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官方话语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管治”(社會管治)一词来描述中国维吾尔地区(新疆)的政策。这种看似中性的行政语言,正在悄然重塑人们对压制、种族灭绝、强制同化和社会控制的认知。
维吾尔人是维吾尔地区的原住民族(位于中国西北部),该地区在近现代史上被称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拥有不同于汉族的独特语言、族群和文化,而汉族约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的92%。十八世纪,该地区成为满洲清帝国的殖民地,后来由中华民国统治,如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二十世纪,维吾尔人为反抗中华民国的统治而作战,并于1933年和1944年两度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数十年来,维吾尔人一直遭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迫害。
自2016年以来,由于出现了有关大规模关押、强迫失踪、广泛的监控系统以及对宗教和文化生活的限制的报道,维吾尔人的困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泄露的政府文件、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词以及多项国际调查,使该地区成为全球人权讨论的核心议题。
中国当局一贯将这些政策描述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稳定的必要措施。然而,联合国人权专家和国际人权组织多次对压制的规模及其对维吾尔社会的影响表示严重关切。
近年来,围绕该地区的官方叙事开始发生转变。关押设施在官方媒体报道中变得不那么显眼,旅游宣传活动重新出现,突出该地区的风光和文化遗产,官方报道也越来越多地将该地区描绘成和平、繁荣、和谐的地方。
在这一不断演变的叙事中,有一个概念变得尤为突出:“社会治理”。
3月1日,官方报纸《新疆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凝心聚力向治而行”(Uniting Hearts and Minds, Advancing Through Governance)的文章。该报道描述了基层官员回顾治理实践、规划未来行政工作重点的讨论,并将维吾尔地区塑造成有效治理、社会稳定和群众满意的典范。
“党的领导”“闭环信访体系”“志愿服务网络”“基层治理”等词语在文中反复出现,构建出一种有序而高效的行政管理形象。
然而,在这种看似中性的治理语言之中,有关维吾尔人文化、宗教和社会自主的最重要的政治关切消失了。
“社会治理”取代了民族与政治关切
解读中国官方文件时,一个重要的诀窍是留意官员回避说什么。这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及民族权利、宗教自由、语言使用或文化传承,也没有回应国际观察人士反复提出的关切。
维吾尔地区的冲突并不仅仅是治理问题,还源于历史、人口变化和政治权力结构。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53年维吾尔地区的人口约为487万,其中约364万为维吾尔人,约占75%,而汉族仅约占6%。但到2010年,汉族已占人口的约40%,维吾尔人的比例则降至约46%。
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一人口结构的转变与数十年来鼓励内地居民迁入定居的大规模移民政策有关。
尽管中国在形式上实行“民族區域自治制”,但政治结构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该地区最有权力的职位——中共党委书记——由中央政府任命,而通常由维吾尔人担任的自治区主席,实际权力要小得多。
在这样的结构下,自治往往更多地是一种象征性的安排,而不是有实质意义的自我管理。
因此,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中日益被边缘化,不仅在政治上如此,在教育、就业和语言使用等领域也是如此。
党的领导与独立社会空间的萎缩
这篇发表在官方媒体上的文章进一步巩固了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并反复强调“党领导的社会治理”的效率。
在这种话语下,执政党被定位为社会生活的核心组织者,几乎不给独立的社会组织留下空间。宗教机构、社区互助网络、传统权威结构和非正式社会组织,都被一套由长达十年的安全政策打造出来的国家主导的治理体系所取代。
2016年之后,大批维吾尔人被送入官方称为“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的设施。国际研究人员估计,在这场运动的高峰期,可能有数十万至一百多万维吾尔人被关押。
与此同时,当局建立了广泛的监控基础设施,包括生物识别数据采集、数字监控系统以及社区层面的网格化管理。
当局还推出了大规模的社会控制项目。一个例子是所谓的“结对认亲”(結對認親)项目,政府官员被派驻到维吾尔人家中居住,以监视日常生活并加强政治监管。
这些政策不仅重塑了该地区的行政结构,也深刻影响了维吾尔社区的日常生活。
党主导的控制体系的治理逻辑,在文章中通过另一个关键概念“稳定”表达出来,并与“长治久安”一词并用。
稳定被塑造为最高的公共利益,而治理政策则被表述为旨在消除潜在风险的预防性措施,这些风险可能涵盖的行为包括:说维吾尔语、参加宗教活动、与海外亲属联系、出国留学或旅行。
联合国人权专家曾将该地区治理的某些方面描述为一种预防性压迫,个人可能并非因为具体行为,而是因为其身份、信仰或社会关系而受到限制。
文章的官方叙事还称赞志愿服务网络的扩张,将其视为社会凝聚力和公民参与的成就。
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由党组织的网络日益成为唯一被接受的集体活动形式,取代了维吾尔社区内部传统的社会支持形式,包括宗教慈善和社区互助网络。
通过这一过程,日常社会生活日益被纳入治理结构之中。
同化的柔性语言
这篇官方文章最后强调了培育“中華民族共冋體意識”(a shared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尽管文化差异可能存在,但中华民族身份应当凌驾于所有其他身份之上。
这一原则被转化为一系列同化主义的政治实践,往往意味着:民族文化可以展示,但不能独立组织;民族语言可以存在,但不能主导公共生活;宗教可以信仰,但只能在严格的政治界限之内。
一些政策针对维吾尔人的家庭结构,包括鼓励族际通婚的运动,以及对父母被关押的儿童实行集中管理。
批评者认为,这些政策是一种重塑维吾尔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深层企图。
《凝心聚力向治而行》一文的语气温和、理性而乐观,因而也颇具力量。
它把控制改称为治理,把压制改称为服务,把同化改称为融合。结构性的强制被呈现为负责任的公共管理。
后暴力时代的治理
维吾尔地区正在形成的治理模式,也反映了当代威权政治更广泛的转变。
压制并不总是依赖可见的强制手段,因为行政系统、数据技术、社会工程和政策语言可以逐步重塑社会现实。
对许多维吾尔家庭而言,近年来决定性的经历并非公开的冲突,而是失踪:在整个维吾尔海外侨民群体中,无数人与国内的亲人失去了联系。许多人被关押、被判刑,或者干脆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
这套社会治理体系在中国官方话语中被表述为理性、仁慈且成功的,而它恰恰是为剥夺人们的 peoplesociety 而设计的。
来源:Global Voices
原标题:The normalization of Uyghur repression in the name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原文链接:https://globalvoices.org/2026/03/11/the-normalization-of-uyghur-repression-in-the-name-of-social-governance-in-china/
发布日期:2026-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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