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政、宗教

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同根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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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军宁

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文明与文明只可能摩擦。在当今，一种文明，如果称得上是文明，它首先必须“文明”，即它必须恪守一切文明所具有的道德底线。

 

▐ 文明与野蛮的冲突

对恐怖袭击的最流行的解释之一就是“文明冲突说”。按照这种说法，红色极权主义在冷战中坍塌之后，伊斯兰教国家（甚至一定程度上包括儒教国家）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成了当代国际政治的主题。恐怖分子与西方的冲突，是这种文明的冲突的集中体现。

不过，这种解释很是令人生疑。如果真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这些恐怖分子为什么不炸梵蒂冈这个西方宗教的首都？为什么不去炸美国和英国的那么多教堂？而是去炸世贸大厦，炸地铁、火车、公共汽车、炸体育馆，炸伊斯兰国家如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旅游圣地？

恐怖分子用炸弹袭击平民，这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文明？这与当年德国用潜艇袭击商船和邮轮有什么区别？这种用野蛮的手段袭击平民也算是文明的冲突的话，那么，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可以算是文明的冲突了。

所以，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恐怖主义的无端袭击，并不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而是恐怖主义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如果认为恐怖主义代表的是一种文明，那就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否则，就是文明和野蛮的冲突。

文明与野蛮才会冲突，文明与文明只可能摩擦。在当今，一种文明，如果称得上是文明，它首先必须“文明”，即它必须恪守一切文明所具有的道德底线，其中包括，不以无辜平民为重要袭击目标。不认可这一底线的行径，就是不文明的行径。

文明是善，野蛮是恶。善与善是不会冲突的，只会摩擦。只有善与恶才会冲突。既然是善与恶的冲突，那就不是文明的冲突。

恐怖主义兴起的背后的确有某种文明差异在里面。但这不是关键所在。

文明的多样性是基于普世价值基础之上的多样性，是指实现普世价值的方式的多样性，不是指普世价值和毁灭性价值的多样性。文明的使命是对野蛮的告别，但是恐怖主义却要告别文明，拥抱野蛮。这样的行径，不是“文明的冲突”几个字就能解释的。

▐ 为恐怖主义开脱的种种借口

关于恐怖主义的根源，已经有了不少说法。上面的“文明冲突说”，就是其中的一种。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恐怖分子发动恐怖袭击是因为他们痛恨世界上的财富两极分化，富国愈来愈富，穷国愈来愈穷，发动恐怖袭击，是为了执行“分配性正义”。

像布莱尔这样的左派政治家还开出了增加对穷国援助作为反恐的验方，并发起了有非洲马歇尔计划之称的“非洲委员会”。非洲委员会公报的墨迹未干，恐怖分子用炸弹在伦敦和埃及对“贫困说”作出了“澄清”。

其实，贫困不是造成恐怖主义的原因。一些恐怖主义者非常富裕，一些产生恐怖主义的国家也非常富裕，甚至跻身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最富裕国家之列。第三世界的贫困是另一个问题，一个与恐怖主义无关的问题。

他们发动恐怖袭击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他们的国家更加富裕，而为了让这些国家远离富裕。拉登并没有用他的巨额财产来为他的国家或其他贫穷的国家建电站、搞扶贫工程。

如果他们要的是富裕，他们应该致力于引进外资。即使希望摆脱贫困，也不能用恐怖袭击作为脱贫的手段。

有人说，恐怖分子发动恐怖袭击是一时头脑发热，神经失常，丧失理性。恐怖袭击真是这些人歇斯底里的瞬间性发作吗？不是，在各大洲的这些一连串恐怖袭击，都是他们经过精心策划的，都是运用了很高的理性和智力，与醉后撒酒疯之类的行为根本不同。

还有人说，恐怖分子的举动是为了崇高理想，毫无利己之心，是无私献身的壮举！相反，在我看来，恐怖主义是极端自私的，不是什么利他的英雄主义壮举，也不是常被描述成的“意识形态狂热”。恐怖主义者有自利动机吗？当然有。他们的动机是为了夺权。这是最大的私利。

对此，下文中后有进一步的说明。自私的人并非没有献身精神，这一点中国人应该领悟最深。越是需要不择手段才能实现的理想，越是低俗、有害的思想，不论把它说得多么高尚。

恐怖主义者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他们有着清晰无比的“商业模式”，他们用别人的鲜血和生命来换取经费和赏金。默默无闻的青年人突然变得世界知名，没有911，谁知道拉登；不入侵科威特，谁记住萨达姆？

他们像尼禄一样，放把火烧罗马，看着人们惊慌失措，夺路逃命有多好玩。他们用暴行把自己变成全世界注意力的焦点。

恐怖主义就是极权主义驱动恐怖主义者屠杀无辜的野蛮行径不是因为贫困，也不是因为疯狂，而是受到了某种观念的驱使，某种残忍的、极端自私的观念的驱使。

这些观念一定是仇视财富、仇视生命，仇视自由的观念。依我看，恐怖主义在本质上是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传人。

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一个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恐怖主义，另一个是以团伙为单位的恐怖主义。

他们笃信暴力是实现理想的根本途径，认定权力出自枪杆，炸弹成就梦想。这只不过是极权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在当代的翻版。恐怖组织所进行的恐怖袭击与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和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平民、红色高棉屠杀本国人都是出自类似的逻辑。

希特勒把世界分为亚利安人与非亚利安人，波尔布特把世界分为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恐怖分子把世界分为信真主者和不信者。两者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与驱动极权主义的一样，驱动恐怖主义的是自私，绝对的自私，恐怖主义团伙内部的集体自私。他们有着明确的非宗教的俗世的追求。

他们追求集体的权势。他们断定，恐怖袭击是取得权势和影响力的最有效的办法。用这样的暴行，成本更低，效果更好。

他们的行动没有超越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的法则。采用常规手段，影响政治的成本太高，效果很差。恐怖主义的暴行成了政治寻租的最佳手段。他们用无辜者的生命和鲜血来换取政治租金。

911恐怖袭击
911恐怖袭击

 

使用暴力，意味着他们不愿意使用常规的手段参与政治。用暴力手段介入政治常常意味着，死亡或监禁。

恐怖分子觉得他们愿意承受这样的代价，因为他们心中对成功极端渴望。这样的情形是二十世纪主张暴力的政党史中非常常见的。

恐怖袭击不是恐怖主义者依据其宗教信仰的独特发明。人们常常用恐怖主义的舆论口径给其暴行定性，说他们是为了事业，是为了复仇，摆脱西方的压迫。

恐怖主义并非没有理想，这个理想就是高度政教合一的专制神权政治。这不是崇高的理想，而是野蛮的专制的理想。

这种理想是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理想。这样的理想在扩展过程中遇到了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现代文明的阻挡时，恐怖主义者便把枪口对准了现代文明。

追求权势，无可厚非，关键是恐怖分子用的是野蛮残忍的办法，文明社会不能接受的手段。极权主义的共同特征，是通过毁灭来攫取权力。先给一些东西贴上反动腐朽堕落的标签，然后把他们作为发泄暴力的对象。

他们追求权力的无限集中，追求以真主和真理的名义进行绝对的统治。他们追求政治乌托邦，崇尚强权，滥用信众的虔诚，并把暴力作为实现手段。恐怖主义不仅追求政治权力，而且攫取经济控制。

说到底，恐怖主义无非是一种获取政权的暴力手段！让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最为愤怒和不能容忍的是，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像世贸大厦里的地主资本和腐朽堕落分子居然活得很好。所以，他们要毁灭的不是基督教，而是现代文明。

像历史上的极权主义运动一样，恐怖主义也以英美为最主要的敌人，都以无辜平民为目标。与以往的极权主义一样，他们致力于展现和挑动人性中最恶、最丑陋的一面，泯灭人性善良、阳光、向上的一面。

恐怖主义者不觊觎他人的财富，他们毁掉别人的财富；他们不尊重别人的性命，他们毁掉别人的性命；他们不追求自由，他们毁掉别人的自由；他们不想与人类的大家庭一起共餐，而是要掀翻餐桌；他们不追求更好的生活，他们崇尚死亡。

恐怖主义者的目标是伊斯兰的敌人吗？表面上，的确如此。恐怖组织什么人都杀。杀得最多的还是他们自己的穆斯林同胞。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同根同源。

据研究表明，恐怖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极权主义运动，其精神领袖，通常都对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极权主义心向往之，许多甚至到法国负籍求学，拼命吸取卢梭的思想及其德国传人为极权主义提供的思想养分。

 

霍梅尼式的“伟大领袖”
霍梅尼式的“伟大领袖”

他们对旨在颠覆现代文明的“后现代理论”爱不释手。后现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反现代的同义词。他们以各种好听说法把世界拉回到贴着后现代商标的前现代社会。

恐怖主义不是文盲的运动，而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甚至长期生活在西方的哲学家们缔造的。这些恐怖主义精神领袖深受西方反主流文明的思想的启发，如纳粹主义的精神教父海德戈尔、诅咒西方文明的施本格勒。

他们捧读左翼极权主义的当代传人，如法国的西马哲学家、存在主义者法农的《地球上的不幸者》。该书煽动第三世界的“有为之士”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西方的霸权；

如出自同一传统的法国哲学家福科，他把现代文明看作是权力的面罩，他对霍梅尼的原教旨主义复辟击欢喜若狂，认为它是对西方主流文明的一次精神胜利。

与极权主义祖宗一样，恐怖主义把个人看成是实现终极理想的工具，极端滥用其信众的虔诚，滥用他们的肉体和生命、自由与尊严，它要求个体的生命价值服从领袖的理想的需要，把个人当作其暴力机器上的螺丝钉。

与极权主义一样，完全无视生命的价值，不论是己方成员的生命价值，还是无辜平民的生命价值。他们都完全不承认现代文明的基本底线：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

现代文明通过民主保障个人的自由，通过市场经济促进富裕和繁荣。在现代文明的价值序列中，生命和自由是最高的。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并不是专门针对西方的文明，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文明。他们所痛恨的是一样的：自由自主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

恐怖极权主义不承认生命权、自由权、个人主义、宪政民主等现代文明的价值支柱和制度支柱。恐怖主义并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只是对自由文明和普世价值的虚无主义。他们所挑战的是普遍实行的自由民 主政体和世俗的意识形态。

恐怖主义是小团体化的极权主义。恐怖主义取代由国家集团组成的极权主义，这标志着，反对现代文明的力量，难以以国家联盟的形式存在了。

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或政权敢于公开站在恐怖主义的一边，敢于公开与之结盟。

恐怖主义的出现，说明以自由为本位的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全占了上风。自由阵营与极权阵营的对峙已经蜕变为了文明国家与恐怖主义团体的战争。

恐怖主义再也无力像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那样集结若干国家的力量来抗衡文明国家，而只能像鼠辈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伺机出动。所以他们要尝试新的手段来颠覆人类的文明。

表面上看，这些恐怖主义者与人类文明在历史上遭遇到的其他敌人，很不相同。他们有很强的宗教色彩，而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通常是以反宗教的面目出现的。宗教的油彩，掩盖不了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共同本质。

以往，极权与反极权阵营分明，而许多恐怖分子则寄生在他们发誓要毁灭的国家。恐怖主义是涂着宗教和种族油彩的极权主义，是极权的兄弟、文明的敌人。

有幸的是，人类历史上两次最大的极权主义运动都以彻底的失败告终。极权主义没有做到的事情，恐怖主义肯定也做不到。极权主义撼动不了的，恐怖主义也决无得逞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如果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一脉相承，那么，战胜极权主义的方法，也就是战胜恐怖主义的方法。

文章作于2005年

历史、教育、文化艺术、移民、宗教

【解读】从文化角度分析为何印度裔能在欧美国家混得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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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随水
原载： 随水文存

最近有许多人来问我关于印度裔当选英国首相的事情，顺带就提到了那个经典问题——为什么那些顶尖跨国公司里面有那么多印度裔高管？在与一些印企工作的朋友交流之后，我把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终于想明白了，所以决定来谈一谈。

许多中国人一说到印度裔在欧美职场的春风得意，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酸——为啥是印度阿三而不是我们龙的传人？内心深处我们肯定不愿承认自己还不如印度人，但现实又摆在那里难以辩驳——海外的印度裔在客观上确实混得比华裔要更好。按照美国的数据显示，平均每百万南亚裔中有2.82位CEO，白人只有1.92位，东亚裔只有0.59位。于是就有人辩称说：这是因为中国最顶级的精英都回国内发展了，留在海外的都只是想混吃等死；而印度精英全都一窝蜂跑去了美国，咱们是在用下等马跟人家的上等马比……我只能说，精神胜利法嘛，只要您自己开心就好！

网上有过不少文章从各个角度分析海外印度裔能够成功的原因，大部分说得都没错——诸如印度人的抱团、自信、敢言等。但那些分析往往都只是说出了现象，未能解释这些现象的成因。我这个人吧，喜欢追根究底——一切现象在根本上都源于社会文化，把握住了文化的根源，才能揭示出现象背后的本质。

推特的CEO最近刚被伊隆·马斯克炒了鱿鱼

虽然我之前写印度的时候经常吐槽，但客观来讲，我真的是非常痴迷印度的文化，否则的话也不会娶印度太太。即便被印度移民局在集中营里关了三个月，我依然对印度那片神奇的土地魂牵梦萦——印度虐我千百遍，我待印度如初恋。大家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凡事都有两面性——某些事物或者某种现象，假如能够长期存在，显然不可能全部由负面组成，必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印度吠陀文化产生的年代甚至要早于中国的儒家文化，以印度教为代表的吠陀宗教更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主要宗教，南亚历史上无数次遭遇外族入侵，当地的文化和宗教却能够长盛不衰活跃至今必有其合理性——中国人民总是喜闻乐见于印度奇葩荒诞的那一面，却很少思考其文化优势性的方面。所以这次我准备当一回“印吹”，会主要从正面的角度来分析印度传统文化所是如何让海外印度裔具备了在商界乃至政坛脱颖而出的根本优势。

印度裔的优势大致可以从两方面说起，一是精神控制力，二是思想自由度。

关于精神控制

先来说精神控制力，这种精神控制力源于种姓制度。

好多人都觉得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既罪恶又愚昧，但我越琢磨越觉得这玩意儿对古代统治者而言简直是一种天才的设计，一举解决了“秩序”与“合法性”问题。首先，我要就种姓制度进行几点说明：

1. 种姓打一开始就是雅利安人为了对被征服的印度土著进行精神控制而设计出来的——基于吠陀宗教的轮回世界观，根据神制定的秩序，我们是高等的，你们是低等的，我们永世为主，你们永世为奴。
2. 种姓的内在逻辑基于一个比喻：婆罗门是神的头脑口舌，刹帝利是神的双手，吠舍是神的双腿，首陀罗是神的双脚——就好像不同器官的重要性和作用不同，人与人之间不平等才是世界真理，追求平等乃是大逆不道，手脚怎么做得了口舌的工作呢？只有各司其职才能保证社会和谐。
3. 印度目前只是在法律上禁止了基于种姓的歧视行为，但种姓观念本身是不可动摇的，将在印度社会长期存在，因为这是印度教世界观的基础，跟轮回观相绑定——要是印度没有了种姓，那么印度教的宗教秩序将随之崩塌。种姓不再成对世俗生活中每个人身份进行限制，但宗教生活的秩序并没有变；低种姓可以当上总统总理亿万富翁，却永远不可能当上祭司。
4.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种姓早就不再是按肤色种族（Varna）划分的了，而是按照职业（Jati）；整个社会数千种职业种姓对应知识分子阶级（婆罗门）、管理阶级（刹帝利）、农工商阶级（吠舍）、无产阶级（首陀罗）、奴隶阶级（贱民）。

这最后一点正是种姓的牛逼之处，它在过去事无巨细地规定好了全社会每个人乃至每个族群的终身职业，不存在绩效考核、竞争内卷、升迁谪贬，每个人只需要做好自己本职范围内的工作，就能让整个社会运作起来。站在现代人角度，我们会批评这样的制度导致阶级固化；可如果站在古代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样固化的阶级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和谐社会状态吗？在莫卧儿王朝时期，来自波斯的统治者信奉的是“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伊斯兰教，可他们非但没有去打破种姓这种不平等的制度，甚至还把这种“具有优越性的制度”吸纳进了南亚的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内部也搞出了种姓制度来——架不住这玩意儿太实用啊！（参见《开局一个神，故事全靠编——起底世界三大文化圈》）

种姓制度让人很自然地接受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观点

在种姓制度下，“小偷的儿子永远是小偷，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社会秩序坚如磐石。印度有些婆罗门种姓的血统，能追溯到神话传说里的“仙人”，几千年来过的都是上等人生活；反之那些贱民也一样，做了几千年实质上的奴隶阶级。期间不少种姓也有过起起落落，但总体而言相当稳定——最关键一点在于，种姓制度的秩序稳定性并不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暴力机器维系，而是基于宗教世界观，具有自我维持的内驱力。农民起义这种事儿在印度历史上闻所未闻，有记载的暴动几乎都是因为宗教方面的冲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古代印度人难道不是天才的管理者吗？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他们让一群奴隶心甘情愿地做牛做马、毫无怨言地接受极不公正的待遇，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可说是一个奇迹。要是当年罗马人搞的是种姓而不是议会元老院制度，说不定其文明能延续至今——斯巴达克斯们会觉得自己是上辈子做了坏事儿才会这辈子沦为奴隶，唯有好好接受改造、勇敢地战死在竞技场里，下辈子才能投个好胎成为罗马公民。
种姓制度的稳定并不意味着低种姓的印度教徒顺从，他们虽然不明着反抗，也不会有觊觎上层人地位的野心，但他们有自己阳奉阴违偷奸耍滑的技巧——或者说“生存哲学”。尽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生来就已注定，可人的天性是自私利己的，在种姓这种缺乏激励的制度下，低种姓劳动者一方面在宗教世界观的洗脑下心甘情愿认命，另一方面也会出于动物本能想方设法磨洋工混吃等死。他们绝不会去做超出自己职责范围以外的事，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印度有钱人请佣人通常都得要请一堆，分别管不同的事情——带孩子的不管做饭，做饭的不管扫地，扫地的不管洗衣服……种姓制度下的社会尽管稳定性很高，效率却也很低。
相对应的，印度教的那些高种姓统治阶级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如何对下面那些低种姓刁民进行恩威并施的精神控制，让他们在有限的激励条件下最大程度发挥主观能动性。

宗教这玩意儿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说白了都是基于精神控制。我们一说精神控制可能就想到基督教的牧师、伊斯兰教的阿訇在宗教场所的宣讲，通过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让信徒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然而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建立在古代吠陀文明思想框架下的印度宗教，却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因此印度教跟其他宗教有个很大的区别——其他宗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通常是分开的，但印度教的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往往融为一体；其他宗教的精神控制活动大都只在宗教场所开展，印度教的精神控制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佛教、印度教在内的吠陀宗教，都有一个终极目标——解脱（Moksha）。从理论上来讲，印度教徒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指向这一终极目标；在实际的生活中，则被分解成了四个方面——法（Dharma，道德及智性上的追求）、利益事（Artha，物质收入与种种利益）、欲乐（Kama，对世间物质的爱好）、解脱（Moksha，获得心灵的自由），这四方面都有具体的道德准则、义务和责任。

举例来讲，印度教徒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有着大量宗教禁忌——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时候吃、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不小心碰到了该怎么办……印度教在家和出家的界线相对模糊，理论上讲属于前三种姓（再生族）的每个男性印度教徒在25岁之前都要经历清净持戒的“梵行期”（Brahmacaryā，对应佛教的沙门）；对于虔诚修行的印度教徒来说，平日里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得想想有没有相关的宗教规定，宗教对其的精神控制可谓无孔不入且深入骨髓。

于是乎，种姓制度下的职业，也从来都不仅仅是世俗的谋生方式，被赋予了大量宗教义务的色彩——如何督促各种姓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乃是印度教中最重要的一项精神控制任务。

这样的精神控制真的有吗？——不但有！而且还写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PUA宝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薄伽梵歌》这个名头大家多多少少应该都听过，它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话说《摩诃摩罗多》里头有个绝世高手叫阿周那（Arjuna），历来被印度人视为战神，印度自己研发的那个阿琼坦克，就是用了他的名字。阿周那是般度族的五个王子之一，被称为般度五子，般度五子为了争夺王位爆发了“俱卢之战”。不料阿周那在临阵之际陷入了道德危机——身为武士阶级的刹帝利，在战场上杀敌是他的种姓职责；可这次在战场上面对的却都是他的兄弟、族人、老师，他感觉下不去这手，决定要退出战斗。

这时印度教大神奎师那（Krishna）化身为他的车夫，开始给阿周那PUA洗脑，这部分洗脑内容后来就成了《薄伽梵歌》。奎师那跟他讲了一堆宗教行为准则的重要性，鼓励他认清自己的种姓职责——在战场上杀人没毛病，关键是你要本着对宗教的虔诚之心和奉献精神去杀人，不要执泥于自己杀了人这个结果；只要你杀人的时候有着维护宗教秩序的虔诚发心，就是对众生有利的，反而能够更容易得到解脱……然后又说了一堆如何通过虔诚之心获得解脱的大道理。最后阿周那被奎师那说服，将弓箭射向了自己的兄弟族人……

奎师那与阿周那在战场上的对话

《薄伽梵歌》在印度乃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地位就跟咱们的《论语》一样，直接指导着印度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内容的经典对印度人民的三观塑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与《薄伽梵歌》精神相一致的是，印度教正是将不同种姓的职责定义为人生中的“利益事”，鼓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能够通过生产食物和财富维持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乃是一大功德……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理论刚好站在现代经济学对立面上。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名言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我们不能藉着向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傅诉诸兄弟之情而获得免费的晚餐，相反的我们必须诉诸于他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填饱肚子的方式，并非诉诸于他们的慈善之心，而是诉诸于他们的自私。我们不会向他们诉诸我们的处境为何，相反的我们会诉诸于他们的获利。”

我想说的是，由于种姓制度与宗教义务相绑定，缺乏市场经济机制的调节作用，需要用道德驱动替代利益驱动，印度自古以来为了让人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都需要连哄带骗加洗脑。精神控制在印度属于一种日常生活技能，你想让你家里佣人好好替你干活，就得懂精神控制这一套；你要是公司企业主，更是要把精神控制当作一门艺术来践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精神控制绝不是简单地要求别人服从——仅仅要求服从的话通过威逼利诱也能做到——而是要让对方自发地遵从社会固有秩序、追求人生使命，以实现自我的终极解脱……

我们许多人想象的不同的是，终极的精神控制其实会让人产生幸福感。一个人幸福与否，跟“拥有多少”没关系，只跟“想要多少”有关；长期被宗教洗脑的印度人，更能够心甘情愿地接纳命运的不公正，幸福感自然比较高，身心也更健康。我去过中国最贫困的大凉山地区，也去过印度的许多贫民窟——虽然他们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但精神面貌却完全不同。大凉山无论男女老少，大都死气沉沉郁郁寡欢；而印度贫民窟里却多是欢声笑语，见到外人热情而自信，对自己的境况十分坦然。他们虽然身处社会底层，却并不会觉得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是“神”的安排；只要遵从安排，下辈子自然能够苦尽甘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很难理解这种心态的。

我行走在印度各地时也发现，印度人普遍身心健康、性格开朗自信，个个都是“社交牛逼症”；即便印度社会是如此不公，也很少会有怨天尤人。在普遍性层面上，印度人的情商相当高、口才相当好，擅长讨价还价和处理人际关系，能够审时度势进行变通，不像一些西方人那么轴。下层的印度人特别能够忍辱负重，对各种不公平的现象忍受阈值极高，懂得察言观色，在表面上十分顺从，但事实上会抓住一切机会为自己捞好处；与此同时，上层的印度人大都思维敏捷言语健谈，特别会扯犊子、画大饼，由于他们展示出来的充分自信，即便他们是在夸夸其谈，也会让你觉得可以充分信赖他们的“真诚”，堪称天生的PUA大师……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同社会等级的印度人在长期相处过程中不断磨练出来的——被管理的人越来越刁，管理的人越来越精——此乃精神控制与反精神控制的“军备竞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相互之间斗智斗勇的必然结果。

印度人的刁钻精明绝非我一家之言，但凡跟印度人做过生意都必然有类似的体会，这种刁钻甚至曾经让英国殖民者都犯难。大家别看英国殖民了印度那么久，他们虽然能够征服印度，却并没有能力直接管理那些印度人。英国人当时如此评价典型印度人——做事被动、愚昧、奇葩，表面上对你恭恭敬敬，背地里诡计多端。（as passive, ignorant, irrational, outwardly submissive but inwardly guileful.）他们很快就放弃了对典型印度教徒的直接管理，一方面，他们找非典型印度族群进行合作，比如跟帕西人在商业上合作，跟锡克人、廓尔喀人在军事上合作；另一方面，他们通过代理人制度对殖民地进行管理。大家都知道英殖民时期的印度由数量众多的土邦构成，土邦制度在本质上是对原来莫卧儿帝国封建制的继承，只要土邦主不反抗英国，他们就能高枕无忧地继续当自己的土皇帝。英国对不同土邦的控制程度差异很大，有的土邦如海得拉巴，享有近乎完整的独立君主待遇；有的土邦则名存实亡，土邦主的权利被削减架空，或者索性因为绝嗣、违约等原因被英国收编为了“省”。但即便如此，英国人也只会派遣接受过英国教育、懂英语的印度人进行直接管理，英国官员所要做的则是管理这些受过英国教育的印度人。

就我的体会而言，别说是从前那个土邦林立的英属印度了，哪怕是现在这个联邦制的印度共和国，管理起来都是一个噩梦——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印度人才知道怎么管理印度人，这是经由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培养出来的默契，只有印度人自己最熟悉印度社会的运作方式。

我在印度期间发现印度官府和老百姓之间的“猫鼠游戏”层出不穷，那些管理人员、执法人员，往往能够准确地对老百姓偷奸耍滑的行为做出各种预判，提前堵住一些漏洞，而老百姓也往往很快就能破解……由于印度人民深谙各种变通之道来应对政策，时常令连最老辣的管理者都束手无策。一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上来、老奸巨猾的莫迪，在印度人民偷鸡摸狗的智慧面前，有时候也不得不败下阵来。比如说2016年莫迪为了整治黑钱颁布了“废钞令”，他费尽心机想要暗渡陈仓给黑钱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最后还是有多达99%的现金得以兑换洗白，“废钞令”事实上以失败告终。

政府被逼得没办法了，有时候甚至不惜用违法的方式来执法。印度的司法黑暗乃是著名的社会现象，印度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栽赃嫁祸可谓司空见惯。有时候这勉强算是法外执法的“正义之举”，比如警方明知某些黑帮杀手身背数条人命，却没有证据将其绳之以法，于是通过在街头“偶遇”将其直接击毙，然后伪造现场统一口径指控其主动袭警，反正也是死无对证；有时候这种做法却会造成不负责任地栽赃构陷，警察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一口咬定某嫌疑人是罪犯，会通过伪造证据逼迫其认罪。譬如我在印度集中营里的墨西哥籍狱友马丁，根据他的自述，他的前妻在印度遇害后，他被警方视为第一嫌疑人，警方为了结案伪造了他到过抛尸现场的证据，令他身陷囹圄，至今还在不断上诉……（参见《集中营六记（四）逸闻记奇》）

由于官僚体系臃肿、变通之道繁多，长期以往便造成了印度的一个奇葩现象——高标准立法、选择性执法、普遍性违法——一些法律禁令由于矫枉过正的不合理性变得形同虚设，老百姓违法行为普遍存在。执法人员和管理人员自己本身其实也是老百姓，对老百姓的欺瞒做法心知肚明，根据你是否“进贡”来决定是否“纠正”你；碰到贪心一点的官员，就算你没问题也会编造点问题出来，以作为索贿的借口……不夸张地讲，印度社会的各种“潜规则”比我们中国还复杂，正因如此行政效率才会如此低下。

说这些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管理的恐怕就是印度人，因为这是一个游戏规则高度复杂的人情社会，同时也是一个有着精神控制传统的宗教社会。在印度文化下成长起来的管理者都是极品人精，有着超高的情商，老于人情世故，精于精神控制，个个都是让你感到可以充分信任的PUA大师……当他们走上世界舞台，会发现自己早已见识过了最黑的黑暗，从地狱难度来到了新手村……

关于思想自由

有人肯定要说，这有啥？我们中国对管理者的选拔不也是大浪淘沙吗？我们中国不也是关系复杂的人情社会吗？我们的管理精英怎么就不如印度人了呢？

须知，印度人在管理的过程中并不会用权力来压制你，不会要求你绝对服从，更不会不许你发表观点；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依然能保持思想活力和自由。

再怎么不喜欢印度的人，都无法否认印度社会文化的多元和思想的丰富；我们中国无疑在很多方面都比印度强，但宝莱坞电影绝对可以甩我们中国电影几十条马路，这就是思想开放所带来的文化繁荣。之所以印度的思想可以这么丰富，首先是因为印度教本身上是一种“哲学思想、生活方式、世界观的综合体”，不需要通过严密的组织或者对政治的参与就能够通过社会运作自发地维持，对于思想抱有开放的态度与宗教本身的存续并不冲突。

相比之下古代中国虽然有三纲五常等社会伦理，也有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华传统民间信仰，但没有类似印度教种姓制度那样绝对不可触碰的最高秩序，也没有印度教那样世俗与宗教相统一的、全民实践的世界观体系。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世界上最牛逼的存在是“天”，但没人能说清楚“天”究竟是啥；人间的最高权威皇帝只是“天”在民间的代言人，德不配位老百姓能够“替天行道”颠覆皇权，并不会绝对盲目地服从——这个问题从本质上来讲，可以说是最高秩序的缺失，需要通过思想管理来维持秩序。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类的宗教社会虽然有“唯一真神”这个最高秩序，却也特别害怕“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因为一来“全知全能全善的唯一真神”这个设定存在许多逻辑上的漏洞，二来这个“唯一真神”需要竞争上岗，上帝跟真主究竟谁才是唯一得先互相掐一架再说……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搞起思想管理毫不手软，一言不合就大搞宗教迫害，比方说烧死了主张泛神论和日心说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

说白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行“思想管理”的宗教迫害，其实技术含量很低，靠的是暴力机器维系自己的绝对权威，把“异端”都送上火刑架就完事儿了，十分简单低级粗暴；跟印度教那种高技术含量的PUA精神控制大师完全没得比。

肯定有人要问“精神控制”和“思想管理”的区别——精神控制就好像你甜言蜜语哄女朋友，那姑娘明明有许多的选择，却偏偏对你死心塌地；思想管理则好比你不许自己的女朋友有任何其他男性朋友，她的生活中只许有你一个男人。两者孰高孰低可见一斑。

印度教之所以发展出强大的精神控制力，除了印度教本身的特点之外，一大重要原因正是因为从未能够实现思想管理，把所有的技能点都铆足了劲儿点在了精神控制的技能树上。思想自由开放的环境会迫使精神控制力不断提高——就好像你女朋友有很多追求者，可你又没本事把这些追求者都赶走，于是只好努力提升自己哄骗女朋友的本领。大家可以试想一下，有两种宗教思想，一种不允许你有任何质疑，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它都是唯一真理；而另一种思想在大家的讨论、质疑中不断补充发展自己的学说理论，显然后者的生命力更强，更能够蛊惑人心。像佛教、印度教这种吠陀宗教，都是在众多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才发展起来的，非常注重“因明学”（Hetuvidyā）——也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能言善辩”乃是其基本功，不但嘴皮子功夫了得，而且擅长批判性思维。当年玄奘法师印度求法期间，在曲女城无遮大会上凭着天下无敌的论辩术名震天竺，所运用的正是因明学。

由于南亚地区的邦国林立高度散装，自古以来都没有机会对思想进行统一，这就使得印度成为了各种思想流派的摇篮，正可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印度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差别其实比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的差别还大，却彼此相安无事。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印度教和佛教之间也有过互相穿小鞋的教派竞争，但都属于局部地区的小打小闹，远远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当时佛教、印度教更像是吠陀文明体系下的两个不同思想流派，参见《被重新发明的印度文化（四）佛教》），这跟南亚思想的自由开放分不开——只进行精神控制，却没有配套搞思想管理，放眼望去古代历史上似乎只有南亚独此一家。

越是散装的地方，对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就越高。只要对印度历史稍加了解就会发现，古代印度次大陆统一程度最高的两个时代，恰好就是思想最不自由的时代——其一是阿育王的孔雀王朝时期，由于阿育王独尊佛教，让佛教得到了极大发展，阿育王统治前期相当专制，对“外道”进行过屠杀，后期才容许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存在；其二是奥朗则布统治下的莫卧儿王朝，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对其它宗教的包容度急转直下。归根结底，排他性的“思想管理”几乎是“大一统”的必然特征，所幸这些“大一统”都有如昙花一现，印度思想文化的多元性才保留了下来。

包括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在内的南亚地区不同流派的吠陀宗教，长期以来都在相互竞争中持续发展，其理论体系也在质疑的过程中不断自我修正完善，所以才会在15世纪的时候还能够创立出融合印度教虔信派（Bhakti）和伊斯兰教苏菲派思想的锡克教，并发展为当今世界的第六大宗教。宗教归根结底是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法，吠陀宗教用于解释世界的核心观点立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虚幻的”，这个观点不但无法证实或证伪，可能产生的逻辑漏洞也要远少于一神教所主张的“全能全知全善的唯一真神”。再加上吠陀宗教不是靠禁止其他思想流派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而是通过自我的调整和重组来保持竞争力。正因如此，不管世界怎么发展，吠陀宗教都能进行逻辑自洽的调整和适应，诸如轮回转世、因缘果报这些古老的世界观，即便在当今社会依然能够焕发活力。

在秦朝开启大一统之前，中国的思想也很多元。春秋战国时代为啥能百家争鸣？不就是因为散装嘛！你的学说在这个国家不被接受，可以去别处碰运气，很多春秋战国的思想家都是这样到处游说到处碰壁百折不挠才最终得到认可的。孔子早年曾在齐国受到排挤，齐国的大夫甚至想要加害孔子，亏得他有鲁国这条退路，否则咱们历史上可能就没孔子这号人了。大一统之后，这退路就没了——说错一句话轻则仕途不保、重则脑袋不保……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智慧就是“明哲保身”，在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都非常谨慎，整个社会环境也不鼓励你太有想法。

南亚地区思想开放的传统，一方面保持了思想的活力，使得印度人非常擅长批判性思维，在表达观点时毫无顾虑；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自信。

我们经常会觉得印度人有种“蜜汁自信”，非常傲慢自大，这正是源于他们对印度文化的自信。思想开放必然伴随文化自信，只有自信的人才愿意接纳不同的观点，才敢于面对各自各方的质疑。印度人虽然在物质上十分崇洋媚外，但似乎在文化上确实不鸟西方那一套，有着自己的坚守——至少明面上不鸟（潜移默化受影响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你会发现印度裔妇女即便移居别国，还是会在日常生活中身穿自己的民族服饰。有了自信能够大大提升精神控制力——只有自信的人，才更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就像我前面说的——哪怕我明知一个印度人在满口跑火车，可他那副言之凿凿的模样，就是让你觉得可以相信他。

说起印度的文化自信，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就是辨喜（Svāmi Vivekānanda，斯瓦米·维韦卡南达，1863-1902年）。对内，他借鉴了基督教的社区服务概念，赋予了印度教徒宗教使命感；对外，他在19世纪末将经过改良、用西方价值观重新包装过的“新吠檀多”灵性文化输出到了欧美，在欧美国家获得了强烈的反响，现在许多欧美人民痴迷于灵修、冥想、瑜伽，追根溯源都是当时辨喜种下的因。

辨喜成功对外输出印度文化的壮举，对于彼时迷失在殖民文化中的印度人民仿佛一盏指路明灯；他让印度人民看到——印度文化相比西方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有能力影响和改变世界。这使得印度人民对自己的文化突然间自信爆棚，间接促进了他们对独立的追求。（参见《是什么让莫迪成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简史》）

辨喜带来的这种文化自信影响了后来的每一个印度人，几乎就跟孔子对中国后世的影响一样，并极大推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由于长期受宗教洗脑，印度人本来就够自信开朗了，文化上的自信再一叠加，对整个印度国族产生了逆天改命的效果。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提出过一个“世界导师”（Vishwa Guru）的口号——而“世界导师”指的正是辨喜。现在这个口号被莫迪当做了长期战略，其野心是要让印度立于世界之巅，将印度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输出。

印度的野心是成为“世界导师”

印度自古以来在思想上的自由开放，在如今的民主制度下得到了延续。西方社会所主张的民主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跟古代南亚的吠陀宗教是一样的——虽然在精神上控制你，却不在思想上限制你。西方民主社会也给人洗脑，但无论如何对不同的观点有极大的包容性。

客观来讲，印度的民主制度非常拉胯，既劣质又低效，并且随着莫迪政府对集权的日益收紧，印度式民主的槽点也越来越多。但我们无法否认民主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使得当代印度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着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这点我被关在印度集中营里的时候深有感触——虽然集中营里面发生着各种荒唐的事情，但我们仍然拥有基本人权，给我们留了一扇可以将这些事情曝光出来的窗。集中营里的人们能通过示威抗议让外界知道他们处境，同时新闻媒体也会跟进报道，利用舆论来对政府部门施压，迫使政府做出相应的改变……印度确实存在许多的黑暗，但基本的民主原则让这种黑暗不至于令人绝望——宝莱坞电影至少敢把这些黑暗拍出来并展现在世人面前，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这亦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因为“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不怕扬自己家丑、揭自己短，把问题暴露出来才能加以纠正。

我承认，民主制度下的决策者有时候会被民意绑架，使得一些在长远上对国家有利的政策无法实行，比如说莫迪政府最终失败的农业改革就是一个例子；民主制度的效率在很多时候也非常低下，由于缺乏一锤定音的决策者，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不断拉锯扯皮……但对于有能力的个体发展而言，在思想开放的民主社会环境中，选择和机会一定会更多。就好像战国时代那些思想家一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你的能力实实在在，有其他阵营会接纳你。如果你想要从政，执政党不喜欢你，可以投奔在野党、反对党；如果你有独到的想法，这个公司老板不赏识你，可以去另外一个公司，总有你发光发热的机会……在这种机制下，尽管未必能保证社会和企业内部的效率最大化，然而一定能保证个体思想的活力最大化。

有自己的想法只是第一步，把自己想法表达出来也很重要。表达虽然是人的天性，却并非人人都懂得如何表达。首先要有组织语言的能力，其次要有敢于吐露的勇气——这两点印度人都不缺，他们不仅会说，而且敢说。这从一些印度男人追求女生的风格就能看出来，他们看到漂亮妹子就会去搭讪，貌似从来不担心表白被拒尴尬丢人，也完全不存在“社死”这个问题——只要表白的人次足够多，总能碰到瞎了眼的女生看上自己；但你要是连开口都不敢，那就什么机会都没了。另外或许是由于印度社会浮夸成风，对于“信口开河”的包容度也很高，印度人普遍存在“轻诺必寡信”的问题——承诺的时候一口一个“No Problem”拍着胸脯让你放心，等到兑现的时候却两手一摊挠挠头。

作为我们中国人无疑会觉得他们不靠谱，因为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文化里，非但话不能说得太满，甚至很多话都不能说得太直接。“直言不讳”等同于“口无遮拦”，常被视为愣头青的特征，会觉得这样的人缺乏社会经验、没有被社会毒打过；懂得“沉默是金”才是成熟稳重的表现。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正是因为“祸从口出”在中国实在是太普遍，说错话、说大话的成本很高。

但欧美社会的文化其实更加接近于印度文化，虽然不至于像印度人这么不靠谱，但他们也是允许说话有水分的。这可能是因为在这种老百姓投票选领导人的民主国家，政客得要敢于自我营销自我吹捧，才能获得选民的青睐；你要是一开始不敢把话撂出来，别人甚至都不会多看你一眼。在欧美跨国公司里头升迁的逻辑，也跟政客搞竞选有点像——工作成绩自然是必须的，但在成绩之外，光会埋头干实事的人未必能得到提拔，那些大胆、敢于创新、敢于表达自己、敢于做决策、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个体更加容易得到赏识和器重——不怕你说错话，就怕你什么话都不敢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谦逊”的美德、“谨言慎行”的风格，在西方社会是个纯粹的劣势，人家根本看不懂这一套。按照他们的思维，你先得要敢吹你自己有多牛，别人才会觉得你牛；你要是谦虚地说自己不行，别人就真以为你不行了……因此惯于循规蹈矩、闷头苦干的中国人，即便专业能力再怎么优秀也很难得到升迁。中国人缺乏竞争力的同时，一些欧美国家的人也有自己的缺点——他们有时在个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太缺乏等级社会、人情社会的意识——具体表现就是 “不会做人”，很多时候脑子轴不会变通。在这种环境下，精于各种潜规则、人情世故，擅长精神控制，同时又思维活跃能说敢说的印度裔，自然当仁不让地脱颖而出。

中国几千年来思想上的大一统，间接影响到了中国企业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以及企业文化。相当一部分企业就好像传统官场的缩影，不鼓励个体太有个性和思想，直言不讳者在职场上很难生存，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管理者的绝对权威和员工的绝对顺从被视为效率的保障，整体而言容错率低，那些有能力但低调而顺从的人更容易得到提拔。所以中国社会想要鼓励创新就很难——你不可能指望既要搞创新又要不犯错。假如想要在大厂通过按部就班的晋升，最后能够幸存下来的通常都变成了老油条。打个比方来讲吧，中国人在不断往上爬的过程中，大部分人性格和思想上外露的棱角都会被磨掉；但印度社会只会磨掉性格的棱角，思想的棱角不但得以保留，还能茁壮成长。

包括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由于长期受中国影响，或多或少也都有跟中国一样的问题，在文化上偏于内敛保守。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美国企业里东亚裔的管理者偏少——说白了还是因为文化意识形态不匹配。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中国文化中被传为佳话，然而诸葛亮这样的人要是生在美国文化的环境中，那估计一辈子都只能“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而印度文化不仅和美国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更有自己人情社会的独到优势，印度裔能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关于抱团

关于海外印度裔，还有一个很多人提到的特点是抱团，这一点也能通过社会文化来解释。

首先，印度人出海是有同乡会的，跟咱们中国浙江福建一些地方很像，一个人在外头闯出名堂了，会带着村里的父老乡亲一起出来求富贵。而且不同地区的印度人出海的方向也略有区别，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一窝蜂往美国跑，比方说喀拉拉邦的马拉雅利人爱去中东，泰米尔人爱去东南亚（泰米尔语是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之一）。印度在传统上是那种对人际关系高度依赖的农业社会，社区关系非常密切；种姓社会内部的固有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卷内斗的消耗。中国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中国内部的恶性竞争几乎是一种传统，“老乡见老乡，背后是一枪”，熟人之间常会因为利益反目成仇。这可说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一个副作用——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做得，我自然也做得——连一个孙猴子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坐玉帝的位子，没什么不可逾越的底线。但在印度传统种姓观念里，有些事情“只有我做得，你却做不得”。印度教徒一生下来，自带种姓社会的等级烙印，族群内部的固有秩序，使得不同个体的职责界线明晰，避免了相互倾轧。在没有外敌的时候，印度人内部也撕，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之间很分裂；可他们在面对外部竞争的时候立马能够相互合作，抱团起来一致对外。族群内部固有秩序使得他们更容易安排分工，也更容易推选出一个让所有人信服的领导来，就好像在狗的社会里，互相闻一下尿里头化学物质的气味，就知道谁是老大，避免了无谓的内部厮杀。

其次，这种能够抱团的传统，并不是印度人去了海外才有的，而是英国人教出来的。古代的印度被外族入侵的时候，那些小邦国并不知道要抱团起来抵抗，很容易被各个击破。英国人殖民印度次大陆之后，试图对不同族群“分而治之”以实现相互制衡——除了不同邦国、民族之外，他们还画蛇添足地对不同宗教群体也进行了分化，通过宗教识别分割了孟加拉省（参见《南亚地缘政治和身份认同漫谈》）……没想到这一做法导致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觉醒，整个印度抱团起来把英国人赶走了；更没想到的是，当英国人这个外力消失之后，驱动印度人抱团的宗教民族主义反噬了印度，造成了印巴分治。如今的印度人，虽然平时看起来松松散散，但只要一有外力出现就会抱团。比方说假设有几个南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但在面对北印度人的时候，就团结成了泰米尔人；又假设有几个印度人，平时他们可能分别是比哈尔人、拉其普特人、孟加拉人，但在面对穆斯林的时候，他们就团结成了印度教徒。

最后，中国人在职场上多少还有点习惯上要避嫌的心理。无论是中国的官场还是职场文化，拉帮结派、发展自己的小团体都是上头特别忌讳的事；还有些人则会有“内举避亲”的心态，觉得把职场上的机会和资源明目张胆地留给自己人，会显得自己不够公正无私。但印度人完全没有这个心理负担或者道德负担，他们觉得大家一起出来混，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帮自己人一把无可指摘；尤其在海外，大家都是背井离乡的印度老乡，上下级和同事之间互相包庇根本不算个事儿。伊隆·马斯克买下推特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印度裔高管提拔的小团队给炒了，因为这种拉帮结派的做法影响到了公司内部的公平和效率。当然，你永远不要尝试去跟印度人谈公平问题，因为印度的社会文化中“不公平”才是天经地义。我们眼中的“不公平”，在印度人看来那是神的旨意、业力的安排。

除了以上谈到的印度社会文化对印度裔优势的塑造外，还有几项“利好”也推动了印度裔在国际舞台上的崭露头角。

第一，是印度人对管理的渴望。

首先，在种姓制度的价值观中，管理者属于刹帝利阶层，是高人一等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方面会对淡泊名利的清高之士赞赏有加，另一方面由于官场是非多、伴君如伴虎，在渴望权力的同时，人们对权力的反噬心存顾忌；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人对于进入管理层的渴望也并不特别强烈，因为社会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对不同工种的劳动者都能给予同样的收入、尊重和社会地位。但印度就不一样了，“劳心”与“劳力”乃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社会阶层，只有前者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社会地位（参见《印度人民三观之下的“八荣八耻”》）。这不仅造成了印度服务业的畸形发展，也使得印度人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要跻身管理层，极为热衷报考MBA工商管理学。印度大学生考MBA的热情就跟有段时间咱们中国大学生考雅思考托福差不多——考雅思考托福的人不一定就真会出国，考MBA也不一定真的就去当管理层，但有道是“技多不压身”，当机会真的降临时，拥有MBA文凭的印度裔就是那个“有准备的人”。

第二，印度裔在欧美社会被接受的程度更高。

由于长期的政治博弈，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对俄罗斯、中国在商业上的防范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华裔恐怕很难在欧美大企业获得充分的信任；而印度作为英国曾经的殖民地，政治制度和教育体系都与英国一脉相承，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尽管印度跟俄罗斯关系密切，却依然能够获得美国的信任。首先，英语是印度最主要的官方语言；其次，北印度人在人种分类上属于白种人；第三，印度本身是英联邦国家——因此从文化、血缘、政治各方面，欧美社会都会觉得印度裔比华裔、日裔、韩裔要更为亲近。尤其是在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印度裔就跟爱尔兰裔、西班牙裔一样，区别只不过在于先来后到。印度裔无论是当选美国副总统还是英国首相，其违和感都并不会显得特别强烈。

第三，印度本土的恶劣生存发展环境所迫。

印度人会成群结队去海外发展，最重要原因还是国内发展条件不好，那些能够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印度裔，在印度国内则未必能成功。印度本土的一个很大问题在于被传统财阀所垄断，印度最知名的企业家、管理者几乎都来自于财阀集团，很少有像张一鸣、刘强东那样白手起家的互联网新贵。财阀集团同时拥有资本和政府关系，可以在一夜之间建立起像Jio公司这样的通讯巨头，将印度国内的那些老牌电信企业打得左支右绌。不妨这样说吧，印度这样的国家，无论创业还是个人发展都缺乏一个公平开放的环境，自然导致了人才大量外流。对有才华有抱负却又无权无势的印度人而言，去海外反而有更大的施展空间；并且一旦出国就会千方百计扎根留下来，免得回到印度地狱般的环境。

结语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有一千万印度人移民到了海外，这些人大部分都属于印度最优秀最富裕的阶层。可说印度培养出来的大量顶尖人才，都给西方发达国家送人头去了，这种人才流失是印度难以言说的痛。尽管移居海外的印度人给印度挣了不少外汇，印度裔当上不少跨国公司的CEO，官居美国副总统、英国首相更是“为国争光”挣足了面子……可印度本土却依然还有许多人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满足。

因此不少中国人听闻印度裔担任英国首相的新闻后，颇有些不以为然，有的人认为正因为首相自己是印度裔，所以为了“避嫌”可能反而会对印度不利；也有人觉得这些海外印度裔的成功并不能帮助到印度老百姓……

我觉得吧，只要这些新闻能够增强印度人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那么对印度整个国家就有极大的助益。正如同我们中国人不会去纠结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是否中国籍、这个诺贝尔对中国有没有实际的好处，或者奥运健儿摘金夺银是否会让我们的收入增加；印度人显然也不会在乎那些印度裔成功人士跟印度的联系究竟有多密切。海外印度裔有了出息，其意义在于光宗耀祖，由此产生的民族自豪感、国家荣誉感，能够实实在在地让印度人民构建起更为牢固的国族认同和更为强烈的文化自信——从长远来讲，这些东西对国家产生的效益远大于单纯的经济利益。

同时，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印度。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2022年以来的国际形势对印度更是一片大好，印度在接下去几年应该将会迎来一段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一些海外印度裔已然嗅到了回国创业的历史机遇，他们印度海外公民的身份、以及对印度社会潜规则的熟悉将会是个极大的优势。我个人认为今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由于印度社会内部各种积重难返的弊病，印度的人才会继续往海外流失；另一方面，在印度政府出台的鼓励政策下，在海外积累了一定资本和经验的印度裔会纷纷回国开发印度这个大市场，为印度的经济和文化注入大量新鲜血液，实现对印度的反哺。从最近两年印度独角兽企业的爆发式增长来看（目前印度已经有超过100家独角兽企业），这种洄游式的循环似乎已经开始了。印度对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只要其政治环境能够保持稳定，其前途相当可观。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国际形势依然存在着非常多的变量，一切还未可定论；本文从文化和制度上所进行的分析，只是对整体的大趋势做出的可能性判断。

客观来讲，文化和制度并不存在绝对的优劣，而是需要有其适应的时代和土壤。某种文化制度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优势，未必能在大环境大形势发生变化之后继续保持下去。与此同时，也没有哪一种文化和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在需要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的领域，中国固然不如印度；但要论进行社会改革、集中力量办大事，印度却也是困难重重前路茫茫……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让中国成为了世界制造业的输出中心；而印度文化在培养管理人才上的独特优势，则很可能会使得印度成为世界管理人才的输出中心……“世界导师”的口号，或许并不那么荒诞。

这一切只能说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的文化制度有着各自的优势与劣势——优势要保持，劣势要正视；不必妄自菲薄，也不可妄自尊大——吠陀文明固然源远流长，我们中华文明又何尝不是呢？

人物、工作、教育、移民

张益唐 天才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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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益唐是个「ambitious」的人。他一生都致力于研究数学中古典的大问题，并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冒险和境遇窘迫。但人生的奇妙之处在于，张益唐命运的改变并不是来自于他研究了几十年的「大问题」，而是源于一次旁逸斜出。如今潮水退却，张益唐重新回到他的主路，思考他的数学宇宙。数学中并不总有灵光一现的时刻，更漫长的是自我的孤独与煎熬。

文｜杨宙

采访｜杨宙 林秋铭 翟锦

编辑｜金焰

摄影｜尹夕远

原载《人物》

 

盛情难却

一个天才在抵达人生的巅峰时刻之后，会发生什么？

央视节目录制的后台休息间，张益唐和妻子孙雅玲端正地挤坐在沙发上。张益唐谦和平静，妻子笑得灿烂。

前一晚，他们在宾馆大吵了一架，为的是今天上台录节目，张益唐应该重点说哪些内容。讲太多关于数学的研究，是妻子最无法忍受丈夫的一点。「你东西做得怎么样，不要讲太多，简单点讲，中间你的磨难，每个人都爱听这些东西，磨难当中怎么坚持，后来我得了什么奖。」据说吵得连宾馆经理都接到投诉前来敲门。

显然，张益唐没有赢过妻子。在被观众包围的圆形舞台上，张益唐一一按着妻子提出的三大重点，有条有理地做完了演讲——起点、磨难与奖项。关于数学的部分，只用了两段话匆匆带过。

妻子的话不无道理。作为国际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张益唐最重要且唯一的成就——2013年「孪生素数猜想」的证明过程，世界上只有少数数论学家能真正看懂。而在获得成就以前，他过往58年人生的「传奇故事」倒是所有人都津津乐道的：一个北大的数学天才，一个落魄的赛百味员工，一个50多岁籍籍无名的普通大学讲师，凭一篇论文一举成为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

算起来，那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类似的演讲邀请在国内数不胜数。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担任终身教授的张益唐每年有两个月的时间回国度过夏天。除了先后在中科院和北大给学生上暑期课程，他的一系列关于「我的数学生涯」的演讲从香港、澳门、内地的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早在每年开春，纷至沓来的邀请就塞满了张益唐的学校邮箱，得不到回应，它们又会出现在他妻子的微信里。大多是熟人、校友，妻子用表格按地区和时间排列好，如秘书般严密策划行程。

有时候，一些活动的意义让人费解。在2018年一个互联网巨头公司的科技大会上，张益唐被邀请上台，与其他几位国际数学家站在一起，举着写有自己心中最美公式的小黑板，没有发言。在今年广东沿海一所高校的荣誉院士颁授及学生毕业典礼上，受到该校新任校长、他的北大师弟的邀请，张益唐在做完另一所学校的演讲后，与妻子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典礼现场。典礼长达两个多小时，院士轮番讲话，毕业生挨个儿上台拨穗，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除了捧师弟的场之外，与张益唐没有一点关联。

《人物》记者参加了这场典礼。开场前，背着双肩包、拄着拐杖的张益唐被工作人员误认为是家长，差点让他在大厅外排队等候。在混乱的彩排阶段，他与妻子坐在第一排的正中央，是最早到场的嘉宾。活动结束，夫妻两人从礼堂往外走时，妻子还是笑得灿烂，手上抱着两套学校宣传册——就是散发在每个座椅上，你一般不会带走的那种。

张益唐曾经说过，对于出名，他并不感到高兴，反而觉得头疼。但对于妻子孙雅玲来说，出名让她融入新的生活。作为张益唐最信任的人，她接触到了热闹的新世界。

孙雅玲来自东北，90年代末到美国打工，在餐馆打工时认识了当时正与朋友聚餐的张益唐。与沉默寡言的张益唐相反，孙雅玲极其外向开朗。她自小是家中的大姐，性格坚韧，张益唐每周7天在学校潜心工作，她则包揽了家里从做饭、搬家到爬树剪树枝等所有家务。家务之余，她会到当地免费学校学电脑、英语和缝纫，周末没课就背起书包带瓶水，独自在圣塔芭芭拉周边游荡。

每年回到中国的两个月是她更加开心的日子。周围都是中国人，语言终于毫无障碍了。前几年随张益唐在中科院附近的公寓短住，她自己就可以摸索着坐上19路公交车，到海淀的紫竹院公园跳广场舞。这几年回国次数多了，她也几乎熟络了数学圈里的一切大事与八卦，微信列表里排满了中科院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等顶级科学家的名字。圈中人都知道，要找张益唐，先找孙雅玲——孙雅玲几乎从不拒绝。她向《人物》记者描述，被张益唐拒绝了的人找到她，她立刻拍板，「订票订票，这事我做主。」

而对于种种熟人邀请，张益唐的态度则是模糊的。对于需要专注思考的数学家职业，过多的活动必然是一种干扰。他心里清楚，「有些并不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只是一种面子，不好推却，我才去的，不是说我喜欢去。我还是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着。」

「为什么不好推却？」

「中国有一句话，盛情难却。」

但只要妻子安排上了，只要不影响授课，他最多稍稍提起音调表示生气，随后又会降下去，变为沉默。这种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是分裂的两个张益唐，也出现在许多其他时刻。讲台之上，无论是作为演讲者还是教师，他都是那个绘声绘色的入世者，善于言辞，通晓文学艺术，在美国学生对数学普遍兴趣不高，以及他本人强烈的口音等不利条件下，他依然是学生评分中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到了台下，他又立刻变回最沉默的人。接受《人物》采访时，当被问及为何他的眼睛一直没离开办公桌上的一沓写满数字的草稿纸时，他声称自己「可以边采访边想问题」。而对于我们的问题，他的一个经常出现的答案是：「你问我太太吧。」

这样一种并不热情的态度，却一点都不会让人跟高傲扯上关系，相反，他身上有一种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谦逊。正值北大毕业时节的6月末，前来采访孙雅玲的《人物》记者被北大门口的保安挡在了门外，电话里孙准备出来接应。那几乎是北京最高温的几天，将近20分钟后，戴着茶色墨镜的张益唐拄着拐杖，和妻子一起从远处缓缓地走来。他说话做事斯文儒雅，一顿一挫。那时他们刚到北大一天，不确定如何领人入校。在孙雅玲试图用「这是大数学家张益唐」向门卫解释之后，张益唐缓缓地掏出钱夹里的校友卡，谦和地问门卫：「您看这张行吗？」

 

一匹 Lonely Wolf

加州圣塔芭芭拉，美国西海岸的阳光度假胜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就伫立在绵长海岸线的一角，从谷歌地图上俯瞰，学校里的那片沙滩往外，就是浩瀚的太平洋。

在孪生素数猜想取得成果之后的第三年，张益唐成为这所大学的终身教授，从美国东北部寒冷萧瑟的新罕布什尔搬迁至此，在60岁时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这里，每周一三五上课，今年被分配的矢量微积分课程对他而言驾轻就熟。每周7天，早晨7点钟校巴从离家十几分钟的站台经过，张益唐常常在这个时候上车，以躲过再晚一点儿的学生高峰。他往往带着一颗水煮鸡蛋和几块bagel面包，再配上学校买的咖啡开始新的一天，直到晚上7点离开办公室。

但他的教学任务不多，只是喜欢在学校待着，思考。他没有科研压力，因为不需要通过不断发表论文去获得更多项目经费。给同事韦国芳留下印象的是，到学校将近3年以来，他似乎连start-up里的经费都没有申请完。毕竟，对张益唐来说，做数学只需要纸和笔，有时甚至二者都不用，「只要脑子去想就行了」。

他几乎像是数学系的隐形人，每天就坐在自己位于South Hall 6层的狭小办公室里，关上房门独自思考。同事和学生都了解他的习惯，「open door」 policy，只会在门敞开的时候前来找他。长久的专注与独处，让坐在对面办公室、同样也是60多岁的老教授Mihai Putinar惊叹，真是一匹lonely wolf。

只有下午的一小段时间，在数学系大楼不远处的杜鹃花丛、入海口不远处的湖泊，以及面向太平洋的沙滩，人们可能会看到独自散步的张益唐的身影。他的博士生Garo Sarajian说，散步同样是他思考的过程。

成名之后，《纽约客》记者曾问他，数学家需要什么天赋？「专注。」张益唐毫不犹豫地说。

早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当讲师时，张益唐就坚持每周7天到办公室上班。不像温暖的加州，有时在东北部的冰天雪地里，学校校车停运了，他就穿上长靴，踩着齐膝的雪步行到办公室。

孙雅玲回忆，有一次张益唐在大雪里边走边想问题，一不留神崴了脚。因为没有骨折，张益唐怕麻烦不愿意去医院，从此落下了跛脚的毛病。

他原本有一辆开了很多年的福特汽车，但去新罕布什尔之前就被卖掉了。车在雪地里不好走，更重要的是费神。「开车时想问题虽然也没出过什么事，但后来每次开车前，总要告诉自己『别去想了』，『开车时可不能走神』。不开车比开车过得更自在一些，少了很多束缚，也没有负担。」

妻子孙雅玲说，有时候张益唐会彻底沉浸到一种只有数学的状态里——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在长达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就会经常自言自语，「脑子就像走神一样」。「他根本就不能开车，什么也不能，就走路，低头走，边走边想，就这样的。有时我睡到半夜一看，给我吓一跳，他睁着眼睛呢，就是睡睡醒醒、醒醒睡睡的状态。」

为了让他分散注意力，孙雅玲有时会在出门前准备好馄饨皮和馅儿，让他动手包馄饨。等她回家一看，皮和馅儿都没剩。「我说他还挺会包」，第二次、第三次也是这样。「我说这还用算呢？他说当然用算了，他把那馄饨皮像扑克牌一样扭开，如果是100个皮呢，那碗里馅儿他也分100份，这样包出的馄饨不多也不少。我说，哦，这数学还有点用啊！」 在孙雅玲看来，一个人只做一件事，「上班这样，下班这样，也不说话」，是可能会得忧郁症的，除了包馄饨，她还会让他炒菜。

在获得巨大的声名之后，张益唐曾被邀请访问普林斯顿6个月。一部名叫《大海捞针》的关于张益唐的纪录片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彼得 · 萨纳克说，有一天他偶然碰见了张益唐，于是跟他打招呼，张益唐回应过他的招呼后说，这是10天来他第一次跟别人说话。萨纳克想，即便是对一个数学家来说，这也太过孤独了点，于是他邀请张益唐每周来和他共进一顿午餐。

事实上，对成名后的张益唐来说，孤独是他的常态。从美东搬到美西之后，过往20多年的朋友联系渐渐淡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他还会为一场篮球比赛的得分、一张新买的勃拉姆斯唱片拨通朋友的电话。而现在，好友们为了不打扰数学家思考，来往越来越少。就连张益唐每年在朋友生日时会固定发送的生日邮件也搁浅了。问起为什么不发了，他的解释只是模糊的「时间长了，跟谁也不发了」。即便在家中，他也会在听CD时戴上耳机，「不知道他在听《柴可夫斯基》还是什么。」孙雅玲说。张益唐在回答《人物》记者的问题时，曾经多次提到对孤独的自如，「习惯了，我习惯孤独。」

在这个或许是人为营造出的孤独世界里，如今64岁的张益唐依然保持着极强的专注力和敏锐度。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学系主任Jeffrey Stopple不常与张碰面，却在与他学生交流时发现他们正在从事一些「非常ambitious」的研究；博士生David Nguyen则每次都在一系列繁复冗长的计算中对张准确的判断力惊叹，「他总是知道最关键的那一步」；也是因为这样，博士生Garo每次与张交流的时间都显得极其短促——有时候5到10分钟就结束了，因为对话总是在他尖锐而精准的指导下很快结束。「他就像是一位精确度无与伦比的世界级外科医生。」Garo说。

他把所有剩下的时间都留给了自己从青年时代就下定决心从事的「大问题」：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作为广义黎曼猜想的「一种特殊并且可能比其弱得多的形式」，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证明对于推动黎曼猜想有极大的意义，与他此前的孪生素数猜想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用他的同事、数论学家Stopple的话来说，如果张能对此作出证明，那么加上他的上一份成就，「在某种意义上，（其概率）就像是同一个人被闪电劈中两次。」他说，「如果他从未成名，那么做出这项工作也会让他跟上次一样被世界瞩目。」

6月底的一次国内学术报告中，面对大部分冲着他传奇故事而来的观众，他还是认真地讲述了这个他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研究的工作。有那么一刻，他忽然放慢了语速，像是对着前方的一片虚无，这条漫长道路上的终点：「对于数论学家来讲，有两个宇宙，在第一个宇宙里，不存在朗道-西格尔零点，但在第二个宇宙里，有此零点。」

「我们的困惑是，并不知道我们到底生活在哪个宇宙里面。」

张益唐在比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沙滩上散步，并写下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 图源Quantamagazine

最重要，最著名，最冒险

过往4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张益唐事实上只发表过3篇论文。除了2013年的孪生素数猜想之外，另外两篇分别发表在2001年的《杜克数学期刊》和1985年的《数学学报》上，都与黎曼猜想有关。

长久不发论文的原因，是他很难接受「Partial result」。这些年里，他自称手上攒了一些随时可以出成果的研究，但拿出来他不甘心，「为什么我不能把它完全做完？完全做完之后拿出来的东西就是大东西了。」这与如今主流的数学家不同——更多时候，当今的学术圈讲究交流与碰撞，不断发表论文才能获得同行反馈，从而推动研究。

无论是学术风格还是个性上，他都是个「ambitious」的人。他几乎只做数学中最重要的研究，博士毕业之后便直接投身数论领域最重要的黎曼猜想相关研究。他曾经在采访中说：「我有这个野心。黎曼猜想在数学界是公认的，不管是哥德巴赫猜想还是孪生素数都没法跟它相比，它是最重要和最著名的问题。」

这是张益唐真正想要做出的「大东西」，即使他自己也承认，没有太多人可以真正做下去，因为「毕竟是太难了」。但这也正是他最爱的数学的开阔幽深之处。朋友齐雅格说，「他就是对大问题感兴趣，所以是很冒险的事情。也许你一事无成，等于你到头为零。你要是做到二流、三流的水平，那总是有进展。」

北大数学科学学院院长陈大岳介绍张益唐所从事的解析数论领域，「留下来的问题都是一些硬骨头」。陈大岳说，北大数院有一位数论方向的副教授，是张益唐的同门师弟，毕业时曾做出过很好的研究工作，但后来一直没有更大突破。

「所以这个领域并不容易。你看张益唐自己前面也是，20多年也是很低沉，后来才一鸣惊人。他有更坚强的信念，更执着的追求，所以后面终于有一个机会给他逮住了。」陈大岳说。

「想要重大突破，就要耐得住寂寞，甘冒风险，有可能一无所获。」陈大岳说，「你看人家安德鲁 · 怀尔斯，人家是拿到tenure（终身教职），然后他中途做8年，把费马大定理做完了。」

西北大学数学系教授张文鹏与张益唐师出同门，在80年代分别师承数论泰斗潘承洞与潘承彪院士。90年代刚毕业时，他也想过做大问题，但很快就放弃了。「没有任何底气，没有任何把握，可能一辈子做不出来，你可能面临着连个副教授、正教授都评不上。」他形容张益唐做的古典、经典的大问题，可以用大煤矿来比喻，「而我们就是在旁边旁敲侧击地做一些小生意」。

事实上，张文鹏的担忧正是张益唐前半生的写照。

1991年博士毕业后，张益唐与普渡大学的导师莫宗坚不欢而散，没有拿到推荐信，也没能找到一份可以接纳自己的教职。读博的最长期限7年到期，他开车漂泊在四处，到各个学校应聘，可能是因为通讯不那么方便，也可能是因为缺少了导师的推荐信，找工作无疾而终。

当时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沈捷偶尔会接待这位北大老同学。当年在北大，张益唐是班里「所有人之上、比第二名高出很远的人」，沈捷记得这位过去爱聊天、爱背诗词的天才变得沉默。那些年在美国的北大同学聚会上，再也没出现过张益唐的身影。

后来，在一位北大化学系校友的邀请下，张益唐来到其在肯塔基州开的赛百味加盟店当会计，店里忙的时候也帮忙收银。他会做三明治，但并不想做。不工作的时候，他常去附近肯塔基州大学的图书馆读代数几何和数论方面的期刊文章。几年以后，他在《杜克数学期刊》上发表的重要论文，就是来自这一阶段的积累。

当时的IT行业方兴未艾，按张益唐的好友看来，以他的数学能力，进入IT行业很容易，至少在经济上会收入不错。一个例子是，1999年初，一位在美国英特尔公司工作的、北大时期的一位师弟找到张益唐，让他帮忙解决一个网络设计中技巧性极强的纯数学问题，张益唐花了一星期解完，后来还成为了一项专利。但除此之外，张益唐再也没有涉足过这个领域。「他选择了（数学）这种东西，至少他把其他很多的追求就放在一边了，正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承受很长一段时间那种生活的不顺利、不愉快。」好友说。

这样的日子延续到了1999年。

在北大师弟葛力明的推荐下，张益唐来到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大学担任临时讲师。这是毕业之后，他第一次接近学术工作——尽管只是每学期上4门课，按日结薪，没有研究经费。但这些都对他不重要，至少那里还有办公室，甚至对他来说，纸和笔足矣。

张益唐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和学生讨论数学问题  图源discovermagazine

某种程度上说，在新罕布什尔的日子，除了职业从赛百味员工转变为教师之外，张益唐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变化。那一年他44岁了。租在距离学校8英里的小镇上，与几名学生住在一起，睡觉时只有铺在地上的床垫。周末他会给他们炸花生米、包馄饨。那样的日子已经让他满足，多年以来也没有主动申请正式岗位。

他继续在做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等几个多年来研究的大问题。周末校巴停了，他需要走上好几公里，乘坐慢慢的火车来到办公室。同事李林园就是在那时与他相熟的，因为知道华人在美国工作不好找，他也从来没有问过张益唐，为什么到这个岁数依然还是个临时工。他只听过他正在研究难题，但具体是什么，他也从来没过问过。下班了，他们各自回到不同的镇上，人来人往，疏离又自由。

50岁那年，临时工张益唐才正式被学校聘为正式讲师。2001年在《杜克数学期刊》上的那篇与黎曼猜想相关的论文发表之后，当时的系主任Kenneth Appel想直接通过这篇文章将张益唐提升到教授级别。Appel是世界级的数学家，在1976年完全证明了四色定理，但他的提议遭到系里同事的反对。

孙雅玲回忆，她当时很生气，质问张益唐，「你怎么不去争啊？」她恰好得知同系一个32岁的大学生工作的第二年就提了终身教职，就去找学校理论，「我说张益唐教学能力特别差是不是？人家怼我说张益唐论文数量不够。」

10多年后，坐在中科院的办公室里，《人物》记者问张益唐：「这个问题上如果你做了十几年，却没能成功，甚至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你在做这个工作，那怎么办？」

「那才好呢，」张益唐说，「这样我就可以安静下来了。」

如今回忆起张益唐最困顿的岁月，朋友们最深的感受都是他精神上的富足。每次朋友们聚在一起，大家聊的都是「奇点啊，霍金啊，爱因斯坦啊，哥本哈根学派啊，量子力学什么的，谈一些很宏大的问题」。每当张益唐去纽约的好友家，两人在门口点根烟，谈谈文学，谈谈历史，烟雾里缭绕的都是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好友看来，他们那代人是最后有共同文本的一代，很容易就聚在一块，因为「知识底色相当一致」。

好友齐雅格当时是迈阿密大学音乐教授，离张益唐不远，还开玩笑要带他去拉斯维加斯，「如果他要上拉斯维加斯去赌钱的话，他早富了，他不是说能记住6副牌的人，他60副牌都记得住。」齐雅格说，「我说我要不教你吧，咱们去赢钱，赢完了咱一半一半，他说算了算了，不用教我，我不会。」

许多年之后，齐雅格才听说他没有被导师善待，才听说他曾经住在车里边。在齐雅格的记忆里，张益唐当时活得自在，每次杜克大学的蓝魔球队荣登榜首，他就会打给作为粉丝的张益唐庆贺一番；有时候电话里张益唐还会哼起刚刚听过的一段交响乐。

对当时的他们来说，张益唐随意来，随意走，两人就像是「罐头朋友」，「什么时候都可以打开」，并不受到世俗的成败、地位差别的影响。齐雅格说，「他并不是因为我是音乐家，才跟我好，我也不是因为他是数学家，就跟他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他也觉得我是个好人。」

齐雅格到现在都还记得每年自己生日时，张益唐的电话打进来时的声音：「『祝你生日快乐啊，好了，我是张益唐』。『噔』就挂了。然后他就回到他的数学里边去，回到他的素数里边去。」

分叉的小径

人生就是如此奇妙。张益唐命运的改变并不是来自于他研究了20多年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而是源于一次旁逸斜出。

2008年的旧金山湾边上，世界最顶尖的一批数论专家聚在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准备攻破一个「就差最后一步」的重要问题——是否存在孪生素数间最大间隔的常数。这是与黎曼猜想、哥德巴赫猜想齐名的世界级数学难题。早在40年前，这个问题就看起来毫无希望。后来来自美国的Daniel Goldston、匈牙利的János Pintz和土耳其的Cem Yildirim已经投入多年，始终无法迈过最后一道坎。

一周之后，会议宣告失败。数学家Goldston甚至绝望地认为，自己有生之年都不会得到答案了。

当时，还在新罕布什尔大学教书的张益唐，对远在西海岸会议中发生的一切悲观一无所知。他继续一边教学，一边研究着自己一直致力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以及其他一系列重要命题。这一年，他还把自己写的一篇关于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50多页的文章挂在数学公开网上等待讨论。

两年后的一天，他在浏览Goldston、Pintz和Yildirim3人在2005年所做的工作时发现，距离得出最终结论——如一位数学家的比喻——似乎只有一根头发丝的距离了。这个问题他已断断续续想了多年。「我有一种直觉，我没法去论证这种直觉。」他后来对媒体说，「但直觉告诉我，我应该可以做出来。」他暂停了一直以来的其他研究，把两年多的时间投入到这最后一丁点的距离之中。

那已经是张益唐来到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第14个年头，他依然是一名讲师，如果没有什么意外，过几年他就该退休了。那时候他也还常去齐雅格位于科罗拉多的家中，他家院子宽敞，花园里时有梅花鹿经过。

2013年5月13日，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同事李林园还记得，大约上午10点，他刚刚下课，在办公室的走道上碰到张益唐。他拿着一封信，平静地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世界顶级数学期刊Annals of Mathematics 通过了他的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这篇论文打破了该杂志创刊以来的最快接受速度，仅仅3周就获得了通过。如后来人们知道的那个故事——2012年7月在齐雅格家的后院里，张益唐没有等来梅花鹿，却跨过了那根头发丝的距离。后来，张益唐到普林斯顿访学，遇到当时的审稿人伊万列斯，他评价那份证明，「水晶般地透明」。

李林园回忆那天的张益唐与寻常不太一样，「平时表情也不是那么多，那一天至少还是有笑容的。」那时春天来临，雪在上个月底融化了。那天中午，他们到附近小镇上的饭馆里吃午饭，没有喝酒，各自吃了个三明治，算作庆祝。

后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彼得 · 萨纳克在接受《纽约客》采访中这样评价张益唐的研究，「很多人像使用电脑一样使用定理，他们认为如果定理是正确的，那很好，我就可以用它，」但是张益唐的做法不同之处在于，「对技巧理解得足够深刻」。他修正了另外3名数学家的一个定理，最终跨越了那道门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教授爱德华 · 弗伦克尔曾评价，张益唐的证明拥有「文艺复兴之美」，尽管深邃繁复，但思路清晰明了。

突然而至的世界级荣誉没能让这个普通的讲师家庭立马适应过来。一连串的获奖消息、演讲邀请和采访需求，令张益唐和妻子无所适从。在去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取罗夫肖克奖时，孙雅玲发现丈夫并没有一件现成的西装。张益唐原本只愿意穿自己的夹克过去，孙雅玲赶忙在他出发前买了一件打折后30多美元的条绒西装上衣。到了现场她才发现，全场所有人都是「黑西装白手绢」。最后，张益唐穿着那件条绒西装，搭配自己的深色裤子，接受了瑞典公主的授奖。

当好朋友齐雅格在网上看到铺天盖地的关于张益唐取得重大突破的报道时，一度不敢确认这就是他熟悉的那个人。他兴奋地打电话给张益唐确认消息后，向张表示祝贺。而他记得，张益唐的语气中听不出一丝情绪的波澜，平静得「就像聊起最近买的一件衣服一样」。

 

尽管孪生素数猜想的证明带给张益唐巨大的声名，但他并没有在这条花了两三年的岔道上做太久的停留。他告诉《人物》，实际上在他投完论文之后，就拾起了过去长期研究的几个大问题，包括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也是因为如此，在计算出7000万这个无穷多个素数对之间的差的上限时，张益唐就不再继续往下计算了。用美国数学家丹尼尔 · 戈德斯通的话解释，「从7000万到2的距离，相比从无穷大到7000万的距离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从无穷大到7000万，是事物本质的区别。张益唐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当时我能用到的技巧只能将它定为7000万，这个数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我随手一算，算出7000万，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够了。从无穷大到7000万，是从无限到有限，从7000万到246，是从有限到有限。」

这是张益唐的风格，「够了，就没必要再回去了。」

后来，这个数字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陶哲轩的研究中，通过计算机缩小到了6万多，继而被英国数学家James Maynard缩减至246。那同样是重量级的成果，但这一切，对张益唐来说，似乎跟他毫无关系了。

纯粹的野心

爱因斯坦曾经有一个形容，他说他无法忍受科学家找那个木板最薄的一块钉钉子。

潮水退却，张益唐还是要回到他的那条主路，攻克「大的难题」。上一篇论文发表之后的6年多时间里，张益唐手头上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正在缓慢推进中。数学中并不总有灵光一现的时刻，更漫长的是自我的孤独与煎熬。

曾有记者问他，在一个问题上埋头苦干多年一无所获是什么感受时，他说疲惫，看不到希望，但很多时候还是很平静，「我的工作就是思考。」

前几年，当有记者问起张益唐，你从事多年的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的证明是否能够成功时，他的回答通常是「有希望，看到曙光了」。而今年当《人物》记者在苏州再次见到张益唐时，他说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阻碍，剩下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了。

「只剩下技术性的问题，是说它必然可以做出来吗？」

「应该是这样。」

如他惯常的回答，平静而自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又显露出他的野心。他曾经说过数学这个领域太难出东西了，有的问题100年都难以解决。但是他行走的那条路上，目前，「已经没有瓶颈」。

在加州，每当有新的进展时，他会分享给自己的两个博士生。「这是一个stubborn problem（顽固的问题），」 博士生之一Garo在发给《人物》记者的邮件中说，「如果有什么人能把它做出来，那一定是张教授。」

也是在跟随张益唐读博的过程中，Garo发现数学中需要更深邃的东西，那是导师擅长的「deepest thinking」。「数论领域很多都是老问题，人们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他说，而越是那些古老和看似不可能的地方，越需要「理解它们的幽微复杂之处」。

7月初，北京夏天最热的几天里，张益唐在北大为期一个月的暑期课开始了，今年讲的是高等数论里的模形式。教室里坐满了人，还有几个没有抢到座的学生站在教室后排。张益唐在两块黑板上写满公式，轻声讲课。

选课不分年级，没有强制要求，「我们也只能是创造条件，这些事情就跟谈恋爱一样，谈得成谈不成，有时候也看缘分。纯粹数学是人对知识的一种纯粹的追求，没有太多利益在里边。」北大数学与科学学院院长陈大岳打了个比方，「大家更像是要把一件事搞清楚，并不指望这个有直接的经济价值。（数学里边的）某些学科要是停顿10年或20年，本身对社会没有什么大的负面影响。」

但永远无法预知那些纯粹的、非实用性的智识成果对于未来的人类意味着什么。就像在去年的一次讨论会上，面对高能物理学博士关于数学的工具性的问题，张益唐回望物理学家杨振宁在70年代的发现：在与米尔斯提出了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结构之后，杨振宁发现了在数学领域的微分几何方向中，与规范场相关的纤维丛理论早已存在。为此他还特地开车拜访数学家陈省身，表达对于数学神奇的赞叹。

而纯粹数学家走在这条道路上时，并未有那么多对于实用性与未来的顾及。「数学走在前面，」张益唐说，「数学家在发现的时候不一定关心，他也不知道怎么用，结果发现过了几十年以后，这个东西可以在自然科学上有一些连发明者都想象不到的应用。」

去年夏天张益唐第一次在北大开设这样「不知道怎么用」的数论课时，陈大岳曾在第一节和最后几节听过几回。一开始有一百多号人来，他有些担心这种课枯燥，会不太受欢迎。一个月之后再去时，他发现虽然人少了一些，但「还有八九十这个量级」。

下了课，在回答完一圈学生的问题后，张益唐走出教室，赶着去食堂的年轻学生们飞快地从他身旁擦过。这个64岁的数学家，背着双肩包，拄着拐杖，走在北大校园里，少有人认出他。

他说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正是在北大度过的。他还记得1985年去美国前，他在学校当助教。那时他教课是在北大的俄文楼，不远处的未名湖是他常常跑步的地方。他教本科的师弟师妹们微积分。

他在课堂上讲，一个东西一直对半分，最后无限趋近于零，如何去证明？当时的学生、现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博导的李雷几十年后依然能够回想起这个课堂画面。记忆中的那位老师，穿着一件夹克，温文儒雅带着点南方的口音，说话就像念诗那样。

下课后，走在回宿舍或是去饭堂的路上，兴致好时张益唐会给他们背诵《红楼梦》里的诗词。只是那时候李雷还没有读过红楼梦，对其中的内容懵懵懂懂，只知道他是一位记忆力极强的老师。那也是李雷人生中非常开心的一段时间。20多岁的年轻人，刚刚脱离「文革」的禁锢，走向80年代初期的一段自由的日子。

李雷在张益唐去美国之后的几年也去了美国，但天南地北，几十年里再也没有和他见过面。数学系的教职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般只有等终身教职的老教师退休之后，才会有名额空出来。那个时候，他的很多同学都没有继续自己的专业。李雷曾经也对数学极度狂热，但毕业之后就转向了计算生物学，不再从事纯粹数学的研究。

2013年，在手机新闻里发现张益唐证明孪生素数猜想的新闻时，李雷哭了，「当然我觉得纯粹很重要，但是谁也不能完全那么纯粹。」

张益唐曾读过罗曼 · 罗兰的3本名人传记，他被其中米开朗基罗的经历深深打动了。「他被他这个天才左右了一生，他一生根本就没法从他这个天才里头自拔出来，所以他的生活某种程度像个苦行僧一样的，又是个工作狂。可是他的一切，他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优势，为了他的天才而生的，他这一辈子就只能在这个范畴里头这么去干。」

他对米开朗基罗的认同感，似乎把自己投射其中。「我想你们这些人不能（理解），你们去读读《米开朗基罗》传，会有这个感觉。」

「如果你没有数学的天赋，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也许我能活得更快活一点。」张益唐平静地回答。Image

 

人物、历史、教育、时政、移民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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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4. 留美科学家归国后的命运

留学生回国后，一般被安排到科学院、高等院校，极个别被安排到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或者工厂。这批人有的有所作为，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迫害。在那个时代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

4.1 “十二年规划” 和 “两弹一星”

1950年代归国的留美科学家在制定 “十二年规划” 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二年规划中提出四大紧急措施，即发展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参与计算机规划的有华罗庚；参与电子学规划的有王士光、孟昭英、马大猷和罗沛霖；参与半导体规划的有王守武；参与自动化规划的有钱伟长、罗沛霖、疏松桂。

四大紧急任务除了做规划外，还做了一系列安排。比如，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若干跟四大紧急任务有关的研究所，包括半导体所、电子所、计算机所和自动化所。”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守武] 各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系，比如北大很快成立了计算技术系。一批学数学的高年级的学生被调往计算技术系。除了北大高年级学生外，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共抽出30人集中训练、集中学习，发给了北京大学的毕业文凭。这批学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学计算机的大学生。

“两弹一星”实际上是在十二年规划的前一年（1955年）启动的，在十二年规划中也将原子弹和导弹作为两项保密的紧急措施被列入规划。

当时原子弹的研究处在高度保密过程中，科学家参与此事大部分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北大技术物理系和清华工程物理系在人才培养方面起了较大的作用。

科学家进入原子弹研制的核心部门是由于苏联撕毁协议、停止了对原子弹研制的支持才开始的。1960年，当中苏关系破裂时，中国的科学家才有机会更深入的参与此事，当时二机部拟定了一个由中央组织部批准的105人名单。许多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参与到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的。

1960年疏松桂从中科院调到二机部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我去二机部工作是中央点名的。当时挑选了105个人，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但是留学回来的并不多。陈能宽、邓稼先、朱光亚等人，在这105个人中，他们是留学回来的。” 当然，还有一部分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不在这105人名单中，他们是1955年特聘的，比如科学院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等人。当时原子弹的研制包括四个部门，理论部、实验部、设计部和生产部。理论部主任是邓稼先，实验部主任是陈能宽，搞爆轰试验的，属于物理性质的；设计部主任是龙文光，主要负责整体设计、结构设计；设计部后来分为两个部分，疏松桂主要负责自动引爆控制系统，担任自动控制室主任。从这个安排可以看出，留美科学家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疏松桂]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了为我国 “两弹一星” 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其中有10位是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邓稼先、屠守锷、钱学森、郭永怀、杨嘉墀、陈能宽、吴自良、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

邓稼先 屠守锷 钱学森 郭永怀 杨嘉墀 陈能宽 吴自良 任新民 朱光亚 王希季
留美归国且获得“两弹一星”元勋称号的科学家

4.2 思想改造与反右运动

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接踵而至。留美归国的科学家虽然认为这些运动纯粹是在耽误时间，但他们已经感受到运动的无情压力正在加剧。

沈善炯曾在美国学习生物化学遗传学。回国前，他就知道国内已经开始批判遗传学的孟德尔学派，只能搞李森科的遗传学，甚至他也知道李景均在中国农业大学由于受到批判而出走香港，转到美国。所以他在与中国留学生交往时绝口不谈遗传学。他暗暗想，回国后只搞生物化学，不搞遗传学。[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42-56页] 沈善炯的案例充分说明，在美国的科学家无法真正的理解什么是思想改造？什么是学术批判？

思想改造以批判 “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为核心，早期留美归国的科学家成为思想改造的重点，他们往往几次检查都不能过关。1950年代初回国的科学家，因为刚刚回国，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当然有极个别人挨整了。陈荣悌说：“思想改造期间，程京得了精神分裂症，有点神经不正常。”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刘珺珺采访陈荣悌]

徐璋本（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徐璋本时所摄，1988年）

徐璋本回国后曾在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反右运动期间，他被划成右派。王明贞说，“徐璋本也是右派。当时在学校大礼堂宣布徐璋本是个大的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我去听了，因为都是我们教研组的人。当时徐璋本要组成一个党，自己起名叫劳动党，还动员我们参加这个党。……徐璋本又贴小字报，争取会员参加他的劳动党，那还了得。他被抓起来了。”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后来，徐璋本被投入监狱，度过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1979年才出狱。

申葆诚兄弟姐妹四个，有三个成了右派，包括申葆青在内。申葆诚说：“那时候我不知道，弟弟、妹妹没有告诉我。其实他们告诉我了，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当时根本不知道反右运动这么严重，也不知道什么叫右派，还以为是普通的运动。看到他们戴着右派的帽子在新疆呆了20年，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小心处事。”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申葆诚] (注：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

申葆诚和他在文革期间揪斗时胸前挂的牌子

1957年反右运动，很多留学归国的科学家都要受到冲击。中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专门晋见毛泽东，张劲夫说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在反右斗争中应该保护科学家。毛泽东犹豫了一下，同意了，让他去中央书记处谈。邓小平是总书记，主管反右斗争。张劲夫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让中科院党组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回到中科院后，张劲夫找到中科院秘书长杜润生一起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规定：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后回国的科学家，一律不参加反右斗争的运动。[余志华主编 2009，117-118页]

4.3 文革浩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 “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 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周华章是1968年9月30日跳楼自杀的。[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257页] 1976年5月，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周寿宪是在自己住所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北京大学数学系的董铁宝是1968年10月18日上吊自杀的。[王友琴 2004，119页]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是1968年12月15日自杀的。[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黄茂光]也有人对林鸿荪自杀的说法存在异议。中科院力学所的程世祜是1968年10月23日自杀的。[王友琴 2004，94页]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的所长陈天池是1968年12月20日自杀的。大连化物所的研究员萧光琰是1968年12月10日晚在牛棚服用安眠药（巴比妥）自杀的。12月14日，他的妻子甄素辉和15岁的女儿小洛连也一起服用巴比妥自杀了。[白介夫,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是1968年2月22日自杀的。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

周华章 董铁宝 林鸿荪 程世祜 陈天池 萧光琰 陈绍澧
文革中自杀的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

文革期间被正式关进监狱的科学家也很多。我们仅以清华大学为例来清理被关押科学家的情况。清华大学的谢毓章、高联佩夫妇、王明贞夫妇、王振通夫妇都被正式关进监狱了。1968年谢毓章被抓进监狱，蹲了四年，1972年获释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谢毓章]。1968年1月，高联佩和许健生被抓进牛棚，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四年零四个月后才获释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327-330页]。1968年3月，王明贞和俞启忠被拘捕。王明贞被关了五年，1973年11月获释。俞启忠被关押了7年，1975年4月才被释放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 2008，89-94页]。清华大学的王振通也进监狱了，被关了三年多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王明贞]。

补充

1950年代早期回国的严东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是上海陶瓷界的第一权威，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0年回国时工资254元。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工资停发，一个月只发15块钱生活费。平反后，一次补发工资七千余元，加上家庭存款，交了一万元党费。（由此可算出至少停发工资30个月。还好他是在科学院系统，要是在大学里遭遇更惨。）

文革期间，在中关村福利楼上贴着一幅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许多从海外回国的科学家看到这幅大标语不寒而栗。几乎所有的从海外回国的人都被怀疑成“特务”。文革期间流行的口头禅是“海外归来是特务，监狱出来是叛徒。基本如此。”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有8人自杀，他们是清华大学的周华章、周寿宪，北京大学的董铁宝，中科院力学所的林鸿荪、程世祜，南开大学的陈天池，大连化物所的萧光琰，兰州化物所的陈绍澧。

1958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周建人批判文章。曾昭抡（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1899年5月25日生于湖南湘乡， 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与化学，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副主席，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

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地夺去了生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

1957年9月，姚桐斌博士和夫人从英国回国，1968年6月8日，从国外归来的姚桐斌就被批判和批斗。据其夫人彭洁清回忆，1968年6月8日，是个星期六，她急急忙忙离开学校回家。当她刚上楼，家门就打开了，保姆告诉她一个噩耗：姚桐斌被打死了。她顿时感到一阵眩晕，站在门外一动不动，任由手袋掉在地上。三个惊恐的孩子跑过来将她拉进了家门，并哭成了一团。

这时她看到姚桐斌“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白衬衫血迹斑斑，灰裤子上也是污血和脏土。由于他个子高，两只脚伸在长沙发的扶手上，一只脚穿着袜子和布鞋，另一只脚光着，没有鞋袜。头在沙发另一端的扶手上，玳瑁眼镜不见了，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如此惨烈的场景，让她肝胆欲裂。

原来，当天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姚桐斌家，先是打了他一顿耳光，接着将他连拖带推地架下楼去，进行毒打。“一个家伙一面狠狠地踢姚桐斌的会阴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嚎叫着，他的吼声引来了更多的暴徒。这时有两个暴徒举起钢棍，向姚桐斌的头部猛击，鲜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这群暴徒并未甘休，继续将其拖到他们的 “总部”。待他们发现人已不行，又赶快送回了其家楼前的人行道上。

姚桐斌的邻居和保姆赶快将其送到医院抢救，却被拒绝医治。邻居和保姆只得将其抬回了家。由于他头部几处受重伤，最终惨死在家中，时年46岁。据悉，操纵这起恶性事件的当权派们并未受到追究。

1969年2月3日，被批斗为 “资产阶级反动大学阀” 的熊庆来，白天还在写 “检讨”，其中有“鞠躬尽瘁”四个字，夜晚，随着一声喊叫，他在家里去世了。华罗庚在八宝山见到熊庆来遗体时，失声痛哭。

蔡恒胜和柳怀祖是在中关村特级专家楼里长大的第二代，蔡永胜的父亲是昆虫学家、教育家蔡邦华，柳怀祖的父亲是物理化学家柳大纲，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住进了中关村。2008年，两人组织特楼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写回忆文章，出版了怀念父辈的书《中关村回忆》。

“文革”中，中关村特级专家楼被认为是特权，成为重灾区，中关村的福利楼上贴着大标语：“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文革中，邓稼先及其家人同样没能避免厄运。邓稼先的夫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许鹿希，先是被打成彭真、刘仁“黑市委”的“黑帮分子”，贴大字报的浆糊弄了她一身，使她精神几乎崩溃。当时邓稼先不见妻子回家，就到北京医学院寻找。当他看到妻子被批斗后的惨景，心都快碎了。

其后，邓稼先甚为敬重的三姐，因忍受不了造反派无休止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1971年，文革狂风侵袭九院，邓稼先、于敏、赵九章等人也被集中到青海基地遭受批斗。许鹿希说，那时 “四人帮” 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当时有个口号： “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其后，因杨振宁从美国来访，中共将邓稼先放回了北京。- 周陆军

蔡恒胜写道：“1968年10月26日夜晚，我家楼上的赵九章伯伯在饱尝了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和屈辱后，蒙冤含恨在自己家里默默地愤然离世，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

冶金学家叶渚沛1933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50年携全家回国，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创建化工冶金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 ，“文革”中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1971年11月24日含恨辞世。长女叶淑珊在回忆父亲的文中写道：“父亲从牛棚出来后，他为我们——他无辜的子女开始害怕……我们几个子女中，只有大哥上过大学，我和妹妹只上了初中，二哥才上高一就发生了‘文革’。我第一次听父亲抱怨：‘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我以为中国会照顾我的孩子……’”

1968年，半年内，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失去了三位留学归来的学者。1968年10月23日，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在造反派的批斗中，50岁的结构力学家程世祜自尽身亡；12月5日，郭永怀在从清海试验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遇难，享年59岁；12月15日，流体力学家林鸿荪漂浮在力学所怀柔试验基地的小湖湖面上，年仅43岁。

统计资料显示，文革期间，195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科学家中有8人自杀；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170位高级研究人员，有131位被打倒或审查，全院迫害至死科技人员达229位。蔡恒胜写道：“他们的遭遇都被记录在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哀痛的笔下”，在《竺可桢日记》里记录的受迫害者有：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第周……

在国内没有宽松的、自由的生活环境，但是真正说后悔的人很少。在我采访的这些人中，只有谢毓章说回国后很后悔。而申葆诚内心非常后悔，却不说，比如说他们家楼下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们因为后悔经常打架，导致家庭关系很紧张，生活得很不愉快。王作跃和我一样，认为参加“两弹一星”的人在这批回来的人中发挥的作用较大。这批人确实不后悔，因为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有展示自己的舞台。比如朱光亚就不后悔，因为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还有一个问题，那些回国的科学家是否后悔，跟访谈的时间有关系。如果是文革时期去采访，他们出过国，使得子女不能上大学，家庭受到了伤害，他们肯定会后悔。因为那些科学家非常看重对子女的教育。然而，当他们后来被评为院士，或者生活条件变好了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采访，他们的思想可能会产生改变。

实际上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第二点也是很明显的：凡是涉及到“两弹一星”的学科，如直接的核物理，间接的燃料、材料等等，这方面的归国学者在大跃进/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明显比其他学科要小得多，而且最后能够“青史留名”的概率也大得多。（只是说整体情况，看个体的话，比如姚桐斌在参加“两弹一星”工作后仍然被迫害致死）- 王德禄

4.4尾声

改革开放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除了作为一般知识分子经历了面上的落实政策外，还另有一个小小的历史插曲值得一提。1979年3月，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的大约28位1954-1955年回国的科学家联合专门给中央起草了一份报告，要求为他们平反。1979年9月8日上午，中科院院长方毅召集这批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座谈会。方毅在会上讲话，说他是受邓小平的委托来开这个座谈会的，对这批科学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方毅说，不仅要为他们平反，还要把他们的事迹载入史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87-88页]。

与会者在会上讲述了文革期间董铁宝、周寿宪、程世祜等人自杀的悲惨经历。中科院化学所的张斌由于带手铐，手都被磨破了。当她说到自己的经历时，不能自已，被人扶出了会场 [王德禄等 2012. 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这次会议开成了一次诉苦申冤的会议。

1979年之后，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晚年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有一些人留在国内的时间较少，更多的时间呆在国外。有许多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余热”，严东生就是发挥“余热”的模范之一。

这批留美归国科学家的下一代中大多数是在美国出生的，拥有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就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

严东生有一儿一女都是在国内出生，女儿在上海交大工作，儿子据说在国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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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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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3.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二波归国高潮

1953年7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被禁止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中国总理周恩来，甚至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写信。这些努力终于使中美日内瓦谈判议程上增加了扣留中国留学生事宜。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关于留学生的谈判使美国政府解除了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又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开始回国。

3.1留美科学家争取回国自由

在日内瓦谈判之前，他们已经把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 炒得沸沸洋洋。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治压力逐渐减小。中国留学生又可以聚会在一起，他们开始给各方人士写信。

那些准备回国的留学生尽管受到了阻碍，但是他们回国的心情日益迫切。他们决定给国内写信，让中国政府早日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有一次，李恒德在费城邀请了二十多位来自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的朋友。他们共同起草了给周总理的信。1953年5月3日，李恒德、周寿宪等15人在信上签名。据说，这是递交到中国政府手里的最早的一封签名信。1953年12月21日，李恒德等留学生又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费城、波士顿和芝加哥三地的15人参与了签名。

中国留学生为了将美国扣留他们的事情公开化，他们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了两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撤销限制中国留学生离境的命令。第一封公开信是梁晓天执笔的，1954年3月份开始起草。1954年8月5日，他们征集了26人签名。并把公开信发给总统、48个州的国会议员、群众团体和各大报社。艾森豪威尔在此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承认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但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艾森豪威尔由于准备不足，说话吞吞吐吐，显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为了进一步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1954年9月2日，美国中西部的中国留学生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这封信是王祖耆带头起草的，有9人参与了签名。

1954年11月，中国留学生给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发出了公开信，张兴钤、张斌、陈荣耀、周坚、虞俊等30人在信上签名。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进一步公开化。

此外，中国留美学生曾向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寻求帮助，也向美国朋友寻求帮助。虞俊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但是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说，他自己已经被怀疑是共产党了，不方便替中国留美学生讲话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48-63页]。

1954年8月，致美国总统公开信发表以后，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其中《波士顿环球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有影响力的媒体对在公开信上签名的中国留学生进行采访，并在醒目位置刊登了留学生因美国政府禁令不能回国的报道，张兴钤与师昌绪、林正仙的合影也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上，美国政府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传遍全世界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7-258页]。

3.2日内瓦谈判

1954年3月梅祖彦到了巴黎。不久，他去了中国驻瑞士的大使馆，在那里见到了中国官员，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情况。5月，代表团又请他和柴俊吉去了一趟瑞士，向他们询问了很多美国方面的事情。梅祖彦和柴俊吉是日内瓦谈判时仅有的两位到瑞士与中国代表团见面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提供的信息对中国代表团的谈判十分有用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日内瓦谈判会议上释放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成为主要议题。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提出中方应该允许被扣留在中国的美国人（包含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从中国自由离境。中国提出美国应该允许被扣留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自由离境。

1954年6月5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和美国代表团团长约翰逊进行了第一次接触。6月10日，他们进行第二次谈判，中美双方未就在美被扣留的中国人员数目一事达成共识，中方提出有5000人滞留在美国，但美国人对这一数字不予认可。美方只承认申请回国而不予批准的120人。

1954年6月21日，约翰逊和王炳南会谈。当时约翰逊把15位根据美国法律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的名单交给了王炳南。当王炳南提出要120人的名单时，约翰逊拒绝了。约翰逊说只要批准了，就会把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交给中国政府。

后来，美国移民局通过调查得知，120位被扣中国留学生中有57人希望回到中国。美国政府决定给他们发放离境许可证，分批批准，每批10-15人。美国政府表示，会将被批准人员的名单提供给中国政府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64-83页]。

梁晓天说：“……美国报纸宣布放了十几个中国留学生，从我收到的一封信中得知我是其中之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2页] 梁晓天实际上是第一批被批准的10人之一。在这10人中，参加留美科协并积极要求回国的除了梁晓天之外，还有宋振玉、范新弼。这10人中除了他们三人，其他的人没有被提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06页]。

李恒德曾这样回忆：“1954年的7、8月份，美国放了10个人，10月份又放了22个人，这其中有我。” [李恒德口述、王文乐整理, 神州学人,2009年8月14日] 10月份被批准的22人中还有汪闻韶、蒋士騛、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管士宾等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刘有成也回忆说：“我们同一批由美国回国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有汪闻韶和李恒德。”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3页] 这22人的名单不全，也可能有人被批准了，但是没有回国。

第三批被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是1955年4月宣布的，共76人，师昌绪就是那一批被允许回国的。师昌绪说：“之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允许回国人员的名单，共有76个人，包括我。他们通知了个人，这些允许回国人员的数目在报纸上刊登了，要不然我也不知道有76个人。他们4月宣布的名单，我6月份就离开了美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师昌绪]

1955年4月4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撤销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命令。陈荣耀回忆说，他是1955年4月禁令解除后，第一批回国的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但是，钱学森仍然处于被软禁状态。他专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写了求救信，通过蒋英在比利时的妹妹寄给陈叔通。他在信中写道：“……阻碍归国的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深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凄凄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 钱学森的信很快转到周恩来的手中。在日内瓦谈判中，王炳南出示了钱学森的信。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宣布释放美国12名飞行员。同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美国允许回国的通知，9月17日，他偕妻子和儿女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张纯如著 1996，315页]。

3.3 禁令解除之后

1954年10月，梁晓天、宋振玉、范新弼3位中国留学生乘坐美国驶往九龙的海轮回到国内。这是日内瓦谈判开始后，第一次坐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从此，中国留学生的第二波回国高潮拉开了帷幕。

1954年11月29日, 从美国驶往香港的 “威尔逊总统号” 成为解禁后中国留学生回国乘坐的第二条船。这条船上有汪闻韶、李恒德、刘有成、罗会元、蒋锡夔、许葆玖夫妇等十几位中国留学生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16页]。据刘有成回忆说：“我们乘的轮船快到檀香山时，通知我们回中国的留学生到船上一间办公室集合，美国移民局的人和我们谈话，他说轮船现在快要到美国西部国境线最后一个口岸了，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想回美国去？如果想回去就在夏威夷下船。我们十几个人都不作声。”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21页]

1955年4月初，黄葆同（冯之榴）夫妇、王仁、张家桦、吕家鸿、谢心正、沈心立、骆振黄、郭明达、蔡君陆一起乘船回国。据王仁回忆，他们回国途中听说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彻底解除了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45页]。

1955年5月初，陈荣耀（沙逸仙）夫妇、王明贞（俞启忠）夫妇、徐璋本、陆裕朴等一批中国留学生乘船回国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50页]。

1955年6月从旧金山起锚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20多位中国留学生，比如童诗白（郑敏）夫妇、钱宁、焦瑞身、张兴钤、师昌绪、林正仙、杜连耀、周同慧、刘铸晋。他们从旧金山上船，7月抵达香港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63页]。

1955年7月初，谢家麟乘坐 “威尔逊总统号”，经过二十多天到达香港。

1955年9月15日，从旧金山起航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是第二波回国高潮中留学生人数最多的。乘坐这条船回国的有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许国志（蒋丽金）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何国柱（刘豫麒）夫妇、洪用林（张发慧）夫妇、胡聿贤（戴月棣）夫妇、肖伦（萧蓉春）夫妇、陈炳兆、许顺生、疏松桂、陆孝颐、张士铎、冯启德、刘尔雄、刘骊生，以及钱学森、李正武、何国柱、胡聿贤的6个子女共计30个中国人。据许国志回忆，这是美国解禁后回国人数最多的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许国志]。因为钱学森在这条船上，很多记者纷纷想采访钱学森，所以这条船成为新闻界关注的焦点。

1955年11月25日，陈能宽、何炳林（陈茹玉）夫妇、李荫远、胡日恒、郑林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

1956年2月，黄茂光回国；侯虞钧回国；9月，张文裕（王承书）夫妇、郭永怀（李佩）夫妇乘坐 “克利夫兰总统号” 回国。[侯艺兵、彭继超,神州学人,2009年10月20日]

1957年1月，林兰英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2月，谢毓章回国。

3.4 政治运动阻断了留学生归国之路

1956年2月20日晚，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近期和解放后从欧美日等国家回国的700多名留学生。

1956年2月22日，周恩来审阅批准了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一千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重点应放在美国。” [金冲及主编 2008，1092页] 留美归国的科学家经常提到，有一个周恩来审定的争取留学生回国的800人名单。

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留学生归国几乎停止了，留学生招待所几乎也撤销了，之后回国的人成为个别现象。梅祖彦说：“那时候有个很不准确的统计数字，在美国大概有5000个中国留学生，真正想回国的可能不到500人。而我们知道，在那2-3年里，实际上回国的只有200多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几乎没有人回来，只有个别人回来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梅祖彦] 可以说，国内的政治运动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关闭，也关闭了留学生回国之路。

申葆诚的解释较为可信：“1956年周总理提出‘向科学进军’，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基本上没有人回国。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热情很高，1952年回国的人多一些。1952-1958年，大家慢慢的了解到国内开展了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回国的人越来越少了。”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申葆诚] 1958-1965年，仅有申葆诚、黄敞、王天眷、谈镐生等人回国。

在1956年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一系列文件中，有一份知识分子工作安排小组提交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留学生回国人数，报告说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由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一千五百三十六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一千零四十一人。” [金冲及主编 2008，1077页] 这个报告统计了两次回国高潮的人数，只是当时仍处在第二次回国高潮过程中，所以统计不是很全面。有一种说法是1954-1956年共回国200人。我们认为，1950年代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应约为1200人，其中第一批约1000人，第二批约200人。

人物、历史、时政、移民

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的归程及命运-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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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德禄、刘志光 收集整理：胥钧屏

2. 1950年代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1950年代初，恰是二战后留美热潮期间出国的留学生学成之时，学成归国是那个时候留学生们的当然选择，再加上留美科协的动员工作，1950年代初有大量的留学生回到了中国。

2.1 留美科协及其影响

科协系列是世界左翼科学家的群众组织。留美科协也是在这样一种思潮下成立的。但是留美科协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多直接的影响和领导。在最近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留美及回国事宜[彭亚新主编 2009，334-346页]。抗日战争之后形成的留美高潮中，很多左翼人士甚至中共地下党员到了美国，其中有侯祥麟、顾以健、计苏华、刘静宜、罗沛霖、丁儆。这些人的赴美为留美科协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的主要的学生组织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CSCA），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随着中国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的成立提到议程。1948年年底，全国科联在美国的一些会员开始酝酿在美国成立全国科联留美分会，甚至葛庭燧、侯祥麟、丁儆、顾以健、涂光炽等人聚在一起讨论过此事。但是考虑到在美国成立一个中国全国科联的分会会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就取名为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留美科协以 “响应解放，准备回国” 为主要宗旨。

950年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芝加哥召开年会时集体合影

1949年1月29日，20余人在芝加哥成立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美中区”；3月17日成立了留美科协耶鲁区会，有11个会员；3月19日留美科协费城区会成立；4月2日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留美科协纽约区会，有35名会员；5月13日在华罗庚家中成立了留美科协伊利诺伊大学区会，会员15人。在这段时间里还有衣阿华区会、普度大学区会、俄亥俄区会、西雅图区会、印第安纳区会等多个区会。美国各地区的区会纷纷成立。到5月底，东自纽约西至西雅图已成立了13个区会和10个学术小组，会员从20多人发展到340人。

1949年6月18-19日，留美科协在匹兹堡正式成立，50多位来自各地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949年8月，全美已有留美科协地区分会19个，会员410人；到1950年3月，地区分会增至32个，学术小组达20个，会员达718人。[冯季, 神州学人, 1987年第2期56-57页、1987年第3期54-55页、1988年第1期49-50页]

《留美科协通讯》是留美科协的刊物。1949年为双月刊，1950年为单月刊，发行量最多时上千份。李恒德等三人曾负责费城区会的编辑工作。李恒德说：“留美科协成立后出版了一个刊物《留美科协通讯》，我负责编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留美科协改成在芝加哥附近开会，编辑工作转交给别人。此后，这个刊物再也没有出版。我现在还保存着这个杂志。《留美科协通讯》的存在使得留美科协的整个经历更加明朗。”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对美国的舆论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非美活动委员会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将留美科协列为非法团体。经留美科协干事会表决，留美科协于1950年9月19日宣告解散。[李恒德, 纵横, 1984年第2期44-55页]

2.2 50年代初中国留学生第一波归国高潮

中国学生去欧美留学，很少有人能够留在所在国。在1950年代初的归国潮中，中国留学生都怀有学成归国的心理状态。当时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是专门乘坐APL（American President Lines）轮船公司在太平洋往返的“克里夫兰总统号”、“戈登将军号”、“威尔逊总统号”回国的。

100多位中国留学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邮轮于1950年8月31日离开旧金山回国时在船尾的合影

1949年9月的 “克里夫兰总统号” 上有梁思礼、陈利生、严仁英等20几位中国留学生。1949年11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葛庭燧、陆星垣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1月的“戈登将军号”上有唐敖庆、陈椿庭等18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3月的“克利夫兰总统号”上有华罗庚、朱光亚、王希季等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在香港逗留期间，华罗庚在船上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信中引用的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感染力很强，成为在留学生中广为传颂的佳句；朱光亚在回国之前就联合52位准备回国的留学生署名，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春的 “威尔逊总统号” 上有严东升等多位中国留学生。1950年6月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罗沛霖等34位中国留学生。

1950年8月31日的 “威尔逊总统号” 是1950年代初留学生回国途中发生故事比较多的一条船。这条船上，留学生人数最多，共有128位。采访余国琮时，他说：“当时乘坐我们这条船回来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最多的，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们预感到美国要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大家纷纷动身回国；二是，留美科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一些人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三是，那时候学校都放了暑假，我们回国比较方便。”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余国琮] 在美国洛杉矶发生了几乎全部扣留赵忠尧携带的书籍、笔记本事件，在日本横滨发生了拘留赵忠尧、罗时钧、沈善炯3位中国留学生事件，在菲律宾发生了鲍文奎被拘留未遂事件。这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预示着中国留学生回国之路将不再平坦。乘坐这条船回国的中国留学生还有邓稼先、涂光炽、叶笃正、余国琮、傅鹰、庄逢甘等人 [沈善炯述、熊卫民整理 2009，58-78页]。

1950年9月开出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有冀朝铸、王曾壮、张元一、张庆年等90多位中国留学生。后来又有几条船搭载部分留学生回到了中国。比如1951年2月的威尔逊总统号上有颜鸣皋、刘恢先（洪晶）夫妇等100多位留学生；1951年4月的 “戈登将军号” 上有徐光宪、高小霞夫妇。

2.3 中国留学生尴尬的处境

1951年9月20日启程的 “克利夫兰总统号” 上的谢家麟、董彦曾（宋娟娟）夫妇、孙以实、方琳、张权等8位中国留学生正沉浸在回家的喜悦中，然而10月9日发布的禁令波及到了他们。当他们乘坐的轮船抵达夏威夷时，美国移民局官员和联邦调查局特工登船，专门与这8个人谈话，出示了正式的司法文件，将他们押下轮船，不久送回旧金山 [谢家麟 2008，43-46页]。

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因为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美国朋友被查出是美国共产党员，美国政府就指控钱学森也是共产党员。[张纯如著 1996，253页]美国政府的指控让钱学森做出了回国的决定。1950年8月，当钱学森一家买好船票准备回国，登船前被扣留，9月7日被美国政府拘捕，并被关押在特米那岛上，15天后交保金获释。此后钱学森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FBI的监视中，直至回国。

1951年10月，当李恒德买好了船票准备回国的时候，宾夕法尼亚移民局把他找去，进行审问。移民局没有抓住把柄，后来将李恒德释放出来，并没收了他的护照，禁止他离开美国。移民局还让他每个月给移民局报到一次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李恒德]。

1950年10月颜鸣皋在耶鲁大学已经买好了回国的船票，开船两周前突然被捕，被关在纽约的埃利斯岛，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才被释放。之后美国将其遣送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采访颜鸣皋]。

1951年5月25日，黄葆同办理回国手续时，美国当局以 “居留证过期” 为借口，将其逮捕，关押在埃利斯岛。1951年9月17日，黄葆同被关押114天后，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获释。移民局要求他每周一到移民局报到一次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9，230-235页]。

1951年，毛汉礼被旧金山移民局逮捕。保释出狱后，他花了三年时间与美国联邦政府就无理阻挠其回国事宜打官司。直至1954年毛汉礼才得以回国。

1951年10月从纽约传来朱廷儒被捕的消息。1951年朱廷儒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药学院硕士学位。他申请回国时，被美国移民局和归化局审问，遭到一顿毒打，并被拘禁一个星期，交保释金后获释，1955年才得以回国。

1952年1月中旬，美国宾州传来杜连耀被逮捕的消息。杜连耀在实验室赶做博士论文时，美国移民局以 “非法留居” 为罪名将其从实验室抓走，把他关在宾州移民局所在地匹兹堡。三天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帮他交了2000美元保释金。被释放出来后，杜连耀把宾州移民局上告到美国移民总局。官司打了将近半年。后来移民总局说杜连耀的情况特殊，可以回国，但必须在两个月内离开美国，否则要驱逐出境。当他去办手续时，美国政府说中美现在处于敌对状态，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允许离开美国，也不许去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如果去了或者企图去了，就会收到巨额罚款单。杜连耀1955年6月才得以回国 [王德禄等 2012，王德禄、杜开昔采访杜连耀]。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到的难题较为严重的是被捕入狱。发生的这几个案例大部分都在旧金山、纽约等美国的大城市。这些人大部分在留美科协活动中都比较活跃。同时，钱学森的案子在其中较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案子具有很大的麦卡锡时代的特点。从这些案例中也可以看出，冷战使美国整个社会充满了怀疑和不安定。

新闻、时政

枪口下的美国： 左派的迷思和右派的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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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烈生

(图片来自网路)

美国西雅图3月27日周三下午4点左右发生了一起恐怖的随机扫射枪击案，导致2死2重伤.

https://media2.s-nbcnews.com/j/newscms/2019_13/2801551/190327-bus-shooting-seattle-ac-938p_aa9241b793eb57fa9a451bcc007001b0.fit-2000w.jpg

仅仅在5个月前发生的另一起恶性案件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也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

10月27日, 星期六，美东时间上午10点左右，美东时间星期六上午10点左右，坐标：美国宾州西部的匹兹堡市内名为“生命之树”的犹太教堂，血洗的枪声充斥该教堂。17人不幸中弹，至少8人死亡。该犹太教堂成立于150多年前，案发时教堂里有大概60到100名信徒。匹兹堡是宾州的第二大城市，传统钢铁之都，现在已经衰落。市内有世界闻名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因为突发的枪击案，校园临时关闭。 多名警察受伤，凶案嫌疑人 Robert Bowers, 46 岁，也受伤被送往医院。【这里吐槽一下：美国警察的水平有时真的让人无语，面对假想中的平民的威胁时，通常能够把对方一击毙命，却让真正的罪犯活着，继续浪费纳税人的钱】

匹兹堡的地理位置，图片来自网路

出事的犹太教教堂，图片来自网路

这显然是针对犹太人的一起“仇杀”。

“仇杀”成了美国社会解决问题的直接的、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

枪支，让“仇杀”变得更加容易和普遍。扣动扳机，解决问题。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两年美国影响比较大的枪击案，不可谓不触目惊心：

1. 2018年10月27日， 宾州匹兹堡市犹太教堂， 死亡：8+， 受伤：9+； 原因：仇恨犹太人，认为川普政府被犹太人控制

2. 2018年06月28日， 马里兰州的《首府公报》报社， 死亡：5+， 受伤：2+； 原因：报社披露凶手骚女性的真相细节

3. 2018年05月18日德克萨斯州的Santa Fe High高中，死亡：10+， 受伤：14+； 原因：对校园欺凌的报复

4. 2018年02月14日，佛罗里达州的 Stoneman Douglas 高中，死亡：17+， 受伤：17+； 原因：凶手为问题少年

5. 2017年11月05日，德克萨斯州Sutherland Springs 教堂，死亡：27+， 受伤：20+； 原因：家庭纠纷

6. 2017年10月01日，内华达州赌城音乐会，死亡：59+， 受伤：851+； 原因：凶手精神病 （据说）

（参考了 维基百科数据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ss_shootings_in_the_United_States）

我们再来看看几组统计数据。 美国平均每100位居民持有120.5 件武器，居世界第一，是其它发达国家的4倍以上：

（数据来源于Small Arms Survey）

在15个发达工业国家犯罪率与枪支的关系，美国3倍于其它国家，毫无悬念地排第一：

再看看每百万人口持枪犯罪的次数，美国妥妥地又是第一，是最接近的瑞士的近4倍，是澳大利亚那个被称为罪犯后代的国家的近20倍：

这样的“第一”， 美国不需要！

作为“灯塔国”的美国，为什么会这样？鄙人试着总结如下：

  1. 枪支泛滥：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平均枪支拥有率极高；
  2. 精神疾病：缺乏治疗，或者药物的副作用。很多凶手有精神疾病，不过枪击案增长高过精神病人的增长；
  3. 文化、宗教、种族冲突；
  4. 报复：对长期受到的欺凌的报复；
  5. 出名；成为网红；
  6. 效仿；
  7. 政府失职：没有做好背景调查，或者犯罪数据库没有及时更新，不准确；
  8. 个人主义;

美国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病入膏肓，精神上和身体上到处充满病态。社会道德每况愈下、仇恨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有各种心理和精神疾病，泛滥的枪支以及枪支法律的各种漏洞让罪犯可以从容地准备。枪击案只是“美国病”的一个具体体现，也最能体现美国“左”、“右”两派只顾自己争论，自说自话，不能或者不愿面对现实。今天我就冒着得罪左、右两派的风险，试图剖析一下目前枪支泛滥的历史和现状。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给与美国居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

“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

这种权利目的在于保护个体于来自多数的暴政 (“tyranny of the majority”)。美国人的这种权利，是从英国法律那里继承过来的，确实比美国本身还要久远。问题是，现在这种权利是否得到了很好的管理？有没有被滥用？

在“禁枪” 或者 “限枪” 这些议题上，美国社会争论不休， “左”、“右”互相指责。

左派的“迷思”：

“左派”无视美国社会到处存在的心理和精神疾病，特别是美国主流文化中病态的的“政治正确”，久而久之，很多人就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 —- 很多美国人对社会的认知，不再是基于简单的对错逻辑和道德判断， 而是基于对自己是否有利。

左派对“政治正确”的“病态”追求，也导致了很多存在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自己不知有病，或者拒绝知道，因而得不到及时治疗。“政治正确” 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美国社会的 ”鸵鸟现象“ —- 掩盖或者粉饰真正的问题，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这些人居然能够通过背景调查而拥有枪支；

左派打着保护少数团体的利益的旗号，肆无忌惮地践踏多数人的权益，造成了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恶化，冲突加剧。因此绑架社会道德和良心的情况越来越多。一方面，“绑架者”一旦不能如愿，就诉诸武力；另一方面，在政治正确的“白色恐怖”之下，主流媒体被把持，“被绑架者”如果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发泄或者缓解，就极有可能诉诸武力。

左派只会指责美国的拥枪制度，不提或者不知美国人均枪击案最高。枪击案的根源在人，而不是枪。

右派的“固执”：

一些右派对枪的痴迷，对一些有效的枪支管理改革，积极性并不高。虽然说“枪击案的根源在人，而不是枪“， 但是枪毕竟比刀更有杀伤力。如果拥有枪支不是现在这么容易，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一个心怀仇恨的人，很可能只会拿起破坏力和杀伤力低得多的武器。很多人在杀人的冲动消失后，不会再考虑杀人。太容易得到枪支，让这种可能性变小很多。

一些右派此时肯定会说，如果公司、学校、教堂、报社当时有持枪的勇士，估计伤亡会低很多。不久前在沃尔玛发生的勇士击毙歹徒的事件，“拥枪右派”就津津乐道。现在“持枪”的审查并不苛刻，有多大的概率，我们能保证持枪歹徒出现的时候我们有勇士在场？我们是不是要全民24小时持枪吃饭、上街、上班、做爱，甚至睡觉？

路在何方？

每次枪击案发生后，政客们都会说几句谴责的话，表示一下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同情或者哀悼；有的或许还会流下几滴真诚的、或者表演的眼泪；而民众照例是点上蜡烛，献上鲜花，送上那似乎万能的祈祷。然后…基本上就没有然后了。“亲人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是美国社会的新常态。

这就是美国！难道这就是我们不辞千辛万苦、不远万里、飘洋过海寻找的繁衍生息的地方？是时候了，美国朝野从内斗中解脱出来，做点实事。

政治上，我们需要支持法律和秩序；经济上，我们要求政府提高效率和增加就业；个人权利上，我们要支持宪法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在言论最自由的美国，也不是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难道“拥枪自由“的自由度居然可以超过“言论自由”的自由度？是时候，“左”、“右”的选民，督促当权者为了这个美丽的国家，做几件实事：放弃粉饰太平的“政治正确“，拯救病态的美国社会和严格加强“枪支管理”！

逝者安息！生者可曾安心？！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费城废话》，略有改动。

人物、历史、移民

从Burlingame到Filoli —拜习会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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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转自网络）

值此中美复婚,  亚太共荣的大喜之日, 习拜大婚在加州硅谷美丽的FiLoLi庄园举行。FiLoLi 的名字固然有点讲究( Fight for a just cause; Love your fellow man; Live a good life 为正义而战; 爱你的同胞; 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其终究不过是个百年前的美国富商曾经的后花园, 说不上有什么人文价值。 以双方高调示爱的用心,却选择此处举办复婚典礼,  不免感叹婚庆团队对新郎新娘过往历史之了解的匮乏和想象力的缺失。

拜习会， 2023年11月15日于美国加州FiLoLi Estate
拜习会， 2023年11月15日于美国加州FiLoLi Estate

 

FiLoLi庄园
FiLoLi庄园

 

这是因为，近在咫尺毗连旧金山国际机场的以Anson Burlingame 命名的小镇Burlingame，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成为举办这场破镜重圆的婚宴的理想所在。

Burlingame 公共图书馆
Burlingame 公共图书馆

 

Anson Burlingame, 1820年生于纽约。对于粗通本国历史的美国人来说， Burlingame是位生活在两个世纪前的政治家，共和党创始人之一，林肯总统的亲密战友，废奴平权急先锋。而对国际关系史有所涉猎的人们可能知道， Burlingame曾于1861-1867年获林肯选派，担任首任美国驻华大使。

位于Burlingame图书馆内的Burlingame雕像
位于Burlingame图书馆内的Burlingame雕像

 

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有个很传统的中国名字”蒲安臣”的美国外交官，因为在华期间不遗余力地推行对华合作的外交政策而获得中国政府高度信任。即将卸任回国的蒲安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被中国政府礼聘为近代中国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欧美，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争取和平发展的空间全力奋斗。也就是说，蒲安臣同时是今天出席大婚的伯恩斯和谢峰这两位伴郎伴娘的祖师爷。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1868年蒲安臣中国代表团出访的第一站，正是今天婚宴所在的旧金山。在旧金山期间他购买了一片土地，计划退休后来此居住，即是今天Burlingame市所在地。在代表中国出访欧洲期间，蒲安臣成功说服当时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公开承诺不以武力相逼，不施加压力，转而实施友好合作的对华政策。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

蒲安臣使团
蒲安臣使团

 

而转访欧洲之前，蒲安臣在华盛顿代表中国政府与自己的母国代表，前领导西华德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平等互利的友好条约: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条约声明，美国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支持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改革开放和以自己选择的速度完成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条约规定，中美两国可向对方各大城市互派领事，中国外交使团享受英法俄等列强的外交使团的待遇。条约承诺，中美两国人民，可以自由移民并在对方的国度享受该国公民的教育及其他相关权利及福利。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的条款之一
蒲安臣-西华德条约的条款之一

 

因为这份条约，从四年后的1872年起，在国家主席慈禧和国务院总理奕䜣的亲自批示下，在封疆大吏曾国藩，丁日昌主持下，在耶鲁大学第一位华人毕业生容闳的积极操办运作下，中国分四批向美国派遣了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近十年，从此开启了此后一百多年中国人留学海外的风潮。这些来美时不足14岁的幼童，全部分散寄宿在美国东北部爱好和平的普通美国人家庭中，在当地知名中小学接受教育；之后有五十多位进入了包括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在内的世界名校继续深造。归国后这批留学生大多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就有:第一次实现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推动庚款留学计划的驻美大使梁诚；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

。。。

在一个焦裕禄和白求恩故事是全体公民必修课的国度，却几乎无人知道蒲安臣在这次代表中国出访途中积劳成疾，倒在了冰天雪地的圣彼得堡。就是那个给蒲安臣各种使绊，拒不追随英美对华实行友好外交政策的罗刹国首都。客死他乡的蒲安臣，享年不足50岁。病逝前有感于工作的艰难和自己的健康状况，蒲安臣在从巴黎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我希望我已为中国争取到了与西方列强公平竞争的环境。。。有时候我觉得我可能撑不到这次出访结束。压力实在太大了。世界只看到我每天觥筹交错，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手头的工作让我感到痛苦和焦虑。那些所谓的荣誉，不过是死海之果，每个人都想得到，但没人想真地品尝。“

(I hope I have secured for China fair play from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England has left the old Palmerstonian policy and has met my wishes most fully. The other nations will do the same. I sometimes think that I shall not live through this mission. The stress is too great upon me. The world only sees the splendid side. I see the work and feel the pain and anxiety. What dead sea fruit all these honors are, and though sought by all they are enjoyed by none.)

蒲安臣病逝后，蒲夫人在从欧洲写回的家信里写道: “(先生说过) ‘我个人没什么可恐惧的。但我真希望自己能多坚持一段时间，这样可以完成剩下的出访列强的工作，就死而无憾了’ “。。。

[Anson said] whatever comes, I do not fear personally. I am as ready to go as I should be ten years hence. But I would liked to be spared to visit the other powers. Then my work would be completed.

“相比我个人失去先生的悲痛，我很难不想到那些(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他曾用尽全部心力为之奔走奋斗只至献身的亿万穷苦人们(因为他的离世而)蒙受的损失。“

I try not to be selfish in my grief, but to think of the loss to those poor people for whom he was working with all his heart and mind and in whose cause he died…

蒲安臣及夫人遗物
蒲安臣及夫人遗物

 

蒲安臣没能在自己计划退休之地享过一天清福，而是倒在了为几万万不同肤色的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权而斗争的路上。在寒冷的圣彼得堡，他的遗体躺在鲜花翠柏之中，身上覆盖着黄龙旗。病逝之后他被中国政府追授为副国级领导人。而在他的祖国，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他，仅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就多达三个，其中就包括这片他计划的退休之地。

蒲安臣墓地，位于麻省剑桥的Mount Auburn公墓
蒲安臣墓地，位于麻省剑桥的Mount Auburn公墓

 

 

此后的150年， 持续上演了中美两国相爱相杀的好戏。今天，在豪华的专机呼啸而来，浩荡的车队前呼后拥地去FiLoLi庄园做秀的时候，却没有人指出，最恰如其分的秀场，其实就在离他们专机停机坪不足一英里的地方。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这样完美的错过，勾勒的或许不仅仅是政客们的无知，掩盖的更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长期刻意埋葬的历史。而这样的无视，何尝不是当今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对自己及对方的历史了解程度的真实的写照呢？只有当那些聚集在280号公路两旁手捧塑料花摇旗呐喊着厉害了我的国的人们，那些生活在硅谷已经或正在实现美国梦却从未想过在Burlingame驻足的人们，以及生活在太平洋两岸的17亿的普通百姓们都对 Burlingame和蒲安臣以及他所代表的致力于两国真正和平与友好事业的人们过去200年的努力都有所了解的时候，这样的复婚才不会一再上演。而即便上演，婚庆之处的选择也会更有诚意。

位于Burlingame高中旁的蒲安臣纪念公园
Burlingame

Burlingame画像
Burlingame画像
人物、Technology

美国芯片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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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司最终都是芯片公司？

文丨邱豪 贺乾明
编辑丨黄俊杰 龚方毅

尽管人人都能用上手机，但 PC 处理器依然是现代生活的计算中心：近 20 亿人每天打开个人电脑工作、学习。这些电脑里的处理器再加上被装在数据中心和超级计算机里的数亿颗 PC 处理器在无形的数据世界里计算着一切，从推荐视频、记录股市交易，到分析战场情报，找到下一个轰炸目标。

过去 20 年里，这个重要的基础设施的竞争格局长久地维持静态。

上一场芯片大战后，几家头部公司牢牢控制着自己的位置。大多数时候，英特尔控制着超过 2/3 的市场，决定着明年 CPU 计算能力提升 8% 还是 10%；英伟达是在虚拟世界里描绘画面的首选，高通决定信号如何在空气里传播。三年前，苹果 M1 芯片推出，一度以超出想象的性能打破平静。但它的成功更多被外界归因于资本实力——果然只有钱最多的公司才可能造好芯片。

这一局面在过去一周几乎被彻底改写。并且向世界重复了一个朴素真理：纯粹的商业世界里，技术终会前进、垄断不可能永远持续，此前芯片市场的平静不过是在等待技术积累。

七天以来，一场围绕个人电脑的芯片战争在美国市场逐渐成型。至少六家市值数千亿美元的公司参与其中，向本来没有竞争关系的公司、甚至是合作伙伴发起进攻。

10 月 25 日，高通发布笔记本电脑芯片 Snapdragon X Elite，宣称其性能超过苹果的 M2 Max 和英特尔的同级别处理器，还说要为世界上其他笔记本电脑制造商提供 “与苹果竞争的领先解决方案”。

同一天，苹果预热了新的发布会，并在本周二推出新的 M3 系列处理器。以别无二家的 3 纳米技术，刷新了笔记本电脑的性能基准。

与此同时，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了英伟达和 AMD 的新计划：研发高性能、低功耗的笔记本电脑芯片方案，在两年内上市与苹果、高通竞争。

新的竞争正在向同级别市场扩散。英伟达要用最新的车用芯片 DRIVE Thor 解决从车内娱乐到自动驾驶的一切需求。特斯拉则像苹果一样，一颗一颗地将自家产品里的芯片换成自己的。

一场决定未来计算形态的芯片战争正在爆发，而战场又回到了硅谷。

共同的方向：手机芯片反攻电脑、汽车、服务器

不论苹果的 M3 系列、还是高通的 Snapdragon X Elite，它们的结构看上去都不像是传统电脑的芯片，而更像是手机芯片——虽然尺寸会大一些。

传统的电脑中，不同公司生产的 CPU、显卡、内存条等零件被送去工厂，焊接在电路板上。苹果和高通的处理器都是 SoC（System On a Chip，片上系统）——CPU、GPU、内存、控制器等处理器内核都被集成在一个芯片封装里。台积电的工厂里就可以完成大部分生产工作。

类似的，英伟达下一代汽车芯片 Thor 也转向 SoC 设计。对性能要求更高的服务器芯片则是下一个突破目标。

转折点发生在 2020 年底，苹果发布采用 SoC 设计的 M1 芯片。一开始苹果只在入门级的电脑里用了新处理器，但性能已经追上前一年的顶级配置英特尔处理器电脑，续航还多出几个小时。

此前 14 年，苹果一直在 Mac 电脑上使用英特尔的 CPU。从 2015 年起，英特尔处理器的性能提升跌入个位数的百分比。这一度被视为摩尔定律行将就木的必然结果。

“SoC 里，CPU、GPU、内存等计算单元距离最多不过 1 厘米，可以通过晶圆直接互通，相比传统通过外部的 PCB 板的电路的方式，信息传输效率会大幅提升，也能降低功耗。”《芯片简史》作者汪波博士说。

如果把电脑完成一项任务看做做菜，传统的电脑中调度芯片就像是去不同的超市、摊位买食材，再做菜。SoC 相当于从一个冰箱里拿食材做菜。而 M1 芯片的 “食材” 更丰富，苹果针对人工智能、音视频编码、加密存储等一系列特定用途订制了专用的计算单元，以更快解决常见问题。这些功能都需要和 CPU 协作，缩短信息传输距离颇为必要。

第二年，苹果陆续发布性能更好的 M1 Pro、M1 Max、M1 Ultra。《连线》杂志称这些产品 “让摩尔定律保持了活力”。

英特尔也早早意识到了行业向 SoC 转移的趋势，并在 2012 年推出了适用于智能手机和上网电脑的 SoC 平台 Atom，但它对英特尔 x86 架构、自身芯片代工厂的依赖，都让它与苹果、高通等公司支持的 Arm 架构 + 台积电竞争中捉襟见肘，最终在 2016 年放弃尝试。

“x86 属于复杂指令集，基于它的 CPU 性能强但功耗也大。GPU 同样是高功耗的处理器，把它们放一起做 SoC，散热会是一个极大麻烦。” 汪波说。

而且 Windows 笔记本电脑市场品牌众多、个人配置需求千变万化，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英特尔，它要尽可能提供同时满足多种需求、价格更低的 CPU，很难像苹果那样迅速迭代。

英特尔的 CEO 帕特·基辛格（Pat Gelsinger）同样意识到了苹果的威胁，他在 2021 年初告诉员工：“我们必须向 PC 生态系统提供比一家生活方式公司更好的产品”。

但它面临的对手不只有苹果。2020 年推出搭载 M1 芯片的 MacBook 后，苹果在笔记本电脑市场的销售份额翻了一倍到 11%。M1 的成功让高通等迫切想要进入的新公司们明确了接下来该怎么做，以及找谁做。

技术门槛降低：芯片设计民主化、台积电解决制造

回头看来，各种设备上的芯片向 SoC 进化是理所当然，但期间过程极其复杂。从组建芯片设计团队到推出 M1，苹果花了 12 年。

在此期间，苹果通过高薪和并购网罗了曾在英特尔、高通、博通、Imagination 等芯片公司工作过的人才，进而一步一步将芯片里的计算单元替换为自研产品。先是弃用 Arm 公开发售的 CPU 内核设计、再是以自己的 GPU 取代了 Imagination 的设计，并自研了处理图像、编解码音频和视频、加速人工智能算法、加密存储等各种专用计算单元，推动着 iPhone 芯片每两年实现一次性能飞跃，才有了 M1 超过英特尔芯片的可能。

一个伟大产品的诞生往往也是一场超长马拉松结束。苹果第一代 Mac 电脑和第一代 iPhone 发布后，大批工程师在短时间里离职。苹果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和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微软深度参与第一代 Mac 的软件研发）都将不止一次在采访中提及这样的离职潮，来说明自己的团队付出了多么超常的努力，并最终工作到力竭。

苹果芯片工程师则发现，一场马拉松的结束是下一场的开始。

根据 The Information 报道，苹果内部的芯片项目数量在过去十年中从个位数增加到几十个，但员工人数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长。

本周的发布会就是苹果工程师负担持续加重的例证。M1 系列芯片有四个规格，但苹果工程师只做了两个完整设计——M1 和 M1 Max，发布相隔近一年。M1 Pro 是 M1 Max 的缩水版，而 M1 Ultra 是 M1 Max 的拼接版。而本周苹果则同时发布了三个完全不同的设计——M3、M3 Pro、M3 Max。这让 M3 Pro 可以尺寸更小更便宜，M3 Max 可以追求极致性能。苹果的芯片更精确地服务了不同价位段的产品，但增加了芯片团队的工作量。

M1，M1 Pro/Max 是两个设计；M3、M3 Pro、M3 Max 用了三个设计。来源：X（@LuvLetter_moe）

一位苹果芯片工程师在接受采访时称，为了满足公司各个产品线迅速、稳定且大幅迭代芯片的需求，苹果的芯片工程师每周工作近 80 个小时——996 不过是 72 小时，通常还有午休——才能按时完成任务。

根据多家媒体统计，过去两年有数百名苹果芯片工程师离职。他们也把做高性能处理器的经验扩散开。

2019 年，苹果芯片部门平台架构高级总监杰拉德·威廉姆斯三世（Gerard Williams III）牵头创办了芯片公司 NUVIA。他于 2010 年加入苹果，此前在 Arm 工作了 12 年。在苹果的 9 年，带队开发了苹果所有 SoC 的 CPU，也是苹果 M1 Pro、M1 Max 的首席架构师。

与他一起创办 NUVIA 的另外两位芯片专家分别是：约翰·布鲁诺（John Bruno）和马努·古拉蒂（Manu Gulati），都有丰富的芯片工作履历。

根据 NUVIA 官网介绍，这批苹果芯片元老的目标是开发性能更强的 CPU，处理指数级增长的数据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他们的技术路线与苹果一致——从头设计一款兼容 Arm 生态的 CPU 内核。

M1 系列成功后，NUVIA 得到了一批大型科技公司的收购邀约。2021 年，高通从微软、英特尔、Meta 等公司竞争中胜出，花 14 亿美元收购。三位 NUVIA 创始人能从这笔交易中获得数亿美元收入——比苹果 CEO 蒂姆·库克（Tim Cook）的年收入还高。

NUVIA 团队带着上百名员工加入高通，其创始团队均担高通的高管。两年不到，高通新处理器的性能已经超过苹果 M2 系列。

曾经限制一家公司制造出高性能芯片的还有制造。在芯片 60 多年历史的大多数时间，掌控了芯片制造工厂基本上就等于掌控了芯片本身，英特尔一度靠着独占的先进晶圆厂垄断了芯片市场，竞争对手即使能设计出好的芯片，也没法用先进技术造出来。

直到 2017 年，英特尔建立的芯片垂直整合体系开始出现裂缝。靠着庞大的 iPhone 订单和苹果每两年大幅迭代芯片性能的要求，台积电的芯片制造工艺迅速超过英特尔。这一年，台积电造出 10 纳米制程芯片时，英特尔还在使用 14 纳米工艺。之后几年，台积电按照稳定节奏推动 7 纳米、5 纳米芯片变成现实，保持领先。

相同制程下英特尔的 x86 架构芯片性能好过 SoC 芯片中普遍使用的 Arm 架构，但双方制程的差距给 Arm 方案补上了性能短板。苹果在 2020 年发布的 M1 芯片使用了 5 纳米的工艺，而同年英特尔的笔记本电脑芯片还停留在 10 纳米（晶体管密度与台积电 7 纳米工艺相当）。

台积电的公开代工属性决定，任何一家希望做芯片的公司，不用大幅投入就能获得顶尖的制造工艺。高通的 X Elite 紧跟着苹果用上了 4 纳米工艺，虽然比最新的 M3 使用 3 纳米有一些差距，但已经超过了 M 系列的其他产品。

研发芯片不只得有钱，还得能靠芯片持续赚钱

芯片研发需要不间断的巨额投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挑起竞争的总是那些巨头。巨头们不仅需要资深的芯片管理者，还需要成百上千的工程师团队。因此，研发人员和工程师的薪酬、福利是研发投入的一大部分。

2019 年开始，原本每年 “只” 愿意投 50 多亿美元做研发的高通，研发费用以大约每年 10 亿美元的规模递增。在截至今年三季度的 12 个月里，累计研发投入近 90 亿美元。

支撑这些公司如此密集投入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本质上它们都有非常稳定的 “税” 收，才有机会借着芯片技术带来的性能提升，带来更多收入，形成良性循环。

苹果每年卖出 2 亿多部 iPhone，每自研一个芯片不仅提升产品竞争力，还能拿走原本属于芯片供应商的利润。同时它的芯片又被用于电脑、手表、耳机、以及 Vision Pro。

高通依靠自己在移动通信领域拥有的大量专利和领先地位，从几乎每一部智能手机里收税 —— 也包括苹果。根据分析机构测算，苹果每卖出一部 iPhone 就要向高通支付 13 美元的无线专利授权费和 25 美元的基带芯片费用。每一年高通光是向苹果收的 “税” 差不多就撑得起全年研发费用。高通再把这些费用来研发更先进的骁龙芯片，让更多设备商离不开它。

类似的，AIGC 和大模型的需求爆发意味着，计算厂商和 AI 初创公司未来几年都需要大量采购英伟达 GPU。英伟达有了可靠的现金流，可以支持自研 CPU，在汽车和电脑市场更进一步。

一旦离开了如此高关联度的主业支撑，再有钱的大公司也要认真算账。Google 2016 年就想给自己的 Pixel 手机自研 SoC，之后从高通挖来 SoC 工程师史蒂夫·莫洛伊（Steve Molloy）担任芯片主管，在印度招聘了大量芯片工程师。

但 Pixel 系列手机发布至今 7 年，全球累计出货量为 3790 万部，还赶不上 iPhone 一个季度的销量。Google 的创始人们早已将权力分给 CFO，不会给没有回报前景无限资源。Google 自研 Pixel 芯片的量产计划已经推迟到 2025 年。

同样不顺的还有 Meta。Meta 于 2018 年组建了一个名为 Facebook Agile Silicon Team 的芯片团队，希望从易到难设计芯片，最终在 Quest 系列虚拟现实设备用上自研芯片。但 Quest 持续亏损，于是 Meta 将定制芯片的设计任务先后外包给了三星和联发科，最后放弃定制芯片，直接购买高通 XR 芯片。

Meta Quest 2 已经是迄今最畅销的 XR 设备，一年也不过卖 1000 万台左右。苹果即将发售的 Vision Pro 初期销量不会比它好，但其所需要的芯片研发成本，早已被年销 2 亿部的 iPhone 和 2600 万台的 Mac 摊薄。

AI、汽车和 XR，新的需求、新的税收机会

大约 60 年前，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南部的一串小城开始被称为 “硅谷”。这里一批企业推动了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应用，催生芯片产业。他们的第一批客户是政府和军队。

1980 年代后，随着计算机普及、互联网诞生，消费者、企业取代政府机构成为硅谷的最大客户。苹果、英伟达、Google、Meta 等科技公司在此诞生。科技巨头们盘踞一方，赚走各自行业里的大多数利润，也离 “硅” 越来越远。一度，美国最重要的科技公司都专精于软件或互联网。

如果芯片需求依旧只停留在现有视频、表格、游戏，无论苹果、高通，还是英伟达、AMD，可能都不会如此全力以赴。但 AI、汽车和 XR 催生出新的计算需求，而消费电子市场的停滞则加剧了竞争的急迫性——每家公司都需要挤出更多利润。

目前 AI 已经有一些实际应用诞生。微软想把名为 “Copilot” 的 AI 助手塞进 Office 365、Bing 搜索、Outlook 邮件等几乎一切生产力工具里；苹果在用 Transformer 模型改进输入法（中文还不行）；Adobe 的 AI 工具 Firefly 也将集成进 Photoshop、Illustrator、Premiere 等设计软件当中。

但是训练和推理大模型的算力资源消耗和成本非常夸张。无论是自己采购 GPU、还是向云计算商租用服务器，提供 AI 服务的公司们都面临严重的算力短缺和昂贵的运营成本。通过大模型普及的必经之路是用上每台电脑、每个手机的处理器。

这也是为什么从高通到苹果的发布会，都在强调新的芯片可以更好地支持移动设备本地跑大模型。苹果称 M3 Max 能够支持运行包含数十亿各参数规模的 Transformer 模型；高通则表示，首款搭载骁龙 X Elite 的 PC 将支持 130 亿参数模型的本地推理。

在可预见的未来，个人电脑依然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工具。行业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预计，AI 将为已经消沉多年的 PC 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到 2026 年，全球 AI PC 的渗透率将超过一半。在这个市场，苹果要用芯片留住最愿意花钱买电脑的顾客、高通要让 PC 厂商卖出更多电脑给自己交税、英伟达则要从 GPU 做到 CPU，拿走更多 PC 厂商的利润，三家公司在这里碰撞。

另一个潜在市场需求来自 XR。很难说这会是多大的市场，但苹果今年发布的 Vision Pro 已经为其它厂商指明了方向 —— 借助屏幕 “透视” 功能实现增强现实（AR）效果。要让它的视觉体验达到我们已经习惯的 “视网膜” 标准，需要单眼屏幕分辨率达到 6K。

Vision Pro 目前还只有 4K，已经需要把 M2 芯片戴在头上，再加一颗 R1 芯片实时处理传感器信息，内置风扇、外接电池。在 6K 精度下的实时渲染复杂画面，需要今天各家芯片所无法达到的性能和功耗。

汽车对于芯片算力的需求也在增长。随着电动化和智能化的加快，以及智能座舱和自动驾驶的普及，这些 “轮子上的数据中心” 吸引了一批芯片厂商的进入。汽车芯片也已经从原来通用、分散的单一功能芯片转向集成的多功能 SoC。

早前高通已经借骁龙 8155 将 7 纳米先进制程带入汽车芯片；而英伟达去年发布的下一代 SoC 芯片 Thor，单片算力最高可以达到 2000 TOPS，是其现款产品 Orin 的近 8 倍。高通要参与自动驾驶、英伟达则要做汽车的主芯片，特斯拉则不希望依赖其中任何一家。

新的环境驱动着这些科技公司转向芯片之争，而芯片之争很可能将决定之后谁才是科技公司。

题图：《晚点 LatePost》制图

人物、商务、移民

在美国当被告，我花四年打赢了这场荒唐的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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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罗新

2023年10月25日，中午12点20分，我坐在美国新泽西的博根郡法院331法庭的被告席上。我的心脏怦怦地跳，仿佛要跳出胸口。屋子里的温度很低，我紧握的双手却似乎有了汗意。

刚刚，女法官宣布，陪审团已经做出裁决，即将宣布结果。

这场长达四年之久，并且耗费了我们无数心神精力的荒唐官司，到底结局如何，就要揭晓。

七位陪审员鱼贯而入，为首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手里拿着一张纸。他是一号陪审员，那张纸上就是裁决结果。

陪审员都落座后，女法官询问小伙子：“陪审团做出裁决结果了吗？”

“是的。”

“好的，请回答我的问题：原告白兹先生是否被XX公司拒绝了申请工作的机会？”

“没有。”

“投票结果是什么？”

“7：0。”

我的大脑似乎有烟花绽放。我们赢了！

7：0，压倒性的胜利！

面对咄咄逼人的大牌律师团，我就像一个打不死的小强，硬扛到今天，终于让对方一败涂地。

一、碰瓷

事情要从四年前说起。

我和家人在博根郡开了一个小店。2019年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一份厚厚的法庭文件。打开一看，发现我们被人告了。原告是一个西班牙裔的69岁的老人。他说他是我们店的常客。在2019年3月30日，他看见我们店的门上贴了一个招聘启事，他就走了进去，向一个非裔主管申请工作。但是这个非裔主管却说：“不，你太老了”，然后还加了一句西班牙语：“太老了”。老头就离开了。

他指控我们对他有年龄歧视的违法行为，并以此找了律师，到新泽西高级法院把我们告了。

厚厚的文件里都是他的律师写的冗长的法律条款，要求我们提供一切相关证据，甚至包括所有社交媒体的信息等等。

突然之间成了被告，我有点懵。按照指控，这件事发生在差不多9个月前，但是我和几个家人都一无所知。店里的确有个黑人员工安东尼，但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不是主管。

打电话问安东尼是否有这个事情，他一口否认，还说：我怎么能说这个话，招聘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干嘛要去得罪人。

他是我们的老员工，平时也不是那种喜欢得罪人的性子，而且他就是普通店员，招聘的事的确不关他的事。

我们被碰瓷了！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这类案件。控告职场年龄歧视的案件有很多，比如有些公司解雇年龄大的员工；比如有些公司在录取的时候，选择了年纪轻的候选人。

我大概有了点底。第一，我们店里没有“非裔主管”；第二，唯一的黑人员工否认说过这句话；第三，这个人没有递交简历，没有被面谈，没有在我们店里工作过一天。第四，我和家人们作为这个店的主人和管理者，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发生过。

冤，真冤，比窦娥还冤！但是，事情砸自己头上了，只能去应对。于是，我和家人去寻找律师，从此踏上一条长达四年之久的应诉之路。

二、律师A

第一个律师A是一个大约60来岁的白人。他是由我们认识的另一个律师推荐的，是专门负责劳动法这方面的律师。

2020年的元旦刚过，我们就在他的律师事务所见面。他听了整个情况后说：我经常是替被歧视一方打官司，如果这个人找到我，我是不会接这个案子的。第一，案子的证据太单薄，基本上就是他的自述。第二，即使是打到最后他赢了，也最多赔他几个月的工资，作为律师，根本没多大油水。

他说很多情况下，面对这类案子，被告的一方出点钱，早早了结就好。

这也是后来几乎所有的律师，以及所有知道这个事情的人，给我们的建议。

在美国，打官司是一个漫长而昂贵的过程，快速和解，是最经济的做法。

当然，这个时候还不到和解的阶段。律师A接下这个案子，开始回应对方。他的费用是每个小时400美元。

我们一开始想的有点简单：原告指控一个“非裔主管”拒绝了他的工作申请，我们根本没有“非裔主管”，所以他的指控不成立，这事就应该到此为止了。

双方律师开始索要材料，进行取证。这时候，我们的律师犯了第一个错误，他没有向法庭提交撤案动议(motion to dismiss)。虽然提交了动议也不一定能被批准，但是至少要尝试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并不复杂，遇到某个法官也许就直接撤案了。

到了1月底，新冠在中国爆发，我和许多华人一样，开始往国内运送各种医疗物资。3月份，新冠在美国也爆发了，我们又开始打下半场。疫情在美国愈演愈烈，我们也关店了。

三、开价

6月初，我们收到了对方律师的第一次开价，要求我们赔偿原告4万5千美元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并说：如果你们继续打下去，你们会轻易花掉十万美元以上的费用。

4万5千美元，对于我们这样的小生意来说，虽不是天文数字，却依然很多，特别是我们正在关店期间，没有了收入。

而从我们的心理层面上看，这个数字就被放大了十倍、百倍。我们没有违反法律，我们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谈何歧视？给你几千元，把你打发走，我们可以勉强接受。赔你$45000，凭什么？你说你有精神损失，我们因为这个案件，也很焦虑，精神损失更大！

我和家人决定：不去讨价还价，把官司打下去。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就这样，双方律师你来我往，索要各种证据、填写各种文件。我们也不断收到律师费用。每个小时$400，随便几个电话，几封邮件，钱就哗哗地流出去了。

律师A说把所有程序打完，我们大约需要2万5到3万美元。我问了几个华人律师朋友，他们也说这个价格差不多。

八月份，对方律师大概看到疫情还遥遥无期，大量的小企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店也在关门中，觉得让我们吐出4.5万也困难，发了邮件，把赔款降到了2.5万美金。他们是这样说的：假如你们打下去，即使庭审赢了，$25000只相当于你们支付的律师费的一半；假如你们输了，$25000只能是你们赔款的零头。所以，无论输赢，现在以$25000和解，都是你们的最佳选择。

真让人郁闷。是坚持下去，还是选择和解？我们有点动摇。

四、录口供

时间一晃到了12月初，对方律师申请了对我进行口头取证(Desposition)，就是录口供。因为疫情，这次取证选择视频会议的方式。

我们的律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没有对我讲解什么是口头取证。我以为那天就是和对方律师面谈一下。

口头取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有法院的书记员进行记录。那天早上，对方律师老卡、我的律师A、法庭书记员、加上我，同时登入zoom。

口头取证开始。上来第一件事就是老卡让我举右手，宣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里要说一下老卡。

老卡50多岁，是“老卡与老莫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已经干了律师这行30多年。我是刚刚知道，他是“全美百佳出庭律师”，连续15年的新泽西州“超级律师”，是新泽西司法协会的前会长，美国司法协会的理事，社会头衔一大堆，经常上地方和国家电视，发表过很多文章。

他还获过民权奖，并且是某“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委员会”的现任主席。

他这个律师事务所，有十几个律师，受理过上万个案子，有许多案子赢了上百万美元，几十万美元。

一句话总结，老卡是“金牌大律”，他的律师事务所也非常有实力。

在外人眼里，他履历光鲜，是业界翘楚。在我眼里，他不择手段，是无良律师的代表。这是后话。

口头取证开始，老卡表现的非常专业。毕竟是大律师，他问的许多问题我都毫无准备。比如“你们公司的股份是如何分配的？股权协议是哪一年签订的？每个员工的工资是多少？给员工提供医疗保险吗？你们是如何培训员工的，有录像吗？有员工手册吗？员工手册的第一版是哪年印的？……”

很多问题在我看来是和这个案子没有关系的，但是老卡提问，我就得回答。有些我还真一时答不上来。

大概一个半小时，取证结束。我长吁了一口气。虽然有的回答不是很理想，但是案子的基本事实，我都坦然地如实回答了。比如安东尼不是主管，他没有权力参与招聘的过程；比如原告从没提交工作申请材料；比如我们没人知道店里发生过那个事件。

对方律师对我的口头取证完成了。我的律师这时犯了第三个错误：他没有申请对原告进行口头取证。我催促他尽快取证，他却说等调解之后再说。

五、调解

又过了十天左右，我们双方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调解。调解员是一位退休法官。我和家人商量要不要和解(settle)。后来我们决定，可以接受和解费$5000到$8000。

那时我们给律师A已经付了9000多美元的律师费，案子进展缓慢，后面还不知要花多少钱。对方要2万5，又急着找调解员settle，我们想：赔一些钱，把事情结束了也好。

调解会议那天，调解员和我的律师先上线。我把案子的事实复述了一遍。调解员问我：“你们希望以多少钱和解？”

我回答：“我一分钱都不想给。”

调解员和我的律师同时摇头，指出这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于是我说：“我们愿意以5000美元和解。我们店关门8个月，最近刚刚重新开张，生意也不好。不过我们领到了政府给小企业的新冠补贴金一万元。我们拿出一半和解，这是我们能给出的最多的金额。”

调解员和我的律师都觉得这个数字合理。于是调解员去和原告以及他的律师老卡去谈了。

过了一会儿，调解员上线，并且把原告和老卡也拉进来了。

我第一次看见了原告的脸，一个普通的老头，皮肤微黑。他的名字是白兹。

调解员对我说：“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愿意以一万美元和解。”

这个数字超出了我们原来预订的8000美元上限，但是又没差太多。我犹豫了一下，回答：“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数额。”

(现在回想，我当时为什么犹豫之后又回绝了，其实还是不甘心，觉得委屈。)

我竟然在老卡脸上看见了一抹失望的表情。

不过，我又说：“你们知道，这个店是我与几个家人一起合开的。我想回去再和他们商量一下，看看他们是否同意。”

这次调解就这样结束了。

我马上和家人商量，讨论之后觉得还是接受一万美金和解吧。这个事情已经拖了一年多了，律师费也花了不少，做个决断吧。

还是觉得气愤、不甘，但是，这哑巴亏不得不吃。

我于是给律师A发邮件，说我们愿意以一万美金和解。

第二天，律师A回复，对方要一万五千美元！

至今我没太搞懂对方律师涨价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当庭同意他们的数额，过后又服软了，想惩罚我们一下？

我们气愤之余，心反而安下来。本来我们这个和解就是不情不愿，就是强迫自己低头认怂。对方既然出妖蛾子，我们就继续打下去吧！

六、换律师

下面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炒掉律师A。我们对他的工作很不满意。我们已经付了$9000多的律师费，但是他基本上只是被动地“防守”，没有给原告方任何压力。我和家人那时对美国法律一无所知，他却从不解释、说明。有时，某个文件到了最后的提交日，对方律师催促了，他才想起来，给我们发过来，让我们自己填。

他时常对我们很不耐烦，甚至当我们询问某个问题时，说过：“你们公司还有没有英语更好的人？”

我向他表达了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于是他通知老卡，并把我也拉进邮件链。

老卡问我：“你的下一个律师是谁？”

我说：“我想自己来打完这个官司。”

老卡说：“不行。因为被告是公司，而不是个人，所以必须由律师代理。你如果没有律师，这个案子自动判我们赢。”

我说：“那我去找找免费法律援助吧。”

老卡劝我：“你们还是接受我们之前提出的$12500的和解金额吧，让律师A帮你们把收尾工作做一下，这事就结束了。”

我有些疑惑：“$12500？你们不是要$15000吗？”

原来，老卡在提出要1.5万之后，又跟律师A说：如果我们愿意和解，给$12500就行。让我们写两张支票，一张是$2500，给原告白兹；一张是一万美金，给老卡的律师事务所。

你们看看，律师A竟然连这个信息都没给我们。

我也了解到，赔偿金中，老卡是拿80%，白兹才20%。

律师收取代理费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小时收费，或者一次性收费。另一种是官司打完之后，按照赔偿金额分钱。我印象中一般是律师拿三分之一，原告拿三分之二。

而这个案子，律师竟然要拿80%！律师是案件赔偿金的最大受益人。

解除了和律师A的合同之后，我马上开始寻找新律师。我在网上寻找劳动法方面的律师，然后一个一个发邮件去询问。凡是有兴趣的律师，就电话交流。

我一直参加我们镇高中家长组织的一个慈善歌舞剧演出。这个演出是为镇高中的毕业生筹集奖学金，主要的筹款方式是一本广告杂志，里面是本地一些商家的付费广告。我翻看里面的律师栏目，也给其中的一两个发了邮件。

很快，我锁定了两个候选人，一个是30出头的年轻律师，对案子信心十足，觉得随便就可以帮我打下来。他的收费是$275一个小时。

另一位就是在我们的慈善杂志上登广告的本镇律师费罗先生，70多岁，他对我们的遭遇表示真心的同情。他的收费是$360一个小时。但是，他在看了我们的所有进展后，预估需要15个小时的工作量打到庭审前。于是，他提出我们一次性支付$5400律师费。如果最后需要上庭，他预计是两天，一次性收取$3600。

我们权衡半天，还是选了年轻律师。一是觉得他冲劲儿十足，信心满满，二是觉得他便宜。

七、律师B

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了。

这位律师B虽然每个小时的费用是$275，但是他每个电话，每个短信，每个email都要算时间收费，光是复习我们之前的各种文件就花了几个小时，要了我们不少钱。

而且，他对案子的信心直线下降，不断对我说：对方的律师很有实力，很有经验。

现在想来，估计是他查了老卡以及他的律师事务所的情况，被吓住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老卡是那么牛的律师，所以我有点不舒服：这么个事实清楚的案子，你都没怎么打，怎么能泄气呢？

律师B跟老卡谈了一次，然后跟我说：他们那边很愤怒，对你们很不满，坚持要以$25000元和解，绝不还价。

我无语：你这谈判技巧也忒差了吧！赔偿金直接被你谈翻倍了。

然后，律师B就不断催促我提高和解金额，让我出两万美元和解。

我简直想骂人：你一开始不是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个小case吗？说你分分钟就能搞定。怎么现在成了个棘手的案子？

然后我们不断收到他的账单，一个月下来，账单已经快4000美元。案子不光没有进展，而且大大倒退了。

我果断叫停，把他给炒了。让他再折腾下去，这钱就是无底洞了！

我马上回头找到本镇的那位老律师费罗先生，和他签了合同，一次性付了他$5400。

这是我在这个官司中做的最对的一件事!

八、审白兹

费罗先生接手后，从前面两个律师那里拿来所有的材料，赶紧填报并上交了一份马上就要逾期的文书。然后就是向对方提出口头取证。对方也提出向我的两个员工口头取证。于是，两边把时间凑了凑，定在了2021年4月初的一天。三个口头取证放在一起，只需要请一个法庭书记员就可以，能省点钱。

口头取证的前一天，费罗先生通过视频对两个员工进行了“培训”，主要就是解释口头取证的大概程序，让他们心里有些数。

对比我当初懵懵懂懂去录口供，费罗先生显然办事非常严谨，也是真心替我们着想。

口头取证依然是视频会议的形式。回答问题的人必须自己呆在一个房间里，周围不能有人。我和原告白兹可以登入视频会议旁听，但是不能说话。双方律师都在场。

老卡先询问安东尼。安东尼来自非洲加纳，50出头，在我们店干了十几年了。他从来没被律师录过口供，有些紧张。他可以说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物。所以老卡对他没有客气，有些问题让安东尼无法招架。

“你结过几次婚？有几个孩子？交过税吗？是如何报税的？公司给你报税吗？有过现金补贴吗？……”

安东尼那个时候的头脑一定是一片空白，一些问题只是本能地反驳和否认。

老卡的目的就是击破对方的心理底线，慌乱之下露出破绽。好在安东尼在关键问题上都如实并且肯定地回答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不记得他在那天来过，我也没说过那样的话，我不会说西班牙语，我也从来不是主管。

我们的另一个员工是20出头的小伙子艾尔多。他的家庭来自波多黎各，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的口供还算顺利。他非常肯定地证实：他从没听见安东尼说过西班牙语，安东尼也从来都不是主管，他也不认识原告，对他没有印象。

老卡对两位员工的问询完毕，我们的律师费罗先生，开始问询原告白兹。我们事先给费罗先生准备的许多问题也派上了用场。

一问之下，我们都有些震惊。

白兹说他每几个月来我们店一次，每次都是找安东尼，让他打折。那天，他来我们店想看看有什么新东西，发现门上的招聘启事。他觉得自己如果被聘用，就可以拿到员工折扣。于是他径直走进去，对安东尼问：“你能雇我吗？”安东尼回答：“你太老了”，还加了一句西班牙语“太老”。他就离开了。

白兹说他当时没有提高声音、没有争吵、没有找店主，没有索要工作申请表。他也没有事后回来抱怨，或者要求见店主。

白兹说他在老婆的杂货店帮忙，已经做了七八年，从来没有出去找过工作。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依然在老婆的杂货店工作，也没有找工作。

他一直在领社安金。

也就是说，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有丝毫改变。

费罗先生又问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有没有失眠？”

“没有。”

“有没有吃药？”

“没有。”

“有没有看过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医生？”

“没有。”

也就是说，他的精神状况也没受到影响。

最精彩的地方到了。

费罗先生询问他有没有过其他诉讼。一问才知道，白兹曾经8次起诉他人，全部和解。其中六次是起诉他的两个前雇主，每个雇主各三次，不偏不倚。

8次和解，每次白兹拿到的赔偿金，从七千美元到三万美元不等。

我简直目瞪口呆。

我们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被碰瓷了。

现在我们知道，自己是被惯犯碰瓷了！

白兹甚至从来都没有走到录口供这一步。每次都是早早就和解，然后回家数钱。

我们还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费罗先生问白兹：“你3月份声称自己遇到了歧视，12月份才起诉。那么，你是什么时候找的律师呢？”

“大概事情发生后一两个星期吧。”

“那为什么要等9个月后才起诉呢？”

这时老卡突然大声说：“反对。这是我们与客户之间的隐私。”

老卡那道貌岸然的面目下隐藏的丑恶，这时终于露出一角。

老卡等了九个月才提出上诉，是因为一般店里的监控录像都是自动覆盖，监控数据只保留几个星期。我们店的录像数据就是大约两三周覆盖一次。

九个月，足够抹去监控数据，也足够抹去人们的记忆。除非是什么特大事件，否则谁能记得九个月前说的话，做的事呢？

所以，查无对证! 白兹的话就是唯一证词。

九个月，又足以让赔偿金滚动到一定数额。我想，他们的逻辑大概是这样：你看，因为你们的歧视，白兹先生失去了工作机会。来算一算吧，假如他一个月的工资是两千，那么九个月就是一万八千。他光是薪水就损失这么多，再加上精神损失…..。

为了保障客户的利益最大化，律师可以使用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但是，我们这个案子，律师要拿赔偿金的80%。所以，这是由一个碰瓷老手与无良律师共同搞出来的针对我们的诬陷。

口供录完，我们都很兴奋。费罗先生说：“今天对于你们来说，是美好的一天。”

录口供的费用包括律师费和法庭书记员的费用。我由于已经一次性支付了律师费，所以只需要支付法庭书记员的费用。费用是根据口供的长短决定。我只需要支付审问白兹的费用，$231。

老卡那边要付我和两个员工，一共三份口供的费用，特别是对我的询问比较长，应该总共花了一千元以上。

对方的底，通过这次问询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们对这个官司的走向更有信心了。

九、简易判决

下一步，就是庭审了。由于疫情，法院的案件挤压很多，庭审日定的是一年后的2022年4月。

在等待庭审的一年里，法院又召集两个律师进行了几次调解。我们象征性地说了和解金1、2千美元，对方没有同意。

为什么费罗先生坚持让我们每次都出一个象征性的数字呢？因为他说，这可以让法官对我们有个良好的印象，认为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解决问题。而对方不同意接受赔偿，代表他们是比较难缠和贪婪的一方。

转眼到了2022年。我们的庭审日期被法院推迟到六月份。我们和费罗先生开始商量是否提交“简易判决”的申请。

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是要求法官根据书面材料对案件进行直接判决，免去庭审过程，节约大量的法庭成本。不过提交简易判决也要准备资料，特别是对方如果提出反对，这边还要应对。

费罗先生说如果我们这边申请简易判决，他就一次性收取$1800。

他说申请简易判决，对于我这边唯一的坏处就是这笔额外费用，而好处却有很多。万一法官同意简易判决，判我们赢，我们就不用上庭，也不用支付庭审那笔律师费。假如对方提出反对，他们必须提交足够的理由说服法官，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的全部底牌，可以为庭审做好准备。

我们同意费罗先生的建议。简易判决的申请在四月份初发出了。四月底，老卡提出反对，提交了一百多页的文件，里面大部分是我们三个人的证词，以及很多法律条文，坚持认为他们的起诉是正确的。

费罗先生又根据他的回应进行书面反驳。

5月13日，法官和两个律师开会，讨论简易判决申请。两个律师争执不下，最后法官说：还是由陪审团决定吧。

简易判决这条路失败了。

费罗先生说他私下与法官沟通时，法官对我们是同情的，但是他还是把球踢给了陪审团。

在美国，90%左右的民事诉讼都以和解或者撤案告终。我们这样一个小案子，竟然打到陪审团，恐怕是千古奇闻了。

费罗先生告诉我，我们这样的案子，陪审团一般由6到8人组成。因为是民事诉讼，判决允许有一票不同意。换句话说，作为被告的我们，只要争取到两票，就赢了。

只要两票就赢，我们的信心大增。

十、庭审改期

新的庭审日期是6月20日。我二女儿的高中毕业典礼是6月22日，加上两个律师那天都有事，所以提交了推迟庭审的申请。

对了，对方的律师不再是老卡，而换成了他们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女律师。

庭审日期推到7月，又推到10月，又推到12月19日。

我和费罗先生保持密切联系，经常通话讨论案子，每次也会说些闲话。他对我的了解逐渐深入。

有一次他说：“新，你的简历非常令人难忘。我会想办法在庭审时，引出一点相关话题，让陪审团更了解你这个人。”

12月19日那天早上，我准时到了博根郡法院指定的法庭，背着一个大包，里面有厚厚的材料，还有一份法庭陈词。

我花了不少精力写这份陈词，还让我那文笔很好的女儿为我润色。我要站在陪审团和法官面前，把这几年的经历的一切都说出来，要求法律公正判决。

对方女律师也来了，30出头，一身正装，拉着一个公文箱。

法庭里坐了几十号人，都是律师和当事人。法庭工作人员开始一个案子一个案子地点名。有几个案子在最后时刻达成和解，工作人员就让他们回家了。需要继续审理的案件，就开始分配法官。

第一轮我们没有分到法官，我们和其他剩下的人被领到另一个房间，继续等待。

第二轮我们又没分到法官，工作人员让大家回家，等待新的庭审通知。

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就这么无功而返了？

费罗先生说这很正常。有时候要来来回回好几次才能够分到法官。

那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激怒了我们。

这个案子，白兹是原告，我们公司是被告，我是被告代表。我们被告方的证人有两个，就是我们的两个员工安东尼和艾尔多。

原告方上交的证人名单也有两个，也是安东尼和艾尔多。

为了确保证人出席，一般律师会给证人一份上庭通知书，必须送到证人手中。

安东尼和艾尔多就是我们的员工，我只是每次通知他们一下，准备哪天上庭。

但是，比较古怪的是，对方律师每一次都给安东尼和艾尔多发一份正式的律师函，要求他们上庭。

从录口供那次开始，他们就收到这个信。庭审时间改了四次，两人也各又收到四次出庭通知。每次送信的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送达时间有时是早上八点之前，有时是天黑之后。

安东尼住在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帕特森，又是个黑人移民。送通知的大汉砰砰用力敲门，人不出来就一直敲，每次都有左邻右舍出来张望。安东尼一家吓得要死。

艾尔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有一次送信的人连门都没敲，直接推门进去把通知给他妈妈。

他妈妈差点吓出心脏病。

12月19日这天晚上，安东尼又听见砰砰的砸门声，过了很久也不停息。无奈，住在他家的表弟去开门。又是一个大汉，手里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是几张纸，正是要求安东尼在19日早上出庭的通知！

可是，当时已经是19日晚上了，而且，白天的开庭已经取消了。

估计老卡的律师事务所是雇用了专门投递这类信件的公司来送庭审通知。阴差阳错，本应提前几天送达的文件，在开庭时间已经过了之后才送到。

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了费罗先生，他当即给女律师发了一封言辞严厉的邮件，指出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对证人的威胁和骚扰，是为了吓唬证人，让他们不敢出庭。费罗先生说，这两个人本来也是我们的证人，是一定要出庭的，你们明明知道这一点，为什么还要通过这样的手段送达通知书？这个案子本就是无中生有，是诈骗，你们赶紧撤案为上。请停止对证人们的骚扰。

一针见血。老卡为了迫使我们和解，真是使用了下三滥的手段。

从那以后，果然再无人给这两个员工递送出庭通知了。

2022年就这样过去。新的庭审日是2023年2月26日。那天，我依然是准时来到法院，费罗先生和女律师也来了。

又是重复了和上一次一样的程序，又是漫长的等待，又是没有分配到法官。又被打发回家了。

我听到女律师对费罗先生抱怨：“我家住的太远，每次过来单程就要一个半小时。这案子我希望他们能和解。”

我听了之后幸灾乐祸，活该，给了你们多少次机会你们都不抓住。现在我们都磕到庭审了，想和解，做梦去吧。你就跟着折腾吧。

对于我来说，已经给费罗先生付完庭审的费用3600美元，我一点压力都没有了。法庭离我和费罗先生的家又不远。我多跑几次都没关系。

而且，我跟费罗先生说了，假如庭审我输了，我一分钱都不给他们，我继续上诉，哪怕打到美国高级法院我也要坚持。

下一个庭审日是4月19日，我说不行，我要回中国。因为新冠我已经三年半没有回去，这个行程是非常重要的。

4月底到5月底，我回国呆了一个月。这时新的庭审日期改在7月11日。

7月10日晚上，费罗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女律师要求延迟开庭。她怀孕5个月了，是双胞胎，医生不让她长途开车。

庭审再次推迟到10月23日。

10月中旬，安东尼递了请假条，10月26日他要休假。我想起庭审这事，于是联系费罗先生，问他能否申请再次延期。费罗先生说，这一次法院已经给我们这个案子指派了一位女法官，而且按照常理，这个案子庭审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天，最好不要再延期了。

我同意了。该来的总要来，就这样吧。

于是，一场精彩的庭审大戏，在延期了八次之后，终于就要上演了。

十一、选陪审团

10月23日，星期一，天气晴朗。我头一夜出乎意料地睡了一个好觉。9点到达了法院的331号法庭，被告白兹和他的新律师已经坐在原告席上。原来的女律师因为怀孕已经退出，这一次的新律师是个300多磅的大胖子马克，30多岁。他家在宾州，距离这里单程2个多小时。

法庭的房间不大，除了白兹和律师，我和费罗先生之外，还有这个案子的女法官玛丽，法庭女秘书，以及一个法警。

这一天主要的任务就是挑选陪审团成员。我们要从50个候选人里选出七人。

这50人其实已经经过第一轮海选。在第一轮的时候，除了要确定他们年满18岁，是博根郡的居民，没有犯罪记录外，还要剔除那些曾经来过我们店，或者认识原告、被告，两个律师的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加了第一轮海选。总之，这50人都是过了第一关的。

法庭里有大屏幕，对候选人的面试是采用视频会议的形式。先是50名候选人全部上线，玛丽法官介绍各种规则、程序和注意事项，并把候选人们需要填写的问卷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让我们四人在众人前亮相。候选人们下线，进入一个一个的面试时刻。

每个候选人都要事先填好问卷。所以法官的第一个问题往往是：“问卷上哪个问题你填的是no？” 如果全部问题回答了“是”，那么就进入下一步的深入面谈阶段。

50个候选人，其中20个左右，对问卷上的某个问题说了No，即表明自己有理由不能参加这个案件的陪审过程。这20个人的理由五花八门，大部分是不能连续参加三天的庭审。比如自己生病、要照顾孩子、要照顾老爸老妈、刚刚工作、家里要换锅炉、是老师，是大学生，不能缺课、是护士主管，正在培训新护士，等等。

玛丽法官挺好说话，都同意他们的请求了。

候选人里有一个律师，跟马克的律师事务所有好多案子的纠葛，所以退出了。

有四个人，其实可以是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他们虽然只看到这个案子最简单的介绍，已经直接站边我们。

有一个在建筑公司工作的西班牙裔人，非常反感现在随便乱起诉的现象，而且认为年龄歧视是个伪命题，太年轻太老都可以是雇主不录取这个人的正当因素。

有一个长相很精神的亚裔小伙子，看姓氏也许是华裔，他说自己的父母、叔叔阿姨都在美国开小店。“作为亚裔美国人，他们永远是被歧视的一方，而不是他们去歧视别人”。他无法保持公正态度。

有一个物业公司的主管，非常气愤地说：我们公司面临无数的法律起诉，很多都是无中生有。所有的案件都和解了，从没走到庭审这一步。但是我们为此支付了大量的律师费和赔偿金，物业管理费也只能不断上涨。他说自己100%是有偏向倾向的。

另一个是住在我们镇的一个韩裔，是50个候选人中唯一来自我们镇的。他说自己不同意新泽西反对年龄歧视的法案。年龄是与身体状况等其他因素密切相关的。假如某个工作需要天天搬动80磅的东西。一个老年人来，拍着胸脯说自己没问题。即使他看上去挺结实，你敢录取他，并且让他搬80磅的东西吗？

法官也同意这四个人退出了。我和费罗先生扼腕叹息。

那些所有问题都答了yes，进入下一轮的候选人，玛丽法官会问一些问题，比如：介绍一下你自己，介绍你的家庭情况，你的兴趣爱好，新闻是从哪个渠道获得；你认为雇主应该如何招聘员工；你觉得目前美国的法律系统，是起诉的过于轻易，还是起诉的不够，还是均衡；你能否抛开种族、信仰等因素，公正地做出判断，等等。

询问的目的，是让我们双方了解这些候选人，然后选出对自己有利的陪审员。

这些留下的人里，有两个华人男士，一个是年轻药剂师，另一个在医院工作，妻子最近回北京探亲。

每当访谈完留下的人达到七个的时候，这七人就会同时上线，双方律师开始踢人。踢人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每人各踢一个对自己不利的候选人。然后访谈继续进行，达到七人后，重复踢人过程。每个律师有六次踢人机会。

对方律师首先踢掉了两个华人，然后踢掉了所有在访谈的时候，表达如今官司太多，很多是不必要的那些人。我们踢掉三个，一个是个老太太，新冠刚好，一直咳嗽喘气，不忍心让她来受几天罪；还踢了二个20岁的小伙子。他们任何问题都回答是是是，我觉得他们太年轻，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看问题不一定全面。

有一个西班牙裔候选人，我有些犹豫。他是个30多岁的卡车司机，和老婆孩子以及岳父岳母住在一起。他说自己的岳父已经70岁了，依然在愉快地工作着。

最后时刻，费罗先生还问了我一句：这个人你想留吗？

我想了想，说：留下吧。

我对于老年人工作没有偏见。如果你能胜任工作，干到70岁，80岁，都没问题。

就这样，经过一轮又一轮，最后剩下7个人，双方都同意，陪审团诞生了。

陪审团5女2男。

1号陪审员，男，白人：去年大学毕业，已经工作，父亲是法官，母亲是医生。

2号陪审员，女，白人：曾经从事法律工作多年，后来改行，目前是医院的管理人员。

3号陪审员，女，白人：硕士学位，已经当了17年的教师。

4号陪审员，女，白人：一个跨国公司的部门主管，热心参与教会活动。

5号陪审员，男，西班牙裔：FedEx卡车司机，岳父70岁依然愉快地工作

6号陪审员，女，白人：硕士学位，高中教师，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父亲退休了，母亲在医院从事管理工作。

7号陪审员，女，黑人：执业护士，丈夫是监狱管理人员，有两个上高中的孩子。

从这个陪审团的组成上看，明面上我吃亏了，因为没有一个亚裔，却有西班牙裔。陪审团里也没有一个小业主。

陪审团女性居多。因为对方律师踢了两个华人男士，我们踢了两个20岁的大男孩。另外，之前因为同情我们而失去资格的那四个人都是男士。

女性可能会更同情弱者(白兹)，但也可能更同情我。这一点上我们双方持平。

这些陪审员除了那个司机外，都是大学甚至硕士学历的白领。所有人的言谈举止都是理性而有素质。我相信他们的判断能力。

法官让陪审员们即使回家也不能查这个案子，不能搜索原告被告双方，不能跟其他人谈论这个案子。总之，就是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以法庭上听到的信息来做判断。

这时，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利于我们的消息。对方律师向法官提出申请，让我们这边不能在法庭上提白兹曾经8次起诉他人，并都获得和解金的事情。

法官同意了他的请求，因为白兹的最后一个官司是在十来年前了。法律上的确有这方面的根据，超过一定期限的官司，可以不作为证据在法庭辩论中使用。

这本来是我们杀伤力最大的一个论据。我相信只要陪审团听到白兹以前曾8次告别人，其中两个雇主被他各告三次，心里的天平就会向我这边倾斜的。

我们的杀手锏不能使用了，而我一直担心对手还有什么隐藏很深的大杀器没有露出来。

我想对方一定有什么后招，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官司？为什么要跟我们拼到庭审？要知道老卡是大律师，他的事务所打过上万个官司。我们这个小案子，油水真不大，他们为什么要打到现在？马克每天从宾州来上庭，光路程就是五六个小时，他们的动力是什么？

我的头脑里总是有这样的镜头：在我们的庭审中，双方唇枪舌剑，不相上下。这时，对方律师突然向法官说：我们有新的证人(证据)，请法庭批准我们呈现。法官同意之后，房间的门缓缓打开，一个终极大杀器登场了……。

十二、法庭辩论

10月24日，正式庭审日，陪审团七名成员全部到场，坐在陪审席上。法庭辩论开始。顺序是这样：对方律师马克开场陈词，我的律师费罗开场陈词，然后下面是交叉询问，依次是白兹、安东尼、艾尔多、我。

这个顺序是开庭前临时调整的，对我很有利。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出场。而且作为被告，我是可以听到安东尼和艾尔多的证词的。

对方律师马克第一个登场了。他的开场陈词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只不过极力想说明白兹声称的事情是发生过的，而且是年龄歧视导致了他没有得到工作机会。

费罗先生出场了，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诉讼（frivolous lawsuit），是一个设计好的骗局。”

然后，费罗先生把所有的事实清清楚楚地罗列出来，证明我们没有任何过错。

两个律师的开场陈词结束后，白兹上场接受交叉询问。他的回答与两年半前的口供基本一样。

有几个有意思的地方。原告这边提供的证据只有一张照片，是我们店的门上贴的一张招聘启事。马克问：“你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白兹回答：“是两天后。”

费罗先生抓住这个漏洞：“两天后你去拍照片的时候，你进店里了吗？”

“没有，我拍完就开车走了。”

“你为什么不进去跟店主抱怨安东尼做的事？”

“我害怕进去后，他们会叫警察抓我。”

全场静默。我能想象得出，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是一串问号。

费罗先生又问：“他们为什么会叫警察抓你？”

“因为他们拒绝了我的工作申请。”

这些话已经是毫无逻辑，胡言乱语了。

但是，他自己两天后偷偷回去拍了招聘启事然后溜走这件事，恐怕让陪审员们都要想一下，是不是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是想起诉我们。

费罗先生又问：“在你一生当中，肯定有过不少难过、委屈、受到伤害的时刻。那么，你比较一下，那天在店里发生的事，和你一生中其他伤害相比，可以排在第几位？”

白兹回答：“那件事是我那一天中最难过的时刻。”

费罗先生重复问了两遍，白兹的回答不变。

白兹还说：“他当时如果跟我道个歉，我就没事了。我也就不会今天坐在这里了。”

他突然喊了一声：“我要正义！” 然后眼中似乎有了泪光。

我浑身恶寒，又有些愤怒。假如他说的是真的，那天的确被安东尼回了一句“你太老了”，可是，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句话对他造成的伤害是微不足道的，是一句道歉就能弥补的。那么，你为什么要起诉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拖入这一场长达四年的官司之中？

你还有脸喊：“我要正义”。我们的正义又在哪里？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和费罗先生出去吃饭，我们两人都觉得白兹的证词给他减分了。

下面就看两个员工的表现了。

下午安东尼第一个被询问。证人是不能参与前面的庭审的，所以他们不知道两个律师的开场白和白兹的证词。

马克刚刚问了安东尼几句话，当问到你是否认识我身边这位先生时，安东尼回答不认识。这时白兹突然向安东尼发难，质问他为什么不记得自己。玛丽法官马上厉声制止：“你不要跟证人讲话，不要干扰证人作证！”

我望向安东尼，他气的眼冒火星。他也被这四年的诉讼拖累的够呛，还被送信大汉夜里砸门。我心里一紧，担心安东尼被激怒。玛丽法官已经高声让法警过来，让法警站在白兹面前，阻断白兹的视线。

玛丽法官然后柔声安慰安东尼：“你不要看他，你可以看我，看律师，或者看陪审团。”

下面的询问没有太多“意外”。某个事情安东尼在录口供的时候说“我不记得了”，这次回答是“我不知道”。于是，马克非要说安东尼的回答不一致，“我不记得了”和“我不知道”不是一回事。安东尼说是一回事。两人纠缠了半天。玛丽法官隐隐有些不耐烦：“安东尼说的有道理。这个话题翻篇吧。”

艾尔多的作证要简单得多。两个律师都没问太多问题。

终于轮到我上场了。我的心情异常平静。事先想象的“大杀器”根本不存在；白兹的证词和现场表现都比较差；而我们两个员工没出大问题。

这一天，这一刻，我已经准备了快四年！

费罗先生先问了几个关于公司的基本问题，然后他问：“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中国辽宁。”

“你的教育背景是什么？”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专业是社会学。”

“你在美国也读书了吗？”

“是的，又拿了一个硕士学位。”

“你在中国工作过吗？”

“是的，从事妇女和儿童的研究工作。”

这时我反应过来，费罗先生这是给我立人设呢。

我和费罗先生从来没讨论过庭审上如何问答。我没想到他一上来就问这些问题，还问的这么直接。

他又问：“你平时都做些什么？从事慈善活动吗？”

“是的。疫情期间，我们店关门了。我组织了很多PPE的捐赠，捐给医院、老人院、警察局、消防局等。那时，中国人捐了很多这类东西。”

“什么是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就是口罩、手套、洗手液什么的。”

“你提到捐给医院？”

“是的，医院是捐赠的大头。”

陪审席上有好几个人在医院工作，或者有家人在医院工作。所以，我想费罗先生特意强调了一下医院。

“你听说过心愿单项目吗？”

我都没想到费罗先生递梯子递的这么明显。

“实际上这个项目是我发起的，是帮助那些领养了中国残疾儿童的美国家庭。”

“你的文化有什么特点？”

“我们的文化特别尊重老年人。每当有年纪大的客人来我们店，我都给予他们特别的照顾，从他们身上，我可以看到我的父母，看到未来的我。我们的员工也会给他们提供帮助，比如帮他们把东西搬上车等。”

好了，立人设的阶段到此为止。

现在回头想想，我还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因为事先没有准备，所以我的回答特别简单。其实可以说的事情还有很多，感觉我这个人设还不太丰满。

但是，也许这给了陪审团一个谦卑和诚恳的印象吧。

马克那边没有给我太多挑战性的问题。这件事情，我们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所以，我一切实话实说即可。他曾经想抓住某个文件里我的一个小纰漏来质问我。玛丽法官问他：“你问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小纰漏无关大局。”

其实那个纰漏我完全可以解释清楚，但是马克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而我，在回答两个律师的提问中，不断贯穿这样一个信息：我们这个小店，是这个mall里存活时间最久的店，已经快25年。这25年，我们没吃过一个官司。我们生存的技巧，靠的是小心谨慎，靠的是与人为善。

问询全部结束后，陪审团离开。费罗先生向玛丽法官提出撤案申请。他说：“从今天一天的庭审结果来看，这个诉讼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马克反驳了这个提议。玛丽法官犹豫了许久，还是决定明天继续开庭。

那天晚上，我忙到半夜，修改自己的法庭陈词，还给费罗先生的最后陈词提了好多建议。

十三、判决日

10月25日，判决日。九点，法官召集两个律师，以及我和白兹，讨论她拟出来的陪审团指示(Jury Charge)。她把这个案子的所有信息罗列出来，配上所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还加了几个例子，目的是让陪审员们理解如何做出公平的判决。

两个律师都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马克提出，将“原告要求经济赔偿和精神赔偿”这句话中的“经济赔偿”划掉。

因为原告的所有证词已经表明他没有受到任何经济上的损失，这时候再提经济赔偿，难免会让陪审团产生“这个人很贪婪，一切为了钱”的想法。

这次陪审团是由7人组成，所以需要原告拿到7：0或者6：1。

玛丽法官修改了陪审团指示之后，拟出了裁决投票表(Verdict Sheet)。这个裁决投票表上有三个问题。

1、原告白兹先生是否被XX公司拒绝了申请工作的机会？

下面有两个选择，“是”和“否”。

假如有六个陪审员以上都回答“是”，那么进入下一个问题。

2、原告白兹先生是否遭受了XX公司的年龄歧视？

假如有六个陪审员以上也都回答“是”，那么进入下一个问题。

3、你认为应该给白兹先生多少赔偿？请写下具体金额。

我和费罗先生都觉得这个投票表设计的不错，相当于给了我们双重保护。即使我们输掉第一轮，还有第二轮兜底。

马克马上表示反对。他说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可以合并。白兹是因为年龄歧视被拒绝了工作机会。

玛丽法官说：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坚持我的设计。某人被拒绝了工作机会，这背后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细化可以让判决更准确。

11点，7名陪审团成员全部坐在位子上。两位律师面对他们，开始最后陈词，希望能再使劲一下，把陪审团拉到自己这边。

费罗先生再次重申：这是一次恶意起诉，是一次欺诈。他一条条摆事实指出这个起诉是多么离谱。他还说：“这位女士，Xin Luo， 有两个硕士学位，做过无数慈善工作，帮助过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她的文化背景，是对老人非常尊敬；她的员工，对她非常忠诚。你们觉得，她会自己做出，或者教唆员工做出，年龄歧视的事吗？”

他还说，这个案子，历时四年，浪费了很多公共资源。他恳请各位陪审员，在判决表上填写“否”。

接下来是马克的最后陈词。说实话，他讲的还不错，能让他发挥的空间并不多，他尽量说的真诚。他说：白兹先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尊严而战。请大家填写“是”。

两位律师的最后陈词结束后，玛丽法官开始给陪审团详细讲解“陪审团指示”以及“裁决表”，她告诉大家：用你们的心，你们的直觉，你们的判断，全面考量所有的证据、证词。

我始终没有机会在陪审团面前慷慨陈词，看来白准备了。

这时，时间已经是12点10分。而法庭的午休时间是12点半到1点半。玛丽法官让陪审团进入另一个房间进行评议(deliberating)。她说：你们先评议一会儿，然后休息一个小时，1点半继续开始评议。你们有了结果，就按一下房间里的按钮。

最紧张的时刻到了！

由普通人组成的陪审团制度，在公众的心目中向来褒贬不一。很多人觉得后果难以把握。这几天的庭审下来，我感觉我们这边发挥的不错，但是，我还是有些紧张。

我出去上了个洗手间，就走回法庭里坐下。这时我看见秘书桌子上的灯在一闪一闪地发亮。我想起法官说的：你们如果有了结果，就按一下按钮。我的心里升起期盼。

过了一会儿，玛丽法官走了进来，她宣布，裁决结果已经产生。

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我们赢了，而且赢得干脆利落，赢得痛快淋漓。第一轮的问题，我们就以7：0拿下。后面两轮问题根本用不上。

费罗先生参与的案子中有100多个到了最后的裁决。他说我们这个案子是陪审团出结果最快的一次。许多案件的评议时间都是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而我们这个，不到十分钟。

也就是说，7个评审员，在走出屋子那一刻，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他们全部在裁决表的第一个问题那里，回答了No。

7个陪审员，没有一个华裔，甚至没有一个亚裔，还包括了一个认同老年人工作的西班牙裔，他们全部支持我们！

这个胜利，太漂亮了！

我和费罗先生紧紧握手，又把消息通知了店里，引起大家一片欢呼。

压在大家心头四年的大石被瞬间挪开，让人无比轻松。

十四、信心

很多一直关心我们这个官司的朋友们听说这个消息，都表示祝贺，都说：“对美国的司法程序和陪审团制度又有了一些信心。”

而我，在慢慢平静下来之后，才觉得这个案子和这个结果的意义，非同一般。

在美国有很多恶意诉讼，有很多碰瓷和诬陷。而多数公司、企业甚至个人，为了避免漫长的应诉过程，高昂的律师费用，以及不确定的后果，往往选择和解，花钱消灾。

这也就助长了那些碰瓷者的气焰，让这类的官司越来越多。不少企业和个人都深受其害。

我们这样一个小企业，由少数族裔组成，被人恶意诉讼，而对方的代理律师又非常有实力，咄咄逼人。

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我们硬是挺到陪审团阶段，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这个结果对于和我们一样被欺负的老实人和小企业，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对那些碰瓷者和在背后推波助澜的无良律师，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们的所有朋友和家人都知道这个案子；50个陪审员候选人知道了这个案子；7个陪审团成员从头到尾跟了庭审过程；法官、秘书、法警都熟悉了这个案子；最后一天还有两个年轻的实习生观摩了整个过程……。

这些人，会告诉他们的亲朋好友，他们的亲朋好友，还会告诉其他人：有这样一个案子，竟然打到陪审团，竟然大获全胜…..。

原来，小人物也可以不与邪恶和解，也能迎来公平和正义。

我们这个案例，也许会被玛丽和其他法官反复使用，作为后面判案的一个根据。

如果能够通过这个案子，促进一些法律法规更加完善，那就更不枉我们这四年的坚持。

而对于我们来说，假如当时同意以一万美元和解，加上已经付的9000多元律师费，我们花出去2万美元，换来一辈子的窝囊和气愤。我们会怀疑美国的司法制度，怀疑世间是否有公道。

现在，我们总共花了2万5千美元，赢来了一个碾压性的胜利。我可以一辈子都自豪地夸耀：我曾经打败了很牛的律师，并且在陪审团那里赢了全票支持。

给那些和我们有类似遭遇的朋友一点建议：

1、很多时候，从节省金钱和精力的角度来讲，和解的确比较“划算”。如果想和解，越早越好，不然律师费越来越多。

2、找个好律师。律师太重要了，找一个对你的处境真心同情，总设身处地为你着想的人。我很幸运，最后遇到费罗先生。

3、争取让律师给一个一次性付款的价格(flat rate)。这个案子我们最焦虑的时候，就是前两个律师不断寄来账单的时候。看见钱哗哗流出去，心痛；又对后面的花费无法预测，感觉心里没底。

当费罗先生接手后，费用都事先支付完毕，我们心理压力小了很多。庭审费，费罗先生一次性收了$3600。实际上庭审花了三天，之前还有两次去法院呆了半天又被赶回来，所以就是五天，还有八次延期，以及中间很多次电话、邮件沟通，和法官开会。费罗先生还要花时间准备庭审。我算了一下，整个庭审过程他至少花了40个小时，按照$360一个小时，已经快1.5万美元。

想象一下，如果我不是一次性支付了庭审费，而是按照小时付钱，那么，看见这么多费用每天不断叠加，心里也是会很难受的。

4、要对陪审团制度有信心。我参加了整个陪审团的筛选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严谨和公正的。而且不要低估人性的力量。即使是普通人，心中也有一杆秤。我的陪审团以史上最快速度，给了一个7：0的结果，说明人心向善，邪不压正。

打官司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事，希望没有人能遇上我们这样的事。不过一旦遇上，也只能面对。也许我们的经历，能给你们一点启发和鼓舞。

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我们用四年的时间，等来了一个正义的结局，并给很多人带来了对这个社会的希望。

2023年10月31日，万圣节，我和费罗先生一起，向新泽西高级法院提交了要求原告赔偿我们的律师费的申请(Motion for Bad Faith Attorney  Fees)。

费罗先生说，他打过这么多案子，还从来没遇到过被告赢了之后，把花掉的律师费要回来的，他也没听说过周围有这个事情。

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法律上，的确是有这样的条款，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实行。

但是，如果不去惩罚这些碰瓷者和无良律师，他们就会有恃无恐，就会一直钻法律的漏洞。

我不知道我们的申请是否被批准。我想，如果法院拒绝了我的申请，我会向众议员、参议员写信，我会通过媒体，争取公众的支持，来促使法律的改变。

不能总是老实人受欺负！法律也不能成为坏人的保护伞！

希望下一个好消息也能到来。

追求正义的道路比较曲折，但是，胜利的果实也格外甜蜜。

转载于：七彩娘娘

人物、旅游、移民

关于恢复十年签证的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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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GoBucks!

朋友转发了一个恢复回国探亲十年签证的请愿，

https://www.change.org/p/chinese-embassy-in-the-us-please-reinstate-visas-and-remove-obstacles-for-visiting-china

众所周知，疫情爆发之后，国内实施清零政策，回国的十年签证被暂停。回国探亲需要有紧急情况，必须要特别签证才行，手续很麻烦，很多人拿到签证后，亲人也走掉了。

前不久，清零政策结束，从国外回去探亲变得容易了，只需要48小时的核算检测结果即可，但十年签证还没恢复，还需要去申请新的签证，还是比较麻烦。现在的政策是每天都在变，比如新签证是没有十年的，但这几天有人说已经拿到了新的十年签证，非常混乱。原来都是网上或通过邮寄进行签证，现在恢复了到现场签证，跟过去差不多，但需要网约。其实，多年前我去巴西出差，人家就是这样。签证厅很少人，只有约了才能去，事先已经在网上填了文件。人家一下子就给我十年签证，我自己都没有要求。可惜我时间太少，否则会多去几次巴西。里约，桑巴，足球，海滩，都是我向往的。

回到话题。为什么要到一个公共网站去请愿？为什么不直接写电子邮件给大使馆？为什么大使馆不从利民的角度着想，尽快恢复十年签证？现在的国门并没有完全敞开。比如，从深圳入关，每天只有五万个名额，需要预约才行。但这还是没能说明不恢复十年签证。即使恢复了，并非人人都能马上回去，比如工作，票价等等因素。 所以，恢复十年签证也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回乡潮。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写信给使馆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公开请愿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中美都有政府，但管理方式完全不一样。美国是民选的政府，必须服务老百姓。除了选举，还有人民代表，国会议员，媒体，示威抗议等等渠道跟政府沟通。中国号称是民选，但真正的做法跟美国差别太大。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话太美丽了，但实际上又做到了多少？可以说还是缺乏执行的能力。外交部都在积极培养训练“战狼”似的外交人员，甚至还能有些武功才行，好对付领馆附近的捣乱分子。情况真的变了？需要战狼才能外交？难怪老一辈外交人员在怀念周恩来。和气除了能够生财，和气也能外交。

恢复十年签证绝对是利民的行为，此外还减少使馆的工作量，为什么不尽快执行？美国政府是美国政府的事，不要把老百姓卷入其中，尤其是自己的骨肉同胞。国内之所以有今天，除了改革开放，老百姓的辛勤劳动，没有海外华人华侨的帮助，打开国外市场，这能行吗？外交部除了外交，别忘了为老百姓服务的职责，否则还真不如回家卖红薯。

人物、娱乐、移民

黄昏恋问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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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梧桐之丘

我也想找个情人，那可真不好找啊。年老的吧下不去手，年轻的吧不好下手。远的吧怕不方便，近的吧怕走漏风声，不如我的我看不上，比我强的他又看不上我。以前吧是有贼心没贼胆，现在呢是有贼心有贼胆，可是发现贼没了。我就纳闷了，你们都是咋找的呢？（网络段子）

有的人好奇，海外的华人，特别是准备二婚的老人约会多久可以睡了？

依我看，问的人好奇心太大，而且对“睡”兴趣昂昂。问得没什么错，先给你开个玩笑：好奇心杀死猫。

各说纷纭，地域说，子女说，经济说，眼缘说，修养说，各种说。我说：只要两个人投缘，第一次见面就睡了，又如何？不要太看重睡，谁还没有睡过，是不是。要不怎么叫二婚呢。这里暂且不说年轻人，丧偶人。

男人与女人不是一个人种，男人是下身驱动，没思考，而女人靠脑袋思考。这是至死不变的“绝对”真理。当然，女人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当她恋爱了，智商归零，任谁的劝告都听不进去，私奔往往是女方的决定。

千万不要被男人的花言巧语迷惑，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把女人睡了。可能有些女人不信，哪能那么猥琐，高尚的男人多得是。哈哈，要么我早就提醒你了呢，用女人的思维去想男人，大错特错！你们不是一个物种。重要的话说三遍。

看看公园里的鸳鸯，长得丑的是女的，长得漂亮的是男的。是谁追谁呢？当然是漂亮的追丑的，而且是那种无耻下作的谄媚讨好。你自己都那么漂亮了，还给人家丑女唱歌，献殷勤，寒惨不寒惨？呵呵，这就是造物主的安排，你别用什么科学数据来证明，没有必要。

走在街上，丑男的旁边有个美女，丑女手边挎着俊男，怎么一回事啊。不是说好的靓女帅男，天设地造吗。问这种问题的人太幼稚。美人天生美，她/他并不介意，来的容易，不靠个人努力。而丑人则不同，生来就自惭形秽，特别喜欢美人，所以处心积虑想把自己捯饬美了，然后再猛追美人。他们的心思致密，反复演练攻取方案，把那个从不设防的美人打得七荤八素，糊里糊涂就被丑人按进被窝里就范。

理智是二婚的大敌。

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加理智。离婚的女人受过伤，企盼下一个男人给她一个安稳幸福的家，至少比前夫好。

离婚的男人何尝不是，下一次一定找个更漂亮，更年轻的，贤惠听话百依百顺拿出手还乐于做饭洗碗。做你的大头梦！

没结婚的男人就像钻石王老五，市场紧俏。法拉盛那些搭伙吃住在一起的男女是干什么的？男人吃香得很。

而女人心心念念想找个家，不然心里空落落的，可又患得患失，生怕再次落入虎口。反复掂量，权衡。很多人找到合意的男人，先处着，能过的话将来就成家。我告诉你，正中男人下怀，再次提醒你，“男人只想睡女人。”说他不喜欢睡，那是他对你的性趣不够高。要么就是性无能。

男人有一坏，只要睡过了，他的架势就拉大了，摆谱了。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媳妇都是人家的好。一旦睡了你，将来结婚不结婚，生杀大权在他手里攥着。

在美华人大概情况是，男女都犯难。

有身份女人好像很矜持，50岁的还想找同龄的，60想找60的，这就很麻烦，因为男人就想找年轻的。

男人简单，年轻漂亮是检验婚姻能否有望的唯一标准。然而很多男人自不量力，不管自己什么能耐，不管有没有房产，有没有钱，只管心里骚。你的钱够吗？人家的孩子能培养吗？两个人单过二人世界现实吗？

睡，什么时候睡，睡多少次，睡的质量，都是学问。当然不必刻意追求或者求证，本来就是浪漫的事情被你精算就索然无味了。

笼统地说，温柔顾家会哄女人开心，给女人安全感的男人相对容易些，找那些想方设法办身份的女人上手容易些，第一次就睡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回中国大陆去找年轻的，那个系数就更大了。当然，无论在哪儿，还得需要男人的花功，就像漂亮的鸳鸯，要恬不知耻。对那些情商低得可怜的男人，对女人练习说一些自觉下贱的话，当然不是耍流氓的话。例如，我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合适的。见到你，我的心就踏实了。你说吧，让我怎么做才能与你在一起。

至于女人嘛，你就放心吧，只管慢慢挑。因为老天爷早已给你安排好了“天下没有嫁不出去的女人”。睡不睡，姐说了算。急死这帮臭男人！这也是为什么男人在美国找女人难的缘故。

睡，对准备二婚年纪大的人非常重要，就像吃饭一样重要，不可或缺，80岁该睡还得睡。然而睡多睡少，什么时候睡，因人而异，高兴就可以，不在乎是第一次见面还是第N次见面。

善意提醒：睡前由女，睡后由猪！

人物、健康、历史

2023新年悼词：从未活在当下，早已死于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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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五四

总要说点什么，才觉得自己像个人，在大家都不会说人话的时候，那就说点人话，没有什么新年献词，只有悼词。

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又惹人嫌弃了，话不好好说，不敢好好说，却又很想说点什么，以此维系自己当年社会脊梁的形象，哪有什么脊梁，都是软肋而已，最后只能输出一篇拧巴无比的浆糊文章。南方周末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南方周末了，即便当年的南方周末，也就那么回事，所以现在我们不必苛求或者期盼什么，南周自己也该歇了，割都割了，没必要每年都硬上这么一回青楼，总想撩拨起众人的情欲，可当兰花指翘起来时，挺尴尬的。你们最好的献词，就是给自己写一篇悼词，宣告死亡，不要总以为自己还活在当下，其实早已死于昨天。

真不如学习一下克里姆林宫对外宣传的主要喉舌“今日俄罗斯通讯社”，它的新年献词是向所有俄罗斯官员发出呼吁，希望俄联邦各地的官员无论官职高低，都应在2023年停止撒谎。这才是真的喉舌，喉舌的作用不是让你堵住老百姓的喉舌，不是让你扣帽子吓唬老百姓，不是只会说取悦领导却又让人民群众一眼识破的谎言……，但现在却有很多喉舌干着这样的事，这些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管领导的无能，是为了掩盖这种无能，是为了满足他们个人的私利和私欲，反而损害了集体的利益和上层的权威性。一个合格的喉舌是要引导舆论，缓冲社会情绪，建立舆论和社会情绪的减压阀和减速带，而不是让你封住谁的嘴，不是搞成社会情绪的高压锅，不是让你自说自话自我表扬，“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毛泽东的话你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实施。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些同志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这话非常适合某些地方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学习，比如在疫情这件事上，在对专家的专业能力这件事上，群众是有很多不满和质疑，那是因为防疫工作和专家本身出现了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当群众指出来并表达自己的不满时，怎么就被你们定义成撕裂和对立了呢？你们这种行为本身才是制造撕裂和对立。

在上述那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说，“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放眼当下，到处都是抓辫子的，戴帽子的，打棍子的，而且是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带头抓戴打，吓人程度直逼马保国大师的接化发闪电五连鞭。比如“而国内一些公知大V以西方言论为圭臬，围绕药物、疫苗、就医等民生关注热点，添油加醋炒作，无非就是趁着国内大规模感染，在焦虑的民众中挑起对政府的不满、愤怒情绪。”关注民生这件事肯定是没问题的，大家以前不关注，后来发现不关注不行，都快民不聊生了。再一个，不要一上来就制造对立，什么西方言论东方言论，说的是人话就行，而且大部分群众虽然羡慕西方极乐世界，但依然心系家乡东土大唐，或者你们把释伽牟尼佛封了，把《阿弥陀经》焚了，是他在这本经书里介绍了极乐世界位于西方，还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据西方有十万亿佛土之遥，这简直是西方势力的代言人。

你们也知道民众焦虑，他们为什么焦虑？不满和愤怒的确是可以人为挑拨的，但身处困境中的人民群众难道不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遭遇吗？还需要外人挑拨吗？说的群众像个傻子一样，正是因为你们这样的认知，你们这样的内容输出，你们这样的扣帽子打棍子，才更容易激起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以上，请胡锡进老师共勉。

昨天和今天，网易的新年献词在朋友圈刷屏了，“活在当下”“致敬每一个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内容就是盘点2022那些事，一幕幕场景再现，让人泪目，这种泪目的内容不需要多么精心打造巧妙设计，只是还原现实就可以，也没有所谓的感动中国式的内容，大家之所以落泪，与感动无关，只是触摸到了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无处诉说的委屈和沉重。跟南周的献媚之词比起来，网易的内容更像是献给普通人的，大家疯狂的转发，我明白是人群太饥饿了太委屈了。严格来说，它不是多么闪光的内容，它不是琼浆玉液，但是人们太需要了，干涸的心灵太需要了，网易扛住了生活的压力，只不过，腾讯注定要在网易的软肋上插两刀，删帖、禁言。网易号的愿景写着“让每一位创作者被看见”，那我想腾讯的愿景大概就是“让每一位创作者不被看见”，千万别说什么腾讯顶着压力，别说什么多不容易，别说什么理解，谁没压力，谁容易，我们也想理解，但理解来理解去，付出的一方总是我们，退让的一方总是我们，好像错都在我们身上，直到退无可退，最终连理解的资格都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网易视频里“那些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是不值得致敬的，他们不是凡人，连正常人都不是，他们哪里是扛住了生活，他们是被抓住了软肋的人，跪在地上苟活在当下，他们活过了2022，却未必能活过2023，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概率，生的计划，死的随机，一群可怜又可悲的人，谈何致敬，只是我们的生活太糟糕了，沉沦的太久了，所有的标准和底线一降再降，连活着，甚至苟活着，都要致敬了。人们总是想挖掘人性的光辉，而且是在他人身上挖掘，只不过找到了这光辉，却不是用来照亮前路继续前行的，人们只是想用这光辉来取暖，把他人点燃，自己在熊熊烈火旁，载歌载舞，像极了春晚。

对于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生存、如何活着，我是没有任何要求的，更不想做人生导师，只是内心有个很低很低的对同类的期盼，咱们可以活得很惨，但不要活得太蠢，文艺点表达就是，“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可是蛆虫实在太多，而且都还幻想着以后自己会变成蝴蝶。

正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不堪的人和事的对比，所以普通成了优秀，正常成了卓越，常识成了真理，活着也成了勇气，所以致敬平凡人，讴歌正常人，从情感上我能够理解，大家抱抱团取取暖，特别是在当下的状态中。但千万别入戏太深，太深就成了“伟大抗疫精神及其弘扬机制研究”，就成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内生力量”，就和那帮专家学者没有什么区别了，也有区别，区别是他们有学术经费可以拿，何怀宏老师说，“一个读书人只有不靠学术吃饭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学者”，这么说其实那些人也是真正的学者，他们不是靠学术吃饭的，他们是靠不学无术吃饭的。

网易2022年的盘点，是有温度的内容，是给人心带来抚慰的内容，每个人都需要，但又不能给的太多或者说只给这样的内容是不健康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旦全身心投入到这种温暖而又安全的共情里，人们就会忘记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说问几个为什么。这些年，很多普通人包括医务工作者、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等等，都不同程度的付出了牺牲了，苦难当然是需要铭记的，但比铭记更为重要的难道不是反思吗？不是要问一下为什么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吗？这些牺牲是不是必须付出，有没有可能不必这么沉重呢？这些都属于老生常谈了，但现如今还不得不谈。很多问题我们得问，即便没有任何回应，我们也要记下这些问题，不能一句简单的“辞旧迎新”，一句简单的“祝大家新年快乐”，所有的事情就过去了，就翻篇了。如果是这样，那么每一年都是这样，每一年都是需要平凡人扛住的一年，就看你能扛几年。

疫情当然是令人不安甚至感到恐惧的，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但更令人不安和感到恐慌的是人，是那些借疫情防控之名放大了那种不确定性的专家和官员，但有一点又是很确定的，这些人的确实实在在增强了灾难性的后果。孔子见了都会曰：“人祸猛于天灾也！”柳宗元见了也会说，“孰知防疫之毒，有甚是病毒乎！”我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感受，因为专家的无能和长期胡说八道，本不应该也不需要成为专业人士的全国人民，正在逐步成长为专家，再这样发展下去，如果还有下一次疫情，相信全国人民都可以独立自主完成抗疫大业了。不要随便拿你的兴趣爱好挑战别人的饭碗，不然你真可能会把别人的饭碗砸了。

2022年我有点沉迷于抖音，因为上面有太多拙劣的表演，但正是这样的表演，很多人赚的盆满钵满，有些有操守的骗子，骗完钱跑路后还不忘开个抖音教育你，告诉你为什么上当，告诉你如何才不会再次被骗，甚至还有人说你再交点钱，他教你如何再把钱赚回来。刷一段时间抖音，你很快会明白，当大家的目标只有赚钱这一件事后，很多事情就变得简单了，面目也变得清晰了，当你知道别人的目标只有赚你的钱这一件事后，你的很多问题和疑惑也就迎刃而解了。比如说你不明白一个国士无双的专家，在抗疫这么重大而又严肃的关头，在救黎民百姓于水火的危难时刻，为何说出那么多大失专业水准的话，做出那么多不负责任的事，当你把他看成一个连花清瘟的头部带货主播，一个金牌传销讲师后，我相信你不再会有疑惑。

疫情期间，钟南山，李兰娟，张伯礼等院士，还有以岭药业董事长吴以岭的女婿贾振华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中药连花清瘟胶囊在新冠病人中的有效性与安全性：一个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这篇论文给出了有利于连花清瘟的结论，但试验本身并未采取国际公认的双盲测试方法，而且作者们也承认：“这个试验设计有缺陷。”论文中说：“由于疫情暴发的紧迫性且患者需要及时治疗，团队没有进行双盲试验，即研究者和受试者都知道真实的给药情况。此外出于人道考虑，研究也没有设置安慰剂对照试验”。看得出来，不论是这篇论文还是连花清瘟胶囊本身，都有很多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赚翻了赚麻了。赚点钱其实没什么，我想指出的是，几位专家的立场不够坚定，不够文化自信，他们大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双盲试验是西方制定的标准，我们中药不搞西方那一套，对于双盲试验我们有自己的理解。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

中国有两种神药可以医治百病，一种叫连花清瘟，一种叫热水。连花清瘟的药效一直无法确定，主要难点在于它的服用方式，毕竟吃它的时候都要喝热水，所以专家会怀疑它只是热水伴侣，蹭了热水的疗效。有人说连花清瘟可造成肝损伤肝衰竭，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注意度就好，就像另外一种神药热水，你不注意度，也会烫嘴。良药不仅苦口利于病，良药烫嘴也利于病。

现实生活正在迅速抖音化，有些时候我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在刷抖音的商业骗局，还是在刷现实生活中的新闻了，或者线上线下早已打通，抖音只不过是集中体现了现实生活中的龌龊和丑陋。当刘强东怒斥他的高管是只会写PPT的骗子时，我觉得大强子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意思了，会写PPT的骗子都是有专业素养的，抖音上的骗子不仅没有PPT，连脚本也懒得原创了，最近到年底了，千篇一律的都是“我准备拿出几百个w，交几十个朋友，帮助他们还清债务”，连身后的劳斯莱斯都是租的同一辆。这跟十几年前的富婆重金求子相比，仅仅只是把作为背景和传播平台的电线杆子，换成了租来的劳斯莱斯和抖音了，工具都互联网化和资本化了，思想还是没跟上时代的发展。我都想劝各地包机去美欧日招商的政府部门了，别浪费那个机票了，你们去抖音上交几个朋友，加入几个私董会就行了，他们带你们发财致富。而且刚抵制完人家又去招商，天朝颜面何存，特别是苏州，怎么好意思去日本招商，在苏州日本风情街被粗暴对待的穿和服的女孩，恐怕还没走出阴影吧。

疫情防控放开后，我想最累的就是中国人民和历史了，卫健委一开新闻发布会，不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交给中国人民和历史回答。针对中国疫情防控是否放开太快，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次调整的快慢问题，我想历史会证明这一点。”其实不仅历史可以证明，病毒都可以证明，这样毫无征兆的放开，把病毒都闪了一下。前不久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实践充分证明，我们国家的疫情防控策略政策符合我国国情，科学有效，得到了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看完总有一种“卫健委严肃约谈人民和历史，二者彻夜未眠做证明题”的感觉。

我们总说三年疫情如何如何，说的好像疫情已经结束了，其实并没有结束，虽然我们内心总有种辞旧迎新的盼望，但病毒并不会随着新的一年到来而自动消失，人们内心没有以往迎接新年亲朋团聚的喜悦，多的是一种兵荒马乱的焦虑不安，甚至有一些人已经失去了至亲至爱。一切都会过去的，这就是时间的疗效，但是怕的是一切还会重来，这也是时间的功效。这片土地上永远不缺言说者，不缺吹哨的人，不缺指出皇帝新装的小男孩，不缺孤勇者，可这些人被砍了一茬又一茬，同样的悲剧却从未减少过，甚至愈演愈烈越来越荒诞，而这些人总有被砍光的时候，虽然勇气的种子依然在，可这片土地早已不会发芽了，种子种在当下，但它早已死于昨天。

2022年12月17日，由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冠中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伟大抗疫精神及其弘扬机制研究”开题论证会以线上方式举行。对于别的事，我是不担心这些专家具备搞成的学术能力，但不学无术的事，他们还真有希望做成。我很担心他们的学术成果会被应用于下一次天灾而酿成人祸。这种事情以前我们当个笑话看看就行，现在却很有可能变成现实，就像1970年云南海通大地震后发生的事。那个年代，大地震发生后，灾区人民主动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于是各地源源不断地送来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领袖像章。这当然不是什么灾民的主动要求，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的领导拍脑袋做出的决定。当时云南的官方还发出通知，不搞捐赠活动，已捐赠的东西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的精神救灾结果可想而知，直到1982年，官方才首度公布了死亡人数：15621人。震级7.7级。

2022年发生了很多大事，网易尽力一一列举了，有种鸟雀仓惶、秋蝉悲鸣的感觉，或许他们也清楚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2023就要来了，日子并不会变好，面对突如其来的离去，我们都要学会告别，“我们该怎么告别呢？”“像当初见面时那样。”再见，朋友们。

人物、时政、移民

女博士杨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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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又普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高喊男女平等，但实际上是很难平等的，在我周围的朋友圈里，高学历者众多，但女博士的比率却很低，屈指可数，杨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人。大约在1958年前后，杨女士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干部家庭，从小聪明伶俐，智力超群，很有语言天才，身为湖南人，普通话说的非常标准，没有一点地方口音。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中国的学校被关闭，但杨女士没有停止学习，她在家庭的影响下，努力学习英语，进步神速，很快就成了当地一所学校的英语老师。1976年毛泽东去世，次年恢复大学入学考试，12年的毕业生云集一堂，全中国共有570万人参加了高考，但只录取了27.5万人，大概可以说是1949年之后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吧。那一年，杨女士考取了东北某大学的东语系，攻读日本语专业。日本统治东北14年，所以那里的日语水平比较高。杨女士的大学同学们几乎全都来自东北，几乎全都在入学前就有很好的日语基础，只有南方学生杨女士一人连日语字母都没有学过。然而依靠她出众的天才与努力，很快就鹤立鸡群，傲视全班。

1981年秋季，在我们77级毕业前夕，中国进行了一次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大约有20万人左右参加了此次考试，共有9,363人获得了国内研究生的入学资格。接着，国家教委又从中选拔了900人作为出国留学研究生，这些人，一半左右被派往美国，149人被派往日本，其余的人则被派往欧洲、加拿大、澳洲等地。杨女士就是”首期留日研究生”149人当中的一人，是她们学校那一年唯一一位考取了国派留学生的毕业生。1982年3月至9月，在大连外语学院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出国留学培训，与我同班，因而相识。到达日本后，我们又一起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再次同学三年，相互间更为熟悉与了解。

在那个时代的留学生里，共产党员人数很多，有个别人高调做人，逢人便炫耀自己是个党员，更有甚者，每个星期都给驻日使馆打电话，汇报留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弄得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见了那种党员就躲得远远的。然而杨女士却是一位谦虚谨慎、低调做人的人，一直到我们分别十几年之后，我才听说她不到二十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筑波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杨女士与一位拥有日本国籍的台湾人谈恋爱，使她在留学生中名声大噪，并引起驻日使馆的干涉与反对。1988年3月，我们博士毕业，按规定应该回国效力，然而那时我们才发现，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回国。大使馆派来三位领事来到筑波大学，召集我们开会，责令我们回国。并对我们威胁道：今后不再为我们延期护照，这样一来，一年之后，我们大家就会成非法居留者。至于党员同学，不回国者一律开除党籍。那时，我们大家手中都是中国护照，无可选择，身不由己，大家吓得鸦雀无声。这时，只有杨女士一个人挺身而出，指出：拒发护照的做法违反了中国的法律，而且一个人的人生应该由自己来决定，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如果认为我们花了政府的钱，我们可以连本带利退还。这种“拿钱买自由”的方法是当时东南亚各国的普遍现象，然而使馆官员们好像以前从未听说过这种方法，深感意外，并当场严词拒绝。不过一年多之后，中国政府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国派留学生如果不愿意回国，还钱就可以了，并且还规定，以后出国的人，出国之前就要立下日后还钱的字据。我相信，杨女士是第一位向中国政府提出“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的人。当时，面对杨女士的慷慨陈词，使馆官员喝令我们大家退场，只留下杨女士一人与之舌战。当我离开会议室的大门时，回头看了一眼，杨女士以一敌三，已经泪流满面了。

拒发护照这种做法是驻日使馆的土政策，不仅违反了中国法律，也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中国驻美大使馆就反对这一做法，因为这就成了申请政治避难的最有力的证据。那时为了获得合法护照、滞留海外，众留日学生们真是做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约有以下几种方法：
(1)先暂时回国，避避风头，待稳定下来之后，再重新申请护照，二次出国。
(2)设法到美国去出差，向中国驻美使馆申请护照。
(3)设法与驻日使馆的一些官员相识，私下里送一些贿赂，即可合法延期护照。
(4)设法移民加拿大、美国、或其他国家，申请其他国家的护照。
(5)其他一些聪明睿智、妙不可言的方法，这里不便于详细介绍。

2017年6月，微信群把我们这批人重新联系到了一起，我们当年的149人除12人情况不详外，137人直接或间接地取得了联系，占总数的92%。在这137人当中，有65人陆续返回了中国，有72人定居海外，回国率占47%。这个回国率与当时“首期留学北美研究生”的回国率相比，算是比较高的，这与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可能有关，并且与驻日使馆拒发护照也可能有关。在八十年代，外国留学生想要留在日本，是相当困难的。而且想要绕过驻日使馆的阻挠，合法延期中国护照，也是很难的。我相信，当年杨博士的挺身而出、舌战驻日使馆官员，为日后提高移居海外的比率，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杨女士博士毕业后，与台湾男友结婚，两人都获得了日本某大学终生教授的职务，数十年后，其夫君成了系主任级别的资深教授。杨女士婚后幸福美满，夫妻恩爱，不久就怀上一对双胞胎。杨女士身材娇小，肚子里的两个儿子却茁壮成长，体积很大，导致难产。杨女士拼尽了人生最后的一点力气，勉强生下了两位宝宝，自己却陷入深度昏迷之中，数小时之后，杨女士死于产后心力衰竭。日本是个医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产妇死亡率几乎是零，然而这个小概率事件就落到了杨女士的身上，我相信，她的去世对日本医学界都有一些影响，此后，身材娇小的女性生孩子时，刨腹产的比率可能有所增加。

杨女士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惜抛弃自己的共产党党籍，不惜抛弃自己的中国国籍，舌战中国驻日使馆官员，为众留学生日后获得自由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她所提议的“拿钱买自由”这一方案，一年多之后被中国政府采纳，成为后来公费出国留学的国策，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一小段文章。谨以此文回忆历史，纪念杨博士短暂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衷心祝愿她冥福。
(张又普初稿于2018年5月13日)

资料链接：
大连外语学院：https://www.dlufl.edu.cn/
筑波大学：https://www.tsukuba.ac.jp/