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外的华语文学:作家张丽佳访谈

原作者:Filip Noubel
译自英文原文

约有5000万华人生活在中国境外。这个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常常被简化为纯粹的经济参与者,但他们同样活跃于媒体和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无论他们是用汉语写作,还是用现居国家的语言写作。

为了了解这类中国境外文学作品的细微之处,全球之声采访了张丽佳。她出生于中国,曾是火箭工厂的工人,后来成为作家和社会评论人士,现在往返于伦敦和北京之间。她著有回忆录《社会主义万岁!》(Socialism Is Great!),也写过当代中国的卖淫问题。她目前正在完成一部历史小说,以中国第一位女权主义者和革命者、20世纪之交的秋瑾的生平为蓝本。秋瑾被称为中国的圣女贞德。

菲利普·努贝尔(Filip Noubel,FN):用一门在你人生中很晚才接触的语言写作,在哪种意义上是一种解放?这是否与(自我)审查的问题有关?它是否也延伸到风格,以及对写作过程本身的实验?

张丽佳(ZLJ):作为一个在中国长大、只会说中文的中国作家,用英语写作带给我意想不到的解放。从政治上讲,它给了我自由。面向国际读者写作,使我能够绕开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长期以来,这种审查扼杀了创造性的表达。事实上,我认为这种审查是中国文坛不够活跃、不够有生气的关键原因之一。

在创作上,用英语写作带来另一种解放。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在尝试形式、结构和风格时更自在。这门语言的陌生感为我打开了通往新视角的大门,也带来某种大胆。我所选择的这门语言,使我能够探索和表达那些用中文可能会感到受限的想法和情感。例如,在我的回忆录《社会主义万岁!》中,我写了一个性爱场景,比我用中文写要直白得多,因为在中文里,文化和语言上的微妙之处可能要求更多的克制。

在很多方面,用英语写作已成为创作探索和个人解放的一条途径。

FN:你现在还用中文写作吗?在你的创作过程中,你如何体会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关系?

ZLJ:这些年我很少用中文进行创作,不过受邀时偶尔会为中文刊物写些文章。中文是一门如此丰富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充满文化深度和历史共鸣。用英语写作时,我喜欢有意地织入一些过时的表达和传统习语,让文字更有独特的韵味,就像给被遗忘的词句注入新的生命。这是一种让语言显得新鲜、有感染力,同时与其深厚根基相连的方式。

在我的创作过程中,英语和中文各有不同的作用。英语是我讲故事的主要媒介,我在其中感觉最自由、最敢于尝试。而中文始终是我内心世界的语言,与我的记忆和身份紧密相连。用英语写作有时就像在两者之间搭一座桥,翻译的不只是文字,还有经历、情感和文化语境。

FN:人们常常谈论超越地理和语言界限的全球华语文学(包括你,也包括郭小橹、哈金、戴思杰、严歌苓):你是否同意存在这样一类文学?如果是,它的定义是什么?

ZLJ:是的,我认为全球华语文学是一个有效而充满活力的类别。我想它指的是用汉语族语言(如普通话或闽南语)写成的文学作品,或由华裔作者所写、往往生活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作品。这些作品涉及各种各样的主题和语境,反映了全球华人离散群体中语言、身份和地缘政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这类文学的特点在于它的多元性:它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域、风格或视角。相反,它捕捉世界各地华人社群的生活现实,常常探讨迁徙、流离失所、身份认同和文化混杂等主题。它通过强调华人声音的多样性,挑战了单一的“中国文学”概念。

在全球化时代,我欢迎华语文学被视为更广阔的世界文学版图的一部分。这为我们加深理解中国文化如何在国界之外运作提供了机会,也鼓励人们就后殖民主义和全球互联展开对话。

与此相关的是,习近平的“讲好中国故事”运动旨在通过软实力和国际叙事塑造中国的良好形象。这个想法本身是合理的,但它能否成功,取决于是否允许中国作家真实地表达自己。目前,管控对作家来说过于严苛,他们无法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没有创作自由,这一愿景就无法实现。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一点,题为《讲好中国故事:作家必须有足够的自由》(Tell China’s Story Well: Its Writers Must Be Free Enough to Do So)。

FN:哪些中国作家对你影响最大?非中国作家呢?

ZLJ:在中国作家中,《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我影响深远。他以一个行将崩塌的贵族世界为背景,细致描绘家庭与社会的种种关系,其情感深度和文学技艺无与伦比。另一位重要的影响来自鲁迅,他对中国社会敏锐而深刻的观察,显示出对中国人心理无与伦比的理解。

在非中国作家中,托尔斯泰尤为突出。他以广阔的社会和历史为背景的宏大叙事,令人深深沉浸其中,但他从未忽略那些使笔下人物如此真实的细微之处。

我也非常钦佩阿兰达蒂·洛伊(Arundhati Roy),尤其是她的小说《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其抒情的文字、丰富的意象,以及对社会和个人挣扎的深切探索,都引起我强烈的共鸣,也启发了我自己的叙事。


来源:Global Voices
原标题:Sinophone literature outside of China: Interview with writer Zhang Lijia
原文链接:https://globalvoices.org/2025/04/26/sinophone-literature-outside-of-china-interview-with-writer-zhang-lijia/
发布日期:2025-04-25

本文由本站编辑部译自英文原文(图片未转载)。原文依据 CC BY 3.0 许可协议发布;译文为对原文的改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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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跨国镇压威胁,香港流亡媒体致力守护新闻自由

原作者:Oiwan Lam
译自英文原文

自2020年香港《国家安全法》(NSL)的颁布以来,对新闻自由的打压导致数百名媒体工作者离开香港。其中许多人在海外创办了独立媒体,报道政治敏感新闻,并联系散居各地的港人社群。这些流亡媒体虽然可以自由发出批评的声音,但仍受到跨国政治骚扰的威胁。

香港媒体人的出走潮

2020年6月30日北京对香港实施《国安法》一年后,亲民主的《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被指犯有勾结外国势力罪和煽动罪,被迫停运。十多家独立媒体宣布停办。

据海外香港媒体人协会2023年进行的调查《流亡记者——香港海外媒体工作者调查》,2020年以来,已有数百名香港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离开香港。主要由于新居地的语言障碍,三分之二的流亡记者彻底离开了媒体行业。

继续从事媒体工作的人,大多有强烈的使命感,要填补国安体制下香港信息流通严重受限所造成的空白。在这一体制下,政治批评被定为《国安法》下的“煽动颠覆”罪,或本地《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下的“煽动”罪。在流亡记者中,过半数在当地媒体机构落脚,一些人则在由港人社群创办并出资的网络媒体中重建事业。

许多流亡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运作,发表在香港可能被指为煽动的政治评论,因为这些评论同时批评香港政府和中国内地政府。其中一些采用独立媒体的组织模式,报道在香港因政治压力和自我审查而被压下的敏感新闻。

流亡记者虽然可以在远离香港的地方享有新闻自由,但他们的新闻工作并非没有风险,因为海外媒体和敢言的记者同样是中国跨国镇压的目标。

目前,在因涉嫌分裂国家和颠覆国家政权等国安案件而被通缉的19人中,有数人从事与媒体相关的工作,包括政治时事专栏作家钟剑华和资深记者何良懋。由于他们的政治工作,他们在香港的家人如今有被卷入警方调查的风险。

上个月,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再次指责钟剑华和新闻类YouTuber邵家臻(Stephen Shiu Yeuk-yuen)在评论中煽动“软对抗”。

然而,尽管政治骚扰不断,香港流亡记者仍坚持履行为被压制的声音发声的职责。在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来临之际,全球之声介绍三家海外香港独立媒体,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流亡记者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中展现的韧性。

追新聞(The Chaser News)

《追新聞》是由几名身在英国的香港流亡记者于2022年3月创办的中文新闻媒体。它在网站上说明了创办的背景:

今日的香港,當記者被成為「罪犯」,報道新聞會觸犯國安法「重罪」,傳媒要履行第四權的天職,變得越來越危險。記者報道時擔心被亂扣「假新聞」的帽子,評論當權者的施政更隨時面臨惡法清算。

在今天的香港,记者被当成“罪犯”,因为新闻工作在《国安法》下成了“重罪”。媒体履行第四权的天职变得越来越危险。记者担心自己的新闻报道被扣上“假新闻”的帽子,评论当权者则会遭到恶法的报复。

并阐述了其使命:

《追新聞》有三大目標,包括維護新聞自由、捍衞民主人權、維繫全球港人。我們會為香港人提供最真實、不設紅線、不會經官方審查的深度報道.

《追新聞》有三大使命:维护新闻自由、捍卫民主人权、联系全球港人。我们将为香港人提供最真实、没有红线、不受政府审查的深度报道。

这家独立新闻网站除了关注与香港有关的新闻,还报道英国对港政策和对华政策,采访海外港人,并定期刊登由海外异见人士(如钟剑华)撰写的香港和中国政治评论。

不过,在该网站工作的大多数编辑和记者都保持匿名。它在Facebook上有1万名关注者,在YouTube上有10.7万名。

綠豆(Green Bean Media)

《绿豆》同样是一家设在英国的中文新闻媒体,由一群前记者于2022年7月创办。

这家独立媒体的使命就蕴含在它的名字里:

取名《綠豆》,寓意即使大樹倒下,甚或被連根拔起,但種子仍會散落四周;只要有水和空氣,繼續拼命呼吸,種子就會再萌芽,茁壯成長。…我們希望透過影像、聲音、圖文等不同媒介,為這個流散的年代作一點記錄,讓身處世界不同角落的香港人,能夠看見彼此。

“绿豆”是一则寓言,讲的是即使大树倒下,甚至被连根拔起,种子仍会散落四方;只要有水和空气,它们就会努力呼吸、萌芽、茁壮成长。我们希望通过影像、声音、图文等不同形式,为这个离散的年代留下一点记录,让身处世界各个角落的香港人能够看见彼此。

这家独立媒体不仅报道香港新闻,也关注离散社群的关切。它目前在YouTube上有30万订阅者。

光傳媒(Poton Media)

《光传媒》由一群前《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的记者于2023年4月在台湾创办。其顾问团队包括罗金(Josh Rogin)等人。

《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均在2021年被迫停运。《苹果日报》的七名高层人员被依据国安法控以勾结外国势力罪,《立场新闻》的两人则依据刑事罪行条例被裁定煽动罪成。

2023年,这家设在台湾的独立新闻媒体的联合创办人兼总编辑梁雪莉(Shirley Leung)接受《中国项目》(The China Project)的戈尔德科恩(Jeremy Goldkorn)采访时解释说,该新闻平台将专注于香港的政治新闻和时事发展,但由于安全方面的顾虑,他们在香港没有驻港记者,因此必须以香港政府、本地媒体和国际媒体作为新闻来源。该网站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新闻评论,这些评论由海外专家从批判的角度撰写。据梁雪莉说,该媒体约80%的读者居住在香港。

其他香港流亡媒体,如。

可持续性的挑战

流亡媒体或许能成功地放大批评的声音,但跨国镇压,即日益针对海外政治异见人士,并对“逃犯”和流亡者的亲友持续进行政治骚扰,在一定程度上已成功压制了离散社群中的批评声音。

与此同时,随着香港的新闻自由不断受到政治骚扰和自我审查的侵蚀,越来越多的港人干脆不再看新闻。2023年的一项传播调查显示,香港十名说粤语的成年人中有四人表示,他们有时想回避有关香港社会和政治环境变化的新闻。这一趋势可能影响这些依靠读者捐款和订阅维持生存的海外媒体的财务可持续性。

上个月,由黄台仰、张崑阳、周永康、郭凤仪和罗冠聪等知名流亡活动人士创办的海外香港媒体Flow HK宣布,由于缺乏资金和人力,计划于7月关闭。这家活动人士媒体曾被封锁,依据是《国安法》。


来源:Global Voices
原标题:Threatened by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Hong Kong exile media outlets aim to preserve press freedom
原文链接:https://globalvoices.org/2025/04/23/threatened-by-transnational-repression-hong-kong-exile-media-outlets-aim-to-preserve-press-freedom/
发布日期:2025-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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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审查的中国近现代史在网络档案馆重现:专访中国史研究者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

原作者:Filip Noubel
译自英文原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仅宣称垄断了对当今中国的叙事,也垄断了对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的叙事。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可能与官方宏大叙事相抵触的不同叙述或历史证言,都会被抹去和审查。然而,历史记忆在中国社会中顽强地存活至今。

在柏林的一次会面之后,《全球之声》(Global Voices)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中国史研究者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以了解被审查历史的重要性,以及为何必须让全球华语社群能够接触到这些历史。

约翰逊出生于蒙特利尔,据他介绍,他从小就体会到多语言的价值,后来移居美国,并在那里获得了第一份新闻工作。他主要在台湾、德国和中国生活。他将自己的角色描述为“通过近距离观察人们,并尽可能让他们自己发声,来描绘人们的生活”。2023年末,他在美国注册成立非营利机构,创办了中国民间档案馆(The 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

菲利普·努贝尔(Filip Noubel,简称FN):从古代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共产主义,中国当局一直特别重视历史,以论证其合法性和权力。因此,另类或持异见的声音和材料经常被清除出主流公共空间。这是否就是你决定在网络档案馆中突出被审查内容的原因?你希望达到什么目标?

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简称IJ):我们希望向公众提供一批了不起的独立作品,它们是中国境内的中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5年历史中,就自己国家的历史所做的研究和创作。其中包括书籍、杂志、博客文章和纪录片,几乎全部在中国境内被禁。我们还建有据信是最全面的中国独立思想者在线数据库。我们的目标是非意识形态的——我们不为任何特定的作品或个人背书,而是努力用中英文做中立的描述。为方便研究,每一件作品或每一个人物都可以按主题、时代或形式检索。

我们的目标受众是生活在中国境内、无法接触到这些作品的人,但我们也希望让不懂中文的人了解这些作品,以及参与这场运动的人。

FN:你的档案馆提供文本、图像和影像资料。你们是如何、从哪里获得如此多样的材料的?选取和上传这些材料的标准是什么?

IJ:我们最重要的标准只有一条:我们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些作品很重要——这不是说我们认同它们,而是说它们已被证明对试图理解自己历史的中国人很重要。所以,这里既有20世纪50、60年代那种经典的地下出版物(samizdat)风格的刊物,也有来自2022年白纸抗议、被审查的博客文章。这些材料是我们从作者或导演那里获得的。

FN:这些收藏是完整的吗?

IJ:绝对不是。我们在许多方面的藏品还很欠缺,包括中国的少数民族、性别议题和时事。很多材料来自我最初为《星火》(Sparks)所做的工作[一本书,约翰逊所著,讲述中国境内的另类历史],所以内容明显偏重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灾难:反右运动/1957至1961年的大饥荒;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这些都是重要事件,但中国人还写过、也正在写许多其他事件。我们现在正在填补这些空白,例如增加有关新冠疫情或女权主义的材料,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要靠读者向我们指出重要的作品,也要靠我们的顾问委员会(名单见我们的“关于”页面)。

FN:在你的著作《星火: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及其为未来而战》(Sparks, China’s Underground Historians and Their Battle for the Future)中,你提到了“江湖”(读作Jiang Hu)这一概念,它有多重含义,也可指地下的、非官方的活动,包括文化和研究领域的活动。在习近平努力把他/党对中国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看法强加于各个领域的情况下,这股另类叙事、研究和证言的潜流在多大程度上依然存在?

IJ:关于当今中国的一大误解,就是独立思想已被摧毁。当然,它不如21世纪初那样活跃,那段时期有点像黄金年代;确实,许多平台已被取缔,例如独立电影节被关停,中国社交媒体受到严格审查。但并不是说这些人突然从中国消失了,或者不再工作了。他们仍在工作,只是不那么显眼。因此我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让他们的作品能够被看到。我们与许多这样的独立思想者保持联系。他们是灵感的重要来源,也让我们了解当今中国境内的情况。

FN:这一资源的典型观众和用户是哪些人?除了研究人员和学者,生活在欧洲或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是否也在使用这些内容?

IJ:我们安装谷歌分析(Google Analytics)才一个月,但据此来看,四分之一的用户来自中国,四分之一来自美国,其余来自世界各地,主要是东亚和欧洲。根据这些数据以及一些零散的信息,我们认为用户主要是中国人或海外华人社群。我们从海外华人书店、播客和出版物那里得到了很积极的反馈,它们大多由新近从中国出来的人经营,或面向往返于中国的人。我们认为这反映了一个新现实:大约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海外华人群体,他们拥有(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能力去影响国内的事态。我们的目标是为这个身处中国境内外的群体提供一种资源,提供他们思考国家未来所需的材料。


来源:Global Voices
原标题:Censore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resurfaces in online archive: Interview with China historian Ian Johnson
原文链接:https://globalvoices.org/2025/04/14/censored-modern-chinese-history-resurfaces-in-online-archive-interview-with-china-historian-ian-johnson/
发布日期:2025-04-14

本文由本站编辑部译自英文原文(图片未转载)。原文依据 CC BY 3.0 许可协议发布;译文为对原文的改编(翻译)。

免责声明: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仅代表原作者本人,不代表海外华人网(overseaschinese.org)的观点或立场。本站转载、翻译或摘编,仅为传递信息、供读者参考。如译文与原文有出入,以原文为准。

美国总统特朗普削减拨款,迫使自由亚洲电台子公司“歪脑”停止运营

原作者:Hong Kong Free Press
译自英文原文

本文由谢汉斯(Hans Tse)撰写,于2025年3月30日发表于《香港自由新闻》(Hong Kong Free Press)。以下编辑版本根据内容合作协议发布。

资深香港记者贾斯汀(Justin)是中文网络媒体“歪脑”(Whynot)的自由编辑。该媒体是美国政府出资的自由亚洲电台(Radio Free Asia,简称RFA)的子公司。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重返白宫以来,贾斯汀(非真名)就开始为所在媒体机构的前途担忧。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并非多余。

特朗普于3月14日签署行政命令,停止向自由亚洲电台的母机构——美国全球媒体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简称USAGM)提供资金,他的合同随之被暂停。“歪脑”约二十名员工和自由亚洲电台数百名员工已被停职。

全球媒体署负责管理美国之音(VOA),并向自由亚洲电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及其他新闻机构提供联邦拨款。特朗普针对该机构的举措,迫使美国之音让1300多名员工停职,并砍掉了自由亚洲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资金。

这些削减是这位美国总统大规模举措的一部分,他声称此举将减少联邦开支并重塑美国政府。批评人士警告说,关闭这些新闻机构将使中国和俄罗斯等美国的对手受益。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网站上的一则通告,该台在拨款被削减后“仍在提供有限的新闻更新”。截至3月15日,该台仍在以有限的规模发布来自亚洲各地的报道。

但“歪脑”已经停止运营。这家网络媒体在3月21日(网站最后更新的日期)发表声明称:“随着自由亚洲电台对终止拨款提出上诉,‘歪脑’的未来尚不确定。”

“歪脑”的员工和专家都对香港自由新闻表示,“歪脑”在中文媒体领域占据独特地位,因为很少有其他平台致力于讲述人情故事,并报道吸引中国年轻人的话题。

他们说,失去“歪脑”也意味着,一批思想开明的中国记者将失去获得编辑支持和发表作品的重要平台。

“歪脑”与自由亚洲电台

“歪脑”创办于2020年9月,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年轻人为目标受众。

这家网络媒体称,其使命是鼓励人们就中国的重要议题展开“真实、多元、安全”的对话。它在网站上写道:“如果你总是问:‘为什么不?’(Why not?)那你一定是我们的同路人。”

据一名常驻加拿大的“歪脑”员工透露,自3月21日起,“歪脑”的二十名员工以及签约人员均已被停职。出于安全考虑,这名员工要求匿名。

自由亚洲电台发言人罗希特·马哈詹(Rohit Mahajan)对香港自由新闻表示,拨款被终止后,该台不得不动用自己的积蓄,并被迫仅保留设在美国的350名全职员工中的约70人,其余人员则被无薪休假。

他补充说,该台与全球各地特约记者和自由撰稿人签订的约500份合同已被暂停,其中包括为“歪脑”工作的人员。

这位发言人说,自由亚洲电台优先保留那些签证取决于工作、且回国后将面临迫害的外籍员工。一些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表示,如果失去工作签证,他们担心被驱逐出境。马哈詹说:

我们正竭尽全力,不仅让这些人继续留在编制内,还让他们继续领到报酬,以便他们能继续留在美国。

自由亚洲电台成立于1996年,旨在向中国、朝鲜及亚洲其他新闻自由受限的国家提供报道。研究中国媒体环境的独立研究员莎拉·库克(Sarah Cook)解释说:

自由亚洲电台一直是……了解中国基层情况的重要信息来源,尤其是在新疆和西藏等外国记者基本无法进入的地区……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族和藏族记者在这些地区以及海外侨民中有着广泛的人脉,擅长收集和核实当地发生的情况。

自由亚洲电台侧重于消息类新闻报道,而“歪脑”则专注于长篇报道,就中国女权运动、移居海外的中国年轻人等话题提供深入分析和特稿。

“歪脑”还广泛报道了“白纸”抗议,即2022年因中国严格的新冠封控而出现的抗议活动,甚至在抗议结束后仍持续报道。抗议是自1989年民主运动以来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异见表达。一年后,“歪脑”发表了一系列报道,追踪在集会中被捕者的下落,以及示威后出现的海外公民社会组织。

尽管成立时间不长,“歪脑”已赢得多项奖项,包括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奖、两项人权新闻奖,以及在线新闻协会(ONA)的在线新闻奖。

“歪脑”和自由亚洲电台在中国大陆均无法访问。在大陆,“防火长城”屏蔽政治敏感内容,许多其他西方新闻媒体也被屏蔽。

“歪脑”与自由亚洲电台以及美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明显。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助理教授方可成说,让“歪脑”远离中国对自由亚洲电台的批评,可以说是一种“战略决策”。

尽管如此,方可成用普通话对香港自由新闻表示,“歪脑”的报道并不回避政治,其编辑立场“明显”偏自由派。他还补充说,其报道同样明显着重讲述中国的人情故事:

可以这么说,[“歪脑”]很接地气。它了解中国到底在发生什么。它的报道倾向于讲述个体的人及其命运。这些故事将会消失。

这位常驻加拿大的“歪脑”员工同样为“歪脑”及其对人情故事的关注的消失感到惋惜:

中文媒体领域有很多媒体喜欢从宏观角度谈论中国。而关注人们真实生活的故事,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和兴趣,就不那么常见了。

他用普通话说:“我们想填补这一空白,而现在这里留下了一个空洞。”

对中国记者的影响

“歪脑”的暂停运营,可能对一个中国记者网络造成巨大影响。他们很可能不仅失去工作,还失去创作成果的发表渠道。

贾斯汀说,他们已搁置了原定的关于中日关系以及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五周年的报道。他说:

我不知道自己今后该何去何从,与我合作过的[“歪脑”]记者们也不知道。

他说,“歪脑”“会刊登其他媒体不会刊登的报道”。“这对中文媒体领域是一个严重的损失。”

方可成说,“歪脑”记者的一个可能选择是成为自由记者,通过YouTube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平台发表报道。

中国大陆的一些公民记者已经采用了这种方式。

但这位学者表示,这无法与在拥有自身新闻标准的专业新闻编辑部中制作的新闻报道相提并论。

此外,需要实地考察和长期投入的、更具雄心的报道,若没有媒体机构的资金支持,将无法实现。

方可成以2024年12月发布的一部“歪脑”纪录片为例。该片报道了大批中国移民通过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危险路途非法进入美国,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这种穿越在中文里被称为“走线”。他指出:

如果没有一家正规的媒体机构资助报道,单个记者很难完成这样的任务。

“歪脑”3月21日宣布暂停运营后,一些读者前往其Instagram页面留下“谢谢”的评论。一位网友写道:“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

特朗普的行政命令仍有可能被撤销。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3月25日表示,它已在法庭上成功挑战了这一决定,并于次日宣布全球媒体署已撤回终止该台拨款的函件。

在姊妹机构赢得官司后,自由亚洲电台于3月27日提起了类似的诉讼。该台表示,如果法院不介入,它将“在4月底前完全关闭”。

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联邦法官周五暂时阻止特朗普政府拆解美国之音,并禁止终止自由亚洲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拨款。

这位常驻加拿大的“歪脑”员工说,他对自由亚洲电台成功挑战特朗普决定的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理由是华盛顿有一些两党对该电台的支持。

但方可成认为,拨款被终止已经凸显出,美国对这些媒体的资助并非“永远有保障”,可能受制于政治上的不确定性,甚至总统的一时心血来潮。他强调,媒体应当使资金来源多元化,这样失去一项收入来源就不会导致立即关闭:

坦率地说,关乎中国年轻人利益的高质量新闻报道完全由美国政府出资,听起来不太对劲,也不太健康。


来源:Global Voices
原标题: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funding cuts force Radio Free Asia subsidiary Whynot to go dark
原文链接:https://globalvoices.org/2025/04/01/us-president-donald-trumps-funding-cuts-force-radio-free-asia-subsidiary-whynot-to-go-dark/
发布日期:202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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