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系招聘终身教职轨道助理教授

原作者:Terence Tao
根据英文原文撰写的摘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数学系宣布招聘一名终身教职轨道的助理教授。这则招聘信息发布在数学家陶哲轩的博客上,该博客经常转发学术职位广告。

校方表示,理想的候选人应当具备有突破性的研究计划,同时在本科教学方面表现出色,并致力于教育创新。也就是说,教学与科研同样受到重视。

招聘方向以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为优先,但这两大领域内的所有细分方向的申请者都会被考虑。具体招聘名额尚未确定,系里表示至少有一个。

申请人须在2027年6月前获得博士学位或同等学位。因此,这个职位适合今年即将毕业的博士生,也适合刚完成博士后工作的青年学者。

对于在北美的华人和其他亚裔青年数学工作者,包括国际学生和博士后来说,这是一个在顶尖公立研究型大学任教的难得机会。非美国公民的申请者,应当了解学校在工作许可和教职签证担保方面的规定。原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申请者应查阅官方职位发布,了解截止日期和申请材料要求。


来源:Terence Tao, What's new
原标题:Tenure-track position in pure mathematics at UCLA
原文链接:https://terrytao.wordpress.com/2026/11/22/tenure-track-position-in-pure-mathematics-at-ucla/
发布日期:2026-11-22

本文为本站编辑部根据英文原文撰写的中文摘要,非原文全文或译文。原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出处所有,全文请阅读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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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亚裔选民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的摇摆票仓

原作者:Mariel Padilla; Jennifer Gerson
根据英文原文撰写的摘要

亚裔和太平洋岛民(AAPI)选民是美国南方政治中快速增长的一股力量。目前约四分之一的亚太裔选民居住在南方,他们帮助中期选举在佐治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倾向民主党女性候选人。倡导人士称他们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据亚太裔美国人投票组织(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Vote)统计,2024年至2026年间,AAPI选民有九个百分点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只有拉丁裔选民的摇摆幅度更大。研究人员还发现,在南方各州,AAPI女性比AAPI男性更倾向民主党。

移民执法是一个主要推动因素。佐治亚州的组织者说,年长、较为保守的第一代移民选民过去以为强硬的移民政策针对的是别人。随着合法移民和居民被拘留或面临被驱逐的威胁,这种想法改变了。2025年9月现代汽车电池工厂发生的移民突击搜查对韩裔社区打击尤其沉重,被视为一个转折点。来自亚特兰大郊区约翰斯克里克(Johns Creek)的华裔州众议员Michelle Au(欧)说,对H-1B、J-1和学生签证的打压也让共和党在这些社区流失了支持。

得克萨斯州约有200万AAPI居民。组织者说,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言论让各族裔的选民都感到担忧。一位组织者指出,持种族主义观点的人往往分不清中国人、韩国人和印度人,因此所有群体都感觉自己成了目标。许多竞选团队没有翻译宣传材料,当地一个倡导团体便自行制作了多语种资料,结果发现居民比以前更愿意谈论政治。

基层工作填补了经费缩减留下的空缺。在亚特兰大都会区,志愿者举办了提前投票活动,现场配有普通话、粤语、韩语、缅甸语、泰语、台语和越南语口译,一个周末就接触了1,160多人。挨家挨户拉票发现,被联系的人中有一半从未收到过任何候选人或政党的联系。2025年一项无党派候选人培训帮助佐治亚州产生了该州最多元化的选票。该州选出了历届最多的AAPI佐治亚州众议员,而新一届国会预计将有至少22名AAPI议员加入国会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创下纪录。

对华裔和其他移民而言,启示在于AAPI选民能够左右势均力敌的选举,尤其是在不断增长的郊区。Au指出,AAPI选民约占佐治亚州选民的5%,这大致相当于获胜的票数差距。组织者表示,这些选民更看重移民、签证和日常关切方面的具体政策成果,而不是对政党的忠诚。


来源:The 19th
原标题:How Asian Americans helped swing the South
原文链接:https://19thnews.org/2026/11/asian-american-voters-helped-swing-south/
发布日期:202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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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威权主义之后是什么?

原作者:Rebecca MacKinnon
译自英文原文

十五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探讨“网络化威权主义”(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把中国视为威权国家如何适应互联网、再利用数字技术增强自身权力的“头号样本”。当时的主流论调认为,互联网和科技公司天然是一种解放性的、推动民主化的力量,我试图对此加以反驳。这类论调最终虽已不再可信,但我们决不能放弃利用技术捍卫和行使自身权利的能力,也不能只是要求政府和企业去解决它们共同持续制造的问题。

十月的专题《大型科技公司与威权主义》探讨了全球多数世界(global majority)中科技公司与政治行为者之间的多种关系。权力通过数字技术以多种方式施展。要遏制滥用,没有速效办法,也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但我们并非无能为力:我们“全球之声”社群可以发挥作用,加强那些为捍卫自身权利、追究滥用者责任、夺回对自身信息环境自主权而奋斗的人们之间的团结与合作。

专题的撰稿人呈现了各种政治、经济和地理背景:从巴西到香港、肯尼亚、缅甸、巴勒斯坦、委内瑞拉、新疆等地。他们讲述了不同类型的政府(有时是政治叛乱者)如何利用地缘政治联盟、与科技公司的关系、监管权力或其他优势,来扩大政治或军事主导地位、操纵公众舆论,或对公民直接施加控制。与此同时,企业则利用自身的技术、资源和与政府的关系来拓展市场、获取利润。

科技权力的施展方式往往让普通人更难对滥用行为进行反击。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个人或社群显然已受到伤害,也很难甚至不可能证明是谁实施了何种滥用,以及是否出于故意。在另一些情况下,企业是在损害已经造成之后,才发现其系统被用来威胁、噤声、监视或误导用户。在巴西,一位专家警告“治理洗白”(governance washing)。一位在西亚和北非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则警告说,一批专注于科技问责的小作坊式组织正在兴起,却没有切实防止伤害。

缺乏问责与公众监督的监管之危险

在北美和欧洲,政府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常被吹捧为保护公民免受伤害的灵丹妙药。但来自孟加拉国、肯尼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报道表明,若缺乏严格的保障措施,以追究大型科技公司责任为名的监管和执法,可能被政府滥用,用来威胁、追踪批评者和政治对手,或败坏他们的名誉。

我们的撰稿人指出,要防止政府滥用监管,必须满足若干条件。法律和法规需要评估其是否符合人权标准,不符合的应予改革或否决。公民则需要通过自由的新闻界、监督性非政府组织、对举报人的保护以及申诉机制,监督并记录各种伤害和滥用,并有明确的补救和救济程序。可悲的是,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未能让政府(更不用说企业)为保护人权负责。

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跨国公司在政变或军事接管之后该怎么做?用户数据因此暴露,并带来致命后果。这些案例凸显了加密、面向公民社会的数据安全培训以及企业数据最小化做法的极端重要性。

拒绝技术帝国主义与大国竞争

多篇报道描述了全球性大国如何利用本国科技公司,在远超自身边界的范围内推进战略和经济利益。这些公司反过来也从这种关系中受益,扩大自身的全球市场准入,充当不透明的信息中介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渠道。

媒体已大量报道中国的全球科技战略,视其为日益增长的软实力的一种形式。(与此同时,至少有一家中国公司坚称自己独立运营,不应被视为本国政府的代理人。)但中国并非孤军作战:它实际上是威权国家网络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这些国家正在构建一个国际数字监控市场。其客户包括许多通常被称为民主国家的国家。

这篇令人大开眼界的文章指出,在美国推翻委内瑞拉强人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之前,时任副总统、现任临时总统的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就与中国公司科大讯飞(iFlytek)谈成了联合开发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公司自2019年起一直受到美国制裁,但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委内瑞拉各地部署了多层中国技术。联合国一个实况调查团证实,尽管临时政府与美国现任政府关系密切,这些技术仍在使用。

与此同时,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美中全球市场竞争的后果。获得高额补贴的中国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给那些惧怕本国民众的政府带来了额外好处,而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技术是唯一负担得起的选择。美国的对等贸易协定迫使各国限制采购未经美国批准的基础设施,这可能使签约国更难弥合自身的数字鸿沟——这也是通过让数字服务遥不可及来削弱本国公民权能的另一种方式。该文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各国如何主张数字主权,以掌控自己的数字基础设施。

呼唤全球团结

中国政府对本国公民实行技术帝国主义。普京政权不仅在国内如此,在克里姆林宫视为“近邻”的国家也是如此。十月专题中的文章涉及全球多数世界发生的事件和造成的伤害。但就在我于旧金山写下这篇文章的美国中期选举次日,美国民众正在醒悟:白宫现任主人及其硅谷盟友,一直在对他们自己实行技术帝国主义。

科技亿万富翁和万亿富翁获准肆意妄为,以牺牲许多美国人的权利和生计为代价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政府进行监视、恐吓和监禁的能力也被超大规模地放大。正如来自巴勒斯坦的这篇令人不寒而栗的文章所指出的,首先在军事占领、征服乃至种族灭绝的情境中试验的数字监控技术,可以而且正在被出售并部署到政府能够逃脱追责的每一个地方。

系列中的几篇文章指出,开源、去中心化和由社群治理的技术,是对抗大型科技公司、剥削与武器化的一剂解药。难点在于找到资源和稳固的法律立足点来构建这类技术和系统——尤其是在如此多的政府更青睐把企业伙伴当作方便的控制和影响工具的情况下。好消息是,跨国界的技术人员和草根组织网络正越来越多地围绕另一种愿景展开合作,在这种愿景中,社群对自己的信息环境拥有自主权。

网络化威权主义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只有全球团结,我们才能战胜它。正如非裔美国人选举权活动家范妮·卢·哈默(Fannie Lou Hamer)在1971年所说:只要还有人不自由,就没有人是自由的。

本文属于Advox项目,这是“全球之声”致力于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项目。所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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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lobal Voices
原标题:What comes after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原文链接:https://globalvoices.org/2026/11/05/what-comes-after-networked-authoritarianism/
发布日期:2026-11-05

本文由本站编辑部译自英文原文(图片未转载)。原文依据 CC BY 3.0 许可协议发布;译文为对原文的改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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