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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美国29年

晓青

我来美国29年了,差点忘了记录。

习惯了,好像一直在这里,又好像刚刚来到这里。昨天看见网友说,一切要顺其自然,此时还是说既来之则安之吧。

29年的生活,仿佛一晃,又好像过了很久很久。但很多记忆是很清晰的,29年前的自己还很年轻,虽然当时觉得已经不年轻了,回头想想实在是个年轻人呢,而今天的我,已经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了。

时间能带走一切,却带不走我们的记忆,无论曾经的美好还是曾经的艰难,无论是昨天的不容易还是今天的艰难,还有明天的不确定性,它们都将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等着我们的回忆和回味。

29年前离开北京那天的情景,总是想起来就那么的清晰,尤其当翻看当年大家在机场跟我告别时候的照片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的温暖,即便是现在也还能感觉得到那种不舍。

29年了,原来那些年频繁回国探亲访友,那是怎样的一种辛苦,每一次回国都要早上三点钟起来奔机场,有时候到了机场人家还没有开门呢,但那又是怎样的一种美好和幸福。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的老人很多都离我们而去了,我们自己也渐渐成了老人了,回国的动力小了,人也懒了,便是只能遥遥地想念和回忆那些日子的美好了。

中国,是我们的故土,我们出生在那里,成长在那里,我们是那里的水土是滋养长大的,怎么能不想念、留恋呢。那里有我们的祖先,有我们离去和还没有离去的亲朋好友,他们总是我们的牵挂,也是我们的思念,不是吗?

在外的日子是辛苦的,因为一颗心总是还在惦念着我们的故土和生活在那片故土上的人们。这种感觉是离故乡久了,人上了年纪了才会有体会的。否则为啥那么多人要落叶归根,甚至魂归故里?

很多人说,这里不好你为啥不回去,这里不好为啥那么多人甚至特别有钱的人都在往这边跑?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有,也都在问,等到了一定的年龄大家都会形成共识,因为每个年龄段的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怀念、思念、惦念这不是后悔,也未必就是想回到从前。

有些道理是必须等自己能悟到才能明白的,否则只听别人说,是永远说不清楚也听不明白的。

记得小时候常听我爷爷说,哪儿的黄土不埋人。这一定是一句老话,但它很有道理啊,可是当自己活过这么多年尤其跑出这么老远来了,有时候想的就会不一样了。

都说美国的食品安全,都说美国的环境好,其实决定人们健康的还有很多其它的因素。当今世界,我们无论生活在哪儿,都不容易,每一个人都在为这奔跑着却不知道哪儿是尽头的世界,付出着昂贵的代价,甚至是生命。

还记得我来到美国我自己的家的时候,老公的好朋友老杜,去机场接我们,他是我在美国第一个认识的中国朋友,我们住在一个租住的公寓楼里,他一边开车一边不停地介绍美国,介绍我们的城市:“你是不是觉得这里很荒凉,是不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这句话我记忆特别深刻,我想,他刚刚到这里的时候一定也有这样的感觉吧,他的感觉应当比我更强烈,因为他那时候在国内已经是生活在上层社会的了。

我们相处得时间里,我们关系很近、很好,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的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常常把人分成等级,是的,阶级是有的,但不同阶级内的人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他很平易近人,没有那么多架子甚至一点都不摆架子。

人在不同的环境中生活,是会形成一些自己的或者说是那个环境造成的一些习惯的,然而你这个人如果有独立的自我,就会保持着你自己,当然多半是那些优良的本质性的东西。

老杜有自己的专业,有他热爱的事业,但有些专业尤其是艺术类的,在海外发展空间比较有限。为了孩子和家庭,他一直生活在美国,海归了一些年后又回到了美国。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两年多前离我们而去了,还不到70岁。很可惜。

想到他不仅仅是因为想起来第一个去机场接我的人,也是因为前两天有个网友在我两年多前写的怀念他的文章下留言,很真诚的怀念。一个八十年代的他的朋友,在他离世了两年多看见他的消息留下了那么长长的怀念文字,可想他的人缘是很好的。

人们常说,死亡不是永久的告别,忘记才是。

在外的生活无论生活在哪个生活水平当中的人,都很不容易,有些人很有才,在国内也都是精英的,来到美国因为要奔事业,要养家糊口,要给家人更好的生活,自己累倒了,疏于对孩子的陪伴和管理,孩子虽然智商不低,却心理有了问题,不少孩子宣布自己是双性人,也有孩子成了同性恋者。这些代价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不仅仅是难过,更是深深的愧疚和无奈。

是的,时代发展到今天,很多以自由为名的东西已经成了人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然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它就是遗憾。就像男女可以共用一个厕所,这样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不是还是难以接受的?

29年来的美国生活,我们亲身体验着它的变化,感慨万千。是的,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的付出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我们是多劳多得,不是能者多劳,这里没有大锅饭,没有劳模,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里才是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

我们累得其所,因为一切都在证明自己的能力,也因为你没有地方去抱怨,想要美好的生活只能靠自己去奋斗。我们所有的得到都是心安理得的,所有的付出自然也是心甘情愿的。不然呢?

在这里优秀的父母千千万,躺平和摆烂的孩子一点都不比国内的少,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不需要劳作就能有吃有喝,我也想躺平,这很正常不是吗?妈妈的怀抱永远都是摇篮。

所以,想说美国的孩子都是幸福的,老人养老都是免费的,那是有条件的。很多年前有个国内的网友跟我打听,她马上要退休了,准备来美国养老,因为听说美国养老是免费的,问我都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估计很多通过各种途径来美国的人,也都是有目的的,如果活不下去了,如果为了孩子,如果是穷人,这是一条改变生活的路。因为我看到了不少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确实生活得不错。但没有能力的人,吃不了苦的人,还是要慎重,因为很多悲剧也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穷人的孩子在这里很幸福,没有钱的老人在这里也有人免费照顾,但也都是有限的,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否则大家那么努力干嘛,那么辛苦干嘛?

当你有什么打算的时候,不能光听,要看,甚至要做点体验,免得到时候后悔。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想要得到都会有付出。

躺平,只能在妈妈的怀里,别处就甭想了。因为很多妈妈一看孩子躺平了,就会更加拼命地为孩子能一直躺平做努力,这可能是妈妈伟大的最大体现。不然咋办呢?

我妈要看到我这样说,就得说,做梦去吧!所以,我很辛苦不是吗?哈哈!因为我家原来很困难的,别人说,你家孩子真能干的时候,我爸爸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们平日看很多影视剧,里面有很多家庭为了生活,让女孩儿辍学去工作赚钱帮着养家,甚至养着家里的男孩儿,我估计如果家里有钱的女孩也会相对好一点吧,因为剧就是要表现重男轻女吗。男女平等也是要有钱才行。我在想,有没有哪部剧是说,家里很有钱,还重男轻女的:)

生活在美国几十年了,回过头看看,其实这个世界,你生活在哪儿都差不多,都很辛苦也很不容易,至于其它,说实话那不是一般人追求的。

我是老百姓,所以体会跟那些精英肯定有区别。

接下来的几十年会是怎样呢?我也不知道,希望是越来越好吧,起码能有稳定的生活,像现在这样,能经常吃个酱肉啥的:)关键是要保持现在的能做的状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健康是最贵的,值得好好保证!

人年纪大了,会想得很多,会看过去很多,估计因为未来已经啥好憧憬的了吧。所以,有些人看老年人的感慨就很纳闷,这种感觉我们过去都有过的,有句话不是说,终于活成了一个自己最讨厌的样子,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过去的某个阶段,我们最烦的就是现在我们自己这样的人,而现在我们就成了这样的人了,所以说,你烦的人,就是未来的你自己。哈哈!这嗑唠的。跑偏了!

29年过去了,一步步走到今天很不容易,我很知足也很感恩,感恩那些所有爱我和我爱的人!感恩这片土地让我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有了今天的生活。

感恩几十年来故土的亲朋好友们还在念着我,跟我有着联系,感恩高科技让我们今天远隔万里都不觉得远!

在这里我能吃到家乡的油盐酱醋,包括臭豆腐。我能看到最新的电视连续剧,能知道热点新闻,热点人物,还能看到那么多小视频上的新闻和养生节目,还有各种饭菜的做法。不寂寞就不焦虑,就不抑郁。那些抑郁的人为啥呀,太紧张了,太好强了,把自己逼成了旧社会的人,把孩子们养得都躺平了,放手是最好的养生。好好活着是给孩子的最大财富!

很多人纳闷,在美国生活着,咋还那么热衷于中国的电视剧,其实好好看看就知道了,为啥那么多人热衷,因为看着特别让人放松,好像没离家很远。

人得说真话,不能违心说话,偷着吃臭豆腐还说有毒,回国不问出处就猛吃餐馆还说有地沟油,偷着吃中药还说中医是骗子。艾玛,如果真的这么想的就不会影响心理健康,如果违心那得多难受。

人都想占便宜,真正的占便宜就是啥好要啥,哪儿有一无是处的人和事儿啊!想不开就生气,生气对身体最不好了,所以别生气,不生气不能靠别人,得靠自己,谁惯着你、顺着你,让你不生气啊,不会的,张嘴就气人的人是绝大多数,所以,得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不生气。

生活在美国还生中国的气,最傻。我爱所有我爱的和爱我的,为此我付出我得到,我觉得这是对的。是不是。

今后的日子,就像今天一样,我要好好生活,珍惜眼前的一切,活在当下。坚持每天记录一点我的小日子,每天都看两集国内的电视连续剧,生活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乐呵呵地过啊过… …

祝大家新年快乐!

首位华人入美国外交和国安核心决策圈

甄鹏  (中国国际问题学者)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任命了两位华裔高官。张振熙(Steven Cheung)将出任总统助理兼交流主任。Director of Communications经常被译为通讯主任,不妥,宜译为交流主任。这个职位的基本职责是利用媒体实现总统与民众交流的目的。

白宫负责宣传的机构有新闻秘书办公室、交流办公室、演讲写作办公室、数码策略办公室。新闻秘书办公室负责发布总统声明。交流办公室(Office of Communications)1969年由尼克逊成立,是白宫单独的机构,后来一度由新闻秘书监管,负责维护总统的媒体形象。有时设置一名总统顾问总体指导这些机构,例如拜登任命交流主任本·拉博尔特(Ben LaBolt)兼任高级顾问。

张振熙毕业于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父亲是来自越南的华人。白宫最主要的宣传官员是新闻秘书和交流主任,前者在台前,后者在幕后。年轻、靓丽的卡罗琳·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将是白宫的主要代言人。

黄之瀚(Alex Nelson Wong)被任命为第一副国家安全顾问。他本科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士(J.D.)。在川普第一任期,他担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司负责朝鲜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兼朝鲜事务副特别代表。目前是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近几十年,美国政坛涌现一大批华人。1959年,邝友良成为代表夏威夷的联邦参议员。他是首位华裔联邦参议员。其后,吴振伟、赵美心、周永康当选联邦众议员。1997年,骆家辉就任华盛顿州州长,是首位华裔州长。2001年,赵小兰成为劳工部长,是首位华裔部长。之后,骆家辉担任商务部长,朱棣文担任能源部长,赵小兰担任交通部长二度入阁,戴琪担任贸易代表。

第一位担任总统助理的是卢沛宁。2009年,卢沛宁担任奥巴马的内阁秘书,负责白宫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联络和协调,筹备内阁会议。2011年,也是在奥巴马任期内,陈远美出任总统助理兼第一夫人幕僚长、白宫妇女儿童理事会执行主任。

除了黄之瀚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以上所有职位都与外交和国安无直接关系。黄之瀚将是在美国外交和国安核心圈子的第一位华人。

在川普第一任期,余茂春被称为“国务卿的首席中国政策和规划顾问”。政策规划幕僚(Policy Planning Staff)是美国国务院下设的独立政策分析和建议机构,直接向国务卿报告工作,也叫政策规划办公室。余茂春是这一机构的兼职成员,担任顾问、智囊角色,不是决策层高官。

之前,国家安全顾问是总统助理,副国家安全顾问是副助理。总统助理、副助理、特别助理表明白宫幕僚的等级。桑迪·伯杰(Sandy Berger)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深得克林顿信任,不过是总统副助理。小布什任总统时,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任副国家安全顾问,非常受重视,被加总统助理衔。

黄之瀚也拥有总统助理衔,与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沃尔兹(Michael Waltz)级别相同,虽然从职务上他是后者的副手。副国家安全顾问是国安会主官委员会的参加者和副官委员会的主持者。黄之瀚将掌握美国外交和国安领域的核心机密,并且在政策上拥有很大发言权。这跟余茂春的纯顾问角色有本质区别。

川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博明(Matthew Pottinger)曾经是外媒驻华记者,在中国待了七年,是地道的中国通。这次,川普干脆任命华人当副国家安全顾问。可以预料,黄之瀚将是白宫对中国甚至整个东亚政策的重要制定者之一。

 

震荡与思考:一份在中美缝隙中的城市观察

罗雨翔

01

中国与美国

研究生毕业后,我在纽约市政府工作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全职工作。职场新人和外国人的双重身份令我对纽约市政的一切都感到无比稀奇。

“Describe the city you live in”是托福考生的共同阴影。如果让初到纽约的我回答这道题的话,一定会失语,因为纽约的“怪”让我哑口无言。在这座超级大都会里,地铁系统竟然可以如此的脏乱差,并且市长和州长还会互相“甩锅”推卸责任;“街道办事处”会定期和社区开会,将居民对明年政府投资的建议反馈到规划局和预算局,成为政府决策的一部分——小到要求多放一个垃圾桶,大到解决房价高的问题;在建设大型项目前,政府官员、开发商和专业人士会拿着图纸来到老年中心向普通市民做汇报,然后被民风剽悍的纽约民众骂得狗血淋头……

纽约市预算局的员工工牌
纽约市预算局的员工工牌

其实,在走出校门前,我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城市发展: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深圳的城市更新机制,暑假实习是在国内的规划院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参与的学术项目探讨的也是中国小区的运营。中国的城市发展轨迹令人着迷,除了千变万化的市场和环境因素造就了百花齐放的格局之外,一些文化因素——尤其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方式——或许从更深的层次决定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轨迹。

然而, 出于机缘巧合,一心想要钻研中国城市的我反而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成为了“公务员”。不过,或许这为我提供了一个横向对比和观察不同制度环境下城市发展规律的机会。作为一颗北美政治机器上的“小螺丝钉”,我一边做着老板下达来的任务,一边抱着田野调查的心态观察着美国大城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一位在纽约打拼了多年的前辈曾告诉我:

“哪怕你的工作只是扫描发票,你都可能从发票的信息里渐渐窥见整个行业甚至是社会的底层逻辑。”

于是,我把工作中接触到的琐碎资料和无足轻重的数据视为理解美国的蛛丝马迹:对公园的投资预算如何揭露官员的政治偏好?居民反馈给预算局的建议到底会不会真的被落实?纽约计算房地产税的诡异公式背后体现了何种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制约关系?……

美国“公务员”的薪资不高,但胜在清闲。于是我用空闲时间将对美国城市的猎奇观察都记录下来,作为我的不成熟研究。我发现,这里并非理性至上——政策的制定充满了人情世故,尤其是每到关键决策点,大人物们的“戏”往往就特别多;民间和政府也并非泾渭分明——越是重要的城市发展项目则越是充满了私人资本和公权力之间的暧昧关系;纽约政府也有自己的“城投公司”,它总是冲在招商引资的最前线,并且闹出过近几年来政商关系界的最大丑闻……

所以说,对于在美国城市体系中打拼的外国人,逐步深入政治生态的体验,其实是一个祛魅的过程。

纽约中央公园
纽约中央公园

02

建筑与经济

当年考大学时,在好友的影响下,并不知道建筑学为何物的我信誓旦旦地报考了建筑专业。大学最后一年毕业设计调研期间,我在青年旅舍偶遇了一位学经济的大叔。他在听了我的研究课题后说:

“我觉得你应该读一点经济学。”

于是,一场在不同学科之间的自我“搏斗”拉开了序幕。在哈佛大学期间,我主修城市设计与规划相关的课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修区域经济发展时,我被社会科学这个对我来说全新的领域蹂躏着。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最关心的议题,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是如何合作的问题。建筑学和规划设计可以帮人去构想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经济规律与政策制定则能指引人们去撬动资源、将理想变成现实。无论是中国的城市发展也好,还是美国的城市治理也罢,最棘手的问题通常都是各种合作问题:当人们有着各自的目的和能力时,我们如何设计出一套巧妙的方法,让看似目的相悖、能力相差悬殊的人们可以向着对各自都有利的共同愿景前进?

布鲁克林大桥公园
布鲁克林大桥公园

在我刚搬到纽约时,每天傍晚只要有空就会去布鲁克林大桥公园散步。那儿与曼哈顿仅一河之隔,华丽的天际线、充满活力的水岸设施与郁郁葱葱的植被共同打造出了令人惊叹的景观。但更令我感到启发的是这座公园的财务运营模式。

当年,纽约政府在决定花天价建设这座大型滨河公园后,要求公园的运营必须做到财务自持——即后期运营不能再花政府的一分钱。于是,规划师在综合考虑了多方利益后想出了一套“狡猾”的解决方案:在公园里划出地块用来做地产开发,并用开发赚得的钱支付公园的运营费。公园的运营质量越高,河景房的价值就越高,赚得的公园运营费就越多,良性循环。如此一来,政府省了钱,普通市民得到了超一流的公园设施,富豪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风水宝地,三全其美。

地产项目(橙色地块)为布鲁克林大桥公园提供运营资金
地产项目(橙色地块)为布鲁克林大桥公园提供运营资金

算经济账和制定政策虽然不是像建筑设计那样的“创意行业”,但它们也可以是充满创造力的。我在学生阶段的研究中发现,广东地区以宗族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以及其衍生出的村集体社会结构其实是理清城市更新经济账的重要一环;大规模的建筑工程之所以得以破局,依赖的是当地文化与制度交织出的复杂关系网。现在,我在美国以注册规划师的身份参与了20多座城市里的地产、基建以及公共空间项目,除了同样体会这边的人情世故和政治因素对项目的决定性作用以外,更是发现了经济和制度的神奇。

或许,一座更好的城市,需要巧妙地利用社会和文化赋予的资源,并大胆地对它背后的经济和制度框架做优化。

03

奇观与日常

人的旅行习惯可以被分为“奇观”导向和“日常”导向——有的人喜欢去各种名胜古迹“打卡”,有的人则喜欢连续几天都光顾同一家路边摊,并把菜单上的不同口味吃个遍。

奇观与日常是任何一座城市活力的一体两面。提到纽约,很多人会想起电影里的摩天大楼、华尔街的金融巨鳄以及百老汇的歌舞升平——这些都是彰显纽约魅力的奇观。不过,有时候,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元素也可能是反映一座城市本质的关键。

新冠疫情期间,纽约最普通的城市元素之一——街道——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政府因为无法落实让市民居家隔离的政策,因此不得不转而思考如何让坚持外出的人们可以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减缓病毒的传播。于是,纽约市政府推出了两套以街道为锚点的“抗疫”政策。一是将部分马路封锁,不让机动车进,专供行人和自行车当成额外的公共空间使用;二是允许餐厅在一些人行道和马路边缘的空间搭建就餐区,让顾客可以在空气对流更好的户外空间吃饭。

于是,原本再普通不过的街道,通过人们对于空间的想象以及政策创新成为了疫情期间充满活力的奇观;而纽约这套政策背后的本质是这座城市独特的权力结构和市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疫情结束后的今天,许多人行街道和户外就餐区依然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了这座城市里新的日常。看着这一切的发展,我感叹道:

“原来我们的城市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纽约疫情后保留下来的开放街道和马路就餐区
纽约疫情后保留下来的开放街道和马路就餐区

行走在疫情期间的街道上,我开始构想着将纽约的种种日常和奇观——以及两者间的相互转化——写成一本书。小到一个公园长椅和公共预算的注脚,大到对网约车的监管摩天大楼的规划,这些元素除了可以体现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风貌以外,还可以解释纽约城市发展背后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于是,我从公园、社区、交通、地产以及政府这五个方面出发,写下了25个以案例为主的图文短篇故事。

《创造大都会》| 上海三联书店 | 后浪
《创造大都会》| 上海三联书店 | 后浪

在这些章节中,我分析了纽约最“网红”的高线公园(High Line)是如何依靠民间力量诞生的;探讨了纽约超大型住宅小区是如何让投资方在短短的3年内蒸发掉了36 亿美元;研究了为何民主政治导致一条机场快线好几十年都建不好;揭露了全美最大的私人地产项目——哈德逊广场(Hudson Yards)——是如何依靠投资移民的钱建成的;以及讲述了纽约修改自己城市宪章的故事……

在写这本书时,我感觉自己既像是个举着小旗子提醒游客拍照的导游,又像是个每天傍晚坐在巷子里侃大山的老人。这25个相互独立的章节可让读者随意地跳着阅读,就像是初来纽约的游客体验这座城市的各个碎片一般。但将这些故事串在一起之后,你所感受到的则是这座大都会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在这里生活久了之后才会慢慢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

从我第一次根据在纽约政府的工作经历写下关于社区花园背后政治斗争的短文至今,已经过了快七年。在这段时间里,纽约以及整个世界似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也几经革新(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读公众号了吧)——一切都变得更加碎片化、即时化。

我认为这些趋势实际上挺好的,因为碎片化的信息或许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广泛地拓展视野,了解不曾熟悉的国度、领域和生活。带着对中美之间、建筑和经济之间以及奇观与日常之间的种种震荡和思考,我将这些关于纽约的故事合集称作《创造大都会》,因为这些故事本质上讲述了一座城市如何持续不断地进行创造和革新——这个过程既充满了闪光点,又伴随着阴暗面,但总是推动着永不停歇的前进和探索。希望这本书能让读到它的人在满足好奇心的同时,也感受到“原来我们的城市还可以是这样的”一种希望。

中美、政治、经济、文化走马看花之简单比较

Kevinl

老移民们就不用看了,给你们的孩子们看看吧。

中美两国,像而只都斗不败的公鸡,同时在很多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

为什么会有今天的局面? 在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与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其文明发展历程、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及经济模式的差异,成为国际关系研究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主题。中国以其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与深厚文化底蕴而自豪,而美国则以其迅速发展的现代化与创新能力享誉全球。这两种文明不仅在历史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而且在当代社会中,也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全球事务。

全球化的进程加速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与文化交融,使得中美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竞争与合作愈加紧密。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研究这两种文明的异同,不仅有助于理解各自的文化根源与社会结构,同时也为国际理解与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将从多个维度对中国与美国的文明进行比较,包括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教育体系、民俗及国际关系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系统分析,旨在揭示两国在文化与社会上的深层次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影响两国间的互动与关系。

本问将首先介绍研究的背景和重要性,接着阐述将采用的比较方法与框架,为后续章节的深入分析奠定基础。

 1.1 背景与重要性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使得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变得愈加频繁。作为全球经济与政治的重要参与者,中国与美国的互动对世界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不仅在经济领域展开激烈竞争,还在科技、教育、文化等多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这种复杂的关系不仅反映了各自国家的利益与价值观,也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其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了独特的特征。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强调家庭、社会责任与和谐。而美国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其文化则受到了多元化与个人主义的影响,强调自由、平等与个人权利。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中美两国在处理社会事务、国际关系和文化交流时,展现出各自独特的方式和风格。

因此,深入比较中国与美国文明的异同,不仅有助于学术界对两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也对政策制定者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提供了参考。通过对比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两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与竞争,从而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1.2 研究方法与框架

在本文的研究中,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案例研究与实证数据等多种研究手段。具体而言,研究框架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文献分析:通过对历史文献、学术论文和相关著作的分析,了解中美两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与社会价值观的发展脉络。

2. 案例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深入探讨两国在特定领域(如教育、经济、外交等)的实践与经验,以便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对实际决策的影响。

3. 实证数据:利用统计数据与调查研究,分析中美两国在经济、教育、社会等方面的具体表现,从而为理论分析提供实证支持。

通过以上方法的综合运用,本文将力图全面、深入地揭示中国与美国文明的特点与差异,探索其背后的历史根源与现代意义。

第二章:历史背景

历史是文化的根基,文明的演变往往深受历史事件与社会变迁的影响。中国与美国的历史发展各具特色,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差异。本章将从两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出发,探讨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2.1 中国历史的深厚底蕴

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经历了多个朝代的更迭与发展。以下将重点分析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及其对文化的影响。

2.1.1 早期文明与王朝更替

中国的早期文明始于黄河流域,夏、商、周三代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开端。这一时期,农业的兴起与青铜器的使用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朝时期,封建制度的确立与“礼乐文化”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规范化与文化的繁荣。

秦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秦始皇通过中央集权的建立,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文化的一体化。汉朝的繁荣则是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全面发展,使得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在一起,促进了文化的交流。

 2.1.2 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对文化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唐朝的开放与包容,不仅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也使得中国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而宋朝的经济繁荣与科技进步,则为后来的明清时期奠定了基础。

近现代历史中的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事件,则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意识与现代化进程。尤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2 美国历史的快速演变

美国的历史相对较短,但其发展速度之快、变革之多,使其成为现代世界的重要标杆。以下将重点分析美国历史上的几个关键阶段。

 2.2.1 建国过程与独立战争

美国的建国过程始于17世纪的欧洲殖民者在北美的定居。1776年,13个殖民地联合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英国统治,独立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仅为美国的独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宪法制定提供了契机。

美国宪法于1787年制定,强调了三权分立与民主原则,成为全球民主制度的典范。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开始形成,个人自由与权利的重视,深刻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文化。

2.2.2 重要历史事件的影响

19世纪的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战争的结果不仅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也为废除奴隶制奠定了基础。此后,民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推动了社会对平等与人权的重视,改变了美国社会的面貌。

冷战时期,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塑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格局。与此同时,美国的科技创新与经济繁荣,使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2.3 历史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中国与美国的历史背景对两国的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家庭与社会责任,形成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社会关系。而美国的历史则强调个人自由与权利,培养了人们的独立意识与创新精神。

通过对历史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美两国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及其文化根源。这种历史的积淀,不仅塑造了两国的文明特征,也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第三章: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信仰、习俗与艺术形式。中国与美国在文化传统上各具特色,既有共通之处,又存在显著差异。本章将从核心价值观、节日与习俗、艺术与文学等方面对两国的文化传统进行比较。

3.1 核心价值观的比较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塑造社会行为与人际关系的基石。中国的文化传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美国则以个人主义为核心。

 3.1.1 中国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倡导和谐、礼仪与社会责任。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家庭被视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的价值往往与家庭、社会的利益紧密相连。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使得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注重社会和谐与互助。

 3.1.2 美国的个人主义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文化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强调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美国人相信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与成功的权利,强调自我实现与个人价值的体现。这种个人主义使得美国人在社会交往中更加直接与开放,鼓励表达个人意见与创造性思维。

3.2 节日与习俗

节日与习俗是文化传统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信仰与生活方式。

3.2.1 中国的传统节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通常与家庭团聚、祭祖和传统文化活动密切相关。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象征着新年的开始,家人团聚、共享美食、互赠祝福,是这一节日的主要内容。中秋节则以月饼与团圆为主题,体现了对家庭团聚的重视。

3.2.2 美国的节日

美国的节日如感恩节、独立日、圣诞节等,强调个人与家庭的庆祝。感恩节是家庭聚会的时刻,大家一起享用火鸡大餐,表达对生活的感激。独立日则庆祝国家的独立,常伴有烟火表演,体现了对国家的认同与自豪感。

 3.3 艺术与文学

艺术与文学是文化传统的重要表现形式,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审美观与价值观。

3.3.1 中国传统艺术

中国传统艺术如书法、国画、京剧等,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观与价值观。书法被视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强调笔墨的运用与情感的表达。国画则注重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展现了东方哲学对自然的尊重。

3.3.2 美国的文化输出

相对而言,美国的文化输出则以多样性与创新著称。好莱坞电影、摇滚音乐、乡村音乐等广泛传播,展示了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美国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如《了不起的盖茨比》、《杀死一只知更鸟》,深刻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与历史背景。

第四章:社会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是塑造人们行为规范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与美国在社会价值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两国文化传统的不同。

4.1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探讨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理解中美社会价值观差异的关键。

 4.1.1 中国的集体主义

在中国,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强调家庭、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教育体系中,学生们被鼓励重视团队合作,集体活动成为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情况下,个人的选择与发展往往受到家庭与社会责任的影响。比如,许多中国学生在选择职业时,会考虑家庭的期望和社会的认可,而不仅仅是个人兴趣。

4.1.2 美国的个人主义

相对之下,美国社会更加强调个人主义与自我实现。教育体系鼓励学生表达自我、独立思考,课堂上常见的辩论与讨论方式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社会生活中,美国人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强调自我实现与追求幸福的重要性。

4.2 人际关系及社交习俗

人际关系与社交习俗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与价值观。

4.2.1 中国的社交礼仪

中国的社交礼仪强调尊重与谦逊,见面时的鞠躬、送礼时的包装和礼节、以及对长辈的尊重等,都是反映文化价值的重要行为。在社交场合中,中国人往往注重间接沟通,以避免冲突与尴尬。

 4.2.2 美国的开放交流

与此不同,美国的社交礼仪更强调直接与开放,握手和眼神交流是常见的问候方式。人们通常鼓励表达个人意见,强调平等与开放的交流。这种直接的沟通方式,使得美国人在社交中更为活跃与自信。

第五章: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国家治理与社会运行的重要框架,反映了国家的价值观与文化传统。中国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各具特点,影响着两国的社会行为与公民参与。

 5.1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的政治制度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强调集体利益的实现与国家的稳定。党的领导地位在政治生活中占据核心,政策制定过程强调长远规划与社会稳定。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5.1.1 政府结构与治理模式

中国的政府结构为高度集中的体制,中央政府对地方有较强的控制力。政策制定过程通常经过多层次的讨论与审议,确保政策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政府通过各项政策与措施,引导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5.1.2 政策制定过程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通常会注重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平衡。近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渐加强了市场经济的成分,但仍然保持着政府的主导地位。

5.2 美国的民主制度

美国的政治制度强调民主与法治,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确保了权力的制衡与监督。

 5.2.1 三权分立与公民参与

美国的政治体制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组成,各自独立运作,互相制衡。公民可以通过选举与参与政治活动,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与政策方向。这种制度设计鼓励公民参与,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与问责性。

5.2.2 政府在保障自由与社会公平中的角色

美国政府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的政策与措施旨在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

 第六章: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模式是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各有特色,反映了两国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

6.1 中国经济的崛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一进程的背后,是一系列政策与措施的推动。

 6.1.1 改革开放的背景与成就

1978年,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政策,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通过引入外资与技术,中国逐步融入全球经济,实现了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6.1.2 制造业的转型与技术创新

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世界工厂”。近年来,中国逐渐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转型,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6.2 美国的创新经济

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自由市场与创新为核心,强调个人的创造力与企业的竞争力。

 6.2.1 自由市场经济的特点与优势

美国的经济体系以自由市场为基础,强调竞争与效率。企业在市场中自主运作,政府的干预相对较少。这种市场导向的经济模式,激励了企业的创新与发展,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6.2.2 硅谷的科技革命与全球影响

硅谷作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中心,汇聚了大量的人才与资本,推动了信息技术、生物科技等领域的快速发展。美国的科技企业,如苹果、谷歌等,代表了全球创新的标杆,对世界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七章:教育体系

教育体系是培养人才与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中国与美国在教育体系上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两国的文化价值观与社会需求。

 7.1 中国的教育理念与实践

中国的教育体系注重基础知识的掌握与应试能力的培养,强调纪律性与集体意识。

 7.1.1 应试教育的特点与挑战

中国的教育系统以高考为核心,强调学生的学术成绩与考试能力。

7.1.1 应试教育的特点与挑战

中国的教育系统以高考为核心,强调学生的学术成绩与考试能力。高考被视为决定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因而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应试教育的模式使得课堂教学往往集中在知识的传授与考试技巧的训练上,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与实践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培养。

这种教育模式的挑战在于,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提高学生的学术成绩,但却可能导致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限制。近年来,随着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增加,教育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地方开始探索素质教育,倡导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7.1.2 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

教育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实现社会流动的关键途径。许多家庭将教育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手段,努力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与环境。在这种背景下,教育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社会资源的竞争。

然而,教育机会的不均衡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一些地区,由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城乡、贫富之间的教育差距依然显著,影响了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7.2 美国的教育模式

美国的教育体系则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强调个性化发展与多样化选择。

 7.2.1 教育的多样性与个性化发展

美国的教育系统以地方为主导,允许各州根据自身的需求与特色制定教育政策。这种灵活性使得教育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学校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与特长提供个性化的课程设置。

此外,许多美国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与社交能力。在课堂教学中,鼓励学生表达自我、参与讨论,注重团队合作与项目学习。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感与主动性,也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7.2.2 对学生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美国教育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鼓励他们对所学知识进行独立思考与分析。在高等教育阶段,许多大学提供多样化的专业与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与职业目标进行选择。

这种教育模式的优势在于,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创新精神,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同时,高等教育的普及也为社会的整体素质提高与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

 7.3 教育体系的未来

尽管中美两国的教育体系各有优劣,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教育改革与创新已经成为两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在中国,教育改革正逐步向素质教育转型,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而在美国,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提高教育质量与公平性,以应对社会的变化与需求。

未来,中美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将为两国培养创新型人才、促进社会进步提供新的机遇。通过借鉴彼此的成功经验与教训,两国的教育体系有望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第八章:民俗的比较

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传统与习惯。中国与美国在民俗方面的差异,体现了两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

 8.1 节日与庆典的意义

节日与庆典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表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8.1.1 中国的传统节日

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通常与家庭团聚、祭祖和传统文化活动紧密相关。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象征着新年的开始,家人团聚、共享美食、互赠祝福,是这一节日的主要内容。春节期间的习俗如放鞭炮、贴春联、舞龙舞狮等,体现了对新年的期待与对祖先的尊重。

中秋节则以月饼与团圆为主题,体现了对家庭团聚的重视。这个节日不仅是赏月的时刻,更是人们表达思念与祝福的机会。端午节则通过赛龙舟与吃粽子的方式,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传承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8.1.2 美国的节日

美国的节日如感恩节、独立日、圣诞节等,强调个人与家庭的庆祝。感恩节是家庭聚会的时刻,大家一起享用火鸡大餐,表达对生活的感激。独立日则庆祝国家的独立,常伴有烟火表演,体现了对国家的认同与自豪感。

圣诞节是美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标志着家庭团聚与节日氛围的到来。人们在这个节日中互赠礼物、装饰圣诞树,体现了对亲情与友谊的重视。这些节日不仅是家庭和睦的象征,更是美国文化多样性与包容性的体现。

 8.2 民间信仰与习俗

民间信仰与习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生活与命运的理解。

 8.2.1 中国的民间信仰

中国的民间信仰以对祖先的崇拜、风水、生肖等为特点。这些信仰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们在重大节日或生活事件中,常常通过祭祀、祈福等活动表达对神灵与祖先的尊重与感激。比如,在春节期间,许多家庭会进行祭祖仪式,以表达对先辈的怀念与感恩。

风水作为一种传统的生活哲学,影响着人们的居住、建筑与环境布局。许多人相信,良好的风水可以带来好运与幸福,因此在选择住宅或办公地点时,往往会请风水师进行指导。

 8.2.2 美国的民间信仰

相较于中国,美国的民间信仰则更为多样化。美国人常常相信幸运物的存在,如四叶草、马蹄铁等,这些象征好运的物品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此外,万圣节是美国特有的节日,孩子们穿上各种各样的服装,走家串户“不给糖就捣蛋”的活动,反映了对幻想与娱乐的重视。

美国的民间信仰往往与个人的经历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许多信仰体现了对自由与个体选择的尊重。这种文化多样性使得美国在民间信仰方面呈现出丰富的面貌。

8.3 饮食文化的差异

饮食文化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

 8.3.1 中国的饮食习俗

中国的饮食文化强调共享与团圆,餐桌上常常有多道菜肴供大家一起享用。饮食文化丰富多样,各地的地方特色菜肴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差异。在重要节日如春节、中秋节,家庭聚会时的年夜饭、月饼等传统美食,承载着人们对家庭团聚与幸福生活的向往。

中国人通常在用餐时注重礼仪与风俗,尊重长辈与客人。在家庭聚餐中,长辈通常会先动筷,体现了对老人的尊重。这些饮食习俗不仅是对美食的享受,更是对家庭与社会关系的重视。

 8.3.2 美国的饮食习俗

相对而言,美国的饮食习俗则更强调个人化与快餐文化。快餐文化的普及使得外卖与餐厅用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在饮食上追求方便与快捷。美国的饮食文化多样,融合了各国的风味,体现了移民文化的影响。

在节日如感恩节与独立日,家庭聚会时的火鸡大餐、BBQ等美食成为庆祝的重要环节。这些饮食习俗不仅是对传统的延续,更是对家庭与社会联系的体现。

8.4 民间艺术与手工艺

民间艺术与手工艺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承载着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8.4.1 中国的民间艺术

中国的民间艺术如剪纸、泥塑、民间音乐与舞蹈,通常与传统节日和习俗密切相关。比如,春节时的舞龙舞狮是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期待与祝福。剪纸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更是对生活的美好寄托。

此外,中国的民间音乐与舞蹈丰富多彩,各地的民间艺术形式反映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这些艺术形式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8.4.2 美国的民间艺术

美国的民间艺术同样多姿多彩,如民谣、乡村音乐、涂鸦艺术等,反映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创新。美国的土著文化、非洲裔文化等在艺术形式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展现了美国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涂鸦艺术作为一种街头文化,表达了年轻一代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对自由表达的追求。美国的民间艺术不仅是文化的体现,更是社会变迁与价值观变化的反映。

 第九章:国际关系与全球影响

国际关系是现代国家之间互动的体现,反映了国家的文化、历史与价值观。中国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与策略各有不同,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

 9.1 中国的国际化战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中国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

 9.1.1 “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与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旨在通过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合作,推动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这一倡议不仅是经济合作的战略,更是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提升话语权的体现。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国希望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9.1.2 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与影响

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逐渐发挥更加积极的角色,参与气候变化、反恐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通过多边合作与对话,中国希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与发展。

 9.2 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自冷战以来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作为全球超级大国,美国通过多边组织与国际合作,塑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格局。

 9.2.1 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与政策

美国在联合国、北约、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这些平台推动其外交政策与经济利益。美国的领导地位使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较强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能够对全球事务产生深远的影响。

9.2.2 冷战后的国际策略与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主义与民主价值观,倡导市场经济与人权保护。这种国际策略在促进全球化与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引发了部分国家的反对与挑战。

 9.3 中美关系的未来

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尽管两国在许多领域存在竞争与分歧,但在气候变化、反恐等全球性问题上,合作与对话依然至关重要。

通过加强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中美两国可以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合作中实现共赢,为全球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第十章:结论

通过对中国与美国文明的全面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两国在历史、文化、社会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教育体系、民俗及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的异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与和谐,而美国则以个人主义与自由为核心。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深刻影响了两国在处理社会事务、国际关系与文化交流时的方式与风格。

未来,中美两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相互学习与借鉴的机会不断增多,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将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新的视角与动力。通过深入了解彼此的文化与价值观,两国不仅能够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国际挑战,也能在未来的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

其实,这是一篇备用的演示稿,希望能对出生与北美的孩子们有用。

就像我14岁的儿子,对于国内的事情,几乎是一概不知,也没什么兴趣,让我很焦急。

而事实上,中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不仅揭示了两种文明的独特性,也为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只有通过对话与合作,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读者特别是小孩子们提供启示,促进对中美文化与社会的深入理解,从而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纽约市长批:华人万人大游行是歧视黑人

周日,纽约华人发起7/28拯救我们的社区大游行。

上万华人在纽约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上游行示威,反对市政府在布鲁克林86街强行建设游民所*,无视社区长期以来的反对声音。

据媒体报道,当日气温虽高但也并未抵挡民众的热情,逾万名来自数十个协办侨团和自发前来的民众在弗利广场上有序集合。本次游行的主题是抗议警方在17日粗暴对待并打伤布碌仑86街游民所抗议民众,旨在通过和平示威游行让市府和全美听到华人对亚裔社区获得正义的呐喊和要求。

然而这样一场和平的示威,现在却被纽约市长称为种族歧视,并表示华人反对游民所就是反对黑人。
7月29日,在接受主流媒体采访时,纽约市长亚当斯(Eric Adams)虽然没有实名哪个群体,但表示很多人都不愿接纳非洲裔游民男性,纽约市不是50年代的深南区,『黑人歧视法』(Jim Crow laws)不能存在于纽约市中。

领导示威行动的亚裔维权大联盟做出反驳抨击亚当斯,形容其言论无疑是将这项抗议行动污名为种族歧视。

亚裔维权大联盟昨日举行一项会议后坚持市长必须针对其不负责的言论向华人社区做出道歉,如果市长拒绝回应,他们不否定将号召另一次的大型示威,这次将游行到市政厅,市长官邸抗议。

周日游行经过布碌仑桥的大示威后,根据电视PIX11报道,亚当斯第二天接受采访时指出,他到全市各个社区都说同样的话,他们愿意接纳家庭游民,但却拒绝黑人单身男性。市长还说,示威只有在反对黑人男子时才会进行。

市长说,尽管市民认为市府应建更多房屋,但当真的要建在某个社区时却遭到反对,进一步形容纽约市不是50年代的深南区,黑人隔离和剥夺公民权的『黑人歧视法』(Jim Crowism)不能存在于纽约市。

不否定到市长官邸示威亚裔维权大联盟的总召集人陈善庄表示,华人是因市府在游民所对华人的声音完全忽视,并在华人站出来反对时却遭到警察的暴力对待才被迫通过示威游行表达不满,亚当斯的这番言论无疑是试图以种族歧视之名打压抗议民众,污衊了民主精神,更伤害同为少数族裔的华裔群体。

他指出,以亚当斯身为市长之身分,他说话应三思、考虑清楚才能出口,这样的言论恐挑起华裔、非洲裔之间的对立,因此亚当斯应针对这番言论做出解释和道歉,否则华人会不惜一切力量,再组织集会到市政厅、市长官邸示威。

维权大联盟创办者罗维宗则表示,亚当斯本身也是少数族裔、又是一大城市的领袖,应更有职责成为华社与其他族裔的沟通桥樑,如今却说出这番话会,引起族裔间不必要的误会。他强调,华人与西语裔、非洲裔群体没有任何隔阂,反对游民所是出于对社区安全的担忧,不要曲解华人示威者的原意。

华人社区领袖凌飞则认为,滥用种族歧视是亚当斯的杀手锏,他每当感到压力时便会牵扯上种族问题,华人这次一定要站出来反击,无论是写信、发电邮给市府,或通过社交媒体施压,绝不能避不吭声,以免被市府抹黑、将舆论转嫁到华人身上

亚裔维权大联盟核心骨干陈宜昌、王孟新、陈秋英俤、黄启旺、江良安等人出席当天的记者会。

新移民初登美国防诈指南

zhuwei 北美财商小课堂

有经历过诈骗事件吗?

如果答案是“有”, 那恭喜你,人生完整了;

如果答案是”无“,那同样恭喜你,自带防诈装备,体质特殊需要珍惜。

今天要聊的话题是新移民初登美国要提防哪些诈骗套路。

尽管在中国可能已经被锻炼的火眼金睛,但初来美国,由于环境变更,很多情况不熟悉,再加上英语没那么熟练,可能依赖之前的经验未必能很快识破,所以这本”防诈宝典“送给大家,随身携带,谨防被骗。

以下常见的诈骗套路都来自于小编自己以及身边朋友的血泪经验,前车之鉴,希望能做后人之师。

(排序大致依据隐蔽及危害程度由高到低)

美国媒体报道过这种骗局
美国媒体报道过这种骗局

Money order 骗局

最隐蔽的诈骗方式可能就是Money order(汇票)骗局,也包括cash check(现金支票)骗局。

 

这个骗局之所以隐蔽,就是因为在中国我们对现金支票或者汇票完全不熟悉,因此不清楚它其中的运行机制。

常见的诈骗套路是这样的:

假设你在某求职网站上填写了求职信息,然后一家金融公司给你打电话约你某日面试,同时告诉你,在面试前有一份PART TIME的工作是否愿意尝试。
这份PART TIME 的工作听起来很容易完成:这家金融公司会给你寄一张(或几张)支票或者汇票,你存入自己的银行账户里,留下1、200刀作为报酬,剩下的钱需要去购买某种东西(比如比特币等),买完后你需要到某一网站提交购买评价。
听起来工作内容SO EASY,且你很快就收到了支票(汇票),你存入了自己的银行账户,第二日就可以取钱出来,自觉完全没问题,于是就按照指令购买了某类东西并提交了评价,这样的交易每天都会进行。
直到5日之后,银行通知你,你存入的支票(汇票)是空头支票,银行已经将你取出的钱从你原来账户里扣除了,同时还会因为你存入虚假支票(汇票)而对你实施罚款。
此时你才意识到,你受骗了

这个骗局之所以非常多发,就是因为银行在处理支票(汇票)需要4-5个工作日,而此之前,银行会默认你存入的支票(汇票)是没问题的。就是这个时间差使得很多人上当受骗。

如果是USPS开出的MONEY ORDER,可以打上面电话确认其有无问题
如果是USPS开出的MONEY ORDER,可以打上面电话确认其有无问题

 

因此,对于陌生人给与的支票或者汇票,特别特别要让银行先REVIEW一下,确认没问题后再下一步的操作。如果是POSTAL MONEY ORDER,USPS官网也提供了查询工具,可以检索是否虚假汇票。

 

 

杀猪盘

杀猪盘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段,通常会通过社交媒体,比如微信和短信等添加好友,然后不断深入骗取信任和钱财。

常见的套路主要有:

微信:在某微信群里假装对某话题感兴趣添加你为好友(要知道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会比在中国生活的中国人更加依赖微信群),通过后就开始各种套路,话没说几句,就开始给你甩照片,如果你是女性,会给你发一些帅哥照片;如果你是男性,会给你发一些美女照片(都声称是他们自己的照片,鬼知道背后是不是个抠脚大汉),然后表达进一步交友的愿望,并同时无事嘘寒问暖,进而大谈虚拟货币交易或者换汇等,但凡此种都需要格外留心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毫无疑问绝对是杀猪盘,尽快拉黑,并举报给群主,以免祸害他人。
常见的杀猪盘头像特征,不是美女帅哥,而是狠辣屠夫
常见的杀猪盘头像特征,不是美女帅哥,而是狠辣屠夫

 

短信:常见的套路是:我是XX介绍的要找你做XX的人,有时间我们沟通一下等等,如果你回复是不是发错人了,对方会立刻热情万分地回复:“相识是缘,不妨认识一下云云”,对于这种情不知所起的热情,一定要警惕,要警惕,要警惕。

识别杀猪盘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美女帅哥照;

二是情不知所起的深情。

诈骗电话

识别诈骗电话最显明的标志就是对方虽然声称是某某(经常是通讯公司、保险公司、出入境管理局等等)客服,但却讲中文

一听到讲中文的客服,就一定要在心里打个问号,毕竟这是在美国,客服怎么可能第一语言是中文?

小编曾经接到过一个自称是T-MOBILE的客服,说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办理了新的电话卡并且在使用。当时小编刚到美国不久,差点上当,还好留了个心眼,在可靠的微信群里问了下,才知道是骗局。

SO,接到陌生电话,很多是会被标记“Scam Likely(疑似诈骗)”,可以直接摁掉。但有些可能会被标记成公司名称,但即便如此,如果对方讲中文,一定要提防,一定要提防。

比较好用的诈骗电话检索网站,可以检索一下
比较好用的诈骗电话检索网站,可以检索一下

比较好用的诈骗电话检索网站,可以检索一下

防范的方法之一就是去Google一下打过来的电话,也有专门的诈骗电话检索网站,看上面的图,都可以检索一下。对你来说,可能是陌生电话,但对广大网友来说,可能早就是黑名单上的电话了。

 

钓鱼网站(邮件。短信)

在美国,邮件包括电子邮件都是极常用的联系方式(在中国小编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过纸质邮件了),没想到在美国却成为了最常用的沟通方式。

有一些邮件(短信)看起来很正式的样子,通知你邮件收发有问题,或者银行卡出了问题,然后附上一个网址,让你自行查询。

打开网址后,乍一看好像是USPS或者某某银行的网站,然后就需要输入你的各种信息来查询,这种索要信息的网站一定要警惕了

虽然它长得像,但它不是啊!

小编就曾经打开过一个看起来USPS的网站,看起来很像,但还是有区别。为保险起见,我另外GOOGLE 了USPS的官网,果然不是这个看起来很像的网站。由此可知这个是诈骗网站。

钓鱼网站的主要特征
钓鱼网站的主要特征

 

钓鱼网站有以上特征,包括可疑的网址,从个人的邮件发出的,错误的语法和拼写等,最容易识别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总是打扮成一件很迫切的事件,不马上办就会导致很严重的结果。很多人就是因此引发的惊恐心理从而上当受骗的。

因此收到这样的邮件一定要先冷静,再检索求证确认不是钓鱼网站后再处理。

 

购物网站的骗局

很多新移民刚来美国,会添置很多东西,有时候会想购买一些二手物品。美国提供二手物品的购买网站也很多,比如FACEBOOK MARKETPLACE 等。

购物网站隐藏的常见诈骗手段就是在你还未见到商品之前,让你先付款,等你付款后,卖家借口账户冻结等原因,不肯见面或者不肯发货,等你再联系卖家时,卖家人间蒸发。

在线购物首先选择信誉良好的网站,其次要看店铺或者个人的评价,对于价格好到离谱的商品心存警惕,然后要用信用卡付款而不是借记卡。如果是当地卖家则尽可能选择线下交货。

互联网、现代金融的发明给大家提供了很多便利,但也给诈骗行为提供了可利用的空间。注意安全,防范风险,保护好我们的钱袋子是理财的第一要素。

又一位华裔女性成为美国主要城市市长:走进Lily Wu的世界

作者:硅谷维立 
2021年,华裔女性Michelle Wu创造历史,成为波士顿第一位民选的女市长和少数族裔市长。华人社区引以为荣,奔走相告。
两年后的今天,另一位华裔女性也创造了历史,当选为一个主要城市的第一位亚裔市长。
与Michelle Wu不同的是,她的选区位于保守的美国心脏地带。这里没有大量少数族裔,华裔选民更是难得见到。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该市人口72%是白人,非裔和西裔各占10%左右,亚裔不到5%。
另一方面,之前我们听说的亚裔政治人物以民主党居多。比如Michelle Wu,旧金山曾经的市长李孟贤,奥克兰曾经的华裔市长Jean Quan,现任苗裔市长Sheng Thao,无一例外是民主党人,而这位华裔女性是独立无党派人士。
这个华裔女性是谁?她有什么样的背景?毕业于那间名校?11月中旬,趁APEC在旧金山召开, 美国公民领导力(Civic Leadership USA)和亚太联盟(API Coalition)两大组织在旧金山举办了第一届全美亚太裔民选官员峰会。好友Michelle创办的愉园社是峰会协办组织。她邀请我一起参加了峰会。
峰会上群星闪烁,各种大腕做主题演讲,酒会期间随便跟人攀谈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最大的收获,还是结识了前面提到的这位创造历史的华裔女性Lily Wu。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39岁的Lily是第一代移民。她父母来自中国大陆,1983年移民中美洲的危地马拉,Lily在危地马拉出生。
1993年,她父母带着只会讲广东话和西班牙语的九岁的她和弟弟移民美国,定居在位于美国正中心的威奇塔(Wichita)。
(地图中红点是威奇塔,地图最下方是危地马拉)
(地图中红点是威奇塔,地图最下方是危地马拉)

 

中西部人口不如东西两岸稠密,除了芝加哥、底特律几个大都市外,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城市寥寥可数,威奇塔有四十万人口,是堪萨斯州第一大城市。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Lily的父亲是厨师,妈妈是发型师,都没上过大学。Lily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她从威奇塔州立大学毕业后,又获得奖学金在香港大学完成了新闻硕士学位,然后在ABC和CBS电视台做了12年主播和记者。今年四月,在她来到威奇塔整整三十年那天,她从电视台辞职,宣布竞选市长。
Lily跟选民说,职业政客给我们留下了创纪录的赤字和警力的不足,而且热衷于玩政治游戏。我是一个局外人,我将带来新的视角,确保市政厅为所有威奇塔人服务。
她竞选纲领的三大支柱是:确保公共安全、加强经济,恢复民众对市政府的信任。
选举结果,Lily以16个百分点的优势(58.4%对41.6%)击败现任市长,大获全胜。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作为一颗闪亮的政治新星,Lily是峰会上的明星,也是讨论会嘉宾之一。讨论会一结束,她就被一帮人包围起来,有要采访她的,有要照相的。我幸运地得到主办单位引荐,事先有约,才不受干扰地跟她谈了一个多小时。
Lily不喜欢用politician(翻译得好听是政治家,翻译得不好听是政客)这个词来称呼自己。我问她为什么要从记者转换跑道到politician,她纠正说她更愿意称自己为“公仆”(public servant)。
竞选公职前,她就在社区担任志愿者多年。我们谈到是否应该鼓励更多亚裔从政时,她也说与其鼓励更多亚裔美国人竞选公职,不如鼓励他们活跃于非营利组织中,以志愿者的方式为社区做贡献。有了这种回馈社区、服务他人的心态,更多的领袖人物自然会出现。
事实上,Lily强调说,每个人,无论是哪个种族,都应该更多地参与公民活动,关注当地政治。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Lily曾经注册为共和党人,现在的选民注册的党派登记为自由党(Libertarian)。但我从媒体上读到,自由党并不认可她的竞选。比如她竞选纲领的第一大支柱,增加警察来维护城市安全,就被以小政府为圭臬的自由党批评。但威奇塔市长的位置是非党派的,候选人不需要获得党派提名,也不必受党派意识形态的限制。Lily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回归根本,回归常识,解决民生问题,为市民提供核心服务。
城市街道上的坑坑洼洼有党派吗?她问我。当然没有,也不应该有。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Lily重视社区和家庭。她记忆中的童年的威奇塔是一个对家庭友好、对移民包容的地方。她也非常喜欢我们亚裔尊重长者、重视家庭的传统。
“我有很深的感恩之心。我每天醒来都充满感激。我很庆幸我活着,我生活在美国,我和我父母住在同一个社区,我每天可以看到我的家人。”
她有一个对自己影响深远的导师,她的“第二个妈妈”,她上中学时学校的心理辅导员。老师本人是心理学家,丈夫是律师。她和丈夫都受过良好教育,在Lily的生活起到了她的家人不能起的作用。她教Lily吃西餐时怎样用刀叉,付钱给她上游泳课,为她打开了很多扇门,展示了很多她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机会。
这位心理老师收了三名女学生到自己羽翼下,现在三人都很有成就: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药剂师,而Lily直到今年初都是一名记者。
当Lily考虑要选市长时,她第一个就去问这位导师。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吗?导师告诉她她能行。“如果她告诉我不要参选,我不会在这里。”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幸亏导师的支持和鼓励,明年一月Lily就要成为威奇塔市长了。据峰会介绍,现在美国有超过一千名亚太裔民选官员,而50年前民选官员中几乎完全看不到亚太裔面孔。
但亚太裔参政虽然进步很大,民选官员的比例还是相当低。本来亚裔在美国就是少数民族,出头露面的社会精英中身影又更少。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注意到自己与社会主流有所不同,又没有太多榜样可以学习效仿,其他种族的人也容易对亚裔视而不见。
所以这次峰会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有自己的代表很重要“(representation matters)。坦白地说,美国社会是相当公平开放的。经过近几十年的苦干,在法律层面各族裔的平等基本得到了保障。但要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让各个族裔消除隔阂,相互了解,和谐共处,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亚太裔积极参政竞选公职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而且正如Lily所说,从政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服务。我们既然选择在这里安居乐业,就应该把自己当主人。既然是主人,就应该主动站出来端茶送水为社区服务。
所以她站了出来。从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移民小女孩,变成一个专门用英语讲述社区故事的记者,又从一个工薪阶层家庭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和政坛新人,在一个几乎没有亚裔的地区当选为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亚裔市长,Lily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启发他人,让他们看到一切皆有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
(转载自硅谷生活家)

在美国当被告,我花四年打赢了这场荒唐的官司

作者: 罗新

2023年10月25日,中午12点20分,我坐在美国新泽西的博根郡法院331法庭的被告席上。我的心脏怦怦地跳,仿佛要跳出胸口。屋子里的温度很低,我紧握的双手却似乎有了汗意。

刚刚,女法官宣布,陪审团已经做出裁决,即将宣布结果。

这场长达四年之久,并且耗费了我们无数心神精力的荒唐官司,到底结局如何,就要揭晓。

七位陪审员鱼贯而入,为首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手里拿着一张纸。他是一号陪审员,那张纸上就是裁决结果。

陪审员都落座后,女法官询问小伙子:“陪审团做出裁决结果了吗?”

“是的。”

“好的,请回答我的问题:原告白兹先生是否被XX公司拒绝了申请工作的机会?”

“没有。”

“投票结果是什么?”

“7:0。”

我的大脑似乎有烟花绽放。我们赢了!

7:0,压倒性的胜利!

面对咄咄逼人的大牌律师团,我就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强,硬扛到今天,终于让对方一败涂地。

一、碰瓷

事情要从四年前说起。

我和家人在博根郡开了一个小店。2019年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一份厚厚的法庭文件。打开一看,发现我们被人告了。原告是一个西班牙裔的69岁的老人。他说他是我们店的常客。在2019年3月30日,他看见我们店的门上贴了一个招聘启事,他就走了进去,向一个非裔主管申请工作。但是这个非裔主管却说:“不,你太老了”,然后还加了一句西班牙语:“太老了”。老头就离开了。

他指控我们对他有年龄歧视的违法行为,并以此找了律师,到新泽西高级法院把我们告了。

厚厚的文件里都是他的律师写的冗长的法律条款,要求我们提供一切相关证据,甚至包括所有社交媒体的信息等等。

突然之间成了被告,我有点懵。按照指控,这件事发生在差不多9个月前,但是我和几个家人都一无所知。店里的确有个黑人员工安东尼,但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不是主管。

打电话问安东尼是否有这个事情,他一口否认,还说:我怎么能说这个话,招聘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干嘛要去得罪人。

他是我们的老员工,平时也不是那种喜欢得罪人的性子,而且他就是普通店员,招聘的事的确不关他的事。

我们被碰瓷了!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这类案件。控告职场年龄歧视的案件有很多,比如有些公司解雇年龄大的员工;比如有些公司在录取的时候,选择了年纪轻的候选人。

我大概有了点底。第一,我们店里没有“非裔主管”;第二,唯一的黑人员工否认说过这句话;第三,这个人没有递交简历,没有被面谈,没有在我们店里工作过一天。第四,我和家人们作为这个店的主人和管理者,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发生过。

冤,真冤,比窦娥还冤!但是,事情砸自己头上了,只能去应对。于是,我和家人去寻找律师,从此踏上一条长达四年之久的应诉之路。

二、律师A

第一个律师A是一个大约60来岁的白人。他是由我们认识的另一个律师推荐的,是专门负责劳动法这方面的律师。

2020年的元旦刚过,我们就在他的律师事务所见面。他听了整个情况后说:我经常是替被歧视一方打官司,如果这个人找到我,我是不会接这个案子的。第一,案子的证据太单薄,基本上就是他的自述。第二,即使是打到最后他赢了,也最多赔他几个月的工资,作为律师,根本没多大油水。

他说很多情况下,面对这类案子,被告的一方出点钱,早早了结就好。

这也是后来几乎所有的律师,以及所有知道这个事情的人,给我们的建议。

在美国,打官司是一个漫长而昂贵的过程,快速和解,是最经济的做法。

当然,这个时候还不到和解的阶段。律师A接下这个案子,开始回应对方。他的费用是每个小时400美元。

我们一开始想的有点简单:原告指控一个“非裔主管”拒绝了他的工作申请,我们根本没有“非裔主管”,所以他的指控不成立,这事就应该到此为止了。

双方律师开始索要材料,进行取证。这时候,我们的律师犯了第一个错误,他没有向法庭提交撤案动议(motion to dismiss)。虽然提交了动议也不一定能被批准,但是至少要尝试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并不复杂,遇到某个法官也许就直接撤案了。

到了1月底,新冠在中国爆发,我和许多华人一样,开始往国内运送各种医疗物资。3月份,新冠在美国也爆发了,我们又开始打下半场。疫情在美国愈演愈烈,我们也关店了。

三、开价

6月初,我们收到了对方律师的第一次开价,要求我们赔偿原告4万5千美元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并说:如果你们继续打下去,你们会轻易花掉十万美元以上的费用。

4万5千美元,对于我们这样的小生意来说,虽不是天文数字,却依然很多,特别是我们正在关店期间,没有了收入。

而从我们的心理层面上看,这个数字就被放大了十倍、百倍。我们没有违反法律,我们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谈何歧视?给你几千元,把你打发走,我们可以勉强接受。赔你$45000,凭什么?你说你有精神损失,我们因为这个案件,也很焦虑,精神损失更大!

我和家人决定:不去讨价还价,把官司打下去。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就这样,双方律师你来我往,索要各种证据、填写各种文件。我们也不断收到律师费用。每个小时$400,随便几个电话,几封邮件,钱就哗哗地流出去了。

律师A说把所有程序打完,我们大约需要2万5到3万美元。我问了几个华人律师朋友,他们也说这个价格差不多。

八月份,对方律师大概看到疫情还遥遥无期,大量的小企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店也在关门中,觉得让我们吐出4.5万也困难,发了邮件,把赔款降到了2.5万美金。他们是这样说的:假如你们打下去,即使庭审赢了,$25000只相当于你们支付的律师费的一半;假如你们输了,$25000只能是你们赔款的零头。所以,无论输赢,现在以$25000和解,都是你们的最佳选择。

真让人郁闷。是坚持下去,还是选择和解?我们有点动摇。

四、录口供

时间一晃到了12月初,对方律师申请了对我进行口头取证(Desposition),就是录口供。因为疫情,这次取证选择视频会议的方式。

我们的律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没有对我讲解什么是口头取证。我以为那天就是和对方律师面谈一下。

口头取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有法院的书记员进行记录。那天早上,对方律师老卡、我的律师A、法庭书记员、加上我,同时登入zoom。

口头取证开始。上来第一件事就是老卡让我举右手,宣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里要说一下老卡。

老卡50多岁,是“老卡与老莫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已经干了律师这行30多年。我是刚刚知道,他是“全美百佳出庭律师”,连续15年的新泽西州“超级律师”,是新泽西司法协会的前会长,美国司法协会的理事,社会头衔一大堆,经常上地方和国家电视,发表过很多文章。

他还获过民权奖,并且是某“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委员会”的现任主席。

他这个律师事务所,有十几个律师,受理过上万个案子,有许多案子赢了上百万美元,几十万美元。

一句话总结,老卡是“金牌大律”,他的律师事务所也非常有实力。

在外人眼里,他履历光鲜,是业界翘楚。在我眼里,他不择手段,是无良律师的代表。这是后话。

口头取证开始,老卡表现的非常专业。毕竟是大律师,他问的许多问题我都毫无准备。比如“你们公司的股份是如何分配的?股权协议是哪一年签订的?每个员工的工资是多少?给员工提供医疗保险吗?你们是如何培训员工的,有录像吗?有员工手册吗?员工手册的第一版是哪年印的?……”

很多问题在我看来是和这个案子没有关系的,但是老卡提问,我就得回答。有些我还真一时答不上来。

大概一个半小时,取证结束。我长吁了一口气。虽然有的回答不是很理想,但是案子的基本事实,我都坦然地如实回答了。比如安东尼不是主管,他没有权力参与招聘的过程;比如原告从没提交工作申请材料;比如我们没人知道店里发生过那个事件。

对方律师对我的口头取证完成了。我的律师这时犯了第三个错误:他没有申请对原告进行口头取证。我催促他尽快取证,他却说等调解之后再说。

五、调解

又过了十天左右,我们双方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调解。调解员是一位退休法官。我和家人商量要不要和解(settle)。后来我们决定,可以接受和解费$5000到$8000。

那时我们给律师A已经付了9000多美元的律师费,案子进展缓慢,后面还不知要花多少钱。对方要2万5,又急着找调解员settle,我们想:赔一些钱,把事情结束了也好。

调解会议那天,调解员和我的律师先上线。我把案子的事实复述了一遍。调解员问我:“你们希望以多少钱和解?”

我回答:“我一分钱都不想给。”

调解员和我的律师同时摇头,指出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于是我说:“我们愿意以5000美元和解。我们店关门8个月,最近刚刚重新开张,生意也不好。不过我们领到了政府给小企业的新冠补贴金一万元。我们拿出一半和解,这是我们能给出的最多的金额。”

调解员和我的律师都觉得这个数字合理。于是调解员去和原告以及他的律师老卡去谈了。

过了一会儿,调解员上线,并且把原告和老卡也拉进来了。

我第一次看见了原告的脸,一个普通的老头,皮肤微黑。他的名字是白兹。

调解员对我说:“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愿意以一万美元和解。”

这个数字超出了我们原来预订的8000美元上限,但是又没差太多。我犹豫了一下,回答:“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数额。”

(现在回想,我当时为什么犹豫之后又回绝了,其实还是不甘心,觉得委屈。)

我竟然在老卡脸上看见了一抹失望的表情。

不过,我又说:“你们知道,这个店是我与几个家人一起合开的。我想回去再和他们商量一下,看看他们是否同意。”

这次调解就这样结束了。

我马上和家人商量,讨论之后觉得还是接受一万美金和解吧。这个事情已经拖了一年多了,律师费也花了不少,做个决断吧。

还是觉得气愤、不甘,但是,这哑巴亏不得不吃。

我于是给律师A发邮件,说我们愿意以一万美金和解。

第二天,律师A回复,对方要一万五千美元!

至今我没太搞懂对方律师涨价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当庭同意他们的数额,过后又服软了,想惩罚我们一下?

我们气愤之余,心反而安下来。本来我们这个和解就是不情不愿,就是强迫自己低头认怂。对方既然出妖蛾子,我们就继续打下去吧!

六、换律师

下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炒掉律师A。我们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我们已经付了$9000多的律师费,但是他基本上只是被动地“防守”,没有给原告方任何压力。我和家人那时对美国法律一无所知,他却从不解释、说明。有时,某个文件到了最后的提交日,对方律师催促了,他才想起来,给我们发过来,让我们自己填。

他时常对我们很不耐烦,甚至当我们询问某个问题时,说过:“你们公司还有没有英语更好的人?”

我向他表达了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于是他通知老卡,并把我也拉进邮件链。

老卡问我:“你的下一个律师是谁?”

我说:“我想自己来打完这个官司。”

老卡说:“不行。因为被告是公司,而不是个人,所以必须由律师代理。你如果没有律师,这个案子自动判我们赢。”

我说:“那我去找找免费法律援助吧。”

老卡劝我:“你们还是接受我们之前提出的$12500的和解金额吧,让律师A帮你们把收尾工作做一下,这事就结束了。”

我有些疑惑:“$12500?你们不是要$15000吗?”

原来,老卡在提出要1.5万之后,又跟律师A说:如果我们愿意和解,给$12500就行。让我们写两张支票,一张是$2500,给原告白兹;一张是一万美金,给老卡的律师事务所。

你们看看,律师A竟然连这个信息都没给我们。

我也了解到,赔偿金中,老卡是拿80%,白兹才20%。

律师收取代理费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小时收费,或者一次性收费。另一种是官司打完之后,按照赔偿金额分钱。我印象中一般是律师拿三分之一,原告拿三分之二。

而这个案子,律师竟然要拿80%!律师是案件赔偿金的最大受益人。

解除了和律师A的合同之后,我马上开始寻找新律师。我在网上寻找劳动法方面的律师,然后一个一个发邮件去询问。凡是有兴趣的律师,就电话交流。

我一直参加我们镇高中家长组织的一个慈善歌舞剧演出。这个演出是为镇高中的毕业生筹集奖学金,主要的筹款方式是一本广告杂志,里面是本地一些商家的付费广告。我翻看里面的律师栏目,也给其中的一两个发了邮件。

很快,我锁定了两个候选人,一个是30出头的年轻律师,对案子信心十足,觉得随便就可以帮我打下来。他的收费是$275一个小时。

另一位就是在我们的慈善杂志上登广告的本镇律师费罗先生,70多岁,他对我们的遭遇表示真心的同情。他的收费是$360一个小时。但是,他在看了我们的所有进展后,预估需要15个小时的工作量打到庭审前。于是,他提出我们一次性支付$5400律师费。如果最后需要上庭,他预计是两天,一次性收取$3600。

我们权衡半天,还是选了年轻律师。一是觉得他冲劲儿十足,信心满满,二是觉得他便宜。

七、律师B

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了。

这位律师B虽然每个小时的费用是$275,但是他每个电话,每个短信,每个email都要算时间收费,光是复习我们之前的各种文件就花了几个小时,要了我们不少钱。

而且,他对案子的信心直线下降,不断对我说:对方的律师很有实力,很有经验。

现在想来,估计是他查了老卡以及他的律师事务所的情况,被吓住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老卡是那么牛的律师,所以我有点不舒服:这么个事实清楚的案子,你都没怎么打,怎么能泄气呢?

律师B跟老卡谈了一次,然后跟我说:他们那边很愤怒,对你们很不满,坚持要以$25000元和解,绝不还价。

我无语:你这谈判技巧也忒差了吧!赔偿金直接被你谈翻倍了。

然后,律师B就不断催促我提高和解金额,让我出两万美元和解。

我简直想骂人:你一开始不是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个小case吗?说你分分钟就能搞定。怎么现在成了个棘手的案子?

然后我们不断收到他的账单,一个月下来,账单已经快4000美元。案子不光没有进展,而且大大倒退了。

我果断叫停,把他给炒了。让他再折腾下去,这钱就是无底洞了!

我马上回头找到本镇的那位老律师费罗先生,和他签了合同,一次性付了他$5400。

这是我在这个官司中做的最对的一件事!

八、审白兹

费罗先生接手后,从前面两个律师那里拿来所有的材料,赶紧填报并上交了一份马上就要逾期的文书。然后就是向对方提出口头取证。对方也提出向我的两个员工口头取证。于是,两边把时间凑了凑,定在了2021年4月初的一天。三个口头取证放在一起,只需要请一个法庭书记员就可以,能省点钱。

口头取证的前一天,费罗先生通过视频对两个员工进行了“培训”,主要就是解释口头取证的大概程序,让他们心里有些数。

对比我当初懵懵懂懂去录口供,费罗先生显然办事非常严谨,也是真心替我们着想。

口头取证依然是视频会议的形式。回答问题的人必须自己呆在一个房间里,周围不能有人。我和原告白兹可以登入视频会议旁听,但是不能说话。双方律师都在场。

老卡先询问安东尼。安东尼来自非洲加纳,50出头,在我们店干了十几年了。他从来没被律师录过口供,有些紧张。他可以说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所以老卡对他没有客气,有些问题让安东尼无法招架。

“你结过几次婚?有几个孩子?交过税吗?是如何报税的?公司给你报税吗?有过现金补贴吗?……”

安东尼那个时候的头脑一定是一片空白,一些问题只是本能地反驳和否认。

老卡的目的就是击破对方的心理底线,慌乱之下露出破绽。好在安东尼在关键问题上都如实并且肯定地回答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不记得他在那天来过,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我不会说西班牙语,我也从来不是主管。

我们的另一个员工是20出头的小伙子艾尔多。他的家庭来自波多黎各,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的口供还算顺利。他非常肯定地证实:他从没听见安东尼说过西班牙语,安东尼也从来都不是主管,他也不认识原告,对他没有印象。

老卡对两位员工的问询完毕,我们的律师费罗先生,开始问询原告白兹。我们事先给费罗先生准备的许多问题也派上了用场。

一问之下,我们都有些震惊。

白兹说他每几个月来我们店一次,每次都是找安东尼,让他打折。那天,他来我们店想看看有什么新东西,发现门上的招聘启事。他觉得自己如果被聘用,就可以拿到员工折扣。于是他径直走进去,对安东尼问:“你能雇我吗?”安东尼回答:“你太老了”,还加了一句西班牙语“太老”。他就离开了。

白兹说他当时没有提高声音、没有争吵、没有找店主,没有索要工作申请表。他也没有事后回来抱怨,或者要求见店主。

白兹说他在老婆的杂货店帮忙,已经做了七八年,从来没有出去找过工作。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依然在老婆的杂货店工作,也没有找工作。

他一直在领社安金。

也就是说,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有丝毫改变。

费罗先生又问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有没有失眠?”

“没有。”

“有没有吃药?”

“没有。”

“有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

“没有。”

也就是说,他的精神状况也没受到影响。

最精彩的地方到了。

费罗先生询问他有没有过其他诉讼。一问才知道,白兹曾经8次起诉他人,全部和解。其中六次是起诉他的两个前雇主,每个雇主各三次,不偏不倚。

8次和解,每次白兹拿到的赔偿金,从七千美元到三万美元不等。

我简直目瞪口呆。

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被碰瓷了。

现在我们知道,自己是被惯犯碰瓷了!

白兹甚至从来都没有走到录口供这一步。每次都是早早就和解,然后回家数钱。

我们还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费罗先生问白兹:“你3月份声称自己遇到了歧视,12月份才起诉。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找的律师呢?”

“大概事情发生后一两个星期吧。”

“那为什么要等9个月后才起诉呢?”

这时老卡突然大声说:“反对。这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隐私。”

老卡那道貌岸然的面目下隐藏的丑恶,这时终于露出一角。

老卡等了九个月才提出上诉,是因为一般店里的监控录像都是自动覆盖,监控数据只保留几个星期。我们店的录像数据就是大约两三周覆盖一次。

九个月,足够抹去监控数据,也足够抹去人们的记忆。除非是什么特大事件,否则谁能记得九个月前说的话,做的事呢?

所以,查无对证! 白兹的话就是唯一证词。

九个月,又足以让赔偿金滚动到一定数额。我想,他们的逻辑大概是这样:你看,因为你们的歧视,白兹先生失去了工作机会。来算一算吧,假如他一个月的工资是两千,那么九个月就是一万八千。他光是薪水就损失这么多,再加上精神损失…..。

为了保障客户的利益最大化,律师可以使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但是,我们这个案子,律师要拿赔偿金的80%。所以,这是由一个碰瓷老手与无良律师共同搞出来的针对我们的诬陷。

口供录完,我们都很兴奋。费罗先生说:“今天对于你们来说,是美好的一天。”

录口供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和法庭书记员的费用。我由于已经一次性支付了律师费,所以只需要支付法庭书记员的费用。费用是根据口供的长短决定。我只需要支付审问白兹的费用,$231。

老卡那边要付我和两个员工,一共三份口供的费用,特别是对我的询问比较长,应该总共花了一千元以上。

对方的底,通过这次问询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对这个官司的走向更有信心了。

九、简易判决

下一步,就是庭审了。由于疫情,法院的案件挤压很多,庭审日定的是一年后的2022年4月。

在等待庭审的一年里,法院又召集两个律师进行了几次调解。我们象征性地说了和解金1、2千美元,对方没有同意。

为什么费罗先生坚持让我们每次都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呢?因为他说,这可以让法官对我们有个良好的印象,认为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解决问题。而对方不同意接受赔偿,代表他们是比较难缠和贪婪的一方。

转眼到了2022年。我们的庭审日期被法院推迟到六月份。我们和费罗先生开始商量是否提交“简易判决”的申请。

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是要求法官根据书面材料对案件进行直接判决,免去庭审过程,节约大量的法庭成本。不过提交简易判决也要准备资料,特别是对方如果提出反对,这边还要应对。

费罗先生说如果我们这边申请简易判决,他就一次性收取$1800。

他说申请简易判决,对于我这边唯一的坏处就是这笔额外费用,而好处却有很多。万一法官同意简易判决,判我们赢,我们就不用上庭,也不用支付庭审那笔律师费。假如对方提出反对,他们必须提交足够的理由说服法官,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的全部底牌,可以为庭审做好准备。

我们同意费罗先生的建议。简易判决的申请在四月份初发出了。四月底,老卡提出反对,提交了一百多页的文件,里面大部分是我们三个人的证词,以及很多法律条文,坚持认为他们的起诉是正确的。

费罗先生又根据他的回应进行书面反驳。

5月13日,法官和两个律师开会,讨论简易判决申请。两个律师争执不下,最后法官说:还是由陪审团决定吧。

简易判决这条路失败了。

费罗先生说他私下与法官沟通时,法官对我们是同情的,但是他还是把球踢给了陪审团。

在美国,90%左右的民事诉讼都以和解或者撤案告终。我们这样一个小案子,竟然打到陪审团,恐怕是千古奇闻了。

费罗先生告诉我,我们这样的案子,陪审团一般由6到8人组成。因为是民事诉讼,判决允许有一票不同意。换句话说,作为被告的我们,只要争取到两票,就赢了。

只要两票就赢,我们的信心大增。

十、庭审改期

新的庭审日期是6月20日。我二女儿的高中毕业典礼是6月22日,加上两个律师那天都有事,所以提交了推迟庭审的申请。

对了,对方的律师不再是老卡,而换成了他们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女律师。

庭审日期推到7月,又推到10月,又推到12月19日。

我和费罗先生保持密切联系,经常通话讨论案子,每次也会说些闲话。他对我的了解逐渐深入。

有一次他说:“新,你的简历非常令人难忘。我会想办法在庭审时,引出一点相关话题,让陪审团更了解你这个人。”

12月19日那天早上,我准时到了博根郡法院指定的法庭,背着一个大包,里面有厚厚的材料,还有一份法庭陈词。

我花了不少精力写这份陈词,还让我那文笔很好的女儿为我润色。我要站在陪审团和法官面前,把这几年的经历的一切都说出来,要求法律公正判决。

对方女律师也来了,30出头,一身正装,拉着一个公文箱。

法庭里坐了几十号人,都是律师和当事人。法庭工作人员开始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点名。有几个案子在最后时刻达成和解,工作人员就让他们回家了。需要继续审理的案件,就开始分配法官。

第一轮我们没有分到法官,我们和其他剩下的人被领到另一个房间,继续等待。

第二轮我们又没分到法官,工作人员让大家回家,等待新的庭审通知。

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就这么无功而返了?

费罗先生说这很正常。有时候要来来回回好几次才能够分到法官。

那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激怒了我们。

这个案子,白兹是原告,我们公司是被告,我是被告代表。我们被告方的证人有两个,就是我们的两个员工安东尼和艾尔多。

原告方上交的证人名单也有两个,也是安东尼和艾尔多。

为了确保证人出席,一般律师会给证人一份上庭通知书,必须送到证人手中。

安东尼和艾尔多就是我们的员工,我只是每次通知他们一下,准备哪天上庭。

但是,比较古怪的是,对方律师每一次都给安东尼和艾尔多发一份正式的律师函,要求他们上庭。

从录口供那次开始,他们就收到这个信。庭审时间改了四次,两人也各又收到四次出庭通知。每次送信的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送达时间有时是早上八点之前,有时是天黑之后。

安东尼住在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帕特森,又是个黑人移民。送通知的大汉砰砰用力敲门,人不出来就一直敲,每次都有左邻右舍出来张望。安东尼一家吓得要死。

艾尔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有一次送信的人连门都没敲,直接推门进去把通知给他妈妈。

他妈妈差点吓出心脏病。

12月19日这天晚上,安东尼又听见砰砰的砸门声,过了很久也不停息。无奈,住在他家的表弟去开门。又是一个大汉,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几张纸,正是要求安东尼在19日早上出庭的通知!

可是,当时已经是19日晚上了,而且,白天的开庭已经取消了。

估计老卡的律师事务所是雇用了专门投递这类信件的公司来送庭审通知。阴差阳错,本应提前几天送达的文件,在开庭时间已经过了之后才送到。

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了费罗先生,他当即给女律师发了一封言辞严厉的邮件,指出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对证人的威胁和骚扰,是为了吓唬证人,让他们不敢出庭。费罗先生说,这两个人本来也是我们的证人,是一定要出庭的,你们明明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还要通过这样的手段送达通知书?这个案子本就是无中生有,是诈骗,你们赶紧撤案为上。请停止对证人们的骚扰。

一针见血。老卡为了迫使我们和解,真是使用了下三滥的手段。

从那以后,果然再无人给这两个员工递送出庭通知了。

2022年就这样过去。新的庭审日是2023年2月26日。那天,我依然是准时来到法院,费罗先生和女律师也来了。

又是重复了和上一次一样的程序,又是漫长的等待,又是没有分配到法官。又被打发回家了。

我听到女律师对费罗先生抱怨:“我家住的太远,每次过来单程就要一个半小时。这案子我希望他们能和解。”

我听了之后幸灾乐祸,活该,给了你们多少次机会你们都不抓住。现在我们都磕到庭审了,想和解,做梦去吧。你就跟着折腾吧。

对于我来说,已经给费罗先生付完庭审的费用3600美元,我一点压力都没有了。法庭离我和费罗先生的家又不远。我多跑几次都没关系。

而且,我跟费罗先生说了,假如庭审我输了,我一分钱都不给他们,我继续上诉,哪怕打到美国高级法院我也要坚持。

下一个庭审日是4月19日,我说不行,我要回中国。因为新冠我已经三年半没有回去,这个行程是非常重要的。

4月底到5月底,我回国呆了一个月。这时新的庭审日期改在7月11日。

7月10日晚上,费罗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女律师要求延迟开庭。她怀孕5个月了,是双胞胎,医生不让她长途开车。

庭审再次推迟到10月23日。

10月中旬,安东尼递了请假条,10月26日他要休假。我想起庭审这事,于是联系费罗先生,问他能否申请再次延期。费罗先生说,这一次法院已经给我们这个案子指派了一位女法官,而且按照常理,这个案子庭审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天,最好不要再延期了。

我同意了。该来的总要来,就这样吧。

于是,一场精彩的庭审大戏,在延期了八次之后,终于就要上演了。

十一、选陪审团

10月23日,星期一,天气晴朗。我头一夜出乎意料地睡了一个好觉。9点到达了法院的331号法庭,被告白兹和他的新律师已经坐在原告席上。原来的女律师因为怀孕已经退出,这一次的新律师是个300多磅的大胖子马克,30多岁。他家在宾州,距离这里单程2个多小时。

法庭的房间不大,除了白兹和律师,我和费罗先生之外,还有这个案子的女法官玛丽,法庭女秘书,以及一个法警。

这一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挑选陪审团成员。我们要从50个候选人里选出七人。

这50人其实已经经过第一轮海选。在第一轮的时候,除了要确定他们年满18岁,是博根郡的居民,没有犯罪记录外,还要剔除那些曾经来过我们店,或者认识原告、被告,两个律师的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了第一轮海选。总之,这50人都是过了第一关的。

法庭里有大屏幕,对候选人的面试是采用视频会议的形式。先是50名候选人全部上线,玛丽法官介绍各种规则、程序和注意事项,并把候选人们需要填写的问卷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让我们四人在众人前亮相。候选人们下线,进入一个一个的面试时刻。

每个候选人都要事先填好问卷。所以法官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问卷上哪个问题你填的是no?” 如果全部问题回答了“是”,那么就进入下一步的深入面谈阶段。

50个候选人,其中20个左右,对问卷上的某个问题说了No,即表明自己有理由不能参加这个案件的陪审过程。这20个人的理由五花八门,大部分是不能连续参加三天的庭审。比如自己生病、要照顾孩子、要照顾老爸老妈、刚刚工作、家里要换锅炉、是老师,是大学生,不能缺课、是护士主管,正在培训新护士,等等。

玛丽法官挺好说话,都同意他们的请求了。

候选人里有一个律师,跟马克的律师事务所有好多案子的纠葛,所以退出了。

有四个人,其实可以是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们虽然只看到这个案子最简单的介绍,已经直接站边我们。

有一个在建筑公司工作的西班牙裔人,非常反感现在随便乱起诉的现象,而且认为年龄歧视是个伪命题,太年轻太老都可以是雇主不录取这个人的正当因素。

有一个长相很精神的亚裔小伙子,看姓氏也许是华裔,他说自己的父母、叔叔阿姨都在美国开小店。“作为亚裔美国人,他们永远是被歧视的一方,而不是他们去歧视别人”。他无法保持公正态度。

有一个物业公司的主管,非常气愤地说:我们公司面临无数的法律起诉,很多都是无中生有。所有的案件都和解了,从没走到庭审这一步。但是我们为此支付了大量的律师费和赔偿金,物业管理费也只能不断上涨。他说自己100%是有偏向倾向的。

另一个是住在我们镇的一个韩裔,是50个候选人中唯一来自我们镇的。他说自己不同意新泽西反对年龄歧视的法案。年龄是与身体状况等其他因素密切相关的。假如某个工作需要天天搬动80磅的东西。一个老年人来,拍着胸脯说自己没问题。即使他看上去挺结实,你敢录取他,并且让他搬80磅的东西吗?

法官也同意这四个人退出了。我和费罗先生扼腕叹息。

那些所有问题都答了yes,进入下一轮的候选人,玛丽法官会问一些问题,比如:介绍一下你自己,介绍你的家庭情况,你的兴趣爱好,新闻是从哪个渠道获得;你认为雇主应该如何招聘员工;你觉得目前美国的法律系统,是起诉的过于轻易,还是起诉的不够,还是均衡;你能否抛开种族、信仰等因素,公正地做出判断,等等。

询问的目的,是让我们双方了解这些候选人,然后选出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员。

这些留下的人里,有两个华人男士,一个是年轻药剂师,另一个在医院工作,妻子最近回北京探亲。

每当访谈完留下的人达到七个的时候,这七人就会同时上线,双方律师开始踢人。踢人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每人各踢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候选人。然后访谈继续进行,达到七人后,重复踢人过程。每个律师有六次踢人机会。

对方律师首先踢掉了两个华人,然后踢掉了所有在访谈的时候,表达如今官司太多,很多是不必要的那些人。我们踢掉三个,一个是个老太太,新冠刚好,一直咳嗽喘气,不忍心让她来受几天罪;还踢了二个20岁的小伙子。他们任何问题都回答是是是,我觉得他们太年轻,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看问题不一定全面。

有一个西班牙裔候选人,我有些犹豫。他是个30多岁的卡车司机,和老婆孩子以及岳父岳母住在一起。他说自己的岳父已经70岁了,依然在愉快地工作着。

最后时刻,费罗先生还问了我一句:这个人你想留吗?

我想了想,说:留下吧。

我对于老年人工作没有偏见。如果你能胜任工作,干到70岁,80岁,都没问题。

就这样,经过一轮又一轮,最后剩下7个人,双方都同意,陪审团诞生了。

陪审团5女2男。

1号陪审员,男,白人:去年大学毕业,已经工作,父亲是法官,母亲是医生。

2号陪审员,女,白人:曾经从事法律工作多年,后来改行,目前是医院的管理人员。

3号陪审员,女,白人:硕士学位,已经当了17年的教师。

4号陪审员,女,白人:一个跨国公司的部门主管,热心参与教会活动。

5号陪审员,男,西班牙裔:FedEx卡车司机,岳父70岁依然愉快地工作

6号陪审员,女,白人:硕士学位,高中教师,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父亲退休了,母亲在医院从事管理工作。

7号陪审员,女,黑人:执业护士,丈夫是监狱管理人员,有两个上高中的孩子。

从这个陪审团的组成上看,明面上我吃亏了,因为没有一个亚裔,却有西班牙裔。陪审团里也没有一个小业主。

陪审团女性居多。因为对方律师踢了两个华人男士,我们踢了两个20岁的大男孩。另外,之前因为同情我们而失去资格的那四个人都是男士。

女性可能会更同情弱者(白兹),但也可能更同情我。这一点上我们双方持平。

这些陪审员除了那个司机外,都是大学甚至硕士学历的白领。所有人的言谈举止都是理性而有素质。我相信他们的判断能力。

法官让陪审员们即使回家也不能查这个案子,不能搜索原告被告双方,不能跟其他人谈论这个案子。总之,就是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以法庭上听到的信息来做判断。

这时,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利于我们的消息。对方律师向法官提出申请,让我们这边不能在法庭上提白兹曾经8次起诉他人,并都获得和解金的事情。

法官同意了他的请求,因为白兹的最后一个官司是在十来年前了。法律上的确有这方面的根据,超过一定期限的官司,可以不作为证据在法庭辩论中使用。

这本来是我们杀伤力最大的一个论据。我相信只要陪审团听到白兹以前曾8次告别人,其中两个雇主被他各告三次,心里的天平就会向我这边倾斜的。

我们的杀手锏不能使用了,而我一直担心对手还有什么隐藏很深的大杀器没有露出来。

我想对方一定有什么后招,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官司?为什么要跟我们拼到庭审?要知道老卡是大律师,他的事务所打过上万个官司。我们这个小案子,油水真不大,他们为什么要打到现在?马克每天从宾州来上庭,光路程就是五六个小时,他们的动力是什么?

我的头脑里总是有这样的镜头:在我们的庭审中,双方唇枪舌剑,不相上下。这时,对方律师突然向法官说:我们有新的证人(证据),请法庭批准我们呈现。法官同意之后,房间的门缓缓打开,一个终极大杀器登场了……。

十二、法庭辩论

10月24日,正式庭审日,陪审团七名成员全部到场,坐在陪审席上。法庭辩论开始。顺序是这样:对方律师马克开场陈词,我的律师费罗开场陈词,然后下面是交叉询问,依次是白兹、安东尼、艾尔多、我。

这个顺序是开庭前临时调整的,对我很有利。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出场。而且作为被告,我是可以听到安东尼和艾尔多的证词的。

对方律师马克第一个登场了。他的开场陈词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极力想说明白兹声称的事情是发生过的,而且是年龄歧视导致了他没有得到工作机会。

费罗先生出场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诉讼(frivolous lawsuit),是一个设计好的骗局。

然后,费罗先生把所有的事实清清楚楚地罗列出来,证明我们没有任何过错。

两个律师的开场陈词结束后,白兹上场接受交叉询问。他的回答与两年半前的口供基本一样。

有几个有意思的地方。原告这边提供的证据只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店的门上贴的一张招聘启事。马克问:“你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白兹回答:“是两天后。”

费罗先生抓住这个漏洞:“两天后你去拍照片的时候,你进店里了吗?”

“没有,我拍完就开车走了。”

“你为什么不进去跟店主抱怨安东尼做的事?”

“我害怕进去后,他们会叫警察抓我。”

全场静默。我能想象得出,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是一串问号。

费罗先生又问:“他们为什么会叫警察抓你?”

“因为他们拒绝了我的工作申请。”

这些话已经是毫无逻辑,胡言乱语了。

但是,他自己两天后偷偷回去拍了招聘启事然后溜走这件事,恐怕让陪审员们都要想一下,是不是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想起诉我们。

费罗先生又问:“在你一生当中,肯定有过不少难过、委屈、受到伤害的时刻。那么,你比较一下,那天在店里发生的事,和你一生中其他伤害相比,可以排在第几位?”

白兹回答:“那件事是我那一天中最难过的时刻。”

费罗先生重复问了两遍,白兹的回答不变。

白兹还说:“他当时如果跟我道个歉,我就没事了。我也就不会今天坐在这里了。”

他突然喊了一声:“我要正义!” 然后眼中似乎有了泪光。

我浑身恶寒,又有些愤怒。假如他说的是真的,那天的确被安东尼回了一句“你太老了”,可是,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句话对他造成的伤害是微不足道的,是一句道歉就能弥补的。那么,你为什么要起诉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拖入这一场长达四年的官司之中?

你还有脸喊:“我要正义”。我们的正义又在哪里?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和费罗先生出去吃饭,我们两人都觉得白兹的证词给他减分了。

下面就看两个员工的表现了。

下午安东尼第一个被询问。证人是不能参与前面的庭审的,所以他们不知道两个律师的开场白和白兹的证词。

马克刚刚问了安东尼几句话,当问到你是否认识我身边这位先生时,安东尼回答不认识。这时白兹突然向安东尼发难,质问他为什么不记得自己。玛丽法官马上厉声制止:“你不要跟证人讲话,不要干扰证人作证!”

我望向安东尼,他气的眼冒火星。他也被这四年的诉讼拖累的够呛,还被送信大汉夜里砸门。我心里一紧,担心安东尼被激怒。玛丽法官已经高声让法警过来,让法警站在白兹面前,阻断白兹的视线。

玛丽法官然后柔声安慰安东尼:“你不要看他,你可以看我,看律师,或者看陪审团。”

下面的询问没有太多“意外”。某个事情安东尼在录口供的时候说“我不记得了”,这次回答是“我不知道”。于是,马克非要说安东尼的回答不一致,“我不记得了”和“我不知道”不是一回事。安东尼说是一回事。两人纠缠了半天。玛丽法官隐隐有些不耐烦:“安东尼说的有道理。这个话题翻篇吧。”

艾尔多的作证要简单得多。两个律师都没问太多问题。

终于轮到我上场了。我的心情异常平静。事先想象的“大杀器”根本不存在;白兹的证词和现场表现都比较差;而我们两个员工没出大问题。

这一天,这一刻,我已经准备了快四年!

费罗先生先问了几个关于公司的基本问题,然后他问:“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中国辽宁。”

“你的教育背景是什么?”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专业是社会学。”

“你在美国也读书了吗?”

“是的,又拿了一个硕士学位。”

“你在中国工作过吗?”

“是的,从事妇女和儿童的研究工作。”

这时我反应过来,费罗先生这是给我立人设呢。

我和费罗先生从来没讨论过庭审上如何问答。我没想到他一上来就问这些问题,还问的这么直接。

他又问:“你平时都做些什么?从事慈善活动吗?”

“是的。疫情期间,我们店关门了。我组织了很多PPE的捐赠,捐给医院、老人院、警察局、消防局等。那时,中国人捐了很多这类东西。”

“什么是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就是口罩、手套、洗手液什么的。”

“你提到捐给医院?”

“是的,医院是捐赠的大头。”

陪审席上有好几个人在医院工作,或者有家人在医院工作。所以,我想费罗先生特意强调了一下医院。

“你听说过心愿单项目吗?”

我都没想到费罗先生递梯子递的这么明显。

“实际上这个项目是我发起的,是帮助那些领养了中国残疾儿童的美国家庭。”

“你的文化有什么特点?”

“我们的文化特别尊重老年人。每当有年纪大的客人来我们店,我都给予他们特别的照顾,从他们身上,我可以看到我的父母,看到未来的我。我们的员工也会给他们提供帮助,比如帮他们把东西搬上车等。”

好了,立人设的阶段到此为止。

现在回头想想,我还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因为事先没有准备,所以我的回答特别简单。其实可以说的事情还有很多,感觉我这个人设还不太丰满。

但是,也许这给了陪审团一个谦卑和诚恳的印象吧。

马克那边没有给我太多挑战性的问题。这件事情,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所以,我一切实话实说即可。他曾经想抓住某个文件里我的一个小纰漏来质问我。玛丽法官问他:“你问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小纰漏无关大局。”

其实那个纰漏我完全可以解释清楚,但是马克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而我,在回答两个律师的提问中,不断贯穿这样一个信息:我们这个小店,是这个mall里存活时间最久的店,已经快25年。这25年,我们没吃过一个官司。我们生存的技巧,靠的是小心谨慎,靠的是与人为善。

问询全部结束后,陪审团离开。费罗先生向玛丽法官提出撤案申请。他说:“从今天一天的庭审结果来看,这个诉讼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马克反驳了这个提议。玛丽法官犹豫了许久,还是决定明天继续开庭。

那天晚上,我忙到半夜,修改自己的法庭陈词,还给费罗先生的最后陈词提了好多建议。

十三、判决日

10月25日,判决日。九点,法官召集两个律师,以及我和白兹,讨论她拟出来的陪审团指示(Jury Charge)。她把这个案子的所有信息罗列出来,配上所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还加了几个例子,目的是让陪审员们理解如何做出公平的判决。

两个律师都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马克提出,将“原告要求经济赔偿和精神赔偿”这句话中的“经济赔偿”划掉。

因为原告的所有证词已经表明他没有受到任何经济上的损失,这时候再提经济赔偿,难免会让陪审团产生“这个人很贪婪,一切为了钱”的想法。

这次陪审团是由7人组成,所以需要原告拿到7:0或者6:1。

玛丽法官修改了陪审团指示之后,拟出了裁决投票表(Verdict Sheet)。这个裁决投票表上有三个问题。

1、原告白兹先生是否被XX公司拒绝了申请工作的机会?

下面有两个选择,“是”和“否”。

假如有六个陪审员以上都回答“是”,那么进入下一个问题。

2、原告白兹先生是否遭受了XX公司的年龄歧视?

假如有六个陪审员以上也都回答“是”,那么进入下一个问题。

3、你认为应该给白兹先生多少赔偿?请写下具体金额。

我和费罗先生都觉得这个投票表设计的不错,相当于给了我们双重保护。即使我们输掉第一轮,还有第二轮兜底。

马克马上表示反对。他说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可以合并。白兹是因为年龄歧视被拒绝了工作机会。

玛丽法官说: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坚持我的设计。某人被拒绝了工作机会,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细化可以让判决更准确。

11点,7名陪审团成员全部坐在位子上。两位律师面对他们,开始最后陈词,希望能再使劲一下,把陪审团拉到自己这边。

费罗先生再次重申:这是一次恶意起诉,是一次欺诈。他一条条摆事实指出这个起诉是多么离谱。他还说:“这位女士,Xin Luo, 有两个硕士学位,做过无数慈善工作,帮助过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她的文化背景,是对老人非常尊敬;她的员工,对她非常忠诚。你们觉得,她会自己做出,或者教唆员工做出,年龄歧视的事吗?”

他还说,这个案子,历时四年,浪费了很多公共资源。他恳请各位陪审员,在判决表上填写“否”。

接下来是马克的最后陈词。说实话,他讲的还不错,能让他发挥的空间并不多,他尽量说的真诚。他说:白兹先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尊严而战。请大家填写“是”。

两位律师的最后陈词结束后,玛丽法官开始给陪审团详细讲解“陪审团指示”以及“裁决表”,她告诉大家:用你们的心,你们的直觉,你们的判断,全面考量所有的证据、证词。

我始终没有机会在陪审团面前慷慨陈词,看来白准备了。

这时,时间已经是12点10分。而法庭的午休时间是12点半到1点半。玛丽法官让陪审团进入另一个房间进行评议(deliberating)。她说:你们先评议一会儿,然后休息一个小时,1点半继续开始评议。你们有了结果,就按一下房间里的按钮。

最紧张的时刻到了!

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制度,在公众的心目中向来褒贬不一。很多人觉得后果难以把握。这几天的庭审下来,我感觉我们这边发挥的不错,但是,我还是有些紧张。

我出去上了个洗手间,就走回法庭里坐下。这时我看见秘书桌子上的灯在一闪一闪地发亮。我想起法官说的:你们如果有了结果,就按一下按钮。我的心里升起期盼。

过了一会儿,玛丽法官走了进来,她宣布,裁决结果已经产生。

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我们赢了,而且赢得干脆利落,赢得痛快淋漓。第一轮的问题,我们就以7:0拿下。后面两轮问题根本用不上。

费罗先生参与的案子中有100多个到了最后的裁决。他说我们这个案子是陪审团出结果最快的一次。许多案件的评议时间都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而我们这个,不到十分钟。

也就是说,7个评审员,在走出屋子那一刻,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们全部在裁决表的第一个问题那里,回答了No。

7个陪审员,没有一个华裔,甚至没有一个亚裔,还包括了一个认同老年人工作的西班牙裔,他们全部支持我们!

这个胜利,太漂亮了!

我和费罗先生紧紧握手,又把消息通知了店里,引起大家一片欢呼。

压在大家心头四年的大石被瞬间挪开,让人无比轻松。

十四、信心

很多一直关心我们这个官司的朋友们听说这个消息,都表示祝贺,都说:“对美国的司法程序和陪审团制度又有了一些信心。”

而我,在慢慢平静下来之后,才觉得这个案子和这个结果的意义,非同一般。

在美国有很多恶意诉讼,有很多碰瓷和诬陷。而多数公司、企业甚至个人,为了避免漫长的应诉过程,高昂的律师费用,以及不确定的后果,往往选择和解,花钱消灾。

这也就助长了那些碰瓷者的气焰,让这类的官司越来越多。不少企业和个人都深受其害。

我们这样一个小企业,由少数族裔组成,被人恶意诉讼,而对方的代理律师又非常有实力,咄咄逼人。

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我们硬是挺到陪审团阶段,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个结果对于和我们一样被欺负的老实人和小企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对那些碰瓷者和在背后推波助澜的无良律师,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们的所有朋友和家人都知道这个案子;50个陪审员候选人知道了这个案子;7个陪审团成员从头到尾跟了庭审过程;法官、秘书、法警都熟悉了这个案子;最后一天还有两个年轻的实习生观摩了整个过程……。

这些人,会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他们的亲朋好友,还会告诉其他人:有这样一个案子,竟然打到陪审团,竟然大获全胜…..。

原来,小人物也可以不与邪恶和解,也能迎来公平和正义。

我们这个案例,也许会被玛丽和其他法官反复使用,作为后面判案的一个根据。

如果能够通过这个案子,促进一些法律法规更加完善,那就更不枉我们这四年的坚持。

而对于我们来说,假如当时同意以一万美元和解,加上已经付的9000多元律师费,我们花出去2万美元,换来一辈子的窝囊和气愤。我们会怀疑美国的司法制度,怀疑世间是否有公道。

现在,我们总共花了2万5千美元,赢来了一个碾压性的胜利。我可以一辈子都自豪地夸耀:我曾经打败了很牛的律师,并且在陪审团那里赢了全票支持。

给那些和我们有类似遭遇的朋友一点建议:

1、很多时候,从节省金钱和精力的角度来讲,和解的确比较“划算”。如果想和解,越早越好,不然律师费越来越多。

2、找个好律师。律师太重要了,找一个对你的处境真心同情,总设身处地为你着想的人。我很幸运,最后遇到费罗先生。

3、争取让律师给一个一次性付款的价格(flat rate)。这个案子我们最焦虑的时候,就是前两个律师不断寄来账单的时候。看见钱哗哗流出去,心痛;又对后面的花费无法预测,感觉心里没底。

当费罗先生接手后,费用都事先支付完毕,我们心理压力小了很多。庭审费,费罗先生一次性收了$3600。实际上庭审花了三天,之前还有两次去法院呆了半天又被赶回来,所以就是五天,还有八次延期,以及中间很多次电话、邮件沟通,和法官开会。费罗先生还要花时间准备庭审。我算了一下,整个庭审过程他至少花了40个小时,按照$360一个小时,已经快1.5万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我不是一次性支付了庭审费,而是按照小时付钱,那么,看见这么多费用每天不断叠加,心里也是会很难受的。

4、要对陪审团制度有信心。我参加了整个陪审团的筛选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严谨和公正的。而且不要低估人性的力量。即使是普通人,心中也有一杆秤。我的陪审团以史上最快速度,给了一个7:0的结果,说明人心向善,邪不压正。

打官司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事,希望没有人能遇上我们这样的事。不过一旦遇上,也只能面对。也许我们的经历,能给你们一点启发和鼓舞。

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我们用四年的时间,等来了一个正义的结局,并给很多人带来了对这个社会的希望。

2023年10月31日,万圣节,我和费罗先生一起,向新泽西高级法院提交了要求原告赔偿我们的律师费的申请(Motion for Bad Faith Attorney  Fees)。

费罗先生说,他打过这么多案子,还从来没遇到过被告赢了之后,把花掉的律师费要回来的,他也没听说过周围有这个事情。

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法律上,的确是有这样的条款,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实行。

但是,如果不去惩罚这些碰瓷者和无良律师,他们就会有恃无恐,就会一直钻法律的漏洞。

我不知道我们的申请是否被批准。我想,如果法院拒绝了我的申请,我会向众议员、参议员写信,我会通过媒体,争取公众的支持,来促使法律的改变。

不能总是老实人受欺负!法律也不能成为坏人的保护伞!

希望下一个好消息也能到来。

追求正义的道路比较曲折,但是,胜利的果实也格外甜蜜。

转载于:七彩娘娘

【解读】从文化角度分析为何印度裔能在欧美国家混得风生水起

作者:随水
原载: 随水文存

最近有许多人来问我关于印度裔当选英国首相的事情,顺带就提到了那个经典问题——为什么那些顶尖跨国公司里面有那么多印度裔高管?在与一些印企工作的朋友交流之后,我把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终于想明白了,所以决定来谈一谈。

许多中国人一说到印度裔在欧美职场的春风得意,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酸——为啥是印度阿三而不是我们龙的传人?内心深处我们肯定不愿承认自己还不如印度人,但现实又摆在那里难以辩驳——海外的印度裔在客观上确实混得比华裔要更好。按照美国的数据显示,平均每百万南亚裔中有2.82位CEO,白人只有1.92位,东亚裔只有0.59位。于是就有人辩称说:这是因为中国最顶级的精英都回国内发展了,留在海外的都只是想混吃等死;而印度精英全都一窝蜂跑去了美国,咱们是在用下等马跟人家的上等马比……我只能说,精神胜利法嘛,只要您自己开心就好!

网上有过不少文章从各个角度分析海外印度裔能够成功的原因,大部分说得都没错——诸如印度人的抱团、自信、敢言等。但那些分析往往都只是说出了现象,未能解释这些现象的成因。我这个人吧,喜欢追根究底——一切现象在根本上都源于社会文化,把握住了文化的根源,才能揭示出现象背后的本质。

推特的CEO最近刚被伊隆·马斯克炒了鱿鱼

虽然我之前写印度的时候经常吐槽,但客观来讲,我真的是非常痴迷印度的文化,否则的话也不会娶印度太太。即便被印度移民局在集中营里关了三个月,我依然对印度那片神奇的土地魂牵梦萦——印度虐我千百遍,我待印度如初恋。大家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凡事都有两面性——某些事物或者某种现象,假如能够长期存在,显然不可能全部由负面组成,必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印度吠陀文化产生的年代甚至要早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印度教为代表的吠陀宗教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主要宗教,南亚历史上无数次遭遇外族入侵,当地的文化和宗教却能够长盛不衰活跃至今必有其合理性——中国人民总是喜闻乐见于印度奇葩荒诞的那一面,却很少思考其文化优势性的方面。所以这次我准备当一回“印吹”,会主要从正面的角度来分析印度传统文化所是如何让海外印度裔具备了在商界乃至政坛脱颖而出的根本优势。

印度裔的优势大致可以从两方面说起,一是精神控制力,二是思想自由度

关于精神控制

先来说精神控制力,这种精神控制力源于种姓制度。

好多人都觉得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既罪恶又愚昧,但我越琢磨越觉得这玩意儿对古代统治者而言简直是一种天才的设计,一举解决了“秩序”与“合法性”问题。首先,我要就种姓制度进行几点说明:

1. 种姓打一开始就是雅利安人为了对被征服的印度土著进行精神控制而设计出来的——基于吠陀宗教的轮回世界观,根据神制定的秩序,我们是高等的,你们是低等的,我们永世为主,你们永世为奴
2. 种姓的内在逻辑基于一个比喻:婆罗门是神的头脑口舌,刹帝利是神的双手,吠舍是神的双腿,首陀罗是神的双脚——就好像不同器官的重要性和作用不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才是世界真理,追求平等乃是大逆不道,手脚怎么做得了口舌的工作呢?只有各司其职才能保证社会和谐
3. 印度目前只是在法律上禁止了基于种姓的歧视行为,但种姓观念本身是不可动摇的,将在印度社会长期存在,因为这是印度教世界观的基础,跟轮回观相绑定——要是印度没有了种姓,那么印度教的宗教秩序将随之崩塌。种姓不再成对世俗生活中每个人身份进行限制,但宗教生活的秩序并没有变;低种姓可以当上总统总理亿万富翁,却永远不可能当上祭司
4.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种姓早就不再是按肤色种族(Varna)划分的了,而是按照职业(Jati);整个社会数千种职业种姓对应知识分子阶级(婆罗门)、管理阶级(刹帝利)、农工商阶级(吠舍)、无产阶级(首陀罗)、奴隶阶级(贱民)。

这最后一点正是种姓的牛逼之处,它在过去事无巨细地规定好了全社会每个人乃至每个族群的终身职业,不存在绩效考核、竞争内卷、升迁谪贬,每个人只需要做好自己本职范围内的工作,就能让整个社会运作起来。站在现代人角度,我们会批评这样的制度导致阶级固化;可如果站在古代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样固化的阶级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和谐社会状态吗?在莫卧儿王朝时期,来自波斯的统治者信奉的是“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伊斯兰教,可他们非但没有去打破种姓这种不平等的制度,甚至还把这种“具有优越性的制度”吸纳进了南亚的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内部也搞出了种姓制度来——架不住这玩意儿太实用啊!(参见《开局一个神,故事全靠编——起底世界三大文化圈》)

种姓制度让人很自然地接受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观点

在种姓制度下,“小偷的儿子永远是小偷,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社会秩序坚如磐石。印度有些婆罗门种姓的血统,能追溯到神话传说里的“仙人”,几千年来过的都是上等人生活;反之那些贱民也一样,做了几千年实质上的奴隶阶级。期间不少种姓也有过起起落落,但总体而言相当稳定——最关键一点在于,种姓制度的秩序稳定性并不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暴力机器维系,而是基于宗教世界观,具有自我维持的内驱力。农民起义这种事儿在印度历史上闻所未闻,有记载的暴动几乎都是因为宗教方面的冲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古代印度人难道不是天才的管理者吗?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他们让一群奴隶心甘情愿地做牛做马、毫无怨言地接受极不公正的待遇,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可说是一个奇迹。要是当年罗马人搞的是种姓而不是议会元老院制度,说不定其文明能延续至今——斯巴达克斯们会觉得自己是上辈子做了坏事儿才会这辈子沦为奴隶,唯有好好接受改造、勇敢地战死在竞技场里,下辈子才能投个好胎成为罗马公民。
种姓制度的稳定并不意味着低种姓的印度教徒顺从,他们虽然不明着反抗,也不会有觊觎上层人地位的野心,但他们有自己阳奉阴违偷奸耍滑的技巧——或者说“生存哲学”。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生来就已注定,可人的天性是自私利己的,在种姓这种缺乏激励的制度下,低种姓劳动者一方面在宗教世界观的洗脑下心甘情愿认命,另一方面也会出于动物本能想方设法磨洋工混吃等死。他们绝不会去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以外的事,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印度有钱人请佣人通常都得要请一堆,分别管不同的事情——带孩子的不管做饭,做饭的不管扫地,扫地的不管洗衣服……种姓制度下的社会尽管稳定性很高,效率却也很低。
相对应的,印度教的那些高种姓统治阶级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如何对下面那些低种姓刁民进行恩威并施的精神控制,让他们在有限的激励条件下最大程度发挥主观能动性

宗教这玩意儿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说白了都是基于精神控制。我们一说精神控制可能就想到基督教的牧师、伊斯兰教的阿訇在宗教场所的宣讲,通过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让信徒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然而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建立在古代吠陀文明思想框架下的印度宗教,却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因此印度教跟其他宗教有个很大的区别——其他宗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通常是分开的,但印度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往往融为一体;其他宗教的精神控制活动大都只在宗教场所开展,印度教的精神控制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吠陀宗教,都有一个终极目标——解脱(Moksha)。从理论上来讲,印度教徒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指向这一终极目标;在实际的生活中,则被分解成了四个方面——(Dharma,道德及智性上的追求)、利益事(Artha,物质收入与种种利益)、欲乐(Kama,对世间物质的爱好)、解脱(Moksha,获得心灵的自由),这四方面都有具体的道德准则、义务和责任。

举例来讲,印度教徒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有着大量宗教禁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时候吃、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不小心碰到了该怎么办……印度教在家和出家的界线相对模糊,理论上讲属于前三种姓(再生族)的每个男性印度教徒在25岁之前都要经历清净持戒的“梵行期”(Brahmacaryā,对应佛教的沙门);对于虔诚修行的印度教徒来说,平日里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得想想有没有相关的宗教规定,宗教对其的精神控制可谓无孔不入且深入骨髓。

于是乎,种姓制度下的职业,也从来都不仅仅是世俗的谋生方式,被赋予了大量宗教义务的色彩——如何督促各种姓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乃是印度教中最重要的一项精神控制任务。

这样的精神控制真的有吗?——不但有!而且还写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PUA宝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薄伽梵歌》这个名头大家多多少少应该都听过,它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话说《摩诃摩罗多》里头有个绝世高手叫阿周那(Arjuna),历来被印度人视为战神,印度自己研发的那个阿琼坦克,就是用了他的名字。阿周那是般度族的五个王子之一,被称为般度五子,般度五子为了争夺王位爆发了“俱卢之战”。不料阿周那在临阵之际陷入了道德危机——身为武士阶级的刹帝利,在战场上杀敌是他的种姓职责;可这次在战场上面对的却都是他的兄弟、族人、老师,他感觉下不去这手,决定要退出战斗

这时印度教大神奎师那(Krishna)化身为他的车夫,开始给阿周那PUA洗脑,这部分洗脑内容后来就成了《薄伽梵歌》。奎师那跟他讲了一堆宗教行为准则的重要性,鼓励他认清自己的种姓职责——在战场上杀人没毛病,关键是你要本着对宗教的虔诚之心和奉献精神去杀人,不要执泥于自己杀了人这个结果;只要你杀人的时候有着维护宗教秩序的虔诚发心,就是对众生有利的,反而能够更容易得到解脱……然后又说了一堆如何通过虔诚之心获得解脱的大道理。最后阿周那被奎师那说服,将弓箭射向了自己的兄弟族人……

奎师那与阿周那在战场上的对话

《薄伽梵歌》在印度乃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地位就跟咱们的《论语》一样,直接指导着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内容的经典对印度人民的三观塑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薄伽梵歌》精神相一致的是,印度教正是将不同种姓的职责定义为人生中的“利益事”,鼓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能够通过生产食物和财富维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乃是一大功德……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理论刚好站在现代经济学对立面上。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名言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我们不能藉着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的我们必须诉诸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于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于他们的自私。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诸我们的处境为何,相反的我们会诉诸于他们的获利。”

我想说的是,由于种姓制度与宗教义务相绑定,缺乏市场经济机制的调节作用,需要用道德驱动替代利益驱动,印度自古以来为了让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需要连哄带骗加洗脑。精神控制在印度属于一种日常生活技能,你想让你家里佣人好好替你干活,就得懂精神控制这一套;你要是公司企业主,更是要把精神控制当作一门艺术来践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精神控制绝不是简单地要求别人服从——仅仅要求服从的话通过威逼利诱也能做到——而是要让对方自发地遵从社会固有秩序、追求人生使命,以实现自我的终极解脱……

我们许多人想象的不同的是,终极的精神控制其实会让人产生幸福感。一个人幸福与否,跟“拥有多少”没关系,只跟“想要多少”有关;长期被宗教洗脑的印度人,更能够心甘情愿地接纳命运的不公正,幸福感自然比较高,身心也更健康。我去过中国最贫困的大凉山地区,也去过印度的许多贫民窟——虽然他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精神面貌却完全不同。大凉山无论男女老少,大都死气沉沉郁郁寡欢;而印度贫民窟里却多是欢声笑语,见到外人热情而自信,对自己的境况十分坦然。他们虽然身处社会底层,却并不会觉得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神”的安排;只要遵从安排,下辈子自然能够苦尽甘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心态的

我行走在印度各地时也发现,印度人普遍身心健康、性格开朗自信,个个都是“社交牛逼症”;即便印度社会是如此不公,也很少会有怨天尤人。在普遍性层面上,印度人的情商相当高、口才相当好,擅长讨价还价和处理人际关系,能够审时度势进行变通,不像一些西方人那么轴。下层的印度人特别能够忍辱负重,对各种不公平的现象忍受阈值极高,懂得察言观色,在表面上十分顺从,但事实上会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捞好处;与此同时,上层的印度人大都思维敏捷言语健谈,特别会扯犊子、画大饼,由于他们展示出来的充分自信,即便他们是在夸夸其谈,也会让你觉得可以充分信赖他们的“真诚”,堪称天生的PUA大师……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同社会等级的印度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不断磨练出来的——被管理的人越来越刁,管理的人越来越精——此乃精神控制与反精神控制的“军备竞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互之间斗智斗勇的必然结果。

印度人的刁钻精明绝非我一家之言,但凡跟印度人做过生意都必然有类似的体会,这种刁钻甚至曾经让英国殖民者都犯难。大家别看英国殖民了印度那么久,他们虽然能够征服印度,却并没有能力直接管理那些印度人。英国人当时如此评价典型印度人——做事被动、愚昧、奇葩,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背地里诡计多端。(as passive, ignorant, irrational, outwardly submissive but inwardly guileful.)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对典型印度教徒的直接管理,一方面,他们找非典型印度族群进行合作,比如跟帕西人在商业上合作,跟锡克人、廓尔喀人在军事上合作;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代理人制度对殖民地进行管理。大家都知道英殖民时期的印度由数量众多的土邦构成,土邦制度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莫卧儿帝国封建制的继承,只要土邦主不反抗英国,他们就能高枕无忧地继续当自己的土皇帝。英国对不同土邦的控制程度差异很大,有的土邦如海得拉巴,享有近乎完整的独立君主待遇;有的土邦则名存实亡,土邦主的权利被削减架空,或者索性因为绝嗣、违约等原因被英国收编为了“省”。但即便如此,英国人也只会派遣接受过英国教育、懂英语的印度人进行直接管理,英国官员所要做的则是管理这些受过英国教育的印度人。

就我的体会而言,别说是从前那个土邦林立的英属印度了,哪怕是现在这个联邦制的印度共和国,管理起来都是一个噩梦——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印度人才知道怎么管理印度人,这是经由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培养出来的默契,只有印度人自己最熟悉印度社会的运作方式

我在印度期间发现印度官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猫鼠游戏”层出不穷,那些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往往能够准确地对老百姓偷奸耍滑的行为做出各种预判,提前堵住一些漏洞,而老百姓也往往很快就能破解……由于印度人民深谙各种变通之道来应对政策,时常令连最老辣的管理者都束手无策。一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上来、老奸巨猾的莫迪,在印度人民偷鸡摸狗的智慧面前,有时候也不得不败下阵来。比如说2016年莫迪为了整治黑钱颁布了“废钞令”,他费尽心机想要暗渡陈仓给黑钱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最后还是有多达99%的现金得以兑换洗白,“废钞令”事实上以失败告终。

政府被逼得没办法了,有时候甚至不惜用违法的方式来执法。印度的司法黑暗乃是著名的社会现象,印度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栽赃嫁祸可谓司空见惯。有时候这勉强算是法外执法的“正义之举”,比如警方明知某些黑帮杀手身背数条人命,却没有证据将其绳之以法,于是通过在街头“偶遇”将其直接击毙,然后伪造现场统一口径指控其主动袭警,反正也是死无对证;有时候这种做法却会造成不负责任地栽赃构陷,警察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一口咬定某嫌疑人是罪犯,会通过伪造证据逼迫其认罪。譬如我在印度集中营里的墨西哥籍狱友马丁,根据他的自述,他的前妻在印度遇害后,他被警方视为第一嫌疑人,警方为了结案伪造了他到过抛尸现场的证据,令他身陷囹圄,至今还在不断上诉……(参见《集中营六记(四)逸闻记奇》)

由于官僚体系臃肿、变通之道繁多,长期以往便造成了印度的一个奇葩现象——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普遍性违法——一些法律禁令由于矫枉过正的不合理性变得形同虚设,老百姓违法行为普遍存在。执法人员和管理人员自己本身其实也是老百姓,对老百姓的欺瞒做法心知肚明,根据你是否“进贡”来决定是否“纠正”你;碰到贪心一点的官员,就算你没问题也会编造点问题出来,以作为索贿的借口……不夸张地讲,印度社会的各种“潜规则”比我们中国还复杂,正因如此行政效率才会如此低下。

说这些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管理的恐怕就是印度人,因为这是一个游戏规则高度复杂的人情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精神控制传统的宗教社会。在印度文化下成长起来的管理者都是极品人精,有着超高的情商,老于人情世故,精于精神控制,个个都是让你感到可以充分信任的PUA大师……当他们走上世界舞台,会发现自己早已见识过了最黑的黑暗,从地狱难度来到了新手村……

关于思想自由

有人肯定要说,这有啥?我们中国对管理者的选拔不也是大浪淘沙吗?我们中国不也是关系复杂的人情社会吗?我们的管理精英怎么就不如印度人了呢?

须知,印度人在管理的过程中并不会用权力来压制你,不会要求你绝对服从,更不会不许你发表观点;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依然能保持思想活力和自由

再怎么不喜欢印度的人,都无法否认印度社会文化的多元和思想的丰富;我们中国无疑在很多方面都比印度强,但宝莱坞电影绝对可以甩我们中国电影几十条马路,这就是思想开放所带来的文化繁荣。之所以印度的思想可以这么丰富,首先是因为印度教本身上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不需要通过严密的组织或者对政治的参与就能够通过社会运作自发地维持,对于思想抱有开放的态度与宗教本身的存续并不冲突

相比之下古代中国虽然有三纲五常等社会伦理,也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传统民间信仰,但没有类似印度教种姓制度那样绝对不可触碰的最高秩序,也没有印度教那样世俗与宗教相统一的、全民实践的世界观体系。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世界上最牛逼的存在是“天”,但没人能说清楚“天”究竟是啥;人间的最高权威皇帝只是“天”在民间的代言人,德不配位老百姓能够“替天行道”颠覆皇权,并不会绝对盲目地服从——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可以说是最高秩序的缺失,需要通过思想管理来维持秩序。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类的宗教社会虽然有“唯一真神”这个最高秩序,却也特别害怕“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因为一来“全知全能全善的唯一真神”这个设定存在许多逻辑上的漏洞,二来这个“唯一真神”需要竞争上岗,上帝跟真主究竟谁才是唯一得先互相掐一架再说……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搞起思想管理毫不手软,一言不合就大搞宗教迫害,比方说烧死了主张泛神论和日心说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

说白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行“思想管理”的宗教迫害,其实技术含量很低,靠的是暴力机器维系自己的绝对权威,把“异端”都送上火刑架就完事儿了,十分简单低级粗暴;跟印度教那种高技术含量的PUA精神控制大师完全没得比

肯定有人要问“精神控制”和“思想管理”的区别——精神控制就好像你甜言蜜语哄女朋友,那姑娘明明有许多的选择,却偏偏对你死心塌地;思想管理则好比你不许自己的女朋友有任何其他男性朋友,她的生活中只许有你一个男人。两者孰高孰低可见一斑。

印度教之所以发展出强大的精神控制力,除了印度教本身的特点之外,一大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从未能够实现思想管理,把所有的技能点都铆足了劲儿点在了精神控制的技能树上。思想自由开放的环境会迫使精神控制力不断提高——就好像你女朋友有很多追求者,可你又没本事把这些追求者都赶走,于是只好努力提升自己哄骗女朋友的本领。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有两种宗教思想,一种不允许你有任何质疑,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它都是唯一真理;而另一种思想在大家的讨论、质疑中不断补充发展自己的学说理论,显然后者的生命力更强,更能够蛊惑人心。像佛教、印度教这种吠陀宗教,都是在众多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才发展起来的,非常注重“因明学”(Hetuvidyā)——也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能言善辩”乃是其基本功,不但嘴皮子功夫了得,而且擅长批判性思维。当年玄奘法师印度求法期间,在曲女城无遮大会上凭着天下无敌的论辩术名震天竺,所运用的正是因明学。

由于南亚地区的邦国林立高度散装,自古以来都没有机会对思想进行统一,这就使得印度成为了各种思想流派的摇篮,正可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印度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差别其实比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差别还大,却彼此相安无事。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印度教和佛教之间也有过互相穿小鞋的教派竞争,但都属于局部地区的小打小闹,远远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当时佛教、印度教更像是吠陀文明体系下的两个不同思想流派,参见《被重新发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这跟南亚思想的自由开放分不开——只进行精神控制,却没有配套搞思想管理,放眼望去古代历史上似乎只有南亚独此一家。

越是散装的地方,对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就越高。只要对印度历史稍加了解就会发现,古代印度次大陆统一程度最高的两个时代,恰好就是思想最不自由的时代——其一是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时期,由于阿育王独尊佛教,让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阿育王统治前期相当专制,对“外道”进行过屠杀,后期才容许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存在;其二是奥朗则布统治下的莫卧儿王朝,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对其它宗教的包容度急转直下。归根结底,排他性的“思想管理”几乎是“大一统”的必然特征,所幸这些“大一统”都有如昙花一现,印度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才保留了下来。

包括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在内的南亚地区不同流派的吠陀宗教,长期以来都在相互竞争中持续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在质疑的过程中不断自我修正完善,所以才会在15世纪的时候还能够创立出融合印度教虔信派(Bhakti)和伊斯兰教苏菲派思想的锡克教,并发展为当今世界的第六大宗教。宗教归根结底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法,吠陀宗教用于解释世界的核心观点立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虚幻的”,这个观点不但无法证实或证伪,可能产生的逻辑漏洞也要远少于一神教所主张的“全能全知全善的唯一真神”再加上吠陀宗教不是靠禁止其他思想流派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而是通过自我的调整和重组来保持竞争力。正因如此,不管世界怎么发展,吠陀宗教都能进行逻辑自洽的调整和适应,诸如轮回转世、因缘果报这些古老的世界观,即便在当今社会依然能够焕发活力。

在秦朝开启大一统之前,中国的思想也很多元。春秋战国时代为啥能百家争鸣?不就是因为散装嘛!你的学说在这个国家不被接受,可以去别处碰运气,很多春秋战国的思想家都是这样到处游说到处碰壁百折不挠才最终得到认可的。孔子早年曾在齐国受到排挤,齐国的大夫甚至想要加害孔子,亏得他有鲁国这条退路,否则咱们历史上可能就没孔子这号人了。大一统之后,这退路就没了——说错一句话轻则仕途不保、重则脑袋不保……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智慧就是“明哲保身”,在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都非常谨慎,整个社会环境也不鼓励你太有想法

南亚地区思想开放的传统,一方面保持了思想的活力,使得印度人非常擅长批判性思维,在表达观点时毫无顾虑;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自信。

我们经常会觉得印度人有种“蜜汁自信”,非常傲慢自大,这正是源于他们对印度文化的自信。思想开放必然伴随文化自信,只有自信的人才愿意接纳不同的观点,才敢于面对各自各方的质疑印度人虽然在物质上十分崇洋媚外,但似乎在文化上确实不鸟西方那一套,有着自己的坚守——至少明面上不鸟(潜移默化受影响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你会发现印度裔妇女即便移居别国,还是会在日常生活中身穿自己的民族服饰。有了自信能够大大提升精神控制力——只有自信的人,才更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就像我前面说的——哪怕我明知一个印度人在满口跑火车,可他那副言之凿凿的模样,就是让你觉得可以相信他。

说起印度的文化自信,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就是辨喜(Svāmi Vivekānanda,斯瓦米·维韦卡南达,1863-1902年)。对内,他借鉴了基督教的社区服务概念,赋予了印度教徒宗教使命感;对外,他在19世纪末将经过改良、用西方价值观重新包装过的“新吠檀多”灵性文化输出到了欧美,在欧美国家获得了强烈的反响,现在许多欧美人民痴迷于灵修、冥想、瑜伽,追根溯源都是当时辨喜种下的因。

辨喜成功对外输出印度文化的壮举,对于彼时迷失在殖民文化中的印度人民仿佛一盏指路明灯;他让印度人民看到——印度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有能力影响和改变世界。这使得印度人民对自己的文化突然间自信爆棚,间接促进了他们对独立的追求。(参见《是什么让莫迪成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简史》)

辨喜带来的这种文化自信影响了后来的每一个印度人,几乎就跟孔子对中国后世的影响一样,并极大推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由于长期受宗教洗脑,印度人本来就够自信开朗了,文化上的自信再一叠加,对整个印度国族产生了逆天改命的效果。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提出过一个“世界导师”(Vishwa Guru)的口号——而“世界导师”指的正是辨喜。现在这个口号被莫迪当做了长期战略,其野心是要让印度立于世界之巅,将印度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输出

印度的野心是成为“世界导师”

印度自古以来在思想上的自由开放,在如今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延续。西方社会所主张的民主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跟古代南亚的吠陀宗教是一样的——虽然在精神上控制你,却不在思想上限制你。西方民主社会也给人洗脑,但无论如何对不同的观点有极大的包容性。

客观来讲,印度的民主制度非常拉胯,既劣质又低效,并且随着莫迪政府对集权的日益收紧,印度式民主的槽点也越来越多。但我们无法否认民主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得当代印度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这点我被关在印度集中营里的时候深有感触——虽然集中营里面发生着各种荒唐的事情,但我们仍然拥有基本人权,给我们留了一扇可以将这些事情曝光出来的窗。集中营里的人们能通过示威抗议让外界知道他们处境,同时新闻媒体也会跟进报道,利用舆论来对政府部门施压,迫使政府做出相应的改变……印度确实存在许多的黑暗,但基本的民主原则让这种黑暗不至于令人绝望——宝莱坞电影至少敢把这些黑暗拍出来并展现在世人面前,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这亦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因为“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不怕扬自己家丑、揭自己短,把问题暴露出来才能加以纠正。

我承认,民主制度下的决策者有时候会被民意绑架,使得一些在长远上对国家有利的政策无法实行,比如说莫迪政府最终失败的农业改革就是一个例子;民主制度的效率在很多时候也非常低下,由于缺乏一锤定音的决策者,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不断拉锯扯皮……但对于有能力的个体发展而言,在思想开放的民主社会环境中,选择和机会一定会更多。就好像战国时代那些思想家一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你的能力实实在在,有其他阵营会接纳你。如果你想要从政,执政党不喜欢你,可以投奔在野党、反对党;如果你有独到的想法,这个公司老板不赏识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公司,总有你发光发热的机会……在这种机制下,尽管未必能保证社会和企业内部的效率最大化,然而一定能保证个体思想的活力最大化

有自己的想法只是第一步,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也很重要。表达虽然是人的天性,却并非人人都懂得如何表达。首先要有组织语言的能力,其次要有敢于吐露的勇气——这两点印度人都不缺,他们不仅会说,而且敢说。这从一些印度男人追求女生的风格就能看出来,他们看到漂亮妹子就会去搭讪,貌似从来不担心表白被拒尴尬丢人,也完全不存在“社死”这个问题——只要表白的人次足够多,总能碰到瞎了眼的女生看上自己;但你要是连开口都不敢,那就什么机会都没了。另外或许是由于印度社会浮夸成风,对于“信口开河”的包容度也很高,印度人普遍存在“轻诺必寡信”的问题——承诺的时候一口一个“No Problem”拍着胸脯让你放心,等到兑现的时候却两手一摊挠挠头。

作为我们中国人无疑会觉得他们不靠谱,因为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文化里,非但话不能说得太满,甚至很多话都不能说得太直接。“直言不讳”等同于“口无遮拦”,常被视为愣头青的特征,会觉得这样的人缺乏社会经验、没有被社会毒打过;懂得“沉默是金”才是成熟稳重的表现。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正是因为“祸从口出”在中国实在是太普遍,说错话、说大话的成本很高

但欧美社会的文化其实更加接近于印度文化,虽然不至于像印度人这么不靠谱,但他们也是允许说话有水分的。这可能是因为在这种老百姓投票选领导人的民主国家,政客得要敢于自我营销自我吹捧,才能获得选民的青睐;你要是一开始不敢把话撂出来,别人甚至都不会多看你一眼。在欧美跨国公司里头升迁的逻辑,也跟政客搞竞选有点像——工作成绩自然是必须的,但在成绩之外,光会埋头干实事的人未必能得到提拔,那些大胆、敢于创新、敢于表达自己、敢于做决策、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更加容易得到赏识和器重——不怕你说错话,就怕你什么话都不敢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谦逊”的美德、“谨言慎行”的风格,在西方社会是个纯粹的劣势,人家根本看不懂这一套。按照他们的思维,你先得要敢吹你自己有多牛,别人才会觉得你牛;你要是谦虚地说自己不行,别人就真以为你不行了……因此惯于循规蹈矩、闷头苦干的中国人,即便专业能力再怎么优秀也很难得到升迁。中国人缺乏竞争力的同时,一些欧美国家的人也有自己的缺点——他们有时在个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太缺乏等级社会、人情社会的意识——具体表现就是 “不会做人”,很多时候脑子轴不会变通。在这种环境下,精于各种潜规则、人情世故,擅长精神控制,同时又思维活跃能说敢说的印度裔,自然当仁不让地脱颖而出。

中国几千年来思想上的大一统,间接影响到了中国企业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以及企业文化。相当一部分企业就好像传统官场的缩影,不鼓励个体太有个性和思想,直言不讳者在职场上很难生存,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管理者的绝对权威和员工的绝对顺从被视为效率的保障,整体而言容错率低,那些有能力但低调而顺从的人更容易得到提拔。所以中国社会想要鼓励创新就很难——你不可能指望既要搞创新又要不犯错。假如想要在大厂通过按部就班的晋升,最后能够幸存下来的通常都变成了老油条。打个比方来讲吧,中国人在不断往上爬的过程中,大部分人性格和思想上外露的棱角都会被磨掉;但印度社会只会磨掉性格的棱角,思想的棱角不但得以保留,还能茁壮成长。

包括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由于长期受中国影响,或多或少也都有跟中国一样的问题,在文化上偏于内敛保守。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企业里东亚裔的管理者偏少——说白了还是因为文化意识形态不匹配。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中国文化中被传为佳话,然而诸葛亮这样的人要是生在美国文化的环境中,那估计一辈子都只能“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印度文化不仅和美国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更有自己人情社会的独到优势,印度裔能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关于抱团

关于海外印度裔,还有一个很多人提到的特点是抱团,这一点也能通过社会文化来解释。

首先,印度人出海是有同乡会的,跟咱们中国浙江福建一些地方很像,一个人在外头闯出名堂了,会带着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出来求富贵。而且不同地区的印度人出海的方向也略有区别,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一窝蜂往美国跑,比方说喀拉拉邦的马拉雅利人爱去中东,泰米尔人爱去东南亚(泰米尔语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在传统上是那种对人际关系高度依赖的农业社会,社区关系非常密切;种姓社会内部的固有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卷内斗的消耗。中国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中国内部的恶性竞争几乎是一种传统,“老乡见老乡,背后是一枪”,熟人之间常会因为利益反目成仇。这可说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个副作用——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做得,我自然也做得——连一个孙猴子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坐玉帝的位子,没什么不可逾越的底线。但在印度传统种姓观念里,有些事情“只有我做得,你却做不得”。印度教徒一生下来,自带种姓社会的等级烙印,族群内部的固有秩序,使得不同个体的职责界线明晰,避免了相互倾轧。在没有外敌的时候,印度人内部也撕,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之间很分裂;可他们在面对外部竞争的时候立马能够相互合作,抱团起来一致对外。族群内部固有秩序使得他们更容易安排分工,也更容易推选出一个让所有人信服的领导来,就好像在狗的社会里,互相闻一下尿里头化学物质的气味,就知道谁是老大,避免了无谓的内部厮杀。

其次,这种能够抱团的传统,并不是印度人去了海外才有的,而是英国人教出来的。古代的印度被外族入侵的时候,那些小邦国并不知道要抱团起来抵抗,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英国人殖民印度次大陆之后,试图对不同族群“分而治之”以实现相互制衡——除了不同邦国、民族之外,他们还画蛇添足地对不同宗教群体也进行了分化,通过宗教识别分割了孟加拉省(参见《南亚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漫谈》)……没想到这一做法导致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觉醒,整个印度抱团起来把英国人赶走了;更没想到的是,当英国人这个外力消失之后,驱动印度人抱团的宗教民族主义反噬了印度,造成了印巴分治。如今的印度人,虽然平时看起来松松散散,但只要一有外力出现就会抱团。比方说假设有几个南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但在面对北印度人的时候,就团结成了泰米尔人;又假设有几个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分别是比哈尔人、拉其普特人、孟加拉人,但在面对穆斯林的时候,他们就团结成了印度教徒。

最后,中国人在职场上多少还有点习惯上要避嫌的心理。无论是中国的官场还是职场文化,拉帮结派、发展自己的小团体都是上头特别忌讳的事;还有些人则会有“内举避亲”的心态,觉得把职场上的机会和资源明目张胆地留给自己人,会显得自己不够公正无私。但印度人完全没有这个心理负担或者道德负担,他们觉得大家一起出来混,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帮自己人一把无可指摘;尤其在海外,大家都是背井离乡的印度老乡,上下级和同事之间互相包庇根本不算个事儿。伊隆·马斯克买下推特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印度裔高管提拔的小团队给炒了,因为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影响到了公司内部的公平和效率。当然,你永远不要尝试去跟印度人谈公平问题,因为印度的社会文化中“不公平”才是天经地义。我们眼中的“不公平”,在印度人看来那是神的旨意、业力的安排。

除了以上谈到的印度社会文化对印度裔优势的塑造外,还有几项“利好”也推动了印度裔在国际舞台上的崭露头角。

第一,是印度人对管理的渴望

首先,在种姓制度的价值观中,管理者属于刹帝利阶层,是高人一等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会对淡泊名利的清高之士赞赏有加,另一方面由于官场是非多、伴君如伴虎,在渴望权力的同时,人们对权力的反噬心存顾忌;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人对于进入管理层的渴望也并不特别强烈,因为社会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对不同工种的劳动者都能给予同样的收入、尊重和社会地位。但印度就不一样了,“劳心”与“劳力”乃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社会阶层,只有前者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社会地位(参见《印度人民三观之下的“八荣八耻”》)。这不仅造成了印度服务业的畸形发展,也使得印度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要跻身管理层,极为热衷报考MBA工商管理学。印度大学生考MBA的热情就跟有段时间咱们中国大学生考雅思考托福差不多——考雅思考托福的人不一定就真会出国,考MBA也不一定真的就去当管理层,但有道是“技多不压身”,当机会真的降临时,拥有MBA文凭的印度裔就是那个“有准备的人”。

第二,印度裔在欧美社会被接受的程度更高。

由于长期的政治博弈,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对俄罗斯、中国在商业上的防范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华裔恐怕很难在欧美大企业获得充分的信任;而印度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政治制度和教育体系都与英国一脉相承,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尽管印度跟俄罗斯关系密切,却依然能够获得美国的信任。首先,英语是印度最主要的官方语言其次,北印度人在人种分类上属于白种人;第三,印度本身是英联邦国家——因此从文化、血缘、政治各方面,欧美社会都会觉得印度裔比华裔、日裔、韩裔要更为亲近。尤其是在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印度裔就跟爱尔兰裔、西班牙裔一样,区别只不过在于先来后到。印度裔无论是当选美国副总统还是英国首相,其违和感都并不会显得特别强烈。

第三,印度本土的恶劣生存发展环境所迫。

印度人会成群结队去海外发展,最重要原因还是国内发展条件不好,那些能够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印度裔,在印度国内则未必能成功。印度本土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于被传统财阀所垄断,印度最知名的企业家、管理者几乎都来自于财阀集团,很少有像张一鸣、刘强东那样白手起家的互联网新贵。财阀集团同时拥有资本和政府关系,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起像Jio公司这样的通讯巨头,将印度国内的那些老牌电信企业打得左支右绌。不妨这样说吧,印度这样的国家,无论创业还是个人发展都缺乏一个公平开放的环境,自然导致了人才大量外流。对有才华有抱负却又无权无势的印度人而言,去海外反而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并且一旦出国就会千方百计扎根留下来,免得回到印度地狱般的环境。

结语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一千万印度人移民到了海外,这些人大部分都属于印度最优秀最富裕的阶层。可说印度培养出来的大量顶尖人才,都给西方发达国家送人头去了,这种人才流失是印度难以言说的痛。尽管移居海外的印度人给印度挣了不少外汇,印度裔当上不少跨国公司的CEO,官居美国副总统、英国首相更是“为国争光”挣足了面子……可印度本土却依然还有许多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

因此不少中国人听闻印度裔担任英国首相的新闻后,颇有些不以为然,有的人认为正因为首相自己是印度裔,所以为了“避嫌”可能反而会对印度不利;也有人觉得这些海外印度裔的成功并不能帮助到印度老百姓……

我觉得吧,只要这些新闻能够增强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那么对印度整个国家就有极大的助益。正如同我们中国人不会去纠结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是否中国籍、这个诺贝尔对中国有没有实际的好处,或者奥运健儿摘金夺银是否会让我们的收入增加;印度人显然也不会在乎那些印度裔成功人士跟印度的联系究竟有多密切。海外印度裔有了出息,其意义在于光宗耀祖,由此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能够实实在在地让印度人民构建起更为牢固的国族认同和更为强烈的文化自信——从长远来讲,这些东西对国家产生的效益远大于单纯的经济利益。

同时,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2022年以来的国际形势对印度更是一片大好,印度在接下去几年应该将会迎来一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一些海外印度裔已然嗅到了回国创业的历史机遇,他们印度海外公民的身份、以及对印度社会潜规则的熟悉将会是个极大的优势。我个人认为今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由于印度社会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弊病,印度的人才会继续往海外流失;另一方面,在印度政府出台的鼓励政策下,在海外积累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的印度裔会纷纷回国开发印度这个大市场,为印度的经济和文化注入大量新鲜血液,实现对印度的反哺。从最近两年印度独角兽企业的爆发式增长来看(目前印度已经有超过100家独角兽企业),这种洄游式的循环似乎已经开始了。印度对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只要其政治环境能够保持稳定,其前途相当可观。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国际形势依然存在着非常多的变量,一切还未可定论;本文从文化和制度上所进行的分析,只是对整体的大趋势做出的可能性判断。

客观来讲,文化和制度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而是需要有其适应的时代和土壤。某种文化制度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优势,未必能在大环境大形势发生变化之后继续保持下去。与此同时,也没有哪一种文化和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在需要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的领域,中国固然不如印度;但要论进行社会改革、集中力量办大事,印度却也是困难重重前路茫茫……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让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输出中心;而印度文化在培养管理人才上的独特优势,则很可能会使得印度成为世界管理人才的输出中心……“世界导师”的口号,或许并不那么荒诞。

这一切只能说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的文化制度有着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优势要保持,劣势要正视;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可妄自尊大——吠陀文明固然源远流长,我们中华文明又何尝不是呢?

张益唐 天才的野心

张益唐是个「ambitious」的人。他一生都致力于研究数学中古典的大问题,并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冒险和境遇窘迫。但人生的奇妙之处在于,张益唐命运的改变并不是来自于他研究了几十年的「大问题」,而是源于一次旁逸斜出。如今潮水退却,张益唐重新回到他的主路,思考他的数学宇宙。数学中并不总有灵光一现的时刻,更漫长的是自我的孤独与煎熬。

文|杨宙

采访|杨宙 林秋铭 翟锦

编辑|金焰

摄影|尹夕远

原载《人物》

 

盛情难却

一个天才在抵达人生的巅峰时刻之后,会发生什么?

央视节目录制的后台休息间,张益唐和妻子孙雅玲端正地挤坐在沙发上。张益唐谦和平静,妻子笑得灿烂。

前一晚,他们在宾馆大吵了一架,为的是今天上台录节目,张益唐应该重点说哪些内容。讲太多关于数学的研究,是妻子最无法忍受丈夫的一点。「你东西做得怎么样,不要讲太多,简单点讲,中间你的磨难,每个人都爱听这些东西,磨难当中怎么坚持,后来我得了什么奖。」据说吵得连宾馆经理都接到投诉前来敲门。

显然,张益唐没有赢过妻子。在被观众包围的圆形舞台上,张益唐一一按着妻子提出的三大重点,有条有理地做完了演讲——起点、磨难与奖项。关于数学的部分,只用了两段话匆匆带过。

妻子的话不无道理。作为国际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张益唐最重要且唯一的成就——2013年「孪生素数猜想」的证明过程,世界上只有少数数论学家能真正看懂。而在获得成就以前,他过往58年人生的「传奇故事」倒是所有人都津津乐道的:一个北大的数学天才,一个落魄的赛百味员工,一个50多岁籍籍无名的普通大学讲师,凭一篇论文一举成为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

算起来,那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类似的演讲邀请在国内数不胜数。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担任终身教授的张益唐每年有两个月的时间回国度过夏天。除了先后在中科院和北大给学生上暑期课程,他的一系列关于「我的数学生涯」的演讲从香港、澳门、内地的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早在每年开春,纷至沓来的邀请就塞满了张益唐的学校邮箱,得不到回应,它们又会出现在他妻子的微信里。大多是熟人、校友,妻子用表格按地区和时间排列好,如秘书般严密策划行程。

有时候,一些活动的意义让人费解。在2018年一个互联网巨头公司的科技大会上,张益唐被邀请上台,与其他几位国际数学家站在一起,举着写有自己心中最美公式的小黑板,没有发言。在今年广东沿海一所高校的荣誉院士颁授及学生毕业典礼上,受到该校新任校长、他的北大师弟的邀请,张益唐在做完另一所学校的演讲后,与妻子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典礼现场。典礼长达两个多小时,院士轮番讲话,毕业生挨个儿上台拨穗,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除了捧师弟的场之外,与张益唐没有一点关联。

《人物》记者参加了这场典礼。开场前,背着双肩包、拄着拐杖的张益唐被工作人员误认为是家长,差点让他在大厅外排队等候。在混乱的彩排阶段,他与妻子坐在第一排的正中央,是最早到场的嘉宾。活动结束,夫妻两人从礼堂往外走时,妻子还是笑得灿烂,手上抱着两套学校宣传册——就是散发在每个座椅上,你一般不会带走的那种。

张益唐曾经说过,对于出名,他并不感到高兴,反而觉得头疼。但对于妻子孙雅玲来说,出名让她融入新的生活。作为张益唐最信任的人,她接触到了热闹的新世界。

孙雅玲来自东北,90年代末到美国打工,在餐馆打工时认识了当时正与朋友聚餐的张益唐。与沉默寡言的张益唐相反,孙雅玲极其外向开朗。她自小是家中的大姐,性格坚韧,张益唐每周7天在学校潜心工作,她则包揽了家里从做饭、搬家到爬树剪树枝等所有家务。家务之余,她会到当地免费学校学电脑、英语和缝纫,周末没课就背起书包带瓶水,独自在圣塔芭芭拉周边游荡。

每年回到中国的两个月是她更加开心的日子。周围都是中国人,语言终于毫无障碍了。前几年随张益唐在中科院附近的公寓短住,她自己就可以摸索着坐上19路公交车,到海淀的紫竹院公园跳广场舞。这几年回国次数多了,她也几乎熟络了数学圈里的一切大事与八卦,微信列表里排满了中科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等顶级科学家的名字。圈中人都知道,要找张益唐,先找孙雅玲——孙雅玲几乎从不拒绝。她向《人物》记者描述,被张益唐拒绝了的人找到她,她立刻拍板,「订票订票,这事我做主。」

而对于种种熟人邀请,张益唐的态度则是模糊的。对于需要专注思考的数学家职业,过多的活动必然是一种干扰。他心里清楚,「有些并不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只是一种面子,不好推却,我才去的,不是说我喜欢去。我还是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着。」

「为什么不好推却?」

「中国有一句话,盛情难却。」

但只要妻子安排上了,只要不影响授课,他最多稍稍提起音调表示生气,随后又会降下去,变为沉默。这种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是分裂的两个张益唐,也出现在许多其他时刻。讲台之上,无论是作为演讲者还是教师,他都是那个绘声绘色的入世者,善于言辞,通晓文学艺术,在美国学生对数学普遍兴趣不高,以及他本人强烈的口音等不利条件下,他依然是学生评分中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到了台下,他又立刻变回最沉默的人。接受《人物》采访时,当被问及为何他的眼睛一直没离开办公桌上的一沓写满数字的草稿纸时,他声称自己「可以边采访边想问题」。而对于我们的问题,他的一个经常出现的答案是:「你问我太太吧。」

这样一种并不热情的态度,却一点都不会让人跟高傲扯上关系,相反,他身上有一种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谦逊。正值北大毕业时节的6月末,前来采访孙雅玲的《人物》记者被北大门口的保安挡在了门外,电话里孙准备出来接应。那几乎是北京最高温的几天,将近20分钟后,戴着茶色墨镜的张益唐拄着拐杖,和妻子一起从远处缓缓地走来。他说话做事斯文儒雅,一顿一挫。那时他们刚到北大一天,不确定如何领人入校。在孙雅玲试图用「这是大数学家张益唐」向门卫解释之后,张益唐缓缓地掏出钱夹里的校友卡,谦和地问门卫:「您看这张行吗?」

 

一匹 Lonely Wolf

加州圣塔芭芭拉,美国西海岸的阳光度假胜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就伫立在绵长海岸线的一角,从谷歌地图上俯瞰,学校里的那片沙滩往外,就是浩瀚的太平洋。

在孪生素数猜想取得成果之后的第三年,张益唐成为这所大学的终身教授,从美国东北部寒冷萧瑟的新罕布什尔搬迁至此,在60岁时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这里,每周一三五上课,今年被分配的矢量微积分课程对他而言驾轻就熟。每周7天,早晨7点钟校巴从离家十几分钟的站台经过,张益唐常常在这个时候上车,以躲过再晚一点儿的学生高峰。他往往带着一颗水煮鸡蛋和几块bagel面包,再配上学校买的咖啡开始新的一天,直到晚上7点离开办公室。

但他的教学任务不多,只是喜欢在学校待着,思考。他没有科研压力,因为不需要通过不断发表论文去获得更多项目经费。给同事韦国芳留下印象的是,到学校将近3年以来,他似乎连start-up里的经费都没有申请完。毕竟,对张益唐来说,做数学只需要纸和笔,有时甚至二者都不用,「只要脑子去想就行了」。

他几乎像是数学系的隐形人,每天就坐在自己位于South Hall 6层的狭小办公室里,关上房门独自思考。同事和学生都了解他的习惯,「open door」 policy,只会在门敞开的时候前来找他。长久的专注与独处,让坐在对面办公室、同样也是60多岁的老教授Mihai Putinar惊叹,真是一匹lonely wolf。

只有下午的一小段时间,在数学系大楼不远处的杜鹃花丛、入海口不远处的湖泊,以及面向太平洋的沙滩,人们可能会看到独自散步的张益唐的身影。他的博士生Garo Sarajian说,散步同样是他思考的过程。

成名之后,《纽约客》记者曾问他,数学家需要什么天赋?「专注。」张益唐毫不犹豫地说。

早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当讲师时,张益唐就坚持每周7天到办公室上班。不像温暖的加州,有时在东北部的冰天雪地里,学校校车停运了,他就穿上长靴,踩着齐膝的雪步行到办公室。

孙雅玲回忆,有一次张益唐在大雪里边走边想问题,一不留神崴了脚。因为没有骨折,张益唐怕麻烦不愿意去医院,从此落下了跛脚的毛病。

他原本有一辆开了很多年的福特汽车,但去新罕布什尔之前就被卖掉了。车在雪地里不好走,更重要的是费神。「开车时想问题虽然也没出过什么事,但后来每次开车前,总要告诉自己『别去想了』,『开车时可不能走神』。不开车比开车过得更自在一些,少了很多束缚,也没有负担。」

妻子孙雅玲说,有时候张益唐会彻底沉浸到一种只有数学的状态里——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在长达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就会经常自言自语,「脑子就像走神一样」。「他根本就不能开车,什么也不能,就走路,低头走,边走边想,就这样的。有时我睡到半夜一看,给我吓一跳,他睁着眼睛呢,就是睡睡醒醒、醒醒睡睡的状态。」

为了让他分散注意力,孙雅玲有时会在出门前准备好馄饨皮和馅儿,让他动手包馄饨。等她回家一看,皮和馅儿都没剩。「我说他还挺会包」,第二次、第三次也是这样。「我说这还用算呢?他说当然用算了,他把那馄饨皮像扑克牌一样扭开,如果是100个皮呢,那碗里馅儿他也分100份,这样包出的馄饨不多也不少。我说,哦,这数学还有点用啊!」 在孙雅玲看来,一个人只做一件事,「上班这样,下班这样,也不说话」,是可能会得忧郁症的,除了包馄饨,她还会让他炒菜。

在获得巨大的声名之后,张益唐曾被邀请访问普林斯顿6个月。一部名叫《大海捞针》的关于张益唐的纪录片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彼得 · 萨纳克说,有一天他偶然碰见了张益唐,于是跟他打招呼,张益唐回应过他的招呼后说,这是10天来他第一次跟别人说话。萨纳克想,即便是对一个数学家来说,这也太过孤独了点,于是他邀请张益唐每周来和他共进一顿午餐。

事实上,对成名后的张益唐来说,孤独是他的常态。从美东搬到美西之后,过往20多年的朋友联系渐渐淡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他还会为一场篮球比赛的得分、一张新买的勃拉姆斯唱片拨通朋友的电话。而现在,好友们为了不打扰数学家思考,来往越来越少。就连张益唐每年在朋友生日时会固定发送的生日邮件也搁浅了。问起为什么不发了,他的解释只是模糊的「时间长了,跟谁也不发了」。即便在家中,他也会在听CD时戴上耳机,「不知道他在听《柴可夫斯基》还是什么。」孙雅玲说。张益唐在回答《人物》记者的问题时,曾经多次提到对孤独的自如,「习惯了,我习惯孤独。」

在这个或许是人为营造出的孤独世界里,如今64岁的张益唐依然保持着极强的专注力和敏锐度。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学系主任Jeffrey Stopple不常与张碰面,却在与他学生交流时发现他们正在从事一些「非常ambitious」的研究;博士生David Nguyen则每次都在一系列繁复冗长的计算中对张准确的判断力惊叹,「他总是知道最关键的那一步」;也是因为这样,博士生Garo每次与张交流的时间都显得极其短促——有时候5到10分钟就结束了,因为对话总是在他尖锐而精准的指导下很快结束。「他就像是一位精确度无与伦比的世界级外科医生。」Garo说。

他把所有剩下的时间都留给了自己从青年时代就下定决心从事的「大问题」: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作为广义黎曼猜想的「一种特殊并且可能比其弱得多的形式」,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证明对于推动黎曼猜想有极大的意义,与他此前的孪生素数猜想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用他的同事、数论学家Stopple的话来说,如果张能对此作出证明,那么加上他的上一份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其概率)就像是同一个人被闪电劈中两次。」他说,「如果他从未成名,那么做出这项工作也会让他跟上次一样被世界瞩目。」

6月底的一次国内学术报告中,面对大部分冲着他传奇故事而来的观众,他还是认真地讲述了这个他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研究的工作。有那么一刻,他忽然放慢了语速,像是对着前方的一片虚无,这条漫长道路上的终点:「对于数论学家来讲,有两个宇宙,在第一个宇宙里,不存在朗道-西格尔零点,但在第二个宇宙里,有此零点。」

「我们的困惑是,并不知道我们到底生活在哪个宇宙里面。」

张益唐在比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沙滩上散步,并写下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 图源Quantamagazine

最重要,最著名,最冒险

过往4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张益唐事实上只发表过3篇论文。除了2013年的孪生素数猜想之外,另外两篇分别发表在2001年的《杜克数学期刊》和1985年的《数学学报》上,都与黎曼猜想有关。

长久不发论文的原因,是他很难接受「Partial result」。这些年里,他自称手上攒了一些随时可以出成果的研究,但拿出来他不甘心,「为什么我不能把它完全做完?完全做完之后拿出来的东西就是大东西了。」这与如今主流的数学家不同——更多时候,当今的学术圈讲究交流与碰撞,不断发表论文才能获得同行反馈,从而推动研究。

无论是学术风格还是个性上,他都是个「ambitious」的人。他几乎只做数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博士毕业之后便直接投身数论领域最重要的黎曼猜想相关研究。他曾经在采访中说:「我有这个野心。黎曼猜想在数学界是公认的,不管是哥德巴赫猜想还是孪生素数都没法跟它相比,它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问题。」

这是张益唐真正想要做出的「大东西」,即使他自己也承认,没有太多人可以真正做下去,因为「毕竟是太难了」。但这也正是他最爱的数学的开阔幽深之处。朋友齐雅格说,「他就是对大问题感兴趣,所以是很冒险的事情。也许你一事无成,等于你到头为零。你要是做到二流、三流的水平,那总是有进展。」

北大数学科学学院院长陈大岳介绍张益唐所从事的解析数论领域,「留下来的问题都是一些硬骨头」。陈大岳说,北大数院有一位数论方向的副教授,是张益唐的同门师弟,毕业时曾做出过很好的研究工作,但后来一直没有更大突破。

「所以这个领域并不容易。你看张益唐自己前面也是,20多年也是很低沉,后来才一鸣惊人。他有更坚强的信念,更执着的追求,所以后面终于有一个机会给他逮住了。」陈大岳说。

「想要重大突破,就要耐得住寂寞,甘冒风险,有可能一无所获。」陈大岳说,「你看人家安德鲁 · 怀尔斯,人家是拿到tenure(终身教职),然后他中途做8年,把费马大定理做完了。」

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张文鹏与张益唐师出同门,在80年代分别师承数论泰斗潘承洞与潘承彪院士。90年代刚毕业时,他也想过做大问题,但很快就放弃了。「没有任何底气,没有任何把握,可能一辈子做不出来,你可能面临着连个副教授、正教授都评不上。」他形容张益唐做的古典、经典的大问题,可以用大煤矿来比喻,「而我们就是在旁边旁敲侧击地做一些小生意」。

事实上,张文鹏的担忧正是张益唐前半生的写照。

1991年博士毕业后,张益唐与普渡大学的导师莫宗坚不欢而散,没有拿到推荐信,也没能找到一份可以接纳自己的教职。读博的最长期限7年到期,他开车漂泊在四处,到各个学校应聘,可能是因为通讯不那么方便,也可能是因为缺少了导师的推荐信,找工作无疾而终。

当时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沈捷偶尔会接待这位北大老同学。当年在北大,张益唐是班里「所有人之上、比第二名高出很远的人」,沈捷记得这位过去爱聊天、爱背诗词的天才变得沉默。那些年在美国的北大同学聚会上,再也没出现过张益唐的身影。

后来,在一位北大化学系校友的邀请下,张益唐来到其在肯塔基州开的赛百味加盟店当会计,店里忙的时候也帮忙收银。他会做三明治,但并不想做。不工作的时候,他常去附近肯塔基州大学的图书馆读代数几何和数论方面的期刊文章。几年以后,他在《杜克数学期刊》上发表的重要论文,就是来自这一阶段的积累。

当时的IT行业方兴未艾,按张益唐的好友看来,以他的数学能力,进入IT行业很容易,至少在经济上会收入不错。一个例子是,1999年初,一位在美国英特尔公司工作的、北大时期的一位师弟找到张益唐,让他帮忙解决一个网络设计中技巧性极强的纯数学问题,张益唐花了一星期解完,后来还成为了一项专利。但除此之外,张益唐再也没有涉足过这个领域。「他选择了(数学)这种东西,至少他把其他很多的追求就放在一边了,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承受很长一段时间那种生活的不顺利、不愉快。」好友说。

这样的日子延续到了1999年。

在北大师弟葛力明的推荐下,张益唐来到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大学担任临时讲师。这是毕业之后,他第一次接近学术工作——尽管只是每学期上4门课,按日结薪,没有研究经费。但这些都对他不重要,至少那里还有办公室,甚至对他来说,纸和笔足矣。

张益唐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和学生讨论数学问题  图源discovermagazine

某种程度上说,在新罕布什尔的日子,除了职业从赛百味员工转变为教师之外,张益唐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变化。那一年他44岁了。租在距离学校8英里的小镇上,与几名学生住在一起,睡觉时只有铺在地上的床垫。周末他会给他们炸花生米、包馄饨。那样的日子已经让他满足,多年以来也没有主动申请正式岗位。

他继续在做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等几个多年来研究的大问题。周末校巴停了,他需要走上好几公里,乘坐慢慢的火车来到办公室。同事李林园就是在那时与他相熟的,因为知道华人在美国工作不好找,他也从来没有问过张益唐,为什么到这个岁数依然还是个临时工。他只听过他正在研究难题,但具体是什么,他也从来没过问过。下班了,他们各自回到不同的镇上,人来人往,疏离又自由。

50岁那年,临时工张益唐才正式被学校聘为正式讲师。2001年在《杜克数学期刊》上的那篇与黎曼猜想相关的论文发表之后,当时的系主任Kenneth Appel想直接通过这篇文章将张益唐提升到教授级别。Appel是世界级的数学家,在1976年完全证明了四色定理,但他的提议遭到系里同事的反对。

孙雅玲回忆,她当时很生气,质问张益唐,「你怎么不去争啊?」她恰好得知同系一个32岁的大学生工作的第二年就提了终身教职,就去找学校理论,「我说张益唐教学能力特别差是不是?人家怼我说张益唐论文数量不够。」

10多年后,坐在中科院的办公室里,《人物》记者问张益唐:「这个问题上如果你做了十几年,却没能成功,甚至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你在做这个工作,那怎么办?」

「那才好呢,」张益唐说,「这样我就可以安静下来了。」

如今回忆起张益唐最困顿的岁月,朋友们最深的感受都是他精神上的富足。每次朋友们聚在一起,大家聊的都是「奇点啊,霍金啊,爱因斯坦啊,哥本哈根学派啊,量子力学什么的,谈一些很宏大的问题」。每当张益唐去纽约的好友家,两人在门口点根烟,谈谈文学,谈谈历史,烟雾里缭绕的都是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好友看来,他们那代人是最后有共同文本的一代,很容易就聚在一块,因为「知识底色相当一致」。

好友齐雅格当时是迈阿密大学音乐教授,离张益唐不远,还开玩笑要带他去拉斯维加斯,「如果他要上拉斯维加斯去赌钱的话,他早富了,他不是说能记住6副牌的人,他60副牌都记得住。」齐雅格说,「我说我要不教你吧,咱们去赢钱,赢完了咱一半一半,他说算了算了,不用教我,我不会。」

许多年之后,齐雅格才听说他没有被导师善待,才听说他曾经住在车里边。在齐雅格的记忆里,张益唐当时活得自在,每次杜克大学的蓝魔球队荣登榜首,他就会打给作为粉丝的张益唐庆贺一番;有时候电话里张益唐还会哼起刚刚听过的一段交响乐。

对当时的他们来说,张益唐随意来,随意走,两人就像是「罐头朋友」,「什么时候都可以打开」,并不受到世俗的成败、地位差别的影响。齐雅格说,「他并不是因为我是音乐家,才跟我好,我也不是因为他是数学家,就跟他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他也觉得我是个好人。」

齐雅格到现在都还记得每年自己生日时,张益唐的电话打进来时的声音:「『祝你生日快乐啊,好了,我是张益唐』。『噔』就挂了。然后他就回到他的数学里边去,回到他的素数里边去。」

分叉的小径

人生就是如此奇妙。张益唐命运的改变并不是来自于他研究了20多年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而是源于一次旁逸斜出。

2008年的旧金山湾边上,世界最顶尖的一批数论专家聚在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准备攻破一个「就差最后一步」的重要问题——是否存在孪生素数间最大间隔的常数。这是与黎曼猜想、哥德巴赫猜想齐名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早在40年前,这个问题就看起来毫无希望。后来来自美国的Daniel Goldston、匈牙利的János Pintz和土耳其的Cem Yildirim已经投入多年,始终无法迈过最后一道坎。

一周之后,会议宣告失败。数学家Goldston甚至绝望地认为,自己有生之年都不会得到答案了。

当时,还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教书的张益唐,对远在西海岸会议中发生的一切悲观一无所知。他继续一边教学,一边研究着自己一直致力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命题。这一年,他还把自己写的一篇关于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50多页的文章挂在数学公开网上等待讨论。

两年后的一天,他在浏览Goldston、Pintz和Yildirim3人在2005年所做的工作时发现,距离得出最终结论——如一位数学家的比喻——似乎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了。这个问题他已断断续续想了多年。「我有一种直觉,我没法去论证这种直觉。」他后来对媒体说,「但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可以做出来。」他暂停了一直以来的其他研究,把两年多的时间投入到这最后一丁点的距离之中。

那已经是张益唐来到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第14个年头,他依然是一名讲师,如果没有什么意外,过几年他就该退休了。那时候他也还常去齐雅格位于科罗拉多的家中,他家院子宽敞,花园里时有梅花鹿经过。

2013年5月13日,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同事李林园还记得,大约上午10点,他刚刚下课,在办公室的走道上碰到张益唐。他拿着一封信,平静地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世界顶级数学期刊Annals of Mathematics 通过了他的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这篇论文打破了该杂志创刊以来的最快接受速度,仅仅3周就获得了通过。如后来人们知道的那个故事——2012年7月在齐雅格家的后院里,张益唐没有等来梅花鹿,却跨过了那根头发丝的距离。后来,张益唐到普林斯顿访学,遇到当时的审稿人伊万列斯,他评价那份证明,「水晶般地透明」。

李林园回忆那天的张益唐与寻常不太一样,「平时表情也不是那么多,那一天至少还是有笑容的。」那时春天来临,雪在上个月底融化了。那天中午,他们到附近小镇上的饭馆里吃午饭,没有喝酒,各自吃了个三明治,算作庆祝。

后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彼得 · 萨纳克在接受《纽约客》采访中这样评价张益唐的研究,「很多人像使用电脑一样使用定理,他们认为如果定理是正确的,那很好,我就可以用它,」但是张益唐的做法不同之处在于,「对技巧理解得足够深刻」。他修正了另外3名数学家的一个定理,最终跨越了那道门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教授爱德华 · 弗伦克尔曾评价,张益唐的证明拥有「文艺复兴之美」,尽管深邃繁复,但思路清晰明了。

突然而至的世界级荣誉没能让这个普通的讲师家庭立马适应过来。一连串的获奖消息、演讲邀请和采访需求,令张益唐和妻子无所适从。在去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取罗夫肖克奖时,孙雅玲发现丈夫并没有一件现成的西装。张益唐原本只愿意穿自己的夹克过去,孙雅玲赶忙在他出发前买了一件打折后30多美元的条绒西装上衣。到了现场她才发现,全场所有人都是「黑西装白手绢」。最后,张益唐穿着那件条绒西装,搭配自己的深色裤子,接受了瑞典公主的授奖。

当好朋友齐雅格在网上看到铺天盖地的关于张益唐取得重大突破的报道时,一度不敢确认这就是他熟悉的那个人。他兴奋地打电话给张益唐确认消息后,向张表示祝贺。而他记得,张益唐的语气中听不出一丝情绪的波澜,平静得「就像聊起最近买的一件衣服一样」。

 

尽管孪生素数猜想的证明带给张益唐巨大的声名,但他并没有在这条花了两三年的岔道上做太久的停留。他告诉《人物》,实际上在他投完论文之后,就拾起了过去长期研究的几个大问题,包括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也是因为如此,在计算出7000万这个无穷多个素数对之间的差的上限时,张益唐就不再继续往下计算了。用美国数学家丹尼尔 · 戈德斯通的话解释,「从7000万到2的距离,相比从无穷大到7000万的距离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从无穷大到7000万,是事物本质的区别。张益唐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当时我能用到的技巧只能将它定为7000万,这个数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我随手一算,算出7000万,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够了。从无穷大到7000万,是从无限到有限,从7000万到246,是从有限到有限。」

这是张益唐的风格,「够了,就没必要再回去了。」

后来,这个数字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陶哲轩的研究中,通过计算机缩小到了6万多,继而被英国数学家James Maynard缩减至246。那同样是重量级的成果,但这一切,对张益唐来说,似乎跟他毫无关系了。

纯粹的野心

爱因斯坦曾经有一个形容,他说他无法忍受科学家找那个木板最薄的一块钉钉子。

潮水退却,张益唐还是要回到他的那条主路,攻克「大的难题」。上一篇论文发表之后的6年多时间里,张益唐手头上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正在缓慢推进中。数学中并不总有灵光一现的时刻,更漫长的是自我的孤独与煎熬。

曾有记者问他,在一个问题上埋头苦干多年一无所获是什么感受时,他说疲惫,看不到希望,但很多时候还是很平静,「我的工作就是思考。」

前几年,当有记者问起张益唐,你从事多年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证明是否能够成功时,他的回答通常是「有希望,看到曙光了」。而今年当《人物》记者在苏州再次见到张益唐时,他说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阻碍,剩下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了。

「只剩下技术性的问题,是说它必然可以做出来吗?」

「应该是这样。」

如他惯常的回答,平静而自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又显露出他的野心。他曾经说过数学这个领域太难出东西了,有的问题100年都难以解决。但是他行走的那条路上,目前,「已经没有瓶颈」。

在加州,每当有新的进展时,他会分享给自己的两个博士生。「这是一个stubborn problem(顽固的问题),」 博士生之一Garo在发给《人物》记者的邮件中说,「如果有什么人能把它做出来,那一定是张教授。」

也是在跟随张益唐读博的过程中,Garo发现数学中需要更深邃的东西,那是导师擅长的「deepest thinking」。「数论领域很多都是老问题,人们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他说,而越是那些古老和看似不可能的地方,越需要「理解它们的幽微复杂之处」。

7月初,北京夏天最热的几天里,张益唐在北大为期一个月的暑期课开始了,今年讲的是高等数论里的模形式。教室里坐满了人,还有几个没有抢到座的学生站在教室后排。张益唐在两块黑板上写满公式,轻声讲课。

选课不分年级,没有强制要求,「我们也只能是创造条件,这些事情就跟谈恋爱一样,谈得成谈不成,有时候也看缘分。纯粹数学是人对知识的一种纯粹的追求,没有太多利益在里边。」北大数学与科学学院院长陈大岳打了个比方,「大家更像是要把一件事搞清楚,并不指望这个有直接的经济价值。(数学里边的)某些学科要是停顿10年或20年,本身对社会没有什么大的负面影响。」

但永远无法预知那些纯粹的、非实用性的智识成果对于未来的人类意味着什么。就像在去年的一次讨论会上,面对高能物理学博士关于数学的工具性的问题,张益唐回望物理学家杨振宁在70年代的发现:在与米尔斯提出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结构之后,杨振宁发现了在数学领域的微分几何方向中,与规范场相关的纤维丛理论早已存在。为此他还特地开车拜访数学家陈省身,表达对于数学神奇的赞叹。

而纯粹数学家走在这条道路上时,并未有那么多对于实用性与未来的顾及。「数学走在前面,」张益唐说,「数学家在发现的时候不一定关心,他也不知道怎么用,结果发现过了几十年以后,这个东西可以在自然科学上有一些连发明者都想象不到的应用。」

去年夏天张益唐第一次在北大开设这样「不知道怎么用」的数论课时,陈大岳曾在第一节和最后几节听过几回。一开始有一百多号人来,他有些担心这种课枯燥,会不太受欢迎。一个月之后再去时,他发现虽然人少了一些,但「还有八九十这个量级」。

下了课,在回答完一圈学生的问题后,张益唐走出教室,赶着去食堂的年轻学生们飞快地从他身旁擦过。这个64岁的数学家,背着双肩包,拄着拐杖,走在北大校园里,少有人认出他。

他说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正是在北大度过的。他还记得1985年去美国前,他在学校当助教。那时他教课是在北大的俄文楼,不远处的未名湖是他常常跑步的地方。他教本科的师弟师妹们微积分。

他在课堂上讲,一个东西一直对半分,最后无限趋近于零,如何去证明?当时的学生、现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导的李雷几十年后依然能够回想起这个课堂画面。记忆中的那位老师,穿着一件夹克,温文儒雅带着点南方的口音,说话就像念诗那样。

下课后,走在回宿舍或是去饭堂的路上,兴致好时张益唐会给他们背诵《红楼梦》里的诗词。只是那时候李雷还没有读过红楼梦,对其中的内容懵懵懂懂,只知道他是一位记忆力极强的老师。那也是李雷人生中非常开心的一段时间。20多岁的年轻人,刚刚脱离「文革」的禁锢,走向80年代初期的一段自由的日子。

李雷在张益唐去美国之后的几年也去了美国,但天南地北,几十年里再也没有和他见过面。数学系的教职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般只有等终身教职的老教师退休之后,才会有名额空出来。那个时候,他的很多同学都没有继续自己的专业。李雷曾经也对数学极度狂热,但毕业之后就转向了计算生物学,不再从事纯粹数学的研究。

2013年,在手机新闻里发现张益唐证明孪生素数猜想的新闻时,李雷哭了,「当然我觉得纯粹很重要,但是谁也不能完全那么纯粹。」

张益唐曾读过罗曼 · 罗兰的3本名人传记,他被其中米开朗基罗的经历深深打动了。「他被他这个天才左右了一生,他一生根本就没法从他这个天才里头自拔出来,所以他的生活某种程度像个苦行僧一样的,又是个工作狂。可是他的一切,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优势,为了他的天才而生的,他这一辈子就只能在这个范畴里头这么去干。」

他对米开朗基罗的认同感,似乎把自己投射其中。「我想你们这些人不能(理解),你们去读读《米开朗基罗》传,会有这个感觉。」

「如果你没有数学的天赋,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也许我能活得更快活一点。」张益唐平静地回答。Im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