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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中国的德蕾莎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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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x560529

2007年高耀洁在上海
2007年高耀洁在上海

高耀洁(1927年-),汉族[1],生于山东曹县,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专家,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九三学社成员[3],艾滋病防治(简称“防艾”)活动家。曾居河南省郑州市,2009年8月出走美国[4],现居纽约曼哈顿。其丈夫郭明久于2006年4月10日去世[5]。

个人经历和职业生涯(1927-1996)

童年及青年时代(1927-1960)

高耀洁祖上原居山东省曹县苏集镇张贡士楼村,较为富有,后曾祖迁建高新庄。祖父高子箴娶妻李氏(其弟李文斋,1930年代中国国民党山东要员),生三子(圣尧、圣君和圣坦)一女(夭亡),其中第三子高圣坦(出生于1892年)即是高耀洁父亲。长子高圣尧娶妻徐氏(其父徐继儒,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曾担任山西巡抚),生有一女(少亡),高圣尧23岁病故,徐氏寡居。高圣君娶妻贾氏(其父贾鸿臣,清末举人),先后又娶妾四位,皆不孕。高圣君长于经营。高圣坦比长兄高圣尧小12岁,比次兄高圣君小7岁,他三岁丧母、七岁丧父,跟长兄生活,15岁娶妻,先后娶两位朱氏,皆难产而亡,后娶吕氏,生一男二女,生第四胎时难产亡故,后娶张氏,生九胎(早夭一人,少亡一人,七人健在),高耀洁是张氏长女。过继给徐氏为女儿,在徐氏的抚养、教育下,幼年熟读《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经》中的诗经、书经、左传;还有其它的诗、词、歌、赋等古典文学书籍;至今还能流利的背颂原文。因此,她具有浓厚儒学思想。1938年春,高圣君中风,昏迷多日,经医生治疗后,仍是半身不遂,言语障碍,意识糊涂,于1943年农历8月在开封病故, 享年57岁。1939年3月12日,八路军冀豫鲁边区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部二大队将病中的高圣君、高圣坦等三人绑走,并进行严酷苦刑,半个多月后高家出巨额赎金(杨得志回忆录载七万块银元,曹县志载30万块银元),虽人放了,杨、崔帅部队将高新庄洗劫后付之一炬。对于八路军抢劫高新庄的原因,中共认为高圣君是地主、汉奸,而根据曹县志,该地区到1939年夏季才首次遭到日军扫荡,此前系国军占区。1968年,红卫兵将高家 (先人均糸厚葬, 随葬品丰富) 祖坟挖开,抢劫随葬的金, 银、翠、玉等珍贵物品, 后焚毁尸体。[6]

高新庄被毁灭后,高氏全家逃离曹县,迁到河南开封(土地、房屋、钱财尽失,当时高圣坦深感个人责任重大,他不仅带出了妻子儿女,也把病中的二哥、二嫂安置在开封,同住一所院内)。1949年农历9月,高耀洁父亲病故。1954年,度过饱受日军轰炸之苦的战争年代后,她终于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

三年饥荒和文革(1960-1974)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高耀洁的职业是产科医师。在1959-1961年中国连续遭受三年大饥荒期间,高耀洁曾将自己的粮票让与其他受饿的妇女。[7]1967年,高耀洁工作的医院受到红卫兵冲击。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尽折磨,因为她拒绝参加游行,遭到红卫兵殴打(现在她身上还存有多处伤痕),之后被间断关在太平间里。先后共计八个多月,高耀洁在太平间里,靠每天夜里由医院的一位厨房女工偷送的一点食物充饥。一次批斗时被打伤,令她的胃被切除了五分之四。[8]1966年,不堪折磨的高试图服毒自尽,被发现后经抢救幸免,但罹获药物性肝硬化。她还患有心肌缺血、慢性结肠炎等疾病。病症给她带来很多痛苦和不便。[9]

成功的妇科医生(1974-1995)

1974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逐渐平息,高耀洁被调到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在那里,她把自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折磨妇女的绒毛膜癌症的治疗。1978年开始以后,中国开始执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比较稳定。高耀洁领导的妇产科在治疗“恶性滋养细胞肿瘤500多例”治愈率在90% 以上,1983年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0]1990年,63岁的高耀洁退休了。

高耀洁退休后,被许多单位邀请去讲座。她主讲妇女保健、防止性骚扰和性病预防等知识。她去过几十个单位、妇联、工会和近百个学校,很受欢迎,他们都用车接送。1995年“三八节”那天,高耀洁上午在郑州大学讲座,下午在工业大学讲座,晚上又去了农业大学,每次讲座均为3个小时。在这5至6年讲座时期,邀请单位很客气,不用谈讲课费,他们也会送上300至500元人民币。有些单位(包括县地市医院)请她会诊、手术,回程时,不但送满满的土产品,还要送上500到1000元会诊费。这是她一生最富裕的时期。

退休后投身防艾事业(1996-)

由打假到关注艾滋病(1996-2001)

遇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

1996年的一次会诊,完全的改变了高耀洁的人生轨迹。

1996年4月7日下午,高耀洁教授被武警医院邀请,参加一次紧急会诊。一个姓巴的女病人在郑州市武警医院治疗,腹水增长不消失,高烧持续在摄氏39到40度之间。入院16天仍不能被确诊。“她的口腔多处溃烂,腹部皮肤深紫色结节,压着不退色。”有的医生猜测这个女人可能得了某种癌症,而高教授怀疑她得的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俗称“艾滋病”。血化验证实了高耀洁的预诊:巴女是艾滋病晚期患者。10天后她去世了,年仅42岁。她是高教授遇到的首例艾滋病病人。

巴女的病例提出了一个问题:病人是如何感染这种疾病的呢?根据中国政府的宣传资料,艾滋病病毒是通过静脉毒品注射和性接触传播的。但巴女是一个善良的半文盲的农村妇女,没有这样的经历。巴女的丈夫、孩子和亲属多次化验的结果,HIV抗体都是阴性。巴女如何成为一个艾滋病患者呢?她是通过什么途径,从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呢?

“听说巴女去世后,她的丈夫在她坟前躺了十几天。他非常后悔让医院给他妻子输血。”两年前,巴女在一次子宫瘤手术后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我惊讶地发现,受感染血液来自医院的血库。如果血库已经被HIV污染,受害人肯定不会只有一个人了!”[11]

进一步追查艾滋病病源

高耀洁被一种强大的精神和忠贞的力量所支配,她自费踏上了“防艾”的漫长道路。她步行,坐公交车,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走访,提供免费的医疗咨询,并收集实际数据。她就像个平民侦探,追寻着一条又一条线索。她的预测很快被证实了:巴女的病例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高耀洁在一些村子里发现有的农民声称患了“无名高烧”或“古怪的病”,与艾滋病的临床表现完全一样,有些病人已经在省市大医院确诊为艾滋病。让高耀洁震惊的是,这场世界瘟疫可能已经蔓延了整个中华大地,而不仅限于河南一个省。河南省约有1亿在册人口,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村人口。她遇到的受害人都是穷苦的农民。“可怕的艾滋病将无情地夺去多少无辜的生命?”高耀洁说:“直到今日仍没有HIV疫苗,没有任何药物能治愈艾滋病。我们能做的就是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阻止它的传播和蔓延。”高耀洁追查出艾滋病传播的根源,发现与非法卖血和不正规采血、输血有关。这些血液交易是由“血头”与血液贩子勾结当地官员进行的。这些血站使用感染的针头在卖血者身上采血。更糟的是,她查出有些医院医德缺失的领导们为了赚钱,曾在黑血市场购买血浆,再高价转售给病人。

高耀洁在调查期间曾经多次向河南省各级政府反应艾滋病疫情的现状,当地官员说:“就你在大惊小怪,哪有那么多艾滋病?”高耀洁凭着她的良心和毅力,契而不舍地写信向国家卫生部反应艾滋病传播的严重性和真实情况,但都毫无音信。

农民卖血800毫升,赚了80元人民币(约5美金),用来供孩子上学,维持生活。他们误以为这是一个生财之道,都跑来卖血。采血站的工作人员用很简单的方法抽血,将所抽的同型血混合在一起,分离之后,提取血浆、然后再将那些已经混合的血球,加上生理盐水,重新输回多个卖血者体内,以预防贫血。这时,艾滋病病毒已经进入卖血者体内,感染了艾滋病,又不知不觉地将病毒传染给他们的配偶,以及每一个到血站卖血的人。

早在1998年,流动血站已被宣告为非法。但那些贪婪的“血头”仍在地下从事着这些勾当。他们走乡串户,哄骗那些贫穷农民卖血。健康专家预计有2千万农民卖过血。他们当中很多人来自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安徽和山东等省的农村。卫生部门的官员承认,在黑市卖血的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高于在合法血站的10倍。

1999年,湖北省武汉中南医院的桂教授采集了155名卖血农民的血样,发现其中96% 的人HIV抗体都是阳性。河南省驻马店、开封、商丘、周口、信阳和南阳等地的不少村庄都有许多农民全家死于艾滋病。河南政府对外只说上蔡县的文楼村,60% 以上的人在卖血后感染了HIV病毒。很多人已告别了这个世界,留下孤儿和老人。

高耀洁说,“艾滋病传染是一场人类灾难。我认为这次的艾滋病危机跟恐怖袭击和世界大战属于同一级别。”她在一次CNN采访中这样说。从一开始,她就认为这样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如果及时采取了措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专家们曾希望中国政府高层可以发出紧急命令,作出反应。世界知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何大一博士解释:“中国的系统是典型的自上而下,”他说,“除非得到了高层的指示,否则他们都会消极对待。但是对于这样一场公众的健康危机,不作为无疑意味着将死很多人。”日积月累,尽管艾滋病受害者的人数不断增加,那些政府官员还是熟视无睹。

高耀洁去找河南省的地方官员,告诉他们她收集到的惊人讯息,希望政府可以立即行动。官员试图让她闭嘴,“以后不要再说了,河南艾滋病问题解决了。”当时,血液贩子和当局都不愿泄露真相。2006年,一个熟悉血液采集站的中国分析家说:“这些血液采集站都是国企,部分由公共健康系统下的公司资助。它们与医院处于同一系统中,卫生系统的高层管理人员有特殊动机去隐藏问题。”

了解到情况的严重性,高耀洁决定公开揭发。她说:“我是个医生,个人的职责是引起更多的人对艾滋病的关注,竭尽全力将这场灾难下降到最低程度。”高耀洁说,现在这种情况是贪婪的本地官员和商人从事血液生意的后果。这些缺德的医务人员在黑血站老板的掩护下,从事血液买卖的活动。高耀洁在一次《时代杂志》采访中告诉记者,“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并非因为卖淫或者吸毒。因为当地腐败官员捂盖事实真相,他们担心艾滋病疫情一旦曝光,他们参与此类勾当的罪过也会受到惩罚。”

地方政府官员切断了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通道:面对问题。他们隐藏问题,并借着大众宣传媒体,误导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说是来自于性乱与吸毒。多年来,农村人得到的都是错误消息。根据一项对一万名人的调查,不到15% 的人能正确的说出HIV传播的方式或者如何保护自己。他们并不知道艾滋病病毒可以通过血液感染而传播。“输血加剧了艾滋病的传播,并非像他们声称的是性接触传染,”高耀洁在一次路透社的采访中说,“这是真实的,尤其是在河南、安徽、四川和广西省贫穷的偏远地区。”

自费研究宣传防艾知识

高耀洁意识到应该全力以赴开展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她从1996年开始写作并自费发放艾滋病预防资料和书籍,让广大群众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这个贡献比我做本职工作更大,我看门诊一天最多只能诊治几十个病人,但我积极宣传预防艾滋病工作,每天都能教导成百上千的人,让他们掌握防艾知识,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高耀洁用自己的退休金,以及河南省文史研究馆和宋庆龄基金会的捐款,印发了800份“艾滋病预防常识”宣传单,在1996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文史研究馆出车,2位工作人员陪同高耀洁,他们一起坐车到河南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发放宣传单。她请人们将宣传单带给他们同村的人阅读。人们争相索取宣传资料。高耀洁自费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并免费发放30万册,支出40多万元。她还编写了《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等小报,发放120多万份。自2000年开始她还向全国各地个人、学校、图书馆等赠送自己的著作。除写作、印刷和出版,高耀洁还走访很多农村、大学(北京五所, 上海六所,南京八所, 长沙、天津、西安、济南等多所名校),举办讲座,宣传艾滋病疫情及防治方法,同时发放艾滋病书籍和宣传材料。[12]2006年底,她在新浪网开通了自己的网络日志,其中发表了她掌握的病例,以及收到的艾滋病患者来信。从1999年至2009年,她发了超过一百二十八万份宣传单。她一共编写了七册有关艾滋病书籍,其中一本名为《艾滋病预防和性传播疾病》的小书,发给了医院、学校、工厂和农场。该书总计印刷了超过三十八万多册。

2001年,她将“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她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的奖金两万美元全用来加印《艾滋病性病的防治》。[13]

高耀洁对河南省人口稠密地区的艾滋病现状进行调查,记录艾滋病疫情,并拍了患者照片,编写存档。她揭露这个被官方隐藏的艾滋病情况,最终估测:河南省1亿人口中,约有2% 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病人。

“血祸”之灾及其后遗症(2001-2007)

揭露血祸真相

高耀洁认为,艾滋病在中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采血和输血。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患者尤其无辜。2006年10月24日,她在自己的网络日志中表达了对中国血液安全问题的担忧:首先,在单采、有偿献血已被禁止,无偿献血又无法满足临床需要的情况下,采血已经转入地下。其次,国家对血液污染事故的查处不彻底。最后,司法部门对待艾滋病患者不公正。[14]

她反对官方宣传“艾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和吸毒传播”的观点,她认为中国农村并没有多少同性恋人口,贫穷的农民也无力购买毒品。此外,经武汉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在河南驻马店调查500多艾滋病病人, 夫妻同居时间在5年以上, 对方感染爱滋病病毒者,40多人,证实艾滋病性传播的机率不到10%, 因中国的艾滋病病毒类型与外国不同, 过分强调官方的观点助长了人们对于艾滋病患者的偏见。人们认为,既然吸毒或性滥交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那么得艾滋病的人必定大多从事这类活动,进而称艾滋病为“脏病”。艾滋病患者也因而受到歧视甚至侮辱,并殃及家人。

“社会对艾滋病人不理解。人们认为:这病是“脏病”。…… 其实,中原地区人感染艾滋病,大都不是因为性乱,而是卖血。”[15]

她还认为地方政府时常掩盖艾滋病血液传播的严重性,另外,许多“有知识的人”也在“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 特别是假药, 危害了更多人的生命。[16]2003年12月,高耀洁在同吴仪会面时,否定了“吸毒和性是中国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的说法,并直言告诉吴仪:“他们在骗你”。此外,高耀洁还认为,强调性传播艾滋病的目的是为了掩盖政府的失职。[17]

高耀洁认为,中国国内的艾滋病宣传,过分强调避孕套的作用。这对艾滋病的预防有很大负面影响。她的理由是,既然安全套在用来避孕时都有破裂、失效导致避孕失败的危险,它就不能用来预防更加危险的艾滋病。过分宣传避孕套的防艾效果,导致人们对艾滋病放松了戒备,再隐瞒艾滋病病人的真实姓名….. 更加重了艾滋病蔓延。至于有效的方法,高耀洁的回答是:“洁身自爱,才是保护自身、家庭、社会健康,防御艾滋病的最好办法。”[18]

高耀洁也强调,卖血、卖血传染艾滋病不仅限于河南,而是普遍存于中国境内,是全国性的问题。[19][20]

备受误解阻扰

高耀洁的调查和推动工作并没有获得官方的称赞,反而受到监视。她很快成了地方政府官员恐吓和威胁的目标,因为高耀洁的工作可能暴露他们的丑闻,断了他们的财路。官员们窃听她的电话,拆开她的来往信件,没收她的照片,取消她在大学的讲座,并阻止她与记者见面。他们甚至给她贴上了“被反华势力所利用”的标签。高耀洁激动地说:“他们指责我破坏了河南省的形象,但是他们就是那些黑血站的后台!也是这场血难的罪魁祸首。”

高耀洁经常被别人误解,她试着去帮助一些人,但因为艾滋病的传播不为人民所理解,甚至已经出现社会的偏见,有时人们看见她就像看见瘟疫一样。有一次,她和两个文史研究馆馆员一起去一家夜总会发放预防艾滋病的资料。“那些小姐躲起来不见面,就像一个可怕的怪物来了一样。”高耀洁回忆,“有的女人看到这些预防艾滋病资料就撕碎扔进垃圾桶,并说,‘你们赶快滚出去!顾客要是看到,就没人敢来这了。他们肯定误认为我们全都害有艾滋病!’夜总会经理气势汹汹地跑过来,将我们赶了出去。”高耀洁去娱乐场所、商店,政府机关、工厂和企业发放宣传资料,人家也不欢迎。有一次,他们到一家大花店发放宣传资料,两个艾滋病女孤儿一起去,她们向一位青年人鞠躬,说,“叔叔,艾滋病是国难,请你看看这些资料。”那位青年说:“国难关我啥事?”

高耀洁发现了更惊人的是人们对于艾滋病的共同误解。2001年5月,她在公开信中写道:“这里面有很多误解。大部分人认为‘我不去嫖妓,也不卖淫,所以我不可能得艾滋病。’”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认为是艾滋病患者就有性混乱行为,说“艾滋病是脏病,好人不会得。”他们甚至说“艾滋病预防教育资料是可耻的。”在过去几年里,高耀洁捐赠一万多元,来自她的稿费和奖金。她印刷资料和书籍,资助上百个艾滋孤儿。当她知道在农村艾滋病感染者比城市更多,由于官方的掩盖,这些人们对病毒一无所知。她和同伴们开始行动,在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发放艾滋病预防资料,3天分发了800份;后来在火车车厢里向旅客发放资料。她亲自艰苦跋涉,走乡串户,在河南农村将防艾小宣传册散发到那些对艾滋病毫无了解的农村和山区。

她给那些被艾滋病沉重打击的村民带来安慰,给艾滋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带来了食物、衣服、药品和现金。她为那些已故艾滋病患者的孩子提供帮助,让他们上学,甚至将一些孩子带到她自己家。

高耀洁做艾滋病关怀的时候,引起家人意见分歧。最令她心碎的是家人对自己的误解。丈夫郭明久曾问她为什么做这项工作。“我们在家安度晚年岂不更好?”高耀洁告诉老伴说:“作为医生,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人死而不伸出援助之手。”由于当局的逼迫,她的孩子们因此吃了很多苦头。高耀洁的小女儿失去在河南省职工医院的工作,导致母女关系严重不和。小女儿最终离开中国去了加拿大。如今还有个坏人在挑拨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高耀洁说:“小女儿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我太痛心了。”她的小女儿被广东江门的一个无赖蒙蔽利用了。这个无赖是国保的帮手,是替政府“黑社会”做破坏工作的,他通过挑拨、收买高耀洁的亲人,收集情报,达到追踪控制高耀洁的目的。因此母女的关系极差。

高耀洁的孩子们不同意母亲带艾滋病孩子回家,生怕艾滋病传染。2002年春节,高耀洁把3个艾滋病孤儿带到家里过节,可把儿子吓坏了。她儿子说:“妈妈,你把这么多农村小孩带到家里来,万一传染艾滋病怎么办?让我送他们回去吧?”高耀洁解释说他们都是艾滋病孤儿,需要一个避难所继续生活。“他主要是害怕被传染艾滋病。”

为了方便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她和丈夫在狭窄且不能供暖的家里建立了一个“指挥中心”。她通过讲座和写文章积攒额外资金,并尽力节约家庭预算,每月开支限制在200元左右。2001年,高耀洁获得3万美元的人权奖,她立刻用这笔奖金印发了3万7千多份《艾滋病性病防治》小册子,一百二十多万份防艾资料。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她通过基层医务人员、计划生育诊所、妇女团体、艾滋病患者的亲戚们,在公交车站、火车、媒体上宣传防艾知识。

高耀洁在河南的大规模防艾宣传工作,遭到了某些人的不断攻击。当地官员和那些发艾滋病不义之财的人对她恨之入骨。当她曝光有关艾滋病蔓延的真相被传开时,当地政府官员对她的指责与日俱增,他们不顾一切地掩盖事件的真相和自己的罪行。不但如此,他们还指责高耀洁制造谣言。甚至有人坚持说河南省“不是唯一”发现艾滋病人的地方,河南政府对艾滋病病人照顾得很好,他们树立上蔡县文楼村的典型,让人们去参观。当局对其它地区的艾滋病疫情尽力捂盖,试图强迫高耀洁对媒体讲话时也要按照官员的意思。但高耀洁依然保持着自己的诚实和坦率,只要一发现腐败现象存在,她就要谴责。当局某些官员取消了高耀洁在各地大学的艾滋病教育讲座,禁止她发放免费药品和小册子,并指责她被海外反华势力所利用。

高耀洁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有些人曾为他们工作,并且说一些日本人希望听到的话。这些人的做法伤害了国人的心。今天说谎的那些人和那些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高耀洁说:“那些鼓励血液交易的官员们应该坐牢,甚至处死,你看,我们的输血法颁布已有十年了!这些当权的吸血鬼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还活着呢?”

2000年8月,《中国周刊》发表了一份对高耀洁的详细采访,其内容是关于河南省的艾滋病情况 (后来被许多其它报纸和杂志转载) ,当地官员怒斥她未经批准把艾滋病消息发布给记者,此事损毁了河南省的形象。官方通知她不要再与媒体联系。虽然中国的新闻记者一直排队采访她,但是不久他们就受到了政府的恐吓威胁。那些坚持采访的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记者们因害怕而不敢写关于艾滋病信息的新闻报道。有关高耀洁和她工作的报道从此销声匿迹了。

1999年12月,伊丽莎白?罗森塔尔放弃医生工作成为一名记者,在纽约时报驻北京处工作。她几次想采访高耀洁,但河南省外事办在这一年内三次告诉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站:“高耀洁教授有病不能接见”。2000年9月,罗森塔尔下决心亲自前往郑州拜访高耀洁。罗森塔尔在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办公室问高耀洁的住址。

罗森塔尔直接找到高耀洁家并敲门。高耀洁开门见到站在她面前的美国人时,她笑了。罗森塔尔脱口而出,“你看起来很健康!”“我三次没有找到您,这是第四次,找您比找诸葛亮还难。”两人谈了一个中午,罗森塔尔获得了有关资料。这篇采访报道很快就在世界各媒体传来,河南省的官员震怒了。罗森塔尔因着这次冒险采访,获得“克林顿优秀采访奖”,成了名记者。

当地政府没有使用法律手段来惩罚高耀洁,而是加剧了对她的身心骚扰。他们派警察在她住的小区门外站岗,监视她的行动,与试图拜访她的人搭话。有时,高耀洁的家庭电话和移动电话的来电信号被阻断或窃听。

2004年,高耀洁获得2003年度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奖”。河南省宣传部的高官三次赴北京,要求除去高耀洁的名字,另换其他人,未能得逞。这个高官恼羞成怒,下令河南省所有媒体不准报道高耀洁。从此高耀洁的事迹逐渐销声匿迹了。

中国中央政府与河南省政府的意见并不一致。2003年11月10日,高耀洁被邀请去清华大学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关于艾滋病的演说,河南官员完全无视中央政府的意愿,命中医学院医院党委副书记sj、老干科科长jzp赴北京堵截高耀洁。他们追踪到会场,大会门卫说:“你们再胡闹,我叫保卫处处理你!”他们无奈地走了。

高耀洁的努力工作和持之以恒最终迫使政府承认艾滋病存在的问题。2003年,中国政府承认中国有艾滋病,承诺提供资金预防和控制该疾病。2004年,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发布一份报告,到2006年中国有85万到150万成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2007年中国卫生部官员估计只有75万成年人被感染,而其它消息来源估计大约有150万中国人被感染。 2007年10月,中国官方已经记录18万3千7百33个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其中包括1万2千4百64已死病例。但是很多人未经检测仍然处境危险,一些人由于耻辱而不愿暴露自己的病情,一些专家担心这个数字会更高。

2005年,复旦大学gyn教授发表一篇有关艾滋病与“血祸”的综述《血殇》,文中叙述参与艾滋病调查报道者共217人,613人次。2005年以后,由于当局的压力,这些报道逐渐销声匿迹。

高耀洁继续深入新的村落,将那里的艾滋病传播情况全部记录在案,提供给防艾志愿者, 为这些地区的村民们提供帮助。高耀洁把自己比喻成打击“黑洞”的一把钳子。这些地方可以获得许多艾滋病的信息,也可以见到许多病人和艾滋病孤儿。

八十岁以后,2006年,与她一起生活50多年的丈夫去世,给她带来了莫大的痛苦。有关当局想方设法堵住高耀洁继续外出为艾滋病病人服务的路子,但她依然有信心,有智慧地从事著书立说。高耀洁告诉人们,她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只要她还活着,她就尽可能纪录所得的素材,留作历史资料。高耀洁说:“在全国范围内仍然有很多(地下)卖血站,有许多卖血者每两天到这类站点卖血一次,输污染艾滋病病毒的血液,感染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对抗艾滋骗局

高耀洁花费了大量精力揭露“防艾”名义下的行骗。据高耀洁自己介绍,到1998年时,她收到的信件中声称包治艾滋病的信占了总数的10%。[21]同时她还说:

“防艾圈太大、太乱了。”“政府官员、地方官员、基金会、NGO、专家、医院、制药厂、江湖游医……太多了,这些年艾滋病问题上,多少人说了多少假话呀。”[22]

2003年,因为在一篇题为《你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不感到可耻吗?》的文章中攻击江湖骗子,高耀洁被告上了法庭。原告李德敏认为,尽管高耀洁并没有点名,文中提到的骗子就是他,并认为高耀洁侵犯了他的名誉权。2003年9月16日,经法院审理,高耀洁被认定无罪。[23]为了保护身后名誉,防止他人借“高耀洁”之名行骗,她于2005年10月1日发表了遗嘱,要求“不留骨灰”,“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搞行骗或闹剧,让那些“能人”获利,危害他人……”,并进行了公证。[24]

照顾艾滋孤儿

“艾滋孤儿”是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孩子们。高耀洁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们。高耀洁把艾滋遗孤的问题总结为三点:生存问题,教育问题,心理问题。[25]尤其遗孤的心理问题,对社会有潜在的威胁。

“艾滋孤儿的问题,将来是个社会动乱的根子……他少吃无喝的,他又没有知识,他又不懂法律,你想想他会对社会造成什么东西,现在已经出现艾滋病人杀人了。”[26]

为了打破与艾滋病毒有关的社会偏见,高耀洁将艾滋感染孤儿抱在怀中,以向村民证明正常接触并没有危险。她在高中、大学发表演讲,鼓励学生参与防止艾滋病传播的斗争,但遭到地方当局的阻扰。

高耀洁曾说过,孤儿是艾滋病危机中最可怜的受害者,因为每个艾滋病死者都会留下1到2个以上孤儿。他们的父母死于艾滋病之后,孤儿在村子里和外界都会被看不起。农村人很迷信,认为这些孤儿是“妨人”(克星),把他们的父母都“妨”死了。这些孩子经常因为太饿,到地里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吃青麦粒,拉肚子。高耀洁把孤儿安排到老家原籍,请无子女的家庭收养。这些孩子离开时都想见见亲人,他们的亲人会说,“你们走到哪里就妨到哪里。”或者干脆不理睬他们,有时候连头都不抬。

高耀洁曾经访问河南一个村落。当她走过一条狭窄小巷时,听到一个孩子哭喊母亲的声音。“当我走进这间屋子,我看见那两岁孩子的母亲上吊自杀了,死者的身体已经僵硬了。这个小孩还不知道母亲早已死了,他拉着母亲的脚,用他的小嘴啃着妈妈的脚后跟,不停地呼唤‘妈妈下来’。

高耀洁得知孩子的母亲是艾滋病患者,丈夫已经死于艾滋病,这个孤儿也是艾滋病患者。家中的积蓄已经被庸医骗走,如今家徒四壁,已无任何生存余地。高耀洁一行3人目睹此景,相对而泣,一天吃不下饭。高耀洁说:“这类艾滋病病人自杀事件,在河南的农村随处可见。”

在另一个村庄,她一日之内碰见六个因害艾滋病的死者正在下葬。这个村有一半以上的家庭大门上贴着白纸,表示近年死过人。

高耀洁通过调查发现,她给孤儿们的汇款,他们常常被监护人扣留、剥夺,只有很少用在了孩子身上。所以她认为,正常人家庭分散领养孤儿是解决“艾滋孤儿”问题的最佳办法。因为孤儿们可以在正常的家庭、社会环境下成长。2001年,她将六名孤儿送到山东省曹县的农村家庭分散抚养。2000-2004年,她花费八万多人民币,无偿资助了164名“艾滋孤儿”。[27]据估计中国现在有几十万的艾滋孤儿。多年来,高耀洁帮助的艾滋孤儿有的在新家、在学校生活得很快乐,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也有些艾滋病孤儿厌学,一心想外出打工挣大钱。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听到高耀洁的介绍也很伤心。杜聪领他们外出旅游散心,去山东菏泽牡丹园游玩,希望恢复孩子的正常心理,激发他们努力向上。高耀洁离开中国后把艾滋孤儿照顾的工作交给了杜聪先生。

受打压被迫出走异国(2007-)

近年来河南省有数以万计的人被艾滋病摧残,但未曾有一名官员为此负责。[28]高耀洁勇于曝光事实,而地方政府则希望掩盖因工作失误、失职以造成的艾滋病蔓延。所以当高耀洁到农村探访艾滋病患者时,常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他们常以维护地方形象或保护国家机密为借口驱逐高耀洁。向政府报告高耀洁行踪的农民可以接受大约500元人民币的报酬。[29]所以她尽量选择便宜的寄宿,因为那里的人们不会经常向政府报告她的行踪。[30]她撰写的关于“艾滋村”的书籍在河南省也被禁止。[31]她相信自己的电话遭到窃听,甚至怀疑有人可能试图刺杀她。[32]

她的女儿郭炎光,因为高耀洁的“防艾”工作受到地方政府和工作单位的敌视和压制,最终失去工作,不得不于2000年底移民加拿大,母女关系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33][34]

一些村民也憎恨她的工作。正如高耀洁当初所想的那样,很多人认为艾滋病只能通过与妓女性交传播。另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外国病,不会感染中国人。有些人羞于阅读她汇编的教育读物。还有一些人担心,宣传艾滋病的蔓延会对生活和工作在河南的人带来坏影响。这是实际情况,随着河南艾滋病广泛传播消息的传开,河南人开始在全国受到排挤。政府怪罪“不道德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企图掩盖自己参与“血祸”丑闻的罪行。但高耀洁毅然为受害者辩护:“中国的农民现在很穷,他们甚至没钱吃饭,怎么可能有钱去嫖娼或吸毒呢?”“现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穷人濒临死亡边缘,而富人为他们的财富而窒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艾滋病患者是通过卖血或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毒。我非常反对这种宣传。”

2001年,“全球卫生理事会”授予高耀洁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中国政府禁止她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典礼,她以前的工作单位拒绝给她办理护照。他们害怕她会告诉全世界:在中国艾滋病主要是血液传播,不像政府所宣传的通过性接触或静脉吸毒传播。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出席了“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颁奖典礼。安南说:“高医师未能出席今天的颁奖仪式,我深表遗憾。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2002年,她被《时代》杂志授予“亚洲英雄”称号,2003年被美国《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称号,并在同年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她准备出席马尼拉颁奖典礼,再次遭到当局拒绝。[35]

高耀洁获得了几个国际社会的奖项后,中国政府才准许她访问美国,但在出国之前,河南当局还是动用许多警察将她软禁在家中半个月。2007年2月6日,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高耀洁女士在家中受到软禁,不能出境,只允许她的子女前往探望。[36][37]软禁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她赴美国领取“生命之声”组织颁发的奖项。[38]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以私人身份致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引起了事态向积极的方向转折。2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批准高耀洁前往美国接受颁奖。河南当局却另出一招,他们迫使高耀洁的儿子参与拦阻母亲出国领奖。2月18日,高耀洁的儿子跪在母亲面前,一连磕了三个响头,求她不要去美国领奖。“当时我的心就像碎了一样,”高耀洁描述道,“我儿子说‘就说你病了,不能去美国’。但是你怎么能对整个世界撒谎?我不愿意像这黑暗社会中的许多人那样撒谎。”高耀洁心志已定,即使儿子劝阻,她也不愿意放弃。高耀洁于2月16日接获通知能出境赴美领奖,2月26日,高耀洁抵达纽约。2007年3月14日,高耀洁在美国首府华盛顿接受“生命之音”2007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

14日下午,希拉里在她的办公室单独接见了高耀洁。这是早就安排好的议程,,她在致胡锦涛和吴仪的信中就说过,“我期待着能有机会与高医生见面.”。高耀洁刚出电梯,希拉里的女幕僚就迎上来。她告诉高耀洁,听到她被软禁的消息之后,希拉里非常着急,命令她赶紧起草信件,二月初那几天,她先后起草了十几封信,送希拉里签字后一一发出。直到北京有了肯定的答复,她们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就准备迎接高耀洁的到来。

高耀洁向她表示由衷的感谢,并说:“我能够出来领奖,也不说明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的进步吗?”她点头称是。她引高耀洁走进希拉里的办公室。希拉里笑嘻嘻地出来迎接。她把高耀洁请到里间,坐在沙发上,开始拉家常。她先问高耀洁现在的工作情况,又问她来美国生活习不习惯。说话间,她一直上下打量着高耀洁,目光不时地扫过她的黑底白花衣服和那双穿着自制布鞋的小脚,脸上露出好奇的微笑。高耀洁告诉希拉里,这小脚是中国妇女千百年来苦难的缩影,现在已经不多了,她是最后一批了。希拉里很礼貌的把话题转到艾滋病问题上,高耀洁介绍了中国艾滋病的情况,她表示同意高耀洁的防艾主张,还提出要提倡性道德,鼓励人们洁身自好,等等。言谈中高耀洁发现,她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情况相当了解。

在盛会期间,高耀洁先后见了前总统执行长菲奥莉娜;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办公室主任麦克拉蒂;布什总统关系密切和共和党德州的凯?巴利;2008年总统侯选人的共和党阿拉斯加州参议院哈格尔;有线电视网(CNN)The Situation Room的节目主持人沃尔夫-布利哲;CNN的伊拉克战地者克里蒂亚尼?阿曼普尔;以及NBC的资深记者安德里亚-米切尔(格林斯潘的夫人)等知名人士。足见此行受到美国各界的高度重视。

特约颁奖嘉宾资深女记者朱莉•伍德若芙向全体与会者讲述了高耀洁十多年来为调查艾滋病疫情,救助艾滋病受难者和艾滋孤儿,和以极大的勇气揭露艾滋病“血祸”真相所做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就。全场来宾深受感动,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献给了缓缓走上颁奖台的高耀洁。

高耀洁在美国的亲友也受到大会的盛情邀请。她的妹妹高明凤夫妇,小女儿郭炎光,王淑萍医生等。那一刻,高耀洁的眼眶充满了泪水。这一时期,高耀洁的生活并不平静。她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在中国人员监控之下。每天半夜之后,都有人向国内汇报情况,直到下半夜2点多。同时,封闭了高耀洁来往的消息。此事把曾金燕气哭了。

有一件事令高耀洁终生难忘:大会后的酒宴上,有人领着一位老年女士走到她面前。翻译介绍说,这位女士自费买机票,乘了4个小时的飞机,来到华盛顿。又花了300美元买了张门票,目的只有一个:亲眼看一看高耀洁,并合影留念。那位女士说:“你是个善良的人,救了很多人,你的工作很不容易,比德兰莎修女的工作条件还要困难,你是英雄。”

2007年3月下旬, 河南当局就吵着说:“高耀洁去美国不回来了”。4月8日高耀洁从美国返回,二弟赴上海接她。飞机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住在一个朋友家。前一天有关当局打电话追问那家主人“高耀洁是否住在你那里?”4月中旬高耀洁先到开封,住她小弟的家,4月下旬回郑州家中,这伙人一直追控着她的行踪。

2007年5月他们在高耀洁住室前后安装了四个摄像头,并依然对她的子女施加压力。有一次高耀洁感冒了,去厕所、厨房时都要扶住墙走,。她去开封小弟家住几天,国保人员把她接回来。

2007年4月20日,国际天文台将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河南封闭了这一消息。直至2008年9月,在中央《科学导报》发表之后,12月高耀洁才知道这一消息。

2009年2月2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克林顿 (Hillary.Clinton) 访华,她通过外交部要求见高耀洁,中国政府同意了。2月19日高耀洁抵达北京,20日河南官方派高耀洁原工作学院已退休的党委副书记赵芬莉赴北京去拦截她,并通过北京警方说“高耀洁有政治问题,不能见希拉里。”赵芬莉乘飞机到北京之后,没有找到高耀洁,故未能达到目的。此后当局对高耀洁的电话与一切活动监控加紧。

2007年6月2日至8月27日,高耀洁先后往全国县级公安局邮寄防艾书籍《鲜为人知的故事》(2004年曾获优秀图书奖),2719包,三个月后毫无音讯。她到邮局查寻,他们说:你在邮局寄东西十多年了,这么多的邮件不会不发,问题出在总局。高耀洁估计:可能是当局害怕人们知道艾滋病真情,把这批书扣了。

2008年底至2009年初, 高耀洁向全国收集书籍杂志, 寄给无钱买书的学生,受到很多有志之士的支持。诗人张立凡先生在网络上号召大家帮忙,先后受到全国各地寄来《读者》、《南风窗》、《人物周刊》、《中国青年》、《新闻周刊》和《生活周刊》等十多种,几十万册,《南方都市报》一次寄百余公斤。她的转寄,第一批、第二批,证明杂志到达了,第三、四、五批均石沉大海。2009年4月,家中还存有几千余册,不敢再邮寄。

2009年5月6日,高耀洁发现气氛不对,电话又出故障。出现了2007年她赴美国领奖前夕之势,比上次的形势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午饭未来得及吃,假牙也未来得及带,匆匆离开了家。此时,三辆警车已停在我小区门外待命。高耀洁离家之后,本想躲过法国颁奖期就回家了,和去年躲奥运会一样,少遭很多麻烦。

6月中旬,高耀洁在开封,若回家,地方当局不会善罢甘休。若不回去,郑州的孩子与其他亲属会受到不可想象的打压。想来想去,高耀洁不知哭了多少次,最后想到很可能给她定个莫须有的罪名置之于死地,孩子们落个犯属之名,孰轻,孰重呢?

“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己, 不会只身出走在外,这次盲目外出, 不知所从, 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 留给后人,苍苍大地, 茫茫人海, 何处是我的归宿。”

最后她决定出走。她托香港的朋友帮她联络,请他往国外给2007年认识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说她已经离开了家,无处可归, 需要出国。7月中旬取得联系,7月下旬开始办外出手续,有朋友转托在美国的华人组织, 请他们派人来接她。

“离开国内时有大学生送行,临上飞机前,其中一位大学生送我到机场入口处,交给我一个字条,他说:奶奶,你到飞机上再看,以资留念。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三次转机,8日抵达目的地。我的心中一块巨石落了地,接纳我的是山东同乡, 住在他们家里, 他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 住了半年多,我非常感谢他们。我这个穷光蛋, 来美国之后深深体会到,来美国的华人, 多么富有, 多么会花钱, 多么狡诈,一切一切, 真一言难尽,我只好‘自我封闭’。

2010年3月, 我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访问学者, 由外地搬往纽约,住在一所公寓里,深居简出,我要尽心尽力,把书稿修改好。

我离开家后,在国内外辗转多处,最后到纽约,幸遇慈善机构和善心人,把我的生活安排的很好,解除了我的后顾忧虑,世界上还有很多朋友和陌生人关心我。”

个人语录

“我从未想过成为一名英雄,但是谁给我送来第一批艾滋病患者呢?从那时开始,我走上了一段不归路。”

“作为个人,我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希望我的努力会激励全社会来密切关注艾滋病。”

“在我看来,一个人不应仅仅为自己而活着,还要为他人着想。猫头鹰天生吃老鼠,蜻蜓天生吃蚊子。人也应该生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奉献社会,而不是损人利己。” —-谈到公民责任感问题

高耀洁说尽管她的诚实自己和家人带来了痛苦,但她从小就被教育说真话:“这样的教育让我受到磨练,也让我陷入麻烦。….我不会说谎。我认为叫我撒谎是最大的侮辱。”

“国外华人很多, 多数人很有钱, 各式各样, 形形色色, 把国内人的俗气也带出来了, 宗派斗争, 金钱至上, 令人生畏,而本人年老多病,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耳聋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体力均不支,所以我不去参与他们的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

“我已年逾八十,在世上来日无多。想想在浩瀚的夜空中,在灿烂的群星里,有一颗并不明亮的小星星,上面留着我的名字。我不知道这颗小行星有多大,亮度是几级,肉眼是否能看见..也许它只是围绕着太阳旋转的一块大石头把。我知道,人在做,天在看,即使我的生命结束了,我的躯体化成尘埃以后,这颗小星星还要高高地在太空中注视着地球,注视着艾滋病这场世纪灾难的结局,注视着造成这场血祸的罪人们走上历史的审判台…这一切我是看不见了,但是它能看得见!”

“我只能对故国家园的孩子们说:但愿你们不会重蹈苦难的老路,因为世界正在前进呀但愿你们能看见我们还没见到过的曙光,因为太阳总要升起的呀但愿你们能走上光明的坦途,因为中华民族已经付足了代价,该到收获的季节啦但愿你们终生留住美好的梦想,因为没有梦的星星就会变成地上的一块黑石头了孩子们,请记住一个老人的祝福吧。即使我走了,那颗名叫‘高耀洁’的小星星也会在夜空中看着你们啊。”

他人评价

杜聪:“多年来,我和高教授去过无数次华中地区的乡下,访问不为人知的艾滋病感染村庄。她把这个称之为‘敲击黑洞’。一旦发现黑洞,我马上对孩子们进行支持,帮助他们上学,给他们提供物质供给。”杜聪的灵感来源于高耀洁:“我很钦佩她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不知疲倦工作的勇气。她教我如何帮助那些艾滋病儿童,如何与地方当局打交道等。她还鼓励我要勇敢,不要放弃或妥协,总是讲真话,她把她救助的孩子也交给我抚养了。”

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署长Peter Pilot:“艾滋病的历史和抗击艾滋病的历史是由那些无名英雄们、那些与社会主流抗争的人、以及那些真正敲响警钟的人用自己的行动谱写的。她就是其中一位。”

Harri Holkeri, president of the 55th UNGeneral Assembly, once complimented Gao Yaojie before the worldwide media.”Knowledge is the best vaccine for AIDS,” he said. “In China’sHenan, there is a volunteer dedicated to AIDS prevention education. Her storiesare touching, and her spirit is admirable.”

荣誉与奖励

1999年,她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评为“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39]

2001年,她获得了全球卫生理事会(GobalHealth Council)颁发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40]但因为地方政府拒绝签发护照而未能亲自领奖。[41][42]

2002年,她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43]同年7月,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5位“亚洲之星”之一,于人民大会堂颁奖,颁奖者为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44][45]

2003年,她获得了由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Ramon Magsaysay Award for Public Service),[46][47]马尼拉市市长赠送了她金钥匙,并授予她荣誉市民称号。但高耀洁未能亲自领奖。[48]《南方周末》2003年度人物题名。[49]

2004年,她被评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3年十大年度人物”之一。11月2日,获得“内滕国际育儿奖”,颁奖于人民大会堂。[50]《南方人物周刊》将她列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之一。[51]《鲜为人知的故事》获得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2005年,她编著的《一万封信》获得了由《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联合举办的首届“华语传媒图书大奖”[52]的“2004年度图书大奖”。[53]

2007年,她获得由美国援助发展中国家妇女组织“生命之音”颁发的“妇女领导者奖”。颁奖仪式于当地时间3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54]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希拉莉·克林顿出席了颁奖仪式,并表示“很高兴在这里见到高耀洁”。[55]

2007年,38980号小行星以“高耀洁”来命名。

2007年9月20日,与蒋彦永同时获得纽约科学院2007年度科学家人权奖。[56]她的妹妹和女儿代为领奖。

2007年9月29日,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当年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发给高耀洁。

著作

《实用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专著,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省科技出版社,1990年4月,ISBN:7-5349-0598-2

《妇产科误诊误治病案鉴析》专著,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省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8月,ISBN:7-80538-561-0

《女人之友》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省海燕出版社,1994年2月,ISBN: 7-5350-0979-4

《女科疾病防治全书》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年8月,ISBN:7-80739-733-5(此书内有“人工流产十大罪状”, 见出修订版本271—-273页),多年来全中国畅销,多次印刷,直至2010年1月又出修订版本,ISBN:7807397330, 9787807397335,

《实用女科全集,女性常见疾病防治》,高耀洁总主编 ; 李慧敏,王建凯主编,郑州,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年,ISBN:7-81048-325-0

《艾滋病与性病防治》,高耀洁著,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ISBN:7-5349-2008-6

《鲜为人知的故事–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众读本》,高耀洁、尚慧彬、郭明久著,中原农民出版社,2003年,ISBN:7-80641-606-4

《现代保个建》内,外, 妇, 儿, 性病共五册,高耀洁总主编,郑州,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2005年9月,ISBN:7-80538-736-2/R·79

《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高耀洁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ISBN:7-5004-4601-2

但由于出版在中国受到阻挠,后于香港出版了《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增补版本:《血灾:10000封信──中国愛滋病泛滥实录》。

《中国艾滋病调查》,高耀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ISBN: 978-7-5633-5317-0

《中国艾滋病祸》(原名《艾滋殇》)高耀洁总主编,香港,天地出版社,2008年3月,ISBN:978-988-211-797-6

《血灾:10000封信──中国愛滋病泛滥实录》,高耀洁著,开放杂志社,2009年,ISBN:978-962-7934-27-1

《揭开中国爱滋疫情真面目》,高耀洁著,博大国际文化有限公司,2010年,ISBN9789868520943/9868520940

《高洁的灵魂–高耀洁的回忆录(增订版)》,高耀洁著,明报出版社,2010年,ISBN978-962-8993-14-7

《我的防艾路》(原名《十年防艾路》)高耀洁著,广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ISBN:978-7-218-07107-7

《疫症病案一百例》,高耀洁著,明报出版社,2011年,ISBN978-988-8081-99-8

The Soul of GaoYaojie: A Memoir, written by Gao Yaojie, Ming Pao Publications Limited,2011, ISBN978-988-8134-33-5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http://zh.wikipedia.org/wiki/高耀洁)(有删节)

又一位华裔女性成为美国主要城市市长:走进Lily Wu的世界

Reading Time: 2 minutes
作者:硅谷维立 
2021年,华裔女性Michelle Wu创造历史,成为波士顿第一位民选的女市长和少数族裔市长。华人社区引以为荣,奔走相告。
两年后的今天,另一位华裔女性也创造了历史,当选为一个主要城市的第一位亚裔市长。
与Michelle Wu不同的是,她的选区位于保守的美国心脏地带。这里没有大量少数族裔,华裔选民更是难得见到。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该市人口72%是白人,非裔和西裔各占10%左右,亚裔不到5%。
另一方面,之前我们听说的亚裔政治人物以民主党居多。比如Michelle Wu,旧金山曾经的市长李孟贤,奥克兰曾经的华裔市长Jean Quan,现任苗裔市长Sheng Thao,无一例外是民主党人,而这位华裔女性是独立无党派人士。
这个华裔女性是谁?她有什么样的背景?毕业于那间名校?11月中旬,趁APEC在旧金山召开, 美国公民领导力(Civic Leadership USA)和亚太联盟(API Coalition)两大组织在旧金山举办了第一届全美亚太裔民选官员峰会。好友Michelle创办的愉园社是峰会协办组织。她邀请我一起参加了峰会。
峰会上群星闪烁,各种大腕做主题演讲,酒会期间随便跟人攀谈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但最大的收获,还是结识了前面提到的这位创造历史的华裔女性Lily Wu。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39岁的Lily是第一代移民。她父母来自中国大陆,1983年移民中美洲的危地马拉,Lily在危地马拉出生。
1993年,她父母带着只会讲广东话和西班牙语的九岁的她和弟弟移民美国,定居在位于美国正中心的威奇塔(Wichita)。
(地图中红点是威奇塔,地图最下方是危地马拉)
(地图中红点是威奇塔,地图最下方是危地马拉)

 

中西部人口不如东西两岸稠密,除了芝加哥、底特律几个大都市外,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城市寥寥可数,威奇塔有四十万人口,是堪萨斯州第一大城市。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威奇塔,图片来自网络)

 

Lily的父亲是厨师,妈妈是发型师,都没上过大学。Lily是家中第一个大学生。她从威奇塔州立大学毕业后,又获得奖学金在香港大学完成了新闻硕士学位,然后在ABC和CBS电视台做了12年主播和记者。今年四月,在她来到威奇塔整整三十年那天,她从电视台辞职,宣布竞选市长。
Lily跟选民说,职业政客给我们留下了创纪录的赤字和警力的不足,而且热衷于玩政治游戏。我是一个局外人,我将带来新的视角,确保市政厅为所有威奇塔人服务。
她竞选纲领的三大支柱是:确保公共安全、加强经济,恢复民众对市政府的信任。
选举结果,Lily以16个百分点的优势(58.4%对41.6%)击败现任市长,大获全胜。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作为一颗闪亮的政治新星,Lily是峰会上的明星,也是讨论会嘉宾之一。讨论会一结束,她就被一帮人包围起来,有要采访她的,有要照相的。我幸运地得到主办单位引荐,事先有约,才不受干扰地跟她谈了一个多小时。
Lily不喜欢用politician(翻译得好听是政治家,翻译得不好听是政客)这个词来称呼自己。我问她为什么要从记者转换跑道到politician,她纠正说她更愿意称自己为“公仆”(public servant)。
竞选公职前,她就在社区担任志愿者多年。我们谈到是否应该鼓励更多亚裔从政时,她也说与其鼓励更多亚裔美国人竞选公职,不如鼓励他们活跃于非营利组织中,以志愿者的方式为社区做贡献。有了这种回馈社区、服务他人的心态,更多的领袖人物自然会出现。
事实上,Lily强调说,每个人,无论是哪个种族,都应该更多地参与公民活动,关注当地政治。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Lily曾经注册为共和党人,现在的选民注册的党派登记为自由党(Libertarian)。但我从媒体上读到,自由党并不认可她的竞选。比如她竞选纲领的第一大支柱,增加警察来维护城市安全,就被以小政府为圭臬的自由党批评。但威奇塔市长的位置是非党派的,候选人不需要获得党派提名,也不必受党派意识形态的限制。Lily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回归根本,回归常识,解决民生问题,为市民提供核心服务。
城市街道上的坑坑洼洼有党派吗?她问我。当然没有,也不应该有。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Lily重视社区和家庭。她记忆中的童年的威奇塔是一个对家庭友好、对移民包容的地方。她也非常喜欢我们亚裔尊重长者、重视家庭的传统。
“我有很深的感恩之心。我每天醒来都充满感激。我很庆幸我活着,我生活在美国,我和我父母住在同一个社区,我每天可以看到我的家人。”
她有一个对自己影响深远的导师,她的“第二个妈妈”,她上中学时学校的心理辅导员。老师本人是心理学家,丈夫是律师。她和丈夫都受过良好教育,在Lily的生活起到了她的家人不能起的作用。她教Lily吃西餐时怎样用刀叉,付钱给她上游泳课,为她打开了很多扇门,展示了很多她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机会。
这位心理老师收了三名女学生到自己羽翼下,现在三人都很有成就: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药剂师,而Lily直到今年初都是一名记者。
当Lily考虑要选市长时,她第一个就去问这位导师。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吗?导师告诉她她能行。“如果她告诉我不要参选,我不会在这里。”
(照片由Lily Wu提供)
(照片由Lily Wu提供)

 

幸亏导师的支持和鼓励,明年一月Lily就要成为威奇塔市长了。据峰会介绍,现在美国有超过一千名亚太裔民选官员,而50年前民选官员中几乎完全看不到亚太裔面孔。
但亚太裔参政虽然进步很大,民选官员的比例还是相当低。本来亚裔在美国就是少数民族,出头露面的社会精英中身影又更少。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注意到自己与社会主流有所不同,又没有太多榜样可以学习效仿,其他种族的人也容易对亚裔视而不见。
所以这次峰会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有自己的代表很重要“(representation matters)。坦白地说,美国社会是相当公平开放的。经过近几十年的苦干,在法律层面各族裔的平等基本得到了保障。但要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让各个族裔消除隔阂,相互了解,和谐共处,则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亚太裔积极参政竞选公职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而且正如Lily所说,从政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服务。我们既然选择在这里安居乐业,就应该把自己当主人。既然是主人,就应该主动站出来端茶送水为社区服务。
所以她站了出来。从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移民小女孩,变成一个专门用英语讲述社区故事的记者,又从一个工薪阶层家庭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和政坛新人,在一个几乎没有亚裔的地区当选为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亚裔市长,Lily希望自己的故事可以启发他人,让他们看到一切皆有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美国梦。
(转载自硅谷生活家)

从Burlingame到Filoli —拜习会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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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转自网络)

值此中美复婚,  亚太共荣的大喜之日, 习拜大婚在加州硅谷美丽的FiLoLi庄园举行。FiLoLi 的名字固然有点讲究( Fight for a just cause; Love your fellow man; Live a good life 为正义而战; 爱你的同胞; 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其终究不过是个百年前的美国富商曾经的后花园, 说不上有什么人文价值。 以双方高调示爱的用心,却选择此处举办复婚典礼,  不免感叹婚庆团队对新郎新娘过往历史之了解的匮乏和想象力的缺失。

拜习会, 2023年11月15日于美国加州FiLoLi Estate
拜习会, 2023年11月15日于美国加州FiLoLi Estate

 

FiLoLi庄园
FiLoLi庄园

 

这是因为,近在咫尺毗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以Anson Burlingame 命名的小镇Burlingame,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成为举办这场破镜重圆的婚宴的理想所在。

Burlingame 公共图书馆
Burlingame 公共图书馆

 

Anson Burlingame, 1820年生于纽约。对于粗通本国历史的美国人来说, Burlingame是位生活在两个世纪前的政治家,共和党创始人之一,林肯总统的亲密战友,废奴平权急先锋。而对国际关系史有所涉猎的人们可能知道, Burlingame曾于1861-1867年获林肯选派,担任首任美国驻华大使。

位于Burlingame图书馆内的Burlingame雕像
位于Burlingame图书馆内的Burlingame雕像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有个很传统的中国名字”蒲安臣”的美国外交官,因为在华期间不遗余力地推行对华合作的外交政策而获得中国政府高度信任。即将卸任回国的蒲安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被中国政府礼聘为近代中国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欧美,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争取和平发展的空间全力奋斗。也就是说,蒲安臣同时是今天出席大婚的伯恩斯和谢峰这两位伴郎伴娘的祖师爷。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1868年蒲安臣中国代表团出访的第一站,正是今天婚宴所在的旧金山。在旧金山期间他购买了一片土地,计划退休后来此居住,即是今天Burlingame市所在地。在代表中国出访欧洲期间,蒲安臣成功说服当时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公开承诺不以武力相逼,不施加压力,转而实施友好合作的对华政策。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

蒲安臣使团
蒲安臣使团

 

而转访欧洲之前,蒲安臣在华盛顿代表中国政府与自己的母国代表,前领导西华德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平等互利的友好条约: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条约声明,美国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支持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改革开放和以自己选择的速度完成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条约规定,中美两国可向对方各大城市互派领事,中国外交使团享受英法俄等列强的外交使团的待遇。条约承诺,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移民并在对方的国度享受该国公民的教育及其他相关权利及福利。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的条款之一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的条款之一

 

因为这份条约,从四年后的1872年起,在国家主席慈禧和国务院总理奕䜣的亲自批示下,在封疆大吏曾国藩,丁日昌主持下,在耶鲁大学第一位华人毕业生容闳的积极操办运作下,中国分四批向美国派遣了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近十年,从此开启了此后一百多年中国人留学海外的风潮。这些来美时不足14岁的幼童,全部分散寄宿在美国东北部爱好和平的普通美国人家庭中,在当地知名中小学接受教育;之后有五十多位进入了包括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在内的世界名校继续深造。归国后这批留学生大多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就有:第一次实现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推动庚款留学计划的驻美大使梁诚;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

。。。

在一个焦裕禄和白求恩故事是全体公民必修课的国度,却几乎无人知道蒲安臣在这次代表中国出访途中积劳成疾,倒在了冰天雪地的圣彼得堡。就是那个给蒲安臣各种使绊,拒不追随英美对华实行友好外交政策的罗刹国首都。客死他乡的蒲安臣,享年不足50岁。病逝前有感于工作的艰难和自己的健康状况,蒲安臣在从巴黎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我希望我已为中国争取到了与西方列强公平竞争的环境。。。有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撑不到这次出访结束。压力实在太大了。世界只看到我每天觥筹交错,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手头的工作让我感到痛苦和焦虑。那些所谓的荣誉,不过是死海之果,每个人都想得到,但没人想真地品尝。“

(I hope I have secured for China fair play from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England has left the old Palmerstonian policy and has met my wishes most fully. The other nations will do the same. I sometimes think that I shall not live through this mission. The stress is too great upon me. The world only sees the splendid side. I see the work and feel the pain and anxiety. What dead sea fruit all these honors are, and though sought by all they are enjoyed by none.)

蒲安臣病逝后,蒲夫人在从欧洲写回的家信里写道: “(先生说过) ‘我个人没什么可恐惧的。但我真希望自己能多坚持一段时间,这样可以完成剩下的出访列强的工作,就死而无憾了’ “。。。

[Anson said] whatever comes, I do not fear personally. I am as ready to go as I should be ten years hence. But I would liked to be spared to visit the other powers. Then my work would be completed.

“相比我个人失去先生的悲痛,我很难不想到那些(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他曾用尽全部心力为之奔走奋斗只至献身的亿万穷苦人们(因为他的离世而)蒙受的损失。“

I try not to be selfish in my grief, but to think of the loss to those poor people for whom he was working with all his heart and mind and in whose cause he died…

蒲安臣及夫人遗物
蒲安臣及夫人遗物

 

蒲安臣没能在自己计划退休之地享过一天清福,而是倒在了为几万万不同肤色的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权而斗争的路上。在寒冷的圣彼得堡,他的遗体躺在鲜花翠柏之中,身上覆盖着黄龙旗。病逝之后他被中国政府追授为副国级领导人。而在他的祖国,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仅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就多达三个,其中就包括这片他计划的退休之地。

蒲安臣墓地,位于麻省剑桥的Mount Auburn公墓
蒲安臣墓地,位于麻省剑桥的Mount Auburn公墓

 

 

此后的150年, 持续上演了中美两国相爱相杀的好戏。今天,在豪华的专机呼啸而来,浩荡的车队前呼后拥地去FiLoLi庄园做秀的时候,却没有人指出,最恰如其分的秀场,其实就在离他们专机停机坪不足一英里的地方。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这样完美的错过,勾勒的或许不仅仅是政客们的无知,掩盖的更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长期刻意埋葬的历史。而这样的无视,何尝不是当今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对自己及对方的历史了解程度的真实的写照呢?只有当那些聚集在280号公路两旁手捧塑料花摇旗呐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们,那些生活在硅谷已经或正在实现美国梦却从未想过在Burlingame驻足的人们,以及生活在太平洋两岸的17亿的普通百姓们都对 Burlingame和蒲安臣以及他所代表的致力于两国真正和平与友好事业的人们过去200年的努力都有所了解的时候,这样的复婚才不会一再上演。而即便上演,婚庆之处的选择也会更有诚意。

位于Burlingame高中旁的蒲安臣纪念公园
Burlingame

Burlingame画像
Burlingame画像

【解读】从文化角度分析为何印度裔能在欧美国家混得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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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随水
原载: 随水文存

最近有许多人来问我关于印度裔当选英国首相的事情,顺带就提到了那个经典问题——为什么那些顶尖跨国公司里面有那么多印度裔高管?在与一些印企工作的朋友交流之后,我把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终于想明白了,所以决定来谈一谈。

许多中国人一说到印度裔在欧美职场的春风得意,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酸——为啥是印度阿三而不是我们龙的传人?内心深处我们肯定不愿承认自己还不如印度人,但现实又摆在那里难以辩驳——海外的印度裔在客观上确实混得比华裔要更好。按照美国的数据显示,平均每百万南亚裔中有2.82位CEO,白人只有1.92位,东亚裔只有0.59位。于是就有人辩称说:这是因为中国最顶级的精英都回国内发展了,留在海外的都只是想混吃等死;而印度精英全都一窝蜂跑去了美国,咱们是在用下等马跟人家的上等马比……我只能说,精神胜利法嘛,只要您自己开心就好!

网上有过不少文章从各个角度分析海外印度裔能够成功的原因,大部分说得都没错——诸如印度人的抱团、自信、敢言等。但那些分析往往都只是说出了现象,未能解释这些现象的成因。我这个人吧,喜欢追根究底——一切现象在根本上都源于社会文化,把握住了文化的根源,才能揭示出现象背后的本质。

推特的CEO最近刚被伊隆·马斯克炒了鱿鱼

虽然我之前写印度的时候经常吐槽,但客观来讲,我真的是非常痴迷印度的文化,否则的话也不会娶印度太太。即便被印度移民局在集中营里关了三个月,我依然对印度那片神奇的土地魂牵梦萦——印度虐我千百遍,我待印度如初恋。大家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凡事都有两面性——某些事物或者某种现象,假如能够长期存在,显然不可能全部由负面组成,必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印度吠陀文化产生的年代甚至要早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印度教为代表的吠陀宗教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主要宗教,南亚历史上无数次遭遇外族入侵,当地的文化和宗教却能够长盛不衰活跃至今必有其合理性——中国人民总是喜闻乐见于印度奇葩荒诞的那一面,却很少思考其文化优势性的方面。所以这次我准备当一回“印吹”,会主要从正面的角度来分析印度传统文化所是如何让海外印度裔具备了在商界乃至政坛脱颖而出的根本优势。

印度裔的优势大致可以从两方面说起,一是精神控制力,二是思想自由度

关于精神控制

先来说精神控制力,这种精神控制力源于种姓制度。

好多人都觉得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既罪恶又愚昧,但我越琢磨越觉得这玩意儿对古代统治者而言简直是一种天才的设计,一举解决了“秩序”与“合法性”问题。首先,我要就种姓制度进行几点说明:

1. 种姓打一开始就是雅利安人为了对被征服的印度土著进行精神控制而设计出来的——基于吠陀宗教的轮回世界观,根据神制定的秩序,我们是高等的,你们是低等的,我们永世为主,你们永世为奴
2. 种姓的内在逻辑基于一个比喻:婆罗门是神的头脑口舌,刹帝利是神的双手,吠舍是神的双腿,首陀罗是神的双脚——就好像不同器官的重要性和作用不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才是世界真理,追求平等乃是大逆不道,手脚怎么做得了口舌的工作呢?只有各司其职才能保证社会和谐
3. 印度目前只是在法律上禁止了基于种姓的歧视行为,但种姓观念本身是不可动摇的,将在印度社会长期存在,因为这是印度教世界观的基础,跟轮回观相绑定——要是印度没有了种姓,那么印度教的宗教秩序将随之崩塌。种姓不再成对世俗生活中每个人身份进行限制,但宗教生活的秩序并没有变;低种姓可以当上总统总理亿万富翁,却永远不可能当上祭司
4.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种姓早就不再是按肤色种族(Varna)划分的了,而是按照职业(Jati);整个社会数千种职业种姓对应知识分子阶级(婆罗门)、管理阶级(刹帝利)、农工商阶级(吠舍)、无产阶级(首陀罗)、奴隶阶级(贱民)。

这最后一点正是种姓的牛逼之处,它在过去事无巨细地规定好了全社会每个人乃至每个族群的终身职业,不存在绩效考核、竞争内卷、升迁谪贬,每个人只需要做好自己本职范围内的工作,就能让整个社会运作起来。站在现代人角度,我们会批评这样的制度导致阶级固化;可如果站在古代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样固化的阶级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和谐社会状态吗?在莫卧儿王朝时期,来自波斯的统治者信奉的是“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伊斯兰教,可他们非但没有去打破种姓这种不平等的制度,甚至还把这种“具有优越性的制度”吸纳进了南亚的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内部也搞出了种姓制度来——架不住这玩意儿太实用啊!(参见《开局一个神,故事全靠编——起底世界三大文化圈》)

种姓制度让人很自然地接受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观点

在种姓制度下,“小偷的儿子永远是小偷,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社会秩序坚如磐石。印度有些婆罗门种姓的血统,能追溯到神话传说里的“仙人”,几千年来过的都是上等人生活;反之那些贱民也一样,做了几千年实质上的奴隶阶级。期间不少种姓也有过起起落落,但总体而言相当稳定——最关键一点在于,种姓制度的秩序稳定性并不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暴力机器维系,而是基于宗教世界观,具有自我维持的内驱力。农民起义这种事儿在印度历史上闻所未闻,有记载的暴动几乎都是因为宗教方面的冲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古代印度人难道不是天才的管理者吗?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他们让一群奴隶心甘情愿地做牛做马、毫无怨言地接受极不公正的待遇,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可说是一个奇迹。要是当年罗马人搞的是种姓而不是议会元老院制度,说不定其文明能延续至今——斯巴达克斯们会觉得自己是上辈子做了坏事儿才会这辈子沦为奴隶,唯有好好接受改造、勇敢地战死在竞技场里,下辈子才能投个好胎成为罗马公民。
种姓制度的稳定并不意味着低种姓的印度教徒顺从,他们虽然不明着反抗,也不会有觊觎上层人地位的野心,但他们有自己阳奉阴违偷奸耍滑的技巧——或者说“生存哲学”。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生来就已注定,可人的天性是自私利己的,在种姓这种缺乏激励的制度下,低种姓劳动者一方面在宗教世界观的洗脑下心甘情愿认命,另一方面也会出于动物本能想方设法磨洋工混吃等死。他们绝不会去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以外的事,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印度有钱人请佣人通常都得要请一堆,分别管不同的事情——带孩子的不管做饭,做饭的不管扫地,扫地的不管洗衣服……种姓制度下的社会尽管稳定性很高,效率却也很低。
相对应的,印度教的那些高种姓统治阶级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如何对下面那些低种姓刁民进行恩威并施的精神控制,让他们在有限的激励条件下最大程度发挥主观能动性

宗教这玩意儿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说白了都是基于精神控制。我们一说精神控制可能就想到基督教的牧师、伊斯兰教的阿訇在宗教场所的宣讲,通过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让信徒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然而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建立在古代吠陀文明思想框架下的印度宗教,却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因此印度教跟其他宗教有个很大的区别——其他宗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通常是分开的,但印度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往往融为一体;其他宗教的精神控制活动大都只在宗教场所开展,印度教的精神控制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吠陀宗教,都有一个终极目标——解脱(Moksha)。从理论上来讲,印度教徒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指向这一终极目标;在实际的生活中,则被分解成了四个方面——(Dharma,道德及智性上的追求)、利益事(Artha,物质收入与种种利益)、欲乐(Kama,对世间物质的爱好)、解脱(Moksha,获得心灵的自由),这四方面都有具体的道德准则、义务和责任。

举例来讲,印度教徒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有着大量宗教禁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时候吃、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不小心碰到了该怎么办……印度教在家和出家的界线相对模糊,理论上讲属于前三种姓(再生族)的每个男性印度教徒在25岁之前都要经历清净持戒的“梵行期”(Brahmacaryā,对应佛教的沙门);对于虔诚修行的印度教徒来说,平日里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得想想有没有相关的宗教规定,宗教对其的精神控制可谓无孔不入且深入骨髓。

于是乎,种姓制度下的职业,也从来都不仅仅是世俗的谋生方式,被赋予了大量宗教义务的色彩——如何督促各种姓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乃是印度教中最重要的一项精神控制任务。

这样的精神控制真的有吗?——不但有!而且还写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PUA宝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薄伽梵歌》这个名头大家多多少少应该都听过,它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话说《摩诃摩罗多》里头有个绝世高手叫阿周那(Arjuna),历来被印度人视为战神,印度自己研发的那个阿琼坦克,就是用了他的名字。阿周那是般度族的五个王子之一,被称为般度五子,般度五子为了争夺王位爆发了“俱卢之战”。不料阿周那在临阵之际陷入了道德危机——身为武士阶级的刹帝利,在战场上杀敌是他的种姓职责;可这次在战场上面对的却都是他的兄弟、族人、老师,他感觉下不去这手,决定要退出战斗

这时印度教大神奎师那(Krishna)化身为他的车夫,开始给阿周那PUA洗脑,这部分洗脑内容后来就成了《薄伽梵歌》。奎师那跟他讲了一堆宗教行为准则的重要性,鼓励他认清自己的种姓职责——在战场上杀人没毛病,关键是你要本着对宗教的虔诚之心和奉献精神去杀人,不要执泥于自己杀了人这个结果;只要你杀人的时候有着维护宗教秩序的虔诚发心,就是对众生有利的,反而能够更容易得到解脱……然后又说了一堆如何通过虔诚之心获得解脱的大道理。最后阿周那被奎师那说服,将弓箭射向了自己的兄弟族人……

奎师那与阿周那在战场上的对话

《薄伽梵歌》在印度乃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地位就跟咱们的《论语》一样,直接指导着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内容的经典对印度人民的三观塑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薄伽梵歌》精神相一致的是,印度教正是将不同种姓的职责定义为人生中的“利益事”,鼓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能够通过生产食物和财富维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乃是一大功德……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理论刚好站在现代经济学对立面上。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名言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我们不能藉着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的我们必须诉诸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于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于他们的自私。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诸我们的处境为何,相反的我们会诉诸于他们的获利。”

我想说的是,由于种姓制度与宗教义务相绑定,缺乏市场经济机制的调节作用,需要用道德驱动替代利益驱动,印度自古以来为了让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需要连哄带骗加洗脑。精神控制在印度属于一种日常生活技能,你想让你家里佣人好好替你干活,就得懂精神控制这一套;你要是公司企业主,更是要把精神控制当作一门艺术来践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精神控制绝不是简单地要求别人服从——仅仅要求服从的话通过威逼利诱也能做到——而是要让对方自发地遵从社会固有秩序、追求人生使命,以实现自我的终极解脱……

我们许多人想象的不同的是,终极的精神控制其实会让人产生幸福感。一个人幸福与否,跟“拥有多少”没关系,只跟“想要多少”有关;长期被宗教洗脑的印度人,更能够心甘情愿地接纳命运的不公正,幸福感自然比较高,身心也更健康。我去过中国最贫困的大凉山地区,也去过印度的许多贫民窟——虽然他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精神面貌却完全不同。大凉山无论男女老少,大都死气沉沉郁郁寡欢;而印度贫民窟里却多是欢声笑语,见到外人热情而自信,对自己的境况十分坦然。他们虽然身处社会底层,却并不会觉得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神”的安排;只要遵从安排,下辈子自然能够苦尽甘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心态的

我行走在印度各地时也发现,印度人普遍身心健康、性格开朗自信,个个都是“社交牛逼症”;即便印度社会是如此不公,也很少会有怨天尤人。在普遍性层面上,印度人的情商相当高、口才相当好,擅长讨价还价和处理人际关系,能够审时度势进行变通,不像一些西方人那么轴。下层的印度人特别能够忍辱负重,对各种不公平的现象忍受阈值极高,懂得察言观色,在表面上十分顺从,但事实上会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捞好处;与此同时,上层的印度人大都思维敏捷言语健谈,特别会扯犊子、画大饼,由于他们展示出来的充分自信,即便他们是在夸夸其谈,也会让你觉得可以充分信赖他们的“真诚”,堪称天生的PUA大师……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同社会等级的印度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不断磨练出来的——被管理的人越来越刁,管理的人越来越精——此乃精神控制与反精神控制的“军备竞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互之间斗智斗勇的必然结果。

印度人的刁钻精明绝非我一家之言,但凡跟印度人做过生意都必然有类似的体会,这种刁钻甚至曾经让英国殖民者都犯难。大家别看英国殖民了印度那么久,他们虽然能够征服印度,却并没有能力直接管理那些印度人。英国人当时如此评价典型印度人——做事被动、愚昧、奇葩,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背地里诡计多端。(as passive, ignorant, irrational, outwardly submissive but inwardly guileful.)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对典型印度教徒的直接管理,一方面,他们找非典型印度族群进行合作,比如跟帕西人在商业上合作,跟锡克人、廓尔喀人在军事上合作;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代理人制度对殖民地进行管理。大家都知道英殖民时期的印度由数量众多的土邦构成,土邦制度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莫卧儿帝国封建制的继承,只要土邦主不反抗英国,他们就能高枕无忧地继续当自己的土皇帝。英国对不同土邦的控制程度差异很大,有的土邦如海得拉巴,享有近乎完整的独立君主待遇;有的土邦则名存实亡,土邦主的权利被削减架空,或者索性因为绝嗣、违约等原因被英国收编为了“省”。但即便如此,英国人也只会派遣接受过英国教育、懂英语的印度人进行直接管理,英国官员所要做的则是管理这些受过英国教育的印度人。

就我的体会而言,别说是从前那个土邦林立的英属印度了,哪怕是现在这个联邦制的印度共和国,管理起来都是一个噩梦——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印度人才知道怎么管理印度人,这是经由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培养出来的默契,只有印度人自己最熟悉印度社会的运作方式

我在印度期间发现印度官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猫鼠游戏”层出不穷,那些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往往能够准确地对老百姓偷奸耍滑的行为做出各种预判,提前堵住一些漏洞,而老百姓也往往很快就能破解……由于印度人民深谙各种变通之道来应对政策,时常令连最老辣的管理者都束手无策。一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上来、老奸巨猾的莫迪,在印度人民偷鸡摸狗的智慧面前,有时候也不得不败下阵来。比如说2016年莫迪为了整治黑钱颁布了“废钞令”,他费尽心机想要暗渡陈仓给黑钱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最后还是有多达99%的现金得以兑换洗白,“废钞令”事实上以失败告终。

政府被逼得没办法了,有时候甚至不惜用违法的方式来执法。印度的司法黑暗乃是著名的社会现象,印度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栽赃嫁祸可谓司空见惯。有时候这勉强算是法外执法的“正义之举”,比如警方明知某些黑帮杀手身背数条人命,却没有证据将其绳之以法,于是通过在街头“偶遇”将其直接击毙,然后伪造现场统一口径指控其主动袭警,反正也是死无对证;有时候这种做法却会造成不负责任地栽赃构陷,警察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一口咬定某嫌疑人是罪犯,会通过伪造证据逼迫其认罪。譬如我在印度集中营里的墨西哥籍狱友马丁,根据他的自述,他的前妻在印度遇害后,他被警方视为第一嫌疑人,警方为了结案伪造了他到过抛尸现场的证据,令他身陷囹圄,至今还在不断上诉……(参见《集中营六记(四)逸闻记奇》)

由于官僚体系臃肿、变通之道繁多,长期以往便造成了印度的一个奇葩现象——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普遍性违法——一些法律禁令由于矫枉过正的不合理性变得形同虚设,老百姓违法行为普遍存在。执法人员和管理人员自己本身其实也是老百姓,对老百姓的欺瞒做法心知肚明,根据你是否“进贡”来决定是否“纠正”你;碰到贪心一点的官员,就算你没问题也会编造点问题出来,以作为索贿的借口……不夸张地讲,印度社会的各种“潜规则”比我们中国还复杂,正因如此行政效率才会如此低下。

说这些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管理的恐怕就是印度人,因为这是一个游戏规则高度复杂的人情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精神控制传统的宗教社会。在印度文化下成长起来的管理者都是极品人精,有着超高的情商,老于人情世故,精于精神控制,个个都是让你感到可以充分信任的PUA大师……当他们走上世界舞台,会发现自己早已见识过了最黑的黑暗,从地狱难度来到了新手村……

关于思想自由

有人肯定要说,这有啥?我们中国对管理者的选拔不也是大浪淘沙吗?我们中国不也是关系复杂的人情社会吗?我们的管理精英怎么就不如印度人了呢?

须知,印度人在管理的过程中并不会用权力来压制你,不会要求你绝对服从,更不会不许你发表观点;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依然能保持思想活力和自由

再怎么不喜欢印度的人,都无法否认印度社会文化的多元和思想的丰富;我们中国无疑在很多方面都比印度强,但宝莱坞电影绝对可以甩我们中国电影几十条马路,这就是思想开放所带来的文化繁荣。之所以印度的思想可以这么丰富,首先是因为印度教本身上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不需要通过严密的组织或者对政治的参与就能够通过社会运作自发地维持,对于思想抱有开放的态度与宗教本身的存续并不冲突

相比之下古代中国虽然有三纲五常等社会伦理,也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传统民间信仰,但没有类似印度教种姓制度那样绝对不可触碰的最高秩序,也没有印度教那样世俗与宗教相统一的、全民实践的世界观体系。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世界上最牛逼的存在是“天”,但没人能说清楚“天”究竟是啥;人间的最高权威皇帝只是“天”在民间的代言人,德不配位老百姓能够“替天行道”颠覆皇权,并不会绝对盲目地服从——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可以说是最高秩序的缺失,需要通过思想管理来维持秩序。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类的宗教社会虽然有“唯一真神”这个最高秩序,却也特别害怕“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因为一来“全知全能全善的唯一真神”这个设定存在许多逻辑上的漏洞,二来这个“唯一真神”需要竞争上岗,上帝跟真主究竟谁才是唯一得先互相掐一架再说……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搞起思想管理毫不手软,一言不合就大搞宗教迫害,比方说烧死了主张泛神论和日心说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

说白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行“思想管理”的宗教迫害,其实技术含量很低,靠的是暴力机器维系自己的绝对权威,把“异端”都送上火刑架就完事儿了,十分简单低级粗暴;跟印度教那种高技术含量的PUA精神控制大师完全没得比

肯定有人要问“精神控制”和“思想管理”的区别——精神控制就好像你甜言蜜语哄女朋友,那姑娘明明有许多的选择,却偏偏对你死心塌地;思想管理则好比你不许自己的女朋友有任何其他男性朋友,她的生活中只许有你一个男人。两者孰高孰低可见一斑。

印度教之所以发展出强大的精神控制力,除了印度教本身的特点之外,一大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从未能够实现思想管理,把所有的技能点都铆足了劲儿点在了精神控制的技能树上。思想自由开放的环境会迫使精神控制力不断提高——就好像你女朋友有很多追求者,可你又没本事把这些追求者都赶走,于是只好努力提升自己哄骗女朋友的本领。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有两种宗教思想,一种不允许你有任何质疑,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它都是唯一真理;而另一种思想在大家的讨论、质疑中不断补充发展自己的学说理论,显然后者的生命力更强,更能够蛊惑人心。像佛教、印度教这种吠陀宗教,都是在众多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才发展起来的,非常注重“因明学”(Hetuvidyā)——也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能言善辩”乃是其基本功,不但嘴皮子功夫了得,而且擅长批判性思维。当年玄奘法师印度求法期间,在曲女城无遮大会上凭着天下无敌的论辩术名震天竺,所运用的正是因明学。

由于南亚地区的邦国林立高度散装,自古以来都没有机会对思想进行统一,这就使得印度成为了各种思想流派的摇篮,正可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印度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差别其实比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差别还大,却彼此相安无事。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印度教和佛教之间也有过互相穿小鞋的教派竞争,但都属于局部地区的小打小闹,远远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当时佛教、印度教更像是吠陀文明体系下的两个不同思想流派,参见《被重新发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这跟南亚思想的自由开放分不开——只进行精神控制,却没有配套搞思想管理,放眼望去古代历史上似乎只有南亚独此一家。

越是散装的地方,对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就越高。只要对印度历史稍加了解就会发现,古代印度次大陆统一程度最高的两个时代,恰好就是思想最不自由的时代——其一是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时期,由于阿育王独尊佛教,让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阿育王统治前期相当专制,对“外道”进行过屠杀,后期才容许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存在;其二是奥朗则布统治下的莫卧儿王朝,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对其它宗教的包容度急转直下。归根结底,排他性的“思想管理”几乎是“大一统”的必然特征,所幸这些“大一统”都有如昙花一现,印度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才保留了下来。

包括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在内的南亚地区不同流派的吠陀宗教,长期以来都在相互竞争中持续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在质疑的过程中不断自我修正完善,所以才会在15世纪的时候还能够创立出融合印度教虔信派(Bhakti)和伊斯兰教苏菲派思想的锡克教,并发展为当今世界的第六大宗教。宗教归根结底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法,吠陀宗教用于解释世界的核心观点立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虚幻的”,这个观点不但无法证实或证伪,可能产生的逻辑漏洞也要远少于一神教所主张的“全能全知全善的唯一真神”再加上吠陀宗教不是靠禁止其他思想流派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而是通过自我的调整和重组来保持竞争力。正因如此,不管世界怎么发展,吠陀宗教都能进行逻辑自洽的调整和适应,诸如轮回转世、因缘果报这些古老的世界观,即便在当今社会依然能够焕发活力。

在秦朝开启大一统之前,中国的思想也很多元。春秋战国时代为啥能百家争鸣?不就是因为散装嘛!你的学说在这个国家不被接受,可以去别处碰运气,很多春秋战国的思想家都是这样到处游说到处碰壁百折不挠才最终得到认可的。孔子早年曾在齐国受到排挤,齐国的大夫甚至想要加害孔子,亏得他有鲁国这条退路,否则咱们历史上可能就没孔子这号人了。大一统之后,这退路就没了——说错一句话轻则仕途不保、重则脑袋不保……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智慧就是“明哲保身”,在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都非常谨慎,整个社会环境也不鼓励你太有想法

南亚地区思想开放的传统,一方面保持了思想的活力,使得印度人非常擅长批判性思维,在表达观点时毫无顾虑;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自信。

我们经常会觉得印度人有种“蜜汁自信”,非常傲慢自大,这正是源于他们对印度文化的自信。思想开放必然伴随文化自信,只有自信的人才愿意接纳不同的观点,才敢于面对各自各方的质疑印度人虽然在物质上十分崇洋媚外,但似乎在文化上确实不鸟西方那一套,有着自己的坚守——至少明面上不鸟(潜移默化受影响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你会发现印度裔妇女即便移居别国,还是会在日常生活中身穿自己的民族服饰。有了自信能够大大提升精神控制力——只有自信的人,才更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就像我前面说的——哪怕我明知一个印度人在满口跑火车,可他那副言之凿凿的模样,就是让你觉得可以相信他。

说起印度的文化自信,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就是辨喜(Svāmi Vivekānanda,斯瓦米·维韦卡南达,1863-1902年)。对内,他借鉴了基督教的社区服务概念,赋予了印度教徒宗教使命感;对外,他在19世纪末将经过改良、用西方价值观重新包装过的“新吠檀多”灵性文化输出到了欧美,在欧美国家获得了强烈的反响,现在许多欧美人民痴迷于灵修、冥想、瑜伽,追根溯源都是当时辨喜种下的因。

辨喜成功对外输出印度文化的壮举,对于彼时迷失在殖民文化中的印度人民仿佛一盏指路明灯;他让印度人民看到——印度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有能力影响和改变世界。这使得印度人民对自己的文化突然间自信爆棚,间接促进了他们对独立的追求。(参见《是什么让莫迪成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简史》)

辨喜带来的这种文化自信影响了后来的每一个印度人,几乎就跟孔子对中国后世的影响一样,并极大推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由于长期受宗教洗脑,印度人本来就够自信开朗了,文化上的自信再一叠加,对整个印度国族产生了逆天改命的效果。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提出过一个“世界导师”(Vishwa Guru)的口号——而“世界导师”指的正是辨喜。现在这个口号被莫迪当做了长期战略,其野心是要让印度立于世界之巅,将印度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输出

印度的野心是成为“世界导师”

印度自古以来在思想上的自由开放,在如今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延续。西方社会所主张的民主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跟古代南亚的吠陀宗教是一样的——虽然在精神上控制你,却不在思想上限制你。西方民主社会也给人洗脑,但无论如何对不同的观点有极大的包容性。

客观来讲,印度的民主制度非常拉胯,既劣质又低效,并且随着莫迪政府对集权的日益收紧,印度式民主的槽点也越来越多。但我们无法否认民主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得当代印度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这点我被关在印度集中营里的时候深有感触——虽然集中营里面发生着各种荒唐的事情,但我们仍然拥有基本人权,给我们留了一扇可以将这些事情曝光出来的窗。集中营里的人们能通过示威抗议让外界知道他们处境,同时新闻媒体也会跟进报道,利用舆论来对政府部门施压,迫使政府做出相应的改变……印度确实存在许多的黑暗,但基本的民主原则让这种黑暗不至于令人绝望——宝莱坞电影至少敢把这些黑暗拍出来并展现在世人面前,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这亦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因为“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不怕扬自己家丑、揭自己短,把问题暴露出来才能加以纠正。

我承认,民主制度下的决策者有时候会被民意绑架,使得一些在长远上对国家有利的政策无法实行,比如说莫迪政府最终失败的农业改革就是一个例子;民主制度的效率在很多时候也非常低下,由于缺乏一锤定音的决策者,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不断拉锯扯皮……但对于有能力的个体发展而言,在思想开放的民主社会环境中,选择和机会一定会更多。就好像战国时代那些思想家一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你的能力实实在在,有其他阵营会接纳你。如果你想要从政,执政党不喜欢你,可以投奔在野党、反对党;如果你有独到的想法,这个公司老板不赏识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公司,总有你发光发热的机会……在这种机制下,尽管未必能保证社会和企业内部的效率最大化,然而一定能保证个体思想的活力最大化

有自己的想法只是第一步,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也很重要。表达虽然是人的天性,却并非人人都懂得如何表达。首先要有组织语言的能力,其次要有敢于吐露的勇气——这两点印度人都不缺,他们不仅会说,而且敢说。这从一些印度男人追求女生的风格就能看出来,他们看到漂亮妹子就会去搭讪,貌似从来不担心表白被拒尴尬丢人,也完全不存在“社死”这个问题——只要表白的人次足够多,总能碰到瞎了眼的女生看上自己;但你要是连开口都不敢,那就什么机会都没了。另外或许是由于印度社会浮夸成风,对于“信口开河”的包容度也很高,印度人普遍存在“轻诺必寡信”的问题——承诺的时候一口一个“No Problem”拍着胸脯让你放心,等到兑现的时候却两手一摊挠挠头。

作为我们中国人无疑会觉得他们不靠谱,因为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文化里,非但话不能说得太满,甚至很多话都不能说得太直接。“直言不讳”等同于“口无遮拦”,常被视为愣头青的特征,会觉得这样的人缺乏社会经验、没有被社会毒打过;懂得“沉默是金”才是成熟稳重的表现。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正是因为“祸从口出”在中国实在是太普遍,说错话、说大话的成本很高

但欧美社会的文化其实更加接近于印度文化,虽然不至于像印度人这么不靠谱,但他们也是允许说话有水分的。这可能是因为在这种老百姓投票选领导人的民主国家,政客得要敢于自我营销自我吹捧,才能获得选民的青睐;你要是一开始不敢把话撂出来,别人甚至都不会多看你一眼。在欧美跨国公司里头升迁的逻辑,也跟政客搞竞选有点像——工作成绩自然是必须的,但在成绩之外,光会埋头干实事的人未必能得到提拔,那些大胆、敢于创新、敢于表达自己、敢于做决策、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更加容易得到赏识和器重——不怕你说错话,就怕你什么话都不敢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谦逊”的美德、“谨言慎行”的风格,在西方社会是个纯粹的劣势,人家根本看不懂这一套。按照他们的思维,你先得要敢吹你自己有多牛,别人才会觉得你牛;你要是谦虚地说自己不行,别人就真以为你不行了……因此惯于循规蹈矩、闷头苦干的中国人,即便专业能力再怎么优秀也很难得到升迁。中国人缺乏竞争力的同时,一些欧美国家的人也有自己的缺点——他们有时在个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太缺乏等级社会、人情社会的意识——具体表现就是 “不会做人”,很多时候脑子轴不会变通。在这种环境下,精于各种潜规则、人情世故,擅长精神控制,同时又思维活跃能说敢说的印度裔,自然当仁不让地脱颖而出。

中国几千年来思想上的大一统,间接影响到了中国企业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以及企业文化。相当一部分企业就好像传统官场的缩影,不鼓励个体太有个性和思想,直言不讳者在职场上很难生存,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管理者的绝对权威和员工的绝对顺从被视为效率的保障,整体而言容错率低,那些有能力但低调而顺从的人更容易得到提拔。所以中国社会想要鼓励创新就很难——你不可能指望既要搞创新又要不犯错。假如想要在大厂通过按部就班的晋升,最后能够幸存下来的通常都变成了老油条。打个比方来讲吧,中国人在不断往上爬的过程中,大部分人性格和思想上外露的棱角都会被磨掉;但印度社会只会磨掉性格的棱角,思想的棱角不但得以保留,还能茁壮成长。

包括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由于长期受中国影响,或多或少也都有跟中国一样的问题,在文化上偏于内敛保守。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企业里东亚裔的管理者偏少——说白了还是因为文化意识形态不匹配。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中国文化中被传为佳话,然而诸葛亮这样的人要是生在美国文化的环境中,那估计一辈子都只能“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印度文化不仅和美国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更有自己人情社会的独到优势,印度裔能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关于抱团

关于海外印度裔,还有一个很多人提到的特点是抱团,这一点也能通过社会文化来解释。

首先,印度人出海是有同乡会的,跟咱们中国浙江福建一些地方很像,一个人在外头闯出名堂了,会带着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出来求富贵。而且不同地区的印度人出海的方向也略有区别,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一窝蜂往美国跑,比方说喀拉拉邦的马拉雅利人爱去中东,泰米尔人爱去东南亚(泰米尔语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在传统上是那种对人际关系高度依赖的农业社会,社区关系非常密切;种姓社会内部的固有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卷内斗的消耗。中国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中国内部的恶性竞争几乎是一种传统,“老乡见老乡,背后是一枪”,熟人之间常会因为利益反目成仇。这可说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个副作用——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做得,我自然也做得——连一个孙猴子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坐玉帝的位子,没什么不可逾越的底线。但在印度传统种姓观念里,有些事情“只有我做得,你却做不得”。印度教徒一生下来,自带种姓社会的等级烙印,族群内部的固有秩序,使得不同个体的职责界线明晰,避免了相互倾轧。在没有外敌的时候,印度人内部也撕,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之间很分裂;可他们在面对外部竞争的时候立马能够相互合作,抱团起来一致对外。族群内部固有秩序使得他们更容易安排分工,也更容易推选出一个让所有人信服的领导来,就好像在狗的社会里,互相闻一下尿里头化学物质的气味,就知道谁是老大,避免了无谓的内部厮杀。

其次,这种能够抱团的传统,并不是印度人去了海外才有的,而是英国人教出来的。古代的印度被外族入侵的时候,那些小邦国并不知道要抱团起来抵抗,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英国人殖民印度次大陆之后,试图对不同族群“分而治之”以实现相互制衡——除了不同邦国、民族之外,他们还画蛇添足地对不同宗教群体也进行了分化,通过宗教识别分割了孟加拉省(参见《南亚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漫谈》)……没想到这一做法导致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觉醒,整个印度抱团起来把英国人赶走了;更没想到的是,当英国人这个外力消失之后,驱动印度人抱团的宗教民族主义反噬了印度,造成了印巴分治。如今的印度人,虽然平时看起来松松散散,但只要一有外力出现就会抱团。比方说假设有几个南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但在面对北印度人的时候,就团结成了泰米尔人;又假设有几个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分别是比哈尔人、拉其普特人、孟加拉人,但在面对穆斯林的时候,他们就团结成了印度教徒。

最后,中国人在职场上多少还有点习惯上要避嫌的心理。无论是中国的官场还是职场文化,拉帮结派、发展自己的小团体都是上头特别忌讳的事;还有些人则会有“内举避亲”的心态,觉得把职场上的机会和资源明目张胆地留给自己人,会显得自己不够公正无私。但印度人完全没有这个心理负担或者道德负担,他们觉得大家一起出来混,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帮自己人一把无可指摘;尤其在海外,大家都是背井离乡的印度老乡,上下级和同事之间互相包庇根本不算个事儿。伊隆·马斯克买下推特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印度裔高管提拔的小团队给炒了,因为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影响到了公司内部的公平和效率。当然,你永远不要尝试去跟印度人谈公平问题,因为印度的社会文化中“不公平”才是天经地义。我们眼中的“不公平”,在印度人看来那是神的旨意、业力的安排。

除了以上谈到的印度社会文化对印度裔优势的塑造外,还有几项“利好”也推动了印度裔在国际舞台上的崭露头角。

第一,是印度人对管理的渴望

首先,在种姓制度的价值观中,管理者属于刹帝利阶层,是高人一等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会对淡泊名利的清高之士赞赏有加,另一方面由于官场是非多、伴君如伴虎,在渴望权力的同时,人们对权力的反噬心存顾忌;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人对于进入管理层的渴望也并不特别强烈,因为社会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对不同工种的劳动者都能给予同样的收入、尊重和社会地位。但印度就不一样了,“劳心”与“劳力”乃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社会阶层,只有前者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社会地位(参见《印度人民三观之下的“八荣八耻”》)。这不仅造成了印度服务业的畸形发展,也使得印度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要跻身管理层,极为热衷报考MBA工商管理学。印度大学生考MBA的热情就跟有段时间咱们中国大学生考雅思考托福差不多——考雅思考托福的人不一定就真会出国,考MBA也不一定真的就去当管理层,但有道是“技多不压身”,当机会真的降临时,拥有MBA文凭的印度裔就是那个“有准备的人”。

第二,印度裔在欧美社会被接受的程度更高。

由于长期的政治博弈,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对俄罗斯、中国在商业上的防范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华裔恐怕很难在欧美大企业获得充分的信任;而印度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政治制度和教育体系都与英国一脉相承,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尽管印度跟俄罗斯关系密切,却依然能够获得美国的信任。首先,英语是印度最主要的官方语言其次,北印度人在人种分类上属于白种人;第三,印度本身是英联邦国家——因此从文化、血缘、政治各方面,欧美社会都会觉得印度裔比华裔、日裔、韩裔要更为亲近。尤其是在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印度裔就跟爱尔兰裔、西班牙裔一样,区别只不过在于先来后到。印度裔无论是当选美国副总统还是英国首相,其违和感都并不会显得特别强烈。

第三,印度本土的恶劣生存发展环境所迫。

印度人会成群结队去海外发展,最重要原因还是国内发展条件不好,那些能够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印度裔,在印度国内则未必能成功。印度本土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于被传统财阀所垄断,印度最知名的企业家、管理者几乎都来自于财阀集团,很少有像张一鸣、刘强东那样白手起家的互联网新贵。财阀集团同时拥有资本和政府关系,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起像Jio公司这样的通讯巨头,将印度国内的那些老牌电信企业打得左支右绌。不妨这样说吧,印度这样的国家,无论创业还是个人发展都缺乏一个公平开放的环境,自然导致了人才大量外流。对有才华有抱负却又无权无势的印度人而言,去海外反而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并且一旦出国就会千方百计扎根留下来,免得回到印度地狱般的环境。

结语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一千万印度人移民到了海外,这些人大部分都属于印度最优秀最富裕的阶层。可说印度培养出来的大量顶尖人才,都给西方发达国家送人头去了,这种人才流失是印度难以言说的痛。尽管移居海外的印度人给印度挣了不少外汇,印度裔当上不少跨国公司的CEO,官居美国副总统、英国首相更是“为国争光”挣足了面子……可印度本土却依然还有许多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

因此不少中国人听闻印度裔担任英国首相的新闻后,颇有些不以为然,有的人认为正因为首相自己是印度裔,所以为了“避嫌”可能反而会对印度不利;也有人觉得这些海外印度裔的成功并不能帮助到印度老百姓……

我觉得吧,只要这些新闻能够增强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那么对印度整个国家就有极大的助益。正如同我们中国人不会去纠结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是否中国籍、这个诺贝尔对中国有没有实际的好处,或者奥运健儿摘金夺银是否会让我们的收入增加;印度人显然也不会在乎那些印度裔成功人士跟印度的联系究竟有多密切。海外印度裔有了出息,其意义在于光宗耀祖,由此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能够实实在在地让印度人民构建起更为牢固的国族认同和更为强烈的文化自信——从长远来讲,这些东西对国家产生的效益远大于单纯的经济利益。

同时,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2022年以来的国际形势对印度更是一片大好,印度在接下去几年应该将会迎来一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一些海外印度裔已然嗅到了回国创业的历史机遇,他们印度海外公民的身份、以及对印度社会潜规则的熟悉将会是个极大的优势。我个人认为今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由于印度社会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弊病,印度的人才会继续往海外流失;另一方面,在印度政府出台的鼓励政策下,在海外积累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的印度裔会纷纷回国开发印度这个大市场,为印度的经济和文化注入大量新鲜血液,实现对印度的反哺。从最近两年印度独角兽企业的爆发式增长来看(目前印度已经有超过100家独角兽企业),这种洄游式的循环似乎已经开始了。印度对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只要其政治环境能够保持稳定,其前途相当可观。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国际形势依然存在着非常多的变量,一切还未可定论;本文从文化和制度上所进行的分析,只是对整体的大趋势做出的可能性判断。

客观来讲,文化和制度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而是需要有其适应的时代和土壤。某种文化制度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优势,未必能在大环境大形势发生变化之后继续保持下去。与此同时,也没有哪一种文化和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在需要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的领域,中国固然不如印度;但要论进行社会改革、集中力量办大事,印度却也是困难重重前路茫茫……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让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输出中心;而印度文化在培养管理人才上的独特优势,则很可能会使得印度成为世界管理人才的输出中心……“世界导师”的口号,或许并不那么荒诞。

这一切只能说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的文化制度有着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优势要保持,劣势要正视;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可妄自尊大——吠陀文明固然源远流长,我们中华文明又何尝不是呢?

张益唐 天才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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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益唐是个「ambitious」的人。他一生都致力于研究数学中古典的大问题,并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冒险和境遇窘迫。但人生的奇妙之处在于,张益唐命运的改变并不是来自于他研究了几十年的「大问题」,而是源于一次旁逸斜出。如今潮水退却,张益唐重新回到他的主路,思考他的数学宇宙。数学中并不总有灵光一现的时刻,更漫长的是自我的孤独与煎熬。

文|杨宙

采访|杨宙 林秋铭 翟锦

编辑|金焰

摄影|尹夕远

原载《人物》

 

盛情难却

一个天才在抵达人生的巅峰时刻之后,会发生什么?

央视节目录制的后台休息间,张益唐和妻子孙雅玲端正地挤坐在沙发上。张益唐谦和平静,妻子笑得灿烂。

前一晚,他们在宾馆大吵了一架,为的是今天上台录节目,张益唐应该重点说哪些内容。讲太多关于数学的研究,是妻子最无法忍受丈夫的一点。「你东西做得怎么样,不要讲太多,简单点讲,中间你的磨难,每个人都爱听这些东西,磨难当中怎么坚持,后来我得了什么奖。」据说吵得连宾馆经理都接到投诉前来敲门。

显然,张益唐没有赢过妻子。在被观众包围的圆形舞台上,张益唐一一按着妻子提出的三大重点,有条有理地做完了演讲——起点、磨难与奖项。关于数学的部分,只用了两段话匆匆带过。

妻子的话不无道理。作为国际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张益唐最重要且唯一的成就——2013年「孪生素数猜想」的证明过程,世界上只有少数数论学家能真正看懂。而在获得成就以前,他过往58年人生的「传奇故事」倒是所有人都津津乐道的:一个北大的数学天才,一个落魄的赛百味员工,一个50多岁籍籍无名的普通大学讲师,凭一篇论文一举成为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

算起来,那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类似的演讲邀请在国内数不胜数。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担任终身教授的张益唐每年有两个月的时间回国度过夏天。除了先后在中科院和北大给学生上暑期课程,他的一系列关于「我的数学生涯」的演讲从香港、澳门、内地的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早在每年开春,纷至沓来的邀请就塞满了张益唐的学校邮箱,得不到回应,它们又会出现在他妻子的微信里。大多是熟人、校友,妻子用表格按地区和时间排列好,如秘书般严密策划行程。

有时候,一些活动的意义让人费解。在2018年一个互联网巨头公司的科技大会上,张益唐被邀请上台,与其他几位国际数学家站在一起,举着写有自己心中最美公式的小黑板,没有发言。在今年广东沿海一所高校的荣誉院士颁授及学生毕业典礼上,受到该校新任校长、他的北大师弟的邀请,张益唐在做完另一所学校的演讲后,与妻子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典礼现场。典礼长达两个多小时,院士轮番讲话,毕业生挨个儿上台拨穗,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除了捧师弟的场之外,与张益唐没有一点关联。

《人物》记者参加了这场典礼。开场前,背着双肩包、拄着拐杖的张益唐被工作人员误认为是家长,差点让他在大厅外排队等候。在混乱的彩排阶段,他与妻子坐在第一排的正中央,是最早到场的嘉宾。活动结束,夫妻两人从礼堂往外走时,妻子还是笑得灿烂,手上抱着两套学校宣传册——就是散发在每个座椅上,你一般不会带走的那种。

张益唐曾经说过,对于出名,他并不感到高兴,反而觉得头疼。但对于妻子孙雅玲来说,出名让她融入新的生活。作为张益唐最信任的人,她接触到了热闹的新世界。

孙雅玲来自东北,90年代末到美国打工,在餐馆打工时认识了当时正与朋友聚餐的张益唐。与沉默寡言的张益唐相反,孙雅玲极其外向开朗。她自小是家中的大姐,性格坚韧,张益唐每周7天在学校潜心工作,她则包揽了家里从做饭、搬家到爬树剪树枝等所有家务。家务之余,她会到当地免费学校学电脑、英语和缝纫,周末没课就背起书包带瓶水,独自在圣塔芭芭拉周边游荡。

每年回到中国的两个月是她更加开心的日子。周围都是中国人,语言终于毫无障碍了。前几年随张益唐在中科院附近的公寓短住,她自己就可以摸索着坐上19路公交车,到海淀的紫竹院公园跳广场舞。这几年回国次数多了,她也几乎熟络了数学圈里的一切大事与八卦,微信列表里排满了中科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等顶级科学家的名字。圈中人都知道,要找张益唐,先找孙雅玲——孙雅玲几乎从不拒绝。她向《人物》记者描述,被张益唐拒绝了的人找到她,她立刻拍板,「订票订票,这事我做主。」

而对于种种熟人邀请,张益唐的态度则是模糊的。对于需要专注思考的数学家职业,过多的活动必然是一种干扰。他心里清楚,「有些并不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只是一种面子,不好推却,我才去的,不是说我喜欢去。我还是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着。」

「为什么不好推却?」

「中国有一句话,盛情难却。」

但只要妻子安排上了,只要不影响授课,他最多稍稍提起音调表示生气,随后又会降下去,变为沉默。这种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是分裂的两个张益唐,也出现在许多其他时刻。讲台之上,无论是作为演讲者还是教师,他都是那个绘声绘色的入世者,善于言辞,通晓文学艺术,在美国学生对数学普遍兴趣不高,以及他本人强烈的口音等不利条件下,他依然是学生评分中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到了台下,他又立刻变回最沉默的人。接受《人物》采访时,当被问及为何他的眼睛一直没离开办公桌上的一沓写满数字的草稿纸时,他声称自己「可以边采访边想问题」。而对于我们的问题,他的一个经常出现的答案是:「你问我太太吧。」

这样一种并不热情的态度,却一点都不会让人跟高傲扯上关系,相反,他身上有一种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谦逊。正值北大毕业时节的6月末,前来采访孙雅玲的《人物》记者被北大门口的保安挡在了门外,电话里孙准备出来接应。那几乎是北京最高温的几天,将近20分钟后,戴着茶色墨镜的张益唐拄着拐杖,和妻子一起从远处缓缓地走来。他说话做事斯文儒雅,一顿一挫。那时他们刚到北大一天,不确定如何领人入校。在孙雅玲试图用「这是大数学家张益唐」向门卫解释之后,张益唐缓缓地掏出钱夹里的校友卡,谦和地问门卫:「您看这张行吗?」

 

一匹 Lonely Wolf

加州圣塔芭芭拉,美国西海岸的阳光度假胜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就伫立在绵长海岸线的一角,从谷歌地图上俯瞰,学校里的那片沙滩往外,就是浩瀚的太平洋。

在孪生素数猜想取得成果之后的第三年,张益唐成为这所大学的终身教授,从美国东北部寒冷萧瑟的新罕布什尔搬迁至此,在60岁时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这里,每周一三五上课,今年被分配的矢量微积分课程对他而言驾轻就熟。每周7天,早晨7点钟校巴从离家十几分钟的站台经过,张益唐常常在这个时候上车,以躲过再晚一点儿的学生高峰。他往往带着一颗水煮鸡蛋和几块bagel面包,再配上学校买的咖啡开始新的一天,直到晚上7点离开办公室。

但他的教学任务不多,只是喜欢在学校待着,思考。他没有科研压力,因为不需要通过不断发表论文去获得更多项目经费。给同事韦国芳留下印象的是,到学校将近3年以来,他似乎连start-up里的经费都没有申请完。毕竟,对张益唐来说,做数学只需要纸和笔,有时甚至二者都不用,「只要脑子去想就行了」。

他几乎像是数学系的隐形人,每天就坐在自己位于South Hall 6层的狭小办公室里,关上房门独自思考。同事和学生都了解他的习惯,「open door」 policy,只会在门敞开的时候前来找他。长久的专注与独处,让坐在对面办公室、同样也是60多岁的老教授Mihai Putinar惊叹,真是一匹lonely wolf。

只有下午的一小段时间,在数学系大楼不远处的杜鹃花丛、入海口不远处的湖泊,以及面向太平洋的沙滩,人们可能会看到独自散步的张益唐的身影。他的博士生Garo Sarajian说,散步同样是他思考的过程。

成名之后,《纽约客》记者曾问他,数学家需要什么天赋?「专注。」张益唐毫不犹豫地说。

早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当讲师时,张益唐就坚持每周7天到办公室上班。不像温暖的加州,有时在东北部的冰天雪地里,学校校车停运了,他就穿上长靴,踩着齐膝的雪步行到办公室。

孙雅玲回忆,有一次张益唐在大雪里边走边想问题,一不留神崴了脚。因为没有骨折,张益唐怕麻烦不愿意去医院,从此落下了跛脚的毛病。

他原本有一辆开了很多年的福特汽车,但去新罕布什尔之前就被卖掉了。车在雪地里不好走,更重要的是费神。「开车时想问题虽然也没出过什么事,但后来每次开车前,总要告诉自己『别去想了』,『开车时可不能走神』。不开车比开车过得更自在一些,少了很多束缚,也没有负担。」

妻子孙雅玲说,有时候张益唐会彻底沉浸到一种只有数学的状态里——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在长达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就会经常自言自语,「脑子就像走神一样」。「他根本就不能开车,什么也不能,就走路,低头走,边走边想,就这样的。有时我睡到半夜一看,给我吓一跳,他睁着眼睛呢,就是睡睡醒醒、醒醒睡睡的状态。」

为了让他分散注意力,孙雅玲有时会在出门前准备好馄饨皮和馅儿,让他动手包馄饨。等她回家一看,皮和馅儿都没剩。「我说他还挺会包」,第二次、第三次也是这样。「我说这还用算呢?他说当然用算了,他把那馄饨皮像扑克牌一样扭开,如果是100个皮呢,那碗里馅儿他也分100份,这样包出的馄饨不多也不少。我说,哦,这数学还有点用啊!」 在孙雅玲看来,一个人只做一件事,「上班这样,下班这样,也不说话」,是可能会得忧郁症的,除了包馄饨,她还会让他炒菜。

在获得巨大的声名之后,张益唐曾被邀请访问普林斯顿6个月。一部名叫《大海捞针》的关于张益唐的纪录片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彼得 · 萨纳克说,有一天他偶然碰见了张益唐,于是跟他打招呼,张益唐回应过他的招呼后说,这是10天来他第一次跟别人说话。萨纳克想,即便是对一个数学家来说,这也太过孤独了点,于是他邀请张益唐每周来和他共进一顿午餐。

事实上,对成名后的张益唐来说,孤独是他的常态。从美东搬到美西之后,过往20多年的朋友联系渐渐淡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他还会为一场篮球比赛的得分、一张新买的勃拉姆斯唱片拨通朋友的电话。而现在,好友们为了不打扰数学家思考,来往越来越少。就连张益唐每年在朋友生日时会固定发送的生日邮件也搁浅了。问起为什么不发了,他的解释只是模糊的「时间长了,跟谁也不发了」。即便在家中,他也会在听CD时戴上耳机,「不知道他在听《柴可夫斯基》还是什么。」孙雅玲说。张益唐在回答《人物》记者的问题时,曾经多次提到对孤独的自如,「习惯了,我习惯孤独。」

在这个或许是人为营造出的孤独世界里,如今64岁的张益唐依然保持着极强的专注力和敏锐度。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学系主任Jeffrey Stopple不常与张碰面,却在与他学生交流时发现他们正在从事一些「非常ambitious」的研究;博士生David Nguyen则每次都在一系列繁复冗长的计算中对张准确的判断力惊叹,「他总是知道最关键的那一步」;也是因为这样,博士生Garo每次与张交流的时间都显得极其短促——有时候5到10分钟就结束了,因为对话总是在他尖锐而精准的指导下很快结束。「他就像是一位精确度无与伦比的世界级外科医生。」Garo说。

他把所有剩下的时间都留给了自己从青年时代就下定决心从事的「大问题」: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作为广义黎曼猜想的「一种特殊并且可能比其弱得多的形式」,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证明对于推动黎曼猜想有极大的意义,与他此前的孪生素数猜想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用他的同事、数论学家Stopple的话来说,如果张能对此作出证明,那么加上他的上一份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其概率)就像是同一个人被闪电劈中两次。」他说,「如果他从未成名,那么做出这项工作也会让他跟上次一样被世界瞩目。」

6月底的一次国内学术报告中,面对大部分冲着他传奇故事而来的观众,他还是认真地讲述了这个他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研究的工作。有那么一刻,他忽然放慢了语速,像是对着前方的一片虚无,这条漫长道路上的终点:「对于数论学家来讲,有两个宇宙,在第一个宇宙里,不存在朗道-西格尔零点,但在第二个宇宙里,有此零点。」

「我们的困惑是,并不知道我们到底生活在哪个宇宙里面。」

张益唐在比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沙滩上散步,并写下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 图源Quantamagazine

最重要,最著名,最冒险

过往4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张益唐事实上只发表过3篇论文。除了2013年的孪生素数猜想之外,另外两篇分别发表在2001年的《杜克数学期刊》和1985年的《数学学报》上,都与黎曼猜想有关。

长久不发论文的原因,是他很难接受「Partial result」。这些年里,他自称手上攒了一些随时可以出成果的研究,但拿出来他不甘心,「为什么我不能把它完全做完?完全做完之后拿出来的东西就是大东西了。」这与如今主流的数学家不同——更多时候,当今的学术圈讲究交流与碰撞,不断发表论文才能获得同行反馈,从而推动研究。

无论是学术风格还是个性上,他都是个「ambitious」的人。他几乎只做数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博士毕业之后便直接投身数论领域最重要的黎曼猜想相关研究。他曾经在采访中说:「我有这个野心。黎曼猜想在数学界是公认的,不管是哥德巴赫猜想还是孪生素数都没法跟它相比,它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问题。」

这是张益唐真正想要做出的「大东西」,即使他自己也承认,没有太多人可以真正做下去,因为「毕竟是太难了」。但这也正是他最爱的数学的开阔幽深之处。朋友齐雅格说,「他就是对大问题感兴趣,所以是很冒险的事情。也许你一事无成,等于你到头为零。你要是做到二流、三流的水平,那总是有进展。」

北大数学科学学院院长陈大岳介绍张益唐所从事的解析数论领域,「留下来的问题都是一些硬骨头」。陈大岳说,北大数院有一位数论方向的副教授,是张益唐的同门师弟,毕业时曾做出过很好的研究工作,但后来一直没有更大突破。

「所以这个领域并不容易。你看张益唐自己前面也是,20多年也是很低沉,后来才一鸣惊人。他有更坚强的信念,更执着的追求,所以后面终于有一个机会给他逮住了。」陈大岳说。

「想要重大突破,就要耐得住寂寞,甘冒风险,有可能一无所获。」陈大岳说,「你看人家安德鲁 · 怀尔斯,人家是拿到tenure(终身教职),然后他中途做8年,把费马大定理做完了。」

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张文鹏与张益唐师出同门,在80年代分别师承数论泰斗潘承洞与潘承彪院士。90年代刚毕业时,他也想过做大问题,但很快就放弃了。「没有任何底气,没有任何把握,可能一辈子做不出来,你可能面临着连个副教授、正教授都评不上。」他形容张益唐做的古典、经典的大问题,可以用大煤矿来比喻,「而我们就是在旁边旁敲侧击地做一些小生意」。

事实上,张文鹏的担忧正是张益唐前半生的写照。

1991年博士毕业后,张益唐与普渡大学的导师莫宗坚不欢而散,没有拿到推荐信,也没能找到一份可以接纳自己的教职。读博的最长期限7年到期,他开车漂泊在四处,到各个学校应聘,可能是因为通讯不那么方便,也可能是因为缺少了导师的推荐信,找工作无疾而终。

当时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沈捷偶尔会接待这位北大老同学。当年在北大,张益唐是班里「所有人之上、比第二名高出很远的人」,沈捷记得这位过去爱聊天、爱背诗词的天才变得沉默。那些年在美国的北大同学聚会上,再也没出现过张益唐的身影。

后来,在一位北大化学系校友的邀请下,张益唐来到其在肯塔基州开的赛百味加盟店当会计,店里忙的时候也帮忙收银。他会做三明治,但并不想做。不工作的时候,他常去附近肯塔基州大学的图书馆读代数几何和数论方面的期刊文章。几年以后,他在《杜克数学期刊》上发表的重要论文,就是来自这一阶段的积累。

当时的IT行业方兴未艾,按张益唐的好友看来,以他的数学能力,进入IT行业很容易,至少在经济上会收入不错。一个例子是,1999年初,一位在美国英特尔公司工作的、北大时期的一位师弟找到张益唐,让他帮忙解决一个网络设计中技巧性极强的纯数学问题,张益唐花了一星期解完,后来还成为了一项专利。但除此之外,张益唐再也没有涉足过这个领域。「他选择了(数学)这种东西,至少他把其他很多的追求就放在一边了,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承受很长一段时间那种生活的不顺利、不愉快。」好友说。

这样的日子延续到了1999年。

在北大师弟葛力明的推荐下,张益唐来到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大学担任临时讲师。这是毕业之后,他第一次接近学术工作——尽管只是每学期上4门课,按日结薪,没有研究经费。但这些都对他不重要,至少那里还有办公室,甚至对他来说,纸和笔足矣。

张益唐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和学生讨论数学问题  图源discovermagazine

某种程度上说,在新罕布什尔的日子,除了职业从赛百味员工转变为教师之外,张益唐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变化。那一年他44岁了。租在距离学校8英里的小镇上,与几名学生住在一起,睡觉时只有铺在地上的床垫。周末他会给他们炸花生米、包馄饨。那样的日子已经让他满足,多年以来也没有主动申请正式岗位。

他继续在做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等几个多年来研究的大问题。周末校巴停了,他需要走上好几公里,乘坐慢慢的火车来到办公室。同事李林园就是在那时与他相熟的,因为知道华人在美国工作不好找,他也从来没有问过张益唐,为什么到这个岁数依然还是个临时工。他只听过他正在研究难题,但具体是什么,他也从来没过问过。下班了,他们各自回到不同的镇上,人来人往,疏离又自由。

50岁那年,临时工张益唐才正式被学校聘为正式讲师。2001年在《杜克数学期刊》上的那篇与黎曼猜想相关的论文发表之后,当时的系主任Kenneth Appel想直接通过这篇文章将张益唐提升到教授级别。Appel是世界级的数学家,在1976年完全证明了四色定理,但他的提议遭到系里同事的反对。

孙雅玲回忆,她当时很生气,质问张益唐,「你怎么不去争啊?」她恰好得知同系一个32岁的大学生工作的第二年就提了终身教职,就去找学校理论,「我说张益唐教学能力特别差是不是?人家怼我说张益唐论文数量不够。」

10多年后,坐在中科院的办公室里,《人物》记者问张益唐:「这个问题上如果你做了十几年,却没能成功,甚至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你在做这个工作,那怎么办?」

「那才好呢,」张益唐说,「这样我就可以安静下来了。」

如今回忆起张益唐最困顿的岁月,朋友们最深的感受都是他精神上的富足。每次朋友们聚在一起,大家聊的都是「奇点啊,霍金啊,爱因斯坦啊,哥本哈根学派啊,量子力学什么的,谈一些很宏大的问题」。每当张益唐去纽约的好友家,两人在门口点根烟,谈谈文学,谈谈历史,烟雾里缭绕的都是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好友看来,他们那代人是最后有共同文本的一代,很容易就聚在一块,因为「知识底色相当一致」。

好友齐雅格当时是迈阿密大学音乐教授,离张益唐不远,还开玩笑要带他去拉斯维加斯,「如果他要上拉斯维加斯去赌钱的话,他早富了,他不是说能记住6副牌的人,他60副牌都记得住。」齐雅格说,「我说我要不教你吧,咱们去赢钱,赢完了咱一半一半,他说算了算了,不用教我,我不会。」

许多年之后,齐雅格才听说他没有被导师善待,才听说他曾经住在车里边。在齐雅格的记忆里,张益唐当时活得自在,每次杜克大学的蓝魔球队荣登榜首,他就会打给作为粉丝的张益唐庆贺一番;有时候电话里张益唐还会哼起刚刚听过的一段交响乐。

对当时的他们来说,张益唐随意来,随意走,两人就像是「罐头朋友」,「什么时候都可以打开」,并不受到世俗的成败、地位差别的影响。齐雅格说,「他并不是因为我是音乐家,才跟我好,我也不是因为他是数学家,就跟他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他也觉得我是个好人。」

齐雅格到现在都还记得每年自己生日时,张益唐的电话打进来时的声音:「『祝你生日快乐啊,好了,我是张益唐』。『噔』就挂了。然后他就回到他的数学里边去,回到他的素数里边去。」

分叉的小径

人生就是如此奇妙。张益唐命运的改变并不是来自于他研究了20多年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而是源于一次旁逸斜出。

2008年的旧金山湾边上,世界最顶尖的一批数论专家聚在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准备攻破一个「就差最后一步」的重要问题——是否存在孪生素数间最大间隔的常数。这是与黎曼猜想、哥德巴赫猜想齐名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早在40年前,这个问题就看起来毫无希望。后来来自美国的Daniel Goldston、匈牙利的János Pintz和土耳其的Cem Yildirim已经投入多年,始终无法迈过最后一道坎。

一周之后,会议宣告失败。数学家Goldston甚至绝望地认为,自己有生之年都不会得到答案了。

当时,还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教书的张益唐,对远在西海岸会议中发生的一切悲观一无所知。他继续一边教学,一边研究着自己一直致力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命题。这一年,他还把自己写的一篇关于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50多页的文章挂在数学公开网上等待讨论。

两年后的一天,他在浏览Goldston、Pintz和Yildirim3人在2005年所做的工作时发现,距离得出最终结论——如一位数学家的比喻——似乎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了。这个问题他已断断续续想了多年。「我有一种直觉,我没法去论证这种直觉。」他后来对媒体说,「但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可以做出来。」他暂停了一直以来的其他研究,把两年多的时间投入到这最后一丁点的距离之中。

那已经是张益唐来到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第14个年头,他依然是一名讲师,如果没有什么意外,过几年他就该退休了。那时候他也还常去齐雅格位于科罗拉多的家中,他家院子宽敞,花园里时有梅花鹿经过。

2013年5月13日,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同事李林园还记得,大约上午10点,他刚刚下课,在办公室的走道上碰到张益唐。他拿着一封信,平静地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世界顶级数学期刊Annals of Mathematics 通过了他的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这篇论文打破了该杂志创刊以来的最快接受速度,仅仅3周就获得了通过。如后来人们知道的那个故事——2012年7月在齐雅格家的后院里,张益唐没有等来梅花鹿,却跨过了那根头发丝的距离。后来,张益唐到普林斯顿访学,遇到当时的审稿人伊万列斯,他评价那份证明,「水晶般地透明」。

李林园回忆那天的张益唐与寻常不太一样,「平时表情也不是那么多,那一天至少还是有笑容的。」那时春天来临,雪在上个月底融化了。那天中午,他们到附近小镇上的饭馆里吃午饭,没有喝酒,各自吃了个三明治,算作庆祝。

后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彼得 · 萨纳克在接受《纽约客》采访中这样评价张益唐的研究,「很多人像使用电脑一样使用定理,他们认为如果定理是正确的,那很好,我就可以用它,」但是张益唐的做法不同之处在于,「对技巧理解得足够深刻」。他修正了另外3名数学家的一个定理,最终跨越了那道门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教授爱德华 · 弗伦克尔曾评价,张益唐的证明拥有「文艺复兴之美」,尽管深邃繁复,但思路清晰明了。

突然而至的世界级荣誉没能让这个普通的讲师家庭立马适应过来。一连串的获奖消息、演讲邀请和采访需求,令张益唐和妻子无所适从。在去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取罗夫肖克奖时,孙雅玲发现丈夫并没有一件现成的西装。张益唐原本只愿意穿自己的夹克过去,孙雅玲赶忙在他出发前买了一件打折后30多美元的条绒西装上衣。到了现场她才发现,全场所有人都是「黑西装白手绢」。最后,张益唐穿着那件条绒西装,搭配自己的深色裤子,接受了瑞典公主的授奖。

当好朋友齐雅格在网上看到铺天盖地的关于张益唐取得重大突破的报道时,一度不敢确认这就是他熟悉的那个人。他兴奋地打电话给张益唐确认消息后,向张表示祝贺。而他记得,张益唐的语气中听不出一丝情绪的波澜,平静得「就像聊起最近买的一件衣服一样」。

 

尽管孪生素数猜想的证明带给张益唐巨大的声名,但他并没有在这条花了两三年的岔道上做太久的停留。他告诉《人物》,实际上在他投完论文之后,就拾起了过去长期研究的几个大问题,包括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也是因为如此,在计算出7000万这个无穷多个素数对之间的差的上限时,张益唐就不再继续往下计算了。用美国数学家丹尼尔 · 戈德斯通的话解释,「从7000万到2的距离,相比从无穷大到7000万的距离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从无穷大到7000万,是事物本质的区别。张益唐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当时我能用到的技巧只能将它定为7000万,这个数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我随手一算,算出7000万,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够了。从无穷大到7000万,是从无限到有限,从7000万到246,是从有限到有限。」

这是张益唐的风格,「够了,就没必要再回去了。」

后来,这个数字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陶哲轩的研究中,通过计算机缩小到了6万多,继而被英国数学家James Maynard缩减至246。那同样是重量级的成果,但这一切,对张益唐来说,似乎跟他毫无关系了。

纯粹的野心

爱因斯坦曾经有一个形容,他说他无法忍受科学家找那个木板最薄的一块钉钉子。

潮水退却,张益唐还是要回到他的那条主路,攻克「大的难题」。上一篇论文发表之后的6年多时间里,张益唐手头上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正在缓慢推进中。数学中并不总有灵光一现的时刻,更漫长的是自我的孤独与煎熬。

曾有记者问他,在一个问题上埋头苦干多年一无所获是什么感受时,他说疲惫,看不到希望,但很多时候还是很平静,「我的工作就是思考。」

前几年,当有记者问起张益唐,你从事多年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证明是否能够成功时,他的回答通常是「有希望,看到曙光了」。而今年当《人物》记者在苏州再次见到张益唐时,他说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阻碍,剩下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了。

「只剩下技术性的问题,是说它必然可以做出来吗?」

「应该是这样。」

如他惯常的回答,平静而自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又显露出他的野心。他曾经说过数学这个领域太难出东西了,有的问题100年都难以解决。但是他行走的那条路上,目前,「已经没有瓶颈」。

在加州,每当有新的进展时,他会分享给自己的两个博士生。「这是一个stubborn problem(顽固的问题),」 博士生之一Garo在发给《人物》记者的邮件中说,「如果有什么人能把它做出来,那一定是张教授。」

也是在跟随张益唐读博的过程中,Garo发现数学中需要更深邃的东西,那是导师擅长的「deepest thinking」。「数论领域很多都是老问题,人们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他说,而越是那些古老和看似不可能的地方,越需要「理解它们的幽微复杂之处」。

7月初,北京夏天最热的几天里,张益唐在北大为期一个月的暑期课开始了,今年讲的是高等数论里的模形式。教室里坐满了人,还有几个没有抢到座的学生站在教室后排。张益唐在两块黑板上写满公式,轻声讲课。

选课不分年级,没有强制要求,「我们也只能是创造条件,这些事情就跟谈恋爱一样,谈得成谈不成,有时候也看缘分。纯粹数学是人对知识的一种纯粹的追求,没有太多利益在里边。」北大数学与科学学院院长陈大岳打了个比方,「大家更像是要把一件事搞清楚,并不指望这个有直接的经济价值。(数学里边的)某些学科要是停顿10年或20年,本身对社会没有什么大的负面影响。」

但永远无法预知那些纯粹的、非实用性的智识成果对于未来的人类意味着什么。就像在去年的一次讨论会上,面对高能物理学博士关于数学的工具性的问题,张益唐回望物理学家杨振宁在70年代的发现:在与米尔斯提出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结构之后,杨振宁发现了在数学领域的微分几何方向中,与规范场相关的纤维丛理论早已存在。为此他还特地开车拜访数学家陈省身,表达对于数学神奇的赞叹。

而纯粹数学家走在这条道路上时,并未有那么多对于实用性与未来的顾及。「数学走在前面,」张益唐说,「数学家在发现的时候不一定关心,他也不知道怎么用,结果发现过了几十年以后,这个东西可以在自然科学上有一些连发明者都想象不到的应用。」

去年夏天张益唐第一次在北大开设这样「不知道怎么用」的数论课时,陈大岳曾在第一节和最后几节听过几回。一开始有一百多号人来,他有些担心这种课枯燥,会不太受欢迎。一个月之后再去时,他发现虽然人少了一些,但「还有八九十这个量级」。

下了课,在回答完一圈学生的问题后,张益唐走出教室,赶着去食堂的年轻学生们飞快地从他身旁擦过。这个64岁的数学家,背着双肩包,拄着拐杖,走在北大校园里,少有人认出他。

他说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正是在北大度过的。他还记得1985年去美国前,他在学校当助教。那时他教课是在北大的俄文楼,不远处的未名湖是他常常跑步的地方。他教本科的师弟师妹们微积分。

他在课堂上讲,一个东西一直对半分,最后无限趋近于零,如何去证明?当时的学生、现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导的李雷几十年后依然能够回想起这个课堂画面。记忆中的那位老师,穿着一件夹克,温文儒雅带着点南方的口音,说话就像念诗那样。

下课后,走在回宿舍或是去饭堂的路上,兴致好时张益唐会给他们背诵《红楼梦》里的诗词。只是那时候李雷还没有读过红楼梦,对其中的内容懵懵懂懂,只知道他是一位记忆力极强的老师。那也是李雷人生中非常开心的一段时间。20多岁的年轻人,刚刚脱离「文革」的禁锢,走向80年代初期的一段自由的日子。

李雷在张益唐去美国之后的几年也去了美国,但天南地北,几十年里再也没有和他见过面。数学系的教职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般只有等终身教职的老教师退休之后,才会有名额空出来。那个时候,他的很多同学都没有继续自己的专业。李雷曾经也对数学极度狂热,但毕业之后就转向了计算生物学,不再从事纯粹数学的研究。

2013年,在手机新闻里发现张益唐证明孪生素数猜想的新闻时,李雷哭了,「当然我觉得纯粹很重要,但是谁也不能完全那么纯粹。」

张益唐曾读过罗曼 · 罗兰的3本名人传记,他被其中米开朗基罗的经历深深打动了。「他被他这个天才左右了一生,他一生根本就没法从他这个天才里头自拔出来,所以他的生活某种程度像个苦行僧一样的,又是个工作狂。可是他的一切,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优势,为了他的天才而生的,他这一辈子就只能在这个范畴里头这么去干。」

他对米开朗基罗的认同感,似乎把自己投射其中。「我想你们这些人不能(理解),你们去读读《米开朗基罗》传,会有这个感觉。」

「如果你没有数学的天赋,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也许我能活得更快活一点。」张益唐平静地回答。Image

 

女博士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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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又普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高喊男女平等,但实际上是很难平等的,在我周围的朋友圈里,高学历者众多,但女博士的比率却很低,屈指可数,杨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人。大约在1958年前后,杨女士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干部家庭,从小聪明伶俐,智力超群,很有语言天才,身为湖南人,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没有一点地方口音。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中国的学校被关闭,但杨女士没有停止学习,她在家庭的影响下,努力学习英语,进步神速,很快就成了当地一所学校的英语老师。1976年毛泽东去世,次年恢复大学入学考试,12年的毕业生云集一堂,全中国共有570万人参加了高考,但只录取了27.5万人,大概可以说是1949年之后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吧。那一年,杨女士考取了东北某大学的东语系,攻读日本语专业。日本统治东北14年,所以那里的日语水平比较高。杨女士的大学同学们几乎全都来自东北,几乎全都在入学前就有很好的日语基础,只有南方学生杨女士一人连日语字母都没有学过。然而依靠她出众的天才与努力,很快就鹤立鸡群,傲视全班。

1981年秋季,在我们77级毕业前夕,中国进行了一次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大约有20万人左右参加了此次考试,共有9,363人获得了国内研究生的入学资格。接着,国家教委又从中选拔了900人作为出国留学研究生,这些人,一半左右被派往美国,149人被派往日本,其余的人则被派往欧洲、加拿大、澳洲等地。杨女士就是”首期留日研究生”149人当中的一人,是她们学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国派留学生的毕业生。1982年3月至9月,在大连外语学院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出国留学培训,与我同班,因而相识。到达日本后,我们又一起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再次同学三年,相互间更为熟悉与了解。

在那个时代的留学生里,共产党员人数很多,有个别人高调做人,逢人便炫耀自己是个党员,更有甚者,每个星期都给驻日使馆打电话,汇报留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弄得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见了那种党员就躲得远远的。然而杨女士却是一位谦虚谨慎、低调做人的人,一直到我们分别十几年之后,我才听说她不到二十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杨女士与一位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谈恋爱,使她在留学生中名声大噪,并引起驻日使馆的干涉与反对。1988年3月,我们博士毕业,按规定应该回国效力,然而那时我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回国。大使馆派来三位领事来到筑波大学,召集我们开会,责令我们回国。并对我们威胁道:今后不再为我们延期护照,这样一来,一年之后,我们大家就会成非法居留者。至于党员同学,不回国者一律开除党籍。那时,我们大家手中都是中国护照,无可选择,身不由己,大家吓得鸦雀无声。这时,只有杨女士一个人挺身而出,指出:拒发护照的做法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且一个人的人生应该由自己来决定,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如果认为我们花了政府的钱,我们可以连本带利退还。这种“拿钱买自由”的方法是当时东南亚各国的普遍现象,然而使馆官员们好像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方法,深感意外,并当场严词拒绝。不过一年多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国派留学生如果不愿意回国,还钱就可以了,并且还规定,以后出国的人,出国之前就要立下日后还钱的字据。我相信,杨女士是第一位向中国政府提出“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的人。当时,面对杨女士的慷慨陈词,使馆官员喝令我们大家退场,只留下杨女士一人与之舌战。当我离开会议室的大门时,回头看了一眼,杨女士以一敌三,已经泪流满面了。

拒发护照这种做法是驻日使馆的土政策,不仅违反了中国法律,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中国驻美大使馆就反对这一做法,因为这就成了申请政治避难的最有力的证据。那时为了获得合法护照、滞留海外,众留日学生们真是做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约有以下几种方法:
(1)先暂时回国,避避风头,待稳定下来之后,再重新申请护照,二次出国。
(2)设法到美国去出差,向中国驻美使馆申请护照。
(3)设法与驻日使馆的一些官员相识,私下里送一些贿赂,即可合法延期护照。
(4)设法移民加拿大、美国、或其他国家,申请其他国家的护照。
(5)其他一些聪明睿智、妙不可言的方法,这里不便于详细介绍。

2017年6月,微信群把我们这批人重新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当年的149人除12人情况不详外,137人直接或间接地取得了联系,占总数的92%。在这137人当中,有65人陆续返回了中国,有72人定居海外,回国率占47%。这个回国率与当时“首期留学北美研究生”的回国率相比,算是比较高的,这与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可能有关,并且与驻日使馆拒发护照也可能有关。在八十年代,外国留学生想要留在日本,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想要绕过驻日使馆的阻挠,合法延期中国护照,也是很难的。我相信,当年杨博士的挺身而出、舌战驻日使馆官员,为日后提高移居海外的比率,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杨女士博士毕业后,与台湾男友结婚,两人都获得了日本某大学终生教授的职务,数十年后,其夫君成了系主任级别的资深教授。杨女士婚后幸福美满,夫妻恩爱,不久就怀上一对双胞胎。杨女士身材娇小,肚子里的两个儿子却茁壮成长,体积很大,导致难产。杨女士拼尽了人生最后的一点力气,勉强生下了两位宝宝,自己却陷入深度昏迷之中,数小时之后,杨女士死于产后心力衰竭。日本是个医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产妇死亡率几乎是零,然而这个小概率事件就落到了杨女士的身上,我相信,她的去世对日本医学界都有一些影响,此后,身材娇小的女性生孩子时,刨腹产的比率可能有所增加。

杨女士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抛弃自己的共产党党籍,不惜抛弃自己的中国国籍,舌战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为众留学生日后获得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她所提议的“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一年多之后被中国政府采纳,成为后来公费出国留学的国策,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小段文章。谨以此文回忆历史,纪念杨博士短暂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衷心祝愿她冥福。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5月13日)

资料链接:
大连外语学院:https://www.dlufl.edu.cn/
筑波大学:https://www.tsukuba.ac.jp/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关于申办中国签证常见问题中英文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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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我有十年有效、多次入境的中国签证,而且还在有效期,现在能用吗?

现在不能使用。疫情期间中方对外国人入境的签证相关政策目前仍然有效,原持有效签证、居留许可(工作、私人事务、团聚类许可除外)、APEC商务旅行卡的外国人暂停入境。如近期需要赴华,可参见《关于调整中国签证申办须知的通知》申请相应签证。

2.如果我有工作、私人事务或者团聚类居留许可,现在还需要办签证吗?

要具体看。持有效的工作、私人事务或者团聚类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在赴华事由不变的情况下,可直接凭居留许可赴华,无需另行申办签证。

但是如果您的居留许可已过有效期,或者在获发其他签证后居留许可已经作废,或者您赴华事由已经发生变化,您需要重新申办签证。如果已获发Z字、S1字或Q1字签证赴华,请在入境后30天内向目的地出入境管理部门申办居留许可。

3.我有中国“绿卡”,就不用办签证了吧?

持有效中国永久居留证件的外国人无需另行申办签证。

4.申办签证要不要交护照,对护照有什么要求吗?

申请签证需要提供护照原件,护照有效期要在6个月以上,而且需要有至少1张空白签证页。通常情况下,护照的签证页会标有“VISAS”字样。

5.办签证要交照片吗?对照片有什么要求?

需要提交电子版照片。请您在线填写签证申请表(https://cova.mfa.gov.cn/)时,按网站提示提交电子版证件照片,如果您的照片符合链接中相关要求(https://sanfrancisco.china-consulate.gov.cn/qianzhen/201612/t20161215_10372652.htm)且系统审核通过,无需提供纸质照片。如在线填表过程中提示您电子版照片未通过审核,请在邮寄申请材料时一并将1张符合要求的纸质照片寄来。

6.签证申请表需要打印和签名吗?

必须的。请您完成在线填写签证申请表后,打印出确认页及表格,并在确认页及表格第九项签名。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申请人需由父母或监护人代签。

7.我现在不在美国,能通过邮寄方式申请签证吗?

不能。如果您不美国境内,我们无法受理您的签证申请。您可向所在国家的中国使领馆咨询有关签证申请事宜。如果您的常住地在我馆领区内,可向我馆提交签证申请。

8.我不想发邮件预约了,直接把申请材料寄到总领馆,这样会比其他人办得快吗?

不仅不会快而且可能办不成。对于未按要求完成申请材料初审或未获得预约号就寄出的,或信封上标注不清、不完整齐全的申请材料,总领馆将直接邮寄退回申请人。

更遗憾的是,如果您直接寄出的申请材料中没有提供回邮信封,那么您的护照将无法回到您手中,除非您主动联系总领馆。

9.我们一家三口都通过了签证申请材料的初审,并且拿到了3个约寄号码,我们可以把3个人的申请材料放在一个信封寄给总领馆吗?

请不要放在一个信封里。为避免邮寄过程中因材料超重或过厚等原因被退回申请人,请您为每个申请人分别准备信封和办理邮寄,也就是“一人一信封(也要内装回邮信封)”。

10.我想去中国探望我的家人,他给我写的邀请函有格式要求或者参考模板吗?

邀请函无固定格式要求,但建议包含以下内容:

邀请人XX,性别X,出生日期:X年X月X日,中国身份证号XXX(或外国护照号XX、中国永久居留证件号XX),现在中国居住地址XX,联系电话XX,电邮XX。

本人现邀请以下亲属赴华探亲(或长期居住),拟X年X月X日赴华,停留期XX天。被邀请人信息如下:

姓名XX,性别X,出生日期XX,国籍XX,护照号XX,与邀请人的亲属关系是XX。

本人承诺上述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责任。

邀请人签字  和  日期

邀请函可以是传真件、复印件或打印件,且必须有邀请人的签名。不接受电子邮件正文作为邀请函。必要时,领事官员可能要求申请人提供邀请函原件。

11.在美国出生的有中国血统未满18周岁的申请人申办签证时应该如何准备材料?

要看此类申请人是否为首次办理中国签证。如首次申办中国签证,除常规申请材料外,还需提交申请人出生证(原件或复印件将根据申办签证类别有所区别),父母双方的护照个人资料页复印件,证明父母在申请人出生时所持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状况的文件(如美国“绿卡”等)。如申请人此前已申办过中国签证,需提供常规申请材料(含原签证复印件)。

12.我已经办好了中国签证,但因机票等原因改变了旅行计划,可以在总领馆改签或者延期吗?

签证申请一经批准,不可更改,也不能延期,费用不予退还。在未收到总领馆颁发的签证前,建议不要购买赴华机票。由此可能产生的损失,将由申请人本人自行承担。

13.我有近期获发的有效签证,一定能入境中国了吗?

不一定,取得了签证并不意味着可以当然入境中国。中国边防检查部门将依据中国法律和规定,在口岸做出是否准予你入境中国的决定。

14.为什么发给我的签证种类跟我申请的不一样?

领事官员依据申请个案决定是否颁发签证、以及签证的种类、有效期、停留期限和入境次数。

15.办理签证需要多长时间?我提前多久申请合适?

一般情况下,自收到符合要求的邮寄材料之日起,约4个工作日内总领馆将完成签证审发。如邮件的纸质材料不合要求,将需要更长时间。您在邮局或快递公司系统中查到的送达时间不一定是纸质申请材料邮包的实际送达时间,一些邮包会延迟到馆1至2个工作日。

一般情况下,建议在计划入境中国前一个月左右递交签证申请。

16.只要我通过初审寄出申请材料就一定能获发签证吗?

在线初审通过并不一定会获发签证。总领馆在收到申请人邮寄的纸质材料后,将进行复审并决定是否颁发签证。如颁发签证,总领馆会将护照和签证寄回申请人;如不颁发签证,亦会寄还护照并退回签证费用。

17.我对办签证不是很了解,是不是要找个有经验的人或者中介机构代办?

个人信息诚可贵、委托代办需谨慎。申请人可自行完成签证申请,无需寻求他人或中介机构代办。如委托他人或中介代办签证,可能因他人或中介的违法行为,影响最终申请结果或产生其他不利于申请人的后果或法律责任,这些都将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18.我现在人在中国,签证停留期快到了,能把我的美国护照寄给我在美国的朋友,再由他寄给总领馆申请新的签证吗?

不可以。你必须在签证停留期满前离境,或向当地出入境管理部门咨询是否可以就地申请延长停留或居留时间。

19.我平时最怕麻烦,签证申请表看起来内容有点多,有些信息我不想提供,随便瞎填一下就行了吧?

不行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在申请签证过程中弄虚作假,或者不能按签证机关要求提交相关材料的,不予签发签证。对不予签发签证的,签证机关可以不说明理由。

20.签证费我能交现金、个人支票或者用信用卡支付吗?

不能。我馆目前只接受汇票(money order)或现金支票(cashier’s check),收款方请写:Chinese Consulate。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关于申办中国签证常见问题解答(英文版)

Q & A On Applying for a Chinese Visa

1. If I have a valid Chinese visa with multiple-entry and 10-year validity, can I use it to travel to China now?
No, you can’t. The arrangemen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emporary suspending for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valid Chinese visas or Residence Permits to enter the country is still in effect.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valid Chinese visas, Residence Permits (Residence Permits for work, personal affairs, and family reunion are not included), and APEC Business Travel Cards are temporary suspended to enter the country. If you need to travel to China recently, please refer to the “Notice on Adjustment of Chinese Visa Application Instructions” posted on June 13, 2022 for visa application.

2. If I have valid Chinese Residence Permits for work, personal affairs, or family reunion, do I still need a Chinese Visa?
It depends. Foreign nationals holding valid Chinese Residence Permits for work, personal affairs, and family reunion are allowed to enter China with no need to apply for new visas if the purpose of going to China remains unchanged.
If the Residence Permit is expired, or it has been canceled due to receiving other type of visas, or your purpose of going to China has changed, you need to apply for a new visa. Holders of Z, S1, or Q1 Visas are required to apply for Residence Permits from the local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within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entry.

3. I have a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t ID Card. Do I still need to apply for a Chinese Visa?
Holders of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t ID Cards do NOT need to apply for visas to enter China within the validity of the ID cards.

4. Do I need to submit an original passport to apply for a visa? What ar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passport?
Yes, you do. It is required to submit the original passport with at least 6 months of validity and at least ONE blank visa page. Usually, the visa page of a passport is marked with the words VISAS.

5. Do I need to submit a photo to apply for my visa? What ar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photo?
Yes, you do. When you fill in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online at COVA system (https://cova.mfa.gov.cn/),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to upload a digital version of your photo. A physical photo is not required, if the digital version you submit online is qualified and meets the requirements listed on the following website:
https://www.mfa.gov.cn/ce/ceus//eng/visas/zyxx/P020161206204655391310.jpg.
If your digital photo is not qualified according to the feedback of COVA system (https://cova.mfa.gov.cn/), ONE qualified physical photo should be included when mailing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to the Consulate.

6. Does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need to be printed and signed?
A must. After completing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online, please print out the confirmation page and the whole form and sign the confirmation page and item 9 of the form. Forms of minor applicants under the age of 18 need to be signed by their parents or lawful guardians.

7. I am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can I apply for a visa by mail?
No, you can’t. The Consulate will not accept your visa application while you are not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may inquire the Chinese Embassy or Consulate-General in the country of domicile on your visa application. If the place of domicile is in the consular jurisdiction of the Consulate-General of China in San Francisco, you may submit the visa application to the Consulate-General.

8. If I mail my application documents directly to the Consulate  instead of sending an email for application preview, will my application be expedited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applicants?
No, it will not. Neither your application will be accepted, nor be expedited.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should be mailed to the Consulate AFTER being previewed by the staff and the unique mailing reference number through email being given. The whole set of application documents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applicant by mail, if the preview is skipped, or the address on the self-addressed envelop is not explicitly written, or the required documents are not included. And your passport without a self-addressed envelop will not be mailed back to you unless you contact the Consulate and send the self-addressed envelop.

9. My family of three have all passed the preview and obtained 3 different mailing reference numbers. Can we put all our documents into ONE envelope and mail it to the Consulate as a whole set?
No, please don’t. The overweight or oversized envelope could lead to the unnecessary return to the applicants during shipping, please prepare a separate envelope for each applicant, that is “one applicant, one mail (with self-addressed envelope in each one)”.

10. If I want to visit my family members in China, is there a  template or required format for the invitation letter from them?
There is no specific template or required format for the invitation letter. It is suggested to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Date of letter
Inviter’s name, gender, date of birth (yyyy/mm/dd), Chinese ID number (or foreign passport number and Chinese Permanent Residence ID card number), address (in China), phone number, and email address.
Details of the planned visit: purpose (e.g. long-term family reunion, visiting family members etc.), arrival date, and estimated duration of stay in China.
Applicant’s (invitee’s) name, gender, date of birth, nationality, passport number, and the kinship with the inviter.
I promise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true. I will take all responsibility if there is any false information.
Hand-written signature

The invitation letter could be a faxed copy, a photocopy, or a printed copy with the inviter’s signature. The email text cannot be printed out and used as an invitation letter. The original invitation letter may be required by the Consul if necessary.

11.  What documents are required for the U.S.-born applicants (under the age of 18) with Chinese descent to apply for a visa?
It depends on whether such applicants are applying for a Chinese visa for the first time.
If he/she appli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ddition to the regular application documents, the applicant’s birth certificate (the original or copy will b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visa application), a copy of the passport information page of parents, and a document proving the status of the foreign permanent residency held by the parents at the time of the applicant’s birth (such as a “green card” in the United States, etc.). If the applicant has once obtained for a Chinese visa, he/she is required to provide regular application documents (including a copy of the previous visa).

12.  I have obtained the Chinese Visa, but my travel plan has changed due to air tickets or other reasons, can I request to renew or extend my visa?
No, you can’t. Once a visa is issued, it cannot be changed or extended, nor can the fees be refund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pplicants should purchase air tickets after obtaining the visa. Any possible relevant loss occurred will be borne by the applicants.

13.  If I have a valid Chinese visa, can I definitely enter China?
Not necessarily. Obtaining a visa does not mean that you can necessarily enter China. The Chinese border inspection department will make a decision at the port on whether to allow you to enter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14.  Why is the type of visa I am issued different from the one I applied for?
The consular officer decides on a case-by-case basis whether or not to issue a visa, as well as the category, validity, duration of stay and number of entries.

15.  How long does it take to process my visa application? What is the right time to submit my visa application?
It usually takes 4 working days for the consul to process and issue a visa after the qualified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are received. If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fail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it will take longer. The delivery time you find in the post office or courier company system is not necessarily the actual delivery time of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parcels, and some parcels will be delayed by 1 to 2 working days.
It is advised to submit a visa application about one month before the planned entry into China.

16.  If I mailed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to the Consulate after my application was previewed, is there a guarantee that I will be issued a visa?
Passing the online preview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obtaining a visa. After receiving the physical application documents, the consul will review the application and decide to issue a visa or not. If the visa is issued, the passport with the Chinese visa will be mailed back to the applicant. If the visa is not issued, the passport and visa fee (money order or cashier’s cheque) will be returned.

17.  I don’t know much on how to apply for a visa, should I ask someone with experiences, or find an agency to help me with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important and it should be cautious to entrust an agency to apply for a visa. Since the visa application procedure is not complicated for most of the applicants, entrusting someone else or an agency is not necessary. Getting help from an agent or agency to apply for a visa, in case there are illegal acts related with the agent or agency, it could not only affect the issuing of the visa, but also lead to possible unfavorable consequences or legal liabilities, which may be borne by the applicant.

18.  I’m now in China, but my visa will expire soon. Can I mail my passport to my friend in the U.S. and apply for a new Chinese visa from the Consulate?
No, you can’t. You should leave China before the expiry of the visa or consult with the local Exit and Entry Administration on the possibility of extension of stay in China.

19.  I don’t want to bother filling in the visa application form which seems too much to be answered. And I don’t want to provide som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s. Can I just fill out the form at random?
No, you can’t.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Exit-Entry Administration, if the visa application process is fraudulent, or if the applicant fails to submit the required documents, the visa will not be issued. If a visa application is denied, the reasons may not be given.

20.  May I pay the visa fee in cash, by personal cheque or by credit card?
No, please don’t. At present, only money orders or cashier’s cheques are accepted. Please write “Chinese Consulate” in the blank of“Pay to……”on the money order or cashier’s cheque.

创造历史!华裔女子黄柳霜即将登上2022年25美分硬币! A面华盛顿 B面黄柳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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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华裔人物早餐会    (转载)

美国铸币局公布了五位美国女性先驱的完整名单,从Maya Angelon到黄柳霜,这些女性先锋今年起将出现在美国25美分硬币上,她们将成为“美国女性铸币计划”的首轮展现面孔,黄柳霜Anna May Wong是目前入选该计划的唯一一位华裔,同时也是首位被刻上美国硬币的华人女性。

今年起,华人黄柳霜将和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总统并列在25美分硬币上,开创历史。
一个变卖全部家当,支持中国抗战的传奇女性之珍贵历史影像,从误解到理解,需要近百年的时间来佐证。

01

华裔登上美元第一人

据华裔人物早餐会了解,今年起,上述5位杰出女性的头像将首先出现在美国25美分硬币的背面,(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肖像将继续保留在硬币正面。)这些女性曾被他们从事的职业拒之门外,也曾经被误解,歪曲,但她们的优秀,坚韧,让他们成为那个职业的代表,个中故事虽有辛酸和波折,但不妨碍她们波澜壮阔,开拓进取的人生讲述,在这其中,一个华人的故事更显得弥足珍贵,成为我们缅怀的前辈。“美国女性铸币系列”是从2022年至2025年发行的一套25美分的硬币系列,以纪念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生效一百周年。该系列硬币的正面为美国国父兼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头像,硬币背面将纪念一名杰出美国女性。被表彰的女性需在选举权、民权、废奴、政府、人文、科学、太空、艺术等领域中对美国作出卓越贡献,并来自不同的种族和地域背景。黄柳霜是唯一中的唯一。

 

她背负争议,行走于东西方的无间道上,她出演过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双色胶片电影,但是在100年前那个保守时代,父母曾反对说,每拍一部电影,就会掉一次魂儿,她突破政治、种族和性别的藩篱,在排华风潮及国人质疑声中成为引人瞩目的国际明星,在群星闪耀的影史黄金时代留下一道别致的东方魅影。

 

她去世后,好莱坞的华人女演员有一段时期的空白,随后才有了卢燕、陈冲等。即使在今天,能晋身好莱坞担纲的华裔演员仍是屈指可数。但在电影才发明了十几年时,黄柳霜却敢冲破桎梏投身好莱坞,大胆前卫。她也是无声电影时代好莱坞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华裔女星。有关她生平的两部纪录片和英文传记也相继问世。她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果敢和坚强的品质,成为开天辟地的好莱坞华裔女星。

美国历史学教授格理汉·何杰说:“如今,再找不到一位华裔女星的成就,足可与黄柳霜媲美。”

02

黄柳霜是谁?

她是首位美国好莱坞的华裔明星,是侨居外国华人中最早的小明星。1919年仅14岁的黄柳霜就在美国好莱坞电影《红灯笼》一片里登上银幕。1921年,参演的美国电影《人生》上映,她在片中饰演男演员Lon Chaney, Sr.的妻子;1922年,出演美国电影《海逝》。1924年她在美国大明星范朋克主演的《巴格达窃贼》中扮演蒙古女孩而出名,该影片在中国上映后,她的名字遂为国人所知。

1929年黄柳霜离开好莱坞,在德国与英国合拍的《歌曲》片中饰演主角,由于能歌善舞,加上精湛的演技,遂在欧洲走红。随后她漫游欧陆数载,又频繁来往于好莱坞与欧洲,拍摄了《应卡迪利大街》、《爱情的火焰》、《中华儿女》等片。1932年她返好莱坞加入派拉蒙公司主演了《龙女》一片,在国内声誉大振。

在西方公众眼中,黄柳霜是一位跨时代的传奇华裔女性,她从默片时代崛起,经历了好莱坞电影的黄金时代,是许多人心目中“20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裔影星”,完美地展现了“中国女性之美”。

很多人不知的是,三十年代,她也曾经毅然回到祖国,变卖自己珠宝家当,全然支持抗战,一个弱女子,做到这一步,已经非常罕见。

鉴于黄柳霜作为首位闯荡好莱坞并且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名的华裔女演员,她还与朵乐丝·德里奥、多萝西·丹德里奇、梅·韦斯特及玛丽莲·梦露成为“好莱坞银铸四淑女眺望台”的雕像人物。

 

从百度到维基百科这样介绍她:黄柳霜(1905年1月3日 – 1961年2月3日),职业姓名为安娜·梅·王,是一名美国女演员,也被认为是第一位华裔好莱坞电影明星,第一位获得国际名声的华裔女演员。她的职业生涯横跨无声电影、有声电影、电视、舞台表演和广播。可以说,她实际上是第一个红遍好莱坞的华人女星。

黄柳霜祖籍广东台山,是移民美国的第三代华人,其家族赴美的第一代是黄柳霜的祖父,是最早一代到美国加州淘金的华工。黄柳霜的父亲黄善兴,当时在洛杉矶唐人街附近开了一家名叫山姆·基的洗衣店维持生计。母亲则主要帮助父亲照顾家人。

据相关资料介绍,黄柳霜家里兄弟姐妹八人,她排行老二,黄柳霜由于喜爱表演,很早进入片场,成名后仍与家人住在一起,八兄弟姐妹除了她以外,其他七人都受过较好的高等教育,而她则负担了手足的教育费用。

 

1929年,主演英国电影《唐人街繁华梦》;凭借在该剧中的演出,获邀出席英国王室宴会;

 

1932年,与玛琳·黛德丽合作主演美国电影《上海快车》,该影片在美国取得了370万美元的首映票房;

 

1936年,首次抵达中国开启为期九个月的寻根之旅,并拍摄纪录片;
1951年,主演美国电视剧《柳霜夫人的画廊》,她在剧中以本名出演;
1937年,主演电影《上海女儿(Daughter of Shanghai)》
黄柳霜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在有一颗星星的华人女演员大名在刻,黄柳霜(Anna May Wong)无疑是第一个,1960年,作为首位华人在美国好莱坞星光大道留星;除此以外还有李小龙、成龙、陆锡麟、刘玉玲,那是后话了。

 

1961年2月2日56岁的黄柳霜在公寓因心脏病发作病逝,死后被安葬在母亲的墓旁,墓碑上无任何表明她身份和人生轨迹的文字。这位风华绝代的华裔女明星,这位曾经惊艳西方世界的东方美女,就这样消失在时代了浪潮中。

 

2020年,谷歌的首页换成了她的经典形象,以此纪念这位华人女性,这位开拓者。
无论100年前民国时期的《良友》《北洋画报》,还是同时期的欧美画刊,令人感慨的发现,黄柳霜无疑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封面人物。

客观讲,她是民国时期成就最大的女演员,二十世纪时尚界的风向标杆,传统华人的家庭教育,塑造了她骨子里也是一个身怀家国情怀的奇女子。

但在中国,她却备受冷遇和排挤,甚至去世后仍长期遭到误解。1942年,作为蒋介石特使的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受到了整个美国的欢迎。按照行程,接下来她要参加一个由好莱坞组织的明星茶话会,但宋美龄却特意托人转告主办方,点名不希望黄柳霜出现在现场。

 

03

人生故事再检索

1905年1月3日,洛杉矶唐人街,一户开洗衣店的贫穷家庭迎来了一个女儿,她就是黄柳霜。

幼年时黄柳霜被母亲抱在怀里

黄柳霜的父亲有两房夫人,生了8个孩子,黄柳霜排名第二。父亲是个思想传统的华人,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去读书,黄柳霜小学的那段时间,是好莱坞电影方兴未艾之时,看电影成了时髦。九岁时,黄柳霜收到了洗衣店一位慷慨顾客的小费,于是她拿着小费去看了人生的第一场电影。

从那时起萌生的明星梦,改变了她的一生。

电影镜头五彩斑斓的鲜丽故事,成为年少的黄柳霜内心最向往的世界,她最喜欢做的事除了看电影,就是独自排练电影里的桥段,经常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甚至嚎啕大哭。

当时在默片时代的好莱坞,常常拿挖苦东方人或丑化华人的故事作为拍片的题材,因而也时常到唐人街出外景,就地取材招用华裔做临时演员。

年少的黄柳霜没事就跑去看热闹,在片场工作人员面前混了个脸熟。终于在她14岁那年,有了首次上镜的机会,在一部名叫《红灯笼》的影片中饰演一个无名的小角色。从此便在1919年,踏入星光之路。比起后来闯荡好莱坞的刘玉玲,黄柳霜的长相其实更符合大众审美。她的脸庞丰满圆润,眼神闪烁灵动,好莱坞很快看上了她,称她为漂亮的“中国娃娃”。1921年,当时还在洛杉矶念书的黄柳霜决心为了梦想放弃学业,专心做一名演员。年仅16岁,她就在电影《人生》中饰演女主角,与当时的好莱坞大牌男演员 Lon Chaney Srt 合作。

17岁的黄柳霜迎来了好莱坞首部彩色电影《海逝》,也是世界上首部彩色默片。
《海逝》里黄柳霜真情入戏的表演,为她迎来了好莱坞的认可。

在这部影片中,她饰演了一位名叫莲花的少女,她与一位白人男子相爱并生下一子,不想惨遭抛弃,最后只能无奈跳海自尽。

默片《海逝》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双色胶片电影,由于胶片损毁直到1985年修复,才得以重见天日。

黄柳霜生动细腻的表演让这部影片大获成功,接下来片约不断。但很快她发现,自己出演的角色开始趋同,那些悲惨低贱的角色命运,和好莱坞眼中华人女性的刻板形象如出一辙。

1924年,黄柳霜在《巴格达窃贼》中出演一位香艳的蒙古女奴,震惊四座。

直垂眉心的厚重刘海,一对黑亮的单眼皮大眼睛,入鬓细眉、艳丽红唇,还有一条毒蛇舔舐着她的大腿,这样充满异域风情的性感形象令观众过目难忘,这部影片也由此成为当年好莱坞最卖座的风韵片之一。
然而,那个性感魅惑的蒙古女奴就像是一个序曲,让黄柳霜再难逃离这样的人物设定。在当时种族歧视氛围严重的美国社会,她只能扮演受人轻视的苦命妓女、邪恶化身的龙女,大多数时候,这些妖艳邪恶、低贱卑微的女性角色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唯唯诺诺地屈从于命运和男人的淫威。

这种片面理解东方的的表演,让一些华人们对她集体反感,在那个年代,就连她的家人都公开表示:她每拍一部电影,就会掉一次魂儿。黄的父亲认为当时华人地位这么低,没钱又没背景,根本不可能出头,可黄柳霜不听老爸的,书不肯读,家里给她安排相亲也不去,她就是一心想拍电影。为此,她跟家里关系闹得很僵,这也成了她一辈子的心结。

1928年,黄柳霜厌倦了总是在影片中担任千篇一律的同角色,不愿再为华人女性形象蒙上黑纱,她决心离开好莱坞,去欧洲闯荡。

离开好莱坞,她先是在德国以主角身份出演影片《歌》(Song),从英国到荷兰、从西班牙到意大利、从匈牙利到罗马尼亚等,各国媒体不厌其烦地用大篇幅报道她。

黄柳霜的写真集刊登在法国发行全球的《名利场》杂志

1929年,她主演的《唐人街繁华梦》继续轰动世界,堪称默片时代英国电影经典之一。

短直发、高颊骨、红嘴唇,她的形象一度被视为东方情调的现代女性代表,妆发技巧也被英国少女们争相模仿。

接下来,她又陆续主演了《爱比刀更利》、《爱之火》等有声电影,同时录了法语、英语、德语三个版本的台词。

在欧洲广受好评的黄柳霜再度进入了美国派拉蒙影业的视线,这趟歌舞升平的欧洲之旅也使得她在美国的地位有所提升,之后她参加了百老汇舞台剧《On the Spot》的演出,颇受好评。

《纽约时报》称她为“不可思议的纯情玉女”

每次登台未启幕之前,她都会说几句声明:“无论我扮演的角色怎样,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全体,希望各位在座不要误会。”

随后,黄柳霜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期。然而,黄柳霜的如日中天,在当时并不代表她被好莱坞纳入完全主流。

她很早就看中了赛珍珠写的诺贝尔文学奖巨著《大地》,希望饰演里面的中国农民妇女阿兰,这是第一次在大荧幕中展现中国人的正面形象,因此她费尽心思、百般争取,可结果,米高梅公司选择了一位白人演员出演。拒绝她的理由是:“你太「东方」了。”

德国女演员露易丝·雷娜凭借在《大地》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第十届奥斯卡影后。如果历史有假设,是不是黄柳霜已经为华人创造了奥斯卡影后的奇迹?

在好莱坞保守排挤和歧视,心灰意冷的她决定回到中国寻根。她说:“虽然像父母一样在美国出生,但是我却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

然而,当她乘坐的邮轮穿过太平洋时,国内的批评和非议已经如尖刀利刃般涌来。因为她饰演的角色衣着大胆暴露、扮演角色的身份低贱,在当时的中国被贴上了“辱华”的标签,“给中国抹黑的傀儡”。

《大公报》甚至批判她:羞为华人并且专辱华人的黄柳霜,因为惯演作践华人的片子,亦出了名。

黄柳霜无奈地解释说:“那些角色即使我不演,也会有别的白人来演,与其让他们演,还不如我演,那只是一个戏剧。” 而我会失去仅有的那一点‘中国人演中国人’的机会,反而更没有机会维护华人起码的形象”

她个人的世界里,实际上一直不断试图扭转外界对于东方形象的误解,然而她只身闯荡好莱坞,所能做到的实属杯水车薪。1924年,她曾经筹集了40万美金,交给投资人,去投资一系列展示“中国传奇”的电影。可是投资人转手将这些钱投入进股市,电影计划随之泡汤。

这个东方美人的背后,深藏者无奈的家国情怀。无人知晓的时代环境。但是,她的勇气和果敢,她传递的东方气质,时至今天依然熠熠生辉。

近100年前,她已经收获“最美丽的中国女孩”“全球最佳着装女性”“20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裔影星”等称号,时至今日,依然影响着范冰冰李冰冰的时尚造型。
1980年创立的国际彩妆品牌安娜苏Anna Sui,几年前的时装秀淘T台上,灵感也来源于黄柳霜100年前的造型。

04

回到祖国支持抗战

黄柳霜对祖国怀有极深的感情,抗战爆发后,她不仅积极投身拍摄反法西斯电影,而且到处发表演说,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她除了主持参加义演外,还公开拍卖自己的珠宝、首饰、服装,将钱款全部汇往国内。她的义举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赞誉,著名老报人张恨水、戈公振及邹韬奋等,多次撰文赞扬她的爱国之举。

回到上海,外滩留影

1936年,作为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三代,她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虽然来自各界的批判声很多,但她还是受到了影后胡蝶、京剧大师梅兰芳等社会名流的热烈欢迎。她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写道:“虽然中国对我来讲是个陌生的国度。不过,我终于回家了。”

这趟寻根之旅,也让她深深爱上了中国,她穿起地道的中国旗袍,举止端庄优雅,无时无刻不展露着迷人的东方风情。

抗日争爆发之后,她在美国多地发起抗日演讲,呼吁美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并将自己在中国选购的众多珠宝首饰拿出来义卖,所得义款一分不留,于1939年汇回中国支持抗战。

在整个抗战期间,她淡出演艺圈,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留给了支持抗战,并积极投身拍摄反法西斯电影。

1937年,黄柳霜参与拍摄了《上海女儿》,在剧中出演了一位有智有谋的女英雄。随后的1942年,她又连续主演了《重庆来的夫人》、《轰炸缅甸》两部抗战片,分别饰演领导人和情报人员。

她努力维护中国人的形象,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塑造成一个真正、善良、胸怀宽广的华人女性。
和胞妹在一起

05

命运多舛

黄柳霜在事业和生活上不断的努力,并没能获得外界的认可,伴随的是误解,偏见。父母秉承着“好女不唱戏”的古板思想,并不能理解她的选择。而在情感上,同样没有一个愿意爱她、接纳她的人出现她的初恋对象是电影制片人米奇·尼兰,但对方却以“加州法律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为借口弃她而去。她也想过嫁给在美国定居的华人,但他们大多介意黄柳霜的演员身份,不敢把这样招摇的女子娶回家。

她在荧屏中诠释过许多爱情,却终其一生也没能找到幸福的归宿。她无奈:“中国男人嫌我是戏子,白人又不能与华人通婚。

1950年之后,事业的冷遇和感情生活的不顺让黄柳霜心情抑郁,不断酗酒。然而,烟酒伤害了她的健康,也损毁了她的容貌,早些年投资的房地产,成为她晚年孤独生活的唯一保障。

1960年,55岁的黄柳霜出演了最后一部彩色电影《黑色肖像》

次年2月2日,她因心脏病发作意外在家中病逝,和新年的烟火一同逝去,如同她短暂而闪耀的一生,绽放时风华绝代、惊艳世界;消逝时寂寂无声,淹没在时代的浪潮中。

她去世后被安葬在母亲的墓旁,偎依在母亲身边,墓碑上除了名字外没有任何表明她身份和人生轨迹的文字。

从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的一代传奇,作为一个生于美国、活于美国、演于美国的新女性,黄柳霜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来自族裔同胞的误解和东西方不同文化环境的排斥。

作为第一个勇闯好莱坞的华裔女性,她的出现,开启了美国亚裔演员短暂的黄金时代。

然而,站在美国排华风潮的风口浪尖,她只身面对着社会体制和普通民众的重重敌意,深切渴望回归自己的祖国,却难进难退,抱憾离世。

当我们再次凝望她的人生故事,从一个出身卑微的洗衣工女儿蜕变为好莱坞传奇,批评她“辱华”,似乎并不客观。

可能现在的我们已经很难想象100年前这样一位传奇的中国美人如何用独特的东方情调轰动好莱坞,以及这份美丽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助的抗争和背水一战的执着。

美丽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助的抗争和背水一战的执着。
几十年来,类似黄柳霜的个人传记介绍,中英版本已经再版多次。

只能说,在这悲剧性的一生中,她已然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记得中国有位政治人物说过一句颇为著名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华裔人物早餐会,致敬每一个认真执着的华人,当我们透过时代的偏见,在拥有独立价值观的基础上,跨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藩篱,不经意间豁然发现,很多委婉美丽,动听悦耳的人生乐章就在耳边,看你怎么发现,怎么看待,怎么理解,人生不易,发现美丽。100年后,让我们尊敬并记住黄柳霜。

费城湖南老乡聚会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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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望熙

2022423日,星期六,阴天有小雨,费城湖南群聚会于valley forge 国家历史公园,与会五十余人,各备佳肴,麻辣香锅,红烧猪蹄,香菇烧腐竹,香菜炒牛肉,小炒腊猪耳,小炒腊牛肉,萝卜干炒腊肉,香干炒肉,炒笋丝,银耳汤,排骨汤,凉拌海带,凉拌面条,凉拌豆腐丝,烤年糕,蛋糕,水饺,米饭,寿司,pizza一应俱全。

湘菜美食
湘菜美食

民以食为天,潇湘美食更是天下闻名,各位湘友厨艺精湛,菜肴品类丰富,香辣可口。饭后,谨谦兄用烤炉现煮泉水制作茶汤,茶摊生意兴隆,人头攒动,菊花茶和毛尖茶都很受欢迎。大家围桌议论天下大事,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煮茶论道
煮茶论道

 

正当其时,旁边七彩云老先生的乐队开始演奏,一首花鼓戏《补锅》拉开序幕,之后又合唱了《浏阳河》,《对花》等民谣,随后沈巧高歌《青藏高原》,《山路十八弯》等湖南民歌,引来众人纷纷叫好,一位偶遇的歌手也弹奏吉它献上《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助兴,引人陶醉。

来参加活动的孩子们也很开心,孩子们奔跑着,在Julie 的带领下玩起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

湖南群疫情之前一年三聚,疫情之后,三年一聚,大家都很珍惜这样难得的机会,在费城的湖南人,人才济济,希望大家在群主的带领下多多交流,繁荣大家的旅美生活。最后放上本次聚会的大合照,感谢宋奕负责摄影。

十里春风花儿朵朵 (七彩云)
十里春风花儿朵朵(七彩云)
湘友一家 (宋奕)
湘友一家 (宋奕)
湘友一家 (宋奕)

附录七彩云作《长相思·湘友聚》

资水流,醴水流。流到Forge古渡头,湘友隔外牛。

聚悠悠,乐悠悠。话别难舍犹有求,人散情意留。

编者按:

【文中引用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均为湘友提供,不再一一致谢】

这是大费城湖南老乡群成立以来第六次聚会。前面五次聚会分别为:
第一次:大约 2017年中秋前后,在费城“川流不息”聚餐
第二次:大约2018年春节前后, 在费城郊区“旦旦”聚餐
第三次:2018年6月16日,在费城郊区Valley Forge 公园野餐
第四次:2018年9月费城 Lemon Hill 秋游
第五次:2021年6 月 Ridley Creek State Park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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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4. 留美科学家归国后的命运

留学生回国后,一般被安排到科学院、高等院校,极个别被安排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或者工厂。这批人有的有所作为,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

4.1 “十二年规划” 和 “两弹一星”

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制定 “十二年规划” 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规划中提出四大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参与计算机规划的有华罗庚;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马大猷和罗沛霖;参与半导体规划的有王守武;参与自动化规划的有钱伟长、罗沛霖、疏松桂。

四大紧急任务除了做规划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若干跟四大紧急任务有关的研究所,包括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机所和自动化所。”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守武] 各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系,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计算技术系。一批学数学的高年级的学生被调往计算技术系。除了北大高年级学生外,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共抽出30人集中训练、集中学习,发给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这批学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计算机的大学生。

“两弹一星”实际上是在十二年规划的前一年(1955年)启动的,在十二年规划中也将原子弹和导弹作为两项保密的紧急措施被列入规划。

当时原子弹的研究处在高度保密过程中,科学家参与此事大部分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北大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工程物理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科学家进入原子弹研制的核心部门是由于苏联撕毁协议、停止了对原子弹研制的支持才开始的。1960年,当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的科学家才有机会更深入的参与此事,当时二机部拟定了一个由中央组织部批准的105人名单。许多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的。

1960年疏松桂从中科院调到二机部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我去二机部工作是中央点名的。当时挑选了105个人,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但是留学回来的并不多。陈能宽、邓稼先、朱光亚等人,在这105个人中,他们是留学回来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不在这105人名单中,他们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学院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人。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包括四个部门,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理论部主任是邓稼先,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搞爆轰试验的,属于物理性质的;设计部主任是龙文光,主要负责整体设计、结构设计;设计部后来分为两个部分,疏松桂主要负责自动引爆控制系统,担任自动控制室主任。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疏松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 “两弹一星”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

邓稼先 屠守锷 钱学森 郭永怀 杨嘉墀 陈能宽 吴自良 任新民 朱光亚 王希季
留美归国且获得“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科学家

4.2 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留美归国的科学家虽然认为这些运动纯粹是在耽误时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运动的无情压力正在加剧。

沈善炯曾在美国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回国前,他就知道国内已经开始批判遗传学的孟德尔学派,只能搞李森科的遗传学,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国农业大学由于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转到美国。所以他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时绝口不谈遗传学。他暗暗想,回国后只搞生物化学,不搞遗传学。[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42-56页] 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科学家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思想改造?什么是学术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 “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他们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19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因为刚刚回国,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当然有极个别人挨整了。陈荣悌说:“思想改造期间,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点神经不正常。”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刘珺珺采访陈荣悌]

徐璋本(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徐璋本时所摄,1988年)

徐璋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成右派。王明贞说,“徐璋本也是右派。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个大的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因为都是我们教研组的人。当时徐璋本要组成一个党,自己起名叫劳动党,还动员我们参加这个党。……徐璋本又贴小字报,争取会员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他被抓起来了。”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后来,徐璋本被投入监狱,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1979年才出狱。

申葆诚兄弟姐妹四个,有三个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内。申葆诚说:“那时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没有告诉我。其实他们告诉我了,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时根本不知道反右运动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还以为是普通的运动。看到他们戴着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小心处事。”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注: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

申葆诚和他在文革期间揪斗时胸前挂的牌子

1957年反右运动,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晋见毛泽东,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让他去中央书记处谈。邓小平是总书记,主管反右斗争。张劲夫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张劲夫找到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余志华主编 2009,117-118页]

4.3 文革浩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 “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 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的。[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257页] 1976年5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杀的。[王友琴 2004,119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王友琴 2004,94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

周华章 董铁宝 林鸿荪 程世祜 陈天池 萧光琰 陈绍澧
文革中自杀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

文革期间被正式关进监狱的科学家也很多。我们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来清理被关押科学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谢毓章、高联佩夫妇、王明贞夫妇、王振通夫妇都被正式关进监狱了。1968年谢毓章被抓进监狱,蹲了四年,1972年获释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谢毓章]。1968年1月,高联佩和许健生被抓进牛棚,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零四个月后才获释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327-330页]。1968年3月,王明贞和俞启忠被拘捕。王明贞被关了五年,1973年11月获释。俞启忠被关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释放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89-94页]。清华大学的王振通也进监狱了,被关了三年多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补充

1950年代早期回国的严东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是上海陶瓷界的第一权威,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0年回国时工资254元。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工资停发,一个月只发15块钱生活费。平反后,一次补发工资七千余元,加上家庭存款,交了一万元党费。(由此可算出至少停发工资30个月。还好他是在科学院系统,要是在大学里遭遇更惨。)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1958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周建人批判文章。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 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与化学,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

1957年9月,姚桐斌博士和夫人从英国回国,1968年6月8日,从国外归来的姚桐斌就被批判和批斗。据其夫人彭洁清回忆,1968年6月8日,是个星期六,她急急忙忙离开学校回家。当她刚上楼,家门就打开了,保姆告诉她一个噩耗:姚桐斌被打死了。她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将她拉进了家门,并哭成了一团。

这时她看到姚桐斌“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此惨烈的场景,让她肝胆欲裂。

原来,当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姚桐斌家,先是打了他一顿耳光,接着将他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进行毒打。“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姚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嚎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这群暴徒并未甘休,继续将其拖到他们的 “总部”。待他们发现人已不行,又赶快送回了其家楼前的人行道上。

姚桐斌的邻居和保姆赶快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却被拒绝医治。邻居和保姆只得将其抬回了家。由于他头部几处受重伤,最终惨死在家中,时年46岁。据悉,操纵这起恶性事件的当权派们并未受到追究。

1969年2月3日,被批斗为 “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 的熊庆来,白天还在写 “检讨”,其中有“鞠躬尽瘁”四个字,夜晚,随着一声喊叫,他在家里去世了。华罗庚在八宝山见到熊庆来遗体时,失声痛哭。

蔡恒胜和柳怀祖是在中关村特级专家楼里长大的第二代,蔡永胜的父亲是昆虫学家、教育家蔡邦华,柳怀祖的父亲是物理化学家柳大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住进了中关村。2008年,两人组织特楼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写回忆文章,出版了怀念父辈的书《中关村回忆》。

“文革”中,中关村特级专家楼被认为是特权,成为重灾区,中关村的福利楼上贴着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中,邓稼先及其家人同样没能避免厄运。邓稼先的夫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许鹿希,先是被打成彭真、刘仁“黑市委”的“黑帮分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几乎崩溃。当时邓稼先不见妻子回家,就到北京医学院寻找。当他看到妻子被批斗后的惨景,心都快碎了。

其后,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1971年,文革狂风侵袭九院,邓稼先、于敏、赵九章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许鹿希说,那时 “四人帮” 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当时有个口号: “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其后,因杨振宁从美国来访,中共将邓稼先放回了北京。- 周陆军

蔡恒胜写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我家楼上的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 ,“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1968年,半年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失去了三位留学归来的学者。1968年10月23日,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在造反派的批斗中,50岁的结构力学家程世祜自尽身亡;12月5日,郭永怀在从清海试验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享年59岁;12月15日,流体力学家林鸿荪漂浮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的小湖湖面上,年仅43岁。

统计资料显示,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中有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审查,全院迫害至死科技人员达229位。蔡恒胜写道:“他们的遭遇都被记录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哀痛的笔下”,在《竺可桢日记》里记录的受迫害者有: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第周……

在国内没有宽松的、自由的生活环境,但是真正说后悔的人很少。在我采访的这些人中,只有谢毓章说回国后很后悔。而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王作跃和我一样,认为参加“两弹一星”的人在这批回来的人中发挥的作用较大。这批人确实不后悔,因为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有展示自己的舞台。比如朱光亚就不后悔,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回国的科学家是否后悔,跟访谈的时间有关系。如果是文革时期去采访,他们出过国,使得子女不能上大学,家庭受到了伤害,他们肯定会后悔。因为那些科学家非常看重对子女的教育。然而,当他们后来被评为院士,或者生活条件变好了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采访,他们的思想可能会产生改变。

实际上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第二点也是很明显的:凡是涉及到“两弹一星”的学科,如直接的核物理,间接的燃料、材料等等,这方面的归国学者在大跃进/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明显比其他学科要小得多,而且最后能够“青史留名”的概率也大得多。(只是说整体情况,看个体的话,比如姚桐斌在参加“两弹一星”工作后仍然被迫害致死)- 王德禄

4.4尾声

改革开放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除了作为一般知识分子经历了面上的落实政策外,还另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大约28位1954-1955年回国的科学家联合专门给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为他们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长方毅召集这批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方毅在会上讲话,说他是受邓小平的委托来开这个座谈会的,对这批科学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说,不仅要为他们平反,还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87-88页]。

与会者在会上讲述了文革期间董铁宝、周寿宪、程世祜等人自杀的悲惨经历。中科院化学所的张斌由于带手铐,手都被磨破了。当她说到自己的经历时,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会场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诉苦申冤的会议。

1979年之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的时间较少,更多的时间呆在国外。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严东生就是发挥“余热”的模范之一。

这批留美归国科学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的,拥有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

严东生有一儿一女都是在国内出生,女儿在上海交大工作,儿子据说在国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