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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系招聘终身教职轨道助理教授

原作者:Terence Tao
根据英文原文撰写的摘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数学系宣布招聘一名终身教职轨道的助理教授。这则招聘信息发布在数学家陶哲轩的博客上,该博客经常转发学术职位广告。

校方表示,理想的候选人应当具备有突破性的研究计划,同时在本科教学方面表现出色,并致力于教育创新。也就是说,教学与科研同样受到重视。

招聘方向以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为优先,但这两大领域内的所有细分方向的申请者都会被考虑。具体招聘名额尚未确定,系里表示至少有一个。

申请人须在2027年6月前获得博士学位或同等学位。因此,这个职位适合今年即将毕业的博士生,也适合刚完成博士后工作的青年学者。

对于在北美的华人和其他亚裔青年数学工作者,包括国际学生和博士后来说,这是一个在顶尖公立研究型大学任教的难得机会。非美国公民的申请者,应当了解学校在工作许可和教职签证担保方面的规定。原公告没有提供更多细节,申请者应查阅官方职位发布,了解截止日期和申请材料要求。


来源:Terence Tao, What's new
原标题:Tenure-track position in pure mathematics at UCLA
原文链接:https://terrytao.wordpress.com/2026/11/22/tenure-track-position-in-pure-mathematics-at-ucla/
发布日期:2026-11-22

本文为本站编辑部根据英文原文撰写的中文摘要,非原文全文或译文。原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出处所有,全文请阅读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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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亚裔选民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的摇摆票仓

原作者:Mariel Padilla; Jennifer Gerson
根据英文原文撰写的摘要

亚裔和太平洋岛民(AAPI)选民是美国南方政治中快速增长的一股力量。目前约四分之一的亚太裔选民居住在南方,他们帮助中期选举在佐治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倾向民主党女性候选人。倡导人士称他们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据亚太裔美国人投票组织(Asian Pacific Islander American Vote)统计,2024年至2026年间,AAPI选民有九个百分点从共和党转向民主党,只有拉丁裔选民的摇摆幅度更大。研究人员还发现,在南方各州,AAPI女性比AAPI男性更倾向民主党。

移民执法是一个主要推动因素。佐治亚州的组织者说,年长、较为保守的第一代移民选民过去以为强硬的移民政策针对的是别人。随着合法移民和居民被拘留或面临被驱逐的威胁,这种想法改变了。2025年9月现代汽车电池工厂发生的移民突击搜查对韩裔社区打击尤其沉重,被视为一个转折点。来自亚特兰大郊区约翰斯克里克(Johns Creek)的华裔州众议员Michelle Au(欧)说,对H-1B、J-1和学生签证的打压也让共和党在这些社区流失了支持。

得克萨斯州约有200万AAPI居民。组织者说,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言论让各族裔的选民都感到担忧。一位组织者指出,持种族主义观点的人往往分不清中国人、韩国人和印度人,因此所有群体都感觉自己成了目标。许多竞选团队没有翻译宣传材料,当地一个倡导团体便自行制作了多语种资料,结果发现居民比以前更愿意谈论政治。

基层工作填补了经费缩减留下的空缺。在亚特兰大都会区,志愿者举办了提前投票活动,现场配有普通话、粤语、韩语、缅甸语、泰语、台语和越南语口译,一个周末就接触了1,160多人。挨家挨户拉票发现,被联系的人中有一半从未收到过任何候选人或政党的联系。2025年一项无党派候选人培训帮助佐治亚州产生了该州最多元化的选票。该州选出了历届最多的AAPI佐治亚州众议员,而新一届国会预计将有至少22名AAPI议员加入国会亚太裔美国人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aucus),创下纪录。

对华裔和其他移民而言,启示在于AAPI选民能够左右势均力敌的选举,尤其是在不断增长的郊区。Au指出,AAPI选民约占佐治亚州选民的5%,这大致相当于获胜的票数差距。组织者表示,这些选民更看重移民、签证和日常关切方面的具体政策成果,而不是对政党的忠诚。


来源:The 19th
原标题:How Asian Americans helped swing the South
原文链接:https://19thnews.org/2026/11/asian-american-voters-helped-swing-south/
发布日期:2026-11-13

本文为本站编辑部根据英文原文撰写的中文摘要,非原文全文或译文。原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出处所有,全文请阅读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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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威权主义之后是什么?

原作者:Rebecca MacKinnon
译自英文原文

十五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探讨“网络化威权主义”(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把中国视为威权国家如何适应互联网、再利用数字技术增强自身权力的“头号样本”。当时的主流论调认为,互联网和科技公司天然是一种解放性的、推动民主化的力量,我试图对此加以反驳。这类论调最终虽已不再可信,但我们决不能放弃利用技术捍卫和行使自身权利的能力,也不能只是要求政府和企业去解决它们共同持续制造的问题。

十月的专题《大型科技公司与威权主义》探讨了全球多数世界(global majority)中科技公司与政治行为者之间的多种关系。权力通过数字技术以多种方式施展。要遏制滥用,没有速效办法,也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但我们并非无能为力:我们“全球之声”社群可以发挥作用,加强那些为捍卫自身权利、追究滥用者责任、夺回对自身信息环境自主权而奋斗的人们之间的团结与合作。

专题的撰稿人呈现了各种政治、经济和地理背景:从巴西到香港、肯尼亚、缅甸、巴勒斯坦、委内瑞拉、新疆等地。他们讲述了不同类型的政府(有时是政治叛乱者)如何利用地缘政治联盟、与科技公司的关系、监管权力或其他优势,来扩大政治或军事主导地位、操纵公众舆论,或对公民直接施加控制。与此同时,企业则利用自身的技术、资源和与政府的关系来拓展市场、获取利润。

科技权力的施展方式往往让普通人更难对滥用行为进行反击。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个人或社群显然已受到伤害,也很难甚至不可能证明是谁实施了何种滥用,以及是否出于故意。在另一些情况下,企业是在损害已经造成之后,才发现其系统被用来威胁、噤声、监视或误导用户。在巴西,一位专家警告“治理洗白”(governance washing)。一位在西亚和北非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则警告说,一批专注于科技问责的小作坊式组织正在兴起,却没有切实防止伤害。

缺乏问责与公众监督的监管之危险

在北美和欧洲,政府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常被吹捧为保护公民免受伤害的灵丹妙药。但来自孟加拉国、肯尼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报道表明,若缺乏严格的保障措施,以追究大型科技公司责任为名的监管和执法,可能被政府滥用,用来威胁、追踪批评者和政治对手,或败坏他们的名誉。

我们的撰稿人指出,要防止政府滥用监管,必须满足若干条件。法律和法规需要评估其是否符合人权标准,不符合的应予改革或否决。公民则需要通过自由的新闻界、监督性非政府组织、对举报人的保护以及申诉机制,监督并记录各种伤害和滥用,并有明确的补救和救济程序。可悲的是,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未能让政府(更不用说企业)为保护人权负责。

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跨国公司在政变或军事接管之后该怎么做?用户数据因此暴露,并带来致命后果。这些案例凸显了加密、面向公民社会的数据安全培训以及企业数据最小化做法的极端重要性。

拒绝技术帝国主义与大国竞争

多篇报道描述了全球性大国如何利用本国科技公司,在远超自身边界的范围内推进战略和经济利益。这些公司反过来也从这种关系中受益,扩大自身的全球市场准入,充当不透明的信息中介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渠道。

媒体已大量报道中国的全球科技战略,视其为日益增长的软实力的一种形式。(与此同时,至少有一家中国公司坚称自己独立运营,不应被视为本国政府的代理人。)但中国并非孤军作战:它实际上是威权国家网络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这些国家正在构建一个国际数字监控市场。其客户包括许多通常被称为民主国家的国家。

这篇令人大开眼界的文章指出,在美国推翻委内瑞拉强人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之前,时任副总统、现任临时总统的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就与中国公司科大讯飞(iFlytek)谈成了联合开发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公司自2019年起一直受到美国制裁,但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委内瑞拉各地部署了多层中国技术。联合国一个实况调查团证实,尽管临时政府与美国现任政府关系密切,这些技术仍在使用。

与此同时,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美中全球市场竞争的后果。获得高额补贴的中国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给那些惧怕本国民众的政府带来了额外好处,而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技术是唯一负担得起的选择。美国的对等贸易协定迫使各国限制采购未经美国批准的基础设施,这可能使签约国更难弥合自身的数字鸿沟——这也是通过让数字服务遥不可及来削弱本国公民权能的另一种方式。该文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各国如何主张数字主权,以掌控自己的数字基础设施。

呼唤全球团结

中国政府对本国公民实行技术帝国主义。普京政权不仅在国内如此,在克里姆林宫视为“近邻”的国家也是如此。十月专题中的文章涉及全球多数世界发生的事件和造成的伤害。但就在我于旧金山写下这篇文章的美国中期选举次日,美国民众正在醒悟:白宫现任主人及其硅谷盟友,一直在对他们自己实行技术帝国主义。

科技亿万富翁和万亿富翁获准肆意妄为,以牺牲许多美国人的权利和生计为代价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政府进行监视、恐吓和监禁的能力也被超大规模地放大。正如来自巴勒斯坦的这篇令人不寒而栗的文章所指出的,首先在军事占领、征服乃至种族灭绝的情境中试验的数字监控技术,可以而且正在被出售并部署到政府能够逃脱追责的每一个地方。

系列中的几篇文章指出,开源、去中心化和由社群治理的技术,是对抗大型科技公司、剥削与武器化的一剂解药。难点在于找到资源和稳固的法律立足点来构建这类技术和系统——尤其是在如此多的政府更青睐把企业伙伴当作方便的控制和影响工具的情况下。好消息是,跨国界的技术人员和草根组织网络正越来越多地围绕另一种愿景展开合作,在这种愿景中,社群对自己的信息环境拥有自主权。

网络化威权主义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只有全球团结,我们才能战胜它。正如非裔美国人选举权活动家范妮·卢·哈默(Fannie Lou Hamer)在1971年所说:只要还有人不自由,就没有人是自由的。

本文属于Advox项目,这是“全球之声”致力于保护网络言论自由的项目。所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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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lobal Voices
原标题:What comes after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原文链接:https://globalvoices.org/2026/11/05/what-comes-after-networked-authoritarianism/
发布日期:2026-11-05

本文由本站编辑部译自英文原文(图片未转载)。原文依据 CC BY 3.0 许可协议发布;译文为对原文的改编(翻译)。

免责声明: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仅代表原作者本人,不代表海外华人网(overseaschinese.org)的观点或立场。本站转载、翻译或摘编,仅为传递信息、供读者参考。如译文与原文有出入,以原文为准。

威权国家如何打造数字监控的国际市场

原作者:Daria Dergacheva
译自英文原文

本文属于全球之声(Global Voices)2026年10月“聚焦”系列“大型科技公司与威权主义”。在本期聚焦中,我们探讨大型科技公司如何助长和阻碍威权政府及其做法,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影响全球南方。您可以在此捐款,支持这一报道。

索尼娅(Sonya)来自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今年15岁。2026年6月,她被判处70小时强制劳动,原因是2026年2月她在一个公交站上写下了“纳瓦尔尼”(Navalny)这个姓。那个公交站恰好位于反极端主义中心(通常称为“E中心”)警员正在监控的辖区内。同样,来自阿斯特拉罕的退休老人尤里(Yuri)也是通过监控录像被认出的,他因用红色马克笔在建筑物上写“不要战争”,被判处三年限制自由。

威权政权越来越多地把人工智能(AI)当作政治生存的技术手段。带人脸识别的摄像头、视频分析、生物特征数据库、数字身份证、社交媒体监控、深度包检测(DPI)系统以及公共服务平台,正逐渐融合成单一的控制基础设施。

这样的系统不仅能实时观察公民,还能重建他们过去的行踪、人际关系、生活习惯、通信和政治活动。主要风险在于,AI及相关技术让镇压更快速、更不易察觉:如果公民知道自己事后也能被识别出来,国家就不再需要不断展示武力。

现代数字威权主义并非孤立发展,而是通过技术、标准和做法的国际交流而形成。中国、俄罗斯、伊朗、白俄罗斯、委内瑞拉、非洲、西亚和中亚的一些国家,以及与它们有关联的公司,都在出售和交换被用于镇压的AI基础设施工具。西方技术也被威权政权购买并在其内部流通。

大语言模型

2026年6月初,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副董事长亚历山大·韦迪亚欣(Alexander Vedyakhin)对路透社表示,该公司正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俄罗斯AI模型的使用权,这些模型将考虑“本地价值观”。韦迪亚欣指的是俄罗斯自2019年以来一直试图开发的具体大语言模型(LLM)——GigaChat和YandexGPT。

然而,IT专家亚历山大·伊萨夫宁(Alexander Isavnin)在播客“Zhivoy Gvozd”上对记者说,俄罗斯的生成式AI模型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的模型,甚至无法生成西里尔字母文本。不过,新的国家级、主权AI模型应当体现传统价值观,包括爱国主义、为祖国服务并对其命运负责、坚固的家庭、历史记忆与代际传承,以及俄罗斯各民族的团结。这些模型预计将使用国内的、地道的俄罗斯素材来训练。

可以合理推测,在西亚等地区的国家,俄罗斯AI模型将体现对伊斯兰传统的遵从;而在阿根廷,或许会体现从小热爱足球。与此同时,开发者们无法理解,对这一切如何运作毫无概念的人怎么能起草AI法律:“有些地方,这份文件读起来就像是只在本地新闻里见过大语言模型的人写的。”不过,从全球民主的角度看,俄罗斯立法者的这种外行状态意味着,俄罗斯不太可能向世界各地的专制国家供应大语言模型。

相比之下,中国与美国开发者不同,原则上会开放其语言模型,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获取代码并按自己的需要修改。在中国,所有大语言模型都受到国家的控制和严格监管,因此党的审查从一开始就写进了代码——例如,你无法得到关于天安门广场抗议的回答。但这些模型以开源方式发布,因此中国模型用户中有超过50%来自开发者,其中包括全球南方的开发者。

与此同时,总部在美国的ChatGPT可以轻松复制以乐高人偶为主角的AI生成伊朗宣传视频。法国24台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个聊天机器人只有一次提醒记者他可能在无意中复制宣传内容,但当他说这只是讽刺作品时,它就不再提醒了。

大规模监控系统

AI还包括其他技术发展,例如所谓的“智慧城市”系统,在中国版本中,这意味着对本国公民的全面监控,可能包括视频监控、窃听、互联网审查、人脸识别系统、族裔画像等等。在向全球南方供应此类系统方面,中国已经超过俄罗斯。

然而,俄罗斯在利用AI监控本国公民方面也毫不落后。官方媒体写道,莫斯科早已超越“智慧城市”概念所指的门槛。如今,它包含由视频监控、AI、大数据和“物联网”构成的复杂数字城市生态系统。

根据Comparitech的估算,在中国以外人均摄像头数量最多的十座城市中,有两座在俄罗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榜单上还有四座印度城市、韩国首尔、伊拉克巴格达、阿富汗喀布尔和新加坡。在中国本土,摄像头数量几乎已达到每两人一个的比例: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规模监控系统。

俄罗斯已向其他威权国家出售其监控软件产品,在某些情况下仍在继续供应,但自身在技术上依赖中国。2024年,俄罗斯使用的所有摄像头中,多达80%是中国制造、以俄罗斯品牌销售的。

中国建成了最精密的国内数字控制系统之一;它还通过2017年启动的数字丝绸之路,把数字基础设施的出口变成了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通过这一倡议,中国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推广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合作、标准和解决方案。这些项目在形式上被描述为对发展中国家数字化转型的支持,但它们加深了合作伙伴对中国技术的依赖,并为AI系统,尤其是大规模监控技术的传播创造了渠道。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议会和自由之家的专家一致认为,威权政权中AI的主要危险在于,能够在任何抗议真正成形之前就将其压制。AI系统可以帮助当局发现早期信号:异常的网络活动、筹备迹象、行动模式,以及活动人士之间的联系。

这一切,在莫斯科建成的数字古拉格中已经实现。正如记者安德烈·扎哈罗夫(Andrei Zakharov)在其新书《俄罗斯赛博朋克》中所写,莫斯科当局早在2014年就开始收集莫斯科居民的全面数据,并利用AI把不同部门的信息整合进单一数据库。2021年抗议活动之后,活动人士被捕,依靠的就是人脸识别系统。据扎哈罗夫称,2023年莫斯科已有超过22万台视频设备接入统一的数据存储和处理中心。

如今,面对仅仅因为在外国期刊上发表文章就被判十年以上徒刑的情形,2021年所谓“宫殿案”之后被起诉者所受的刑罚显得很轻——但那是俄罗斯第一次有人因视频监控分析而被捕。警察上门到叶夫根尼·叶先诺夫(Yevgeny Yesenov)的公寓,在集会次日就逮捕了他;他成为该案的第一名在押者,被判四年劳改营,不过一年半后获假释。这类事情在战前的俄罗斯就已发生,而现在,由于“智慧城市”系统的有组织监控,任何人的住址都可以通过其面孔查到。

全面入侵乌克兰开始后,有人因反战涂鸦或纵火焚烧征兵办公室而以同样方式被逮捕——凡是被国家AI监控系统拍下并分析的任何抗议形式,都难逃此劫。

正如T-Invariant所写,俄罗斯还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在普京之女的领导下开发用于无人机和密码学的AI,使用的是中国和美国的灰色市场芯片以及西方开放的AI技术。它还与中国和朝鲜分享这类技术。

中国与西亚

中国参与西亚“智慧城市”项目的所在地区,根据2023年经济学人智库民主指数,20个地区中有16个被归为威权政体。这些项目最集中于海湾国家:阿联酋有11个项目,沙特阿拉伯有7个。在这一集团之外,土耳其以5个项目扮演最显眼的角色,其余项目分布在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伊朗、摩洛哥和突尼斯。

中国2022年提出的最新“智慧城市”概念,涉及对城市生活几乎所有方面的实时信息监控。这项技术使得对城市进行持续的实时数字监控成为可能,让政府得以成倍加强对公民的控制。

中国和俄罗斯与伊朗的联系

2026年2月,公民社会组织第19条(Article 19)的研究发现,伊朗的互联网管控架构高度依赖中国技术。报告称,中国向伊朗提供了人脸识别技术、互联网过滤设备和监控工具,供应商包括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天地伟业(Tiandy)等公司,以及一些较小的中国供应商。

与此同时,《世界报》(Le Monde)和“禁忌故事”(Forbidden Stories)的一项调查显示,伊朗通过伊朗中间公司获得了由NtechLab开发的俄罗斯人脸识别系统FindFace。该软件被转售给与伊朗国家有关联的实体,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和情报部。

早在2019年,伊朗女性就开始收到因乘车时未戴头巾而寄来的罚单,公民们便已在谈论政府使用数字监控的问题。2025年12月,伊朗和俄罗斯签署了合作协议,涉及AI、网络安全、数字经济、区块链、金融科技以及与私营部门的合作。

威权政权对人的监控既通过摄像头,也通过对互联网流量的控制来实现。俄罗斯公司Protei总部设在约旦,但根在圣彼得堡,据报道它支持了伊朗引入拦截、监控和流量管理系统,以及把DPI整合进网络架构的工作。其客户包括伊朗最大的电信运营商MTN Irancell,以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肯尼亚、纳米比亚、卡塔尔等国的运营商和政府机构。

塔拉内·M.(Taraneh M.)是一位生活在伊朗的艺术家,在“女人、生命、自由”抗议期间被拘留。她说,2022年她为可能被捕做了准备:保护好设备、删除机密信息、为私人聊天设置自毁计时器。尽管如此,调查人员还是向她出示了一份厚厚的卷宗,里面是她的社交媒体帖子,有些可追溯到五年前。虽然她已获释,但塔拉内现在不敢打电话,担心自己被监控。

中俄关系

尽管中国的AI发展已超过俄罗斯,但两国在中国技术的供应以及科学研发方面存在合作。

2025年1月,在俄罗斯试图与金砖国家及其他非西方伙伴建立AI联盟网络之际,弗拉基米尔·普京指示俄罗斯政府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尤其是在AI“技术研发”方面。

直接的推动因素是制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其获取先进芯片和AI设备的渠道受到限制,但近年来它对中国的依赖一直持续。例如,俄罗斯自己不生产的新服务器的供货,就是通过中间公司来自中国。

然而,正如T-Invariant发现的,联合开发在两个领域进行:训练用于无人机的AI,以及对人的大规模监控。2025年11月,宣布成立两个联合实验室:一个研究纳米结构光电材料与器件,另一个研究AI算法及其应用。

朝鲜的介入

俄罗斯和朝鲜正在合作在军事行动中测试AI:朝鲜提供武器,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进行检验,而可能改进朝鲜系统(包括AI制导系统)的数据则回传给朝鲜。2026年5月,朝鲜试验了带AI制导的高精度巡航导弹和火炮系统。

据分析人士称,“AI”很可能指的是自动目标识别和末段制导,但其技术成熟程度尚不清楚。

自2023年末以来,朝鲜一直向俄罗斯供应弹道导弹和炮兵火箭弹,据信它们在乌克兰战场上的使用为平壤,很可能也为俄罗斯,提供了宝贵的作战数据。

中国—委内瑞拉—白俄罗斯三角

在委内瑞拉,威权数字控制正通过国际供应链建立起来。政权不一定自己创建这类系统,而是购买摄像头、服务器、视频分析平台、DPI系统、算法和软件,这些往往来自同样存在数字威权主义的国家。

中国的大华(Dahua)虽然2019年因参与新疆的镇压而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却仍保有进入委内瑞拉市场的渠道,并与当局讨论了把AI整合进监控系统的问题。报道还提到华为、中兴和中国中原对外工程(China CAMC)可能参与相关项目,但它们的角色尚不明确。

2021年至2023年间,委内瑞拉内政部还与白俄罗斯公司Synesis进行了会谈,该公司因其技术被白俄罗斯当局用来识别和逮捕抗议者而受到美国制裁。向委内瑞拉提供的Kipod软件包括人脸识别;搜索特定人员和路线;车牌识别;检测武器、遗留物品、烟雾和人群;周界控制;以及监控交通违规。

非洲大陆的国家

发展研究所(IDS)2026年一份关于非洲“智慧城市”监控的报告显示了中国AI监控系统在11个国家的扩散,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肯尼亚、卢旺达、塞内加尔和津巴布韦。

卡内基的关于AI在人员监控中全球使用的研究预测,非洲采用此类技术的情况很可能增加。中国出口的监控系统正被用于威权环境——包括乌干达和缅甸,通常经由华为、海康威视和大华等公司。

与西亚一样,中非在AI领域的合作看起来可能像是协助发展“智慧城市”,但其压制性用途与对公民的控制有关。

中亚也不例外

中亚各国政府积极采购中国的数字公共安全系统。里海政策中心(Caspian Policy Center)的一份报告称,2013年,塔吉克斯坦与华为合作,在杜尚别建设平安城市监控系统,造价约2200万美元,大部分由中国贷款提供资金。

其他出版物指出,中国公司在整个欧亚地区的“平安城市”和“智慧城市”项目中占据领先地位,尤其是因为该地区为中国技术提供了相对开放的市场。

中国的审查系统及相关工具也已出现在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但中国与中亚的合作主要是以预防犯罪为名出口AI监控技术。

能做些什么?

即便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也使用监控技术监视本国公民。阻碍此类威权数字工具发展的最有效建议之一,是让西方技术开源,并使数字战略从强调主权转向纳入全球多数世界:不再把这些地区当作为运行服务西方AI模型的强大数据中心提供能源和水的榨取地,而是让它们成为数字战略和AI治理的真正参与者。

这样的做法将包括可持续发展以及农业、医疗、教育、交通、城市规划、适应气候变化等许多以人为本的实际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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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lobal Voices
原标题: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are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market for digital surveillance
原文链接:https://globalvoices.org/2026/10/15/how-authoritarian-states-are-building-an-international-market-for-digital-surveillance/
发布日期:2026-10-15

本文由本站编辑部译自英文原文(图片未转载)。原文依据 CC BY 3.0 许可协议发布;译文为对原文的改编(翻译)。

免责声明: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仅代表原作者本人,不代表海外华人网(overseaschinese.org)的观点或立场。本站转载、翻译或摘编,仅为传递信息、供读者参考。如译文与原文有出入,以原文为准。

阿里巴巴起诉五角大楼,抗议被列为中国军方关联企业

原作者:Oiwan Lam
译自英文原文

本文是全球之声(Global Voices)2026年10月“聚焦”系列“大型科技公司与威权主义”的一部分。在本期聚焦中,我们探讨大型科技公司如何助长和阻碍威权政府及其做法,以及这些选择如何影响全球南方。您可以在此捐款,支持这一报道。

2026年6月,美国国防部扩充了其第1260H条“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这三家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和科技巨头被认定为中国政府的延伸,并适用五角大楼的采购禁令,被排除在国防部供应链之外。此次列入清单,也预示着它们面临商务部或财政部进一步制裁的风险正在上升。

阿里巴巴以起诉五角大楼的方式抗议这一认定。在提交法院的文件中,阿里巴巴否认与中国军方有任何关联,也否认在中国国家主导的军民融合战略中扮演任何角色。阿里巴巴称,列入清单及采购禁令“在事实和法律上均无依据”,并使公司丧失未来的商业机会。公司还主张,这一突如其来的公布侵犯了公司陈述自身立场的宪法权利。

第1260H条于2021年出台,旨在应对所谓中国国家的“军民融合”战略,该战略便于商业科技公司的技术或研究成果转移至中国国防基地。国防部的声明称阿里巴巴“间接隶属于国资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并因其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有关联,而成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军民融合贡献者”。

撇开程序正义之争不论,国防部作为其决定的证据提交给法院的公开记录——大多是国际和中国国内的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治理的威权性质,凸显出阿里巴巴在审查、技术和军事发展战略上与中国政府的战略一致。

法律与商业

国防部在提交法院的材料中援引有关中国审查制度的新闻报道,以及阿里巴巴介绍其技术发展里程碑的官方文件,指称该公司在构建中国审查体制中扮演积极角色。

的确,中国有十几部法律法规与此相关。例如,《网络安全法》(2017年)要求网络运营者监测、停止传输并删除违禁内容,留存日志,并向政府部门报告事件。《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2020年)将内容分为正能量、违法和不良三大类,并要求运营者相应地加以推广、删除和抑制。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禁止利用算法“影响舆论”或诱导沉迷/过度消费,并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遵守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阿里巴巴辩称,遵守中国法规不应被解读为与军方有关联的证据,因为所有在中国运营的跨国公司,包括美国企业,都必须遵守当地法律。

然而,五角大楼附于法院的公开记录显示,阿里巴巴不仅在其消费者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手机浏览器中遵守审查要求,还开发了阿里巴巴“绿网AI”(Green AI)等审查技术,可对文本、图像、语音、视频和流媒体数据进行实时自动过滤,并将这些内容审核工具出售给国内外的开发者、电商商家、视频流媒体服务和游戏平台,使其能够在中国的法律要求范围内运营。

被指的关联与战略一致性

除了协助和输出并非用于军事目的的审查技术外,国防部的法庭文件还收录了有关创始人马云在2020年11月下旬失踪的新闻报道和评论。

在马云失踪之前,他于2020年10月24日批评中国银行体系过时;随后在11月3日,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Ant Finance)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上市、融资370亿美元的计划被叫停。他的失踪恰逢中国当局对阿里巴巴展开反垄断调查,阿里巴巴最终因强迫商家“二选一”被罚款27.5亿美元。

国防部还通过阿里巴巴的合资企业情况,指称其与国资委“间接关联”并存在军方联系,尤其是阿里巴巴与受美国财政部制裁的中国国有军工企业中国北方工业集团(Norinco)合资成立的千寻位置(Qianxun Intelligence)。该公司开发空间智能人工智能,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和地面站,为智能汽车、无人机和移动设备提供精确定位。北斗由中国国家航天局拥有并运营。

尽管阿里巴巴于2018年放弃了其在千寻位置的50%股份,但据称,其高管成员仍控有大量股权,阿里巴巴的商业产品仍依赖千寻的人工智能。

国防部还指出,阿里巴巴与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移动合作,建设用于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随着阿里巴巴在这些领域不断加大投资,这种合作很可能只会越来越紧密,因为这类技术高度依赖数据中心和地理空间技术,而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国家安全框架下的战略性领域。2026年以来,阿里巴巴与国有的中国核电在沿海城市宁波成立了一家新的电厂合资企业,以保障其未来数据中心的稳定电力供应;上个月,阿里巴巴又入股国有的上海垣信卫星科技(Shanghai Spacecom Satellite Technology),以便发展“千帆星座”(Qianfan Constellation)。这是一个类似SpaceX星链(Starlink)的低地球轨道宽带星座,将用于其地理定位产品。

作为在美国和香港交易所两地上市的私营企业,阿里巴巴并不受国资委监管;然而,在中美科技竞赛之下,阿里巴巴的投资不可避免地落在需要与国有企业合作的战略领域。国防部认为,这些联系包括与国资委的间接关联,迎合了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

此外,阿里巴巴的一些子公司,包括总部位于上海的优酷影视(视频流媒体)和广州鹿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设立的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CIIF)支持的国有企业之间存在“金股”安排,以加强对阿里巴巴内容平台的董事会层面管理。

国防部还援引阿里巴巴、百度、华为和腾讯等中国大型科技公司的高层代表加入工信部下属的中国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作为阿里巴巴与中国政府有直接联系的证据。

国防部援引中共刊物《求是》的分析以及西方的各类中国观察人士的评论,论证阿里巴巴的投资和发展在战略上与中国政府政策一致,其中包括将人工智能技术装入军事装备、在西部地区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空间算力基础设施等。

的确,受政府约束的不只是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今年早些时候,中国监管部门突然叫停Facebook对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Manus的收购,也反映出中国对确保和掌控其科技行业的热切。

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治理模式

当前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治理模式,源自数十年来的维稳经验,旨在通过审查、监控、党建和意识形态控制来巩固一党执政。在西方,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发了人们对AI黑客攻击等自动化犯罪和失业的焦虑,而中国则把人工智能仅仅视为一种可治理的工具。例如,近年来外卖骑手针对AI压力的罢工此起彼伏,在镇压和逮捕的同时,监管部门也约谈了京东、美团和淘宝等主要平台的代表,指示它们调整算法、取消超时配送惩罚、设置休息时间,并鼓励劳动者与平台开展协商。

阿里巴巴旗下的国内购物平台淘宝迄今已为30万名淘宝配送员建立了300多个党支部,并通过这些党支部为有需要的工人提供岗位培训、廉价住宿和餐食,这对工人阶级而言确实是一项好处。

在正在进行的诉讼中,阿里巴巴反驳国防部的指控,称公司同时遵守中国和美国法律,由独立董事会管理,没有任何军方背景。公司还强调,其核心业务,包括云服务、电子商务和物流,服务于商业企业和个人消费者,而非军事领域。

此案将考验美国政府对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治理模式的立场。腾讯和百度尚未提出任何申诉,要求从国防部1260H制裁清单中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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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lobal Voices
原标题:Alibaba sues Pentagon to denounce being classified as a Chinese military affiliate
原文链接:https://globalvoices.org/2026/10/08/alibaba-sues-pentagon-to-denounce-being-classified-as-a-chinese-military-affiliate/
发布日期:2026-10-08

本文由本站编辑部译自英文原文(图片未转载)。原文依据 CC BY 3.0 许可协议发布;译文为对原文的改编(翻译)。

免责声明: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仅代表原作者本人,不代表海外华人网(overseaschinese.org)的观点或立场。本站转载、翻译或摘编,仅为传递信息、供读者参考。如译文与原文有出入,以原文为准。

无国之感:在英国观看粤剧《帝女花》

原作者:Benson Wong
译自英文原文

本文同时是全球之声(Global Voices)2026年7月“聚焦”系列“无国籍状态”的一部分。该系列深入探讨无国籍问题,以及它如何妨碍人们的行动自由、受教育机会、政治参与等。您可以在此捐款,支持这一报道。

香港并不是一个国家,尽管学术文献中偶尔会用“城邦”(city-state)一词来形容这个前英国皇家殖民地(按现今采用的术语,则是英国海外领土),直至1997年它转变为中国特别行政区。因此,无国籍状态这一概念很少被有意义地用于港人身上,原因在于有限的政治想象力把香港局限在一个地域而非一个国家的框架之内。

然而,自2021年以来,至少有20万港人离开香港前往英国。许多人发现,自己仍以不同的方式思念着香港,而这种集体的眷恋得以显现的少数空间之一,便是艺术与文化表演。

2026年6月21日,我从沃金(Woking)前往诺丁汉(Nottingham),行程约两个半小时,去观看著名粤剧《帝女花》。这出戏讲述长平公主与驸马周世显的悲情爱情故事,两人目睹明朝覆亡。虽然他们在王朝倾覆后幸存下来,却致力于让已故的皇帝得以体面安葬,并确保年幼太子的安全。全剧以两人悲壮自尽作结,伴随一段感人的对唱,倾诉无尽的哀愁、忠贞、离别与永恒的爱。无国、流离与失落的主题,在终场中深深回响。

当年我在香港看这出戏时,主要把它视为一部艺术杰作,其精湛的唱功与演绎值得赞叹。然而在英国观看,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感受。资源有限,制作难免要适应当地的条件。舞台上没有华丽的宫廷布景,只有一棵孤零零的树,上面系着黄丝带。

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的香港政治语境中,黄丝带已成为民主运动、自由价值、对威权主义的抵抗以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象征。这个简单的舞台设计,增添了一层在今日香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政治意涵。

那么,《帝女花》、无国籍状态与香港离散群体之间有何关联?

首先可以看到,在表达离开家园的港人的情感处境时,无国籍与无家可归几乎密不可分。

回头来看,许多人认为“真正的”香港已在2020年6月30日《国家安全法》实施后沦陷。此后数年间,该法大幅限制自由、民主参与与法治,从根本上改变了这座城市的政治和法律格局。与此同时,内地移民不断涌入香港,也可以被理解为更广泛的文化同化工程的一部分。

有两项象征性的发展值得特别关注。第一是香港独立新闻媒体《苹果日报》的关闭,这不仅意味着一份报纸的消失,也意味着一个重要的独立、民主声音被封杀。第二是公众示威的实际消失,尤其是自2003年起每年举行的七一大游行。它曾是制度化的公众表达方式,也是对民主改革(包括立法会与行政长官的全面普选)的诉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女花》中所描绘的明朝覆亡,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许多港人眼中自己曾熟悉的香港的消逝。

另一点观察涉及观众对这出戏本身的诠释。明朝覆亡后,在叛军攻入北京之前,长平公主被其父崇祯帝命令自尽以保全名节。她虽然活了下来,却被迫隐匿行踪。她的经历无意间映照出许多港人的处境:他们在《国家安全法》出台后,为逃避日益收紧的威权管控而迁居英国。

她最终与未婚夫周世显重逢,同样意义深远。起初,公主为了在情感上保护自己而拒绝见他。直到周世显展现了坚定不移的忠诚(为了告慰亡父,并营救被囚的兄弟),她才决定与他相见。二人一同与清帝谈判,而清帝的怀柔政策意在争取前明遗臣的合作。待他们的目的达成后,清帝为二人赐婚,以彰显皇恩浩荡。然而婚礼却成了两人双双殉死的场景,象征他们对已亡的明朝始终忠贞,而不肯屈服于新的清朝政权。

不过换一个角度看,他们的自尽也传达出解脱。死亡让他们得以超越尘世的苦难、政治压迫和永远的分离而团聚。对许多香港离散者而言,这个悲剧性的结局与自身处境深深共鸣。很少有人知道自己能否、何时能够回家。正如周世显与长平公主最终明白明朝无法复兴,许多港人也在艰难面对一种可能:他们曾经熟悉的香港或许再也不会回来。

2021年1月推出的英国国民(海外)(BN(O))签证途径(相关介绍),以及随后数十万BN(O)身份持有人及其家属移居英国,已使英国成为许多港人的第二个家。因此,这些新社群为与香港传统相关的文化活动(无论传统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创造了可持续的观众群。

香港电影的国际流通便是一例。2026年,两部电影《Ciao UFO》和《We’re Nothing at All》同时获得香港和英国观众的好评。两部片子以不同的方式捕捉了怀旧与黑暗。《Ciao UFO》唤起2019年之前熟悉的香港的消逝,而《We’re Nothing at All》则描绘此后一座衰败而陌生的城市的出现。两部电影共同呼应了无国籍的体验:一部哀悼已经消逝的事物,另一部则直面取而代之的现实。

我还记得一位脸书朋友描述他在流亡中观看当代香港电影的经历。他写道,电影一开场,“眼泪就是止不住”,这表达了过去七年深重的政治与社会幻灭所累积的悲痛和创伤。这样的情感反应表明,文化作品已不只是娱乐;在香港离散社群中,它们是集体追忆、哀悼和身份形成的场所。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开篇写下名句:“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坏的时代……”这在相当程度上概括了今天香港内外的港人所经历的矛盾处境。他们生活在一个悬浮于记忆与现实、归属与流离、希望与失落之间的世界。

因此,在英国观看《帝女花》,远不止是看一场粤剧;它成了与无国籍状态本身的情感图景的一次相遇。


来源:Global Voices
原标题:Feelings of statelessness: Watching the Cantonese opera ‘The Flower Princess’ in the UK
原文链接:https://globalvoices.org/2026/07/08/feelings-of-statelessness-watching-the-cantonese-opera-the-flower-princess-in-the-uk/
发布日期:2026-07-08

本文由本站编辑部译自英文原文(图片未转载)。原文依据 CC BY 3.0 许可协议发布;译文为对原文的改编(翻译)。

免责声明: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仅代表原作者本人,不代表海外华人网(overseaschinese.org)的观点或立场。本站转载、翻译或摘编,仅为传递信息、供读者参考。如译文与原文有出入,以原文为准。

中国以“社会管治”之名将对维吾尔人的压制常态化

原作者:Asiye Uyghur
译自英文原文

近年来,中国官方话语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管治”(社會管治)一词来描述中国维吾尔地区(新疆)的政策。这种看似中性的行政语言,正在悄然重塑人们对压制、种族灭绝、强制同化和社会控制的认知。

维吾尔人是维吾尔地区的原住民族(位于中国西北部),该地区在近现代史上被称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拥有不同于汉族的独特语言、族群和文化,而汉族约占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的92%。十八世纪,该地区成为满洲清帝国的殖民地,后来由中华民国统治,如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二十世纪,维吾尔人为反抗中华民国的统治而作战,并于1933年和1944年两度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数十年来,维吾尔人一直遭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迫害。

自2016年以来,由于出现了有关大规模关押、强迫失踪、广泛的监控系统以及对宗教和文化生活的限制的报道,维吾尔人的困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泄露的政府文件、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词以及多项国际调查,使该地区成为全球人权讨论的核心议题。

中国当局一贯将这些政策描述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稳定的必要措施。然而,联合国人权专家和国际人权组织多次对压制的规模及其对维吾尔社会的影响表示严重关切。

近年来,围绕该地区的官方叙事开始发生转变。关押设施在官方媒体报道中变得不那么显眼,旅游宣传活动重新出现,突出该地区的风光和文化遗产,官方报道也越来越多地将该地区描绘成和平、繁荣、和谐的地方。

在这一不断演变的叙事中,有一个概念变得尤为突出:“社会治理”。

3月1日,官方报纸《新疆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凝心聚力向治而行”(Uniting Hearts and Minds, Advancing Through Governance)的文章。该报道描述了基层官员回顾治理实践、规划未来行政工作重点的讨论,并将维吾尔地区塑造成有效治理、社会稳定和群众满意的典范。

“党的领导”“闭环信访体系”“志愿服务网络”“基层治理”等词语在文中反复出现,构建出一种有序而高效的行政管理形象。

然而,在这种看似中性的治理语言之中,有关维吾尔人文化、宗教和社会自主的最重要的政治关切消失了。

“社会治理”取代了民族与政治关切

解读中国官方文件时,一个重要的诀窍是留意官员回避说什么。这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及民族权利、宗教自由、语言使用或文化传承,也没有回应国际观察人士反复提出的关切。

维吾尔地区的冲突并不仅仅是治理问题,还源于历史、人口变化和政治权力结构。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53年维吾尔地区的人口约为487万,其中约364万为维吾尔人,约占75%,而汉族仅约占6%。但到2010年,汉族已占人口的约40%,维吾尔人的比例则降至约46%。

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一人口结构的转变与数十年来鼓励内地居民迁入定居的大规模移民政策有关。

尽管中国在形式上实行“民族區域自治制”,但政治结构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该地区最有权力的职位——中共党委书记——由中央政府任命,而通常由维吾尔人担任的自治区主席,实际权力要小得多。

在这样的结构下,自治往往更多地是一种象征性的安排,而不是有实质意义的自我管理。

因此,维吾尔人在自己的家园中日益被边缘化,不仅在政治上如此,在教育、就业和语言使用等领域也是如此。

党的领导与独立社会空间的萎缩

这篇发表在官方媒体上的文章进一步巩固了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并反复强调“党领导的社会治理”的效率。

在这种话语下,执政党被定位为社会生活的核心组织者,几乎不给独立的社会组织留下空间。宗教机构、社区互助网络、传统权威结构和非正式社会组织,都被一套由长达十年的安全政策打造出来的国家主导的治理体系所取代。

2016年之后,大批维吾尔人被送入官方称为“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的设施。国际研究人员估计,在这场运动的高峰期,可能有数十万至一百多万维吾尔人被关押。

与此同时,当局建立了广泛的监控基础设施,包括生物识别数据采集、数字监控系统以及社区层面的网格化管理。

当局还推出了大规模的社会控制项目。一个例子是所谓的“结对认亲”(結對認親)项目,政府官员被派驻到维吾尔人家中居住,以监视日常生活并加强政治监管。

这些政策不仅重塑了该地区的行政结构,也深刻影响了维吾尔社区的日常生活。

党主导的控制体系的治理逻辑,在文章中通过另一个关键概念“稳定”表达出来,并与“长治久安”一词并用。

稳定被塑造为最高的公共利益,而治理政策则被表述为旨在消除潜在风险的预防性措施,这些风险可能涵盖的行为包括:说维吾尔语、参加宗教活动、与海外亲属联系、出国留学或旅行。

联合国人权专家曾将该地区治理的某些方面描述为一种预防性压迫,个人可能并非因为具体行为,而是因为其身份、信仰或社会关系而受到限制。

文章的官方叙事还称赞志愿服务网络的扩张,将其视为社会凝聚力和公民参与的成就。

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由党组织的网络日益成为唯一被接受的集体活动形式,取代了维吾尔社区内部传统的社会支持形式,包括宗教慈善和社区互助网络。

通过这一过程,日常社会生活日益被纳入治理结构之中。

同化的柔性语言

这篇官方文章最后强调了培育“中華民族共冋體意識”(a shared sense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尽管文化差异可能存在,但中华民族身份应当凌驾于所有其他身份之上。

这一原则被转化为一系列同化主义的政治实践,往往意味着:民族文化可以展示,但不能独立组织;民族语言可以存在,但不能主导公共生活;宗教可以信仰,但只能在严格的政治界限之内。

一些政策针对维吾尔人的家庭结构,包括鼓励族际通婚的运动,以及对父母被关押的儿童实行集中管理。

批评者认为,这些政策是一种重塑维吾尔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深层企图。

《凝心聚力向治而行》一文的语气温和、理性而乐观,因而也颇具力量。

它把控制改称为治理,把压制改称为服务,把同化改称为融合。结构性的强制被呈现为负责任的公共管理。

后暴力时代的治理

维吾尔地区正在形成的治理模式,也反映了当代威权政治更广泛的转变。

压制并不总是依赖可见的强制手段,因为行政系统、数据技术、社会工程和政策语言可以逐步重塑社会现实。

对许多维吾尔家庭而言,近年来决定性的经历并非公开的冲突,而是失踪:在整个维吾尔海外侨民群体中,无数人与国内的亲人失去了联系。许多人被关押、被判刑,或者干脆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

这套社会治理体系在中国官方话语中被表述为理性、仁慈且成功的,而它恰恰是为剥夺人们的 peoplesociety 而设计的。


来源:Global Voices
原标题:The normalization of Uyghur repression in the name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原文链接:https://globalvoices.org/2026/03/11/the-normalization-of-uyghur-repression-in-the-name-of-social-governance-in-china/
发布日期:2026-03-11

本文由本站编辑部译自英文原文(图片未转载)。原文依据 CC BY 3.0 许可协议发布;译文为对原文的改编(翻译)。

免责声明: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仅代表原作者本人,不代表海外华人网(overseaschinese.org)的观点或立场。本站转载、翻译或摘编,仅为传递信息、供读者参考。如译文与原文有出入,以原文为准。

去殖民化关于维吾尔人的中国叙事:社会学家迪尔努尔·雷汉的使命

原作者:Filip Noubel
译自英文原文

维吾尔人是生活在中国的一个讲突厥语的中亚民族,其处境长期以来一直被国际社会大众所忽视。然而,自2020年以来,多个国家已承认维吾尔人遭受种族灭绝,改变了人们对这一地区的看法。维吾尔人称这一地区为东突厥斯坦,而北京称之为新疆。

如今,维吾尔人欧洲侨民群体的使命之一,是让公众和媒体持续关注针对维吾尔人的侵犯人权行为。这也包括那些有时与中国当局合作、将这一群体成员遣返回中国的难民接收国,而被遣返者回国后会立即被关押。最新的例子发生在2025年2月,当时泰国将四十来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

全球之声(Global Voices)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居住在欧洲的维吾尔社会学家迪尔努尔·雷汉(Dilnur Reyhan),以便更好地了解维吾尔侨民群体,尤其是欧洲维吾尔侨民所面临的挑战。迪尔努尔是欧洲维吾尔研究所(The European Uyghur Institute)的创始人兼所长,也是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研究员。

菲利普·努贝尔(Filip Noubel,下称FN):由于您和其他人的努力,多个欧洲国家自2021年起开始承认维吾尔种族灭绝。今天又迎来了另一个重要里程碑:欧洲维吾尔研究所在巴黎揭幕。为什么这是如此关键的时刻?

迪尔努尔·雷汉(下称DR):欧洲维吾尔研究所成立于2019年初,用以取代我们于2009年创办的法国维吾尔学生协会(Oghouz)。一直以来,我都梦想拥有一栋建筑、一个场所,一所为我们的孩子开办的维吾尔学校,一个设在巴黎的维吾尔中心。我们是一个几乎完全依靠志愿者和捐款运作的非政府组织。要在巴黎市中心为我们的社群租下一栋建筑,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对许多人来说,这个项目一直像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法国议会承认维吾尔种族灭绝的运动一样,我们发起时没有人相信我们会成功,但最终我们做到了。这两个项目,我们都是从一个梦想出发,除了钢铁般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韧性之外,没有任何实现它们的手段。

DR:欧洲维吾尔研究所成立于2019年初,用以取代我们于2009年创办的法国维吾尔学生协会(Oghouz)。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梦想拥有一栋建筑、一个场所,一所为我们的孩子开办的维吾尔学校,一个设在巴黎的维吾尔中心。我们是一个几乎完全依靠志愿者和捐款运作的非政府组织。要在巴黎市中心为我们的社群租下一栋建筑,就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这个项目对许多人来说一直像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正如法国议会承认维吾尔种族灭绝的运动一样,我们发起时没有人相信我们会成功,但最终我们做到了。这两个项目,我们都是从一个梦想出发,除了钢铁般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韧性之外,没有任何实现它们的手段。

FN:去殖民化是一个痛苦但必要的过程,同样影响着被殖民的民族。去殖民化、父权制挑战和沉默文化的问题,是否影响着流亡的维吾尔社群?

DR:经历过长期殖民统治的民族和国家,会形成某些集体特征,例如对自己的社群和集体未来失去信心、出于求生本能而自我封闭、害怕参与与自己社群相关或被殖民势力视为可疑的行动,以及长期的不信任。此外,中国对维吾尔侨民实施严厉而密集的跨国镇压,这加剧了侨民成员之间的不信任和恐惧。恐惧文化造就了沉默文化。在这种背景下,要集体动员侨民参与共同的项目极为困难。在中国共产党的移民殖民政策下生活了75年,而在此之前,又经历了中华帝国以及满洲王朝统治下漫长的传统殖民主义时期,这塑造了维吾尔机构中一种特殊的父权规范。

DR:经历过长期殖民统治的民族和国家,会形成某些集体特征,比如对自己的社群和集体未来失去信心、求生策略和自我封闭、害怕参与与自己社群相关或被殖民势力视为“可疑”的行动,以及长期的不信任……此外,中国对维吾尔侨民的跨国镇压非常普遍而严厉,加剧了侨民成员之间的不信任和恐惧。这种恐惧文化造就了沉默文化。在这种背景下,要集体动员侨民参与共同的项目极其困难。在中共的移民殖民政治下生活了75年,而更早之前又经历了满洲人和中国人的传统殖民主义,这塑造了维吾尔机构中一种特殊的父权规范。

FN:那么去殖民化中国关于维吾尔人的叙事呢,包括在中国侨民群体内部?

DR:中国公众,包括中国侨民,对中维关系的殖民性质了解甚少。迄今为止,自维吾尔种族灭绝开始以来,中国侨民中的很大一部分最多只是保持沉默。中国的异见人士谴责了共产党政策的暴行,却不承认这种殖民关系,而是刻意将其简化为单纯的人权问题和“少数民族权利”问题。把一个民族贬低为“少数民族”,就是在认可并使殖民合法化。

要解决这一论述背后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其根源,即中国在维吾尔土地上的殖民主义。去殖民化思想,始于承认中国与东突厥斯坦之间的殖民关系。在欧洲维吾尔研究所,去殖民化思想的工作不仅面向华语公众,也面向维吾尔侨民。为此,我们目前正在开发一个多语种网络媒体项目,尤其包括中文,面向中国侨民中的年轻进步人士,同时还有维吾尔语、英语和法语的节目。

DR:中维关系的殖民性质,中国公众,甚至中国侨民,都不太了解。迄今为止,自维吾尔种族灭绝开始以来,中国侨民中的很大一部分最多只是保持沉默,中国的异见人士虽然谴责了共产党政策的暴行,却不承认这种殖民关系,而是刻意将其简化为单纯的人权问题和“少数民族权利”问题。把一个民族贬低为“少数民族”,就是在认可并使殖民合法化。然而,要解决根本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其根源,即中国在维吾尔土地上的殖民主义。去殖民化思想,始于承认中国与东突厥斯坦之间的殖民关系。

在欧洲维吾尔研究所,去殖民化思想的工作不仅面向华语公众,也面向维吾尔侨民。为此,我们目前正在开发一个多语种网络媒体项目,尤其包括中文,面向中国侨民中的年轻进步人士,同时还有维吾尔语、英语和法语的节目。

FN:您还与流亡的维吾尔青年合作。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您会如何描述他们的身份认同?

DR:侨民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给了我们很多希望。他们是进步的、女性主义的、人文主义的青年。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维吾尔历史,除了所在国的语言之外还能流利使用多种语言,在不同领域学习,并与所在国同龄人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保持联系。他们希望能把侨民的行动主义与所在国的机构联系起来,尤其是在西方国家;他们非常有创新精神,也很有能力。

2024年,欧洲维吾尔研究所举办了首届国际世俗维吾尔青年大会,约一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维吾尔青年在巴黎相聚一周,讨论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和艺术行动主义(artivisme)等主题。此后,这些年轻人又组织了多场规模较小的类似活动,并努力在侨民群体中创造新的行动主义形式。他们对殖民问题和去殖民化也非常敏感。

DR:侨民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给了我们很多希望。他们是进步的、女性主义的、人文主义的青年。他们希望了解维吾尔历史,除了所在国的语言之外还能流利使用多种语言,在不同领域学习,并与所在国同龄人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保持联系。他们希望能把侨民的行动主义与所在国的机构联系起来,尤其是在西方;他们更有创新精神,也更有能力。

2024年,欧洲维吾尔研究所举办了首届国际世俗维吾尔青年大会,约一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维吾尔青年在巴黎相聚一周,讨论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和艺术行动主义(artivism)等主题。此后,这些年轻人又组织了多场规模较小的类似聚会,努力在侨民群体中创新行动主义的新方式。他们对殖民问题和去殖民化也敏感得多。

如需了解更多,请阅读全球之声的专题报道:记录中国新疆地区国家主导的少数民族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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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lobal Voices
原标题:Decolonizing the Chinese narrative on Uyghurs: The mission of sociologist Dilnur Reyhan
原文链接:https://globalvoices.org/2025/10/23/decolonizing-the-chinese-narrative-on-uyghurs-the-mission-of-sociologist-dilnur-reyhan/
发布日期:2025-10-23

本文由本站编辑部译自英文原文(图片未转载)。原文依据 CC BY 3.0 许可协议发布;译文为对原文的改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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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外的华语文学:作家张丽佳访谈

原作者:Filip Noubel
译自英文原文

约有5000万华人生活在中国境外。这个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常常被简化为纯粹的经济参与者,但他们同样活跃于媒体和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无论他们是用汉语写作,还是用现居国家的语言写作。

为了了解这类中国境外文学作品的细微之处,全球之声采访了张丽佳。她出生于中国,曾是火箭工厂的工人,后来成为作家和社会评论人士,现在往返于伦敦和北京之间。她著有回忆录《社会主义万岁!》(Socialism Is Great!),也写过当代中国的卖淫问题。她目前正在完成一部历史小说,以中国第一位女权主义者和革命者、20世纪之交的秋瑾的生平为蓝本。秋瑾被称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菲利普·努贝尔(Filip Noubel,FN):用一门在你人生中很晚才接触的语言写作,在哪种意义上是一种解放?这是否与(自我)审查的问题有关?它是否也延伸到风格,以及对写作过程本身的实验?

张丽佳(ZLJ):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只会说中文的中国作家,用英语写作带给我意想不到的解放。从政治上讲,它给了我自由。面向国际读者写作,使我能够绕开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长期以来,这种审查扼杀了创造性的表达。事实上,我认为这种审查是中国文坛不够活跃、不够有生气的关键原因之一。

在创作上,用英语写作带来另一种解放。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在尝试形式、结构和风格时更自在。这门语言的陌生感为我打开了通往新视角的大门,也带来某种大胆。我所选择的这门语言,使我能够探索和表达那些用中文可能会感到受限的想法和情感。例如,在我的回忆录《社会主义万岁!》中,我写了一个性爱场景,比我用中文写要直白得多,因为在中文里,文化和语言上的微妙之处可能要求更多的克制。

在很多方面,用英语写作已成为创作探索和个人解放的一条途径。

FN:你现在还用中文写作吗?在你的创作过程中,你如何体会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

ZLJ:这些年我很少用中文进行创作,不过受邀时偶尔会为中文刊物写些文章。中文是一门如此丰富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充满文化深度和历史共鸣。用英语写作时,我喜欢有意地织入一些过时的表达和传统习语,让文字更有独特的韵味,就像给被遗忘的词句注入新的生命。这是一种让语言显得新鲜、有感染力,同时与其深厚根基相连的方式。

在我的创作过程中,英语和中文各有不同的作用。英语是我讲故事的主要媒介,我在其中感觉最自由、最敢于尝试。而中文始终是我内心世界的语言,与我的记忆和身份紧密相连。用英语写作有时就像在两者之间搭一座桥,翻译的不只是文字,还有经历、情感和文化语境。

FN:人们常常谈论超越地理和语言界限的全球华语文学(包括你,也包括郭小橹、哈金、戴思杰、严歌苓):你是否同意存在这样一类文学?如果是,它的定义是什么?

ZLJ:是的,我认为全球华语文学是一个有效而充满活力的类别。我想它指的是用汉语族语言(如普通话或闽南语)写成的文学作品,或由华裔作者所写、往往生活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作品。这些作品涉及各种各样的主题和语境,反映了全球华人离散群体中语言、身份和地缘政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这类文学的特点在于它的多元性:它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域、风格或视角。相反,它捕捉世界各地华人社群的生活现实,常常探讨迁徙、流离失所、身份认同和文化混杂等主题。它通过强调华人声音的多样性,挑战了单一的“中国文学”概念。

在全球化时代,我欢迎华语文学被视为更广阔的世界文学版图的一部分。这为我们加深理解中国文化如何在国界之外运作提供了机会,也鼓励人们就后殖民主义和全球互联展开对话。

与此相关的是,习近平的“讲好中国故事”运动旨在通过软实力和国际叙事塑造中国的良好形象。这个想法本身是合理的,但它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允许中国作家真实地表达自己。目前,管控对作家来说过于严苛,他们无法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没有创作自由,这一愿景就无法实现。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一点,题为《讲好中国故事:作家必须有足够的自由》(Tell China’s Story Well: Its Writers Must Be Free Enough to Do So)。

FN:哪些中国作家对你影响最大?非中国作家呢?

ZLJ:在中国作家中,《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我影响深远。他以一个行将崩塌的贵族世界为背景,细致描绘家庭与社会的种种关系,其情感深度和文学技艺无与伦比。另一位重要的影响来自鲁迅,他对中国社会敏锐而深刻的观察,显示出对中国人心理无与伦比的理解。

在非中国作家中,托尔斯泰尤为突出。他以广阔的社会和历史为背景的宏大叙事,令人深深沉浸其中,但他从未忽略那些使笔下人物如此真实的细微之处。

我也非常钦佩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尤其是她的小说《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其抒情的文字、丰富的意象,以及对社会和个人挣扎的深切探索,都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也启发了我自己的叙事。


来源:Global Voices
原标题:Sinophone literature outside of China: Interview with writer Zhang Lijia
原文链接:https://globalvoices.org/2025/04/26/sinophone-literature-outside-of-china-interview-with-writer-zhang-lijia/
发布日期:2025-04-25

本文由本站编辑部译自英文原文(图片未转载)。原文依据 CC BY 3.0 许可协议发布;译文为对原文的改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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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跨国镇压威胁,香港流亡媒体致力守护新闻自由

原作者:Oiwan Lam
译自英文原文

自2020年香港《国家安全法》(NSL)的颁布以来,对新闻自由的打压导致数百名媒体工作者离开香港。其中许多人在海外创办了独立媒体,报道政治敏感新闻,并联系散居各地的港人社群。这些流亡媒体虽然可以自由发出批评的声音,但仍受到跨国政治骚扰的威胁。

香港媒体人的出走潮

2020年6月30日北京对香港实施《国安法》一年后,亲民主的《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被指犯有勾结外国势力罪和煽动罪,被迫停运。十多家独立媒体宣布停办。

据海外香港媒体人协会2023年进行的调查《流亡记者——香港海外媒体工作者调查》,2020年以来,已有数百名香港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离开香港。主要由于新居地的语言障碍,三分之二的流亡记者彻底离开了媒体行业。

继续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大多有强烈的使命感,要填补国安体制下香港信息流通严重受限所造成的空白。在这一体制下,政治批评被定为《国安法》下的“煽动颠覆”罪,或本地《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下的“煽动”罪。在流亡记者中,过半数在当地媒体机构落脚,一些人则在由港人社群创办并出资的网络媒体中重建事业。

许多流亡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运作,发表在香港可能被指为煽动的政治评论,因为这些评论同时批评香港政府和中国内地政府。其中一些采用独立媒体的组织模式,报道在香港因政治压力和自我审查而被压下的敏感新闻。

流亡记者虽然可以在远离香港的地方享有新闻自由,但他们的新闻工作并非没有风险,因为海外媒体和敢言的记者同样是中国跨国镇压的目标。

目前,在因涉嫌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等国安案件而被通缉的19人中,有数人从事与媒体相关的工作,包括政治时事专栏作家钟剑华和资深记者何良懋。由于他们的政治工作,他们在香港的家人如今有被卷入警方调查的风险。

上个月,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再次指责钟剑华和新闻类YouTuber邵家臻(Stephen Shiu Yeuk-yuen)在评论中煽动“软对抗”。

然而,尽管政治骚扰不断,香港流亡记者仍坚持履行为被压制的声音发声的职责。在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来临之际,全球之声介绍三家海外香港独立媒体,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流亡记者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中展现的韧性。

追新聞(The Chaser News)

《追新聞》是由几名身在英国的香港流亡记者于2022年3月创办的中文新闻媒体。它在网站上说明了创办的背景:

今日的香港,當記者被成為「罪犯」,報道新聞會觸犯國安法「重罪」,傳媒要履行第四權的天職,變得越來越危險。記者報道時擔心被亂扣「假新聞」的帽子,評論當權者的施政更隨時面臨惡法清算。

在今天的香港,记者被当成“罪犯”,因为新闻工作在《国安法》下成了“重罪”。媒体履行第四权的天职变得越来越危险。记者担心自己的新闻报道被扣上“假新闻”的帽子,评论当权者则会遭到恶法的报复。

并阐述了其使命:

《追新聞》有三大目標,包括維護新聞自由、捍衞民主人權、維繫全球港人。我們會為香港人提供最真實、不設紅線、不會經官方審查的深度報道.

《追新聞》有三大使命:维护新闻自由、捍卫民主人权、联系全球港人。我们将为香港人提供最真实、没有红线、不受政府审查的深度报道。

这家独立新闻网站除了关注与香港有关的新闻,还报道英国对港政策和对华政策,采访海外港人,并定期刊登由海外异见人士(如钟剑华)撰写的香港和中国政治评论。

不过,在该网站工作的大多数编辑和记者都保持匿名。它在Facebook上有1万名关注者,在YouTube上有10.7万名。

綠豆(Green Bean Media)

《绿豆》同样是一家设在英国的中文新闻媒体,由一群前记者于2022年7月创办。

这家独立媒体的使命就蕴含在它的名字里:

取名《綠豆》,寓意即使大樹倒下,甚或被連根拔起,但種子仍會散落四周;只要有水和空氣,繼續拼命呼吸,種子就會再萌芽,茁壯成長。…我們希望透過影像、聲音、圖文等不同媒介,為這個流散的年代作一點記錄,讓身處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能夠看見彼此。

“绿豆”是一则寓言,讲的是即使大树倒下,甚至被连根拔起,种子仍会散落四方;只要有水和空气,它们就会努力呼吸、萌芽、茁壮成长。我们希望通过影像、声音、图文等不同形式,为这个离散的年代留下一点记录,让身处世界各个角落的香港人能够看见彼此。

这家独立媒体不仅报道香港新闻,也关注离散社群的关切。它目前在YouTube上有30万订阅者。

光傳媒(Poton Media)

《光传媒》由一群前《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的记者于2023年4月在台湾创办。其顾问团队包括罗金(Josh Rogin)等人。

《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均在2021年被迫停运。《苹果日报》的七名高层人员被依据国安法控以勾结外国势力罪,《立场新闻》的两人则依据刑事罪行条例被裁定煽动罪成。

2023年,这家设在台湾的独立新闻媒体的联合创办人兼总编辑梁雪莉(Shirley Leung)接受《中国项目》(The China Project)的戈尔德科恩(Jeremy Goldkorn)采访时解释说,该新闻平台将专注于香港的政治新闻和时事发展,但由于安全方面的顾虑,他们在香港没有驻港记者,因此必须以香港政府、本地媒体和国际媒体作为新闻来源。该网站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新闻评论,这些评论由海外专家从批判的角度撰写。据梁雪莉说,该媒体约80%的读者居住在香港。

其他香港流亡媒体,如。

可持续性的挑战

流亡媒体或许能成功地放大批评的声音,但跨国镇压,即日益针对海外政治异见人士,并对“逃犯”和流亡者的亲友持续进行政治骚扰,在一定程度上已成功压制了离散社群中的批评声音。

与此同时,随着香港的新闻自由不断受到政治骚扰和自我审查的侵蚀,越来越多的港人干脆不再看新闻。2023年的一项传播调查显示,香港十名说粤语的成年人中有四人表示,他们有时想回避有关香港社会和政治环境变化的新闻。这一趋势可能影响这些依靠读者捐款和订阅维持生存的海外媒体的财务可持续性。

上个月,由黄台仰、张崑阳、周永康、郭凤仪和罗冠聪等知名流亡活动人士创办的海外香港媒体Flow HK宣布,由于缺乏资金和人力,计划于7月关闭。这家活动人士媒体曾被封锁,依据是《国安法》。


来源:Global Voices
原标题:Threatened by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Hong Kong exile media outlets aim to preserve press freedom
原文链接:https://globalvoices.org/2025/04/23/threatened-by-transnational-repression-hong-kong-exile-media-outlets-aim-to-preserve-press-freedom/
发布日期:2025-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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