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宁荣教授
又一次的开学典礼付诸东流，这一次春天的典礼是因为新冠肺炎，上一次冬天的典礼是因为香港动荡。不少朋友问我怎么没有看到我在新冠肺炎下的演讲、观点和文章？近两个月里，好文何止上百上千？有多少从疫情中央发出的令人潸然泪下的亲身经历？有多少发自内心的自省和思考？有多少对国家未来的焦虑和期许？我们已经好久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在同一个时刻、为同一个人、为同一件事发出我们谦卑的声音，吹起我们的口哨声？而这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希望类似的悲剧可以再少些；希望我们无需生活在不必要的恐惧之中；希望这个民族无论何时都是被人敬重的。
这当然是一场灾难。庚子鼠年以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开始了这一场天灾，但这也是一场人祸。根据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如果武汉提前三个星期开始狙击这一病毒，仅中国受感染的数目就可以减少95%。当然这只是一项研究，而现实与数字模型之间存在的距离有时可以是如此之大！如果武汉封城之后欧美各国不会如此傲慢，而是积极合作应对，今天的欧洲和美国或许就不会面对这样的人道危机！在全球面临这样的大灾难面前，相反，我们看到的是自私与自大、嘲讽与指责、恐惧与推卸，甚至阴谋论甚嚣尘上，代替了理性的思考和应有的反思。面对这样的世纪疫情大流行的恐惧，我们缺乏的远非控制疫情的疫苗！
我们缺乏常识；我们缺乏见识；我们缺乏透明度；我们缺乏同理心；我们缺乏担当；我们缺乏反思……
我们缺乏常识
在这场疫情席卷全球时，新冠肺炎也成了阴谋论的温床。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有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外漏的“泄毒之说”，有美国驻武汉领事馆留下八个可疑生化毒物箱的“种毒之说”，有美国参议员柯顿指控毒源来自大陆生化实验室的“放毒之说”，有武汉军运会期间美国兵“播毒之说”，莫衷一是。我从一开始就对阴谋论存疑，我总觉得人性虽恶，但人类的恶行还不至于如此匪夷所思。有些指控，稍微求证，就知道是胡言乱语。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位于武汉新世界国贸大楼第47楼，后院在哪里？生化毒物箱又如何埋在地下1.5公尺处？谎言哗众取宠，但信者众！如果病毒来自中国的生物基因作战实验室，对病毒的认识和控制还会那么难吗？这样低水准的阴谋论竟然畅行全球！其实只要有基本常识，反智的阴谋论就不可能大行其道。
我们缺乏常识也因为我们常常以偏盖全，信息不对称。意大利专家雷穆齐（Giuseppe Remuzzi）表示早在去年11月份，意大利北部就有人染上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不明肺炎。中国的一些媒体第一时间就报道了意大利是源头的说法，让不少中国人信以为真。中国的记者还纷纷打电话去采访，他对自己早先的采访被断章取义非常不满，并指出这是教科书式的“宣传手段”。但之后他纠正中国媒体的说法，并没有被广泛报道。他还在另一个场合表示，武汉可能早已出现新冠肺炎感染，期间有大量中国人从武汉来到意大利，令意大利出现了疑似案例，由于一切来自中国的信息都不透明，才令疫情失去控制的黄金时机。其实意大利北部温州的人很多，而一月的时候，除了武汉，温州疫情也很严重。在中国就有专家因看到浙江有人感染之后，强烈建议武汉必须封城。
疫情刚爆发时，有不少人总在那里质问，美国每年季节性流感死了成千上万人，无人恐慌，世界各国没有切断和美国的联系，但美国为何要切掉和中国的联系？这是否过度反应？是否歧视中国？是否违反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但季节性流感有疫苗，死亡率只有新冠肺炎的十分之一，这样的事实很多人并不了解。如今看到疫情蔓延全球，纽约成为另一个武汉，大家应该可以明白每年在美国发生的季节性流感和新冠肺炎之间的根本不同。
我们缺乏常识是因为我们受制于我们有限的知识和见识，无法认识事物的真相；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面对恐惧而惊慌失措，无法理性地看待自媒体时代所获得的虚假资讯；我们缺乏常识也是因为我们的立场和偏见挡住了自己的视线，无法走出原有的认知。
我们缺乏见识
同样在欧美各国，不少人还真的将新冠肺炎和季节性流感等同起来，根本不把新冠病毒当回事，酿成今日欧美各国沦陷的惨痛教训。在发生新冠肺炎这样的全球公共医疗危机时，不要说普通人，即便全球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对病毒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束手无策，无法预见其发展方向，至多只能依靠模型做出推算，但最终和现实也可能相距甚远。在疫情初期，不要说西方的专家，即便内地最顶尖的传染病专家都不认为这次疫情比“非典”严重。因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大学的专家学者敢于发声，袁国勇教授早在1月3日就警告香港政府，这次疫情极为严重，香港特区政府早在1月7日就宣布把“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列为须呈报的疾病，卫生部门有权强制隔离怀疑患者。管轶教授是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最早发出疫情将失控的警告。
香港因2003年受“非典”的沉重打击，大家记忆犹新，不少香港人对新冠肺炎都非常恐惧，也出现了抢购潮。但在香港的西方人对此的反应就大为不同，包括香港大学中的白人学者也觉得这是类似流感的病毒，只不过传染率和死亡率高而已。这种判断一度让我觉得香港是否过度恐慌了，特别是香港医务人员以罢工逼迫政府封关的举动过激，违背了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伦理底线。疫情初期在香港街上也基本看不到有多少西方人戴口罩，所以在西方的华人因为担心感染病毒戴口罩也被视为怪物，不被理解还算次要，还受到白眼和歧视，甚至遭人毒打。因为在西方的文化里，只有得病的人才戴口罩，而你得病了就不该出现在公众的地方。其实西方人这样的行为也是因认知受限，而诉诸暴力的不法之徒更是蔑视人权。
这次疫情在欧美的迅速蔓延终于让西方意识到新冠病毒不只属于亚洲人，他们原先冷眼旁观，以为白种人可以刀枪不入。甚至欧美的不少医学专家初期都低估了这个疫情的风险，从意大利大意失荆州，到英国的“群体免疫”，再到美国的全线沦陷，在一定程度上都和他们对这个病毒的有限认知有关，说难听点就是无知。因此政府不敢与普通民众的认知相左，轻易做出封城的决定。医学界本身也存在完全对立的看法，直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专家尼尔·弗格森团队的研究报告做出了令人恐惧的预测之后，英美两国政府才改变被动的应对策略。这份研究报告警告，如果英美两国不积极应对，英国将会有超过50万的人死亡，而美国将有220万人死亡。即便如此，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此之后还是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认为新冠病毒在英国已经传播了一个多月，大约一半人口已经获得了实质的群体免疫能力。
全球在应对这个新型病毒的侵袭时，因为知识不足，做出了不少错误的判断。在疫情初期，对病毒的严重性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获得人传人的证据之后才被迫做出武汉封城的决定。但同时也因为认知不足，人的见识有限，影响了我们应对病毒的策略。东亚地区有“非典”的惨重教训就极为重视，西方民众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则不同，完全放任。
我们的见识常常受限于我们的生活经历和环境，但我们不可能亲临其境去认知每一件事物，因此获取全面的信息就变得至关重要。不幸的是我们因防火墙无法获得客观的信息，因处在同温层里拒绝不同的信息，更不要说我们因缺乏透明度难以接收真实的信息。
我们缺乏透明度
回首往事，不少人都低估了疫情的危害！但是，在疫情还没有开始蔓延时，如果做到信息公开透明，如果吹哨人不被劝诫、警告、和惩罚，或许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历史会改写。许多在武汉不该发生的事一定不会发生，武汉的牺牲就不会这么大，中国百姓的牺牲也就不会这么大。
从中国最早处理新冠肺炎的不当做法，到世界卫生组织迟迟未对全球发出最高级别的警告，到欧美各国的迟缓应对行动，都和缺乏透明度有关联。这次疫情如此迅猛扩散的第一责任人当然是武汉当局、湖北当局，他们对公众隐瞒信息甚至掩盖真相，引发了民众的不信任，国际社会不少人甚至怀疑中国的死亡率造假。中国最为受伤的就是因封锁和隐瞒信息，导致疫情的控制受到延误，遭到国际社会诟病、排斥和指责。武汉封城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受到重创的举措和牺牲也因此大打折扣，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其实刚刚浮现。
美国政客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刻，颇有隔岸观火的看客心态。特朗普为了选举，为了股市不下跌，不影响经济，就是不愿承认疫情迟早会冲击美国。他本以为关闭了来往中国的航线，切断了来自中国的人流就万事大吉了。他还不让邮轮上受感染的游客在美国下船，就是要制造美国本土病毒感染者很低的假象。但这样的做法和一切以稳定为首要的考虑有何区别呢？在疫情终于席卷美国之后，他也是不断大事化小，尽量降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甚至在感染人数还在不断攀升时竟然表示美国的经济活动在复活节就可以恢复正常！所幸美国有独立的媒体，在白宫可以直接和总统公开叫板，不让政府传播的不实消息当道。在白宫记者会上，美国媒体公开质疑特朗普的抗疫政策不当，当场质问总统为何不停地使用“中国病毒”这样的歧视性字眼。
早在1月20日，当我确认这将是一场公共卫生灾难时，我就第一时间在我的朋友圈里转发了管轶教授对疫情的“悲观”看法。但他的科学分析在内地被视为耸人听闻，有人甚至借他的“逃跑说”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但正是这样客观的信息才有助于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了解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已经去到了多么危险的境地！其实在发生类似新冠肺炎这样的危机时，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要阻止谣言，信息的透明就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刻意隐瞒信息，还有虚假资讯泛滥。全球数百名科学家2月上旬出席日内瓦“世卫论坛”，讨论新型冠肺炎疫情，学者就感叹他们不得不面对两条战线作战，除了应付病毒大流行，还要应付虚假资讯大泛滥 ，而应对虚假资讯泛滥比抗疫本身还艰难。网上流传最广最快的往往就是耸人听闻的假消息和渲染成见的看法，这些不实的信息，有恶意造谣，有断章取义，导致非理性的反应和恐慌，甚至制造混乱和分化。世卫顾问隆基尼（Ira Longini）和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曾提及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但网上的信息都忽略了“如果传播未加抑制”的假设，特意将最坏的可能性无限放大，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在任何一场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是不可能靠屏蔽信息来阻止危机的蔓延。恰恰相反，这只会造成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即便在上个世纪的苏联时代，对切尔诺贝利核泄露的隐瞒最终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世纪大灾难，更何况我们已经身处社交媒体如此发达的时代！
面对全球疫情大流行，信息披露和信息对称有助于我们了解不同地域，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下的不同应对策略和措施。不管是对疫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疫情的方法，各国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相互之间不仅不该嘲笑，反而应该借鉴。我们因条件限制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但至少可以换位思考，从他者的角度看问题，避免幸灾乐祸的看客心理。
我们缺乏同理心
韩国这次的抗疫模式在西方更是受到肯定，法国总统和瑞典首相等多国政要甚至致电韩国讨教。但韩国对疫情的控制到底有何魅力？为何西方愿意到韩国取经和复制韩国模式呢？韩国也曾面对与中国相同的困境，但两国在大范围发生疫情之后，采取了类似的抗疫战略，新增病例曲线迅速被压平。但西方在看韩国的经验时，特别看重韩国没有因疫情出现压制言论和信息受阻的现象，没有因禁令影响民众的行动和自由，国家的经济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韩国的经验可以归结为：早干预、早准备、早检测、早跟踪、早隔离、早观察。韩国的企业早就判断病毒迟早会扩散到韩国，第一时间就研发出检测试剂盒，获得政府的紧急审批投放市场，检测过程只需十分钟，几小时内可以出结果，准确率超过98%。韩国单日可检测近两万人，检测率全球之冠，已有120多个国家争相从韩国进口测试盒。韩国政府还迅速修订法律，网站和手机都可以追踪病发者，一旦有新病例，就可以获得信息和警报。
好的经验当然可以抄，可以借鉴，但不必过分地显耀自己的成功，这只会让人反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中国不准外国人入境，这是因为中国不能再冒第二次疫情失控的风险，于情于理都不是自私自利。同样，疫情爆发初期，香港、新加坡、意大利、美国等地对中国人封关、撤侨也是同理，人家也同样不愿意看到疫情蔓延，为何那时就可以攻击别人是恶意制造恐慌，是对中国背后插上一刀呢？美国在欧洲疫情严重之后也禁止欧洲人前往美国，最后连英国这个小兄弟也进了入境限制名单。日本现在对包括中国、韩国、美国、欧洲在内的国民入境都采取十四日隔离的政策。疫情初期，中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曾经被我们骂得一无是处的大和民族似乎对中国很友好、很善良，向中国捐赠各类物资，而对美国政府的表现极为不满。其实抛开美国民间和企业的资助不提，为何一定就要期待和中国正在打贸易战的特朗普政府对你友好呢？而对中国最早锁国的是朝鲜、俄罗斯、越南等国！
在疫情袭击的恐惧中，我们更不可以幸灾乐祸地嘲笑别人的行为，透过渲染别国的疫情失控来展现自己的英明和伟大，而忘记了自己并没有走出险境。美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上密密麻麻的讣告，看去令人悲伤和沉重，恰恰彰显了人性的一面。中国不少媒体将意大利和美国医院中的尸体的照片无限渲染，而失去亲人的武汉人前去领取骨灰盒，为了正常的悼念发出的哀思和照片却消失了。我们当中总有人不愿正视自己的创伤，不可忍受将苦难、悲剧和丑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人，将读者高达五千万的“日记”视为恶毒、无耻，却又如此钟情地展示“纽约医院尸满为患”、“纽约穷人疫情之下被迫乘坐地铁上班”、“英国政府勒令医生封口”这样的文字和照片。广东一个企业老板竟然建议厂家做假测温枪卖给美国，让感染者越来越多，辽宁有餐厅门外贴出横幅祝贺美日疫情扩散，就不单单是没有同理心了，而是无知的反人类言论。
如果我们可以同样毫无顾虑地拷问自己，犹如如此心安理得地对他人提出质疑，我们的心智就一定不会萎缩，我们兴许也就有了希望。如今，我们甚至无法正常地伸出舌头，道出自己的甜酸苦辣，又何必如此居高临下，带着幸灾乐祸的病态，刻意营造似是而非的场景，来彰显那虚幻的优越感？！但我总是固执地坚信，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勇于承担起苦难中的责任，最终一定是会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赞许的。
我们缺乏担当
而疫情在美国开始蔓延后，这场“甩锅”大战竟然也蔓延到国际社会，中美两国爆发了令人捧腹的唇枪舌战。中国外交部的新任发言人在推特上怀疑美军在武汉播毒，特朗普亲自上阵，恶意地称新冠肺炎为“中国病毒”。病毒起源地的争论凸显了各方意图透过“甩锅”来推卸应有的责任，其实起源地何罪之有？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特朗普改口之后，还坚持要将武汉病毒写进七大工业国外长的公报里，而被其它国家拒绝。美国自己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疫情失控，特朗普却只会将矛头转移，掩盖自己抗疫能力的失误！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病毒”经过他的大嘴巴，在推特里一天又一天地在说，传遍全球，造成了美国等地歧视亚裔人的犯罪上升。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项全新研究，警告全美针对亚裔人的仇恨犯罪案件数目，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扩散而飙升，危及美国的亚裔社群。连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的时候，不仅感慨美国失去了领导世界战疫的能力，而且惊叹这两个世界大国竟然可以如此低水平地进行“口水战”。
从亚洲到欧洲到美洲，昔日繁忙的大都会因这场疫情，生活已经停顿。这场疫情不仅暴露了我们制度的缺陷、系统的脆弱、和人性的罪恶，全球已经跌入新一轮的金融市场大动荡和全球经济大衰退，但不幸的是，我们不仅没有进行反思，却依旧在那里自我陶醉和自我撕裂！
我们缺乏反思
傲慢vs自大：这让我们再次活生生地看到了傲慢与无知，欧美各国普遍将最初在武汉出现的新病毒归结为黄种人的病。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2月份曾在G20财长的一次会议上主动表示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却自讨没趣，欧洲国家非常不屑。意大利副总理后来在G7财政会议上更直截了当地表示，这是黄种人才会得的病，和他们西方人没有关系。无怪乎，意大利一度成为中国之外感染者最多的国家。特朗普的傲慢与自大终于在疫情横扫美国之后，被迫承认美国将面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惨重的死亡。
然而与西方的傲慢相对应的则是在中国自媒体的世界里无时不在的自大，在那里你只有看到中国成了全球抗疫的英雄和救世主，所有的悲剧都活脱脱地变成了赞歌的素材，而忘记了病毒是从武汉开始向全国和全球蔓延的。这样的自大在中国抗疫初现曙光之后，更是变成了对他国肆无忌惮的嘲笑。而最新的对象就是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美国，却忘记了美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力量和发达的医疗体系，仅ICU（重症监护室）的床位数量就远远超过中国。而“傲慢”与“自大”这对孪生兄弟却拥有一个共同点：偏见。
吃野味vs戴口罩：在有关病毒源头的吃野味文化，以及防止病毒扩散的戴口罩文化的讨论中，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偏见。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人的确没有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及时关闭野味市场，不少人因而将此次病毒的爆发与中国人喜爱吃野味的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看法有其道理，中国人是时候改变吃野味的生活习俗。有趣的是，中国网民反而找出了纽约上流社会吃野味的视频，一时之间在朋友圈中疯传，证明美国人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这几年比较严重的传染病，包括中东呼吸综合症和甲型H1N1流感病毒并非源自中国。
另一方面，亚洲人戴口罩以防止病毒扩散基本是共识。但西方人，即便是生活在亚洲的西方人也不喜欢戴口罩。在西方，视口罩为病人标志的观念还带来了对亚裔人的歧视。在欧美各国生活的亚裔人处在戴口罩被歧视，不带口罩怕染上病毒的天人交战中。但在这次疫情重击欧美之后，戴口罩抵抗病毒的认知终于慢慢开始在欧美被接受了。
自媒体vs主流媒体（赞美vs批评）：在疫情的报道上，中国的主力军是自媒体，不管是赞歌，还是批评，自媒体带有更多的主观性和情绪性。而在许多其它地方，报道疫情的主力是主流媒体，力求客观。特别是美国媒体，其角色是监督政府，且喜欢监督全世界的政府，多数又是自由主义倾向，所以特朗普也反感美国主流媒体。但只有在美国这个国家，CBS记者胆敢在白宫怒怼总统为何要使用歧视性的“中国病毒”；NBC的记者质问特朗普吹捧效果未经证实的抗疫药物是否给美国人虚假的希望，并指美国数百万人活于恐惧中；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张彦（Ian Johnson ）的“观点”文章，指出中国为美国赢得了时间却被美国白白浪费了；纽约时报的社论公开谴责特朗普政府官员的言词加剧了对亚裔的种族仇恨。
中国自媒体里那个发自纽约的抗疫日记，作者声称其素材全部取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道，而非道听途说，语带双关。的确，当纽约成为美国的武汉时，我每天在美国电视新闻上看到的几乎全是“负面”消息。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离开人世时的凄惨故事；病人因缺乏医疗设备无法获得及时医治的悲剧；医务人员面对死亡威胁战斗在第一线几乎崩溃的场面；停留在街边装满尸体的冰冻车和医院走廊里运尸袋的场景；质问白宫何时可以确保医疗设备运抵现场的愤怒；受到病毒感染威胁下美国海军官兵的呼吁；失去工作的普通人无法交付房贷的忧虑。在这里你看到的是恐惧，是担忧，是悲伤，在这里你听不到任何赞歌。
威权vs民主：这次全球抗疫的叙事已经成为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之争，甚至上升到威权还是民主体制在抗疫中哪个更有成效的争论，但不少人却忘记了无论何种体制都有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在欧洲成为重灾区之后，德国的死亡率却一直很低，这或许与日耳曼民族的自律有关。在亚洲处于恐慌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跟随中国封城、没有跟随韩国大面积检测，但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失控，这或许与大和民族的自律和生活习惯有关。如果将抗疫简单地看成是中国体制的胜利，那么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又是何种体制？无疑，中国自上而下的动员力量，让全球看到了中国体制战胜疫情的超强能力，但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的应变和调整能力在纽约成为疫情重灾区之后，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纽约在中央公园、体育场迅速建起方舟医院，并加快对受感染疑似人员的检测。来自全美的六万多名医务人员主动报名成为自愿者，自发前往纽约支援人手不足的医院，“捷蓝”航空免费载送这些医护人员“上战场”，酒店免费提供住宿，企业慷慨捐赠急需的防护用品和医疗设备，但没有企业对这些行动发稿、做公关、高调宣传。即便美国总统面对新冠肺炎的反应丑态百出，但这个国家所幸不是一个人说的算，受疫情影响最大的纽约州、加州、华盛顿州都不理睬他的狂言妄语。而美国的体制也决定了联邦政府对州一级政府的事务不可干涉，即便特朗普想对纽约和临近的两个州“封城”，但纽约州州长公开反对，使得特朗普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特朗普随心所欲，疫情还未控制，就要求复活节恢复经济运作，但疾病专家和媒体则公开和他唱对台戏。因此，应对病毒需要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里，民众敢于承担公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在全球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时，我们需要理性地思考人类的失误和失败，而非指责和推卸。这场大灾难离落幕之日还有漫漫长路，但这场天灾与人祸也给人类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机会。在这场疫情结束之后，或许全球终将明白这不是“中国病毒”，是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世界病毒”，病毒恰恰因我们人类的傲慢、自大、和自私而四处肆虐。在这个全球化被污名化的时代，尽管国与国的界线依旧分明，但病毒绝不会只在一国的边境线内停留。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全球的视野和全球的胸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合作去共同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
庚子年常常是灾难之年，但或许也是转折之年。在新冠病毒横扫全球之后，这不应该是我们重拾孤立的时刻，而是通向一个不一样的全球化新时代的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