迫大规模单向买入国债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而我国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人民银行买卖国债与这些央行的量化宽松(QE)操作是截然不同的。”

确实,现在我国自然利率为正,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为正,因此还可以“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因此央行买卖国债与西方的QE截然不同。但长远看,随着自然利率、自然产出增速、投资回报率继续逐步下降,迟早有一天,将像欧美日一样,自然利率接近0或变为负值。届时将不得不经常性地采用QE操作。

为了推迟这一天的到来,一方面,决策者必须竭尽所能地深化改革、刺激创新,提高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央行应该尽快入市,直接进行国债交易,这样(点击):

一是可以比较灵活地调控收益率曲线。

二是长期看,可以配合财政,为财政赤字融资。虽然我个人很厌恶赤字货币化,但这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三是为未来搞QE积累经验。

(十一)贫富差距将扩大,基尼系数将上升

如前所述,从理论上来说,在经济到达“刘易斯拐点”之前,贫富差距会扩大;在跨越“刘易斯拐点”、进入“黄金时代”之后,贫富差距会缩小;在跨越“辜朝明拐点”,进入“腹背受敌阶段”之后,贫富差距会再度扩大。这种情况在美国、法国、德国、印度、泰国等都已经得到印证(点击)。

从中国的数据看,从1990s到2010s,随着GDP高速增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贫富差距扩大,基尼系数迅速上升到40以上。在2010年前后,基尼系数触顶。此后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先富”开始带动“后富”,居民收入普遍快速增长,分享了经济增长的红利,基尼系数开始下降。

图10  中国的基尼系数
图10  中国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

随着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经济增速下行,总需求增速下行,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只有那些具有先进技术的人,或者具有较强学习能力、能够适应新形势的人,才能找到工作。那些工作岗位很容易被转移到国外的人,则将很容易失业,生活陷入困顿。贫富差距将扩大,基尼系数将上升。这显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十二)恩格尔系数将上升,居民将花费收入的更大比例购买食品

恩格尔定律是说:一个家庭的收入越低,用于购买食物的开支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就越大,用于教育、文化娱乐、医药卫生方面的开支占比越低。

1978年以来,我国恩格尔系数趋势下行,这是一个经济体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典型表现。

 

图11 中国的恩格尔系数
图11 中国的恩格尔系数

 

但是,我注意到,2020年以来(点击):

1、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增速在下行,原因是:【1】疫情导致消费场景缺失;【2】居民家庭主动收缩资产负债表,缩减消费开支。

2、食品支出存在刚性。

这导致2020年-2023年恩格尔系数明显反弹。

随着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总需求增速下行,居民收入增速下降,甚至负增长。那些工作岗位很容易被转移到国外的人,将很容易失业,生活陷入困顿。从逻辑上说:

1、居民将削减消费开支,优先保证在生活必需品(例如食品、居住、公用事业、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开支,削减在奢侈品和可选消费品(例如衣着、文化娱乐服务等)方面的开支。这会导致恩格尔系数上升。

2、随着收入增速进一步下降,在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时,在必需品中,居民也将降低要求,例如降低对食品的要求,不再追求“吃得好”,减少采购“高端食品”、“可选食品”;而以“吃得饱”为目的,只采购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食品。这将导致居民在食品上的开支减少。但由于此时收入和消费开支也减少了,因此恩格尔系数应该还是上升的。

3、极端情况下,随着经济越来越差,居民的储蓄被逐渐消耗,居民也将开始削减在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开支,进一步降低对必需品“质”的要求,维持基本的数量要求。甚至对“量”的要求也降低。

总之,我认为,中国恩格尔系数的下降趋势已经结束了,很难再继续下降。随着经济增速长期下行,恩格尔系数将上升。

对日本数据的分析发现,1996年之后,东京都的恩格尔系数横盘震荡,缓慢上升(图形见这里),趋势上符合我对“被追赶的经济体”恩格尔系数的判断。在消费结构上,2002年至2023年,东京都家庭:

1、在食品、教育、医疗保健、家具家务用品方面的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上升。

2、在文化娱乐、住房、服装和鞋类、其他方面的支出占比下降。

3、燃料水电及照明、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大体持平。

这种变化与2020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大体类似,都是在保证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削减了“可选消费品”。明白这一点,在股市上进行行业配置时,可以避开那些没有前途的行业,具体见这里

(十三)人口出生率将持续维持低位

人口出生率取决于居民的财富存量、预期收入水平、育儿成本等。近年来,疫情、收入增速下降、育儿成本上升,共同导致出生率下降。

在“腹背受敌阶段”,收入增速将进一步下降,生活压力将增大,这必将导致生育意愿进一步下降,出生率继续维持低位。由于死亡率是比较稳定的,因此最终的结果是人口总量将逐年下降。

依靠发放补贴、延长产假等方式是不可能扭转生育率的颓势的,因为补贴和假期给居民带来的效用有限,远远无法对冲收入增速下降、育儿成本等因素给居民带来的痛苦。

顺便说一句,比人口总量下降更可怕的是,人口结构的恶化。全国,尤其是西北、西南某些省份汉族占比在不断下降,儿童、新生儿中汉族占比的下降触目惊心。未来必将严重危及国家稳定。

(十四)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将沉渣泛起,同流合污(点击12

国务院前副总理刘鹤(2013)在总结国外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社会思潮时说: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刘鹤,2013,p.11)

我认为,用来分析中国的未来,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中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都有广泛的社会基础。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掩盖了很多社会矛盾。随着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那些缺乏学习能力的人,将无法适应产业的变迁和时代的冲击,将陷入失业,收入水平下降,生活陷入困顿。他们的认知能力有限,对时代的这种冲击感到迷惑不解,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陷入这般境地。

此时一些自媒体会开始宣扬民粹主义、非理性极端民族主义,散播谣言,鼓吹各种谬论,例如经济出现问题、平民生活陷入困境是因为政府漠视底层民众的利益,是因为权贵们垄断了权利,是因为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是因为技术进步(例如电子商务冲击实体门店),是因为精英阶层故意掠夺底层民众,是因为资本家的阴谋操纵,是因为外国势力的渗透,是因为全球化抢夺了自己的就业机会,等等。

缺乏学习能力、认知能力的人,当然也缺乏辨别能力,更容易被这些谬论蛊惑,成为民粹主义、非理性民族主义忠实的信徒。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同流合污,将危机社会稳定。

“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心理压力,往往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在执政期内无力改变现状和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的政策宣示安抚民心。”(刘鹤,2013,p.10)。我国政府也应避免采取民粹主义政策,避免用政策来取悦和讨好民粹主义者。

(十五)自杀、诈骗等各类犯罪会增加

经济进入“被追赶阶段”或“腹背受敌阶段”之后,由于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失业率上升,因此自杀率会快速上升,这已经被日本、韩国、美国的数据证明(点击查看数据)。

我还注意到,自杀率的上升通常不是从经济恶化之初就开始的,而是经济恶化几年之后才快速上升的。

我猜想原因是:

经济从“黄金时代”突然陷入“腹背受敌阶段”时,绝大多数人不相信经济会一蹶不振,他们保留着“黄金时代”的美好记忆,以为经济只是暂时不佳。自己靠着积蓄挺一挺,熬几年,经济还会好转;或者自己更努力一点,多打一份工,就能对冲收入的下降。

然而,“腹背受敌阶段”的根源是真实因素导致的投资回报率下行,在这种历史大趋势面前,个人的努力不值一提。在经济恶化之后的几年,他们会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改变处境。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后,他们彻底失去了信心,万念俱灰,选择自杀。而一个人的自杀会有强烈的“示范效应”,鼓励周围有同样想法但一直未实施的人步其后尘。

如前所述,我判断中国经济是在2022年陷入“腹背受敌阶段”的。从2024年开始,观察到自杀现象明显增多。我预期:【1】未来几年我国自杀率会继续上升;【2】中囯自杀死亡者将与日韩类似,以男性为主,男性将占到70%左右。

另外,随着失业增加,居民会寄希望从彩票上获得补偿,彩票销售额奖增加(点击)。也有的居民会走出国门,到海外去寻找投资机会。

但是,当居民从合法渠道不能获得收入时,就会寻求从非法渠道获取收入,因此各类犯罪会增加(点击):

【1】失足妇女将增多,价格将下降;

【2】诈骗案件将增多。这是因为与盗窃和强劲相比,诈骗成本低、风险小、收益大(点击);

【3】盗窃、抢劫案件将增多;

【4】贫富差距增大的大背景下,有人会把个人的困境归咎于社会,毫无理由地当街砍人、驾车撞人、去幼儿园和小学砍小孩、仇杀等恶性案件将增多。

总之,岁月将不再静好。

七、资本市场:股市长期缺乏系统性机会,长期看好债券市场

(一)TFP和自然利率压制中国股市

现在把图1的分析框架拓展到资本市场。

逻辑链9:上市公司的EPS增速、市场环境、投资者风险偏好一起决定上市公司的估值。

逻辑链10:上市公司的EPS增速和估值,一起决定了股票价格。

逻辑链11:上市公司股价,与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投资者结构、交易制度和监管制度等因素一起,决定了大盘指数。其中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

结合逻辑链1-8,即真实因素决定TFP、自然利率和自然产出,并通过影响实体经济,最终决定了企业的EPS、ROE、估值,最终决定了股票价格。

对日本、韩国、台湾省、美国等的数据和股市进行分析发现,这些经济体历史上出现的长期牛市,都与较高的TFP增速有关。当TFP增速下降时,相应地出现熊市(具体见这里)。

图12  把分析框架拓展到资本市场
图12  把分析框架拓展到资本市场

资料来源:自己绘制

在2001-2007年,中国TFP增速较高,2008年之后大幅下降。

具体来说,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1983-1987、1991-1997、2001-2007年,TFP增速远低于加拿大、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台湾省、日本、以色列(专题)、马来西亚等经济体1955-1980年的水平。原因是:

【1】行业、地区发展不平衡。

【2】国企和政府干预扭曲了资源配置,降低了效率。

【3】增长方式有问题。增长更多地依赖要素投入,而不是技术进步。

【4】人口老龄化。

2008年之后中国的TFP增速持续较低。原因是:

【1】人口老龄化。

【2】国企、民企二元融资结构、僵尸企业、政府干预等扭曲了资源配置。

【3】我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一般的技术进步给整个经济带来的TFP增速有限。除非有划时代的技术进步,提高经济中大多数行业的TFP增速,才能提高整个中国经济的TFP增速。

【4】中国企业更习惯于模仿而不是创新。

对1995年之后A股的表现进行分析,发现中国TFP增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上证指数乃至整个A股的整体涨跌。TFP增速较低,限制了实体部门投资回报率的水平,导致上证指数长期难以摆脱3000点。即便因为某种原因(比如2005-2007年库存周期向上波动、2014年底-2015H1大放水)而短期上涨,最终还是会跌回3000点。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下,必然有这样的股市。

中国自然利率的持续下降,也压制了上市公司的ROE。图12中,2004-2019年上证A股的ROE与自然利率的相关系数是0.70,全部A股的ROE与自然利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75。前文指出,2022年疫情封控进一步压低了中国的自然利率和TFP,导致ROE进一步下降,是2022年初以来股市持续熊市的根源。

图13  各指数的ROE与自然利率
图13  各指数的ROE与自然利率

资料来源:Wind;孙国峰和Rees(2021)

(二)其他原因

除了TFP增速和自然利率下降压制ROE外,还有几个因素导致A股(包括创业板)难以持续走牛:

一是产业化的效率太高,过于内卷,压低了ROE,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

中国企业产业化的效率太高:【1】喜欢在新技术新产品出现后一窝蜂地涌入,大规模投资,压低利润率和ROE,迅速导致产能过剩。以新能源为例,在短短几年内全国到处都是光伏、风电、锂电池、新能源汽车企业,导致业绩在短期内暴增,然后产能过剩,大家一起亏钱。【2】迅速将产品在市场上铺开,渗透率迅速提高。原本可能需要10年做完的市场推广,可能三年就做完了。例如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龙头,在政策的推动下,迅速推向市场,提高渗透率。

反映在股价上,就是短期内给予80倍甚至上百倍的估值,股价暴涨;随后随着渗透率迅速提高到30%、50%,预期未来业绩增速将下降,股价暴跌。原本可能持续10年甚至更久的慢牛,在2-3年内就涨完了,然后就是暴跌。

二是投资者行为。

因为上一点原因,导致投资者不敢长期持有科技股(担心坐过山车),更喜欢做趋势投资,而不是长期持有。这导致:【1】当热点行业和公司出现时,他们会一窝蜂地涌入,导致股价短期内暴涨;然后一窝蜂地卖出,导致股价暴跌。【2】在科技股上涨时寄予厚望,赋予极高的PE、PB或PS;在下跌时又超跌。

三是指数的权重有问题。

截止2023年11月底,NASDAQ指数、韩国综合指数、台湾加权指数中,信息技术的权重远高于A股。A股创业板指中信息技术占比19.91%,创业板综指是30.3%,上证指数中只有12.04%。相比之下,NASDAQ中信息技术的权重是61.51%,台湾加权指数中信息技术权重是59.3%,韩国综合指数中是39.5%(点击)。

上证指数、万得全A中金融、工业、周期类权重太高,确实能反映中国TFP低增速的客观情况。这样一来,上证指数难以长期脱离3000点才是正常的,如果它持续上涨,反而是匪夷所思的,因为违背了经济规律。

(三)“腹背受敌阶段”,A股市场将长期缺乏好的投资机会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腹背受敌阶段”:

【1】投资回报率将继续下降,企业为了争夺利润,势必更加内卷。

【2】随着经济增速下行,科研投入增速也在下行,技术进步速度也会放缓,进一步压低自然利率。

【3】越往后人口老龄化越严重。

【4】改革进程缓慢。

因此未来要提高TFP和自然利率更加困难。

2024年初以来,监管部门不遗余力地加强监管,查处违法微观行为,导致上证指数在2024年2月至5月中旬反弹,创业板指在2024年2月至3月中旬反弹。并且社会似乎在营造一种氛围,即股市下跌是金融从业人员导致的,因此应该打击他们,只要把他们收拾了,就能出现牛市。这其实是一种民粹主义思想。决定股市的最根本原因既不是金融从业人员,也不是监管行为,而是TFP增速和自然利率。在TFP和自然利率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A股市场将长期缺乏像样的投资机会。

(四)可以考虑的投资主线

一是低波红利概念,类公用事业行业。寻找高分红,高股息,低估值的个股。一些央国企也可以归入这一类。

二是新质生产力方面。寻找技术壁垒高、市场空间大、前景广阔的个股。但是其中很多行业(例如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氢能源车、可控核聚变、脑科学、脑机接口、未来显示等等)目前要么缺乏被广为接受的标志性产品,要么处于发展早期,短期见不到业绩,因此还是以主题炒作为主。

三是出海概念。但是目前我国企业出海和日本企业30年前出海面对的市场空间、政治环境、竞争环境完全不同,需要仔细甄别(点击)。

四是总需求上升带来的机会。但是如前所述,未来中国很难出现标准的库存周期,总需求增速的反弹将是非常弱的,因此从这个角度很难找到投资机会。

(五)长期看好债券市场

如前所述,从长期看,中国的长债收益率将下降到0,甚至负值,因此可以长期看好债券。

八、政策建议:竭尽全力延缓投资回报率的下降

(一)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方面

1、央行大幅下调名义利率至少70BP,使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持平,使利率政策恢复中性立场或宽松立场。

2、不要试图拉高长债收益率,也做不到,且有弊无利。建议维持较低的长债收益率,使居民、企业和政府能把之前的高息负债转换为低息负债,改善资产负债表,这是经济复苏的必要前提。

3、央行尽快参与国债买卖,为QE积攒经验;在必要时进行赤字货币化。

4、不要太看重外部均衡。必要时允许汇率更大幅度的贬值(点击)。

5、财政部门要敢于大幅加杠杆,提高财政赤字到(比如)6%甚至更高。发行特种国债:

【1】中央主导进行国家重点项目投资,尤其是科研攻关项目,尽快解决被西方卡脖子的问题;

【2】设立产业基金(类似于半导体大基金),不遗余力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比如AI、人形机器人、脑科学等等,确保在与美国的科技竞赛中不落后。

【3】为特定的居民家庭减税,甚至发放现金,刺激消费;

【4】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禁止出台紧缩性的政策。

(二)长期的治本之策(供给侧政策)

既然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是真实因素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那么治本之策,就是从真实因素入手,尽量延缓TFP增速、自然利率的下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改革,二是创新。

1、对所有阻碍技术进步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例如:推动僵尸企业倒闭;禁止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政策,在融资、市场准入等各个方面,享受与国企一样的待遇;改革分配制度、财税体制等,释放制度红利。

2、对所有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例如对科研体制、教育体制、产融结合、知识产权制度、营商环境等进行改革,培育创新土壤。

3、精简政府工作人员。废除不能提高经济效率的政府活动,减少财政供养人员;缩减不能产生效能的政府开支。

4、斩断政府“闲不住的手”,杜绝政府对市场、产业的胡乱干预,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

5、对人口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进行改革。取消民族划分,全国只有一个民族,鼓励相互通婚融合。废除逆向民族主义政策,尤其是对汉族的歧视政策,所有人一律平等。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改革和创新不能停留在纸面上,要落到实处。切实地通过改革和鼓励创新提高TFP增速,延缓自然利率的下降。尤其是在新出现的科技领域(例如AI)决不能落后于美国,必须抓住一切机会提高生产率。

九、给普通人的建议

最后,我想给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几句建议:

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它是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广义技术进步等共同带来的。我们这些普通人恰好生活在这个时代,加上自己的努力,分享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但是奇迹总是短暂的,繁华终将随风而逝。这么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一直维持“黄金时代”。“腹背受敌”、“被追赶”才是常态。搞清楚这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可以使我们做出更优的选择。

首先,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学习能力。通过学习可以提高自己的技能,适应产业的变迁,抵御时代的冲击。通过学习还可以提高认知能力和分辨能力,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代少踩雷,少踩坑,不被不良思潮蛊惑,规避风险,就是胜利。

其次,不要轻易投资于权益和商品,包括炒股票、买股票基金,和自己创业(当股东)。面对长期通缩压力,保住现金,降低收益预期,就是胜利。

第三,虽然个人努力在历史大趋势面前不值一提,但人生终归不应该浪费在随波逐流、自暴自弃之中。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强大的内心,永不放弃希望。

最后,用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的最后一句话结束本文:

Tomorrow is another day!

参考文献(只列出正文直接引用的文献,更多文献可以点击正文的超链接)[美]辜朝明著,喻海翔译,《大衰退》,东方出版社,2008年11月。

[美]辜朝明著,徐忠,任晴译,《被追赶的经济体》,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11月。

Lewis,Arthur,1954,“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Manchester School,Vol. 22,No. 2,139—191.

易纲,《中国的利率体系与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研究》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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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lps, Edmund. The Golden Rule of Accumulation: A Fable for Growthme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1, No. 4 (Sep., 1961), pp. 638-643. [美]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著,张延人译,《经济增长黄金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Minami,Ryoshin,1968,“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2 (3) ,380—402.

刘鹤主编,《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年2月。

红绿灯三角度 — 兼谈“美国要禁TikTok,为什么极左和极右派同声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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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家煜  文章来源: 网络(略有编辑)

左右政治光谱现在出现一个新的现象,极左和极右派,原本应该是死敌,结果现在直线的光谱一折,变成马蹄铁,左右两端非常接近,行为上,有时候我们分不清到底是极左还是极右在讲话。比如说,现在美国要禁TikTok,极左和极右派居然同声反对。

但这现象,从左派取得政治权力后,在人类历史裡就已存在。列宁的革命,没有德国右派的阴谋,根本不能成事。而史达林和希特勒互相痛恨对方,但是却签下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因而欧战开打。左右沆瀣一气,史所常见。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呢?我们要先认知,所谓的左右意识型态,在根本上,所争执的是人类社会自古就有的一个紧张关係,到底“秩序”重要,还是“自由”重要。下面这一段是Ayn Rand的名著The Fountainhead裡反派主角的原话:

“现代社会的基本困扰是智识上的一个错误认知,人们以为自由和强迫是两极互斥的。要解决今天世界上的巨大问题,我们必需先把我们认知上的困惑釐清。我们要有一个哲学上的新角度。基本上,自由与强迫是合而为一的。给你一个简单的例子。红绿灯限制了你随意跨越马路的自由,但这限制却给你免于给卡车辗过的自由。如果指派一个工作给你,并且不准你离职,这会限制你职涯的自由。但却给你免于失业的恐惧。当一个新的限制加诸于我们的头上,我们自动地取得一个新的自由。自由与强迫是不可分的,只有接受全面性的限制,我们才能达到全面性的自由。”

插个话,The Fountainhead一书,有些人认为比Rand的巨著“亚特拉斯耸耸肩”更重要。我是读得有点害怕,尤其是这个左派反派的描述,根本就是许多历史上左派思想家、革命家、政治人物的化身,头头是道,又百发百中。而裡面的主要配角,光芒四射的媒体大亨,几乎就是黎智英发迹与败亡的历史预言。值得一读。

回到引言。

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自称是“自由派”的西方左派,对于限制自由,没有任何的内心窒碍。当他们动用媒体力量封杀川普的时候,他们没有限制言论自由的疑虑,当他们用Covid科学家的圣旨,限制人们活动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疑虑,当他们试图用调查局、检察官等司法力量阻止对手行政,甚至参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毁坏宪法的疑虑。为什么?因为“朕即王法”,没有他们挺身而出,民主已被法西斯搞死,自由自然也没了。为了民主,所以要摧毁民主,为了自由,所以要限制自由。你听听看这话有多谎谬,但又多么头头是道。

法西斯极右派当然不是用自由的理由来强迫人民,他们用的是秩序的理由,但到头来,法西斯和极左派,行为上,没有两样。Ellsworth Toohey讲的这段话,就是极左和极右共同的哲学基础,这是“为了你好,所以要限制你”的理由。

从根本上来看,没有红绿灯,十字路口就会混乱,所以要设立关卡,限制人的自由活动。但这限制,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照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看法,人性本善,如果没有后天的坏影响,人类会互信互爱,走到十字路口,就会互相礼让,自然地有序通过。这种天真的看法,后来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信仰,要让人类回到原始初真的本性,不得不用强制的手段,“改造人性”,而红绿灯的设立,只是历史暂始的必然需要,等到社会主义天国降临,人就自然会有序进行各种活动。现代左派的所有强制行为,都在这个蓝图下进行,除非把所有恶性的右派份子通通消灭了,人类不可能有真正的理想国,在消灭万恶的“种族主义者、资本主义家、恐同、反女等各种自大”之前,任何强制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红绿灯的第二个角度,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角度。霍布斯没有卢梭的天真,他非常相信人性本恶,不用后天的坏影响,只要让人自然地发挥本性,一定是自利而不顾他人的。所以不可能有自发性的走到十字路口,相互礼让的这种事。就算有傻子让了,很快也会因为别人的佔他便宜,而逼他也变得自私自利。因为人性本恶,所以要设立红绿灯,而且还要严格执行法律,人才会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才不会有危险。所以霍布斯的解决之道,竟然和卢梭一样,需要一个集体的力量,限制人们的自由,霍布斯称之为“国家巨灵”。没有国家巨灵,社会没有秩序,连人身、财产都朝不保夕了,还谈什么自由?法西斯的哲学基础,就是霍布斯的国家巨灵,虽然他们常躲在宗教的后面,但你真得认为希特勒这种恶魔会信神?

某党顶著共产主义的帽子,打著社会主义的旗号,好像信仰卢梭,但他们的行为,却更贴近该国历史的帝制,他们对付其人民的方法,正是霍布斯的国家巨灵。但不管是极左,还是极右,该党都是反对自由的。

红绿灯的第三个角度,是洛克(John Locke)的角度。和霍布斯一样,洛克不认为人性本善,但不一样的是,人不善,也不致于悲观到认为人性本恶。人性是自利的,而自利本身,可以是道德上善良,也可以是道德上邪恶的。解决十字路口的问题,是一个寻求秩序的过程,自由人可以互相妥协,在互相让步的情况下,达成交通规则的建立,只要自由人知道这牺性,对自己也有好处,这个秩序,就可以达成,并不需要集体的强制力,自由和秩序,可以兼容。

美国的立国基础,就是洛克的哲学观。秩序是为了自由而生出来的,秩序本身没有自由那么高的价值。一旦这种自由观普遍建立在人群裡,红绿灯也许也没那么必要。你有想过为什么美国的Stop sign,在亚洲国家都是行不通的吗?

在左右纷扰的现在社会,我们不应该忘记自由的精神,不要受到这些虚假的言论所搧动,要认清人的价值在自由的心灵,而不是“有饭吃、不会死”这种低等的动物需求。

 

黄仁勋最新对话全文:10内年算力将提高100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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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钛媒体APP

英伟达CEO黄仁勋(图片来源:斯坦福大学SIEPR)
英伟达CEO黄仁勋(图片来源:斯坦福大学SIEPR)

2024年3月初,NVIDIA英伟达CEO黄仁勋(Jensen Huang)回到了他的母校美国斯坦福大学,参加了斯坦福商学院SIEPR经济峰会以及View From The Top 系列活动。

在两场已公开的对话视频中,黄仁勋详细谈到英伟达的市场价值定位、AGI(通用人工智能)发展、AI 算力的增长,以及如何通过人类反馈将 AI 根植于人类价值观话题,而且他也回应对于“皮衣黄”来历等。

黄仁勋坦言,AI 技术缩小了人类的技术差距。

他称,目前大约有1000万人因为知道如何编程而有工作,这让其他80亿人“落后”,而接下来,如果生成式 AI 逐渐取代编程的话,编程技术将可能变得不那么有价值了。

“未来,我们都可以编程计算机。你只需要看看YouTube,看看所有使用提示工程(prompt)的人,所有孩子正在用它(AI)做出惊人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如何编程,但只是和ChatGPT交谈就反馈到正确的编程手段做这个、做那个。所以,AI 和未来与人交流没有什么不同。这是计算机科学行业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我们缩小了技术差距。”黄仁勋表示。

黄仁勋强调,未来五年内,AGI将通过人类测试。包括律师考试、胃肠病学等专业测试中,AGI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不过他也承认,AGI可能还很遥远,因为目前专家们对于描述人类思维如何运作方面仍然存在分歧。

谈及 AI 算力,黄仁勋强调,在未来的10年里,英伟达将会把深度学习的计算能力再提高100万倍,从而让 AI 计算机不断训练、推理、学习、应用,并持续改进,未来不断将超级 AI 转变为现实。

“因此,我们会做更多的计算。我们会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黄仁勋表示。

谈到地缘政治风险,黄仁勋回应称,英伟达几乎就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典型例子,原因在于公司制造了一种非常重要的 AI 工具。

他认为,AI 将是这个时代的“界定技术”。过去6-9个月时间里,他已经发现,未来 AI 将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即一个国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数字智能,必须致力于控制你的 AI 主权。

“美国完全有权决定这种工具在它认为应该限制的国家。美国有这个权利,并且行使了这个权利。对于我们来说,首先,我们必须理解这些政策,我们必须保持敏捷,以便我们能够遵守这些政策。一方面,它限制了我们在某些地方的机会,另一方面,它在其他地方打开了机会。”黄仁勋称。

黄仁勋也回应了“皮衣黄”来历。他坦言,这套皮衣是妻子给他买的,他自己几乎不购物。黄仁勋笑着说,这件皮衣已经足够好了,如果不喜欢这件可以去再买一件,不然他可以一直穿皮衣。

“我储备了一大堆黑色皮夹克。”黄仁勋表示。

而在另一场斯坦福对话当中,黄仁勋谈及创办英伟达并获得资金的前后过程,并指出“我们正处于计算的世界”。他认为,未来人类处理信息的方式将从 AI 上发生根本改变,这就是英伟达制造芯片和系统的根本原因。而生成式 AI 将从一个信息“种子”出发,计算的未来将高度依赖生成而非检索。

面对英伟达暴跌80%时的“低谷期”,黄仁勋坦言当时希望公司要回到事情的“核心”——坚持我所相信的,然后什么都不改变、继续前进。

黄仁勋还认为,液冷技术将成为 AI 算力的下一个趋势性领域。

黄仁勋强调,未来十年,英伟达最大的挑战来自技术和市场,其他的挑战还来自工业、地缘政治和社会层面。他希望所执掌的英伟达能通过坚持不懈地去做擅长且热爱的事,被历史以“改变了一切”而闻名。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ChatGPT、林志佳,编辑|林志佳)

以下是黄仁勋在斯坦福大学的两场访谈对话全文,仅供参考:

第一个对话信息来自黄仁勋与MBA ’24Shantam Jain的对话,翻译部分自@美国攻略,并由钛媒体编辑进行人工整理和修正。

主持人:Jensen,非常荣幸能邀请到您,谢谢。

黄仁勋:能来这里我很高兴,谢谢。

主持人:为了庆祝您回到斯坦福,我想先聊聊您离开斯坦福的那段经历。当时您加入了 LSI Logic(美国逻辑芯片公司),那是当时最棒的公司之一。您也跟很多人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但却决定离开去创业。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样的决定?

黄仁勋:是 Chris 和 Curtis(两位英伟达联合创始人、黄仁勋的好友)。当时我在 LSI 做工程师,他们在 Sun 工作。我当时跟 CS 领域最聪明的人共事,制造各种工作站包括图形工作站。有一天 Chris 和 Curtis 说,他们想离开 Sun 。他们想让我帮忙想想做什么好。我的工作很棒,但他们坚持要我加入他们一起思考如何创立一家公司。他们过来时,我们就在 Denny’s 聚会,那几乎算是我最初效力的公司。我成为 CEO 之前的第一份工作是洗碗工,那份工作我做得很出色。总之,我们经常聚会,而那段时期正值微处理器革命。

那是在 1992 到 1993 年期间,PC 革命才刚开始。革命性的 Windows 95 还没上市,奔腾处理器甚至还没发布。这一切都发生在 PC 革命爆发之前,显而易见,微处理器会非常重要。于是我们想,为什么不创立一家公司解决通用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呢?这便成了公司使命:制造特殊的计算机解决普通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一直专注于此。

看看这些我们开拓的市场以及市场中的各种问题,比如计算机药物设计、天气模拟,材料设计。这些都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东西。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以及人工智能的自主软件。随后我们不断地推动着技术进步,最终计算成本接近于零。这促成了一个全新的软件开发方式,计算机自己编写软件,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人工智能。就是这样。

主持人:这就是整个历程,感谢大家的光临(玩笑)。嗯,如今我们都在思考这些应用。那时,LSI 的 CEO 说服了他的最大投资者 Don Valentine 与您会面。就是红杉资本的创始人。我可以看到很多创始人都满怀期待地向前倾着身子。但您是如何说服硅谷最炙手可热的投资者为您投资的呢?您的团队是初创者,产品是面向尚不存在的市场。

黄仁勋:我不知道如何写商业计划书,所以我去了家书店。那时候还有书店呢。商业书籍区,有这本书,作者我认识,Gordon Bell 。这本书我应该再去把它找出来,不过它非常厚。书名叫《如何写商业计划书》。

对于一个很小众的市场来说,它的书名相当具体了。感觉像是他特意为十几个人写的,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买了这本书,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个坏主意,因为 Gordon 非常聪明,聪明的人总有很多话想说。

我很确定 Gordon 想从头到尾教我怎么写商业计划书,所以我拿起这本书,大概有 450 页后,好吧,我从没读完过,根本读不完。我随便翻了几页,然后想:算了。等我读完它的时候,公司估计都倒闭了,钱也花光了。

Laurie和我当时银行里只有六个月左右的生活费,我们已经有了 Spencer 和 Madison,还有一条狗,所以我们一家五口只能靠手头这点存款生活。因此我时间不多,我没有写商业计划书,而是直接去找了 Wilf Corrigan 。

他曾经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嘿,您离开公司了,您都没告诉我您干嘛去了,我希望您能回来给我讲讲。」我回去给 Wilf 做了详细的介绍。Wilf 听完我的介绍后说:「我完全不明白您在说什么。」「这是我听过最烂的创业推销之一。」

随后他拿起电话打给 Don Valentine,他打电话给 Don 说:「Don,我要给您送个小伙子过去,我希望您能给他投资。他是我在 LSI 最棒的员工之一。」

我学到的教训是:你可以忽悠一个精彩的面试,你也可能会把面试搞砸,但你无法逃避自己的过去,所以要把自己的「过去」做好。从很多方面来说,我说我是个好洗碗工是认真的,我可能是 Denny’s 餐馆史上最好的洗碗工。我有规划,注重组织有序,我准备工作很用心,然后全力以赴地清洗盘子,之后我被提拔为服务员,我是 Denny’s 最好的服务员。

我从不空手离开工作区,也不空手回来,我效率很高。总之,我最终成为了 CEO,但我仍在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 CEO 。

主持人:您曾说要做最好的,要成为后来获得投资、做同样事情的 89 家公司中最优秀的。当公司的资金仅够维持 6 到 9 个月时,您意识到最初的愿景行不通。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您如何决定下一步来挽救公司呢?

黄仁勋:我们创立了「加速计算」(NVIDIA)公司。问题是,它用来做什么?它的杀手级应用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也是红杉投资的项目。我们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首个重点应用领域是 3D 图形。技术将是 3D 图形,而具体应用程序将是电子游戏。

当时,廉价的 3D 图形技术是不可能做到的。硅谷图形芯片产品要上百万美元,做廉价版本很难。而电子游戏市场当时的价值是零美元、不存在。你有一项难以商品化的技术,瞄准了一个尚未存在的市场。这个交集就是我们公司的创立点。

我还记得当我完成展示后,Don 说了句话,当时很有道理,今天听来也是:「初创公司不该投资初创公司或者跟初创公司合作。」他的观点是,为了让 NVIDIA 成功,我们需要另一家初创公司也取得成功,就是 Electronic Arts 。那家公司的 CTO 只有 14 岁,得由他妈妈开车送他上班。他想提醒我,这就是我要依靠的人。他说:「你要是赔了我的钱,我杀了你。」这就是我对第一次会议的回忆。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创造了点东西。接下来几年我们着手去开拓市场,为 PC 创造游戏市场。这花了很多时间,我们直到今天还在耕耘这块领域。

我们意识到,为了把百万美元的计算机图形技术商品化,使其适配进入售价 300 美元、 400 美元、 500 美元范围的电脑,你不仅要创造新技术,还得发明新的计算图形处理方式。同时你还需要去开拓全新的市场。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创造新技术、新市场。这种「创造技术、开拓市场」的理念定义了我们公司。我们做的几乎每件事情都是创造技术、创造市场。这就是人们说的「生态链」的本质。过去 30 年里, NVIDIA 的核心领悟就在于:为了让别人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必须亲手开拓这个新市场。

这就是为何我们很早就开始布局自动驾驶、深度学习,以及在很多领域都处于前沿,包括计算药物设计和发现。我们在创造技术的同时致力于开拓所有这些不同领域的市场。

接下来我们步入正轨,然后微软推出了 Direct 3D 的标准。这催生了成百上千家公司。几年后我们发现自己在跟几乎所有人竞争。我们赖以创立公司、开拓消费级 3D 图形的那项发明技术,居然跟 Direct 3D 标准不兼容。

我们创立公司,想把百万美元的发明技术商品化,但很快发现与新的标准不兼容。我们不得不更改赛道,否则就只能倒闭。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按照微软的方式来构建它。

我还记得那次会议上的讨论:我们现在有 89 个竞争对手,我们知道之前的方式不对,但我们不知道正确的方式是什么。

幸运的是我又看到一家书店 Fries Electronics 。我不知道它现在还在不在。有个周末我带女儿 Madison 去书店,然后就看到了这本书 OpenGL 手册,定义了硅谷图形的计算机图形处理方式。一本 68 美元,我带了几百块钱,买了三本。

我把书带回办公室,对大家说:「我找到了咱们的未来。」我把三本书分发下去传阅,中间有大幅的折叠插页,这个插页就是 OpenGL 流水线计算机图形处理流水线。我把它交给了与我共同创办公司的那些天才手中。

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实现了 OpenGL 流水线,构建出了世界从未见过的东西。其中有很多经验教训。对我们公司来说,那一刻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即使对所做的事情一无所知,也能成功创造出未来。

现在这就是我对任何事情的态度。当有人跟我说我没听过的事情,或者听说过但不懂原理,我的想法总是:能有多难呢?可能看本书就搞定了,可能找一篇论文就能搞清楚原理。

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阅读论文,这是真的。当然,你不能照搬别人的做法,指望会有不同的结果。但你可以了解某件事情的实现原理,然后回归问题的本质,扪心自问:基于现有的条件、动机、手段和工具,以及一切如今的变革,我会怎么去重做这件事?我会如何重新发明它?我会如何设计它?

如果今天造一辆车,我会沿用过去的方式吗?如果今天让我创造一台计算机,我会采用怎样的方式?如果今天让我来编写软件呢?

这么想有道理吗?即使是今天的公司,我也经常回归本质,从头思考。这是因为世界已经变了。过去编写软件的方式是单一的,是为超级计算机设计的,但现在软件架构已经解耦等等。我们今天思考软件、计算机的方式一直在改变。经常促使公司和自己回归问题本质,会创造出大量的机会。

主持人:而当您运用这种技术时,结果可能是革命性的。公司上市之后您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四年里营收增长了九倍。但您却因为一通化学教授的电话转变了 NVIDIA 的创新方向。能讲讲吗?您是如何把谈话与 NVIDIA 的未来联系起来的?

黄仁勋:记住,公司本质上是在开创一种全新的计算方式。计算机图形是第一个应用领域,但我们一直知道会有其他应用。陆续有图像处理、粒子物理、流体等领域开始使用我们的技术。还有很多我们想做、觉得会很有趣的应用领域。

我们努力让处理器更具编程性,从而可以表达出更多样的算法。后来我们发明了可编程着色器,让成像和计算机图形的各部分都具备了可编程性。这是一次重大突破。我们试图找到可以充分利用我们处理器(它和 CPU 有很大区别)来计算更复杂算法的方式。

大概是 2003 年,我们创造了 CG 。C for GPUs 的简写。它比 CUDA 早了大约三年。编写那本曾挽救公司的教科书的作者,Mark Kilgard,他也编写了关于 CG 的教科书。

CG 非常酷,我们还出了教科书。我们开始教人们如何使用它,也开发了一些相应的工具。后来有好几位研究人员发现了 CG,斯坦福大学的很多研究人员和学生都有在用它。很多后来成为 NVIDIA 工程师的人当时也在捣鼓这个。

马萨诸塞有几位医生开始使用 CG 进行 CT 图像重建。我飞过去见了他们,问他们拿这个工具在干什么。他们告诉了我他们的工作。然后一位量子化学家也用它来表达他的算法。

我意识到有迹象表明人们可能真的开始有需求使用它。这让我们逐步确信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发展这块领域。这个计算领域、这种计算形式能解决普通计算机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也强化了我们的信念,让我们继续前行。

主持人:每次听到新的应用方式时,您都觉得很惊喜。这似乎贯穿了您在 NVIDIA 领导生涯中的一个主题,就像您在技术拐点出现之前就做出了赌注。当苹果终于从树上掉下时,您正穿黑色皮夹克在等着接住它。您是如何做到如此确信的?

黄仁勋:这总是感觉像是一个飞身接球,就像在飞身接球。你的行动源自于核心的信念。我们坚信可以创造出一种计算机能解决一般计算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相信 CPU 的能力是有极限的,通用计算的能力也有极限。同时我们也知道能去解决一些有趣的问题。

但这些问题只是有趣吗?还是能扩展成有趣的市场?只有当它们成为市场时才能保证可持续性。

NVIDIA 有十年的时间在投资未来,但市场并不存在。当时只存在一个市场:计算机图形。十几年的时间,推动我们今天发展壮大的市场根本不存在。那么,你该如何继续带领身边的所有人:公司、管理团队、优秀的工程师、股东、董事会、合作伙伴?你带着所有人上路,但根本没有市场存在的证据。这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具有挑战性。

我们的技术可以解决问题,有研究论文为证,这些都很有意思,但你得寻找市场。在市场出现之前,你仍然需要看到未来成功的早期指标。公司里有一句行话叫关键绩效指标 KPI 。不幸的是,KPI 很难理解,我觉得 KPI 很难理解。

什么是好的 KPI 呢?当我们看 KPI 时,很多人都会说「毛利率」,但那不是 KPI,那是结果。你应该寻找未来成功的早期指标,而且越早越好。原因是你想尽早看到自己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我们有个短语叫 EIOFS「未来成功早期指标」的缩写。我常使用这个词,它能帮助人们、给予公司希望。看,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问题。市场尚不存在,但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公司的意义所在。我们希望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有市场在某个时刻出现。

但是,你要把结果与你正在做正确的事情的证据脱钩。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你投资某个非常遥远的事情,还得有信念坚持下去。办法就是尽早找出你做的事情是否正确的那些指标。最开始得有一个核心信念,除非有什么改变了你的想法,否则你就要继续相信它,并且寻找未来成功的早期指标。

主持人:NVIDIA 的产品团队使用过哪些早期指标呢?

黄仁勋:各种各样的都有。我看到过这样一篇论文,在此之前很久我遇到了需要我在「深度学习」领域提供帮助的人。那时,我甚至不知道深度学习是什么。

他们需要我们创建一个领域特定的编程语言,这样他们所有的算法都能在我们的处理器上轻松实现。我们创造了这个叫做 KU-DNN 的东西。它本质上是在深度学习领域的 SQL(数据库语言)。而 SQL 则应用在存储计算方面。

我们为深度学习创造了一门编程语言,就像是该领域的 OpenGL 。他们需要我们做这个,这样他们才能表达他们的数学计算。他们不懂 CUDA,但他们懂深度学习。我们在中间给他们创造了这个工具。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即使当时市场规模是零……这些研究员身无分文,即使看不到财务回报、遥遥无期,只要你相信,公司也愿意去做。

这是我们公司的伟大能力之一。我们会问自己,这项工作是否有价值?它是否能在某个重要的领域推动科学的发展?注意,这是我从一开始就在强调的事情。从创立之初,我们就一直是注重工作的重要性而非市场规模。因为工作的重要性是未来市场存在的早期指标。

没有人需要做商业分析报告,没有人需要给我看损益表、或财务预测。唯一的问题是,这项工作重要吗?如果我们不来做的话,这些事还会不会发生?如果我们不做、事情也会自然发展,我其实特别高兴。因为你想想,你什么都不用做,世界却变得更好了。这是终极「懒人」的定义。从很多方面来说,你需要养成这种习惯。公司应该对别人总能做好的事情保持「懒惰」态度。

如果别人能做,那就让他们去做吧。我们应该去做那些「如果我们不做就会出问题」的事情。

你必须说服自己:如果我不做,这件事就做不成。这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工作,它会赋予你使命感。我们公司一直在选择这样的项目,深度学习只是其中之一。其早期成功的迹象是吴恩达的人工智能识别猫。Alex 检测出了猫,虽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但至少能证明这条道路可能有所发展。

我们分析了深度学习的结构,我们是计算机科学家,我们理解事物运行的原理。我们说服自己这个技术能改变一切。无论如何,这就是一个例子。

主持人:您的这些选择取得了巨大的回报,字面、及比喻意义上都是。但金融危机期间,华尔街不相信您押注机器学习。公司市值蒸发 80%,您带领公司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期。在那种情况下,您是如何掌控局势、让员工专注目标?

黄仁勋:我在那段时间的反应和过去一周的反应完全一样。之前你问我本周的事我的反应没有任何变化。本周与上周、或前一周毫无不同。当然,股价跌了 80% 确实有点难堪。你只想穿一件「不是我的错」的 T 恤出门。更糟的是你不想起床,不想出门。这些都很真实,但随后你还是得投入工作。

我在同一时间醒来,用同样的方式规划我的一天。我回归初心:我相信什么?你必须始终牢记核心,你相信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一项项确认。这样做有帮助。家人爱我吗?是的,很好。你就得逐条确认。再回到你的工作核心,继续工作。然后每一次对话都回到工作核心,让公司的注意力集中在核心上。你坚信吗?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股价变了但还有其他东西变了吗?物理定律变了?万有引力变了?那些促使我们做出决定的事情,那些假设、那些信念有变化吗?

因为如果这些东西变了,那一切都得变。但如果它们不变,你也什么都不需要改变。继续走下去,这就是坚持的办法。

主持人:和您的员工交流时,他们说您(不想公开露面)。他们说您在领导方面(连员工也不见。开玩笑的)。

黄仁勋:不,不幸的是作为领导者你得让人看到,这才是难的地方。

我是学电气工程的,入学的时候年纪很小。我上大学的时候才 16 岁,很多事情都经历得比较早。我有点内向,很害羞,不喜欢公开演讲。当然今天能来这里很开心……但这不是我的本性。当情况有挑战时,站在你最关心的人面前并不容易。你能想象公司股价下跌 80% 时开会吗?

作为 CEO,我最重要的职责是站出来面对你们,解释情况。有时候你不知道原因,不知道会持续多久、有多糟糕。你对这些一无所知,但仍然必须去解释。面对所有这些人,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完了,有人可能觉得你是个白痴,有人可能在想别的事情。大家可能胡思乱想,你知道,但你还得站在他们面前去做艰苦的工作。

主持人:他们可能那么想,但您领导的团队没有一个人离开。

黄仁勋:他们找不到工作,我一直这么提醒他们。开玩笑的。我身边都是天才,很不可思议。NVIDIA 众所周知拥有全球最出色的管理团队,这是世界上技术最深厚的管理团队。我身边都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天才。商业团队、市场团队、销售团队,都非常出色。工程团队、研究团队简直难以置信。是的。

主持人:您的员工说您的领导风格非常投入。您有 50 个直接下属。您鼓励各级员工向您发送他们认为五件最重要的事情,您不断提醒大家没有任何工作您看不上。能告诉我们您为什么设计这么扁平的组织结构吗?我们该如何思考未来要设计的组织架构?

黄仁勋:没有任何工作我看不上。别忘了我曾经真是个洗碗工。我洗过很多很多厕所,比你们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那些画面挥之不去。我也不知道对你说什么,这就是生活。

你不可能给我一项我做不了的工作。我做事情不是仅仅因为它是否配得上我。如果你给我发东西想要我的意见,如果我能为你提供帮助跟你分享我的思考过程,那我就能有贡献,让你看到我是如何进行推理的。了解一个人处理事情的思考方式能赋予你力量。你会想:「天哪,原来你是这么思考这种事情的。」

其复杂程度不如你想象。你会知道原来这么处理模糊不清的事情,你会知道如何处理无法估计的事,你会知道如何处理看似很可怕的事情,你会知道怎么……明白吗?我一直在示范给大家怎么进行推理,战略——如何预测某事如何分解问题。你在不断地赋权众人。我就是这样看待这事的。如果你发东西给我审阅,我会尽力而为,然后让你知道我会怎么做。这个过程中我也从你那里学到了很多,对吧?你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我学到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回报。有时候确实会很耗费精力为了给别人增值,他们本来就很聪明,我身边都是这种人。要想给他们增值,你至少要达到他们的水平。你必须进入他们的思维空间,这真的很难。需要消耗大量的情感和智力能量。在做完这样的事情后,我会感到精疲力竭。我身边很多优秀的人。

CEO 应该拥有最多的直接下属,因为能直接汇报给 CEO 的人需要的管理最少。若 CEO 的下属很少,在我看来毫无道理,除非说, CEO 知道的信息最有价值、最机密。他只能告诉给两三个人,这些人也只能告诉另外几个人。我不认同这种「你掌握的信息就是权力」的文化或环境。

我希望我们都能为公司做贡献,我们在公司中的地位应该取决于我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带领他人取得卓越成就的能力、激发他人灵感的能力、赋能他人和支持他人的能力。这才是管理团队存在的目的——服务其他员工,创造有利条件让优秀人才愿意来为你工作,而不是去其他令人赞叹的高科技公司。他们选择、自愿来为你工作。因此,你应该创造出能让他们从事毕生工作的条件,这就是我的使命。

可能你已经听过我说这件事而我也相信这一点。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要创造你能够做毕生工作的条件。那么我如何做到这一点?这种条件是什么样的呢?

嗯,这种条件会带来很大的自主性。只有当你了解环境时你才会获得这种自主性,对吗?你必须了解所处状况的背景才能想出好点子。我必须创造让你知晓背景情况的环境,你得有知情权。得到知情权的最佳方式是减少信息扭曲的层次。这就是为什么我很经常在这样的场合下进行推理。我会说,这是最初的事实,这是我们拥有的数据。我要这样进行推理,以下是一些假设。以下是一些未知因素,以下是一些已知因素。所以你就进行推理了。现在,你已经建立了一个高度自主的组织。

NVIDIA 有 3 万人。我们是世界上最小的超级公司。但每位员工都有很大自主权,每天帮我做明智决定。原因是他们理解我的状态。他们理解我的状态。我对人很透明,我相信我可以把信息托付给你。信息可能难理解、情况很复杂但我相信你可以应付。我对很多人说过「你们是成年人、可以应付这个的。」但有些人不是真正的成年人,只是刚毕业(开玩笑的)。我刚毕业时不能算成年人,但我幸运地被信任和托付。我想这样做。我想为人们创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条件。

主持人:我现在想谈谈大家都在想的话题——人工智能。上周,您说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加速计算已经达到临界点。随着这项技术变得越来越主流。您最兴奋的应用是什么?

黄仁勋:你必须回归初心,问问自己什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有了可以理解事物的软件它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将所有东西数字化了。基因测序,数字化基因。但这意味着什么呢?那串基因序列有什么意义?我们已经将氨基酸数字化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有能力数字化文字、数字化声音,我们数字化图像和视频,我们数字化了很多东西。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通过大量学习、大量数据以及从模式和关系中,我们现在理解了它们的含义。我们不仅理解它们的意思还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转换,因为我们了解这些事物在同一个世界中的含义。

我们不是分开了解它们的。我们是在同一个上下文中学习口语、文字、段落和词汇。我们找到了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它们彼此都是有关联的。现在,我们不仅理解了模态、每个模态的含义,我们还明白如何在它们之间进行转换。显而易见的应用如:视频生成文本,就是字幕;文本生成图像如 Midjourney;以及文本生成文本如 ChatGPT,太神奇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理解了含义,还可以转换。某些事物的转换等同于信息生成。

突然间,你得退后一步扪心自问,这会对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每一层面带来什么影响?我在你们面前练习、我在你们面前推理。和十几年前首次看到 AlexNet 时一样,当时我就这样推理。我看到什么了?多有意思?它能做什么?太酷了。最重要的是,这代表什么?对计算领域的每一层意味着什么?

因为我们处于计算的世界。未来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将从根本上改变。这就是 NVIDIA 制造芯片和系统的原因。我们编写软件的方式也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未来的软件类型会改变会催生新的应用程序。还有,这些应用程序的处理方式也会发生改变。

过去,模型基于检索预先记录的信息,我们编写文本、预先记录然后基于算法来检索。在未来,某些信息的种子将成为起点。我们称之为 Prompt 提示词,然后生成其它的内容。未来的计算将高度依赖生成。举例来说我们现在正在聊天。我告诉给你们的信息很少是检索所得。大多数是生成的,这就叫做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未来计算机的运算会高度依赖生成,而非基于检索。

回到原点,你们创业时得自问哪些行业会因此被颠覆?我们还会对网络持有同样的看法吗?我们还会对存储持有同样的看法吗?我们还会像今天这样滥用互联网流量吗?可能不会。我们此刻在对话,但不是你每问个问题我就上车离开。我们不必像过去那样滥用信息传输。什么会更多出现?什么会减少?哪些新的应用程序?等等之类的问题。你可以审视整个行业格局自问:什么会被颠覆?什么会改变?会出现哪些新事物?诸如此类。推理过程始于「发生什么了?什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根本上,到底什么正在发生?对所有问题都回归本质。

我还想聊聊组织架构,你之前提问我忘了回答。创建组织的方式得回归本质,别管其它公司的组织架构。你记住组织是用来做什么的。过去的架构是上面一个 CEO 下面是辅佐大臣,层层向下,最底层就是普通员工。这样设计的目的是希望员工获得的信息越少越好,因为士兵们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战场上卖命。牺牲而不问,原因你们懂的。我只有 3 万名员工,我不希望任何人去送死。我希望他们质疑一切,能理解吗?过去的组织方式与今天的组织方式截然不同。

问题是「NVIDIA 要创造什么?」组织架构的目标,是让我们更好地去创造我们要创造的东西。大家创造的东西不同,为什么还要用相同的组织架构方式呢?为什么采用相同的组织架构、而不考虑你们要创造的是什么?毫无道理。你造计算机用一种架构去组织。你提供医疗服务还用完全相同的架构去组织。这完全说不通。你得回归本质自问:需要什么样的架构?输入是什么?输出是什么?这个环境有什么特性?这种动物必须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它的特性是什么?大部分情况下是稳定的吗?是不是每时每刻都努力榨干最后一滴水?还是时常变化、随时会被攻击?你得明白,作为 CEO 你的工作就是架构这个公司。这是我的首要工作——创造条件让你能做毕生的事业。架构必须正确你必须回归本质,思考这些问题。

我很幸运,在 29 岁的时候有机会退后一步思考:我如何为未来构建这家公司,它的样子会是怎样?它的操作系统是什么也就是企业文化?我们鼓励和推广哪些行为、不鼓励哪些行为?等等。

主持人:今年我们的主题是重新定义明天,嘉宾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英伟达的联合创始人和 CEO,如果您能闭上眼、神奇地改变关于明天的一件事,会是什么?

黄仁勋:我们是不是应该事先想想这个问题?要不然我会给您一个糟糕的答案。

我个人观点,世上有很多事我们无法控制,你的工作是做出独特贡献、有目标的生活,做一些只有你才能做或会去做的事。做出独特贡献,在你离开世界后,大家会觉得因为有你,世界变得更好了。对我来说我就是这样过日子的。我会快进到未来再往回看。你的问题其实和我思考问题的视角完全相反,我不从当前位置向前看,我快进到未来,再往回看。因为这么做更容易。我会往回看,翻看历史。我们用这种做法、那种方式解决了某些问题……说得通吗?

这有点像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你搞清楚最终想要的结果,然后反推实现它的方法。所以我设想 NVIDIA 为推动计算领域发展做出独特贡献,因为计算是推动整个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这不是自我吹捧,而是因为这是我们擅长的领域,且难度极高。我们坚信自己能做出绝对独特的贡献。到今天,公司已经走过了 31 年,但我们的征途才刚开始。这是极难的目标。当我回首往事时我相信我们会被铭记,成为一家改变了世界的公司,不是因为我们到处宣讲通过言行改变世界,而是因为我们坚持做一件难度极高的事,这件事是我们擅长、热爱而且做了很久。

观众:我是 GSP 项目的负责人。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公司在未来十年的发展?您认为公司会面临哪些挑战?以及您对此的策略是什么?

黄仁勋:首先,我能说说您提问题时我脑海中的想法吗?当您说「什么挑战」时一大堆挑战在我脑中闪过,以至于我当时在想选哪个说比较好。呈现在我脑海中的大多数都是技术挑战,因为我整个早上都在处理这些问题。但如果您昨天问,我可能想的大多是市场开拓相关的挑战。有些市场我也非常想开拓。能不能快点行动?但我们无法单枪匹马实现它。

NVIDIA 是一家技术平台型公司。我们服务于很多公司,希望我们的梦想能通过它们实现。有些事我很想看到比如让生物学领域达到像 40 年前的芯片设计行业那样的状态。当年的计算机辅助设计(EDA)软件、整个 EDA 产业,成就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我相信明天我们会让生物领域也实现同样的突破。

今天,我们有能力将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与基因、蛋白质、甚至细胞结合。我们非常非常接近能表示和理解细胞的含义,那是大量基因的组合。细胞代表着什么?如果我们能像理解文字那样理解细胞,想象一下前景。我迫不及待地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对此感到很兴奋。还有一些我感到兴奋、确信马上要取得突破的领域。比如,以人为导向的机器人技术非常接近取得突破。理由是,如果你能将语音进行切分成单元并理解那么,为什么不能对动作进行同样的处理呢?因此,一旦你在某个领域想通了这些计算机科学技术,就会去思考:既然能做这个为什么不能做那个?这些让我很兴奋。这个领域的挑战是令人愉快的挑战。

当然,还有一些「不太愉快」的挑战, 比如产业问题、地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你们应该都听说过这些了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全球范围内的社会问题、地缘政治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相处好呢?我们为什么要在世界上说那些话?为什么要说那些话然后在世界上放大它?为什么我们必须这么地批判别人呢?所有这些问题,你们都知道我不需要再重复一遍。

观众:我叫 Jose,我是 2023 年 GSB 班的学生。我的问题是:您是否对我们开发 AI 的速度感到任何担忧?您认为是否需要任何监管制度?谢谢。

黄仁勋: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现代 AI 最伟大的突破是深度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另一个不可思议的突破是人类常有、常使用的一项能力。我们把它应用在语言模型上称为基础、强化学习、人为反馈。我每天都在提供强化学习与人为反馈。这就是我的工作。在场的各位家长,你们也一直在提供强化学习与人为反馈。如今,我们才弄清楚如何将这个系统性地应用在人工智能上。还有很多其它防范手段:例如,微调、基础。如何生成遵循物理定律的数据?

目前,有些模型生成的物体会在太空中飘、不遵循物理定律。这需要技术来解决。防范需要技术,微调需要技术,使 AI 与人类目标相一致需要技术,安全也需要技术。

飞机之所以安全,是因为所有的自动驾驶系统,都由多样性和冗余性系统支持, 还有各种各样新发明的功能安全和主动安全系统。我们需要更快、更快速地发明出所有与之类似的技术。安全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界限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界限将会变得模糊而紧密交融。在网络安全领域,我们需要技术非常、非常快速地进步才能保护我们免受人工智能的伤害。

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需要技术更快推进,远比现在快得多。监管有两类,有社会监管,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也有产品和服务监管,这点我非常清楚该怎么做。FAA 、 FDA 、 NITSA 等等各种联邦政府机构,它们针对特定用途的产品和服务有各种监管措施。律师行业有职业资格考试、医生行业也是,如此等等。你们都有资格认证考试。都有需要达到的标准都需持续考取资质认证。会计师行业也是如此等。

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都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监管制度。请不要再额外增加一套横跨所有行业的超级监管。监管会计行业的监管者不应该去监管医生。我喜欢会计师,但如果我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会计师能算账固然不错但显然不能做心脏搭桥。我希望已有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在人工智能的背景下加强。

我漏掉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 AI 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如何应对呢?我没有很好的答案,不过已经足够多的人在讨论了。但重要的是把这一切划分成很多个子问题。能理解吗?这样我们才不会过度聚焦于一个领域,而忘记了大量常规领域还可以做的事。那样的结果是,人们会死于车祸和飞机事故 —— 毫无道理。我们应该确保在那些领域做到位。

很务实。(你们)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主持人:好吧,按照惯例,我们有些快问快答问题。

黄仁勋:好的,我一直努力避免来着。好的,好的,请开始。

主持人:您第一份工作是 Denny’s 餐厅,他们现给您设了专门的卡座。在那里的工作您最美好的记忆是什么?

黄仁勋:我第二份工作是 AMD,他们有给我设专门卡座吗?开玩笑啦。我很喜欢那份工作。真心喜欢那是一家很棒的公司。

主持人:如果全球各地都出现黑色皮夹克短缺,您会穿什么?

黄仁勋:我储备了一大堆黑色皮夹克,我是最不需要担心这个的人。

主持人:您谈了很多关于教科书的事。如果您要写一本,主题会是什么?

黄仁勋:我不会写的。您问的是一个假设性、毫无可能性实现的问题。

主持人:这很公平。最后,如果您能分享一条简短的建议给斯坦福,会是什么呢?

黄仁勋:拥有一个核心信念。每天都发自内心地检视目标竭尽全力追求、持之以恒地追求。和您爱的人一起,携手踏上正途。这就是 NVIDIA 的故事。

主持人:Jensen,和您聊的这一个小时太愉快了。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

下面是黄仁勋另一场在SIEPRkeynote会议上的对话,由讯飞听见、Kimi智能助手和ChatGPT进行 AI 翻译,钛媒体编辑进行部分人工整理和修正:

注:主持人为SIEPR前任董事长、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John Shoven,以下称他为“主持人”。

主持人:在我的一生中,我认为最大的半导体技术发展突破是晶体管。现在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发明,但我应该重新思考技术突破要变成人工智能吗?

黄仁勋:首先,晶体管显然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最伟大的能力是它使得软件成为可能。人类能够以可重复的计算方式表达我们的想法和算法,这是突破。我们公司在过去31年里致力于一种新的计算形式,称为加速计算。我们的想法是,通用计算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工作领域。我们说,为什么不发明一种新的计算方式,以便我们能够解决通用计算不适合解决的问题?我们在特定计算领域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这本质上是算法的可以并行化。我们已经将计算机的计算成本降低到接近零。

当你能够将某物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时,会发生什么?我们启用了一种新的软件开发方式,过去是由人类编写的。现在我们可以让计算机来编写软件,因为计算成本接近零。你不妨让计算机去处理大量的经验。我们称之为数据,数字经验,人类的数字经验,让它去发现关系和模式,从而代表人类知识。这个奇迹发生在大约十五年前。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让整个公司都投入到这个领域。结果,在过去的10年里,我们将深度学习的计算成本降低了100万倍。

很多人说,Jensen,如果你将计算成本降低了100万倍,人们就会买得更少。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能够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我们可能会用它来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大型语言模型,从互联网上提取所有的数字人类知识,将其放入计算机中,让它找出知识是什么。这个想法,将整个互联网的内容刮取出来,放入一台计算机中,让计算机找出程序是什么,这是一个疯狂的概念,但如果没有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到零,你永远不会考虑去做它。

我们取得了这个突破。现在我们启用了这种新的软件开发方式。想象一下,对于那些对人工智能还不熟悉的人来说,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让计算机理解几乎所有数字知识的含义,而不是模式。你可以数字化任何东西。我们可以理解它的含义。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基因测序是数字化基因。但现在有了大型语言模型,我们可以去理解基因的含义。通过质谱数字化的氨基酸。

现在我们可以从氨基酸序列中理解,不需要太多工作,我们就可以弄清楚蛋白质的结构。这在计算机的视角下和一张页面的文字没有什么不同。你让计算机问它,这是什么意思?总结它说了什么?这和基因、蛋白质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正处于这一切的边缘。所以我会长篇大论地说,John,你完全正确。人工智能,这是我们称之为加速计算的新形式,我们花了三十年时间去做,可能是计算机行业最伟大的发明。

这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情。

主持人:我同意这是21世纪的,但也许晶体管是20世纪的趋势,我们需要让历史来决定。那么,你能展望一下未来吗?我猜现在支持 AI 的GPU芯片是你们的H100,我知道你们正在推出H200,你们计划每年升级一次。那么,你能想象一下5年后的3月20日,你们正在推出H700吗?它会让我们做到我们现在做不到的事情吗?

黄仁勋:我会倒回去,但首先让我说一下John刚刚描述的芯片。正如我们所说,芯片,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见过芯片,你可能会想象有一个像这样的芯片。John刚刚描述的芯片重70磅。它由35,000个部分组成。其中8个部分来自台积电。这个芯片取代了一个数据中心的旧CPU,变成了一台计算机。

这些节省,因为我们计算得非常快,这个计算机的节省是难以置信的。

然而,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计算机。我们卖出了世界上第一个价值25万美元的芯片,但这个系统它所取代的,仅仅是连接所有这些旧计算机的电缆就比芯片贵。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重新发明了计算,结果,计算的边际成本降到了零。这就是你刚刚解释的。我们将整个数据中心压缩成了这一个芯片。它非常擅长于尝试这种计算形式,如果没有变得奇怪的话,我们称之为深度学习,它非常擅长于这个叫做人工智能的东西。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不仅仅是在芯片层面,而是在芯片层面、算法层面和数据中心层面,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所以当你看我们的一台计算机时,它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只有计算机工程师会觉得它了不起,但它确实了不起。它很重,有数百英里的电缆。下一个即将到来的是液冷技术,它在很多方面都很美。它以数据中心的规模进行计算。在未来的10年里,比如John所说的,我们将深度学习的计算能力再提高100万倍。当你这样做时,会发生什么?今天我们学习,然后我们应用。我们去训练推理,我们学习,然后我们应用。在未来,我们将有持续学习。我们可以决定是否将那个持续学习的结果部署到世界上的应用中,但计算机将观察视频和新文本,并从所有互动中不断改进自己。

学习过程和训练过程,训练过程和推理过程,训练过程和部署过程、应用过程都将成为一体。

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推理、训练、应用这套强化学习循环将是持续的,而强化学习将基于实时通过互动以及我们实时创造的合成数据。就像当你学习时,你获取信息的片段,然后你从第一原理开始,这应该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大脑中进行模拟,想象状态,未来状态在很多方面对我们来说表现为现实。

未来的人工智能计算机也会这样做。它会进行合成数据生成,它会进行强化学习,它将继续以真实世界的经验为基础。它会想象一些事情,它会用真实世界的经验来测试它。它会以此为基础。整个循环就是一个巨大的循环。当你能够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时,就会有很多新的方法去做你愿意做的事情。这和我愿意去更远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交通的边际成本已经降到了零。我可以相对便宜地从这里飞到纽约。如果它需要一个月,我可能永远不会去。这和我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一样的,我们将计算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零。

因此,我们会做更多的计算。

主持人:你可能知道,最近有一些报道说NVIDIA在推理市场上将面临比训练市场更多的竞争。但你所说的实际上是一个市场。你能评论一下吗?将会有一个单独的训练芯片市场和推理芯片市场吗?或者听起来你将会持续训练并切换到推理?也许在一个芯片内,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解释一下。

黄仁勋:今天,每当你提示NVIDIA,无论是ChatGPT还是Copilot,或者你现在使用的服务平台,你正在做推理。推理就在其中。

所以,它为你生成信息。每当你这样做时,背后的是什么?100%都是NVIDIA的GPU。所以NVIDIA,你们现在参与的平台,当你在做推理时,我们是世界上100%的推理。现在推理难还是容易?很多人,当他们看到训练时,他们会说,这看起来太难了。我不会去做那个。我是一个芯片公司,这看起来不像一个芯片。你必须为了证明某事是否有效而投入20亿美元。你投入了20亿美元,两年时间,然后你打开它,发现它并不是很有效。你投入了20亿美元和两年时间,探索新事物的风险对客户来说太高了。

所以很多竞争对手倾向于说我们不做训练,我们做推理。推理非常困难。让我们想一想。推理的响应时间必须非常快,但这是容易的部分。这是计算机科学部分。推理的难点在于,做推理的人的目标是吸引更多的用户,并将其软件应用于庞大的安装基础。推理是一个安装基础问题。这和在iPhone上编写应用程序的人没有区别。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iPhone有一个如此庞大的安装基础。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如果你为那部手机编写一个应用程序,它将受益于能够触及每个人。在NVIDIA的情况下,我们的加速计算平台是唯一真正无处不在的加速计算平台。因为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工作了很长时间,如果你为推理编写了一个应用程序,并在视频架构上部署了那个模型,它实际上可以在任何地方运行。

所以你可以触及每个人。你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推理的问题实际上是安装基础。这需要巨大的耐心和多年的成功和奉献,以及对架构、兼容性等方面的投入。

主持人:你制造了完全先进的芯片。但是,是否有可能你会面临激烈的竞争,虽然他们不如NVIDIA,但足够好且便宜得多。A(AMD)是一个威胁吗?

黄仁勋:首先,我们比地球上任何人都有更多的竞争对手。我们不仅有来自竞争对手的竞争,我们还有来自客户的竞争。是的。我是他们即将设计一个芯片来取代我们的竞争对手,我完全知道这一点。我不仅向他们展示我当前的芯片。我还向他们展示我的下一个芯片,我还会展示我的芯片适配器。原因是,你看,如果你不尝试解释你为什么擅长某件事,他们永远不会有机会购买你的产品。

所以我们在与行业里的几乎每个人合作时都是完全开放的。我们的优势在于几件事情,我们的优势在于,你可以为一个特定的算法构建一个芯片。记住,计算不仅仅是Transformers。有一个叫做Transformers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Transformers物种,而且我们正在发明新的Transformers。软件的类型非常丰富。软件工程师喜欢创造新事物,创新。我们希望NVIDIA擅长的是加速计算的广泛领域。其中之一是数据中心的生成性AI,它希望拥有大量客户,其中一些在金融服务领域,一些在制造业等等。在计算世界中,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标准。我们在每一个云中,我们在每一个计算机公司中。我们公司的架构在大约30年后成为了一种标准。所以这真的是我们的优势。如果客户可以做一些特定的事情,那更具有成本效益。坦白说,我甚至对这一点感到惊讶。

原因是这样的。记住,我们的芯片只是一部分。当你看到现在的计算机时,它不像笔记本电脑。它是一个数据中心,你需要运营它。所以购买和销售芯片的人考虑的是芯片的价格。运营数据中心的人考虑的是运营成本,我们的总拥有成本(TCO)非常好。即使竞争对手的芯片是免费的,它也不够便宜。我们的目标是增加如此多的价值,以至于替代品不仅仅是关于成本。这需要很多努力,我们必须不断创新。我们不能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但我们有很多竞争对手。

主持人:但也许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有一个术语叫做AGI。

黄仁勋:我为那次回答道歉。我本可以更巧妙地处理。我会在下次做得更好,但他用一个竞争对手让我措手不及。我以为我在一个经济论坛上。

主持人:我只是走进来。我向他的团队提出了一些问题。我说,你看过这些问题吗?他说,没有,我没有看。我想保持自发性。此外,我可能会开始考虑它,那会很糟糕。所以我们就这样即兴发挥。我们两个都是。所以我问,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会实现人类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是50年后吗?还是5年后?你怎么看?

黄仁勋:我会给出一个非常具体的答案。但首先,让我告诉你一些正在发生的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首先,我们正在训练这些模型,使它们具有多模态性,这意味着我们将从声音中学习,从文字中学习,从视觉中学习。我们只是看电视并从中学习,等等。这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人工智能需要有根基,不仅仅是人类价值观。这是Chat GPT真正创新的地方。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大型语言模型,但直到强化学习,人类反馈,人类反馈,将人工智能扎根于我们感觉良好的人类价值观。

现在,你能想象,现在你必须生成图像和视频之类的东西吗?人工智能如何知道手不会穿透讲台,脚站在地面上,当你踩在水上时,你会掉进去。你必须在物理上扎根。

目前,人工智能必须通过观察大量不同的例子,理想情况下主要是视频,来学习世界中的某些属性。它必须创建一个所谓的世界模型。首先,我们必须理解多模态。还有许多其他模态,如我之前提到的基因和氨基酸、蛋白质和细胞,这导致了器官等等。所以我们希望多模态。第二是越来越强的推理能力。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推理技能。常识是我们所有人都默认的推理。我们的许多知识,互联网上已经编码了推理,模型可以学习那个。但还有更高层次的推理能力。例如,有些问题你问我。

现在,当我们谈话时,我主要是在做生成性AI,我没有花太多时间推理问题。然而,有一些问题,比如规划问题,这很有趣。让我想想。我在脑海中循环,我提出了多个计划。我穿过树,我遍历我的图,我修剪我的树,说这没有意义,但我会玩,我会在脑海中模拟它,也许我会做一些计算等等。那种长思考,那种长思考AI今天不擅长。你提示ChatGPT的一切都是即时回应,我们希望提示ChatGPT给它一个使命声明,给它一个问题,让它思考一会儿。不是吗?

那种系统,计算机科学称之为系统思考或长思考或规划那些事情,推理和规划那些问题。我认为我们正在研究这些事情。我认为你可以看到一些突破。所以在未来,你与AI的互动方式将会非常不同。有些只是给我一个问题,回答。有些是说,这里有一个问题。去工作一会儿。明天告诉我,它会做尽可能多的计算。你也可以说,我要给你这个问题,花1000美元,但不要花超过那个。它会回来给出最好的答案,等等。

所以那个就是AGI的问题,AGI的定义是什么?事实上,这是最高的问题。现在,如果你问我,AGI是通过一系列非法测试,记住,工程师只能知道,工程师知道,我们在这个享有盛誉的组织中,没有人确切知道工程师需要有一个规范,你需要知道成功的标准是什么。你需要有一个测试。

现在,如果我给AI很多数学测试、推理测试、历史测试、生物学测试、医学考试和律师考试,以及你能想象到的每一个测试,你把这个测试列表放在计算机科学行业面前。我猜在5年的时间里,我们会在每一个测试中都做得很好。如果你对AGI的定义是它通过人类的测试,那么我会告诉你5年。如果你以稍微不同的方式问我,AGI将拥有人类智能。

但我不确定如何具体怎样定义你所定义的 AGI 。没有人真正知道,因此,作为一个工程师,很难实现。这有意义吗?所以答案是我们不确定,我们都在努力让它变得更好。

主持人:我要再问两个问题,然后我会把它交给在座的观众。第一个问题是,你能深入一点,谈谈你如何看待AI在药物发现中的作用?

黄仁勋:我们理解拥有数字信息的含义。现在,我们有很多氨基酸,因为AlphaFold我们可以了解许多蛋白质的结构。

但问题是,这个蛋白质的含义是什么?这个蛋白质的功能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像和ChatGPT聊天一样,和PDF文件聊天,你把PDF文件,不管是什么,加载到Chat中,然后就像和研究人员聊天一样。你只是问,是什么激发了这项研究?它解决了什么问题?突破是什么?当时的艺术状态是什么?有什么新颖的想法?就像和人类一样聊天。在未来,当我们拿到一个蛋白质,把它放入Chat GPT,就像PDF一样,你是什么?什么酶激活你?什么让你开心?

例如,将会有一长串基因,你将代表一个细胞。你要把那个细胞放进去。你是什么?你有什么用?你擅长什么?你有什么希望和梦想?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最深刻的事情之一。如果我们能理解生物学的含义?你们知道,一旦我们理解了世界上几乎任何信息的含义,在计算机科学的世界里,在计算的世界里,杰出的工程师和杰出的科学家就知道该做什么。但这是一个突破,对生物学的多模态理解。

这是我对你的问题的深入和浅出的回答,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可以做的最深刻的事情。

主持人:俄勒冈州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真的很为你感到骄傲。如果我能稍微转换一下话题,斯坦福有很多有抱负的企业家、学生,他们可能是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或者是某种工程学专业。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来提高成功的机会?

黄仁勋:我认为我的一大优势是,我期望值很低。我认为大多数斯坦福毕业生期望值很高。你们应该有这样的期望,因为你们来自一所伟大的学校。你们非常成功,你们是你们班级的顶尖学生。显然,你们能够支付学费,然后你们毕业于这个星球上最好的机构之一。你们周围都是其他令人难以置信的孩子。你们天生就有很高的期望。期望值很高的人通常韧性很低。不幸的是,韧性在成功中很重要。我不知道如何教你们,除了我希望痛苦发生在你们身上。我很幸运,我成长的环境中,我的父母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条件,但同时,也有足够的挫折和痛苦的机会。

直到今天,我在我们公司里用“痛苦和折磨”这个词,非常高兴。

原因是,你想要训练,你想要塑造你公司的性格。你想要他们表现出伟大,伟大不是智力。伟大来自于性格,性格是由受过痛苦的聪明人形成的。

所以,如果我能为你们所有人许愿,我不知道怎么做。

主持人:我将再问你一个问题。你看起来非常积极和充满活力。但是,你如何保持你的员工积极和充满活力,当他们可能比他们预期的要富有?

黄仁勋:我被55个人——我的管理团队包围。所以我被直接报告的高管有55个人。我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写评价。我给他们不断的反馈,他们也为我提供同样的反馈。我给他们的报酬是Excel的右下角。我只需拖动它。实际上,我们的许多高管薪水完全相同。我知道这很奇怪。它有效,我不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进行一对一的会谈。除非他们需要我,否则我会为他们放下一切。我从不和他们单独开会。他们永远不会听到我只对他们说的话。我绝不会把任何信息告诉他们,而不告诉公司的其他人。

所以,我们公司的设计是为了敏捷,为了让信息尽可能快地流动,让人们能够通过他们能做什么而被赋予权力,而不是通过他们知道什么。

我得到了,答案是我的行为。

在其中,我如何庆祝成功?我如何庆祝失败?我如何谈论成功?我如何谈论挫折?我每天都在寻找机会,每天都在灌输公司的文化。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什么是好的?你如何将自己与好比较?你如何看待好?你如何看待旅程?你如何看待结果?所有这些都是我整天在做的事情。

主持人:下面让我们开放一些问题,先从董事会成员Winston开始。

提问者:我有两个问题。一、你的皮夹克的故事是什么?第二个是,根据你的预测和计算,未来5到10年,为了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多少额外的半导体制造能力?

黄仁勋:我感谢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是我妻子给我买的,这就是我穿的。因为我不做任何购物。一旦她找到不会让我痒的东西,因为她知道我从17岁起就认识我,她认为一切都会让我痒。

我说我不喜欢某样东西的方式是它让我痒。所以一旦她找到不会让我痒的东西,如果我看我的衣柜,整个衣柜都是衬衫,因为她不想再为我购物。所以这就是她给我买的,这就是我穿的。如果我不满意,我可以自己去购物。否则我可以穿它。对我来说足够好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预测,实际上,我非常不擅长预测,但我非常擅长基于第一原则的推理。所以让我先为你推理。我不知道需要多少晶圆厂,但我知道一件事。我们现在做计算的方式。信息是由某人编写的,由某人创建的。基本上是预先录制的所有文字,所有视频,所有声音。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检索的。这有意义吗?就像我说的,每次你触摸手机,记住,有人写了那个并存储在某个地方。所有模态都是预先录制的。在未来,因为我们将拥有一个理解当前情况的AI,因为它可以接入世界上所有最新的新闻等等,这被称为基于检索的。

好的?它理解你的上下文,意味着它理解你问的是什么。当你和我谈论经济时,我们可能意味着非常不同的事情。基于那个,它可以为你生成完全正确的信息。所以在未来,它已经理解了上下文。而且大部分计算将是生成性的。今天,100%的内容都是预先录制的。如果在未来,100%的内容将是生成性的。问题是,这将如何改变计算的形状,而不会让你感到困扰?这就是我推理的方式。

我们需要多少网络?我们需要多少内存?答案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晶圆厂。但请记住,我们也在极大地提高算法和处理的效率。并不是说计算的效率就是今天的样子。与此同时,需求正在上升。这必须相互抵消。然后还有技术扩散等等。这只是时间问题,但这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计算机都将100%地改变。

每一个数据中心,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将完全改变。然后还会有新的基础设施建立在那个基础上。

提问者:感谢你今天的到来。所以最近你说,你鼓励学生不要学习编程。如果是这样,那可能意味着一两件事。你认为从公司成立和创业的角度来看,世界会变得像是由更多的公司组成,还是会变成只有几个大玩家的整合?

黄仁勋:首先,我说得太差了,你重复得也太差了。我并没有说,如果你喜欢编程,那就去编程。如果你想要的是煎蛋,那就去做煎蛋。我不会编程,编程是一个推理过程。这是好事。它能确保你的工作吗?一点也不。世界上的程序员数量肯定会继续很重要。NVIDIA需要程序员。然而,在未来,你与计算机的互动方式不会是C++,至少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不是。这是真的,但对你来说,为什么用Python编程这么奇怪?在未来,你会告诉计算机你想要什么。计算机会说,嗨,我想让你提出一个建造计划,包括所有供应商和建造材料,基于我们为你提供的预测。然后根据这个区域所需的所有必要组件提出建造计划。

好的?然后如果你不喜欢那个,你可以写一个Python程序,我可以修改那个建造计划。所以记住,我第一次和计算机交谈时,我只是用英语说话。

第二次,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用Python程序来修改建造计划。所以记住,我刚才说的第一点,我只是想用英语和计算机交流。所以英语,顺便说一下,是人类未来最好的编程语言。你如何与计算机交流?你如何提示它?这被称为提示工程。你如何与人交流?你如何与计算机交流?你如何让计算机做你想要的事情?你如何微调给计算机的指令?这就是提示工程的艺术。例如,大多数人对此感到惊讶,但这对我来说并不奇怪,但这是令人惊讶的。例如,你让我生成一张图片,一只小狗在夏威夷的冲浪板上,在日落时,然后它生成了一个,你说更可爱,让它更可爱。它回来了,更可爱,你又说没有比这更可爱的了。它回来了。为什么软件会这样做?有一个结构性的原因。但例如,你需要知道计算机在未来有这样的能力。如果你不喜欢第一次的答案,你可以微调它,让它在你可以的上下文中给出更好的结果。

甚至有一天,你可以让它完全编写程序来生成那个结果。所以我要说的是,编程已经发生了变化,可能变得不那么有价值了。

另一方面,让我告诉你,因为人工智能,我们缩小了人类的技术差距。今天,大约有1000万人因为知道如何编程而有工作,这让其他80亿人落后。未来不是这样。我们都可以编程计算机。这有意义吗?你只需要看看YouTube,看看所有使用提示工程的人,所有的孩子,他们正在用它做出惊人的事情。他们不知道如何编程。他们只是和Chat GPT交谈,他们知道如果我告诉它做这个,它就会做那个。所以这和未来与人交流没有什么不同。这是计算机科学行业对世界的伟大贡献。我们缩小了技术差距。

提问者:非常感谢。我只是想知道,你考虑过地缘政治风险吗?你认为它会对你的行业产生什么影响?

黄仁勋:地缘政治风险?我们几乎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典型例子。原因是我们制造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人工智能工具,正如John和我早些时候讨论的,人工智能是这个时代的界定技术。

所以美国完全有权决定这种工具应该限制在它认为应该限制的国家。美国有这个权利,他们行使了这个权利。

那么,这与我们有什么影响?首先,我们必须理解这些政策,我们必须保持敏捷,以便我们能够遵守这些政策。一方面,它限制了我们在某些地方的机会,另一方面,它在其他地方打开了机会。

在过去的6到9个月里发生的一件事是,每个国家、每个社会的觉醒,他们必须控制自己的数字智能,印度不能外包它的数据,让某个国家将其转化为印度智能,然后将这种智能进口回印度,这种觉醒,即主权AI,你必须致力于控制你的主权AI,保护你的语言,保护你的文化,为你自己的行业。这种觉醒是我发生在过去的6到9个月里。

提问者:我记得你提到过,你愿意为一定规模的客户定制解决方案,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更通用的解决方案。你看到自己未来会这样做吗?

黄仁勋:我们愿意定制吗?为什么现在的门槛相对较高?原因是,我们每一代平台,首先是GPU,还有CPU,还有网络处理器。有两种交换机。我为一代产品制造了五个芯片。人们认为这是一个芯片,但实际上是五个不同的芯片。每一个芯片的研发成本都是数亿美元。仅仅为了我们所说的发射,即我们的芯片设计完成,就需要数亿美元。

我每一代有五个这样的产品。然后你还得把它们放进一个系统中,然后你还得有网络设备,你还得有光通信设备,你还得有大量的软件。运行像这个房间这么大的计算机需要大量的软件。

所有这些都是复杂的。如果定制要求非常不同,那么你必须重复整个研发过程。然而,如果定制利用了我们现有的一切,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东西,那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也许是一个专有的安全系统。也许是一个机密计算系统。也许是一种新的数值处理方式。这可能是可以扩展的。我们非常开放。

我们的客户知道,我愿意这样做,并认识到,如果你改变得太远,你就基本上浪费了我们走到现在所花费的近100亿美元,从头开始。所以他们希望尽可能地利用我们的生态系统。我很愿意这样做,他们知道这一点。

主持人:那么,我认为我们需要结束了。非常感谢John和Jensen。

美国的政治正确,绊倒中国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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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虎嗅APP

这已经是深圳跨境电商老板陈林生三个月来参加的第四次品牌出海论坛了。作为家居行业的北美大卖,要养几十号员工的陈林生看着日渐下滑的利润数字愈感焦虑,做溢价空间更高的品牌或许是一条好出路,于是他开始频繁参加各种以品牌出海为主题的论坛、直播、闭门会,如何做品牌的各种文章也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中。

“但我们找人设计完logo和网站、重新拍了套产品图后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陈林生对虎嗅哭笑道,如今他还没有想清楚如何转型,做品牌的想法也渐渐搁置。

陈林生的处境是不少出海北美商家的缩影。

近两年,这一出海传统强势市场变了天。

一方面,亚马逊、谷歌等传统大平台各项成本日益增高(比如广告成本),一方面Temu、SHEIN、TikTok携大量中国商品对美国市场进行低价冲击,加之国内制造业各项成本的上升,令出海北美的老板们进入了阵痛期。

为寻出路,许多人像陈林生一样盯上了利润更大、溢价更高的品牌出海这条路,但也像他一样没有转型成功。

本土化不到位、数据和流量导向的思维,以及不擅长讲故事、上价值都是中国商家品牌化路上的绊脚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成了他们最紧迫的环节。

越政治正确,越踩坑

水土不服向来是出海的一大难题,品牌营销环节上尤甚。因品牌营销过程中要有大量品牌文化传播、内容生产的动作,无法做到native,令许多中国出海品牌非常头疼.

“我们遇到不止一个客户,即便产品已迭代很多次了,但你很难想象其产品说明书仍然停留在第一版且仍然令人看不懂。“活跃于硅谷的红人大数据SAAS平台SocialBook创始人Heidi Yu告诉虎嗅。”在官网及社媒账号需要纯英文文本时表达生硬,更是常见。”

许多基础动作都无法做到本土化,更别说品牌文化传播、媒介沟通等更深层次的环节。

一个典型的例子:出海品牌在传递价值观、生产内容素材时,美国当下盛行的政治正确,就令不少中国老板晕头转向。

众所周知,当下美国社会对政治正确的强调有多激烈。

多元化皮肤、少数人群权益、环保可持续ESG等等都是政治正确的焦点。比如在美国影视作品中,配置黑色皮肤貌似越来越重要,小美人鱼、白雪公主的主角都不再是白人,新版史密斯夫妇的主角一个是非洲裔、一个是亚裔;又比如美国目前已有97种性别,给自己身上叠少数人群buff成了社交过程中保证自己政治正确的护身符。

美国政治正确之风盛行,也引起了中国出海品牌们的重视。

有的出海品牌开始模仿一些国际大品牌的品牌营销思路,强调皮肤多元化(模特不只要有金发白人,还要有非洲裔和亚裔)、身材多元化(大尺码、胖模特、平胸等),强调ESG(有机、包装为环保可持续材料等)以及支持少数人群。不过,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许多所谓政治正确的做法反而起到了反效果。

智能首饰品牌totwoo创始人王洁明就向虎嗅分享了其品牌曾踩过的一个坑。

每年6月,美国某类少数群体会进行一次大游行,因其产品为智能首饰,情感是品牌常强调的一个文化价值点,所以其品牌社媒在当时就转发了一条相关内容并配文pride(自豪)。但令其大吃一惊的是,这条内容发布当天,其Ins账号反而掉了大量粉丝。这令王洁明意识到自己品牌的核心受众价值观是什么,“购买我们产品的许多人强调的是忠贞不渝的爱情,且年纪并不是此前想象中的低龄群体,他们遵循的核心价值观仍来自基督教文明,这部分群体对我们转发的内容并不买账。”

此外,在蛋白棒这款产品较火时,许多中国老板想要模仿国内品牌常见的做法,在美国市场推出专门为女生设计的蛋白棒,把产品包装(比如做成粉色)、产品体积、品牌调性等做一些调整。但了解美国市场的品牌营销专家坚决反对:因为在美国,这种做法反而会令当地女性感到歧视,她们一定会反问,为何女生要吃女生的蛋白棒,为何要区别对待。除非产品里确实有一些成分利于女性身体特质,否则在美国走国内常见的这种品牌营销路线将非常危险。

“在五六年前,走政治正确路线或许是个好的策略,但如今的美国社会非常极端的分裂和二元化,想要上价值观就意味着要站队要走极端,讨好一方,必然会失去另一方。”经常分享中美文化差异的大V、渡客出海创始人马克Malik对虎嗅说道。

在当下的美国社会环境中,美国保守派群体反而是中国出海品牌值得关注的群体。这部分群体此前一直拿不到太多互联网话语权,较容易被忽视,但随着美国政治正确极端化,原先不发声的群体也不愿再沉默。这部分群体的消费力和品牌忠诚度反而非常高,当他们遇到符合价值观的品牌,反而会格外拥护。

美国咖啡品牌Black Rifle Coffee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由美国退伍军人运营和管理的咖啡品牌,他们的产品与星巴克没有太大区别,但品牌文化非常宣扬美国爱国主义,强调员工都为退伍老兵、视觉包装有许多老鹰等美国国旗元素,这些元素和品牌价值观吸引了相当一批美国保守派消费者,其2021年全年净收入曾增长42%。

“在美国做品牌如果要站队,就要站到极端,千万不要去蹭这个概念,否则容易照猫画虎,还不如不做。”马克Malik强调。不要以中国人认为的本土化来看本土市场,真正的本土化藏在更细微之处。

比如如果品牌并不在乎ESG,就不要强行给自己设计一个环保可持续的包装,硬上这种价值观。且据一些数据报告显示,近两年ESG在美国消费者决策中的占比正在急速下滑(美国大通胀下物价上涨,消费者追求性价比,消费降级明显),品牌在传播价值点时,也要更深入分析真实环境,而不是单方面受舆论过多影响。

难以把控的本土媒介

文化差异造成的水土不服不止体现在品牌文化传播、内容创造上,还常出现在与本地机构的合作过程中。

中国出海品牌在美国市场营销推广过程中,经常要与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媒体等机构打交道。许多出海品牌最初也选择了本土的服务机构,但在合作过程中却慢慢发现,双方的工作理念、认知错位、和沟通误差会非常多。

比如在与美国本土媒体沟通时,双方往往会出现理念不同的问题。

中国品牌方在国内与媒体合作时,往往对宣传内容的把控非常严格,且对一切负面评论非常敏感。他们较为习惯给媒体机构支付PR费用,然后对媒体生产的内容进行批改和掌控,这种合作方式已是默认行规。

但在美国若继续以这种期待来与媒体合作则往往会失望。

据马克称,比如品牌方想让美国本土科技媒体做一个产品测评,在当地媒体人的认知里,品牌方支付的费用是让我来写评论,而不是写一个好的评论,他们将这一边界分的比较清。

在马克看来,国内品牌方在心理上不要过分排斥并不是百分百夸奖的评论,美国资深媒体人较懂得把握尺度,有时可能通篇文章80%批评、最后20%重点夸奖反而更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这来自于他们对自身文化环境的细微理解。

除与本土媒体的沟通问题之外,与本土广告公司合作过程中也常常会遇到认知错位的问题。

据王洁明描述,其品牌在推出虚拟人珠宝这款新品时曾举办了一场北美发布会,当时雇佣了纽约本土的知名广告公司来策划这场发布会。这一广告公司擅长时尚类目,曾为纽约不少时装周策划活动。在王洁明的观点来看,本次发布会要把重点放在虚拟人科技上,形式偏向于宣讲会,但当地广告公司则坚持把重点放在时尚上,且要办成party的形式,“这是纽约。”他们强调说。但从结果来看,本次发布会完全变成了一场社交活动,后续内容的媒介传播率很低,这次活动非常失败。

据王洁明复盘,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则是前期没有与广告公司沟通到位,且没对广告公司擅长的方向做深度调研。他们更擅长Event,不擅长媒介资源传播。而在国内,媒介资源传播向来是默认的工作重点,因此并没有与当地广告公司做更细化的要求和沟通。

美国人有一套自己的成熟的做事方式、收费标准以及约定俗成的交付方式,这些习惯和边界感会令中国出海品牌感到不适。

不会上价值的中国老板

如果说本土化壁垒是挡在品牌出海营销路上的一大难题,不擅长讲品牌故事,以流量思维思考则是中国出海老板们的另一大绊脚石。

这个问题往往出现在想转型走品牌路线的卖货型商家、传统外贸工厂中,在国内已有多年营销经验的新消费品牌则相对好一些(他们的问题多出现在本土化)。

产品力强、设计好、性价比高,往往是许多出海品牌营销专业人士对中国出海老板们的形容。他们就像每家公司里或许都有的那个不擅表达、默默钻研技术的同事,产品特牛,但就是不会包装。

“做品牌就要解决信任感、传递独特价值、与消费者找共鸣。”曾服务LV等品牌的Mia讲营销栏目创始人Mia告诉虎嗅。

但许多中国品牌不会上价值,也不太擅长与消费者情绪沟通,特别是卖货型、工厂型出身的老板们。

他们有许多较为典型的错误的品牌营销方式:

比如,将原有的内容素材(比如亚马逊平台上、其他海外市场上、国内)复制平移到美国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用以往有效的爆款素材堆砌来替代品牌宣传的广告。

又比如,认为品牌营销就等于视觉包装。这部分商家可能会雇佣一些设计师来重新设计一套VI(视觉识别体系),但没有更多的动作。

另外,还有许多没有太多品牌经验的创始人低估了品牌营销的专业度和复杂度。

据Mia描述,一些公司的创始人大多会认为读两本书、参加几个圆桌论坛、找几个设计师,自己也可以下场操作出海品牌营销传播的内容。其曾看过许多公司的品牌营销文档,里面的内容多是东拼西凑,或者直接照抄大品牌的营销模板。

其实,这些做法的背后除了对品牌营销认知不足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卖货型、工厂型的老板们更擅长用数据思维、流量思维来看问题。

对于许多白牌商家来说,他们积累财富的手段就是一分一厘地计算广告投放等成本算出来的。他们推崇量化,在品牌投入时也会极度谨慎,对建立品牌形象、策划品牌故事等前置成本有天然的敏感性。

但品牌营销的许多动作是无法用数据来衡量的,也计算不出ROI,且回报周期较长,这令习惯了快速周转、数据可控的老板们很难适应,也难以下决心将大量资金投向“看不着摸不到的”品牌营销上,导致许多该做的动作无法做到。

适合走品牌路线的出海公司起码不要处在生死挣扎的状态中,资金更有余裕更适合打造品牌,若想靠转型成品牌起死回生则往往会低于预期。

“许多中国公司还是习惯于看数据报告或远程做一些调查问卷来了解客群,这还是数据思维。”Mia说。但很多时候,要去当地做一些消费者访谈,在当地生活一段时间,才有可能了解为什么加利福尼亚50岁的阿姨会买你的衣服,纽约20岁的女孩愿意买你的瑜伽裤。

社群搭建在美国也是比较重要的品牌建设手段。

据SocialBook称,出海渔具品牌KastKing就是以Facebook的群组为基本单位,通过钓鱼这项活动将身处不同地区的用户串联起来。并且持续不断地进行周更活动,这些活动既有圈内大佬的经验分享,也有品牌日常的宣发推广,还有专门针对节假日的特殊安排。

而某吊灯电扇品类的亚马逊大卖家为打造自身品牌,选择给美国养老院的许多老人去送灯具、免费置换灯泡,并将这些动作拍成视频在社媒发布。由于美国本土清教徒文化非常吃慈善这个点,他们的社交媒体流量一年做出几千万,品牌知名度也不断提升。中国品牌难以入驻的线下家电连锁商也邀请他们入驻并分享经验。

对于中国品牌来说,TikTok等社媒营销是非常好用的一个品牌打造手段。

因为国内品牌往往在此环节经验较丰富,而许多美国本土品牌更注重线下,在这方面是相对比较滞后的。如果品牌所处的赛道中,社媒营销上没有太多美国本土品牌,价格上若再是本土品牌的三分之二左右,那么这个出海品牌就有很大突围可能。

高耀洁,中国的德蕾莎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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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x560529

2007年高耀洁在上海
2007年高耀洁在上海

高耀洁(1927年-),汉族[1],生于山东曹县,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专家,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九三学社成员[3],艾滋病防治(简称“防艾”)活动家。曾居河南省郑州市,2009年8月出走美国[4],现居纽约曼哈顿。其丈夫郭明久于2006年4月10日去世[5]。

个人经历和职业生涯(1927-1996)

童年及青年时代(1927-1960)

高耀洁祖上原居山东省曹县苏集镇张贡士楼村,较为富有,后曾祖迁建高新庄。祖父高子箴娶妻李氏(其弟李文斋,1930年代中国国民党山东要员),生三子(圣尧、圣君和圣坦)一女(夭亡),其中第三子高圣坦(出生于1892年)即是高耀洁父亲。长子高圣尧娶妻徐氏(其父徐继儒,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曾担任山西巡抚),生有一女(少亡),高圣尧23岁病故,徐氏寡居。高圣君娶妻贾氏(其父贾鸿臣,清末举人),先后又娶妾四位,皆不孕。高圣君长于经营。高圣坦比长兄高圣尧小12岁,比次兄高圣君小7岁,他三岁丧母、七岁丧父,跟长兄生活,15岁娶妻,先后娶两位朱氏,皆难产而亡,后娶吕氏,生一男二女,生第四胎时难产亡故,后娶张氏,生九胎(早夭一人,少亡一人,七人健在),高耀洁是张氏长女。过继给徐氏为女儿,在徐氏的抚养、教育下,幼年熟读《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经》中的诗经、书经、左传;还有其它的诗、词、歌、赋等古典文学书籍;至今还能流利的背颂原文。因此,她具有浓厚儒学思想。1938年春,高圣君中风,昏迷多日,经医生治疗后,仍是半身不遂,言语障碍,意识糊涂,于1943年农历8月在开封病故, 享年57岁。1939年3月12日,八路军冀豫鲁边区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部二大队将病中的高圣君、高圣坦等三人绑走,并进行严酷苦刑,半个多月后高家出巨额赎金(杨得志回忆录载七万块银元,曹县志载30万块银元),虽人放了,杨、崔帅部队将高新庄洗劫后付之一炬。对于八路军抢劫高新庄的原因,中共认为高圣君是地主、汉奸,而根据曹县志,该地区到1939年夏季才首次遭到日军扫荡,此前系国军占区。1968年,红卫兵将高家 (先人均糸厚葬, 随葬品丰富) 祖坟挖开,抢劫随葬的金, 银、翠、玉等珍贵物品, 后焚毁尸体。[6]

高新庄被毁灭后,高氏全家逃离曹县,迁到河南开封(土地、房屋、钱财尽失,当时高圣坦深感个人责任重大,他不仅带出了妻子儿女,也把病中的二哥、二嫂安置在开封,同住一所院内)。1949年农历9月,高耀洁父亲病故。1954年,度过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战争年代后,她终于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

三年饥荒和文革(1960-1974)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耀洁的职业是产科医师。在1959-1961年中国连续遭受三年大饥荒期间,高耀洁曾将自己的粮票让与其他受饿的妇女。[7]1967年,高耀洁工作的医院受到红卫兵冲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尽折磨,因为她拒绝参加游行,遭到红卫兵殴打(现在她身上还存有多处伤痕),之后被间断关在太平间里。先后共计八个多月,高耀洁在太平间里,靠每天夜里由医院的一位厨房女工偷送的一点食物充饥。一次批斗时被打伤,令她的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8]1966年,不堪折磨的高试图服毒自尽,被发现后经抢救幸免,但罹获药物性肝硬化。她还患有心肌缺血、慢性结肠炎等疾病。病症给她带来很多痛苦和不便。[9]

成功的妇科医生(1974-1995)

1974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逐渐平息,高耀洁被调到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在那里,她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折磨妇女的绒毛膜癌症的治疗。1978年开始以后,中国开始执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比较稳定。高耀洁领导的妇产科在治疗“恶性滋养细胞肿瘤500多例”治愈率在90% 以上,1983年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0]1990年,63岁的高耀洁退休了。

高耀洁退休后,被许多单位邀请去讲座。她主讲妇女保健、防止性骚扰和性病预防等知识。她去过几十个单位、妇联、工会和近百个学校,很受欢迎,他们都用车接送。1995年“三八节”那天,高耀洁上午在郑州大学讲座,下午在工业大学讲座,晚上又去了农业大学,每次讲座均为3个小时。在这5至6年讲座时期,邀请单位很客气,不用谈讲课费,他们也会送上300至500元人民币。有些单位(包括县地市医院)请她会诊、手术,回程时,不但送满满的土产品,还要送上500到1000元会诊费。这是她一生最富裕的时期。

退休后投身防艾事业(1996-)

由打假到关注艾滋病(1996-2001)

遇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

1996年的一次会诊,完全的改变了高耀洁的人生轨迹。

1996年4月7日下午,高耀洁教授被武警医院邀请,参加一次紧急会诊。一个姓巴的女病人在郑州市武警医院治疗,腹水增长不消失,高烧持续在摄氏39到40度之间。入院16天仍不能被确诊。“她的口腔多处溃烂,腹部皮肤深紫色结节,压着不退色。”有的医生猜测这个女人可能得了某种癌症,而高教授怀疑她得的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俗称“艾滋病”。血化验证实了高耀洁的预诊:巴女是艾滋病晚期患者。10天后她去世了,年仅42岁。她是高教授遇到的首例艾滋病病人。

巴女的病例提出了一个问题:病人是如何感染这种疾病的呢?根据中国政府的宣传资料,艾滋病病毒是通过静脉毒品注射和性接触传播的。但巴女是一个善良的半文盲的农村妇女,没有这样的经历。巴女的丈夫、孩子和亲属多次化验的结果,HIV抗体都是阴性。巴女如何成为一个艾滋病患者呢?她是通过什么途径,从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呢?

“听说巴女去世后,她的丈夫在她坟前躺了十几天。他非常后悔让医院给他妻子输血。”两年前,巴女在一次子宫瘤手术后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我惊讶地发现,受感染血液来自医院的血库。如果血库已经被HIV污染,受害人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了!”[11]

进一步追查艾滋病病源

高耀洁被一种强大的精神和忠贞的力量所支配,她自费踏上了“防艾”的漫长道路。她步行,坐公交车,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走访,提供免费的医疗咨询,并收集实际数据。她就像个平民侦探,追寻着一条又一条线索。她的预测很快被证实了:巴女的病例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高耀洁在一些村子里发现有的农民声称患了“无名高烧”或“古怪的病”,与艾滋病的临床表现完全一样,有些病人已经在省市大医院确诊为艾滋病。让高耀洁震惊的是,这场世界瘟疫可能已经蔓延了整个中华大地,而不仅限于河南一个省。河南省约有1亿在册人口,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村人口。她遇到的受害人都是穷苦的农民。“可怕的艾滋病将无情地夺去多少无辜的生命?”高耀洁说:“直到今日仍没有HIV疫苗,没有任何药物能治愈艾滋病。我们能做的就是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阻止它的传播和蔓延。”高耀洁追查出艾滋病传播的根源,发现与非法卖血和不正规采血、输血有关。这些血液交易是由“血头”与血液贩子勾结当地官员进行的。这些血站使用感染的针头在卖血者身上采血。更糟的是,她查出有些医院医德缺失的领导们为了赚钱,曾在黑血市场购买血浆,再高价转售给病人。

高耀洁在调查期间曾经多次向河南省各级政府反应艾滋病疫情的现状,当地官员说:“就你在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高耀洁凭着她的良心和毅力,契而不舍地写信向国家卫生部反应艾滋病传播的严重性和真实情况,但都毫无音信。

农民卖血800毫升,赚了80元人民币(约5美金),用来供孩子上学,维持生活。他们误以为这是一个生财之道,都跑来卖血。采血站的工作人员用很简单的方法抽血,将所抽的同型血混合在一起,分离之后,提取血浆、然后再将那些已经混合的血球,加上生理盐水,重新输回多个卖血者体内,以预防贫血。这时,艾滋病病毒已经进入卖血者体内,感染了艾滋病,又不知不觉地将病毒传染给他们的配偶,以及每一个到血站卖血的人。

早在1998年,流动血站已被宣告为非法。但那些贪婪的“血头”仍在地下从事着这些勾当。他们走乡串户,哄骗那些贫穷农民卖血。健康专家预计有2千万农民卖过血。他们当中很多人来自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安徽和山东等省的农村。卫生部门的官员承认,在黑市卖血的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高于在合法血站的10倍。

1999年,湖北省武汉中南医院的桂教授采集了155名卖血农民的血样,发现其中96% 的人HIV抗体都是阳性。河南省驻马店、开封、商丘、周口、信阳和南阳等地的不少村庄都有许多农民全家死于艾滋病。河南政府对外只说上蔡县的文楼村,60% 以上的人在卖血后感染了HIV病毒。很多人已告别了这个世界,留下孤儿和老人。

高耀洁说,“艾滋病传染是一场人类灾难。我认为这次的艾滋病危机跟恐怖袭击和世界大战属于同一级别。”她在一次CNN采访中这样说。从一开始,她就认为这样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如果及时采取了措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专家们曾希望中国政府高层可以发出紧急命令,作出反应。世界知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何大一博士解释:“中国的系统是典型的自上而下,”他说,“除非得到了高层的指示,否则他们都会消极对待。但是对于这样一场公众的健康危机,不作为无疑意味着将死很多人。”日积月累,尽管艾滋病受害者的人数不断增加,那些政府官员还是熟视无睹。

高耀洁去找河南省的地方官员,告诉他们她收集到的惊人讯息,希望政府可以立即行动。官员试图让她闭嘴,“以后不要再说了,河南艾滋病问题解决了。”当时,血液贩子和当局都不愿泄露真相。2006年,一个熟悉血液采集站的中国分析家说:“这些血液采集站都是国企,部分由公共健康系统下的公司资助。它们与医院处于同一系统中,卫生系统的高层管理人员有特殊动机去隐藏问题。”

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高耀洁决定公开揭发。她说:“我是个医生,个人的职责是引起更多的人对艾滋病的关注,竭尽全力将这场灾难下降到最低程度。”高耀洁说,现在这种情况是贪婪的本地官员和商人从事血液生意的后果。这些缺德的医务人员在黑血站老板的掩护下,从事血液买卖的活动。高耀洁在一次《时代杂志》采访中告诉记者,“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因为卖淫或者吸毒。因为当地腐败官员捂盖事实真相,他们担心艾滋病疫情一旦曝光,他们参与此类勾当的罪过也会受到惩罚。”

地方政府官员切断了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通道:面对问题。他们隐藏问题,并借着大众宣传媒体,误导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说是来自于性乱与吸毒。多年来,农村人得到的都是错误消息。根据一项对一万名人的调查,不到15% 的人能正确的说出HIV传播的方式或者如何保护自己。他们并不知道艾滋病病毒可以通过血液感染而传播。“输血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并非像他们声称的是性接触传染,”高耀洁在一次路透社的采访中说,“这是真实的,尤其是在河南、安徽、四川和广西省贫穷的偏远地区。”

自费研究宣传防艾知识

高耀洁意识到应该全力以赴开展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她从1996年开始写作并自费发放艾滋病预防资料和书籍,让广大群众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这个贡献比我做本职工作更大,我看门诊一天最多只能诊治几十个病人,但我积极宣传预防艾滋病工作,每天都能教导成百上千的人,让他们掌握防艾知识,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高耀洁用自己的退休金,以及河南省文史研究馆和宋庆龄基金会的捐款,印发了800份“艾滋病预防常识”宣传单,在199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文史研究馆出车,2位工作人员陪同高耀洁,他们一起坐车到河南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发放宣传单。她请人们将宣传单带给他们同村的人阅读。人们争相索取宣传资料。高耀洁自费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并免费发放30万册,支出40多万元。她还编写了《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等小报,发放120多万份。自2000年开始她还向全国各地个人、学校、图书馆等赠送自己的著作。除写作、印刷和出版,高耀洁还走访很多农村、大学(北京五所, 上海六所,南京八所, 长沙、天津、西安、济南等多所名校),举办讲座,宣传艾滋病疫情及防治方法,同时发放艾滋病书籍和宣传材料。[12]2006年底,她在新浪网开通了自己的网络日志,其中发表了她掌握的病例,以及收到的艾滋病患者来信。从1999年至2009年,她发了超过一百二十八万份宣传单。她一共编写了七册有关艾滋病书籍,其中一本名为《艾滋病预防和性传播疾病》的小书,发给了医院、学校、工厂和农场。该书总计印刷了超过三十八万多册。

2001年,她将“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她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的奖金两万美元全用来加印《艾滋病性病的防治》。[13]

高耀洁对河南省人口稠密地区的艾滋病现状进行调查,记录艾滋病疫情,并拍了患者照片,编写存档。她揭露这个被官方隐藏的艾滋病情况,最终估测:河南省1亿人口中,约有2%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病人。

“血祸”之灾及其后遗症(2001-2007)

揭露血祸真相

高耀洁认为,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采血和输血。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尤其无辜。2006年10月24日,她在自己的网络日志中表达了对中国血液安全问题的担忧:首先,在单采、有偿献血已被禁止,无偿献血又无法满足临床需要的情况下,采血已经转入地下。其次,国家对血液污染事故的查处不彻底。最后,司法部门对待艾滋病患者不公正。[14]

她反对官方宣传“艾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和吸毒传播”的观点,她认为中国农村并没有多少同性恋人口,贫穷的农民也无力购买毒品。此外,经武汉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在河南驻马店调查500多艾滋病病人, 夫妻同居时间在5年以上, 对方感染爱滋病病毒者,40多人,证实艾滋病性传播的机率不到10%, 因中国的艾滋病病毒类型与外国不同, 过分强调官方的观点助长了人们对于艾滋病患者的偏见。人们认为,既然吸毒或性滥交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那么得艾滋病的人必定大多从事这类活动,进而称艾滋病为“脏病”。艾滋病患者也因而受到歧视甚至侮辱,并殃及家人。

“社会对艾滋病人不理解。人们认为:这病是“脏病”。…… 其实,中原地区人感染艾滋病,大都不是因为性乱,而是卖血。”[15]

她还认为地方政府时常掩盖艾滋病血液传播的严重性,另外,许多“有知识的人”也在“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 特别是假药, 危害了更多人的生命。[16]2003年12月,高耀洁在同吴仪会面时,否定了“吸毒和性是中国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的说法,并直言告诉吴仪:“他们在骗你”。此外,高耀洁还认为,强调性传播艾滋病的目的是为了掩盖政府的失职。[17]

高耀洁认为,中国国内的艾滋病宣传,过分强调避孕套的作用。这对艾滋病的预防有很大负面影响。她的理由是,既然安全套在用来避孕时都有破裂、失效导致避孕失败的危险,它就不能用来预防更加危险的艾滋病。过分宣传避孕套的防艾效果,导致人们对艾滋病放松了戒备,再隐瞒艾滋病病人的真实姓名….. 更加重了艾滋病蔓延。至于有效的方法,高耀洁的回答是:“洁身自爱,才是保护自身、家庭、社会健康,防御艾滋病的最好办法。”[18]

高耀洁也强调,卖血、卖血传染艾滋病不仅限于河南,而是普遍存于中国境内,是全国性的问题。[19][20]

备受误解阻扰

高耀洁的调查和推动工作并没有获得官方的称赞,反而受到监视。她很快成了地方政府官员恐吓和威胁的目标,因为高耀洁的工作可能暴露他们的丑闻,断了他们的财路。官员们窃听她的电话,拆开她的来往信件,没收她的照片,取消她在大学的讲座,并阻止她与记者见面。他们甚至给她贴上了“被反华势力所利用”的标签。高耀洁激动地说:“他们指责我破坏了河南省的形象,但是他们就是那些黑血站的后台!也是这场血难的罪魁祸首。”

高耀洁经常被别人误解,她试着去帮助一些人,但因为艾滋病的传播不为人民所理解,甚至已经出现社会的偏见,有时人们看见她就像看见瘟疫一样。有一次,她和两个文史研究馆馆员一起去一家夜总会发放预防艾滋病的资料。“那些小姐躲起来不见面,就像一个可怕的怪物来了一样。”高耀洁回忆,“有的女人看到这些预防艾滋病资料就撕碎扔进垃圾桶,并说,‘你们赶快滚出去!顾客要是看到,就没人敢来这了。他们肯定误认为我们全都害有艾滋病!’夜总会经理气势汹汹地跑过来,将我们赶了出去。”高耀洁去娱乐场所、商店,政府机关、工厂和企业发放宣传资料,人家也不欢迎。有一次,他们到一家大花店发放宣传资料,两个艾滋病女孤儿一起去,她们向一位青年人鞠躬,说,“叔叔,艾滋病是国难,请你看看这些资料。”那位青年说:“国难关我啥事?”

高耀洁发现了更惊人的是人们对于艾滋病的共同误解。2001年5月,她在公开信中写道:“这里面有很多误解。大部分人认为‘我不去嫖妓,也不卖淫,所以我不可能得艾滋病。’”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认为是艾滋病患者就有性混乱行为,说“艾滋病是脏病,好人不会得。”他们甚至说“艾滋病预防教育资料是可耻的。”在过去几年里,高耀洁捐赠一万多元,来自她的稿费和奖金。她印刷资料和书籍,资助上百个艾滋孤儿。当她知道在农村艾滋病感染者比城市更多,由于官方的掩盖,这些人们对病毒一无所知。她和同伴们开始行动,在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发放艾滋病预防资料,3天分发了800份;后来在火车车厢里向旅客发放资料。她亲自艰苦跋涉,走乡串户,在河南农村将防艾小宣传册散发到那些对艾滋病毫无了解的农村和山区。

她给那些被艾滋病沉重打击的村民带来安慰,给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食物、衣服、药品和现金。她为那些已故艾滋病患者的孩子提供帮助,让他们上学,甚至将一些孩子带到她自己家。

高耀洁做艾滋病关怀的时候,引起家人意见分歧。最令她心碎的是家人对自己的误解。丈夫郭明久曾问她为什么做这项工作。“我们在家安度晚年岂不更好?”高耀洁告诉老伴说:“作为医生,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人死而不伸出援助之手。”由于当局的逼迫,她的孩子们因此吃了很多苦头。高耀洁的小女儿失去在河南省职工医院的工作,导致母女关系严重不和。小女儿最终离开中国去了加拿大。如今还有个坏人在挑拨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高耀洁说:“小女儿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太痛心了。”她的小女儿被广东江门的一个无赖蒙蔽利用了。这个无赖是国保的帮手,是替政府“黑社会”做破坏工作的,他通过挑拨、收买高耀洁的亲人,收集情报,达到追踪控制高耀洁的目的。因此母女的关系极差。

高耀洁的孩子们不同意母亲带艾滋病孩子回家,生怕艾滋病传染。2002年春节,高耀洁把3个艾滋病孤儿带到家里过节,可把儿子吓坏了。她儿子说:“妈妈,你把这么多农村小孩带到家里来,万一传染艾滋病怎么办?让我送他们回去吧?”高耀洁解释说他们都是艾滋病孤儿,需要一个避难所继续生活。“他主要是害怕被传染艾滋病。”

为了方便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她和丈夫在狭窄且不能供暖的家里建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她通过讲座和写文章积攒额外资金,并尽力节约家庭预算,每月开支限制在200元左右。2001年,高耀洁获得3万美元的人权奖,她立刻用这笔奖金印发了3万7千多份《艾滋病性病防治》小册子,一百二十多万份防艾资料。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她通过基层医务人员、计划生育诊所、妇女团体、艾滋病患者的亲戚们,在公交车站、火车、媒体上宣传防艾知识。

高耀洁在河南的大规模防艾宣传工作,遭到了某些人的不断攻击。当地官员和那些发艾滋病不义之财的人对她恨之入骨。当她曝光有关艾滋病蔓延的真相被传开时,当地政府官员对她的指责与日俱增,他们不顾一切地掩盖事件的真相和自己的罪行。不但如此,他们还指责高耀洁制造谣言。甚至有人坚持说河南省“不是唯一”发现艾滋病人的地方,河南政府对艾滋病病人照顾得很好,他们树立上蔡县文楼村的典型,让人们去参观。当局对其它地区的艾滋病疫情尽力捂盖,试图强迫高耀洁对媒体讲话时也要按照官员的意思。但高耀洁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诚实和坦率,只要一发现腐败现象存在,她就要谴责。当局某些官员取消了高耀洁在各地大学的艾滋病教育讲座,禁止她发放免费药品和小册子,并指责她被海外反华势力所利用。

高耀洁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有些人曾为他们工作,并且说一些日本人希望听到的话。这些人的做法伤害了国人的心。今天说谎的那些人和那些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高耀洁说:“那些鼓励血液交易的官员们应该坐牢,甚至处死,你看,我们的输血法颁布已有十年了!这些当权的吸血鬼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还活着呢?”

2000年8月,《中国周刊》发表了一份对高耀洁的详细采访,其内容是关于河南省的艾滋病情况 (后来被许多其它报纸和杂志转载) ,当地官员怒斥她未经批准把艾滋病消息发布给记者,此事损毁了河南省的形象。官方通知她不要再与媒体联系。虽然中国的新闻记者一直排队采访她,但是不久他们就受到了政府的恐吓威胁。那些坚持采访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记者们因害怕而不敢写关于艾滋病信息的新闻报道。有关高耀洁和她工作的报道从此销声匿迹了。

1999年12月,伊丽莎白?罗森塔尔放弃医生工作成为一名记者,在纽约时报驻北京处工作。她几次想采访高耀洁,但河南省外事办在这一年内三次告诉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站:“高耀洁教授有病不能接见”。2000年9月,罗森塔尔下决心亲自前往郑州拜访高耀洁。罗森塔尔在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办公室问高耀洁的住址。

罗森塔尔直接找到高耀洁家并敲门。高耀洁开门见到站在她面前的美国人时,她笑了。罗森塔尔脱口而出,“你看起来很健康!”“我三次没有找到您,这是第四次,找您比找诸葛亮还难。”两人谈了一个中午,罗森塔尔获得了有关资料。这篇采访报道很快就在世界各媒体传来,河南省的官员震怒了。罗森塔尔因着这次冒险采访,获得“克林顿优秀采访奖”,成了名记者。

当地政府没有使用法律手段来惩罚高耀洁,而是加剧了对她的身心骚扰。他们派警察在她住的小区门外站岗,监视她的行动,与试图拜访她的人搭话。有时,高耀洁的家庭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来电信号被阻断或窃听。

2004年,高耀洁获得2003年度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奖”。河南省宣传部的高官三次赴北京,要求除去高耀洁的名字,另换其他人,未能得逞。这个高官恼羞成怒,下令河南省所有媒体不准报道高耀洁。从此高耀洁的事迹逐渐销声匿迹了。

中国中央政府与河南省政府的意见并不一致。2003年11月10日,高耀洁被邀请去清华大学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关于艾滋病的演说,河南官员完全无视中央政府的意愿,命中医学院医院党委副书记sj、老干科科长jzp赴北京堵截高耀洁。他们追踪到会场,大会门卫说:“你们再胡闹,我叫保卫处处理你!”他们无奈地走了。

高耀洁的努力工作和持之以恒最终迫使政府承认艾滋病存在的问题。2003年,中国政府承认中国有艾滋病,承诺提供资金预防和控制该疾病。2004年,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发布一份报告,到2006年中国有85万到150万成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2007年中国卫生部官员估计只有75万成年人被感染,而其它消息来源估计大约有150万中国人被感染。 2007年10月,中国官方已经记录18万3千7百33个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包括1万2千4百64已死病例。但是很多人未经检测仍然处境危险,一些人由于耻辱而不愿暴露自己的病情,一些专家担心这个数字会更高。

2005年,复旦大学gyn教授发表一篇有关艾滋病与“血祸”的综述《血殇》,文中叙述参与艾滋病调查报道者共217人,613人次。2005年以后,由于当局的压力,这些报道逐渐销声匿迹。

高耀洁继续深入新的村落,将那里的艾滋病传播情况全部记录在案,提供给防艾志愿者, 为这些地区的村民们提供帮助。高耀洁把自己比喻成打击“黑洞”的一把钳子。这些地方可以获得许多艾滋病的信息,也可以见到许多病人和艾滋病孤儿。

八十岁以后,2006年,与她一起生活50多年的丈夫去世,给她带来了莫大的痛苦。有关当局想方设法堵住高耀洁继续外出为艾滋病病人服务的路子,但她依然有信心,有智慧地从事著书立说。高耀洁告诉人们,她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只要她还活着,她就尽可能纪录所得的素材,留作历史资料。高耀洁说:“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地下)卖血站,有许多卖血者每两天到这类站点卖血一次,输污染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感染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对抗艾滋骗局

高耀洁花费了大量精力揭露“防艾”名义下的行骗。据高耀洁自己介绍,到1998年时,她收到的信件中声称包治艾滋病的信占了总数的10%。[21]同时她还说:

“防艾圈太大、太乱了。”“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太多了,这些年艾滋病问题上,多少人说了多少假话呀。”[22]

2003年,因为在一篇题为《你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不感到可耻吗?》的文章中攻击江湖骗子,高耀洁被告上了法庭。原告李德敏认为,尽管高耀洁并没有点名,文中提到的骗子就是他,并认为高耀洁侵犯了他的名誉权。2003年9月16日,经法院审理,高耀洁被认定无罪。[23]为了保护身后名誉,防止他人借“高耀洁”之名行骗,她于2005年10月1日发表了遗嘱,要求“不留骨灰”,“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搞行骗或闹剧,让那些“能人”获利,危害他人……”,并进行了公证。[24]

照顾艾滋孤儿

“艾滋孤儿”是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孩子们。高耀洁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们。高耀洁把艾滋遗孤的问题总结为三点: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心理问题。[25]尤其遗孤的心理问题,对社会有潜在的威胁。

“艾滋孤儿的问题,将来是个社会动乱的根子……他少吃无喝的,他又没有知识,他又不懂法律,你想想他会对社会造成什么东西,现在已经出现艾滋病人杀人了。”[26]

为了打破与艾滋病毒有关的社会偏见,高耀洁将艾滋感染孤儿抱在怀中,以向村民证明正常接触并没有危险。她在高中、大学发表演讲,鼓励学生参与防止艾滋病传播的斗争,但遭到地方当局的阻扰。

高耀洁曾说过,孤儿是艾滋病危机中最可怜的受害者,因为每个艾滋病死者都会留下1到2个以上孤儿。他们的父母死于艾滋病之后,孤儿在村子里和外界都会被看不起。农村人很迷信,认为这些孤儿是“妨人”(克星),把他们的父母都“妨”死了。这些孩子经常因为太饿,到地里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吃青麦粒,拉肚子。高耀洁把孤儿安排到老家原籍,请无子女的家庭收养。这些孩子离开时都想见见亲人,他们的亲人会说,“你们走到哪里就妨到哪里。”或者干脆不理睬他们,有时候连头都不抬。

高耀洁曾经访问河南一个村落。当她走过一条狭窄小巷时,听到一个孩子哭喊母亲的声音。“当我走进这间屋子,我看见那两岁孩子的母亲上吊自杀了,死者的身体已经僵硬了。这个小孩还不知道母亲早已死了,他拉着母亲的脚,用他的小嘴啃着妈妈的脚后跟,不停地呼唤‘妈妈下来’。

高耀洁得知孩子的母亲是艾滋病患者,丈夫已经死于艾滋病,这个孤儿也是艾滋病患者。家中的积蓄已经被庸医骗走,如今家徒四壁,已无任何生存余地。高耀洁一行3人目睹此景,相对而泣,一天吃不下饭。高耀洁说:“这类艾滋病病人自杀事件,在河南的农村随处可见。”

在另一个村庄,她一日之内碰见六个因害艾滋病的死者正在下葬。这个村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大门上贴着白纸,表示近年死过人。

高耀洁通过调查发现,她给孤儿们的汇款,他们常常被监护人扣留、剥夺,只有很少用在了孩子身上。所以她认为,正常人家庭分散领养孤儿是解决“艾滋孤儿”问题的最佳办法。因为孤儿们可以在正常的家庭、社会环境下成长。2001年,她将六名孤儿送到山东省曹县的农村家庭分散抚养。2000-2004年,她花费八万多人民币,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孤儿”。[27]据估计中国现在有几十万的艾滋孤儿。多年来,高耀洁帮助的艾滋孤儿有的在新家、在学校生活得很快乐,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也有些艾滋病孤儿厌学,一心想外出打工挣大钱。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听到高耀洁的介绍也很伤心。杜聪领他们外出旅游散心,去山东菏泽牡丹园游玩,希望恢复孩子的正常心理,激发他们努力向上。高耀洁离开中国后把艾滋孤儿照顾的工作交给了杜聪先生。

受打压被迫出走异国(2007-)

近年来河南省有数以万计的人被艾滋病摧残,但未曾有一名官员为此负责。[28]高耀洁勇于曝光事实,而地方政府则希望掩盖因工作失误、失职以造成的艾滋病蔓延。所以当高耀洁到农村探访艾滋病患者时,常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他们常以维护地方形象或保护国家机密为借口驱逐高耀洁。向政府报告高耀洁行踪的农民可以接受大约500元人民币的报酬。[29]所以她尽量选择便宜的寄宿,因为那里的人们不会经常向政府报告她的行踪。[30]她撰写的关于“艾滋村”的书籍在河南省也被禁止。[31]她相信自己的电话遭到窃听,甚至怀疑有人可能试图刺杀她。[32]

她的女儿郭炎光,因为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受到地方政府和工作单位的敌视和压制,最终失去工作,不得不于2000年底移民加拿大,母女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33][34]

一些村民也憎恨她的工作。正如高耀洁当初所想的那样,很多人认为艾滋病只能通过与妓女性交传播。另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外国病,不会感染中国人。有些人羞于阅读她汇编的教育读物。还有一些人担心,宣传艾滋病的蔓延会对生活和工作在河南的人带来坏影响。这是实际情况,随着河南艾滋病广泛传播消息的传开,河南人开始在全国受到排挤。政府怪罪“不道德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企图掩盖自己参与“血祸”丑闻的罪行。但高耀洁毅然为受害者辩护:“中国的农民现在很穷,他们甚至没钱吃饭,怎么可能有钱去嫖娼或吸毒呢?”“现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穷人濒临死亡边缘,而富人为他们的财富而窒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艾滋病患者是通过卖血或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我非常反对这种宣传。”

2001年,“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高耀洁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中国政府禁止她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典礼,她以前的工作单位拒绝给她办理护照。他们害怕她会告诉全世界:在中国艾滋病主要是血液传播,不像政府所宣传的通过性接触或静脉吸毒传播。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出席了“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颁奖典礼。安南说:“高医师未能出席今天的颁奖仪式,我深表遗憾。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2002年,她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称号,2003年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称号,并在同年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她准备出席马尼拉颁奖典礼,再次遭到当局拒绝。[35]

高耀洁获得了几个国际社会的奖项后,中国政府才准许她访问美国,但在出国之前,河南当局还是动用许多警察将她软禁在家中半个月。2007年2月6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高耀洁女士在家中受到软禁,不能出境,只允许她的子女前往探望。[36][37]软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她赴美国领取“生命之声”组织颁发的奖项。[38]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以私人身份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引起了事态向积极的方向转折。2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批准高耀洁前往美国接受颁奖。河南当局却另出一招,他们迫使高耀洁的儿子参与拦阻母亲出国领奖。2月18日,高耀洁的儿子跪在母亲面前,一连磕了三个响头,求她不要去美国领奖。“当时我的心就像碎了一样,”高耀洁描述道,“我儿子说‘就说你病了,不能去美国’。但是你怎么能对整个世界撒谎?我不愿意像这黑暗社会中的许多人那样撒谎。”高耀洁心志已定,即使儿子劝阻,她也不愿意放弃。高耀洁于2月16日接获通知能出境赴美领奖,2月26日,高耀洁抵达纽约。2007年3月14日,高耀洁在美国首府华盛顿接受“生命之音”2007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

14日下午,希拉里在她的办公室单独接见了高耀洁。这是早就安排好的议程,,她在致胡锦涛和吴仪的信中就说过,“我期待着能有机会与高医生见面.”。高耀洁刚出电梯,希拉里的女幕僚就迎上来。她告诉高耀洁,听到她被软禁的消息之后,希拉里非常着急,命令她赶紧起草信件,二月初那几天,她先后起草了十几封信,送希拉里签字后一一发出。直到北京有了肯定的答复,她们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准备迎接高耀洁的到来。

高耀洁向她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说:“我能够出来领奖,也不说明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的进步吗?”她点头称是。她引高耀洁走进希拉里的办公室。希拉里笑嘻嘻地出来迎接。她把高耀洁请到里间,坐在沙发上,开始拉家常。她先问高耀洁现在的工作情况,又问她来美国生活习不习惯。说话间,她一直上下打量着高耀洁,目光不时地扫过她的黑底白花衣服和那双穿着自制布鞋的小脚,脸上露出好奇的微笑。高耀洁告诉希拉里,这小脚是中国妇女千百年来苦难的缩影,现在已经不多了,她是最后一批了。希拉里很礼貌的把话题转到艾滋病问题上,高耀洁介绍了中国艾滋病的情况,她表示同意高耀洁的防艾主张,还提出要提倡性道德,鼓励人们洁身自好,等等。言谈中高耀洁发现,她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情况相当了解。

在盛会期间,高耀洁先后见了前总统执行长菲奥莉娜;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办公室主任麦克拉蒂;布什总统关系密切和共和党德州的凯?巴利;2008年总统侯选人的共和党阿拉斯加州参议院哈格尔;有线电视网(CNN)The Situation Room的节目主持人沃尔夫-布利哲;CNN的伊拉克战地者克里蒂亚尼?阿曼普尔;以及NBC的资深记者安德里亚-米切尔(格林斯潘的夫人)等知名人士。足见此行受到美国各界的高度重视。

特约颁奖嘉宾资深女记者朱莉•伍德若芙向全体与会者讲述了高耀洁十多年来为调查艾滋病疫情,救助艾滋病受难者和艾滋孤儿,和以极大的勇气揭露艾滋病“血祸”真相所做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就。全场来宾深受感动,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献给了缓缓走上颁奖台的高耀洁。

高耀洁在美国的亲友也受到大会的盛情邀请。她的妹妹高明凤夫妇,小女儿郭炎光,王淑萍医生等。那一刻,高耀洁的眼眶充满了泪水。这一时期,高耀洁的生活并不平静。她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在中国人员监控之下。每天半夜之后,都有人向国内汇报情况,直到下半夜2点多。同时,封闭了高耀洁来往的消息。此事把曾金燕气哭了。

有一件事令高耀洁终生难忘:大会后的酒宴上,有人领着一位老年女士走到她面前。翻译介绍说,这位女士自费买机票,乘了4个小时的飞机,来到华盛顿。又花了300美元买了张门票,目的只有一个:亲眼看一看高耀洁,并合影留念。那位女士说:“你是个善良的人,救了很多人,你的工作很不容易,比德兰莎修女的工作条件还要困难,你是英雄。”

2007年3月下旬, 河南当局就吵着说:“高耀洁去美国不回来了”。4月8日高耀洁从美国返回,二弟赴上海接她。飞机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住在一个朋友家。前一天有关当局打电话追问那家主人“高耀洁是否住在你那里?”4月中旬高耀洁先到开封,住她小弟的家,4月下旬回郑州家中,这伙人一直追控着她的行踪。

2007年5月他们在高耀洁住室前后安装了四个摄像头,并依然对她的子女施加压力。有一次高耀洁感冒了,去厕所、厨房时都要扶住墙走,。她去开封小弟家住几天,国保人员把她接回来。

2007年4月20日,国际天文台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河南封闭了这一消息。直至2008年9月,在中央《科学导报》发表之后,12月高耀洁才知道这一消息。

2009年2月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克林顿 (Hillary.Clinton) 访华,她通过外交部要求见高耀洁,中国政府同意了。2月19日高耀洁抵达北京,20日河南官方派高耀洁原工作学院已退休的党委副书记赵芬莉赴北京去拦截她,并通过北京警方说“高耀洁有政治问题,不能见希拉里。”赵芬莉乘飞机到北京之后,没有找到高耀洁,故未能达到目的。此后当局对高耀洁的电话与一切活动监控加紧。

2007年6月2日至8月27日,高耀洁先后往全国县级公安局邮寄防艾书籍《鲜为人知的故事》(2004年曾获优秀图书奖),2719包,三个月后毫无音讯。她到邮局查寻,他们说:你在邮局寄东西十多年了,这么多的邮件不会不发,问题出在总局。高耀洁估计:可能是当局害怕人们知道艾滋病真情,把这批书扣了。

2008年底至2009年初, 高耀洁向全国收集书籍杂志, 寄给无钱买书的学生,受到很多有志之士的支持。诗人张立凡先生在网络上号召大家帮忙,先后受到全国各地寄来《读者》、《南风窗》、《人物周刊》、《中国青年》、《新闻周刊》和《生活周刊》等十多种,几十万册,《南方都市报》一次寄百余公斤。她的转寄,第一批、第二批,证明杂志到达了,第三、四、五批均石沉大海。2009年4月,家中还存有几千余册,不敢再邮寄。

2009年5月6日,高耀洁发现气氛不对,电话又出故障。出现了2007年她赴美国领奖前夕之势,比上次的形势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午饭未来得及吃,假牙也未来得及带,匆匆离开了家。此时,三辆警车已停在我小区门外待命。高耀洁离家之后,本想躲过法国颁奖期就回家了,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少遭很多麻烦。

6月中旬,高耀洁在开封,若回家,地方当局不会善罢甘休。若不回去,郑州的孩子与其他亲属会受到不可想象的打压。想来想去,高耀洁不知哭了多少次,最后想到很可能给她定个莫须有的罪名置之于死地,孩子们落个犯属之名,孰轻,孰重呢?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 不会只身出走在外,这次盲目外出, 不知所从, 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 留给后人,苍苍大地, 茫茫人海, 何处是我的归宿。”

最后她决定出走。她托香港的朋友帮她联络,请他往国外给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她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 需要出国。7月中旬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有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 请他们派人来接她。

“离开国内时有大学生送行,临上飞机前,其中一位大学生送我到机场入口处,交给我一个字条,他说:奶奶,你到飞机上再看,以资留念。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 住在他们家里, 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 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我这个穷光蛋, 来美国之后深深体会到,来美国的华人, 多么富有, 多么会花钱, 多么狡诈,一切一切, 真一言难尽,我只好‘自我封闭’。

2010年3月, 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 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深居简出,我要尽心尽力,把书稿修改好。

我离开家后,在国内外辗转多处,最后到纽约,幸遇慈善机构和善心人,把我的生活安排的很好,解除了我的后顾忧虑,世界上还有很多朋友和陌生人关心我。”

个人语录

“我从未想过成为一名英雄,但是谁给我送来第一批艾滋病患者呢?从那时开始,我走上了一段不归路。”

“作为个人,我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希望我的努力会激励全社会来密切关注艾滋病。”

“在我看来,一个人不应仅仅为自己而活着,还要为他人着想。猫头鹰天生吃老鼠,蜻蜓天生吃蚊子。人也应该生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奉献社会,而不是损人利己。” —-谈到公民责任感问题

高耀洁说尽管她的诚实自己和家人带来了痛苦,但她从小就被教育说真话:“这样的教育让我受到磨练,也让我陷入麻烦。….我不会说谎。我认为叫我撒谎是最大的侮辱。”

“国外华人很多, 多数人很有钱, 各式各样, 形形色色, 把国内人的俗气也带出来了, 宗派斗争, 金钱至上, 令人生畏,而本人年老多病,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耳聋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体力均不支,所以我不去参与他们的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

“我已年逾八十,在世上来日无多。想想在浩瀚的夜空中,在灿烂的群星里,有一颗并不明亮的小星星,上面留着我的名字。我不知道这颗小行星有多大,亮度是几级,肉眼是否能看见..也许它只是围绕着太阳旋转的一块大石头把。我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即使我的生命结束了,我的躯体化成尘埃以后,这颗小星星还要高高地在太空中注视着地球,注视着艾滋病这场世纪灾难的结局,注视着造成这场血祸的罪人们走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一切我是看不见了,但是它能看得见!”

“我只能对故国家园的孩子们说:但愿你们不会重蹈苦难的老路,因为世界正在前进呀但愿你们能看见我们还没见到过的曙光,因为太阳总要升起的呀但愿你们能走上光明的坦途,因为中华民族已经付足了代价,该到收获的季节啦但愿你们终生留住美好的梦想,因为没有梦的星星就会变成地上的一块黑石头了孩子们,请记住一个老人的祝福吧。即使我走了,那颗名叫‘高耀洁’的小星星也会在夜空中看着你们啊。”

他人评价

杜聪:“多年来,我和高教授去过无数次华中地区的乡下,访问不为人知的艾滋病感染村庄。她把这个称之为‘敲击黑洞’。一旦发现黑洞,我马上对孩子们进行支持,帮助他们上学,给他们提供物质供给。”杜聪的灵感来源于高耀洁:“我很钦佩她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不知疲倦工作的勇气。她教我如何帮助那些艾滋病儿童,如何与地方当局打交道等。她还鼓励我要勇敢,不要放弃或妥协,总是讲真话,她把她救助的孩子也交给我抚养了。”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署长Peter Pilot:“艾滋病的历史和抗击艾滋病的历史是由那些无名英雄们、那些与社会主流抗争的人、以及那些真正敲响警钟的人用自己的行动谱写的。她就是其中一位。”

Harri Holkeri, president of the 55th UNGeneral Assembly, once complimented Gao Yaojie before the worldwide media.”Knowledge is the best vaccine for AIDS,” he said. “In China’sHenan, there is a volunteer dedicated to AIDS prevention education. Her storiesare touching, and her spirit is admirable.”

荣誉与奖励

1999年,她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39]

2001年,她获得了全球卫生理事会(GobalHealth Council)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40]但因为地方政府拒绝签发护照而未能亲自领奖。[41][42]

2002年,她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43]同年7月,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于人民大会堂颁奖,颁奖者为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44][45]

2003年,她获得了由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Ramon Magsaysay Award for Public Service),[46][47]马尼拉市市长赠送了她金钥匙,并授予她荣誉市民称号。但高耀洁未能亲自领奖。[48]《南方周末》2003年度人物题名。[49]

2004年,她被评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11月2日,获得“内滕国际育儿奖”,颁奖于人民大会堂。[50]《南方人物周刊》将她列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之一。[51]《鲜为人知的故事》获得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2005年,她编著的《一万封信》获得了由《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举办的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52]的“2004年度图书大奖”。[53]

2007年,她获得由美国援助发展中国家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妇女领导者奖”。颁奖仪式于当地时间3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54]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莉·克林顿出席了颁奖仪式,并表示“很高兴在这里见到高耀洁”。[55]

2007年,38980号小行星以“高耀洁”来命名。

2007年9月20日,与蒋彦永同时获得纽约科学院2007年度科学家人权奖。[56]她的妹妹和女儿代为领奖。

2007年9月29日,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当年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发给高耀洁。

著作

《实用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专著,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省科技出版社,1990年4月,ISBN:7-5349-0598-2

《妇产科误诊误治病案鉴析》专著,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省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8月,ISBN:7-80538-561-0

《女人之友》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省海燕出版社,1994年2月,ISBN: 7-5350-0979-4

《女科疾病防治全书》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年8月,ISBN:7-80739-733-5(此书内有“人工流产十大罪状”, 见出修订版本271—-273页),多年来全中国畅销,多次印刷,直至2010年1月又出修订版本,ISBN:7807397330, 9787807397335,

《实用女科全集,女性常见疾病防治》,高耀洁总主编 ; 李慧敏,王建凯主编,郑州,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年,ISBN:7-81048-325-0

《艾滋病与性病防治》,高耀洁著,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ISBN:7-5349-2008-6

《鲜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众读本》,高耀洁、尚慧彬、郭明久著,中原农民出版社,2003年,ISBN:7-80641-606-4

《现代保个建》内,外, 妇, 儿, 性病共五册,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9月,ISBN:7-80538-736-2/R·79

《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高耀洁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ISBN:7-5004-4601-2

但由于出版在中国受到阻挠,后于香港出版了《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增补版本:《血灾:10000封信──中国愛滋病泛滥实录》。

《中国艾滋病调查》,高耀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ISBN: 978-7-5633-5317-0

《中国艾滋病祸》(原名《艾滋殇》)高耀洁总主编,香港,天地出版社,2008年3月,ISBN:978-988-211-797-6

《血灾:10000封信──中国愛滋病泛滥实录》,高耀洁著,开放杂志社,2009年,ISBN:978-962-7934-27-1

《揭开中国爱滋疫情真面目》,高耀洁著,博大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10年,ISBN9789868520943/9868520940

《高洁的灵魂–高耀洁的回忆录(增订版)》,高耀洁著,明报出版社,2010年,ISBN978-962-8993-14-7

《我的防艾路》(原名《十年防艾路》)高耀洁著,广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ISBN:978-7-218-07107-7

《疫症病案一百例》,高耀洁著,明报出版社,2011年,ISBN978-988-8081-99-8

The Soul of GaoYaojie: A Memoir, written by Gao Yaojie, Ming Pao Publications Limited,2011, ISBN978-988-8134-33-5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zh.wikipedia.org/wiki/高耀洁)(有删节)

人类的一切政治困境,都逃不出这四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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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蚂蚁过冬

有句话说,“不关心政治的人,不值得深交”,因为关心政治,不仅是关心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更是关心社会的公平正义。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则更深刻地道出了理解政治的意义:“为了我的孩子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与哲学,为了他们的孩子能够自由地享受文学和艺术,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

所以说,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所有热爱自由之人的副业。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因为缺少问题意识和重要性感受,使得对政治的关心走向极端、琐碎:

有的人陷入抽象概念,离真实世界越来越远。比如某些喜欢宏大叙事、自我陶醉的文人,他们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诉求”视而不见,对“政治秩序的走向和风险”也漠不关心。

有的人被信息茧房束缚,陷入了情绪的宣泄、意识形态的对立。比如社交媒体上争吵最激烈的话题,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敌我势力、贫富差距、性别对立、海外战争……

因此,从人类政治秩序的演化进程中,提炼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并形成一套最简约的分析框架,是正确关心政治的第一步。

在千百万年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一切的政治困境,其实都可以聚焦于四个连贯的重大问题。并且,它们恰好对应了四位大思想家的追问和解答。

1.霍布斯问题:人类为何需要国家?

在国家诞生之前,或是任何无政府的社会,人们既不能抵挡外来侵略,也无力惩罚暴力犯罪,所有人都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这就是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的“自然状态”,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社会充斥着“猜疑、掠夺、欺诈、凌辱和谋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孤独、贫困、卑污、残忍且短寿”。

政治学者包刚升在《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洞见:“国王是安全的保护者,法律的执行者和秩序的提供者。国王所代表的有效国家出现之日,才是人类政治文明奠基之时”。

这就是所谓的“霍布斯问题”:没有国家,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没有法律,没有财产权,也就不会有任何公平正义、市场分工和科学人文

每当国家转型陷入危局,或是社会变得混乱无序,政治家、思想家的讨论,都绕不开“霍布斯问题”。

霍布斯
霍布斯

 

2.阿克顿问题:为何必须限制权力?

 

没有权威可怕,权威的膨胀同样可怕。“自然状态”的难题被解决后,新的难题也随之产生
当君主的权力不受约束、被随意滥用,民众就会活在生杀予夺的悲惨境遇中。君主则是深陷滥施暴力、信任危机的恶性循环。国家就这样堕入了统治成本高昂、“安危系于一人”的陷阱中。
东西方的各大帝国,都曾因为权力膨胀和滥用,导致了民不聊生、血流成河、国家败亡的惨烈后果。
中国古人对专制的危害最有切肤之痛,发出过“硕鼠硕鼠”,“苛政猛于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哀叹。从古罗马帝国,到近现代的拿破仑、希特勒,专制暴君都是以绝对权力,将国民拖入血腥的内外战争。
正如英国思想家爱德华·阿克顿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任何人都不该对权力怀有“绝对美好”的期望,去无限制地美化、壮大权力。
包刚升在《抵达》一书中指出,所谓“阿克顿问题”,就是对“人类为何要限制权力”的追问和解答:人类需要国家,但是国家权力越强大,其危害就越大;越是受困于强大统治的地方,就越绕不开“阿克顿问题”。
阿克顿
阿克顿

 

3.洛克问题:如何有效地限制权力?

 

“阿克顿问题”让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必须限制权力”。于是,“如何有效地限制权力(如何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就成了人类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首次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构想:以宪法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特别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无论是限制公权还是保障私权,其核心都是以“分权制衡”施行法治。
“限政法治”意味着,政府的权力(power)必须是有边界的、受法律约束的,“法无许可皆禁止”。相对的,公民的权利(rights)则应该是“法无禁止皆许可”。
但是,当我们面对的是垄断了军队、警察、经济、司法、宣传、教育的国家,任何质疑、分化绝对权力的言行,都可能是危险的、徒劳的。
正如包刚升在《抵达》中回顾的:在“如何限制权力”的古老命题上,人类流血牺牲最多,过程也最为艰难曲折。
英国在建立有限政府之前,历经了内战、独裁、复辟等多次血腥的动荡。美国则是经过战争、分裂、制宪、党争等危机之后,其限政法治才逐渐落地。
除了英美,各国限政转型的过程更加艰险。文化传统、国际局势、偶然事件等等都可能使其夭折。
法国在大革命后经历了恐怖、混乱、软弱的两个世纪。德国、日本则是经历了惨烈的战败,才勉强实现了有限政府。东欧、拉美各国更是普遍从“半法治”的路上,退回了强人政治。中国从清末开始,100多年过去,有限政府的进程也一言难尽……
所谓“洛克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国家权力”的问题。尽管人类已经有了分权制衡的方案,但很多国家要实现有限政府,前路依旧漫长。并且,越是法治传统薄弱的地方,“洛克问题”就越突出。
约翰·洛克
约翰·洛克
4.托克维尔问题:如何防范民主的弊端?

约束权力的“政治发明”,除了限政,还有民主。
19世纪法国思想家亚历克西·托克维尔,以《论美国的民主》塑造了“民主”在现代人心中的正面形象:民主可以通过公平选举、市民社团和舆论监督等方式,有效地制约公权力;民主将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并扩散到全世界。
但是正如包刚升在《抵达》一书中指出的,现代人太热爱民主,以至于常常忽略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警告
“一人一票、毫无门槛”的民主看似诱人,却天然具备仇视精英、享乐主义、政治对立、社会原子化等弊端;民主最大的危险是,当“多数派”变成绝对权威,民主很容易被寡头操弄,走向“多数人的暴政”。
古希腊公民大会、法国大革命时期,都曾以“民主表决”的方式滥杀无辜、剥夺人&权,这就是“多数人暴政扼杀少数人权利的前车之鉴。
在当代,民主导致了西方的福利主义、种族政治、政党极化、道德虚无,还有纵容恐怖主义和专制扩张。而专制国家则是以“民主”之名,行“1984”之实。
包刚升指出,以上种种,就是现代人最大的政治危机——当“有效约束国家”的难题解决之后,由民主带来的“约束国家误区”就会产生。
因此,所谓“托克维尔问题”就是:既然无法阻挡民主,那么如何才能防范民主的弊端?
托克维尔的回答是:民主只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权力无论如何产生,归多少人掌控,都是危险的,都应该竭力限制越是在民主神话的时代、极&权谎言盛行的国家,就越绕不开“托克维尔问题”。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
这四大问题,恰好为“如何实现良善政治”这一人类最重要的命题,提供了统一性、创造性的解释。读懂了四位大师的追问和解答,也就读懂了人类政治的现实、本质和未来。
上文所述的“人类四大政治问题”,来自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包刚升老师的新书《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一书。

又一位华裔女性成为美国主要城市市长:走进Lily Wu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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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硅谷维立 
2021年,华裔女性Michelle Wu创造历史,成为波士顿第一位民选的女市长和少数族裔市长。华人社区引以为荣,奔走相告。
两年后的今天,另一位华裔女性也创造了历史,当选为一个主要城市的第一位亚裔市长。
与Michelle Wu不同的是,她的选区位于保守的美国心脏地带。这里没有大量少数族裔,华裔选民更是难得见到。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该市人口72%是白人,非裔和西裔各占10%左右,亚裔不到5%。
另一方面,之前我们听说的亚裔政治人物以民主党居多。比如Michelle Wu,旧金山曾经的市长李孟贤,奥克兰曾经的华裔市长Jean Quan,现任苗裔市长Sheng Thao,无一例外是民主党人,而这位华裔女性是独立无党派人士。
这个华裔女性是谁?她有什么样的背景?毕业于那间名校?11月中旬,趁APEC在旧金山召开, 美国公民领导力(Civic Leadership USA)和亚太联盟(API Coalition)两大组织在旧金山举办了第一届全美亚太裔民选官员峰会。好友Michelle创办的愉园社是峰会协办组织。她邀请我一起参加了峰会。
峰会上群星闪烁,各种大腕做主题演讲,酒会期间随便跟人攀谈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最大的收获,还是结识了前面提到的这位创造历史的华裔女性Lily Wu。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39岁的Lily是第一代移民。她父母来自中国大陆,1983年移民中美洲的危地马拉,Lily在危地马拉出生。
1993年,她父母带着只会讲广东话和西班牙语的九岁的她和弟弟移民美国,定居在位于美国正中心的威奇塔(Wichita)。
(地图中红点是威奇塔,地图最下方是危地马拉)
(地图中红点是威奇塔,地图最下方是危地马拉)

 

中西部人口不如东西两岸稠密,除了芝加哥、底特律几个大都市外,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城市寥寥可数,威奇塔有四十万人口,是堪萨斯州第一大城市。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Lily的父亲是厨师,妈妈是发型师,都没上过大学。Lily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她从威奇塔州立大学毕业后,又获得奖学金在香港大学完成了新闻硕士学位,然后在ABC和CBS电视台做了12年主播和记者。今年四月,在她来到威奇塔整整三十年那天,她从电视台辞职,宣布竞选市长。
Lily跟选民说,职业政客给我们留下了创纪录的赤字和警力的不足,而且热衷于玩政治游戏。我是一个局外人,我将带来新的视角,确保市政厅为所有威奇塔人服务。
她竞选纲领的三大支柱是:确保公共安全、加强经济,恢复民众对市政府的信任。
选举结果,Lily以16个百分点的优势(58.4%对41.6%)击败现任市长,大获全胜。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作为一颗闪亮的政治新星,Lily是峰会上的明星,也是讨论会嘉宾之一。讨论会一结束,她就被一帮人包围起来,有要采访她的,有要照相的。我幸运地得到主办单位引荐,事先有约,才不受干扰地跟她谈了一个多小时。
Lily不喜欢用politician(翻译得好听是政治家,翻译得不好听是政客)这个词来称呼自己。我问她为什么要从记者转换跑道到politician,她纠正说她更愿意称自己为“公仆”(public servant)。
竞选公职前,她就在社区担任志愿者多年。我们谈到是否应该鼓励更多亚裔从政时,她也说与其鼓励更多亚裔美国人竞选公职,不如鼓励他们活跃于非营利组织中,以志愿者的方式为社区做贡献。有了这种回馈社区、服务他人的心态,更多的领袖人物自然会出现。
事实上,Lily强调说,每个人,无论是哪个种族,都应该更多地参与公民活动,关注当地政治。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Lily曾经注册为共和党人,现在的选民注册的党派登记为自由党(Libertarian)。但我从媒体上读到,自由党并不认可她的竞选。比如她竞选纲领的第一大支柱,增加警察来维护城市安全,就被以小政府为圭臬的自由党批评。但威奇塔市长的位置是非党派的,候选人不需要获得党派提名,也不必受党派意识形态的限制。Lily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回归根本,回归常识,解决民生问题,为市民提供核心服务。
城市街道上的坑坑洼洼有党派吗?她问我。当然没有,也不应该有。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Lily重视社区和家庭。她记忆中的童年的威奇塔是一个对家庭友好、对移民包容的地方。她也非常喜欢我们亚裔尊重长者、重视家庭的传统。
“我有很深的感恩之心。我每天醒来都充满感激。我很庆幸我活着,我生活在美国,我和我父母住在同一个社区,我每天可以看到我的家人。”
她有一个对自己影响深远的导师,她的“第二个妈妈”,她上中学时学校的心理辅导员。老师本人是心理学家,丈夫是律师。她和丈夫都受过良好教育,在Lily的生活起到了她的家人不能起的作用。她教Lily吃西餐时怎样用刀叉,付钱给她上游泳课,为她打开了很多扇门,展示了很多她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机会。
这位心理老师收了三名女学生到自己羽翼下,现在三人都很有成就: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药剂师,而Lily直到今年初都是一名记者。
当Lily考虑要选市长时,她第一个就去问这位导师。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吗?导师告诉她她能行。“如果她告诉我不要参选,我不会在这里。”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幸亏导师的支持和鼓励,明年一月Lily就要成为威奇塔市长了。据峰会介绍,现在美国有超过一千名亚太裔民选官员,而50年前民选官员中几乎完全看不到亚太裔面孔。
但亚太裔参政虽然进步很大,民选官员的比例还是相当低。本来亚裔在美国就是少数民族,出头露面的社会精英中身影又更少。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注意到自己与社会主流有所不同,又没有太多榜样可以学习效仿,其他种族的人也容易对亚裔视而不见。
所以这次峰会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有自己的代表很重要“(representation matters)。坦白地说,美国社会是相当公平开放的。经过近几十年的苦干,在法律层面各族裔的平等基本得到了保障。但要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让各个族裔消除隔阂,相互了解,和谐共处,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亚太裔积极参政竞选公职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而且正如Lily所说,从政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服务。我们既然选择在这里安居乐业,就应该把自己当主人。既然是主人,就应该主动站出来端茶送水为社区服务。
所以她站了出来。从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移民小女孩,变成一个专门用英语讲述社区故事的记者,又从一个工薪阶层家庭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和政坛新人,在一个几乎没有亚裔的地区当选为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亚裔市长,Lily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启发他人,让他们看到一切皆有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
(转载自硅谷生活家)

揭秘OpenAI成长史:理想主义,冲突,抉择与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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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茜

如今现在站在风口浪尖,被神话被仰望但同时又被疯狂批判的公司是谁?没错,就是此轮AI浪潮的领头羊:OpenAI
但OpenAI的成长史并非一帆顺风,背后映射出硅谷的一众大佬、顶级科学家们与资本的理想主义,冲突,抉择和权力斗争
所以,这是一个充满了细节的精彩故事,关于一群拥有纯粹信仰的顶级AI研究员,关于马斯克间接触发了OpenAI的商业化路径,关于OpenAI核心领导人物Sam Altman放弃理想主义去投靠微软,关于微软CEO纳德拉与创始人比尔-盖茨之间的较量,关于ChatGPT惊艳世人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硅谷101团队在内部成立了一个AI研究小,加入了不少从业者,希望从专业的角度来深挖更多有意思的技术和故事。而OpenAI崛起这个故事,将是决定人类未来最重要的故事之一。
Mira Murati, OpenAPI CTO
Mira Murati, OpenAPI CTO
2022年3月底,伊隆-马斯克等一众科技领袖发出联名信,以人工智能的安全担忧为由,要求暂停开发更强大的AI系统
Sam Altman, OpenAI CEO
Sam Altman, OpenAI CEO
而Sam Altman这个人,在公关和在商业路径设计上,都太厉害了。所以,随着AI发展派和反对派的声浪都双双的日益高涨,硅谷开始纷纷站队,所以最近又有很多知情人士将OpenAI发展的细节和故事给曝光了出来。我们就结合所掌握的信息,其中包括了我们硅谷101的一些独家线索,再来详细复盘一下OpenAI的崛起

01

理想主义:一群纯粹的顶尖科学家 
2014年,谷歌以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当时在行业中最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机构DeepMind,没错,就是之后推出AlphaGo在围棋上打败李世石和柯洁那家AI研究公司。
在硅谷,一众大佬坐不住了。他们比公众更早的看到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力与威胁:在未来,谁拥有最强大的AI技术,谁会就有最难以撼动的权力
他们害怕,谷歌会成为垄断式的AI权力霸主 – 而就连谷歌当时“Don’t Be Evil”(不作恶)的公司座右铭都无法消除他们的担忧。所以,根据Wired杂志的报道,在2015年的一个夏天傍晚,几位硅谷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聚集在斯坦福大学旁边的Palo Alto瑰丽酒店的一个私人会议室中。
没错,就是那个硅谷最贵的豪华酒店。跟很多硅谷项目从车库里出来不同,可能这就预示着含着金钥匙出生的AI项目注定就是一个烧钱机器。
这次会议是由硅谷孵化器YC掌门人Sam Altman发起的,想聚集一些人工智能领域最顶尖的研究员,来讨论共同建立一家AI实验室。这些研究员当中,包括了当时在Google Brain的人工智能研究员Ilya Sutskever,互联网支付处理平台Stripe公司的首席技术官Greg Brockman等。而马斯克会出现在这个会上,也是因为他是Sam Altman的老朋友,并且AI技术对马斯克旗下公司 – 无论是特斯拉还是SpaceX来说 – 都至关重要,并且,马斯克对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从很早就开始给出警告。所以,两位有着顶级资源和资本的大佬,带着几位有着顶级技术能力的AI研究员就开始搞事情了。
他们最开始想做的是谷歌的对立面,一家不受任何公司任何资本任何人控制的AI实验室,大家一致认为,这才是让人类更接近以安全方式构建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正确路径。(AGI:具有一般人类智慧,可以执行人类能够执行的任何智力任务的机器智能。)
创业嘛,最重要的是找人找钱找方向。大方向有了,接下来就是人才和钱了。你要做全世界探索AGI的领头羊,你需要的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人工智能届最最最最顶尖的高手。但这些高手分布在各大科技巨头中,被高薪供着,怎么能吸引他们出来呢?
Brockman首先想到的就是2018年获得图灵奖的神经网络三巨头Yann LeCun, Yoshua Bengio和Geoffrey Hinton教授。
这里插一句:本轮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正是因为“神经网络”这个曾经不被看好的研究路线获得突破进展,也必须归功于这几名老科学家几十年来在AI寒冬中的坚持,这部分历史起源我们之后准备单开一个AI大模型系列来讲其中的故事,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硅谷101,敬请期待。
回到Brockman这里,三大巨头中,Hinton教授在谷歌,LeCun教授在脸书,年纪都比较大了、不大可能全职出来。Bengio教授主要在学术界活动,对产业届没多大兴趣,不过Bengio给了Brockman一个名单,上面是AI神经网络领域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大家记一下这个时间线哈,结尾的时候还有一个关于Bengio蛮讽刺的小反转。
Brockman当时一拿到这个名单就像一本武功宝典一样,赶紧回来和大家开始去联系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
但是,问题来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些顶尖科研人员在科技大厂里面薪酬非常高,要拉他们出来,还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前途未明、空有一张大饼,还是不太容易的。怎么突破呢?诶,这里就要说到硅谷另外一个地理优势了:Napa酒庄
从硅谷往旧金山开一个多小时,就是美国最著名的产酒地区:纳帕溪谷。在硅谷星巴克谈不成的事情,拉去Napa酒庄住一个周末,就不一定谈不成了Brockman不愧是创业多年的老手,在Bengio给他的名单上,选了10个他觉得最重要的研究员,拉去了Napa酒庄度过了一个周末。Brockman对Wired杂志就描述说,当你在Napa酒庄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会很容易产生化学反应。你被困在那里,你必须说话,必须参与。
在度过了一个周末、要离开Napa酒庄的时候,Brockman邀请了这十名研究人员加入OpenAI,并给了他们三周时间考虑。而在这三周,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听到了OpenAI的风声,开始出更高的薪资,要留住这些顶尖AI研究员。而正因为科技巨头的留人行为,OpenAI不得不推迟对外宣告成立的时间。要知道,这些顶尖AI研究员的工资已经很高了。
媒体报道原文是“Eclipsed the cost of a top quarterback prospect in the NFL”(超过了美国NFL橄榄球联赛中的顶尖四分卫的薪水),我平时不是橄榄球的粉丝不是很有概念,然后去查了一下,结果吓一跳:这些顶级橄榄球星的薪水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美元的,也就是说,最顶级的AI研究学者在科技巨头中的年薪也是这个价格,当然可能还包括股票啥的。
而且,据其中一名研究员说,在得知他们有意向离开的时候,科技巨头们为了留住他们开出的新价格,是这个行业中已经如此高薪的工资的再2-3倍。
但是,就算大公司们给出了这么极具诱惑力的年薪,十位受邀请的AI顶尖学者中,有九位都拒绝了高薪、加入了OpenAI也不知道是不是Napa的红酒起了作用。OpenAI完全没有实力来match这么高的薪水,因为OpenAI最开始是非营利组织所以每年要公布支出。税务文件显示,给首席技术官Ilya Sutskever的薪水是大概190万美元,另外一个首席研究员Ian Goodfellow是80万美元,这两人都是从谷歌挖过来的,虽然当年他们的薪水公布之后是引发了一些舆论争议,觉得在非营利组织里面这个公司太高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从谷歌出来加入OpenAI,这个薪水下降得不是一点半点。我把OpenAI的历年报税表给找出来了,上面有蛮多有意思的信息的。
OpenAI第一年的花销是1123万美元,其中超过665万是50多名员工的工资。平均算下来,在硅谷的水平也就真的还好。
而这些放弃高薪的顶尖科学家们,加入这样的一个充满巨大不确定性的非营利组织,没有股权没有慷慨福利没有豪华年会没有明确的升值路径,其实就是因为一个很纯粹的目的聚在一起。这个目的,也写在了OpenAI的创立章程中:确保通用人工智能(AGI)造福全人类
2015年底,我们上面提到的YC总裁Sam Altman、Strip前CTO Greg Brockman、LinkedIn创始人Reid Hoffman、YC联合创始人Jessica Livingston、著名投资人Peter Thiel、特斯拉创始人Elon Musk、亚马逊AWS、Infosys公司和YC Research宣布成立OpenAI,并承诺给这家非营利组织机构投资超过 10 亿美元。由于OpenAI的非营利组织形式,没有人拥有公司任何股份或权益,而公司的财产和收入永远不会派发给任何捐赠人或业主。OpenAI表示,将通过向公众开放其专利和研究,并且会与其他机构和研究人员“自由合作”
听上去是不是很理想主义、非常乌托邦?最开始确实挺振奋人心的,但很快,OpenAI内部冲突四起。

02

冲突加剧:马斯克的决裂
冲突的起因很简单,人工智能技术,是一件耗钱耗资源耗算力耗时间的事情最开始,这些最顶尖的研究员和硅谷最有影响力的资本家们还可以为爱发电,但真正开始做的时候,发现烧钱是个无底洞,而看看OpenAI的对手们,哪个不是手握千亿美元资金的科技巨头。并且,我们硅谷101在跟OpenAI早期实习生聊的时候,对方回忆说,当时办公室座位,前后左右都是业界最牛的大佬,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大家擅长的方向和领域也可能不一样,还没找到一个着力点,让这批世界上最牛的AI科学家们拧成一股绳一起发力。这个时候是最难的,谁也不服谁。
确实在早期,OpenAI被谷歌的DeepMind各种吊打
而且从税表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开始,硅谷大佬们承诺的10亿美元也不是一下就全部到位的,而是分成好多笔一点点到账,这意味着OpenAI每年的预算都有限,也不敢乱花做个对比,在OpenAI报税表上,我们看到2017年,OpenAI的职能支出在2866万美元,其中云计算上就花了790万美元,训练模型的CPU和GPU甚至都要从谷歌那么去租。对比一下背靠谷歌这颗大树的DeepMind,2017年的总支出是4.42亿美元,想要云计算,想要CPU/GPU,随便在谷歌调用,你看这资源和资金差距,是不是有点大。
并且在早前,OpenAI发布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掀起什么水花,反而谷歌那边各种风光一时无两。
比如说在OpenAI发布的OpenAI Gym和Universe让它在圈内稍有名气的2016年,诶,谷歌DeepMind的AlphaGo击败了围棋顶级选手李世石,引发全民对AI的关注。2017年,好不容易OpenAI在Dota2游戏上战胜了人类顶级选手,你说可以火一把了吧,结果谷歌发布了Transformer模型,这个模型是奠定所以大语言模型的基础架构,反正就是震惊整个业界的牛。然后在2018年,OpenAI基于Transformer发布了GPT第一代,结果谷歌随后重磅发布了跨时代意义的Bert,比GPT参数大四倍,几乎所有表现上都碾压GPT。
稍微说一句哈,以上提到的产品,技术和模型如果大家听得有点云里雾里,没关系,我们之后的大模型系列会专门详细说说这些技术的进化。反正今天这个视频里,大家知道,2018年底之前,谷歌都全面碾压OpenAI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业界对OpenAI各种不看好,之前好不容易请来的很多技术大佬,不少又回谷歌脸书这些大厂了,公司面临着严重的人才流失、军心不稳
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马斯克大佬就坐不住了。气势汹汹来问罪说:你们都在干嘛,烧了钱出不来活儿,说好的要领先谷歌率先达到AGI呢,结果落后这么多!对马斯克熟悉的观众们都知道,马斯克是非常有占有欲和掌控欲的,根据科技媒体Semafor的信源爆料,马斯克就直接向OpenAI的董事会提议,我要全面接管OpenAI,我来当CEO。
但是在2018年那会儿,大家可能还记得,马斯克他本人已经被特斯拉搞得焦头烂额,当时Model3又遭遇了生产地狱、被市场疯狂做空、质疑很快就要破产了,而马斯克每天就睡特斯拉工厂里。
就这样,马斯克还想再全部接管OpenAI这个完全不同赛道的AI实验室,OpenAI的董事会肯定觉得不靠谱,就拒绝了马斯克的提案。于是,Semafor和Wired杂志等媒体报道,马斯克非常不爽,甩手就走人了。
当然还有其它的一些说法,包括马斯克先挖走了OpenAI的核心研究员Andrej Karpathy去特斯拉做自动驾驶的主管,这就让OpenAI的人不太爽,怎么还带挖自己墙角的。所以利益冲突和矛盾慢慢就起来了,哦补充一句,最近这哥们儿又跳回OpenAI了,感觉里面的瓜不少。当然,还有一些阴谋论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了,总之,2018年,马斯克宣布退出董事会,当时在媒体上大家关系都做得挺好看,马斯克也表示在离开董事会之后将继续捐赠和支持OpenAI。
但是,马斯克在离开之后,就立即停止了捐赠。
Wired杂志以及网站Semafor都报道,此前,马斯克承诺在几年内将向OpenAI捐赠10亿美元,而马斯克和OpenAI分手之际,他兑现的捐赠仅在1亿美元。也就是说,马斯克的离开和他尚未兑现的捐赠,将OpenAI一下推到了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训练AI模型比之前想象得要更烧钱,如果公司无法找到技术突破点、一直被谷歌等大公司碾压,那么很快只能关门大吉。
就在这个时候,Sam Altman意识到,自己必须要站出来了
在2018年之前,Sam在公司内部只是一个“董事”的职位,CEO一直是Greg Brockman。根据当时OpenAI的实习生回忆,在公司不太见得到Sam本人,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YC的掌门人,很大的一部分时间其实在管理那边的事物和孵化YC的创业项目。
OpenAI的税务文件显示,直到2018年,Sam才把自己的职称在董事之外,加上了总裁President一职。随后,马斯克退出了OpenAI董事会,再之后,Sam在2019年接替Brockman成为了OpenAI的CEO,Brockman退成了CTO首席技术官。这意味着,Sam辞去了YC总裁的职位,正式将工作重心转移到OpenAI这边
对于Sam来说,正是与马斯克的决裂让他对非营利组织的模式产生了动摇。而正是因为他放弃纯粹的非营利组织模式,转而探索更现实的商业路线,OpenAI和ChatGPT才能出现在如今众人的眼前

03

起死回生:Sam Altman选择的商业道路
先来说一下Sam这个人。Sam是一个很神奇的存在,经常和马斯克一样被怀疑是机器人或者是人工智能。他甚至对记者开玩笑说,我要多去几趟厕所,这样你才不会怀疑我是个AI
Sam非常年轻,1985年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美国芝加哥出生,密苏里州长大,8岁学会编程,16岁宣布出柜,本科考上斯坦福,大二选择退学创业,进入硅谷孵化器YC的首批孵化项目、开发了一个名为Loopt的应用,在2012年以4300万美元被收购,27岁的Sam因此获得了第一桶金,500万美元。之后,YC创始人Paul Graham准备退休、将28岁的Sam推上了YC总裁的掌门人席位。之后Sam在执掌YC,投资并孵化众多硅谷项目的同时,联合其它几个投资人成立了Hydrazine Capital风投基金用于投资YC的项目,在成立四年后翻了10倍,让Sam很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短短几行字我们能感受到,Sam是一个天分极高、极其聪明、忠于自我、追求极致效率的人
2016年《纽约客》有一篇报道用非常非常长的篇幅介绍了Sam,其中有几点细节描述我印象特别深:
首先是对Sam的外貌描述,说Sam本人很瘦小,1米7左右,只有130磅(大概59公斤),眼睛是绿色,眼神犀利得像黑夜中的巨角猫头鹰。巨角猫头鹰和猫头鹰是有区别的,前者是非常犀利的那种,而对比之下,猫头鹰就有点萌萌哒。而且Sam的坐姿很奇怪,会把自己卷起来,经常被误会有“阿斯伯格综合症”。
此外,在他的工作方式上,对自己和对同事都很苛刻,要求非常高,性格也比较冷漠偏执,情绪不太稳定,超级爱加班甚至一度患上了败血症。同时,他对不感兴趣的事情和人都超级没有耐心,会在员工讲话的时候毫不眨眼的盯着你,给对方施压加快速度。所以就是这么极度高效极度勤奋和极度聪明的人。这一点倒是和马斯克和乔布斯都挺像的。
Sam Altman的最大优势是在于清晰的思路和对复杂系统的直觉把握,也就是商业战略和野心。他对技术细节并不感兴趣,让Sam最着迷的是技术对世界的潜在影响他的这种能力其实对于科技创业非常关键,这也许是为什么Paul Graham在选YC继承人的时候出人意料的选了Sam。
因为说实话,当时硅谷很多人对Sam这个人选是不服气的。Sam当时还太年轻,并且他第一次的创业也不是特别成功。Sam创业的Loopt一度估值达到1.75亿美元,但是后续融资不顺利,导致出售价格4300万美元,差不多就是融资的额度,这意味着对风投来说是负回报,所以Sam本人也说第一次创业的经历是完全的失败。然而,Paul Graham就是觉得,Sam就是他要找的人,他没有一个人选的名单,就只有Sam这一个选项。
而Sam在担任YC掌门人的时候,完全展示出了他的野心,基本上重组了YC的模式YC在Sam之前的模式是,每年从上万家初创公司的申请信中挑出200家左右,给他们每家12万美元,占股7%,然后孵化三个月,毕业这天给众多知名硅谷VC风投演示demo,之后继续融资,成长,做大做强。
但Sam不满意YC的模式,认为YC之前的做法只是把创业者送上摇摇晃晃探险的小船,送他们出海仅此而已,Sam想做的是搭建一只背靠强大帝国的铁甲舰队。意思是:YC不仅满足于占股7%,而是要用更多的资本在项目早期给予更大的支持,从YC孵化完成后的成长过程中还要继续投资这些公司。并且Sam不满足于YC每年打造两百家公司,而是想要打造一千家、一万家。并且他希望,这些公司形成的万亿市值的大船,能真正意义上的推动人类发展。
很讽刺的是,在过去几年的时间,硅谷出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虽然投资人和创业者都高喊着要改变世界要有雄心壮志要shoot for the moon,但真正落到实处,VC们的关注点却经常落在:什么时候能变现,客户增长曲线能否好看,利润能不能更厚一点这样的“六便士”问题上,希望创始人专注于打造某一区域的租赁平台或者送货服务;而那些“月亮”项目,比如说核聚变,生物科技,人工智能这些硬技术上,大家出手得越来越谨慎。所以“硅谷已死”的言论在过去几年出现很多。
Sam接管YC之后,马上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标题是“Science seems broken”(科学看上去破产了)来警醒硅谷和学界,并呼吁能源、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其他硬科技领域的公司提出申请。Sam认为,YC身为最有影响力的孵化器,只有公开支持这些硬科技的项目,大学里的学生们才会继续对这些领域保持兴趣,创业者也才会更有信心。所以,Sam执掌下的YC开始筹集更多的资金去支持项目,甚至成立了一个名为YC Research的非营利组织去对那些异想天开的科研想法进行纯粹研究。连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家Marc Andreessen都评价说:“在 Sam的领导下,YC的雄心壮志水平提高了 10 倍” 而也许这就是当年Paul Graham一定要Sam接任的原因,因为他意识到,“Sam的目标是创造整个未来”。
而但Sam在执掌YC几年后,OpenAI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Sam辞去YC的职位,全职加入OpenAI。就在马斯克退出董事会、切断资金捐赠时,Sam Altman意识到,如果他不站出来主导转型,那么OpenAI只有倒闭这一条路。现在,他要重新再设计架构,在商业和社会责任中去寻找一个平衡点。 
Sam去找了硅谷著名投资人Reid Hoffman和Vinod Khosla。
前一位大家很熟悉了,我们最开始提到过,是OpenAI最开始的捐赠人之一,后者是亿万富翁,也是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联合创始人,之后创立了自己的风投基金Khosla Ventures。Sam的需求是上千万美元,但不再以捐赠的方式,而是同意创建OpenAI营利性部门的条件。Hoffman和Khosla两名大佬在反复讨论了未来回报之后,写了支票
2019 年 3 月 11 日,OpenAI宣布在母公司OpenAI Inc的非营利主体下,创建一个限制性营利实体OpenAI LP。
为了保留控制权,OpenAI Inc这家非营利组织实体将作为General Partner普通合伙人,意味着OpenAI Inc的董事会来负责新公司的管理和运营。在OpenAI Inc的董事会席位中,三个席位是员工,包括Sam Altman为CEO,Ilya Sutskever为首席科学家,Greg Brockman是董事长兼总裁
然后非员工的董事会席位包括Quora的联合创始人兼职CEO Adam D’Angelo, 投资人Reid Hoffman, 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Will Hurd,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战略总监Helen Toner,还有机器人公司Fellow Robots的首席执行官Tasha McCauley(对了,这里插一句,她老公是谁你可能想象不到)没错,就是参演过《和莎莫的500天》《黑暗骑士》《盗梦空间》《史诺登》中的好莱坞文青男神约瑟夫·莱维特Joseph Gordon-Levitt。
是不是瞬间觉得这个董事会名单有点八卦了,别着急,还有一个大瓜,你们知道另外一位女性Shivon Zilis是谁吗?她,就是马斯克现在最小的双胞胎娃的妈。是不是这八卦值蹭一下就上去了。
这对双胞胎是2021年11月出生的,是马斯克的第8和第9个娃。Zilis在2016年担任OpenAI的顾问,估计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马斯克,之后跟随马斯克去了特斯拉,后来去了马斯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但一直担任OpenAI的董事。
但3月份马斯克开始和Sam对呛之后,估计Zilis也很尴尬,就离开了董事会。八卦时间结束,回到公司架构上。
这些OpenAI的董事会成员只有少数人持有OpenAI LP的股份注意一下,大家的持股都是营利实体Open LP的,大实体OpenAI Inc是非营利组织架构不能持股。

而投资人和公司员工拥有OpenAI LP的股份,被称为,LP有限合伙人,他们的回报上限是100倍。OpenAI大概率不会走上市这条路,也多半不会接受被收购,那么投资人的退出方式则是每年的利润分红,在未来,一旦累计分红超过100倍的回报,资金就会自动流入OpenAI Inc非营利组织的账户中。而当LP和公司的使命发生冲突的时候,要由没有持股的董事会成员来投票。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知识点,Sam Atlman本人没有在这个新架构中拥有任何持股,一股都没有,只拿了每年6万多美元的基本工资
The information报道说,Sam对外宣称是因为他已经足够富有,不需要更多的金钱回报了,并且Sam不拿股份这件事情也劝退了很多投资人,因为硅谷的逻辑是,一个公司的CEO要有足够的激励去创业,不拿股份可能意味着你自己也不看好公司的前景。但如果我们回到公司董事会投票的章程上,可以猜测,Sam不拿股份是为了在LP和公司使命起冲突而需要没有持股的董事会成员来投票时,他能够有投票权。也就是说Sam希望用放弃金钱上的激励,来换取权力上的激励
就像最懂Sam的Paul Graham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那样:
“一个人为什么要做一些不会让他变得更富有的事情?一个答案是,很多人一旦有了足够多的钱就会这样。另外一个答案是,他喜欢权力。” Sam可能是前者,也有可能是后者。
OpenAI的商业化转型招致了大量的外界舆论争议与批评。但对Sam来说,似乎也没有选择。当他意识到理想主义行不通时,就毅然选择了实用主义,但也尽最大可能去平衡了这两者,他的选择看上去确实都是最优解。
2018年,OpenAI已经确定了基于Transformer模型的GPT路径,接下来需要大量的算力和参数去训练。人才和资金都是接下来缺一不可的。
OpenAI LP的新架构能给员工们提供类似初创公司的股权激励,稳定住了军心,同时,这样在硅谷史无前例的新架构也吸引了一位同样雄心勃勃的大LP投资方:微软

04

Nadella的抉择:无视盖茨的反对
现在我们看微软对OpenAI的投资,很多人会说,微软太聪明了,这个投资太好了,太有眼光了。但如果我们回到过去,会发现,这个决定也没有那么简单。Satya Nadella在2014年接替比尔-盖茨、被任命为微软CEO之后,一直非常支持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但微软在AI上也摔过一个大跟头。

微软在2016年就尝试过推出一款AI聊天机器人Tay,并在Twitter,Facebook,Snapchat和Instagram所运营的社交媒体上都发布了这款软件。然而很快,Tay就被网友们玩坏了,故意教会Tay说具有攻击性的言论,所以很快在Twitter上,网友们就开始各种收集Tay说的反犹太人言论,各种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脏话等等。结果Tay发布不到一天就被关闭。

 

The information报道,虽然摔过跤,但Nadella依然非常看重AI的潜力,试图鼓励让微软各部门都尝试用AI模型来提升产品,也和英伟达达成了协议来开发训练AI的GPU。种种迹象都让微软成为了Sam Altman眼中的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多次前往西雅图试图达成交易

然而,当Nadella想在微软内部推动和OpenAI的合作的时候,他受到了相当的阻力,一部分的阻力来自于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虽然比尔-盖茨在2008年退出微软的日常工作之后,媒体对他的很大曝光是慈善,还有在抗击贫困、疾病和气候方面的项目上,但老爷子依然有大概20%的时间是在审查微软新产品上的。其中,在2019年,微软和OpenAI接触的时候,比尔-盖茨亲自参与了对OpenAI合作的审查中, 而且表示了,自己不喜欢这项投资,并持有怀疑态度

但是,比尔-盖茨在名义上是不再参与微软的日常运营,Nadella有权力自己做决定。所以,Nadella还是决定押注AI。

2019年7月,微软宣布与 OpenAI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向这家初创公司投资10亿美元,成了OpenAI的大投资人LP。

 

但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deal,会发现,其实Nadella还是很精的。媒体都在广泛报道微软投了OpenAI10亿美元,但事实上,这个10亿美元中,大部分都以微软的Azure云服务积分的形式兑现,没太用额外的新现金,相当于OpenAI免费用微软的云服务来训练和运行AI模型而微软获得了OpenAI技术的独家权,可以在Bing搜索等产品上使用OpenAI的大部分技术
对于微软来说,还顺便有个好处就是捅了谷歌一刀,因为OpenAI一直是谷歌云的最大客户之一,2019年和2020年一共给谷歌交了1.2亿美元的云计算费用。所以,不用太多的现金就得到一个新伙伴,同时还打击了竞争对手,Nadella这步棋简直是一石二鸟有没有。
但是要知道,在与OpenAI合作期间,除了刚才说到的比尔-盖茨,Nadella还遇到过很多压力,大多数是财务和资源上的,因为OpenAI需要的算力太大了
2019年发布的GPT-2有15亿的参数,2020年5月发布的GPT-3有1750亿的参数,每一次GPT的升级,参数量都是指数型的上升。
后来训练ChatGPT的时候,CNBC报道,微软专门为OpenAI推出了一台全球前五的超级计算机,用了1万个英伟达的DGX A100 GPU。我稍微算了一下帐,每个DGX A100的server服务器上有8个GPU、卖价是20万美元,所以ChatGPT用了1250个A100 GPU服务器,也就是2.5亿美元。另外,训练一次大模型就要几百万美元,每年的云成本也都上亿。

而同时,微软还面临着2022年开始的美联储加息周期下的资本寒冬、上万人的裁员,所以,Nadella对OpenAI全力的支持不是没有压力和风险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在2019年到2023年期间,微软其实又给OpenAI投资了20亿美元,但这笔交易细节没有公开,所以我们不知道这20亿里面是什么条件,但这都不重要,因为很快,Nadella会发现,自己赌对了。

OpenAI在2020年5月发布的GPT3引发了业内轰动,紧接着基于GPT3.5的ChatGPT在2022年底发布之后一鸣惊人,直接让谷歌拉响“红色警报”。

2023年,微软决定更深度合作。这次的投资额度是:100亿美元,持股OpenAI的49%。

新的谈判条款依然对微软很有利。这次的投资协议对未来的利润分配有了更详细的规定:

第一阶段:100%利润全部给到初始和创始投资人,直到投资人回本;

第二阶段:25%利润给到员工和支付投资人的回报上限,剩余75%给到微软直到回本、收回130亿美元投资额;

第三阶段:2%给到OpenAI Inc非营利组织,41%给到员工,8%支付投资人的回报上限,剩余49%支付微软的回报上线。

第四阶段:等到所有投资方的回报结清,100%的权益回流到OpenAI Inc非营利组织。

对于微软来说为什么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协议呢?因为首先,这100亿美元的投资也不是全现金,而中间可能很大部分像之前投资那样,是OpenAI使用微软超级计算集群的权利和credit积分,就相当于OpenAI先用着微软的资源,然后慢慢还钱,并且还以数倍的价格给分红,这简直相当于高得不能再高的高利贷了。

这里要注意,最开始OpenAI规定的是初始投资方的最大回报是100倍,之后进来的投资人回报率是相对打折扣。基于此,《财富》杂志预测,在未来,OpenAI会还给微软130亿美元的本金之外,微软还会分得大概920亿美元的利润回报。是不是很赚。

并且,The information还给了一个爆料,说OpenAI正在考虑放松最多100倍回报的限制,改成每年将利润分配增加20%。这个消息还没有正式公布、可能还会有变数,但确实给了像微软这样的投资人更有潜力的未来回报,这也使得一些已经分配给员工或投资人的OpenAI股份也正在被风投基金争先恐后的抢购,

在去年,红杉资本、老虎全球、Bedrock Capital 和 Andreessen Horowitz就用200亿美元的估值,从OpenAI员工和之前投资人那里入股了OpenAI。而可想而知,在今年ChatGPT爆火之后,OpenAI的股票会在一级市场中多么吃香。

而确定的是,OpenAI和微软签署的条款意味着,OpenAI接下来一定会推动商业化进程,确实我们也看到OpenAI开放了API借口,ChatGPT也推出了付费版本商业变现压力是很大的,毕竟有金主爸爸们在后面等着还钱。
但对于微软而言,投资OpenAI的战略意义远高于投资回报,ChatGPT的横空出世与微软的产品紧密联动,比如现在的New Bing已经链入了ChatGPT,对谷歌搜索造成了降维打击,另外,微软还在继续将OpenAI的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到旗下的各类软件、GitHub编码工具、Microsoft 365工具套件还有Azure云服务中,整个微软的产品升级速度非常快。这使得微软一跃成为此轮AI风口的先驱。

微软之前一直没有披露人工智能业务的规模,只是在去年10月提过一嘴,说Azure的机器学习服务连续四个季度翻番,而富国银行就预测,AI的应用将为微软每年新增超过300亿美元的营收,其中大约一半来自云服务Azure。

也就是说,OpenAI就算还不上钱了、或者分红很慢,也没关系,因为微软可以自己用AI赚回来
所以,不得不说,投资OpenAI的这步棋,Nadella走得真是太有远见了。
而当年差点毙掉OpenAI投资的比尔-盖茨现在也开始自豪的讲述与OpenAI团队的接触故事,引发马斯克在推特上毫不留情地反怼说:“盖茨当年对AI的理解有限,现在依然如此”。

但无论如何,盖茨因为Nadella的坚持而重新让微软走到了最有利的位置,而马斯克这位“前人种树被后人乘了凉”的联合发起人,现在不仅跟OpenAI半点关系都没有,还只能在网上和Sam对呛,实在有点不甘心。试想一下:如果当初马斯克没有直接甩手走人,而是履行剩下9亿的承诺呢?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一些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竞赛的最新进展,《金融时报》报道,Elon Musk正式加入竞赛、开始了他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

不过,最近媒体报道说马斯克从2月份就开始组建AI团队,已经从英伟达购买1万张GPU芯片,并从谷歌的人工智能部门DeepMind招募了两名大将,也开始加入到这场AI混战。我们也拭目以待,马斯克是否也能最终推出自己的大模型来和OpenAI一较高下。

05

不那么“纯粹”的未来:OpenAI会如何?

OpenAI如今站在了浪潮的最前方,但竞争才刚刚开始。OpenAI有领先优势,但优势不多。如今科技巨头们看到ChatGPT大模型的成功范式,开始纷纷入局。训练大模型不难,论文和技术都是现成的,堆钱堆算力就可以,但接下来难的,是如何将成本降下来,以及商业化模式的探索 

1965年,时任仙童半导体研究负责人、后来成为英特尔联合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发表论文预测集成电路芯片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微处理器的性能提高一倍,或价格下降一半。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摩尔定律”。

而Sam预测,新版摩尔定律很快就要来了,他认为,宇宙中的智能每18个月翻一倍。但这句话有点模糊,到底是什么翻一倍,Sam没有具体做解释,这也是引发了学术界的很多争论,以及对人工智能安全进行监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在GPT4发布的两周后,马斯克联合1000多人,其中不乏很多业内知名科学家和科技领袖签署公开信,呼吁所有 AI 实验室应立即暂停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 AI 模型,为期至少 6 个月。

这个名单上有一个的名字特别引起我的注意:Yoshua Bengio,是不是看着有点眼熟?没错,就是我们片子开头提到的,给OpenAI“武功宝典”人才名单的图灵奖得主。Bengio可能在当年也没想到,自己未来有一天会后悔当初出的这一份力。
如今看来,各大科技巨头的AI军备竞赛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了,除非有全球政府和人类社会的强烈共识和监管,就像当年的克隆技术一样。目前,意大利以违反欧洲严格的数据隐私法 GDPR 为由暂时禁止了 ChatGPT,不排除之后有其他国家效仿,但在那之前,OpenAI与它的竞争对手们是不会停下的,因为领先意味着未来的市场份额,影响力和话语权。囚徒困境这道题在人类社会,百试不爽。

也许,OpenAI诞生的那天就注定人类通向AGI的这条路是不够纯粹的,会充满冲突、利益争夺与权力斗争。但是,这才是人性啊。很多悲观论调认为,作为如此逐利、贪婪、矛盾的人类,我们训练出的人工智能,怎么能保证其纯粹性呢?而在跟一个专业人士聊天时,他提醒我,目前大家看到的OpenAI版本是经过了好几个月的“阉割”,也就是雇佣了非常多人类审核员去剔除掉那些有害的、暴力的、有侵略性的语言参数,而未阉割版本的GPT模型是一个巨大的monster怪兽,OpenAI在守着这个怪兽不会将它放出来,Sam就像之前描述的那只巨角猫头鹰,在黑暗中为我们放哨。可是我们能相信Sam,能相信OpenAI吗?

Sam和马斯克等人一开始不相信谷歌所以创造了OpenAI,而如今,马斯克和Sam也互相不相信了。他们都觉得,自己才是能守住怪兽的人。

在结尾,我们再回到Sam和一众大佬们刚创立OpenAI的这一天。《纽约客》的文章描述到说:Sam在OpenAI位于旧金山的新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会议室的墙上,写下有着“核动力海军之父”Hyman Rickover说过的一句名言。

这句话是:“生命的伟大目的不是知识,而是行动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表现得似乎世界的命运取决于我们,我们必须为未来而活,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舒适或成功。” 

目前为止,Sam似乎是在这么做的,虽然他的商业化路径和在早期就将ChatGPT推向大众招致了很多骂名。但仍然要强调的是,Sam只是前方制定策略的人,但我们不要忘了,OpenAI的成功还是要归功于一种顶级科学家们,这包括放弃高薪出来加入OpenAI的这群人,还有ChatGPT所用到谷歌开源的Tranformer模型范式和RLHF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方式背后的论文作者和研究科学家,以及再往前追溯,不放弃“神经网络”路径、坚持了几十年的的三名老科学家。科技的进步离不开这些最前沿的头脑和最纯粹的信念。在这里故事中,有很多冲突,抉择和权力斗争,但同时,也有真诚的理想主义。而OpenAI崛起的复杂故事,其实也就是人性的故事。拥有这样复杂人性的我们,能造出一个什么样的AGI呢?我们拭目以待。

(转载自硅谷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