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国与美国
研究生毕业后,我在纽约市政府工作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全职工作。职场新人和外国人的双重身份令我对纽约市政的一切都感到无比稀奇。
“Describe the city you live in”是托福考生的共同阴影。如果让初到纽约的我回答这道题的话,一定会失语,因为纽约的“怪”让我哑口无言。在这座超级大都会里,地铁系统竟然可以如此的脏乱差,并且市长和州长还会互相“甩锅”推卸责任;“街道办事处”会定期和社区开会,将居民对明年政府投资的建议反馈到规划局和预算局,成为政府决策的一部分——小到要求多放一个垃圾桶,大到解决房价高的问题;在建设大型项目前,政府官员、开发商和专业人士会拿着图纸来到老年中心向普通市民做汇报,然后被民风剽悍的纽约民众骂得狗血淋头……
其实,在走出校门前,我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城市发展: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深圳的城市更新机制,暑假实习是在国内的规划院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参与的学术项目探讨的也是中国小区的运营。中国的城市发展轨迹令人着迷,除了千变万化的市场和环境因素造就了百花齐放的格局之外,一些文化因素——尤其是人与人之间打交道的方式——或许从更深的层次决定了中国城市发展的轨迹。
然而, 出于机缘巧合,一心想要钻研中国城市的我反而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成为了“公务员”。不过,或许这为我提供了一个横向对比和观察不同制度环境下城市发展规律的机会。作为一颗北美政治机器上的“小螺丝钉”,我一边做着老板下达来的任务,一边抱着田野调查的心态观察着美国大城市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一位在纽约打拼了多年的前辈曾告诉我:
“哪怕你的工作只是扫描发票,你都可能从发票的信息里渐渐窥见整个行业甚至是社会的底层逻辑。”
于是,我把工作中接触到的琐碎资料和无足轻重的数据视为理解美国的蛛丝马迹:对公园的投资预算如何揭露官员的政治偏好?居民反馈给预算局的建议到底会不会真的被落实?纽约计算房地产税的诡异公式背后体现了何种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制约关系?……
美国“公务员”的薪资不高,但胜在清闲。于是我用空闲时间将对美国城市的猎奇观察都记录下来,作为我的不成熟研究。我发现,这里并非理性至上——政策的制定充满了人情世故,尤其是每到关键决策点,大人物们的“戏”往往就特别多;民间和政府也并非泾渭分明——越是重要的城市发展项目则越是充满了私人资本和公权力之间的暧昧关系;纽约政府也有自己的“城投公司”,它总是冲在招商引资的最前线,并且闹出过近几年来政商关系界的最大丑闻……
所以说,对于在美国城市体系中打拼的外国人,逐步深入政治生态的体验,其实是一个祛魅的过程。
02
建筑与经济
当年考大学时,在好友的影响下,并不知道建筑学为何物的我信誓旦旦地报考了建筑专业。大学最后一年毕业设计调研期间,我在青年旅舍偶遇了一位学经济的大叔。他在听了我的研究课题后说:
“我觉得你应该读一点经济学。”
于是,一场在不同学科之间的自我“搏斗”拉开了序幕。在哈佛大学期间,我主修城市设计与规划相关的课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修区域经济发展时,我被社会科学这个对我来说全新的领域蹂躏着。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最关心的议题,是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是如何合作的问题。建筑学和规划设计可以帮人去构想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经济规律与政策制定则能指引人们去撬动资源、将理想变成现实。无论是中国的城市发展也好,还是美国的城市治理也罢,最棘手的问题通常都是各种合作问题:当人们有着各自的目的和能力时,我们如何设计出一套巧妙的方法,让看似目的相悖、能力相差悬殊的人们可以向着对各自都有利的共同愿景前进?
在我刚搬到纽约时,每天傍晚只要有空就会去布鲁克林大桥公园散步。那儿与曼哈顿仅一河之隔,华丽的天际线、充满活力的水岸设施与郁郁葱葱的植被共同打造出了令人惊叹的景观。但更令我感到启发的是这座公园的财务运营模式。
当年,纽约政府在决定花天价建设这座大型滨河公园后,要求公园的运营必须做到财务自持——即后期运营不能再花政府的一分钱。于是,规划师在综合考虑了多方利益后想出了一套“狡猾”的解决方案:在公园里划出地块用来做地产开发,并用开发赚得的钱支付公园的运营费。公园的运营质量越高,河景房的价值就越高,赚得的公园运营费就越多,良性循环。如此一来,政府省了钱,普通市民得到了超一流的公园设施,富豪们得到了价值连城的风水宝地,三全其美。
算经济账和制定政策虽然不是像建筑设计那样的“创意行业”,但它们也可以是充满创造力的。我在学生阶段的研究中发现,广东地区以宗族为基础的传统文化以及其衍生出的村集体社会结构其实是理清城市更新经济账的重要一环;大规模的建筑工程之所以得以破局,依赖的是当地文化与制度交织出的复杂关系网。现在,我在美国以注册规划师的身份参与了20多座城市里的地产、基建以及公共空间项目,除了同样体会这边的人情世故和政治因素对项目的决定性作用以外,更是发现了经济和制度的神奇。
或许,一座更好的城市,需要巧妙地利用社会和文化赋予的资源,并大胆地对它背后的经济和制度框架做优化。
03
奇观与日常
人的旅行习惯可以被分为“奇观”导向和“日常”导向——有的人喜欢去各种名胜古迹“打卡”,有的人则喜欢连续几天都光顾同一家路边摊,并把菜单上的不同口味吃个遍。
奇观与日常是任何一座城市活力的一体两面。提到纽约,很多人会想起电影里的摩天大楼、华尔街的金融巨鳄以及百老汇的歌舞升平——这些都是彰显纽约魅力的奇观。不过,有时候,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元素也可能是反映一座城市本质的关键。
新冠疫情期间,纽约最普通的城市元素之一——街道——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政府因为无法落实让市民居家隔离的政策,因此不得不转而思考如何让坚持外出的人们可以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减缓病毒的传播。于是,纽约市政府推出了两套以街道为锚点的“抗疫”政策。一是将部分马路封锁,不让机动车进,专供行人和自行车当成额外的公共空间使用;二是允许餐厅在一些人行道和马路边缘的空间搭建就餐区,让顾客可以在空气对流更好的户外空间吃饭。
于是,原本再普通不过的街道,通过人们对于空间的想象以及政策创新成为了疫情期间充满活力的奇观;而纽约这套政策背后的本质是这座城市独特的权力结构和市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疫情结束后的今天,许多人行街道和户外就餐区依然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了这座城市里新的日常。看着这一切的发展,我感叹道:
“原来我们的城市还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行走在疫情期间的街道上,我开始构想着将纽约的种种日常和奇观——以及两者间的相互转化——写成一本书。小到一个公园长椅和公共预算的注脚,大到对网约车的监管和摩天大楼的规划,这些元素除了可以体现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风貌以外,还可以解释纽约城市发展背后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于是,我从公园、社区、交通、地产以及政府这五个方面出发,写下了25个以案例为主的图文短篇故事。
在这些章节中,我分析了纽约最“网红”的高线公园(High Line)是如何依靠民间力量诞生的;探讨了纽约超大型住宅小区是如何让投资方在短短的3年内蒸发掉了36 亿美元;研究了为何民主政治导致一条机场快线好几十年都建不好;揭露了全美最大的私人地产项目——哈德逊广场(Hudson Yards)——是如何依靠投资移民的钱建成的;以及讲述了纽约修改自己城市宪章的故事……
在写这本书时,我感觉自己既像是个举着小旗子提醒游客拍照的导游,又像是个每天傍晚坐在巷子里侃大山的老人。这25个相互独立的章节可让读者随意地跳着阅读,就像是初来纽约的游客体验这座城市的各个碎片一般。但将这些故事串在一起之后,你所感受到的则是这座大都会背后的底层逻辑,是在这里生活久了之后才会慢慢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
从我第一次根据在纽约政府的工作经历写下关于社区花园背后政治斗争的短文至今,已经过了快七年。在这段时间里,纽约以及整个世界似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也几经革新(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读公众号了吧)——一切都变得更加碎片化、即时化。
我认为这些趋势实际上挺好的,因为碎片化的信息或许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广泛地拓展视野,了解不曾熟悉的国度、领域和生活。带着对中美之间、建筑和经济之间以及奇观与日常之间的种种震荡和思考,我将这些关于纽约的故事合集称作《创造大都会》,因为这些故事本质上讲述了一座城市如何持续不断地进行创造和革新——这个过程既充满了闪光点,又伴随着阴暗面,但总是推动着永不停歇的前进和探索。希望这本书能让读到它的人在满足好奇心的同时,也感受到“原来我们的城市还可以是这样的”一种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