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归档:数字权利

网络化威权主义之后是什么?

原作者:Rebecca MacKinnon
译自英文原文

十五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探讨“网络化威权主义”(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把中国视为威权国家如何适应互联网、再利用数字技术增强自身权力的“头号样本”。当时的主流论调认为,互联网和科技公司天然是一种解放性的、推动民主化的力量,我试图对此加以反驳。这类论调最终虽已不再可信,但我们决不能放弃利用技术捍卫和行使自身权利的能力,也不能只是要求政府和企业去解决它们共同持续制造的问题。

十月的专题《大型科技公司与威权主义》探讨了全球多数世界(global majority)中科技公司与政治行为者之间的多种关系。权力通过数字技术以多种方式施展。要遏制滥用,没有速效办法,也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但我们并非无能为力:我们“全球之声”社群可以发挥作用,加强那些为捍卫自身权利、追究滥用者责任、夺回对自身信息环境自主权而奋斗的人们之间的团结与合作。

专题的撰稿人呈现了各种政治、经济和地理背景:从巴西到香港、肯尼亚、缅甸、巴勒斯坦、委内瑞拉、新疆等地。他们讲述了不同类型的政府(有时是政治叛乱者)如何利用地缘政治联盟、与科技公司的关系、监管权力或其他优势,来扩大政治或军事主导地位、操纵公众舆论,或对公民直接施加控制。与此同时,企业则利用自身的技术、资源和与政府的关系来拓展市场、获取利润。

科技权力的施展方式往往让普通人更难对滥用行为进行反击。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个人或社群显然已受到伤害,也很难甚至不可能证明是谁实施了何种滥用,以及是否出于故意。在另一些情况下,企业是在损害已经造成之后,才发现其系统被用来威胁、噤声、监视或误导用户。在巴西,一位专家警告“治理洗白”(governance washing)。一位在西亚和北非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则警告说,一批专注于科技问责的小作坊式组织正在兴起,却没有切实防止伤害。

缺乏问责与公众监督的监管之危险

在北美和欧洲,政府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常被吹捧为保护公民免受伤害的灵丹妙药。但来自孟加拉国、肯尼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报道表明,若缺乏严格的保障措施,以追究大型科技公司责任为名的监管和执法,可能被政府滥用,用来威胁、追踪批评者和政治对手,或败坏他们的名誉。

我们的撰稿人指出,要防止政府滥用监管,必须满足若干条件。法律和法规需要评估其是否符合人权标准,不符合的应予改革或否决。公民则需要通过自由的新闻界、监督性非政府组织、对举报人的保护以及申诉机制,监督并记录各种伤害和滥用,并有明确的补救和救济程序。可悲的是,大多数民主国家都未能让政府(更不用说企业)为保护人权负责。

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跨国公司在政变或军事接管之后该怎么做?用户数据因此暴露,并带来致命后果。这些案例凸显了加密、面向公民社会的数据安全培训以及企业数据最小化做法的极端重要性。

拒绝技术帝国主义与大国竞争

多篇报道描述了全球性大国如何利用本国科技公司,在远超自身边界的范围内推进战略和经济利益。这些公司反过来也从这种关系中受益,扩大自身的全球市场准入,充当不透明的信息中介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渠道。

媒体已大量报道中国的全球科技战略,视其为日益增长的软实力的一种形式。(与此同时,至少有一家中国公司坚称自己独立运营,不应被视为本国政府的代理人。)但中国并非孤军作战:它实际上是威权国家网络的一部分,其中还包括俄罗斯、伊朗和朝鲜,这些国家正在构建一个国际数字监控市场。其客户包括许多通常被称为民主国家的国家。

这篇令人大开眼界的文章指出,在美国推翻委内瑞拉强人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之前,时任副总统、现任临时总统的德尔西·罗德里格斯(Delcy Rodríguez)就与中国公司科大讯飞(iFlytek)谈成了联合开发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公司自2019年起一直受到美国制裁,但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委内瑞拉各地部署了多层中国技术。联合国一个实况调查团证实,尽管临时政府与美国现任政府关系密切,这些技术仍在使用。

与此同时,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美中全球市场竞争的后果。获得高额补贴的中国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给那些惧怕本国民众的政府带来了额外好处,而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技术是唯一负担得起的选择。美国的对等贸易协定迫使各国限制采购未经美国批准的基础设施,这可能使签约国更难弥合自身的数字鸿沟——这也是通过让数字服务遥不可及来削弱本国公民权能的另一种方式。该文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各国如何主张数字主权,以掌控自己的数字基础设施。

呼唤全球团结

中国政府对本国公民实行技术帝国主义。普京政权不仅在国内如此,在克里姆林宫视为“近邻”的国家也是如此。十月专题中的文章涉及全球多数世界发生的事件和造成的伤害。但就在我于旧金山写下这篇文章的美国中期选举次日,美国民众正在醒悟:白宫现任主人及其硅谷盟友,一直在对他们自己实行技术帝国主义。

科技亿万富翁和万亿富翁获准肆意妄为,以牺牲许多美国人的权利和生计为代价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政府进行监视、恐吓和监禁的能力也被超大规模地放大。正如来自巴勒斯坦的这篇令人不寒而栗的文章所指出的,首先在军事占领、征服乃至种族灭绝的情境中试验的数字监控技术,可以而且正在被出售并部署到政府能够逃脱追责的每一个地方。

系列中的几篇文章指出,开源、去中心化和由社群治理的技术,是对抗大型科技公司、剥削与武器化的一剂解药。难点在于找到资源和稳固的法律立足点来构建这类技术和系统——尤其是在如此多的政府更青睐把企业伙伴当作方便的控制和影响工具的情况下。好消息是,跨国界的技术人员和草根组织网络正越来越多地围绕另一种愿景展开合作,在这种愿景中,社群对自己的信息环境拥有自主权。

网络化威权主义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只有全球团结,我们才能战胜它。正如非裔美国人选举权活动家范妮·卢·哈默(Fannie Lou Hamer)在1971年所说:只要还有人不自由,就没有人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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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lobal Voices
原标题:What comes after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原文链接:https://globalvoices.org/2026/11/05/what-comes-after-networked-authoritarianism/
发布日期:2026-11-05

本文由本站编辑部译自英文原文(图片未转载)。原文依据 CC BY 3.0 许可协议发布;译文为对原文的改编(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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